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如心来找我，表示自己不了解共产党，也不了解陈独秀，不愿写，说我是搞政治的，让我来写。我看他很为难，就把他的材料拿回来，我说我试试看吧。我们也有一个叫“我们”的读书社，刘石领导，我做具体工作。我也不了解陈独秀和托派，连陈仲山是不是陈独秀也不知道，于是我只好用这些文件凑了一篇文章交给他。刘石是我们的书记，写了一篇比较有分量的长文章。杜子贵也是把陈独秀的文章断章取义，凑了一篇，说陈独秀散布亡国论。三篇文章写后怎样发表呢？老丁控制的《华侨日报》肯定不会让等于批判自己的文章发表。先打算在我们《中国报》上发表。这个报纸的后台蚁光炎是亲共的商人，华侨总商会会长，派他的秘书当主编。但主编是我们的党员，编辑也都是我们的人。我们认为文章在这个报上发表没问题。但这个主编看后很慎重，说《中国报》登，骂《华侨日报》，引起争论，这个事情闹大了怎么办？于是去征求蚁光炎意见。蚁说先不急于发表，把文章和材料都拿了去。我们想到还有一个读书社叫“傍仿社”，是几个人搞的。笔头很硬，办一个“傍仿”刊物，专门谈风花雪月、华侨生活，但这个组织从来不开会，很松散，我们打不进去，对我们敬而远之，与我在一起时喝茶聊天可以，开会不来。他们不谈爱国，不谈八路军。说到这些文章，他们把国内支持陈独秀的《扫荡报》等文章及共产党批判陈的文章念给蚁光炎听，蚁问二句话：“你们说陈是汉奸，有没有根据？”“政府有没有宣布？”我们说没有看到。这几个人都是同情陈独秀的。他们就说如果我们登，《华侨日报》来反对，我们再反过去。这样反来反去，影响团结抗战，多不好！蚁光炎说不登。
但是，刘石觉得这个任务不能完成，对上面不好交差！如果硬来，也不好，因为《华侨日报》社长很有名，社会上影响很大。最后想到还有一个《中华民报》。它的副刊《真言》一个月给我们一期，随便我们发表什么，出面的是我们的邱叶山。这个人原来是广东汕头共产党的，听省委指示，经常搞游行，结果暴露，逃到泰国。他说共产党搞得太左了，唱什么“地主分子杀杀杀，地主房子烧烧烧”。所以，到泰国后靠近我们，但组织生活不参加，脱党了。我们认为他不是党员正好。刘石派我与他联系，每次我把刘石准备好的稿子给他，他就发表。可是，这次怎么总不见发表。我就问他。他说他也不同意，压下了。但他对刘石不敢这样说，因为刘是我们的领导，他说是社长不同意。后来我问他，你根本没有把稿子给社长，怎么说社长不同意。他说你不用管了。后来我到香港探亲碰到他，他说他同意陈独秀的观点，所以不愿发表。
那么，这件事后来怎么解决呢？文章又回到刘石手中，他火了，说“他妈的，各家报纸都封锁我们的文章，不封锁陈独秀的文章。”我们在《华侨日报》上也有一个副刊，叫《我们的话》。负责人叫邱心婴，就让他想办法发表。这个人几次要求入党，刘石说你暂时不入党好，便于工作。这次接受了任务，他也觉得不好办。于是他对社长老丁说：“告诉你一个消息，你发表的陈独秀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应。”老丁说：“好啊，那就让他们写文章讨论。”邱说：“不是讨论的问题。那些反对你的人都是‘哥们’啊”，说着用大拇指朝老丁的心脏指了指，意思是专门搞暗杀的“黑帮”，也就是我们的“锄奸团”。这下老丁害怕了，问怎么办？邱说：“我来组织几篇稿子，应付一下算了。”老丁说：“那你赶快去做吧！”邱就把我们的文章，删删改改，把尖锐的词都去掉，然后在报屁股上登了一下，就算了事。
从这个过程看，几乎所有的正派人，都支持陈独秀的，不愿意批判他。后来蚁光炎找人、找我们开会反复验证陈独秀的经历。特别是有一个叫黄病佛的人，对他说陈独秀主张华侨不要干涉人家内政，要遵守人家的法律，这是对的。蚁光炎在会上没有与我们说话。后来回国找到在香港的共产党侨联负责人之一连贯，他不说托派问题，而是介绍了陈独秀的观点。然后说泰国政府找了他（因为他是泰国总商会会长，全国商人归他管；国民党也找他，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与泰国没有外交关系），对他说：“共产党搞得太凶了，天天杀人，商人都惶恐不安，因为你卖布，布是日本的，就说你不“抵制敌货”（因为泰国政府不愿得罪日本人，不准我们提“抵制日货”，我们就提“抵制敌货”），杀！如果你卖货给日本人，就说你是敌人，杀。我们就是这样天天杀。我们还认为这样做很对。因为我们还为国内抗战募捐。但是泰国政府对蚁光炎说：“你们这样搞，我们政府还要不要。日本领事馆找我，我怎么说？你们提抵制敌货，我们已经容忍了，可是现在你们天天杀人，弄得太恐怖了。这是第一；第二，你们杀人不解决问题，因为你们中国人不卖日本货，泰国人卖，印度人卖。总之，你们这样做我很被动。你得管管华侨。特别是那个暗杀团，那是黑社会呵，是黑帮呵。你给他们吃，给他们喝，他们听你的，不要那么嚣张好不好。”意思是反对搞恐怖。可是当时我们的领导很赞成这一套，廖承志（香港中共侨委另一个领导人）称赞新加坡共产党“割鼻子”，对后来侨办主任彭国海（新加坡共产党领导人）说“你是割鼻子的能手”，而我们是干脆捅掉。其实，我们杀汉奸主要是杀国民党，虽然是国共合作，但看着我们、妨碍我们的主要是国民党。所以，我们讨厌国民党胜过卖日货的汉奸。
