托洛茨基在陈独秀最困难和受屈辱的情况下，给了他又一次最大支持和“荣誉”。二人之间相互尊重的关系，一直继续到托洛茨基1940年去世。
托、陈二人这时在思想理论上来说，总体上依然是“左”倾的，即中国经过短暂的民主斗争，就应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但陈独秀后来的思想，超过了托洛茨基，即超越了教条主义而回归理性。
思想转变的滥觞
陈独秀被托派开除所以没有成为事实，主要是因为托派中央在1935年3月，又一次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获。中国托派从陈其昌时期的稳健保守（实际上是无所作为）型，转变为极左派新中央的激进型，急于布置各地组织在日本侵略华北的严重形势下开展革命宣传和扩大组织。为此，他们宣称“不应该像史大林派那样夸大，但亦不应该成为尾巴主义”。在六个月工作计划中，他们规定做八项工作：一是《火花》至少出六期，开展一次募捐运动。二是《校内生活》至少出四期，并制定新的《政治纲领》，重要原则问题，对过去作一个初步的结束。三是通俗小册子至少出三种（国民会议运动；过去革命教训；国际“左派反对派”十年斗争史）。四是上海党员至少应发展一倍。五是上海至少应发展三个群众团体，参加三个群众团体。六是派人整顿广东组织，恢复北平、青岛组织关系，准备全国代表大会。七是与国际通信，至少有两次。八是成立青年团委员会。
在城市里的共产党组织多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摧毁的情况下，托派却如此大胆地行动，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实际上，当时托派的动向已经被特务所掌握，正如伊罗生向托洛茨基汇报提纲中所说：国民党特务曾向刘仁静表示：他们“几时要他来”，便几时可以捉他。刘仁静如此，实际上整个托派的处境也是如此。伊罗生在托派新中央成立后，认为中国托派工作走上了正轨，于是雇用刘仁静当翻译，一起去北平，搜集资料，以便写一部真实的《中国大革命史》。当时刘仁静化名为柳鉴明，每天到北平东城大羊宜宾胡同一号伊罗生的住处收集各种报纸上关于政治、经济、农村共产党和国民党等新闻，译出供伊罗生使用，重要的还做成剪报资料。但是，1935年3月22日早晨，刘仁静携妻陆慎之及两个幼儿回湖北应城县原籍省亲，他们到前门火车站时，警探也随之而来，搜查行李时，刘仁静“表示出惶恐紧张。因为非常紧张，竟致将一些可以入罪的文件带在身边”。这里说“可以入罪的文件”，就是托派内部关于“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刊物、传单和如何“推翻”的讨论集。警探于是认为抓到了共产党，把刘仁静一家人带到局里审问，后移送河北省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拘押。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整理委员会得讯如获至宝，立即持公函把刘仁静调到该会审理。函称：“贵院寄押共犯柳鉴明。在侦查期间经敝会提出询问线索关系，倾奉中央电令为柳鉴明即共产党托派领袖刘仁静，案情重大，着敝会负责押解送京办理。”[56]“询问”结果，果然是“共犯”，于是，刘仁静夫妇先被转送北平市公安局，5月8日，国民党市党部从公安局直解南京。[57]
刘仁静在与陈独秀争论时，本来就认为只有经济复兴后才有条件搞革命，后来因受了陈独秀的多次批评和讥讽及青年托派极左派的压力，才勉强放弃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被捕事件的发生，再次证明了自己原来的观点是正确的，于是就动摇起来。在国民党训政人员的开导下，重拾中国现在应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不宜进行革命活动的观点，国民党优待他，将其转入南京反省院，他用自己的理论知识，在反省院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做其他犯人的“开导”工作，出院后，投奔原“我们的话”托派骨干梁干乔主持的训练班，该训练班由胡宗南部所办，专门从事反共宣传并对投奔延安的青年进行“政训”。
刘仁静在北平被捕，四个星期以后，在上海的托派组织，由于一个混进水电工人托派组织的国民党特务告发，史朝生等四名常委在一次开会时，被一网打尽。[58]
托派中有人说两个外国人李福仁和伊罗生也同时被捕，因为他们的“洋人”身份，打了一顿后放了。笔者曾把这个情况写进由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出版的《中国托派史》。现在看来有误。新发现的伊罗生向托派国际提出的《备忘录》中说：“G同志（即李福仁）与警方之间也发生了一点纠葛，警方早知道他和我们组织有关系，不过直至目前（即1935年8月）为止，他们不曾对他采取任何行动。”伊罗生在北平的活动由于刘仁静的被捕，北平警察多次上门盘查，现在北京档案馆里，存有多件盘查记录，但没有逮捕的记录。一是伊罗生持有美国护照，中国政府不敢轻易冒犯，二是可能听信了刘仁静的口供：“伊罗生当日曾辅助共产党工作，出刊《中国论坛》，现在已早与共产党脱离关系……现在的思想及其论述对各共产党之工作情形不当之点，均有批评，故其现在只可云同情共产主义竟不满意于国民党，在客观地作一学识（术）上之探讨。”[59]他不久离华，回国写了一本《中国革命的悲剧》，因为他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托洛茨基的具体帮助、指导、审阅和修改，所以这是一本贯彻托洛茨基思想的中国大革命史，第一次向外部世界披露了中国大革命史的许多内幕。所以此著一时成为轰动世界的畅销书，尤其为反苏的西方国家所欢迎，也是中国托派竭力推崇的一部经典著作。
