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据其它一些资料，陈出狱后，他本人及罗汉曾同叶剑英、博古等同志多次商量“回党工作”或“合作抗日”问题。但由于王明、康生回国后极力反对，康生并发表了文章诬陷陈独秀、罗汉是领取日寇津贴的“托派汉奸”，挑起一场论战，关系由此破裂。
我们认为，黄理文所述事实如何，对研究陈独秀晚年思想、政治动态，对搞清陈晚年同党的关系，是重要的。这件事，现在只有叶帅可以证实了，但我们无法去请示他。我们也知道您很忙，但此事只好向您求助，请您在便中请叶帅核实一下这件事，即：1937年8月，叶帅是否曾和恩来由黄理文陪同去狱中看望过陈独秀？黄理文所述有关陈独秀可去延安的谈话情节，是否基本属实？谢谢。
敬祝
健康！
附：黄理文的回忆录
（签名）
1981年1月21日[36]
此信发出不久，胡乔木回话说：问了当时任周恩来秘书的童小鹏，说黄理文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因此，我与林茂生教授共同编著的《陈独秀年谱》（1988年出版）没有收入这个内容。
不舍托派观点 深陷书生议政误区
极左派组成的已由彭述之为首的上海托派中央，闻知罗汉上述行动后，极为愤怒，并迁怒于陈独秀，立即在1937年10月1日发表重要声明，宣称：“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一贯地认为，要中国民族从帝国主义压迫下彻底解放出来，必须无产阶级起来，本阶级斗争立场领导全国民众，实行抗日。现在中国史大林党所执行的‘联合战线’政策，其本质就是阶级合作，其作用是民族解放斗争的制动机。因此史大林党本身已成了中国革命的巨大障碍物”；“今后匪特无与史大林党政治妥协之可能，相反，不根本粉碎它的革命制动机作用，则中国无产阶级与民族的彻底解放斗争，绝不会胜利。”[37]可见，托派与中共确是你死我活地对立着。
《声明》接着说到罗汉之事：“近有罗汉其人，以含糊的‘托派’名义，在南京在西安，向史大林党的上层分子接洽所谓抗日合作。按罗汉从前虽曾与左派反对派（本同盟的前身）有组织的关系，但五年以前早已脱离；既非本同盟的一员，自无代表之向史大林党接洽合作的资格，其行动亦与本同盟毫无关系。至于其接洽内容之违背上述一贯主张，当然无加驳斥之必要。恐外界误会，特此声明。今后如有与此类似的任何个人行动，皆与本同盟全体无关，合并声明。”
罗汉当日就给彭述之一个绝妙的回答：“弟自仲甫同志与兄（即彭述之——引者）等被叛徒背卖，遭受缧绁之厄后，对于一些言论似左行为可疑的同伴就存戒心，一直警戒到他们陆续叛变出去，还未完全弛懈，因此五年以来自己事实上与组织脱离关系，且亦不悉组织之如何组织也。此次赴京，纯本朋友之谊而图援助几位贞坚卓绝的革命老战士出狱，而西安之行亦为此而抗辩一串无稽之谣诬，并申述吾侪老友，最早主张发动全国武装抗日之事实，尚有‘一二八’一役时三人签名所提出之合作纲领可为考证。昨日在兄寓所，晤赵济、独清二位，说彭兄代表现在组织，因洛甫、泽东为商讨联合抗日问题致弟私电开列三条事件，决定弟写一申明文献刊布，以免世人误会上述弟一己经历之事件，与现在中国共产主义同盟者有缠夹不清之观测。弟亦因与此一崭新组织陌生到不曾知悉其何时成立。以故如此一节申明，亦惟有烦兄设法转达也。”[38]罗汉的信与陈独秀一样，不仅说明了他的活动与托派无关，而且表示了对其的蔑视，不知其为“何物”。
陈独秀也在当时回信上海，予回痛斥：“罗汉为人固然有点糊涂，你们乱骂史国（即中共与国民党——引者），尤其是骂史，虽然不是原则上的错误，政策上则是非常的错误。如此错误下去，不知将来会走向何处去！……我对于史合作，在原则上是可以的，可是现在谈不上，合作必须双方都有点东西，而且同一工作的对象不得不互相接触时，此时并没有这样的条件。‘合作’自然是胡说，罗兄向我也未言及此，你们又何必神经过敏呢？至于互相造谣臭骂，自然都是混蛋。都为教派所限，不曾看见共同的敌人。”[39]
陈独秀在说这话时，实际上是十分悲哀与无奈的。当时中共已经是有几十万党员并有军队的第一大在野党，而陈独秀身边只有几个人，甚至是孤家寡人，即使他任托派中央书记时，也没有几个人听他的。这就是他说的“双方都有点东西”，而手中没有“东西”，如何与人家“合作”。罗汉的奔走，自然是自讨没趣。至于他说的“同一工作的对象”，恐怕主要是指抗日武装。当时除广东和山东个别托派分子曾自发地拉起过一小股抗日武装又很快被消灭外，连托派中央都无武装，陈独秀手中更无一兵一卒，如何与中共八路军、新四军合作，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
这是陈独秀离开中共后，第二次表示出要与中共和解，也是最后一次。由于种种主观与客观的原因，又没有成功。其实，这原是陈独秀一贯的思想，即在一定阶段、一个特殊问题上（即抗日），双方“共同行动”，而不是“全面的政治同盟”，更不是一个吃掉一个式的“回到党内”。这是因为在革命的理论和路线问题上，陈独秀坚持原来的托派立场（所以以上他说托派中央“骂史……不是原则上的错误”），与中共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例如：