这个情况反映到连贯那里，连贯觉得这是个问题，批评我们说：“你们太左了，人家对你们敬而远之了，你们开会、募捐，人家就躲得远远的，不敢同你们接近了。”所以，连贯就通知我们立即停止暗杀团的活动。蚁光炎回来就是这个意见，说泰国政府对我们有意见。实际上这也就是陈独秀的思想，要遵守人家国家的法律嘛。什么“汉奸”，人家都不相信，汉奸能说出这样的话吗？当时我们批判陈独秀完全是受指示，受蒙蔽，太幼稚了。
锄奸团解散，我们在泰国站不住脚了，于是就我们全去了延安。我们曾经大力支援延安、八路军、新四军：募款捐钱，捐物，药品、汽车等，培训司机、收发报员等。但由于搞极左的“锄奸”活动，又公开批判陈独秀的华侨观，失去了广泛的同情，弄得在泰国立足点也没有了。[70]
对托派极左派的再批判及思绪的回归
陈独秀在出狱后，拥护国民党蒋介石领导全国抗战，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在武汉开展新局面的努力，是违背托派的传统路线的，因此一开始就遭到上海托派中央强烈的抨击。因为他们依然教条主义地对待托洛茨基的指示。
中国抗战爆发后，托洛茨基与他的第四国际对中国托派的路线有明确的指示。1937年8月，第四国际专门通过关于中日战争的决议案，提出了两个“打倒”的口号：“打倒国民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71]托洛茨基在致友人信中，也指示，对于抗战，“一面要积极参加”，“一面政治上准备推翻蒋介石。”[72]对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托氏更是极力攻击：“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遵照着莫斯科的命令……又在重复着这个同样的致命的政策。”[73]
陈独秀出狱后不久，其他托派也都先后被释放，彭述之由于在托派运动中的严重争吵，不像郑超麟和王文元、濮清泉那样与陈独秀见面，而是历尽千辛万苦回到了已经成为日寇统治中心的上海，与陈独秀诀别了。这时上海托派只剩下10个人。他与另一个从监狱出来到沪的刘家良，一起加入了临委。临委书记仍是陈其昌（不久由彭述之接任），其他委员有李福仁、寒君和邵志诚（又名邵鲁，对外充当李的司机）。他们根据以上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的指示精神，在1937年11月上海失守后，召开了一次“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上海党员代表大会”，通过了《目前抗战中我们的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提出了托派的抗战纲领。
决议认为，国民党抗战，一是“不能不以‘应战’来维护其统治权，一是以‘应战’作为达到它妥协投降目的的手段”。因此，他们的政策是：“全体民众自动组织和武装起来参加抗战……立刻召集紧急的普选全权国民会议以领导彻底的抗日战争”；对于国民党各派，“号召群众监视他们的行动，并准备力量推翻他们”。对中共执行的民族统一战线，他们更是攻击为“彻底投降”，“今天的‘国共合作’，不仅是1925～1927年国共合作的重演，而且是自觉的叛变。斯大林党已经完全堕落为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它今后只有依附于一派资产阶级以反对另一派资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欺骗和压迫民众之天然工具。”陈独秀斥责上海托派临委的主张是“极左派”，不屑一顾。转向托派以来，他与这种倾向做了不懈的斗争，写了无数的文字，实在已经倦了，现在终于有了摆脱他们的机会。
托派中最有理论修养、被称为是他的“忠实学生与同志”的郑超麟，在1937年8月29日出狱后，曾到他的住处（陈钟凡家）看望他。郑明确反对他拟的几条抗战提纲，特别是反对暂时对国民党“休战”，并从理论到实践各方面，认为共产党会解散组织加入国民党。陈独秀反驳了郑的观点，坚决支持共产党联合国民党一同抗日的政策。郑很克制，没有与陈大吵大闹，因为他太了解陈独秀的脾气了，吵也没有用。于是，话不投机半句多，第二天就离开了。这一对从1924年以来在腥风血雨中结成深厚情谊的同志，就这样再也没有见面。陈却在文章和书信中，经常批评郑把中日战争看作蒋介石与日本天皇之战，应当采取“失败主义政策”等荒唐的观点。而郑活到1998年，活了98岁，经历了1949年思想改造，包括27年的监狱生活，其信仰却始终未改。
陈独秀知道，他在抗战初期表示的抗日主张和在武汉与何基沣师长的接触及与第三种势力的联络，必不为上海托派中央所容，所以，他一开始在南京和武汉“广泛声明”，他不再代表任何党派，并于1937年10月21日致陈其昌的信中，明确告诉了托派临委：
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能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74]
陈独秀的这个声明，引起托派临委的惊慌。他们有的主张“公开向外声明，D.S.（陈独秀在托派内部的代号——引者）同志的意见不是我们共产主义同盟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主张与他决裂”。[75]代表年轻人的托派中最极端的极左派刘家良说：“陈独秀及其附和者对中国资产阶级存在着强烈的幻想……据我们观察：这个机会主义者（一个标准的机会主义者）是没有希望了。与他决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76]