中国托派再次受此重大打击，使新中央重振组织的一系列计划和努力，又付之东流，组织又陷于一片混乱之中。李福仁想找到陈其昌他们，问问他们至少为了恢复一些实际工作（出版《火花》等），是否愿意合作。但是，李的思想很奇怪：等找到陈其昌时，李“对他声明：这是为了共同工作把组织搞活；但在政治问题上，他（陈其昌）的被开除仍旧有效”。[60]这哪是什么合作，简直是侮辱。于是，自然不欢而散。
幸亏这年夏天，王文元在乡下养病后又回到上海。他看到“此时刘仁静刘家良们合演的悲喜剧已经收场。易洛生走了。李福仁还在。领导机关根本没有，那时全上海大约只有二十余个反对派同志。大家觉得非重新组织不可”。[61]而陈独秀受了这次打击一点也不消极，把这次事件视为重振托派的好机会。王文元继续说：“狱中的独秀对组织很关心，他写信出来，主张由陈其昌、赵济和我，暂时成立一个三人委员会，着手整理工作。”李福仁也从这次事件中吸取了教训，似乎了解到一些中国国情和斗争的特点，主动与陈其昌及尹宽和解，经常与他们见面，也盼望组织能够尽快恢复，弥补过去冒失造成的损失。但是，开始时，陈其昌因受了太重的打击，不太愿意出山。陈独秀则抚摸着“老毛子”斯大林及其来华代表们强加的伤痛，对“毛子”外国人李福仁在这次事件中的恶劣作用更加不可原谅，甚至“万分厌恶”，“接连写出信来，力阻我们再和‘毛子’合作。”王文元了解这种情况后，与李福仁推心置腹地谈了一次话。王文元发现：“这是一位很忠厚老实的同志，绝非官僚，亦非冒险之徒。他只是一心要想参加工作，希望趁他在华之机，能给组织以多少帮助。可惜的是，过去他的热心却让刘仁静的野心给利用了，以致未能成事，抑且败事。”通过这次谈话，中国托派还弄清了李福仁的真实身份，即并不是刘仁静等一向所说的“国际代表”，只是一个国际朋友。李向王郑重声明，他只因职业关系来中国，因为是托派一分子，就要找组织参加，他从不曾向谁说过他是什么“国际代表”。所以，他得知刘仁静等一向把他说成“国际代表”，抬在肩上，在中国同志中招摇撞骗，“非常气愤”。
经过这次沟通，以及伊罗生与托洛茨基见面后，托氏与李福仁及中国托派重新建立了紧密联系，李福仁与中国托派的关系得到了改善，对今后工作的进行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王文元决心推动恢复组织的工作，他回忆说：“不久，从一次上海现有同志的代表会议上，推出了一个临时中央委员会，其中包括陈其昌、尹宽、蒋振东、李福仁和我。此时独秀方面，因得其昌、赵济和我的不断解释，总算对‘毛子’的合作也谅解了。”[62]
王文元的回忆，与1980年解密的托洛次基档案中发现的一份会议记录有点出入。这份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临时委员会会议记录》[63]的档案表明：这次会议召开于1935年12月3日晚，出席者除上述当选的中央委员外，还有原临委成员贺希、邵鲁。
因为这年8月伊罗生向托派临时国际和托洛茨基汇报时，曾按照史朝生中央决定，推荐列尔士（刘仁静）、史朝生二人参加即将成立的第四国际领导机构“总理事会”，由于托氏坚持陈独秀参加，变成了三人。但是，现在刘、史二人已经被捕，又传来了刘已经向国民党自首，进入了“反省院”，而史朝生又是大家痛恨的人物，于是，会议着重讨论了陈独秀参加总理事会问题，两派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李福仁指出，托洛茨基虽然知道陈独秀与中国托派其他同志之间存在种种分歧，但“仍然坚持提名陈独秀”。尹宽坚决反对地说：“陈独秀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假如我们考虑选他基于他的威望和影响力，我们就欢迎他做候选人……但是我们应当讨论他的政治意见，判定他是否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陈其昌说：“中国同志中没有一个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要把这两个问题分开，第一个问题：我们能否选陈独秀同志进总理事会。第二个问题：陈独秀是否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我们应当只讨论第一个问题。”
蒋振东说：“陈独秀的政治意见不能代表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因此联系到他够不够当代表。两个问题一定得合起来讨论。”
李福仁指出：“创建第四国际的任务，不止包括布—列派，应该包括所有那些见到第二和第三国际破产而需要第四国际的人们……现在的目的是联合所有赞成建立第四际的革命派到一个组织里来。”他正式提议：本组织赞成托洛茨基的提议，即陈独秀由国际书记处提名参加第四国际总理事会。
尹宽提出：我们接受托洛茨基的提议，同时我们告诉托洛茨基：我们（中国布—列派）不承认陈独秀的政治领导。
陈其昌说：“我们接受托洛茨基提议陈独秀作为总理事会候选，不管陈独秀与我们政治上有多少分歧。我们必须仅仅从第四国际的大原则来考虑这个建议。”
李福仁说，我们还不能说我们不接受陈独秀的政治领导，我们立场的方案尚未做出。这决议案只能简单地赞成陈独秀参加总理事会的提名，无任何保留。我们不希望为了未来的工作先疏远陈独秀。接受建议不需要加上什么保留。
双方争执不下，最后投票表决，四票赞成，三票反对，通过决议案：“我们赞成托洛茨基的提议，提名陈独秀参加总理事会。”
但尹宽还是保留说：“如果委员会举行投票，那得让全体同志们批准。”
然后，会议正式选举了新的“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李福仁为书记兼司库；宣委王凡西（负责出版理论机关报《火花》），另出一份政治机关报《斗争》（周报），主编为陈其昌；组织委员尹宽。