第一，他仍然反对中共关于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论断，认为中国“当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居领导地位”，“没有什么一半一半”。[40]他的逻辑是：只有说中国是“初期资本主义国家”，或“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封建残余的旧国家，而企图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新兴国”，才能解说中日战争的起因及抗战的胜利”；“如果中国社会真如共产党所说，还是封建或半封建，则对于日本资本主义之发展，还没有势不两立的冲突，对日抗战匪独不必要，而且不可能，以封建半封建的农业国之生产力，绝对没有能力对工业国战争，尤其不堪比较长期的战争”。[41]
第二，他仍然低估共产党的力量，说“中共人数远远超过我们，然亦只是些知识分子和没有一点工人基础的武装队”。所以，他主张由托派来做“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42]他没有估计到占人口80%的农民，一旦被中共有效地组织起来，其力量足以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
出狱后，他口口声声自己是无党派人士，实际是为了联系广大群众的一种策略，因为十几年的党派之争，削弱了国力，老百姓对党派之争十分厌恶，陈独秀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况且在党派之争中他始终是一个失败者，不管是对国民党，还是对共产党。但在这封给托洛茨基的信中，又暴露了他还是一个党派主义者，还是一个忠实的托派分子，离不开那些主义的教条。
第三，他反对中共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他还是从中国是初期的资本主义社会观及政治经济上“城市领导农村”出发，抨击中共“没有认真的了解和正确的把握住这一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时代性……所以才有超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幻想，所以才闹出‘山上马克思主义’的笑话，所以才有依靠农村攻取城市的错误路线……这一大串头脚颠倒乱杂无章的政策”，“遂至忽左忽右的乱跳，而进退失据”，并声称：“必须把所谓‘山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昏乱思想从根铲除，因为近代的一切大运动都必然是城市领导农村。”[43]
在这个问题上，又表现了陈独秀的教条主义的偏见。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及其指导下的各国革命来看，的确没有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先例，但是，中共原先的道路也是从城市到城市，如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曾亲自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暴动，在北伐军的配合下夺取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如所谓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及其失败后的南昌、秋收起义和广州暴动等，并一度取得胜利。但是，中国毕竟是一个农业经济为主的落后大国，由于城市中反动统治势力十分强大，共产党难以在城市取得胜利。
第四，他反对中共的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方针。他说：“抗战一年了，农民仍旧是隔岸观火”；如果“跟着以最前进政党自命的蠢材，大反其‘唯武器论’，和大唱其‘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大吹其‘大刀旋舞起来，“皇军”便要发抖的法螺’……中国永远还是农民无知、商人无耻、士大夫无知而又无耻的中国”[44]。他甚至说：“我们不能相信在新式兵器的现在，在今日的中国，现政府如果失败，别的党能够支持一省或数省政权继续抗战。”[45]
“唯武器论”与“城市中心论”相结合，使他得出一种荒谬的结论，改变了抗战初期对游击队和游击战的评价：“幻想专靠游击队来保护国家，便是天大的错误。就是正规军的游击战术即运动战，亦不可滥用……过去所谓‘红军’及山上的‘苏维埃政府’为什么到处失败，也正因为在军器上，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农村和小城市都不能够独立存在。在此次战争中，如果我们执迷不悟，过分的估计游击队和游击战术，无意识的帮助敌人更容易的占据了我们全国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击战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46]