当时临时回美国的李福仁甚至认为陈独秀是以“某种方式政治上的投降”，国民党才把他放出来的。[77]因为他听信托洛茨基的话：国共一合作抗日，就会杀死狱中的陈独秀，为此曾接受托洛茨基的委托，要在中国发起援救陈独秀的运动。但是这个运动没有发起，陈独秀却安全出来了。
最后，临委在多数人的赞成下，通过了一个叫《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78]的提纲，严厉指责陈独秀发表的“与任何党派没有关系”的声明，是“完全采取了‘超党’的，即‘超阶级’的立场。他自‘八一三’以来所发表的一切文字，正由这一立场出发，因此一贯地充满了机会主义的精神，即充满了站在各党派之间、站在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调和主义精神，这是根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对阶级’的基本观点”。
提纲接着逐条批驳了陈独秀的抗战主张：
（1）“D.S.主张‘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因为‘民族’是抽象的，在现代的社会里，真正代表民族利益的往往是一个最进步的阶级（是现时的无产阶级）……又必须是一个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党。所以单纯地说：‘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实际上即等于否认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领导权，这根本是反动的思想。”
（2）提纲一面重申托派临委的抗日政策，认为国民党的抗战，是“为了保持自身的权位，迫不得已的而起的‘应战’……是不能贯彻到底的，将不可避免地要走到中途妥协，屈服投降。因此我们的基本政策是……准备于它真正投降时以实力去推翻它，使抗战不致半途中止”；一面批判陈独秀“把国民党政府这次应战的革命意义尽量加以夸大，同时，不仅自己拥护国民党领导抗战，又公开叫民众‘要相信政府有抗战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了’，这完全是替国民党政府作宣传筒，结果即是欺骗民众。这与我们的基本政策毫无共同之点”。
（3）“D.S.所说的‘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应以在野党的资格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抗日战争之最高统率权这一事实。不要把开放党权和开放政权混为一谈。’这里十分明显的是主张维持国民党的军事专政，是完全放弃了以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来代替国民党的军事专政之原来的政治主张。”
（4）愤怒指责陈答复《新华日报》的公开信中，“不但不严正反驳史大林党之对于我们整个组织的无耻诬蔑，反而公开地宣布他与‘托派’没有任何关系，即公开宣布他已脱离了‘托派’，这完全表示了，他放弃了自己多年来所坚决拥护并为之奋斗的革命旗帜，这等于叛变了组织，叛变了自己”。
（5）“D.S.所以远离第四国际的基本立场，在最重要问题上走到了如此的机会主义，主要是由他自出狱后希图无条件地保持自己的‘公开地位’，因而不得不向国民党政府妥协，不得不向史党（即中共——引者）表示让步……放弃了自己原来的革命立场，然而这正是社会民主党及一切所谓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堕落之根本原因。”
提纲最后提醒说：“D.S.要想重新回到革命的队伍里来，首先必须考虑他所幻想的‘公开地位’，进而考虑他近来全部思想错误的根源，否则他的错误将跟着时间前进至于不可收拾。”但在“附言”中，又以和解的口吻表示：“我们希望D.S.同志能站在革命的利益上来互相讨论和批评，以便最后获得共同一致的正确结论。”
托派临委这种思想僵化、抱残守缺、不可理喻的状态，使陈独秀深为绝望。他对他们已经不屑一顾。但他明白他们极左的根子在托洛茨基那里，于是，他采取了一个彻底的办法，直接向托氏写告状信。由于是向托氏写信，他又不得不用“我们”即整个中国托派的名义来自称，说明他还是希望托氏运用其声望来挽救中国的托派事业。
