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元则说：在南京狱中的陈独秀知道此事件后，“大发脾气，问我们为什么会对鲁迅发生幻想。他认为，鲁迅之于共产党，无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图报，决不能再有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82]
我始终怀疑王文元转述的陈独秀这段评价鲁迅的话，因为这与陈对鲁的一贯的评价不一致。吴稚晖一是陈独秀主持共产党时期最痛恨的“反共老贼”又是蒋介石四一二反共政变的主要策划者；二是陈独秀的两个儿子，特别是陈延年，是吴稚晖催促所杀。陈独秀再糊涂，也不会把鲁迅比作吴，实际上，陈与鲁二人互相赞誉的情感至死没变。
1933年3月5日，陈独秀被加以“反革命”“叛徒”“托匪”等种种罪名，同时又被国民党以“叛国罪”关进监狱的时候，如上述，鲁迅却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高度赞扬陈独秀是文学革命的“主将”，是自己的启蒙导师；同时在另一文章中，赞扬陈独秀是一个“一目了然”的光明磊落的人。
鲁迅逝世一年之后，即全国抗战爆发后，陈独秀在赞成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公开发表《我对于鲁迅的认识》[83]，对鲁迅做出他的评价，依然如《新青年》时期那样，赞誉备至：
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
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
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狗，后来是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最后，陈独秀说到鲁迅对联合战线的态度是这样的：“鲁迅对于他所接近的政党之联合战线政策，并不根本反对，他所反对的乃是对于土豪、劣绅、政客、奸商都一概联合，以此怀恨而终……在这一点，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 * *
[1] 答吕澂的信，《新青年》第6卷第1号。“抚”，原意为轻按，也有循据之意，即崇奉遵循。
[2] 天津《今晚报》2002年4月26日。
[3] 向宁：《堪称独秀 不愧风流——陈独秀联语琐谈》，未刊手稿。
[4] 陈独秀的题诗未署日期，但刘海粟的题记是“乙亥年十一月”应是阳历11月或12月。
[5] 转引自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89页。
[6] 昌、文、涅：《我们对于目前我作的意见》，《校内生活》第7期，1933年11月23日。
[7] 纪它（陈其昌）：《一年来上海组织现象的教训》，《校内生活》第7期，1933年11月23日。
[8] 纪它（陈其昌）：《一年来上海组织现象的教训》，《校内生活》第7期，1933年11月23日。
[9] 工军：《目前应该做些什么》，《校内生活》第7期，1933年11月23日。
[10] 《常委答复振东同志的一封信》，1934年6月15日，《校内生活》第9期，1934年7月31日。
[11] 《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一——福建事变与反对派》，1934年3月15日，手刻油印小册子。
[12] 区白：《对闽变的估计》，1933年11月29日，《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一——福建事变与反对派》，1934年3月15日。
[13] 区白：《我们的不同意见》，1933年12月27日，《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国民会议与苏维埃》，1934年5月12日，手刻油印小册子。
[14] 转引自雪衣《对于区白两篇文章的批评》，《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国民会议与苏维埃》，1934年5月12日。
[15] 列尔士：《福建独立之前途》，1933年11月23日，《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一——福建事变与反对派》，1934年3月15日。
[16] 雪衣：《对于区白两篇文章的批评》，1935年12月15日，《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国民会议与苏维埃》，1934年5月12日。
[17] 《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国民会议与苏维埃》，1934年5月12日。
[18] L：《福建事变与我们的策略》，《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一——福建事变与反对派》，1934年3月15日。
[19] 雪衣：《我们走那条路》，《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国民会议与苏维埃》，1934年5月12日。
[20] 区白：《评雪衣的〈国民会议与苏维埃〉——再论十月革命的经验》，《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国民会议与苏维埃》，1934年5月12日。