在这里，陈独秀再次暴露出书生议政的弱点。他的观点，显然带有托派的偏见。
最后一次救国实践及其夭折
要说陈独秀一点办法也没有，倒也不是。他在书生议政后，决心要做一点书生从政的事，试验一种新的救国道路。
在对国民党失望以后，陈独秀决心要摆脱希望与中共“合作抗日”中的无力、无奈与悲哀，能使自己手中要有点“东西”，于是他与新来武汉的王文元协商，如何重新奋斗。王提出首先要在武汉办一个刊物。陈“立即坚决地否定了。他认为：不但无可能，而且无必要”；“旧的一套工作方法得抛弃，今后如果还想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起若干作用，必须采取新的方法，走新的途径”；而像上海托派中央那样，“坐在租界的亭子间里喊抗战，没有在实际行动上跨前一步，没有郑重地投身于政治的乃至军事的斗争。不论任何时候，任何条件，总是将革命之所有能事归结于办一张可怜的报纸”，绝“没有出路”。[47]
陈独秀首先“嘲笑那种天真的看法：从抗战中可产生革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说，抗战失败的结果是丧失了工业城市，溃散了无产阶级。如果战争延长，西南一带在美国支援下，可能发展点新工业，但无足以抵偿东南沿海的损失；因此，在抗战中，他以为决不能爆发我们所想像的革命，更不能以我们所设想的方式爆发出来。（农民的骚乱）只要国民党一天抗日，这些骚乱便不可能生长成打倒国民党统治的革命。将来，变化是多的，城市与乡村的不满也将日益增长，可是谁能领导这些运动呢？据他想，只有那些主张民主和自由，同时又拥有武装实力的党派。因此，旧的一套靠文字在工人中宣传，借此组织起来，实行革命的老想法，必须抛弃。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一方面以自由及民主的宽广政纲去团结反国而又不阿共的政治流派，另一方面则积极跑进抗日的武装队伍去，为未来任何变化预先取得有利于革命的可靠保证。”[48]
从以上王文元零距离观察陈独秀思想变化的状况中，我们看到了陈对托派传统革命路线的否定，也对共产党农村根据地方针的否定。虽然与上海托派中央比，他的思想方法不为任何教条主义所束缚。正如他当时对王文元常提到的列宁一个思想，认为列宁最了不得的地方就是不被马克思主义的现成公式所束缚，在不同的时间和环境，大胆地决定不同的政治口号与斗争方法。更可贵的是他强烈地跳动着一颗爱国的心，在热烈沸腾的抗日怒潮中，“我们绝不该再以背诵‘教条’为能事，必须设法实实在在地投身进去，积极地起作用”。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高估了第三种（中间）势力即民主党派的力量，而低估了国共两党反民主势力的力量。实质上，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从来没有真正地能够主导政局的中间势力。于是就决定了陈寻找“反国而不阿共”政治流派的努力最终失败的命运。
当陈独秀为以上思想急于寻找实践机会的时候，机会竟然出现了。
当时陈独秀认识了一位国民党的师长何基沣。此人原属于宋哲元部下的陆军第一二○旅旅长。七七卢沟桥事件时，打响中国全面抗战爆发第一枪的吉文星团，便属于该旅所辖。事后，何被擢升为一七九师师长。因作战挂彩，在汉口养伤。陈独秀对该部的爱国热情是很钦佩的。另外，这个军人还有一些特点给陈独秀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无任何不良的嗜好，更无军阀的粗犷习气，也没有虚矫的架子，夫妇俩住在一个厢房楼里，连勤务兵都不用。更重要的是，陈与何相谈中了解到，何坚决抗日，对国民党的领导无力深感痛心；而且半年来在华北的抗战实践，使他深深懂得，不将部队的政治认识提高，无法有效地抗日，更无法取得胜利。因此，在汉口养伤期间，他几乎读遍了汉口所能买到的有关抗日乃至一般社会科学的书籍，对陈独秀的抗日论著和演讲，自然也十分钦佩。因此二人相处十分投缘。学习和思索的结果，何决心要从汉口邀请一些革命青年，到他的部队里去，对兵士进行政治教育工作。而这正是陈独秀梦寐以求的好机会。
于是，二人很快就商定方案：以有限的土地改革来发动群众，借以增强军队的力量，谋取抗日的胜利。这也就把陈独秀抗战纲领中有关减轻人民负担，以使人民支持抗战，“有力者出力”的思想具体化了。
但是，王文元及后到的濮德志对这种做法心有余悸，怕重演大革命时期共产党的政治工作人员替军阀做“姨太太工作”的悲剧。陈独秀则认为毫无理由把目前的行动当成“军事投机”。
陈独秀批驳说：“情形是根本不同的”；“我们是穷光蛋，不是第三国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人家欺骗。其次，我们进入他的军队，目的虽然不在‘篡权’，可也不一味希望他本人变成革命……（他）可能会真心转向革命的，倘如此，则不难使这不小数量的武装力量置于我们的政治领导之下；如果不然，那末我们既然一开始就坦白地表明自己的面目与行动方针，自不难进退随意，不可能遭受任何损害。”[49]
王文元、濮德志终于被说服。最后，陈独秀与何基沣落实的计划是：陈派王文元、濮德志和另一个河南青年马某某，到何的河南内黄师部去，王任秘书长，濮与马为参谋。陈给他们的指示是：到军队中去的首要工作是兵士群众的教育，以及竭力造成群众的革命环境，即在辖区内尽可能发动土地改革运动，以便使军队同时革命化。[50]