信一开头就叙述中国抗战溃败的局势，及中国托派由于极左派路线的错误，造成组织衰微，因而对这种局势处于恼人的无能为力的状态。他哀叹：“我们当然未曾幻想在此次战争中有很大的发展。然如果政策比较的正确些，也不致像现在这样衰微。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然后他列举自己在与托派斗争中对方的极左观点说：有些人认为民主革命在中国已经完结；有些人认为下一次革命性质是单纯社会主义的没有民主成分，甚至一开始便是社会主义的，攻击同志中主张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把解决民族民主任务放在自己双肩上的人是左派资产阶级的意识；有些人认为国民会议是反动时代和平运动的口号，不能用作夺取政权的口号；有些人认为任何时期任何事件任何条件下，和其他阶级的党派协议对外国帝国主义或对国内独裁者的共同的行动，都是机会主义。“这些极左派的倾向在组织内部的宣传起了很大的作用，遂决定了对中日战争的整个态度，没有人能够纠正，谁出来纠正，谁就是机会主义。”这就是他的心酸之处，他曾“出来纠正”，他就被说成是一个“老机会主义者”，并一度被开除出托派。
更使他痛心疾首的是，由于托派的这种极左派错误，使斯大林、王明、康生的“托派即汉奸”的宣传也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他说：“在战争中，这般极左派的人们，口里也说参加抗战，但同时却反对把抗日战争的意义解析得过高，他们的意思或者认为只有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才是革命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算是革命的；又有人讥笑‘爱国’这一名词，甚至有人认为此次战争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有人认为工人参加战争是替资产阶级当炮灰。他们认为谁要企图同共产党、国民党谈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谁便是堕落投降。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史大林派的‘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到了回声，即同情于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的究竟是谁。从开战一直到今天，这样状况仍旧继续着，不但未能获得群众，简直无法和群众见面，因此使他们的意识更加狭窄，竟至有人造出一种理论说：一个革命党员，社会关系越简单越好。”
为此，他给托派的结论是：“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的障碍。”
最后，为了打动托洛茨基，陈独秀把托派在中国的发展与第四国际的威望联系起来。他把中共与托派对比，报告托派的力量：“中共人数远远超过我们，然亦只是些知识分子和没有一点工人基础的武装队。我们在上海、香港二处有组织的人共计不满五十；其余全国各地游离分子大约在百人以上”；然后他提出今后正确的工作方针及托派应彻底改变现状：“我们不应该幻想着把工作推迟到收复失地以后再做；应该立即准备在日本继续占领的环境中开始在当地狭小范围内从头做起……只有组织上获得数量众多的工人群众，政治宣传行动上无保留的以百分百的力量用之于民主民族斗争的小集团，才能够得上做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在组织上努力接近工人，加上民主民族斗争的宣传，这种初步而基本的工作，在日本占领区域或国民党统治区域，都同样是应该采取的方针……现时远离现实斗争的极左派，如果不能深刻的觉悟过去轻视民族民主斗争的错误，大大的改变态度，如果不是每个人都低下头来在上述工作方针之下刻苦工作，如果仍旧说大话，摆领导者的大架子，组织空洞的领导机关，妄想依靠第四国际支部的名义闭起门来自立为王，那么除了使第四国际的威望在中国丧失外，别的将无所成就。”[79]
在这封信中，真实地表达了陈独秀对中国前途的忧虑与希望：他对国民党的失望，对共产党农村斗争的轻视，和在武汉独立开创政治局面失败后，对托派极左派倾向的痛心及无奈中又有一丝希望。这种思绪与抗战初期对抗战形势的乐观，对国共两党的拥护，对托派表示“已不隶属”的关系，进而与中间势力的联络等思绪与行动，形成鲜明对照。说明一年的抗战生活，使他的思想受到很大的刺激和变化。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变化？
第一，他只反对托派的“极左派”倾向及托派领导集团，不反对托派组织。在信中，陈独秀把“我们的组织”与“极左派小集团”是分开的，谴责后者，而对前者表示希望。从私人关系上说，这个“小集团”，那时实际控制在他长期厌恶的彭述之、刘家良和尹宽手中，这无疑更增加了他与“小集团”的对立情绪。如他所说：“关于老彭和长子（尹宽），即使意见相同，我也誓不与之共事，况且根本意见相差很远。”[80]因此，他可以在实际上脱离极左派领导的托派，不接受托派临委的任何约束，宣称与其没有“隶属”关系，以至被人误会他已“声明脱离了托派”，实际上他一再拒绝作“脱离托派的声明”——讥其为“画蛇添足”，更不能公开反对它。