尹宽为什么说“陈独秀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强烈反对陈参加第四国际的总理事会呢？因为尹宽以前曾反对陈独秀1933年9月为托派起草的纲领，而在史朝生中央被破获后，1935年7月10日，陈独秀在狱中为即将成立新的托派中央机构起草了一份纲领式的文件《现局势与我们的政治任务决议草案》，再次表示他对狱外托派组织的关切和企图遥控，但遭到了尹宽的强烈批判。
尹宽写了约一万五千字的长文章《评雪衣的〈现局势与我们的政治任务决议草案〉》[64]和两封《给雪衣的信》[65]，痛加批判。
文章开宗明义地说：陈独秀的草案“代表史大林派的极左主义之另一极端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是又一顶新帽子，而且这个给他戴帽子的人，是与陈独秀一起经过大革命、转向托派、被党开除、促使托派由小组织走向统一的老战友、老下级。对于陈独秀来说，自然是刺激很大的。
文章总的观点是认为，陈独秀“右派接受无产阶级独裁的口号，但在实行上放弃这个口号即把它送到渺茫的将来，目前只是笼统的民主运动或国民会议运动。他们从反对直接夺取政权上，根本取消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从反对直接革命形势上根本取消了革命发展的一切可能的条件”。
从直到今天的中国历史来看，把无产阶级独裁“送到渺茫的将来”，是何等的英明见解。
陈独秀的许多政治主张，多从实际出发，较少考虑将来，将来到来时，他又会拿出新的对策来。但是尹宽却指责说：“在我们，苏维埃是目的，国民会议是斗争的策略和方法。但右派的愚蠢是把策略和方法当作根本路线，把国民会议本身当作唯一可宝贵的东西。”他甚至还说陈独秀“专门扩大反动的局势”，完全抹杀革命发展可能的条件，因而“根本取消了革命的斗争，只剩下空洞的‘民主的国民会议’”。
问题的严重还在于，这份尹宽于1935年9月4日写的“万言书”与陈独秀的草案一起，以铅印小册子的形式散发，表明了新临委的整个态度。实际上，这是整个托派中央的观点。甚至与陈独秀关系最密切的原临委书记陈其昌，也以他一贯谨慎的态度保持沉默。这就意味着，陈独秀的思想正在与托派新临委乃至整个托派酝酿彻底分裂。
陈独秀看了这份万言书后的气愤和厌恶，是可以想象的，他认识到他与托派内部占优势地位的极左派之间在革命性质与任务及“国民会议”口号问题上长期的争论，焦点逐渐明确地集中到民主的问题上。于是他对自人类由氏族社会以来民主主义发展史做了系统的研究。他在以“孔甲”笔名发表的《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66]一文中，得出了以下几个重要结论。
陈独秀《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影印件
第一，自有人类以后，“民主主义乃随着历史发展，而形成各阶段的内容与形态”；“在社会主义运动未发生以前，完成这些民主任务，乃人类进步之唯一的伟大目标。所以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
第二，“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做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不要把民主主义的要求当做仅仅是推翻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的手段而不是我们的目的。”
第三，“不断革命”之真实的意义，是“由无产阶级的政权来完成民主任务。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权，落后国的民主任务便无从完成。所以不能把完成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分成两个阶段，完成前者再进行后者”。
第四，无产阶级民主主义要“彻底铲除官僚主义”。“在这一意义上，在现时代，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民主主义势力的真正代表；我们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史大林不懂得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以官僚主义”；“蔑视民主主义的人，并不只是史大林，有许多浅薄的老布尔什维克党人，因为形式逻辑头脑的考茨基一班先生们，拿民主主义来对抗无产阶级独裁，他们也就拿无产阶级独裁和民主主义对抗，两方面都以为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独裁不能并存的，同样是形式逻辑的头脑。”
这篇文章表明，（1）他不再像五四时期那样强调民主产生于法兰西资产阶级革命，而是人类从氏族社会以来就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之一，即民主的“普世价值”；（2）他不再认为民主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而是人类共有的随着历史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文明成果；（3）1920年他把无产阶级专政当作更大的民主来接受的，并不否定和排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而是包容后者，这个传统，现在又继承下来，所以他批判斯大林与考茨基把二者对立是“形式逻辑头脑”。