与此同时，陈独秀在政治上也进行筹划第三种势力的工作。国民党在京沪战线溃退之后，战场西移，武汉成了临时首都，成了政治军事中心以及抗日群众运动新的发源地。一时冠盖如云，各种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为抗战事业所激发，汇集到这里进行紧张的活动。同时，武汉的地理位置和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也时时提醒着人们，这种情况是短暂的。所以，陈独秀利用自己历史上形成的个人威望，紧紧抓住身边出现的这个特殊环境，实施他的新方案。他积极和章伯钧、章乃器等第三党、救国会以及其他一些民主人士接触，企图组成一个新的联合战线，以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不拥国，不阿共”，为努力抗日，胜利后建立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为共同目标。[51]
陈独秀的这个努力，又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当时，共产党利用国民党因抗战连连溃退在国民中威望直线下降的时机，在武汉的中间势力中积极活动，并由宋庆龄襄助，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各个民主党派对中共产生了愈来愈多的期待。陈独秀认为“我们（他表面上否认托派，而言谈中却仍以托派自居）必须参加这一运动，藉以扩大我们的影响；打破我们自建的与人筑的围墙，且使这个普遍而真实的反国民党的群众运动不为斯大林党利用了去”。
陈独秀联络中间势力，主要目的还是想通过他们去争取群众。但是，陈独秀的这个努力，又遭到教条主义者王文元、濮清泉的坚决反对。他俩认为，要争取群众，首先要打破群众“对几个所谓民主党派可能发生的幻想。要打破他们的幻想，我们必不可与他们缔结联盟，必须保持独立。在具体问题上尽管可以和他们采取共同行动，但在思想与政治上，我们却必须对他们进行批评”。为此，他们俩又提出要办一张“我们的报”，以便发表“我们”独立的主张和对同盟者进行批评。陈对此“非常生气”。他觉得王、濮太重教条，太不懂政治，一点策略也不懂，与上海的托派是一丘之貉。而陈的性格特点是：一旦决心已下，就坚定不移，不容别人置喙，或者胜利，或者头破血流也不悔。王、濮不得不让步，试着走走看。于是，陈派王、濮代表他去出席第三党、全国救国会、桂系反蒋派和陈独秀派的“四派会议”。陈独秀希望能进退自如，如果谈判成功，他再进一步出面；如果失败，他就不出面了。可是王、濮是何许人也，人家看重的是你陈独秀的名望，到这个时候你还拿架子。所以，“代表”二人先后被拒绝。接着，罗汉来到武汉，陈又派罗汉出席“四派会议”，罗去了两次，也向他“告退”了。随后，他又派濮德志去开封请罗章龙，函招长沙的高语罕，希望这两位比较著名的被共产党开除又不投靠国民党的老相识，能支持他的“复兴事业”……
为了开辟一条有效的抗日道路，陈独秀真所谓煞费苦心。
可是，以上的军事谋划与政治努力，还没有结果，在国共两党的夹击下，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何基沣这位非嫡系军人的活动，时时都在蒋介石特务的监控之中。当王、濮等人买好车票，准备到何的河南内黄师部去的时候，蒋介石果断地掐断了这根线，免除何基沣的师长职，“着毋庸回任”。这使陈、何的精心策划，顿时成为泡影。去请罗章龙，罗断然拒绝；而函请高语罕，高迟迟不予理睬。最后得到的是：来自王明、康生强加的“陈独秀是每月向日本间谍机关领取津贴的汉奸”。虽然此事在社会广泛同情和陈独秀的坚决斗争之下，不了了之，但中间势力却把与陈合作视为畏途，纷纷离去。
就这样，陈独秀在1938年7月，在武汉失守之前，打发走王、濮、罗等，只身一人，进入四川，度过他孤独的暮年生活。这时，只有他的思想闪光，不再有任何的政治活动。就是说他一生轰轰烈烈的政治活动家的生命随着武汉努力的流产而结束了。
由于形格势禁，英雄难展冲天志，万般无奈泪沾襟。
“汉奸事件”
——陈独秀与中共彻底决裂
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王明、康生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制造的“托派即汉奸”的舆论，开始在国内起作用，除地方上的军阀利用这个罪名消除异己外，共产党内的肃托斗争，主要是在这年11月王明、康生回国以后开展的。在国统区，他们打击的主要对象就是托派，陈独秀首当其冲。
王明、康生回国时拿着莫斯科肃托的“尚方宝剑”，得知毛泽东的中央曾想与托派合作抗日，甚至传说要让陈独秀回党，歇斯底里大发作，在12月9～1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声色俱厉地表示，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可以与蒋介石及其下属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有人当场指出：“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说陈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52]