第二，他只反对托派的“极左”路线和政策，不反对托派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陈独秀给托洛茨基信中，只批判托派极左派在革命性质、国民会议、共同行动等传统的错误，这些错误也是他与托派的传统分歧。但在反对阶级联盟（如第一次国共合作那样的党派混合）、城市中心、工人为基础等基本原则，与托派临委没有分歧。如他在最早向临委宣布“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的信中就曾批评他们“乱骂”中共和国民党，尤其是骂中共执行“联合战线”政策是“阶级合作”，是中国革命的“制动机”和“障碍物”时，认为“不是原则上的错误，政策上是非常错误”，因为“不曾看见共同的敌人”。而在给托氏的信中，他所以蔑视“人数远远超过我们”的中共，就是因为中共没有工人基础，不以城市为中心，所以，绝不是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的政党。而在这些原则方面，托派（即使是极左派）一直没有放弃。
第三，他想做“无党派人士”失败后的思想回归。抗战初期，他想利用在国民党监狱中出来的、公开身份的条件，以无党派人士的面目，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以换取公开活动的身份；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试图谋取合作抗日、为国效力的机会；接近中间的民主党派及军人，以谋取自己开创独立政治局面的可能。总之，根据当时复杂的局势，他需要观望、揣摩、尝试一下，决定新的朋友。如他对王文元所说，今后他再不属于任何党派，“陈独秀只代表陈独秀个人，至于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得在新斗争的分分合合中决定了”[81]。他在给陈其昌等人的信中也说：“你们都是史大林主义者，都是老彭的朋友，和我非永久的伴侣……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82]
那么，他一年来的观望和努力得到了什么呢？
一是对国民党的希望完全破灭：开战前国民党政府没有作战的意志，仓促应战，最不可少的准备太不够，甚至某些部分简直没有。开战后，复以反革命的方法来执行民族革命的任务，所以军事失败。
二是对共产党满肚子怨恨，王明、康生等竟然无中生有，把他诬成“汉奸”。
三是那些中间民主人士太经不起风浪，如救国会、第三党等，国共一挤压，都离他而去。而且在“汉奸”事件中，为陈独秀辩白的九人公开信署名者林庚白，在《新华日报》一个无理的反驳后，竟然发表声明表示动摇：“特郑重声明，本人于该函之内容，完全不能同意，应不负责任”。[83]这又引起一片讥嘲声。这说明他要团结“不拥国不阿共”的势力开创一片新天地，是多么不切实际的幻想。
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面对这种悲凉处境，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无限怅惘。尤其是1938年7月，他不得不在日本的炮火下只身流亡四川后，生活上又一次饱受磨难。正是在这又一次严重失败和从未有过的孤独之中，上海临委派了与他有深厚情谊的陈其昌长途冒险来到他的身边，与他交换意见。在这种情况下，他写了给托氏的信。信中流露的感情和立场，也就很自然了：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基础还是托派，也只能是托派。
但是，要他放弃自己的原则，与托派极左派小集团和解，也同样不可能。因为它不仅“没有发展的希望”，“反而是中国革命的障碍”。这是一种多么痛苦与无奈的心情。所以，他给托洛茨基信中提出的由民主民族革命“从头做出”的设想，既是一年来努力受挫后的呻吟，又是不甘失败的挣扎。
学术界有人拿刘仁静提供的情况，证明陈独秀已经与托派脱离关系。刘在1938年到武昌，找到了陈独秀，“陈独秀开始对我很客气。第二天去见他，他就不见我了，还给我留下一封信，那封信表示和我绝交，划清界限”。[84]其实，刘仁静后来自己出来纠正说：“有人说陈独秀那次不见我，是表明他与托派划清界限。实际相反，因为我当时已是被托派开除的人，所以他不与我交往。”[85]
原来，刘仁静在1935年3月北平被捕、押往南京判处徒刑两年半、进入苏州反省院执行后，担任了这个反省院犯人“自治会”主席。他在反省院办的感化犯人的半月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继续宣扬被陈独秀批判过的先“经济复兴”、后“发动革命”的理论，宣称：“现在民族复兴的途径只有靠阶级调和，一致对外。”“就中国现状看来，在中国想实现社会主义或非资本主义，乃是一种人道主义者的幻想”；主张中国应该“节制私人资本，即是创造国家资本……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86]在狱中的陈独秀看到了老冤家刘仁静的文章，火冒三丈，立即建议托派临委开除刘仁静。