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在执着于托洛茨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托派内部引起轩然大波。被陈独秀讥为在莫斯科“蔑视民主主义”的空气中熏陶出来的王文元回忆时说：“在我第三次入狱之前（即1935年夏至1937年5月——引者），我们新建的理论机关报《火花》，记得只出了两期……值得提出来的是陈独秀的一个提纲，关于民主主义的。它表示出这个中国启蒙大师思想上的新转变，他在不断跃进后的倒退。他比较郑重地研究了民主主义的历史发展。结果他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人类的历史主要乃是一部民主的发展史……民主是社会进步或倒退的最可信指标，它本身并不含有阶级性，更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社会主义者若在民主头上扣上某某阶级的帽子而加以排拒，则是反动而非进步的。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工人国家绝对应该比任何资产阶级更加民主。”
王评论说：“我们看到了独秀的文章，没有一个人同意。他把民主主义看成为一个超历史超阶级的范畴，还原成一个抽象的观念了。”[67]
鉴于这种情况，托派临委决定在机关报《火花》上，针对陈独秀的文章，开展一场关于民主主义的讨论。编辑部在前言中说，孔甲的文章登载以后，“已引起许多同志的回响。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使同志们和一切革命者对它有清楚的认识起见，我们认为应该进行一场广泛而公开的讨论”[68]。在这一期《火花》上，发表了四篇讨论文章。第一篇文章题为《思想上的重新武装》，署名“学文”，与陈独秀的观点一致，并且对陈的观点进行了阐述与发挥。现在无法考证“学文”是否另有其人，如果如王文元所说，当时托派内部“没有一个人同意”陈的观点，那么“学文”很可能是陈独秀的又一个笔名。
“学文”的文章说：“马克思恩格斯从没有告诉我们，说民主主义根本要不得，只有社会主义是好的。反之，他曾教导我们，无产阶级为民主主义而斗争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不可分离的。”民主主义并不是资产阶级才有的，“莫尔干告诉我们，人类生来就是民主的，自蒙昧的氏族组织的建立，一直到氏族社会的灭亡，约十万年的长期，民主主义曾倔强的生存着。后来因为经过奴隶制度和封建社会一、二千年的腐蚀，它才湮没无闻。卢梭研究过罗马的历史。他明白了这个真理。所以把民主主义从封建社会的埋没中发掘出来，力创天赋人权与自由平等博爱的学说。资产阶级藉助于这个发掘，于是来高揭民主主义，推翻了封建社会，但等到他们掌握了自己的政权以后，便连忙把它限于自己的阶级，这就是民主主义复活的第一阶段，也就是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这种形式的民主主义虽然非常褊狭，但较以专制主义，已是一大进步。无产阶级的生长，自然不能以此种民主主义为满足。他必然要努力扩大它，使它发展下去，把它应用到自己的阶级和广大的劳苦群众之上，即是要使它成为真正的人民大众的民主。十月革命完成的就是这一种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亦即所谓人民大众的民主，这是民主主义复活后的第二阶段。”“由这种民主主义发展的历史看来，我们可以说，全部阶级斗争的历史，亦即是民主斗争的历史。每个时代的阶级斗争，是由经济斗争为出发点，而必然发展为政治斗争，即民主斗争……”
“总上以观，我们可以说史大林学校里那些公式，只是些破铜烂铁陈丝杂草而已。然而不幸得很。我们这号称马克思主义的集团，竟还有人把这种破铜烂铁，当作无价法宝。他们口里唱着不断革命，心里却把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截然分开，说什么，我们志在夺取政权，对于民主主义，只能在某种时候，拿它与资产阶级对抗一下，它根本不是我们的事业和任务。因之说那些主张作实际民主斗争的人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取消派’（见商吉士的万言书及最近他的建议书）。还有人口头接受国民会议口号，心里却始终鄙弃它，把它当作资产阶级的议会，说什么国民会议只能够动员群众，不能作为夺取政权的口号，群众一起来便要把它去掉，将来只有在苏维埃口号之下才能夺取政权……”文章最后说：“我们的思想应该是这样：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是相互关联，并行不悖的。”并主张以这个思想“重新武装”托派组织。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陈独秀在与刘仁静、彭述之、史朝生等青年托派争论的同时，还在多篇文章批判商吉士（即尹宽）把“国民会议”的民主口号与夺取政权的“苏维埃”口号对立的思想。尹宽也有上述“万言书”应战的表示。所以，“学文”文章，很可能是陈独秀之作。还因为当时能批判尹宽者，除了已经入狱的史朝生等的“托派中央”外，只有陈独秀一人。