[21] 列尔士：《经济复兴与民主斗争——答雪衣同志》，1934年2月3日，《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国民会议与苏维埃》，1934年5月12日。
[22] 列尔士：《评区白的政治意见》。
[23] 《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国民会议与苏维埃》，1934年5月12日。
[24] 顽石：《读列尔士〈评区白的政治意见〉后》，《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国民会议与苏维埃》，1934年5月12日。
[25] 顽石：《我对于几个问题的意见》，1934年5月12日，《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三——现阶段的形势与反对派任务》下册，1934年10月22日。
[26] 《给雪衣同志的信》，1934年12月2日，托派内部油印小册子。
[27] 参见《坚决反对〈中国论坛〉上偷运反革命托洛茨基私货（提纲）》，《红旗周报》1934年1月；伊罗生《为〈中国论坛〉事给中国共产党的信》，《火花》第2卷第4期，1934年5月20日。
[28] 纪它（陈其昌）：《全体起来，制止无理的分裂组织！！！》，1935年2月6日，油印小册子。
[29] 这个大会是总部设在法国的“世界反帝大同盟”安排的。该同盟是国际统一战线组织，由各国著名的进步人士参加组成，如英国的萧伯纳、马莱爵士，苏联的高尔基，法国的古里久、罗曼·罗兰，中国的宋庆龄、鲁迅等。1933年9月，大会召开时，大同盟还派来了马莱、古里久组成的代表团。会后成立了“上海反帝大同盟”。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大会是中共突击布置、秘密召开的，9月30日只开了一天。因此托派自然被排斥了。
[30]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为号召全中国被压迫人民参加上海反帝大会宣言》，《火花》第2卷第1期。
[31] 顽石：《对政治“草案”和其他问题的意见》，1934年4月6日，《校内生活》第8期，1934年4月30日。
[32] 朝生：《目前反对派的政治路线是什么？怎样健全和开展我们的工作？》，《校内生活》第11期，1934年9月29日。
[33] 朝生：《与雪衣同志论召集代表大会问题》，《校内生活》第11期，1934年9月29日。
[34] 朝生：《给常委的信——论推动组织问题》，《校内生活》第11期，1934年9月29日。
[35] 纪它：《批评朝生同志的组织意见》，1934年8月1日，《校内生活》第11期，1934年9月29日。
[36] 《校内生活》第11期，1934年9月29日。
[37] 纪它：《批评朝生同志的组织意见》，1934年8月1日，《校内生活》第11期，1934年9月29日。
[38] 纪它：《评〈国际国内形势及我们的任务讨论提纲〉》，1934年10月8日，《校内生活》第12期，1934年12月11日。
[39] 朝生：《与反对派内部残余的官僚主义作思想斗争》，1934年8月12日，《校内生活》第11期，1934年9月29日。
[40] 胡（文华）、朝生、王（振华）：《关于“提纲”与“草案”——并答复对“提纲”的批评》，1934年11月18日，《校内生活》第12期，1934年12月11日。
[41] 《雪衣来信论对宋庆龄史大林派集团的策略》，1934年11月25日，《校内生活》第13期，1935年2月8日。
[42] 《校内生活》第13期，1935年2月8日。
[43] 《常委书记为目前组织纠纷事告全体同志》，1935年1月19日，《全体起来，制止无理的分裂组织！！！》，手刻油印小册子。
[44] 《雪衣给其昌、赵济、朝生的信》，《校内生活》第13期，1935年2月8日。
[45] 《校内生活》第13期，1935年2月8日。通告的日期是1935年1月20日。同时参见《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召开上海代表大会》，《火花》第2卷第7期，1935年4月。
[46]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42～243页。
[47] 原名赵志诚，化名邵鲁，山东四水县人，1928年起在美商上海中国电话公司当工人，1930年经贺希介绍参加托陈派小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并负责该公司的支部工作，发展托派成员。陈独秀主持托派中央期间，负责《火花》等刊物的印刷工作。这次任新中央委员后，以做李福仁和伊罗生的司机为掩护。
[48] 列尔士：《关于经济形势及其他》，《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国民会议与苏维埃》，1934年5月12日。
[49] 《雪衣最近来信》，1935年1月15日，《校内生活》第13期。
[50] 《校内生活》第13期，1935年2月8日。
[51] 连根（即王文元）：《对目前组织问题的意见》，《全体起来，制止无理的分裂组织》，手刻油印小册子。
[52]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21页。
[53] 《劳勃茨同志向国际书记处提出的备忘录》，1935年8月3日于巴黎，王文元翻译稿复印件。
[54]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331～334页。
[55] 《建立》（托派少数派机关报）第3期，1947年9月，手刻油印件。