1981年，笔者在收集陈独秀资料时，在某单位档案处保存的“陈独秀手稿”卷内，发现了一份以“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临时委员会”名义写的手稿——《开除刘仁静党籍启事》，启事写道：“刘仁静于一九三五年春在北平被捕之后，未能保持革命者坚决的态度，后入苏州反省院，更显出动摇的倾向。最近我们在苏州反省院半月刊上，读到了他所投登的几篇论文如《节制资本刍议》[87]等，竟公然站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宣传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他整个思想，无疑已投降于反动的孙中山主义之前。为此，我们郑重声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决不容许抱有这样思想的分子，继续容留在他的队伍中。”这个《启事》写于1935年11月17日。后来经过临委核实修改后，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开除刘仁静党籍通告》刊登在托派机关报上，《通告》一开头与上述《启事》一样，说他被捕后动摇，接着说：“惟当时仅凭同志口传，本同盟不能率尔置信”。——这说明刘仁静问题的发现及处理意见，确是陈独秀首先提出。然后写道：“近闻江苏反省院出版之半月刊，见有刘仁静投登的长文《读〈资本论〉刍议》、《读〈西洋史论〉》等篇，完全证实其思想的反动与叛变……为此，本同盟正式宣布刘仁静为共产主义叛徒，开除其党籍。”[88]
后来，刘仁静向李福仁问起这件事，李对他说：“当时开除你，是狱中的陈独秀支持的。”所以，他出狱后，先到上海，要求恢复与托派的组织关系，未成；他又在1937年10月29日写信给当时在美国的李福仁和伊罗生，要他们转信给托洛茨基，请求帮助解决其恢复组织关系，同时报告陈独秀在武汉的言论，挑拨说：“全体同志对他表示失望了。”[89]
但是，托洛茨基在1938年2月23日致李福仁的回信中，对陈独秀仍然表示关怀和尊敬，而对刘仁静却明确表示蔑视：“至于刘仁静，我不愿给他回信。他太不可靠，局势太紧张，我无法确定他是否在玩两面手法。”[90]托氏对二人的态度，使刘仁静出乎意料。
刘仁静在上海碰了一鼻子灰，就到武汉来求助于老冤家陈独秀，如上所述，遭到了陈独秀的冷遇。
所以，陈独秀冷遇刘仁静，非但不能说明陈独秀与托派脱离关系，反而说明他为了维护托派的“纯洁性”，拒绝变节过的刘仁静再回到队伍中来。
果然，这位跳来跳去的刘仁静，在回到托派中来失败后，就公开投入到国民党的怀抱。1939年，刘仁静去西安，投到军统头目国民党第十战区政治主任梁干乔的麾下，任战区政治部宣传科长，专门对延安进行反共宣传。就这样，中国托派中两位唯一见过托洛茨基、因此一度自认为是托派“元老”的人，八年之后，不仅重新见面，还都投进了当年他们发誓要打倒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怀抱。
现在再来谈陈独秀致托氏的信。如上所述，这封信是在上海托派临委之一陈其昌（与郑超麟、王文元一样的不同意陈独秀的思想，但维持着对陈尊敬的情谊）在1938年秋绕道香港到重庆探望陈独秀并向陈展示临委多数通过的第一个对他的决议文件《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后，陈独秀写的，并托陈其昌带到上海，请李福仁转寄托洛茨基本人。由于当时东部大半个中国领土已经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陈其昌再绕道香港回上海时，已经是1939年1月。
上海临委的极左派，见到陈独秀向托洛茨基的告状信，气急败坏，立即通过了一个长达一万一千多字的第二个对陈的决议《临委给国际的政治工作报告》[91]附在陈独秀信一起，进行批驳。
但是，这个批驳是那样无力，反而证明在事实上陈独秀对他们的批评是正确的，如他们不得不承认陈独秀批判他们在抗战爆发后，在他们的刊物上还出现“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这对于外面曾经发生了一些误会和不好的影响”；但又辩解说：“其原因，一部分是由于疏忽，一部分是由于当时的负责者中有一人还坚持保留这一口号以为宣传之用。”然后又自吹上述上海失陷后即1937年11月通过的托派抗战纲领（包括对中共的攻击）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不但是根据过去俄国及中国革命教训，根据列宁与托同志最近关于中日战争所发表的许多文件（特别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廿三日写给里维约同志的信）的意见相符，并且由中日战争一年余来的事实，也从反面证实了我们所采取的路线之正确”。
同时，《报告》也承认：“我们的政治路线并没有能给予这次抗战以多大的影响。换句话说，我们并没有能根据我们的政治路线去鼓动民众，组织民众起来干涉这次抗战，转移这次抗战，以至抗战不断失败。”但接着又反驳陈独秀：“但这不是我们主观的过失，更不能以此诬蔑我们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像D.S.同志归咎于我们的。这是一大串的客观原因所形成起来的……至于要说到我们的错误，也不是没有……但同时也必得知道这是由于我们的组织太弱小太孤立了……”
报告在今后工作的打算中，一面坚持陈独秀批评的做法：“尽可能地经常维持我们的刊物出版”；一面又采取陈独秀的建议：“尽可能使组织接近群众，在工人及农民中建立新的群众组织”。
与托洛茨基的深情厚谊