王文元以笔名“连根”立即撰文《论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69]，反驳“孔甲”和“学文”的观点，指出对孔甲同志《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一文的某些观点“我都同意”，“不过关于民主主义的一般见解，尤其是学文同志文章中所发挥的，我总觉得太偏向于另一极端了。”他认为民主主义不是资产阶级专利品，只有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即资产阶级会利用以为反对封建的武器，“无产阶级在某种情形之下，也能用以反对资产阶级。至于民主主义，就其政治的与经济的含义（即议会制度的统治方式，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等）来说，却仍不能不说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并强调说：“托同志说：‘少数的共产主义者，固然在现在已经知道了普选权是资产阶级形式之一，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把资产阶级统治消灭……’这句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陈独秀看后，又以“孔甲”笔名发表《关于民主主义的几点根本思想》[70]，进一步明确自己的思想，并批驳王的观点。
王文元继又写了《几点补充》，再次驳斥陈独秀，指出“由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桥梁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专政，一方面粉碎了旧的民主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的国家；另一方面建立劳苦人民的民主，即苏维埃国家。
王文元的这些“老生常谈”，更显出陈独秀的见解不同凡响，并促使陈独秀在晚年把这个争论继续下去，发表了一系列更加尖锐的观点。
在以上关于民主的理论层面上，陈独秀与托派开始分裂外，在政治层面，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也酝酿着分离。由于当时发生日本侵略关内的“华北事件”，全国反日运动又趋高潮。托派中央多少改变了以前陈其昌临委的保守做法，较积极地参加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来。特别是这年冬天发生的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北平学生为中心的反对日本侵略华北的“一二·九”运动，席卷全国时，华北的不少托派学生也参加了南下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的请愿。此外，他们以“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名义，散发了大量传单，提出他们的主张。他们能够有条件进行铅印，是因为他们设法夺取了原伊罗生主持《中国论坛》用的印刷机。据王文元说：新领导机关成立后，“第一件工作是建立一个自己的印刷工场。伊罗生本来留下一架小印刷机给组织的，但在史朝生等当权时出卖了，换来的一笔钱，也当作工作经费花去了。”那时他们没有能力买机器，就凭几个印刷工人的智慧，制作了最原始的“木架铅印机”，仅买一些铅字来，就能够印出两种颜色的漂亮报纸来，以致鲁迅见了误会托派是拿了日本人的“肮脏的钱”来办报的。从此，中国托派组织摆脱了“油印时代”，进入了“铅印时代”。为了维持这个“印刷工场”，还发生过一个小插曲：这个工场起先由两个工人管理，后来一个姓粟的叛变了，企图霸为己有，对组织实行要挟。于是，临委来了一次突然袭击：李福仁化装成租界里巡捕房的“三道头”，邵鲁与另一个同志扮成“包打听”，直入粟寓，将木架铅印机抢出。[71]
有了这架铅印机，托派的宣传效果大大地提高了。在一张1935年12月22日以他们散发的《告革命学生书》[72]中，在总结了五四与五卅运动的经验后，他们向学生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从事群众的革命运动，做工人和贫农的训练员”（这个口号与当时中共口号完全一致），并明确指出：“你们的运动只是群众的革命运动之发动，如果不把你们的运动与工农大众结合起来成为一种真正群众的革命运动，那你们的运动一定要失败的”；还指出反日斗争必须与推翻国民党统治相结合：“中国的命运取决于中国民众之解放的斗争。为能自由地做民族解放的斗争必须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的军事专政。”为此，向学生贡献三点意见：一是“各校组织真正代表群众革命意志的学生会，并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以统一指挥”；二是“斗争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三是“把你们的运动与工农大众结合起来”。最后提出15条口号，除“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和“第四国际万岁”，表示托派特色外，还有一条即“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与中共正在酝酿的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始发生对抗。陈独秀初期也是这个立场。