早在中东路事件时，王明就发表长文，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大肆攻击陈的正确主张，陈未予理睬；1931年王明的“左”倾路线上台时，曾通过一个决议，又说陈独秀为中央的托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应“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陈独秀也未予还击。现在他指使同伙康生在武汉公开发行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发表长文信口雌黄地说：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由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53]
康生文章的发表，犹如引爆了一颗炸弹，立时舆论大哗，不要说反共人士，就是非共和亲共人士，也群起为陈独秀抱不平，质问这种造谣中伤的罪恶，并理所当然地把此文当作中共的主张，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首先，为陈独秀抱不平的最具影响的是1938年3月16日开始，先后在《大公报》《武汉日报》《扫荡报》相继刊登的王星拱（武汉大学校长）、周佛海（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傅汝霖和梁寒操（均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员）、高一涵（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张西曼（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陶希圣（国防参议会议员）、林庚白（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九人联名公开信。信中指责说：
中国共产党内部理论之争辩，彼此各一是非，党外人士自无过问之必要。近来迭见共产党出版之《群众》、《解放》等刊物及《新华日报》，竟以全国一致抗日立场诬及陈独秀先生是汉奸匪徒，曾经接受日本津贴而执行间谍工作，此事殊出乎情理之外。独秀先生平生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为国人所周知。且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此风断不可长。鄙人等现居武汉，与独秀先生时有往还，见闻亲切，对于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为此代为表白。凡独秀先生海内外之知友及全国公正人士，谅有同感也。
此时王明正好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地位在周恩来之上，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也在他的领导之下，[54]见了九人公开信，非但不思退守，反而更加无理而愚蠢地进行反击，从公开信发表的第二天开始，指示《新华日报》连发数篇短评，说什么“陈独秀是否为汉奸问题，首先应该看陈独秀是否公开宣言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以为断”。[55]
陈独秀再也不能保持缄默，立即在当天写了一封《致〈新华日报〉的信》。信中叙述了出狱初期在南京和武汉与叶剑英、博古、董必武的接触情况，指出：
（他们）从未议及我是否汉奸的问题，并且据罗汉说，他们还有希望我回党的意见。近阅贵报及汉口出版之群众周刊及延安出版之解放周刊，忽然说我接受日本津贴，充当间谍的事。我百思不得其故。顷见本日贵报短评，乃恍然大悟。由此短评可以看出，你们所关心的，并非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而是陈独秀能否参加反对托派运动问题。任何人发现汉奸，只应该向政府提出证据，由政府依法办理。你们造谣诬蔑的苦心，我及别人都可以明白了……我明白地告诉你们：我如果发见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凭实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否则含沙射影血口喷人地跟着你们做啦啦队，我一生不会干这样昧良心的勾当。受敌人的金钱充当间谍，如果是事实，乃是一件刑事上的问题，决不能够因为声明脱离汉奸组织和反对汉奸行动，而事实便会消灭。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决不应该如你们所说：“陈独秀是否汉奸，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以为断”……来武汉后，为避免增加抗战中纠纷计，（我）一直未参加任何党派，未自办刊物。我所有的言论，各党派的刊物，我都送去发表。我的政治态度，武汉人士大都知道，事实胜于雄辩，我以为任何声明都是画蛇添足。你们企图捏造汉奸的罪名，来压迫我做这样画蛇添足的事，好跟着你们做啦啦队，真是想入非非。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牵着鼻子走的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这样吗？[56]