陈独秀的告状信和上海临委极左派自我辩驳的报告，都寄到了在美国的托洛茨基面前，要求“最高裁决”。这给一直关心着中国命运，特别关心着中国托派命运，而又远离中国根本不了解中国国情的托氏来说，显然是一道很棘手的难题。
但是，托洛茨基已经是一个形成了自己理论体系的革命家，对陈独秀也有了较深刻的了解，这两点是不可能轻易改变的。
中国抗战爆发后，托洛茨基密切注视着陈独秀的命运与动向。他与托派临委李福仁的谈话与通信中，陈独秀始终是一个重要话题。1937年8月，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考约奥冈寓所接见李福仁时，曾要李回中国发起一个“护陈运动”。因为那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根据他观察斯大林在苏联的做法，曾经“反蒋反共”而又在狱中的陈独秀有被处死的很大可能。特别是斯大林与蒋介石“盟约一签定，他们将杀死陈独秀：我们一定要为他发起一个运动，你（指李福仁——引者）可以发起这个护陈运动”。[92]
12月，当李福仁把陈独秀的抗战主张告诉托洛茨基，并表示支持彭述之和刘家良等人与陈决裂时，他回信要李“避免作出鲁莽的判断”，指出：“战争初期，特别是民族战争的初期，总是给革命党造成最大的困难。即使是布尔什维克党——不是在一场民族战争而是在沙皇帝国主义战争的头几个月中，也完全瘫痪了。它的有资格的代表们发表了一些十分可疑的与模棱两可的宣言。后来逐渐地，在群众变动的情绪压力下，他们才回返到革命路线上来……我们不应该通过非常鲁莽与非常严厉的手段来和中国朋友们决裂，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态度愈无自信，他们也就会愈加敏感。如果他们现在跨错了一步，同时却不曾跟第四国际破裂，我们一定要友好的与耐性的态度来批评他们”——可见，托氏对陈独秀抗战初期一面表示“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一面不表示“脱离托派”的态度，是十分谨慎的。
托氏不同意李福仁的陈独秀“投降”后才获释的猜测，认为这只能是一种假设，即在抗日问题上，“可能在一方面的蒋介石和另一方面的我们的同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可是却“完全同意”李说的“斯大林派（指中共——引者）现在可能要暗杀陈独秀的想法”，并说：“正为了这个缘故，我相信他最好到美国或墨西哥来”。这是托氏最早提出让陈独秀到国外去的建议，而且态度极为诚恳和坚定。他要李以他的名义立即给陈去信谈这个问题：“这对陈独秀来说是一个生死问题，对第四国际说则是一个巨大政治意义的问题，至于他能参加（第四国际成立）大会所能带来的好处，那就更不必说了。”这说明托氏始终看重陈独秀参加第四国际的意义。因为在当时第四国际筹备会的成员中，像陈独秀这样的重量级人物的确是凤毛麟角。
1938年2月5日，托又致函李福仁，催促他设法把陈独秀“弄到美国来”，并教他“可以以出国宣传、使外国工人运动赞助中国为理由，要求当局授权放洋”。他仍认为：“如果苏联参战……到那时我们所有同志会被消灭。我们必须在这个意义上对他们提出毫不含糊的警告。让陈独秀出来，无论对于他或对于我们，同样是很重要的。他在第四国际中可以起到片山潜在莫斯科给第三国际所曾起的作用——而且，我希望陈独秀还能比片山潜给革命事业带来更多的好处。”[93]
由于通信不便，过了四个月，托氏才知道陈独秀在中国拒绝发表“脱离托派”的声明，而他的担心也被王明、康生等诬陷陈为“汉奸”，要求“枪毙”他而一度十分危险的各种消息所证实。于是，他再次极其郑重地给李福仁写信道：“我非常关怀的问题是陈独秀的人身安全。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我毫不怀疑斯大林会在战争期间暗杀他……他应该到美国去，如有可能，应取得中国政府的同意……陈独秀如到美国，能为中国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展开很有效的宣传。他以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老革命家、且以一个独立的政治家资格来进行这种宣传，对于美国工人所能发生的影响比莫斯科的代理人们所发生的要大一千倍。”
请看，由于得到了陈独秀拒绝发表“脱离托派”声明的讯息，托氏对陈的热情得到巨大的释放，给予了陈独秀如此崇高的评价。
同时，陈独秀发表的“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的声明被中国托派误认为是“脱离托派”的声明，对他表示强烈谴责，而托氏却表示充分的理解：“陈独秀对我们中国支部保持很谨慎的态度，我绝对能够理解。他在中国太出名，他的每一步行动都受着当局的管制……在这样的情形下，陈独秀很容易被牵连到某种臭名洋溢的司法罗网中去，如果发生这种事情，对他将是致命的打击，对第四国际也极为有害。他的处境如果尚非绝难忍受，却已是极端困难的了。他无论如何得跑到外国来。这是我最深的信心。”[94]
这封信后，由于陈独秀只身进入四川，与上海托派失去了联系，托氏有大半年没有陈的消息，因此很着急。1939年2月23日，他在给李福仁的一封短信中问：陈独秀的近况如何？他在干什么？他的思想如何？