托洛茨基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流派，与斯大林派没有本质的区别。陈独秀参加托派内部讨论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批判极左派，用的还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目标是暴力革命推翻国民党统治。这与被列宁批判为“叛徒”、“修正主义”的主张通过民主斗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是不同的。关于这一点，除了上述陈独秀发表的众多讨论文章外，集中表现在1936年应茅盾《五月二十一日》征文写的文章《中国的一日》中。文章宣称：“在阶级的社会里，一个国际主义者的头脑中，所谓世界，只有两个横断的世界，没有整个的世界……若有人企图把整个的世界这一抽象观念，来掩盖两个横断世界之存在，而和缓其斗争，这是反动的观点”；“如果有人相信这利害不同的横断世界及横断社会，可以合作，可以一致，这不是痴子，便是骗子”。呼吁人们“不要做痴子，而受骗子的骗”。[73]他的意思是世界上只有阶级的对立和斗争，没有民族的对立和斗争，因此也没有什么阶级合作的统一战线。以此批判共产国际和中共提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及正在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陈独秀一贯的方针是，双方保持独立的前提下，在某一问题、某一事件上的“共同行动”或“联合战线”，反对一个屈服于另一个或一个政党加入另一个政党的“联合”。
7月1日，他以一个奇怪的笔名“鳦儿”撰写了又一个纲领性文章《我们在时局中的任务》，[74]用更明确的语言阐述上文的思想，开头第一句就说：“谁要幻想中国无论是中央或地方有权力的军阀能够进行解放民族的抗日战争，他不是骗子，便是疯子。”接着他分析时局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已深陷主要由英、日两国割据和争夺的半殖民地地位。在这个过程中，英国引进日本帝国主义排斥了俄、德帝国主义势力，但日本却又成为英国的竞争者。“一九一八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而企图吞并全中国，即在中国南方，亦不免要和英国正面冲突。”在这种形势下，在中国资产阶级眼中，反对侵略，完成国家独立，不是民主革命的任务，“而是可怕的赤化运动，他们为镇压这一运动，最后不惜与任何帝国主义者合作”；而“无产阶级所以应该左袒民族解放运动，只是因为这一运动有打击帝国主义的作用，没有这一作用的民族运动，根本是反动的。日本是全世界帝国主义的远东守门狗，英国是全世界帝国主义的首领，亲英反日和亲日反英的观念，都同样不应该一秒钟在无产阶级战士的头脑中存留”；而“联甲倒乙的策略”“应用到无产阶级为阶级解放民族解放时代的战略，这便是可耻的选择主人的态度！”
这里所说的没有打击帝国主义作用的民族运动“根本是反动的”观点，后来被托派中的极左派发挥到极致，提出了“中国抗日战争是反动的”观点，接着他猛烈地抨击莫斯科和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的《八一宣言》和朱德、毛泽东联名发表的《为两广出兵北上抗日宣言》提出的“联合阵线”的策略，是与各种反动派合作“欺骗民众”，而不是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他说：“中国史大林主义者，在去年八月一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不曾作任何解释，忽然由在山上建立中国苏维埃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对抗，一跳跳到‘愿意立刻参加各党派（不用说国民党也在内）、各团体、各名流（不用说杜月笙黄金荣也在内）、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号召所谓‘各界同胞’特别是‘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们’，‘大家都应当“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这样的全国‘各界同胞’大合作，比之前四个阶级联盟还要扩大些。心胸狭小的马克思和列宁，当然在醉梦中也想不到如此高明的革命战略（据他们自己说是战略）！”“然而，在这一丢丑的文件中，丢丑还不彻底，因为还有‘南京卖国政府’、‘人面兽性的败类蒋介石……出卖我领土’和‘蒋贼’这些不合时代的词句，还是一个缺憾；果然不久以后，这一缺憾便弥补起来了，在朱德领衔的中国红军致全国各省军事长官要求团结一致的快邮代电中，‘南京蒋总司令’的头衔，也赫然列入了。”
文章还严厉批评中共在五卅纪念示威中，“只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颇得英帝国主义的上海租界当局之赞赏，他们这种反日亲英政策，和蒋介石及一切高等华人是一致的！”
文章最后指出：“工农劳苦大众是民主民族斗争的主力军，所以阶级解放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是不能分开的……如果照史大林派的办法，号召工农大众及急进的青年，和资产阶级、地主军阀、买办、官吏，团结一致。这只是团结一致的和平、镇静、退让、投降，而不是团结一致抗日救国！”
紧接着文章对托派讲：“这一宣传鼓动，乃是我们的当前任务。我们不能追随机会主义者，舍弃民众斗争的康庄大道，而希望出奇迹。”