[56] 《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务整理委员会公函》，特字第11号，1935年4月22日，北京市历史档案馆藏：J186-4-198。
[57] 《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务整理委员会公函》，特字第14号，1935年5月8日，北京市历史档案馆藏：J181-17-2590。
[58] 《劳勃茨同志向国际书记处提出的备忘录》，1935年8月3日于巴黎，王文元翻译稿复印件。
[59] 《柳鉴明（刘仁静）口供——河北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检察处民国二十三年度侦字第八号》，北京市档案馆档案藏：J186-4-198。
[60] 《劳勃茨同志向国际书记处提出的备忘录》，1935年8月3日于巴黎，王文元翻译稿复印件。
[61]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25页。
[62]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25～227页。
[63] 香港中国托派史料编辑室译发，1984年8月21日，复写件。
[64] 《肃清机会主义》，1935年9月4日，铅印小册子。
[65] 《给雪衣同志的信》，1935年11月15日，手刻油印小册子。
[66] 《火花》第3卷第1期，1936年3月10日。
[67]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43页。
[68] 《火花》第3卷第4期，1936年9月25日。
[69] 《火花》第3卷第4期，1936年9月25日。
[70] 《火花》第3卷第4期，1936年9月25日。
[71]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29页。
[72] 作者收藏的传单原件。
[73] 茅盾编《中国的一日》，生活书店，1936。茅盾是通过去狱中探望的汪原放约陈独秀写此稿的。
[74] 《火花》第3卷第3期，1936年9月25日。据郑超麟和濮清泉说，他们在托派内部刊物上，读到不少陈独秀用“鳦儿”笔名写的文章。何之瑜也将“鳦儿”的文章列入《独秀著作年表》。“鳦儿”即燕子、玄鸟。相传“陈”姓第一代是殷商时代的胡公。周灭商后封胡公于今河南淮阳一带，国号“陈”，首都宛丘。传说商是契的子孙，而契是其母吞燕卵而生的，即“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所以一些姓“陈”的知识分子，常以“燕”“鸟”为雅号。陈独秀取“鳦儿”为笔名，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呢？
[75]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
[76]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第137～139页。
[77]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之附文，《鲁迅全集》第6卷，第550页。
[78]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之附文，《鲁迅全集》第6卷，第550页。
[79] 陈仲山：《致鲁迅的信》，《鲁迅全集》第6卷，第608页。
[80]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鲁迅全集》第6卷，第610页。
[81] 《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1期。
[82]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38页。
[83] 《宇宙风》第52期，1937年11月21日。
十八 抗战初期的奋斗与挫折（1937～1938）
拒绝悔过 无条件出狱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了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8月13日，又向上海发动进攻，出动大批飞机轰炸国民党首都南京。陈独秀所住的牢房，有一次也被震坍屋顶。他躲到桌子底下，幸免于难，与去探望的陈钟凡（时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中文系主任）还“谈笑自若”。鉴于这种危难的情况，陈钟凡与胡适、张柏龄等商量联名保释他。但是国民党政府的条件是，除了有人保释外，还需要本人具“悔过书”。陈独秀闻之大怒说：“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并且拒绝人保，说“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他要的是“无条件出狱”。[1]
但是，当时的情势万分危急，释放像陈独秀这样的“政治犯”是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特别是全国学界及国民党中原北大出身的一些官员纷纷奔走。最后，行政院长汪精卫与蒋介石协商，不得不令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2]因为陈独秀拒绝写“悔过书”，所以要“设法开释”，政府自己要找一个台阶下。这也算是陈独秀的又一个传奇。