现在，李福仁终于把陈独秀致托洛茨基的信和临委的反驳报告寄到了托氏面前。一方面，托氏不得不承认，中国托派临委的抗战路线基本上符合他的思想和指示，另一方面，由于他有了以上对陈独秀的观察和了解，对陈信中的意见，也不能不重视。于是，他采取折中方法，调和两个极端，十分审慎地表示：“我很困难形成一种确定的见解来判断我们的同志们的政治意见，或判断他们极左主义的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断我们老朋友（即陈独秀——引者）方面对于他们的严斥是否正确。”
这句话表达了托氏的矛盾、无奈和对中国国情的无知。他不可能承认他的理论是错误的、极左的，但为什么在中国的命运像陈独秀说的如此糟糕。他自认为自己的理论比斯大林正确，但在中国得到的结果，却根本无法与中共达到的成果相比。他不可能像陈独秀那样批评中国托派，但对于陈独秀仍忠于托派事业的思想感情及其提出的工作方针，显然深受感动。因为陈提出的当前只能进行民族民主斗争的主张，与他提出的中国在“过渡时期”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所要解决的任务，并无不合。而陈独秀看不起中共组织，提出使中国托派成为“创造无产阶级政党中心势力”的意见，更是他一贯的愿望。在1932年9、10月间给陈的信和1937年8月与李福仁的谈话中，他都强调了这个愿望。所以，他又对陈独秀表示了较多的谅解和支持。他说：“我非常欢喜，我们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旧是我们的朋友，虽然含有若干可能的分歧”；“然而他表示的意见，我以为在本质上是正确的，我希望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同他经常合作。”[95]
关于陈独秀与中国托派临委的矛盾，基于他对陈的情谊和一贯的建议，认为很好解决，就是把陈独秀调离，到美国来参加第四国际的工作，这样既解决了陈与托派临委的矛盾，又解除了他认为陈留在中国危险的担心，更遂了他多年来要陈到第四国际来与他合作奋斗并提高第四国际威望的愿望。可谓是一举三得。可惜的是，他在一点上还是不了解陈独秀：陈首先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在祖国危难时刻，绝不会离开祖国。另外，托洛茨基在写了此信的第二年，即1940年，自己也被斯大林派的克格勃用斧子残忍地砍死了。就这样，托氏的殷切期望没有实现，陈独秀少了一个能深切交流思想的知己。
王文元在陈独秀逝世时，写过一篇题为《托洛茨基与陈独秀》[96]的文章，对托洛茨基为什么几次三番在陈独秀与其他托派斗争中袒护陈独秀，有这样的评述：“将近十年来，如果没有托洛茨基的‘保护’，陈独秀大约已不止一次地被托派中的某些‘英雄’开除，宣布‘自动脱离’或宣布‘变节’了！”又说：“托洛茨基在1927年5月7日第一次提到陈独秀时说过一句名言：陈独秀同志根据他自己观察来估计局势，与我们根据理论思考而估计局势，恰恰说着同样的话”；“这个评价决定了托洛茨基对陈独秀的态度，直到最后。他自始至终十分珍视那有经验的革命的陈独秀，而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陈独秀。所以每当中国的年青托派或因意气、或因理论上的吹求、即或因正确的批评而攻击陈独秀时，托洛茨基所采取的态度总是袒护的甚至‘曲宥的’。”文章还说托洛茨基所以特别看重陈独秀，是要陈参加第四国际，“正因为如此，他不断地要获知陈独秀的思想发展。自从一九二九年以来，陈独秀思想上的一切错误——无论真实的或虚幻的——托洛茨基没有一件不知道”；托洛茨基比任何人更明白陈独秀的错误，但他也比任何人更明白他的长处与价值，因而他比任何人更不愿做出陈独秀“变节”的结论。
文章甚至认定托洛茨基相信当革命局势来临时，陈独秀还会与他们“说着同样的话”；“真实的革命将使我们之间的意见消灭于无形，陈独秀还会回到革命的第四国际的立场来，他仍旧要在中国革命中起着巨大作用。”
上海托派临委见到托的回信后，对托氏在陈独秀问题上采取调和主义立场极为不满，他们又做出一个《临委给国际的报告——关于D.S.同志问题》，[97]驳斥了托氏对陈的袒护立场，不接受与陈独秀调和：“D.S.同志自出狱后便一贯在政治上采取机会主义立场，在组织上采取取消主义的观点”；“我们不可否认的声明：D.S.同志与我们之间在抗战过程中有根本不同的两条路线：一条是向孟什维克乖离的路线，一条是不可调和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路线。”
《报告》强调他们是“站在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观点上……监视着战争的每一步发展”，而陈独秀“一贯便采取政府与人民的中间的立场，一面向政府以超然的‘公正人’的资格，哀求和说服政府对民众采取宽容和改良政策，一面则以空洞和含糊的话叫民众‘相信’政府，叫民众‘自动’起来帮助政府。这种游离的超阶级的态度与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基本明确的阶级立场不能调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