与以往爱冲动、发脾气的陈独秀不一样，这封信写得十分克制，入情入理，但相当有力。
《新华日报》没有刊登此信，但此信在其他多种报刊上出现了。围绕着以上康生诬文、九人公开信、《新华日报》文章、陈独秀的信，武汉各报纷纷刊文。这些文章大多为陈辩诬，指责中共，内容主要如下。
第一，对抗日阵营的损害甚大。当时日寇侵略极其疯狂，攻陷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后，矛头直指武汉，全国人民正同仇敌忾进行武汉保卫战，而康生的文章一度干扰了抗日的大局。这在客观上削弱了抗日阵营的力量。因为，陈独秀出狱后，已经声明以无党派的公开的身份出现，到处发表抗日演讲，连续发表抗日文章，再加上他的历史影响，已经成为具有重大影响的抗日人物，半年多的活动完全透明，现在把他打成“日本间谍”，这不仅是对陈独秀这位“中国并带世界性的文化与政治的伟人”的严重伤害，也是对整个抗日阵营的损害。当时一份国民党的报纸社论说：“过去惨痛的事实（指党派分裂、内战导致日寇的入侵——引者），我们不堪回忆，以后的事体，我们也不希望再会重演，要避免这种危机，只有大家能顾全大局”；“在这个国难严重的今日，我们还有什么可说？我们认定只有大家衷诚团结，只有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融合各党派的势力集中救国的力量，大家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奋斗努力，始足以救亡图存。到现在倘使还不晓得觉悟，竟日终年的潜心于内部的摩擦，并且由内部理论的斗争而反映到外面来，我们觉得异常的无谓，异常的可惜”；“关于党派问题，最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有个通知，希望大家少谈，以免影响社会人心惶惶不安，而现在又把这一套提出来讨论，这也是不应当的”；“关于目前这样严重关头，大家认定只有抗战才是死里求生的出路。今天一个刊物，明天一篇文章，汗牛充栋，书铺充斥，掛羊头，卖狗肉，破坏抗战阵线，混淆国家思想，这也不是抗战时期中所不应当有的现象。”该文最后写道：
我们认定大家既然许身党国，应当大家彻头彻尾的加以反省，“应该痛定思痛，认清敌友，戴罪立功；万不可稍存意气，重蹈以往的覆辙，骨肉相残”而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时急矣！寇深矣！华北数十万方里之土地，已经被敌人侵占；东南富庶的资源，也已经被敌人攫夺；无数万的民众被敌人残杀；大好河山，疮痍满目，我们还有什么心肠来闹内部无谓的纠纷！我们希望大家“以大局为重”！[57]
其实，中间人士敢于仗义执言者也不少，九人公开信中，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者之一的张西曼教授就是一人。他签署公开信后，曾给《新华日报》一信，强调说明他“为甚么敢负责为独秀先生辩护”的理由：他“在陈出狱后，作过数度的访问”，认为陈独秀“由他那抵抗倭寇侵略的坚决态度和对我所创中苏文化协会的伟大使命以及中苏两友邦联合肃清东方海盗的热烈期望中，可以证明他至少是个爱国的学者”，并诚恳地表示“在各种革命和救国力量集中在三民主义旗帜下奋斗救亡的现阶段中，自然是国家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除证据确凿的汉奸巨恶应由国家法律和民众力量痛加制裁外，断然要力求避免一切无谓摩擦和误会，方可群策群力应付时代危机。现在倭寇已囊括我资源富庶的十省，民众的牺牲痛苦早非人境，分化宰割，大难日殷，我们一般许身国事的志士，应该痛定思痛，互相谅解，认清敌友，待罪图功。万不能稍存意气，重蹈以往覆辙，骨肉相残，殃民祸国”。
但《新华日报》在3月19日却发表题为《不容含糊和小心上当》的短评，批评张西曼“态度是含糊的”，要张西曼对此问题“重新加以考虑和表示”，气得张生病一场。
此外，著名人士长沙吴国璋也公开发表文章呼吁：“从前有些人因为暴日侵略日亟，曾向国民政府提出停止剿匪的请求。现在日寇业已深入我国，我敢大声呼号，希望中国共产党不要再制造‘托匪’新名词，来增加国内纠纷！”文章又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各种书报杂志中，时常看到‘托派匪徒’一词，说他们是汉奸，首领是陈独秀先生。我以为很怀疑，以为陈氏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首领，现在中共骨干许多重要分子，都是他介绍入党并提拔训练而成的，如果他也做了汉奸，那么中国共产党还有人靠得住吗？如果事出诬陷，则中共干部分子在道德上言，既属负义不仁；在政略上言，又徒造人人自危的恐怖；在抗敌上言，则又未免陷于自相残杀的绝境。大敌当前，为什么他们要开这样大的玩笑？”[58]