8月21日，司法院院长居正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了“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其中说道：陈独秀原“处有期徒刑八年……该犯入监以来，已愈三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似宥其既往，藉策将来。拟请钧府依法宣告将该犯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3]这里，“爱国情殷，深自悔悟”，就是他们自找台阶下的托词。以为捧一下陈“爱国情殷”，他就会默认“深自悔悟”了。其实，这个说法与当年判罪理由自相矛盾，当年判决陈是“危害民国罪”，而现在却承认其“爱国情殷”，岂不自打耳光？可见国民党政府在处理陈独秀出狱问题上的尴尬。
但是，不管怎么样，由于形势的紧急，又有蒋介石的指示，执法当局也顾不得这些了。南京政府21日当天就把呈文批下，向司法院发出了“国民政府指令”。
司法院接到“指令”后，当日“训令”司法行政部部长王用宾，称“现值时局紧迫，仰即转饬先行开释可也”。[4]
第二天，即8月22日，“宣告陈独秀减刑”的“国府明令”就在《中央日报》等各大报上刊登出来，宣称：“将陈独秀原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
与此同时，监狱当局也向陈独秀宣布了这个“明令”。陈当然不能接受“深自悔悟”的不实之词。照顾他生活的濮德志和罗世藩劝他发表声明：“爱国情殷”可以默认；“深自悔悟”必须更正。但是，一向“实话实说”、快人快语的陈独秀，既没有像当年法庭上那样极力抗争，也没有像让他写悔过书那样强烈抗议，似乎是“默认”了。濮德志后来回忆说：“陈独秀这个人是非常怪僻的，新闻记者来见他，本可乘此机会讲讲自己的主张，但他避而不见，把我和罗世藩气坏了。”其实，陈独秀认为，经过上次抗争和朋友帮忙，政府已经不让他写“悔过书”了，这次再拒绝“政府明令”，怕生枝节，遂争取先出狱再说。
于是，8月23日，陈独秀一生中最后一次出狱，出狱后第三天，他就给《申报》馆写了一封声明信，批驳“国府明令”中的“深自悔悟”。此信不长，文字精彩，是《独秀文存》之外的稀有佳作，全文如下：
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五载。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前此法院科我之罪，诬以叛国。夫叛国之罪，律有明文，外患罪与内乱罪是也。通敌之嫌，至今未闻有人加诸鄙人之身者，是外患罪之当然不能构成。迩年以来，国内称兵据地或企图称兵据地之行为，每役均于鄙人无与，是内乱罪亦无由周内。无罪而科以刑，是谓冤狱。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狱之赔偿，亦希望社会人士尤其是新闻界，勿加我以难堪之诬蔑也。以诬蔑手段摧毁他人人格，与自身不顾人格，在客观上均足以培养汉奸，此非吾人今日正所痛心之事乎！远近人士，或有以鄙人出狱感想见询者。盖以日来都中有数报所载鄙人言行，皆毫无风影，特发表此书面谈话，以免与新闻界诸君面谈时口耳之间有所讹误。
陈独秀（章）
八月廿五日[5]
本信寥寥数语，把国民党政府“罗织冤案”揭露得淋漓尽致。
但是，这声明信竟被历史淹没了约半个世纪。接到此信后，《申报》馆编辑部主持言论的胡仲持即与总经理马荫良商量，二人一致认为当年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罪判陈入狱，可以说是“冤狱”，应予“平反”与“赔偿”。但是现在非但不如此，还造谣说他“深自悔悟”。陈的信中表明两点，无不言之成理，在《申报》发表，自无问题。但采取什么形式发表，用“书面谈话”，还是用“读者来信”，一时不能做出决定。如处理不当，或是国民党“新闻检查官”通不过，或为读者所忽略，都不能达到陈独秀的目的，所以迟疑不决。同时，马、胡二人对于托派情况毫无了解，为了慎重起见，他们托胡仲持的哥哥胡愈之，听听共产党方面的意见。了解到共产党认为是否发表此信，可由《申报》自己决定。另外，从邮戳上看，此信是在战局紧急的9月9日陈独秀撤离南京逃往武汉前发出的，到上海时正是上海抗战最激烈之时，新闻热点已转向战况报道，而且受战争影响，上海各报都缩小篇幅，《申报》仅为一张半版面，又多为军事报道所占，陈独秀出狱的新闻，并不引起重视。于是编辑部决定“暂不发表”。但是耽误到11月10日，上海沦陷，12月13日，南京失守，15日，《申报》因拒不接受日方的新闻检查，自动停刊。[6]这样，陈独秀的这封信，在当时就再也没有机会公开发表了。不过，当时因战争压倒了一切，陈独秀和人们也不在意这个问题：陈独秀是否默认了“深自悔悟”的说法。44年后，当上海《党史资料》杂志从博物馆中挖掘出这封信并披露时，人们才知道他在这个问题上并未妥协，确是硬骨头。
对国民党态度的转变
陈独秀这次出狱，许多亲朋好友前来迎接，当然包括实际上已成为他的第三个妻子的潘兰珍和元配所生的三儿子陈松年。商议后，陈独秀决定先住学生傅斯年家。傅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语言所所长；几天后，因附近房屋被日机轰炸，主人避难他去，又于月底移居到陈钟凡家。但南京已是日军轰炸下的危城，虽吉人天相，两度免难，也实在太被动，他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虽然作为文人，不能直接到前线去杀敌，但他有口，有笔，这也是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于是在9月9日陈独秀乘轮船迁往武汉。朋友帮忙，最后落脚于武昌城内双柏庙后街26日。据王文元说，这住所原是一个桂系军人的旧式平房，但颇有庭园风味，最适合陈独秀这类大文人居住。陈独秀在流亡途中，能住上这样的房屋，也比较满意。