可见，中国经过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华北事件，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民族矛盾已经明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陈独秀的思想在这一方面还是相当落后的，落后于正在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的中共。同时也说明，这时的陈独秀的“左”倾思想与他批判的托派内部极左派思想，不过是程度的不同。据濮清泉说，陈独秀的这种思想直到这年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才开始转变。开始传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蒋消息时，陈独秀“简直像儿童过年那样高兴，他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对我和罗世凡说，我生平滴酒不喝，今天为了国仇家恨，我要痛饮一杯。他先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于是他把酒奠酹地上。他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说，延年啦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接着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我们见过他大笑，也见过他大怒，但从未见过他流泪。”当蒋介石获释回到南京时，他“感到惘然。他又一次像儿童一样发出奇谈。他说，看起来蒋介石的统治，是相当稳固的，不像我们分析的那样脆弱”。[75]实际上，陈独秀已经感觉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的确是民族矛盾压倒了阶级矛盾。这一次，他的政治敏感度虽然慢于中共，但却远远快于托派其他人。陈独秀终于有了由反蒋反国民党领导抗日，向拥护蒋介石国民党领导抗日的一个转折。
被打成“汉奸”及对鲁迅的评价
1936年，对于中国托派来说，还有一件致命的事件，就是被斯大林诬陷为汉奸，同时也殃及陈独秀。
1934年12月1日，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的基洛夫在斯莫尔尼宫走廊里被刺杀，凶手当场被擒，但是，在审讯过程中，包括凶手、知情人，一个一个被杀死，使此案成为千古之谜。以此为开端，苏联国内的这种大逮捕、大清洗持续了数年。
由于“莫斯科审判”本身是一个阴谋，所以，全部采取秘密审判逼供信方法，于是，关于托派，阴谋者很快就策划出一条“罪状”：1935年12月，托洛茨基在给俄国的托派“平行总部”一封信中指示：“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
据当时人回忆，外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的驻共产国际代表，绝大多数也被杀，但是中共的代表王明、康生却活了下来，是因为他们诬陷别人有功。
王明、康生为了自保，不仅诬告在在苏联的中共党员，而且诬陷已经回国的著名中共党员如参与建党的俞秀松等，致使苏联借新疆军阀盛世才的手，杀死了俞秀松、毛泽民、何叔衡等一大批中共骨干。同时，他们又在陈独秀和托派即汉奸的问题上大做文章。
根据苏联“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的莫须有罪名，他们首先在巴黎办的机关报《救国时报》，连篇累牍发表诬陷“托陈派”是“汉奸”的文章，竟然多达40余篇，有时专指陈独秀，出现满版“肃清日本汉奸陈独秀”的谤文。而国内各派无人相信，包括长征后首先到达陕北的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中央也如此。193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特别提到“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同盟”，呼吁共同“创立抗日的人民阵线，以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盗匪们的长驱直入”；“互派代表同我们与我们的地方组织共同协商具体进行办法……”[76]1937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也在武汉地区发行），还发表欢迎陈独秀出狱的时评。这两件事，前者发生在巴黎《救国时报》大造“托陈派是汉奸”谣之前，后者则发生在这个造谣的高潮之中。说明在国内，包括共产党在内，“陈独秀不是汉奸”的认识是清楚的。
但是，政治斗争的肮脏就在于为了需要，可以不择手段。陈独秀不是汉奸，虽为国内各界所共识，但“托派即汉奸”的舆论却很快被一些派别所利用。于是，不仅托派受害，其他政派也以“托派”为罪名，加罪于与托派毫无关系的政敌，甚至鲁迅也卷入其中。
随着日本侵华步步深入，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奉命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开始急转弯，号召全国各党派包括国民党及其特务组织“蓝衣社”在内，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鲁迅刚刚从“局外人”转到同情与支持共产党的革命立场上来，而在《八一宣言》中，竟把杀人如麻、刚刚刺杀了鲁迅的战友杨杏佛并时时威胁着鲁迅生命的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也指明为联合对象，实在令鲁迅难以接受。于是就与周扬等人发生了一场“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之争。
陈其昌了解到鲁迅与周扬们的争论之后，误以为鲁迅也是反对联合战线的，就以陈仲山假名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并送上托派中央机关报《斗争》《火花》等刊物，企图争取鲁迅。