第二，道德上对中共本身损害最大。王明、康生的诬陷，使陈受到重大伤害，如使其争取中间势力的努力付之东流。另外，中共本身在人们特别是民主党派中的威望受到的很大损害。因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正在民主党派中做统战工作，已经取得很大成效。但王明、康生的做法严重破坏了中共的形象，正如当时一本小册子序言所说：
陈独秀是中国并带世界性的文化与政治的伟人，而原告共产党则是中国并带世界性的大政党，至所涉及的问题又是民族抗战中的最严重的道德问题（是否“汉奸”）。以如此两造所引起的如此问题，自然有其重大的意义。因为这不仅关系一个人的道德，而且关系一大政党的道德。假如陈氏果真是证据确凿的“汉奸”，则他的历史人格即最后破产；假如事实并不如共产党之所攻击，则中国共产党便无法卸脱其有组织地迫害与诬陷异己之罪。[59]
而国民党的《大汉晚报》，发表署名文章带有轻蔑的口吻说：“凡人作事，应当光明磊落，不可鬼鬼祟祟，玩弄手段，然后才能得到人家的同情；否则绝对不会不失败的”；“我们是具有几千年文明的中国国民，我们作人，尤应有泱泱大国的风度……切不可学习落后民族那种狭隘，残忍，刻薄，凶狠，尖刻，毒辣等非文明人类所应有的胸襟——以恨为出发点的胸襟；否则，人类社会只有一天天的开倒车，而仍然回到野蛮的原始社会去。”两天后，该报又发表短评说：“夫尊重他人，即所以尊重自己。如政见之争牵涉人我之争，或竟不择手段，肆意诬蔑，此则不足以言政治，徒损一己之政治道德而已”；“以自诩革命党人出此下策，言之痛心，良深浩叹！”[60]
第三，在法律上使中共处于被动。王明、康生当然知道，一旦“日本间谍”“汉奸”罪名成立，在当时立即就要处决的。在苏联时，他们亲眼看到许多中外著名人士，甚至那些与列宁在一起战斗过的老布尔什维克，一旦被诬陷，就处决了，而且根本不要什么证据。在中国，他们也知道抗战初期的王公度、张慕陶也并非托派。王公度在桂系军阀反蒋独立运动中，曾立下汗马功劳，被称为桂系中的“第四号人物”，只是在全国形势逼迫下，桂系军阀转向“联蒋抗日”，但王公度不识时务，坚持原来的立场，再加上他在桂系内部争权夺利斗争中，遭到妒忌，才被杀之。但是杀了之后如何向外解释，他们煞费苦心，最后决定给他按上一个“托派”的帽子。[61]特别是张慕陶，原是中共重要骨干，执行“左”倾路线而遭到失败，被开除党籍的，与托派风马牛不相及。之后，他投奔阎锡山，表现出相当大的活动能力。中共领导的统战组织牺盟会，曾想争取他“归队”，为张所拒绝，于是张被戴上“托派汉奸”帽子。张从晋系到了蒋介石手下，蒋也拉拢他。最后终因他坚持“反蒋抗日”立场，被以“托派汉奸”罪名处决了。可见在中国也存在无须证据，诬陷其“托派汉奸”罪名就可枪毙的事例。这是苏联“肃托运动”再加上王、康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反复宣传在中国造成的恶劣影响。
于是，1938年2月，在巴黎的《救国时报》，抛出了一篇报道式的文章，以陕甘宁特区政府公审大会的名义表示：“我们要求政府当局效法广西枪决黄公度及延安公审三匪徒的办法，用枪决韩复榘的毅然手段，以铁一般的国法和军律，来搜捕、公审和枪决陈独秀、叶青、徐维烈、张慕陶、梁干乔等汉奸匪徒。”[62]
当时就有报纸提出陈独秀可以“反坐”中共，变被告为原告：“指人为汉奸，固为一时快意，不知此举不惟有违政治道德，更触犯法律森严……吾不知法庭相质，攻讦者又将何辞以对？”“法律应予反坐”。[63]有人也明确地指出：政府有“惩治汉奸条例”，现在各报所讨论的陈独秀事件，“若他罪证确实，自当处以应得之罪；否则说他是汉奸的日报杂志等，自亦构成诽谤之罪”；“陈独秀自可依刑法第三百十条起诉于法院”。[64]这使中共处于很被动的地位。
应该指出的是，在陈独秀致《新华日报》的公开信后，事件的另一个受害人罗汉，也发表了一封给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很长的公开信，以自己的经历，驳斥了《铲》文对他的诬陷，同时以抗战初期与这些中共骨干接触联系陈独秀派与中共合作抗日的具体过程，指出博古曾对他说：“据我自己观察，独秀的意见很少有和托洛斯基相同之点，故中央刊物近来已不把托陈并列一派。”后来罗汉责问周恩来，为什么在武汉出版的《群众》杂志署名汉夫的文章，竟加独秀以“匪徒”的称呼。“恩来兄说，那篇文章的‘匪徒’字样，他的确曾经勾去，后来不知怎样又被手民误植上去了。”恩来又说：“所谓中国的托派，事实上亦很复杂，如何分野个人亦不十分清楚，不过我大约可以将其分为四派：一派是赞成抗日的，你和独秀等均属之……”[65]这表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对陈独秀“汉奸”问题是有明确认识的。