回想武昌城1927年大革命后期斯大林第三国际给他的屈辱生活，陈独秀重返故地，感慨万端。后来他给友人诗中，曾有“不堪回首武昌城”一句，道尽心中的苦涩。现在，他要在这里独立自主地大干一番，以洗刷过去的屈辱。
陈独秀出狱前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而复杂的变化。
苏联一边大肆制造冤案，残杀异己，严重削弱国内有生力量，一边为自保，先后与法国、波兰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同时利用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号召各国共产党人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虽然意在保卫苏联一国社会主义，但对各国共产党，特别是对中共路线的转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中共以王明为首的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1935年《八一宣言》发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呼吁后，12月中共中央举行的瓦窑堡会议，结束了“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统治，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并通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最终实现了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转变。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
面对如此巨大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一向对政治形势有敏锐观察力的陈独秀，思想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由“打倒国民党”，转变为“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
抗战之初，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战情绪高涨。蒋介石国民政府也较积极，国共合作较为融洽，打了一些“平型关”“台儿庄”那样的胜仗。陈独秀见此，很受鼓舞。他先后在南京、武汉多次发表演说，撰写文章说：“这一次抗战，军人确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力量，勇敢牺牲的精神，是可钦佩的。”[7]同时，他对抗战的前途也相当乐观，而且感染了一些失败主义情绪严重的人。还在南京时，他与胡适、傅斯年谈论形势，傅很沮丧地说：“我对于人类前途很悲观，十月革命本是人类运命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运命！”陈独秀说：“不然，从历史上看来，人类究竟是有理性的高等动物，到了绝望时，每每自己会找到自救的道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时各色黑暗的现象，只是人类进化大流中一个短时间的逆流，光明就在我们的前面，丝毫用不着悲观。”他甚至以半个多世纪的深刻的历史经验和观察，这样自负地说：“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当时傅斯年被他的话深深打动，说：“我真佩服仲甫先生，我们比他年纪轻，还没他精神旺，他现在还是乐观。”[8]
陈独秀之所以对中国抗战有如此的认识，一是看到了由于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国出现了空前的团结，一致抗日，结局必胜。他多次留学日本，深知日本国土之小，资源之贫，想灭亡中国如蛇吞大象，最后必败。二是他对这次抗战的意义有了比“救亡爱国”更深刻的认识。他认为这次抗战是“被压迫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压迫束缚的革命战争”；它不仅是“进步的”，而且是“革命的”；不仅是“反侵略战争”，而且是中国“六七十年来改革与革命的大运动之继续”[9]，“是第一次革命——辛亥革命、第二次革命——北伐战争之继续”，其意义，不仅仅是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是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宰割，完成国家独立与统一”，“由半殖民地的工业进到民族工业，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获得不断的自由发展之机会”。[10]为此，他在自己的“抗战纲领”中写道：“以推翻帝国主义者所加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障碍为此次抗日战争之最终目的。”[11]