其实，陈其昌这个行动有点一相情愿，因为一是鲁迅与周扬们关系弄坏，只是他与共产党王明派的几个人关系不好，特别是创造社、太阳社中的几位“宿敌”；而他与整个共产党，特别是他与身边冯雪峰为代表苏区毛泽东派共产党的关系，依然良好。二是他与周扬们的关系，毕竟是“盟友”，大敌当前也不愿彻底翻脸。而且鲁迅对他们尚有“自行改正”的期待：“事实会证明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但倘使他们真的志在革命与民族，而不过心术的不正确，观念的不正确，方式的愚笨，那我就以为他们实有自行改正一下的必要。”[77]三是王明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在上海的执行者，初期虽有右的缺点，但大方向是正确的。鲁迅毕竟是一个爱国者，基本上拥护的；他与周扬们的分歧，只是策略性的。如他当时对日本友人增田涉所说：“中国目前的革命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笔……等到这枝笔没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别的武器来，决不会在徐懋庸等辈之下。”[78]所以，鲁迅与周扬们的分歧并不是反对不反对联合战线的分歧，而是鲁迅担心“国防文学”的口号太含糊，会在联合战线中失去领导权，像大革命中那样再次被人“吃掉”，所以他提出“民族解放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来补充。
另外还有重要一条是，陈其昌的信是站在连陈独秀都不屑的极左立场上写的。信中首先攻击中共的“抗日民族联合战线的新政策”，说在1927年革命失败后，“不采取退兵政策”而转向“军事投机”；“放弃了城市工作”，“想在农民基础上制造Redds以打平天下”；现在“失败了”，又转向“新政策”；“放弃阶级的立场……要求与官僚、政客、军阀，甚而与民众的刽子手‘联合战线’”，断言其结果必然使革命民众“再遭一次屠杀”。信中承认现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无不欢迎中共的“新政策”，但又说新政策“越受欢迎，中国革命便越遭毒害”。进而又自吹说：“我们这个团体，自一九三〇年后，在百般困苦的环境中，为我们的主张不懈的斗争……几年来的事变证明我们的政治路线与工作方法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又坚决打击这种背叛的‘新政策’”。这显然是与鲁迅的主张背离的，鲁迅岂能同意？但信中却要鲁迅支持他们：“先生的学识文章与品格，是我十余年来所景仰的，在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个人主义的坑中时，先生独能本自己的见解奋斗不息！我们的政治意见，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评，私心将引为光荣。”[79]
鲁迅是一个原则信很强的人，对如此不顾大局、赤裸裸地攻击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共，又吹捧、拉拢自己的信，他的厌恶是可想而知的。而中共则派冯雪峰等人对鲁做了许多工作。所以，接到陈其昌信后，1936年6月9日，冯雪峰在鲁迅病重不能执笔的情况下，代写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进行报复性反击。信中一面以托派刊物印刷质量好为由，怀疑托派“下作到拿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一面颂扬共产党：“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80]过去，此信一直被称为鲁迅“病中口授”，1993年，亲历此事的胡风发表回忆录《鲁迅先生》一文，披露真相如下：
口号问题发生后，国防文学派集全力进攻。冯雪峰有些着慌了、想把攻势压一压。当时鲁迅在重病中，无力起坐，也无力说话，连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恰好愚蠢的托派相信谣言，竟以为这是可乘之机，就给鲁迅写了一封“拉拢”的信。鲁迅看了很生气，冯雪峰拿去看了后就拟了这封回信。“国防文学”派放出流言，说“民族解放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托派的口号。冯雪峰拟的回信就是为了解消这一栽诬的。他约我一道拿着拟稿去看鲁迅，把拟稿念给他听了。鲁迅闭着眼睛听了，没有说什么，只简单地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
到病情好转、恢复了常态生活和工作的时候，我提了一句，“冯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淡淡地笑了笑，说“我看一点也不像”。[81]
这封答托派的信，与其说是鲁迅的答信，不如说是一个青年共产党员冯雪峰的答信。自然，在向鲁迅读信时，鲁“只是简单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也是事实，这与当时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一是在不了解事实的情况下，对已经形成社会共识“谣言性的舆论”的无奈与勉强的认同；二是对托派反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