但王明、康生制造的诬陷陈独秀为汉奸的事件，给中共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后来，周恩来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对各方面人士做了许多工作，并多次托人去看望陈独秀，并嘱陈在当时“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66]以免事态扩大。在共产党内很有威望的老人、与陈独秀关系亦好的徐特立，当时任长沙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也在陈独秀的学生何之瑜的陪同下，特意到武汉慰劝陈独秀，再加上武汉保卫战迫在眉睫，各路精英纷纷准备后撤，才使这场风波平息下来。
但是，由于是非不清，冤案未了，陈独秀仍耿耿于怀。他只答应暂时休战，准备将来“算总账”。他在给何之瑜的信中说：“徐老先生（指徐特立——引者）所说：‘事情是解决了的。’真使我莫明其妙！罗汉的事，有他自己与你们的信，我不愿多说。关于我，恐怕永无解决之一日。他们自己虽然没有继续说到我，而他们正在指使他们汉口及香港的外围，在刊物上，在口头上仍然大肆其造谣污蔑。我在社会上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人，社会自有公评，他们无情理的造谣中伤，于我无损，只他们自暴其丑陋而已。我拿定主意，暂时置之不理，惟随时收集材料，将来到法庭算总账……”[67]可是，接着他流亡入川，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他即病逝于这个阶段中，没有得到“算总账”的机会，在很多人眼中他还是带着“汉奸”这个罪名入土的，可谓遗憾终身。直到1984年，中共文件承认“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诬其为日寇汉奸，亦非事实”。[68]
王明、康生等诬陷陈独秀在海外受到抵制
在武汉，战局关系及周恩来等的努力，使诬陈事件未了。但王明、康生等在“汉口及香港外围，在刊物上，在口头上仍然大肆其造谣污蔑”，在香港的中共中央华侨委员会还令各国华侨的共产党组织，也继续进行诬陷工作。
1938年8月，陈独秀在重庆发表了《告侨胞书——为暹罗〈华侨日报〉作》一文。文中指出：“我们的民族运动，是站在各民族平等的原则上面……因此我们侨胞所在的地方，如果是一个民族独立国家，如果她不公开的直接加害于我们，我们便不应该站在自己民族利益的立场，或站在什么‘阵线外交’的立场，来妨碍别人以民族利益为本位的外交政策。这样的妨碍不但违反了民族自决的精神，而且只有迫着他们对我们益加疏远，甚至仇恨。”[69]
这是针对当时受中共领导的暹罗共产党（实际是纯粹的华侨党）在泰国搞极左运动而言的。据当时暹罗共产党领导人欧阳会老人回忆：
陈独秀的文章是暹罗《华侨日报》社长“老丁”（李慕逸）回国拜访陈独秀后约陈写的。老丁是反共拥蒋的国民党人，与中共领导的暹罗华侨党斗争得很厉害。由于侨党一开始就在极“左”路线指导下活动的，发传单，闹罢课，宣传“打倒泰国政府”“保卫苏联”；“工人无祖国”，而把“苏联当作自己的祖国”；更严重的是与当地的黑帮势力结合在一起，成立“锄奸团”，对卖日货的商人，若不公开登报承认错误，并向延安捐款者，立即实施暗杀，而且天天杀人，而被杀者一般都是国民党方面的人，把内战打到国外，造成暹罗社会的恐慌。暹罗政府因当时弱小，是被迫亲日的，对共产党极为不满，严厉镇压，但共产党以“抗敌救国会”“读书社”等群众团体的面目出现，政府也很无奈。老丁在“一二·九”时就写文章骂侨党扰乱社会秩序。但这个人是个老报人，办报纸很有一套，在暹罗很有名。当时因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华侨日报》也联合办报。他负责报纸的“社论”和“华侨公园”两个版，侨党负责“文艺”和“生活”两个版。这次老丁组织了一个“战地访问团”回国到重庆，并拜访陈独秀，自然讲到了中共侨党在泰国极左闹革命的情况。所以，“陈独秀写文章时对我们在泰国的活动是很了解的，他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我们极左错误的批评”。同时，老丁还办了一个《华侨周刊》，发表了回国时他们访问团与陈独秀的合影。
我们看了很震动。当时领导我们的中共香港侨委指示我们，陈独秀是托派，必须批判。因为这事发生在我们工作的地区。但是，怎么批？我们看不出陈独秀的文章有什么错，也不知道给鲁迅写信的“陈仲山”是什么人，更不知道“托派”是怎么一回事。于是领导上向我们提供三个文件：康生写的说陈独秀是日本间谍的文章；巴黎《救国时报》上骂陈独秀是“托匪汉奸”的文章；还有鲁迅给陈仲山的信（骂托派拿日本人的钱办刊物）。党的书记刘石就找我们开会，说：“陈独秀是汉奸，老丁利用汉奸来骂共产党，我们不能不管。”于是，决定刘石、杜子贵、如心写三篇批判陈的文章。当时我们共产党是非法的，不能以共产党的名义来批判陈独秀，于是我们决定用“读书社”的名义来进行。杜子贵是党员，但他以商人面目出现，专门做出版书的生意。如心是非党员，是教书的，但他文笔很好，写的诗和散文很有名，人也很正派。他不参加共产党，也不参加救国会，老丁找他来学校是为了冲淡颜色的，不要让我们把学校搞得太红了。于是我们决定让他来写批陈的文章。我的任务是在团里组织大家学这些康生等写的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