要实行这样的抗战，承担这样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必须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有一系列的纲领和政策，并有组织实施力量，就是全国要有统一的领导。此时的陈独秀，已经超脱于党派之外，他考虑的是：谁能领导这样的战争，他就拥护谁，声称：“此次抗日战争，无论是何人何党所领导，任何人任何党派都应该一致赞助。”[12]他甚至抛弃大半辈子信仰的社会主义，“谁能够有实力有决心来领导这一战争，完成国家独立（即收回以前所有丧失的主权）与统一，并且能够解决农民问题，谁便能够安然掌权，建设他所主张的政治形态和工业制度：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13]
在陈独秀看来，当时，除了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没有这个力量。这是他拥护国民党领导全国抗战的基本出发点。
同时，他对国民党本身的认识，也与“九一八”“一·二八”时不一样了，不再骂国民党政府是“不抵抗”“投降卖国”的政府，而说：“因‘九一八’的刺激，反日空气弥漫了全中国，政府也有了二三年的军事上的努力，于是乃有今日的抗日战争。”[14]他甚至称国民党政府是“坚决抗战到底的政府”，“我们应该相信政府确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的了。政府曾昭告全中国人全世界上的人，‘中途妥协即千古罪人’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人民不应该再怀疑政府了。”为此，一直处于反对党地位的陈独秀，一再强调“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呼吁全国民众，尤其是“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以在野党的资格绝对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率权”[15]。并且提议：“政府要抗战到底，人民要援助政府使政府能够抗战到底……人民要政府抗战到底，必须赶快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16]。
可以看出，这时的陈独秀的确是个胸怀宽广、不计前嫌、光明磊落的人，不考虑个人的面子与得失，只从民族大义出发，满腔热情地号召人民支持国民党领导抗日救国战争，对国民党政府的有所作为表示一种很大的期待。
同时，他毕竟对国民党有着几十年的深刻的了解，因此在许多原则问题上，也持保留和谨慎的态度。当时，国民党千方百计拉拢他。出狱时，国民党中统局处长丁默也去迎接，要把他安排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暂住，显然是要与他谈“虚位以待”的事。他拒绝了。胡适、周佛海等人请他参加国民党的咨询机构国防参政会；蒋介石的亲信朱家骅（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教育部长和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甚至答应提供“十万元”经费和国防参政会的五个名额，要他“组织一个新共党”。他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17]对于亲日派周佛海等人，他更有警惕。在南京时，周等举行所谓“低调谈话会”，散布抗战悲观妥协论调，多次请陈独秀参加，交换政治意见，陈始终一言不发，而在他发表的文章和演讲中，狠批这种论调，甚至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言和即为汉奸》。
陈钟凡见此情景，给陈独秀赠诗云：
荒荒人海里，聒目几天民？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
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训。
陈独秀率笔和曰：
暮气薄大地，憔悴苦斯民，豺狼骋郊邑，兼之惩尘频。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溟何辽阔，龙性岂能驯。[18]
可见，陈独秀政治主张有所改变，但他的硬骨头品性没有变。
其实，他所改变的也仅仅是在抗日问题上，而且是策略性的。在民主与独裁的原则问题上，他一点也没有松口。所以，他在以上期待的同时，又强烈要求国民党改变一党独裁的统治，实行民主政治，减轻人民负担。他批评国民党，“提出思想信仰之统一为党派合作抗战的条件问题，这未免太过幻想了，而且对于各党派合作抗日是一种有毒害的幻想！”[19]在国共摩擦问题上，他批评国民党“未能抛弃招降的态度”，主张：“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及其他在野党派，都公开合法存在，要求他们全力抗日，而不采取招降的态度，并且不妨碍在野党对政府党政治的批评。”[20]在他的抗战纲领中，主张全民抗战，要求：“在野各党派及一般人民都应有政治的自由，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解除人民痛苦，如减少工人工作时间，解决贫农耕地问题，限制高租高利，废除苛捐杂税和保甲制度，停止征工、拉夫等。”[21]
由此看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把抗日与民主又结合起来了。如同他在1920年主持创建中共时，把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争取“多数人的民主”一样。真到他晚年和去世，民主是贯穿他一生思想中的主线。
陈独秀的民主主张，说明他的全民抗日的思想没有变化，他对敌后游击战更给予崇高的评价：“即令我们的正式军队节节失败，即令敌人能够占领中国的几大城市，只要全国广大民众无束缚的自由组织起来，活跃起来，敌人便无法摧毁这到处蜂起的几千万武装民众，这几千万武装民众之游击队的洪流，不但能够使政府的正式军队有反攻之可能，并且使敌人已经占领的地方，一夕数惊，不能统治。”[22]
但是，陈独秀期待的国民党实行民主抗日和全民抗战是不可能的。随着抗战的发展，他看到残酷的现实是全民抗战变成了国民党政府的片面抗战；国民党再次暴露出独裁专制的本质并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于是，他又由抗战初期的乐观论者，变成悲观论者，甚至“亡国论”者。他说：“政府军一败涂地，日本军占领了全中国的大城市，即亡了国。”连这篇文章的标题也用了《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23]
于是，他为抗战描绘的美好蓝图，被一一撕碎了：他提出的在野党一致承认国民党最高统率权的主张，变成了国民党“溶共”和统制各党派的最好借口；他提出的“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的良好愿望，也为他所担心的“无钱者出钱”和“抓壮丁”的残酷现实所代替。他抱怨政府“把救国公债的负担，加在仅能养家活口的小职员小商人身上，甚至加在身负各种捐税已经困苦不堪的农民身上”；对于城乡壮丁，“依靠拉夫形式，拿绳子牵着来强迫服役”[24]，等等。因此他的晚年，对国民党是失望的，而对民主政治更加渴望。
支持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 同时拒绝“回党三条件”
对于共产党，陈独秀也由反对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为拥护这个方针。
如前所述，陈独秀一面与托派内部的极左派激烈争吵，主张在某一问题或运动中与非托派政治势力建立“共同行动”式的联合战线；一面又激烈抨击王明等中共领导人提出的类似第一次国共合作那样的抗日联合战线。但是，形势强于人，面对日本侵略的疯狂推进，甚至炸塌他的牢房的屋顶，终于意识到非全民族联合，难以抗日。他的救亡意识，终于再次压倒阶级斗争和党派之争观念，出狱后，即到中共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的筹备处，向叶剑英、博古等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双方相谈融洽；后又与叶剑英单独交谈一次，向叶郑重声明：“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
陈独秀转向托派以来与中共的八年对抗，以他的民族大义和主动行为，得以缓解。但中共反应，先是希望陈“回党”，[25]后又提出苛刻的“合作三条件”，最后又诬其为“汉奸”，这使陈无比失望。
起初，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在1936年4月25日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中，有“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同盟”的名称，并且名列第六位。接着在与国民党谈判国共第二次合作，要求释放政治犯时，也并未对狱中托派落井下石，甚至发生叶剑英帮助罗汉寻找托派狱中难友王文元的事情：当时王文元因被单独关在“秘密拘留所”里，其他托派分子都已出狱时，他却踪影全无。罗汉到南京为营救狱中托派朋友时，就请中共“八办”主任叶剑英帮忙寻找。大革命时期，叶、罗二人同受党的派遣，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做政治工作。叶亲自陪着罗汉到南京各个监狱找了一圈，结果虽无着落，却留下一段佳话，使“顽固”的王文元念念不忘。[26]
陈独秀出狱后，中共中央理论刊物《解放》，还发表时评表示尊敬、欢迎和期待：“当陈独秀先生恢复了自由以后，大家都在为陈先生庆幸，希望他在数年的牢狱生活里虚心地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伍中来。”时评还注意到把陈独秀与其他托派加以区别：“陈先生出狱后，在武汉的第一次讲演中说到‘……这次抗战是一个革命的战争，全体民众应当帮助政府，世界也应当帮助中国……’这与中国的托洛茨基派的主张已大有差别。托派在目前抗战中主张打倒南京政府，狂吠‘左的’民族失败主义，这完全是汉奸理论，完全做着日贼别动队的作用。”[27]周恩来在进行这种区别时，还对罗汉说：“所谓中国托派，事实上亦很复杂……我可以大约将其分为四派：一派是赞成抗日的，你和独秀属之……”，并表示：“以后对陈独秀这一派的人，可以将‘匪徒’二字停止不用。”[28]
从以上《解放》的时评文章，到周恩来对罗汉谈话中，同时也可看出：当时中共视陈独秀等一派主张抗日的人为“钦犯被赦”。但是，陈独秀被捕后，一直在家乡从事陶瓷制作业、为人憨厚老实的罗汉，不解其意，到南京要求中共“八办”帮助营救狱中托派朋友时，在未与陈独秀商量（因当时陈独秀已经离开南京去武汉）的情况下，重提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时他与陈独秀等人提出的与中共“合作抗日”的提议。叶剑英和博古表示欢迎，但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中央。叶即一面电告中央，一面嘱罗汉亲自到西北走一趟，与中共中央直接联络，并给罗开了介绍信和旅费。罗汉先到西安，“八办”林伯渠主任亲自接待，并电询中央的决定。相谈中，林说：“陈（独秀）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的历史上有比别人不同的地位，倘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王若飞“自信与陈独秀共事较久，深悉其倔强个性，但中央看重组织问题，亦系党内自来之原则，第三国际的支部，决不允许第四国际或第四国际有关系的分子搀入，这乃是自然的事实，所以他极端希望独秀等几位朋友，完全以革命家的气魄，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过去一切的是是非非都无须再费笔墨唇舌去争辩”。[29]
因山洪毁路，罗汉被阻西安，未去延安。中共中央接电后，毛泽东认为中国托派不能与苏联托派相提并论，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但前提是：“陈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悔改。”[30]张闻天也这样主张。于是，二人签署向南京和西安发出了中央决定，同意陈独秀等在以下三条件下合作抗日：（1）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31]这并不是平等的“合作”。虽然在当时中共作为第三国际的支部、苏共的附属党，能这样对待中国托派已属不易。而不少学者竟然把此解释成中央要陈“回党”的条件，并把陈独秀在南京“八办”的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和罗汉的西安之行说成是陈独秀等“要求回党”的表示，真是牛头不对马嘴。“合作抗日”与“要求回党”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
陈独秀起初不知道罗汉的活动，知晓后，既不“予以鼓励”，也不表示反对，[32]显然是等待结果如何，再做表态。博古恐怕“三条件”会引起陈反感，嘱罗汉“不妨口头传达”。果不出所料，陈独秀得知“三条件”后，十分不满，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33]又说：“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无过还在未定之天，不写，有什么过可悔！”[34]对于公开声明脱离托派，他认为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于是他写了封回信和七条“抗战纲领”让罗汉给叶剑英和博古，作为他对中共的答复。博古认为陈的抗战纲领与中共中央的纲领“并无不合”，提议待周恩来、董必武到武汉再与陈独秀“交换意见”。后董必武果真亲自登门拜访了陈独秀，因为已有中央三条件，自然无结果而散。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三位研究人员（其中之一是笔者）成立陈独秀组，专门研究陈独秀后期（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的历史，并且联络安徽、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一些对陈独秀前期历史较有研究的学者，分工收集陈独秀一生各个时期的资料，准备分历史阶段编辑一部长达几百万字的《陈独秀研究资料》，以供社会上研究者用。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一位叫黄理文的老人，知道早期中共中央及陈独秀一些鲜为人知的资料，于是就请他写了一份回忆录，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就是他陪同周恩来等人去狱中探望陈独秀。
我们接此材料后，因为难以判断真伪，就由延安时期与胡乔木有交情的另两位同志出面，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请其向叶剑英求证，信的全文如下：
乔木同志：
您好！好久没见到您了，身体好吧，念念。我们在现代史研究所[35]的革命史研究室工作，最近收集研究陈独秀问题的资料中，接触到黄理文的一篇谈话记录（黄原是陈独秀的交通员，“四一二”前后给周恩来同志当交通员，后被捕，叛变），其中谈到这样一件事：
1937年8月，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叶剑英同志由庐山到南京。一天上午，恩来同志约黄理文（当时黄在中苏友好文化协会当秘书），陪同他和剑英同志去看望“反省院”中被关押的同志；下午，又要他陪同去南京老虎桥第一监狱看望了陈独秀。恩来同志对陈讲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后，陈表示：“党的路线完全正确，我完全同意。”陈还表示：“我愿意到延安去接受教育。”恩来同志听了很高兴：说：“这样最好，亲属也可以带几个人去。”临别时，周说：“我和蒋介石交涉，你就可以出来。你出来后，家里如没有别的事，可以到延安去。”但在周请示报告延安后，中央不同意陈独秀去。为此，陈痛哭流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