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再次否认陈独秀的批判，郑重地发表“最后负责的声明”：“D.S.攻击我们为极左派所列举的罪名没有一条是真实的！”——这简直是耍赖皮了，其实陈独秀对他们的批判条条是真实的，而且是至始以来长期如此。就连《报告》也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团体一贯处境孤立……一贯与群众没有保持密切的联系，因此不能及时反映出广大群众心理的转变。”
《报告》再次暴露出他们教条主义的特征，集中火力攻击陈独秀已经离开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的理论。这一点倒是说对了，但这不是陈的错误，却是陈的优点！因为陈在《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资本主义在中国》《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等文章和演说中，在坚持带有托派色彩的“中国此时还是一个‘初期资本主义国家’”观点的同时，强调“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有大发展的余地”。所以他叫人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还说：“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经济成熟，自然是无稽之谈；有相当力量的工业及其政党，只有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够生长起来……”“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本国的资本主义，或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
在这里，很有讽刺意味。以上观点，原本是陈独秀批判的刘仁静的观点，而现在却轮到托派临委来批判他了。据此，《报告》认为：“他对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及社会主义的信心已根本动摇，他之屡屡郑重‘无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之于民族民主斗争’并不是表明他站在不断革命论的观点上来提出这个问题。恰恰相反，他最近思想的发展已接近了‘阶段论’的学说。”
托派这里反对的所谓“阶段论”，是指资本主义以前的、落后的国家，先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即把托派坚持的“不断革命论”或“一次革命论”——一次革命完成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种任务，分成两个阶级来完成。历史证明，陈独秀的“阶段论”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理论。
在组织问题上，托派临委更反对托洛茨基的“调和论”。《报告》说：“自从他出狱后对我们组织所采取的冷漠、轻蔑甚至敌视的态度，他对某同志表示‘各人各干各人的，将来再说’的观念，甚至他在敌人面前公开表示他和‘托派’无关的声明，这些都足以觇知他的取消组织的观点。因此我们应该继续声明，即在组织问题上我们与DS同志的取消观点也陷于不可调和的地步。”
就这样，无论陈独秀或托派临委，双方都认为已经分裂。只是托派中的王文元、郑超麟、陈其昌、楼国华等少数人，出于与陈的私谊和一相情愿地认为以后时局变化，他能回到托派队伍中来的期望，“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对陈的“宽容”，反对对陈采取极端的措施。[98]为此，又是以“多数”通过的这个《报告》抱怨说：“有极少数的老同志往往以道德的感情的观点来回避这一斗争……辩护他（指陈独秀——引者）并未离开我们的立场。”于是，托派临委本身，也开始酝酿新的分裂。
《报告》最后还是屈服于托洛茨基的压力，被迫同意陈独秀“留在第四国际内，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现在仍继续诚恳的要求D.S.同志和我们，和国际组织恢复正常的关系，进行彻底的讨论”，“我们自得到托同志的意见后，我们更希望他能到美国去。”但同时又说：“我们认为改正一个领袖同志错误的最不可少的办法，还是对他的错误不可调和的斗争……假如他仍坚执成见，把我们视为‘极左派’以保留他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则我们始终是无法接近无法合作的。”这表明，这次如果没有托洛茨基亲自出来“保驾”，如果不是王文元、陈其昌等人出于感情的“辩护”，彭述之、刘家良这两位宿敌控制的临委，又要演出“开除”陈独秀的闹剧。
* * *
[1] 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1947年7月，手稿，中央档案馆藏。
[2] 《汪精卫致胡适信》，1937年8月19日，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3] 《国民政府司法院呈文》呈字第260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 《司法院训令》训令第594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 上海博物馆藏。该信原无标点，但近年来有些书刊（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独秀著作选》）加标点发表时，往往把“……是内乱罪亦无由周内。无罪而科以刑，是谓冤狱。”点成“……周内无罪而科以刑”，是不知“周内”是“构陷”之意也。
[6] 马荫良、储玉坤：《关于陈独秀出狱前写给〈申报〉的一封信》，《党史资料》1981年第1期。标题上的“出狱前”，应是“出狱后”。
[7] 陈独秀：《抗战期中的种种问题》，《抗战》周刊第1卷第6期，1937年10月16日。
[8] 陈独秀：《我们断然有救》，《政论》第1卷第13期，1938年6月5日。
[9] 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我的抗战意见》，华中图书公司，1938，第5页。
[10] 独秀：《从第一个双十节到第二十六个双十节》，《宇宙风》第49期，1937年10月16日；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我的抗战意见》，第5页。
[11] 独秀：《抗战中应有的纲领》，《我的抗战意见》，第28页。
[12] 独秀：《从第一个双十节到第二十六个双十节》，《宇宙风》第49期，1937年10月16日。
[13] 陈独秀：《抗战与建国》，《政论》第1卷第9期，1938年4月25日。
[14] 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我的抗战意见》，第5页。
[15] 陈独秀：《抗战中的党派问题》，《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5集，亚东图书馆，1938。
[16] 独秀：《言和即为汉奸》，向愚编《抗战文选》第3辑，战时出版社，1937。
[17] 《黄理文谈陈独秀》，吴信忠1981年访问整理，未刊稿；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二），《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5期。
[18] 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1947年7月，手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9] 陈独秀：《各党派应如何巩固团结》，《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5集。
[20] 陈独秀：《抗战中的党派问题》，《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5集。
[21] 陈独秀：《抗战中应有的纲领》，《我的抗战意见》，第28页。
[22] 陈独秀：《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我的抗战意见》，第32～33页。
[23] 《我的抗战意见》，华中图书公司，1938年3月，第31～36页。
[24] 陈独秀：《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宇宙风》第52期，1937年11月。
[25] 陈独秀：《致〈新华日报〉的信》，1938年3月17日，《血路》第12期；《武汉日报》1937年3月19日。
[26] 参见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62页；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汉口正报》1938年4月24日、25日。
[27] 冰：《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解放》第24期，1937年11月20日。
[28] 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汉口正报》1938年4月24日、25日。
[29] 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汉口正报》1938年4月24日、25日。
[30]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331页。
[31] 转引自《叶剑英、博古、董必武给〈新华日报〉的信》，《新华日报》1938年3月20日。
[32]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64页。
[33] 高语罕：《陈独秀入川后》，《新民报》晚刊1947年11月13日。
[34]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三），《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8期。
[35] 当时由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李新牵头，准备成立“现代史研究所”（现代史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起点），公章和经费已经拨下，但因没有房子，暂时留在北京东厂胡同的近代史所，后因各种原因，该所未能成立。
[36] 打印件，未刊。
[37]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紧要声明》，《斗争》第3卷第9期，1937年10月2日。
[38] 《罗汉致彭述之的信》，1937年10月1日，中央档案馆藏。
[39] 陈独秀：《给陈其昌等的信》，1937年11月21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23页。
[40] 陈独秀：《资本主义在中国》，《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1集。
[41] 陈独秀：《我们为什么而战》，《告日本社会主义者》（单行本），广州亚东图书馆1938年印行。
[42] 《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1938年11月3日。《陈独秀著作选》，根据郑超麟提供给何之瑜编的《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的日期，定为“1939年3月×日”。而在美国1980年开放的托洛次基档案，该信英文件为“1938年11月3日”。经笔者查阅该信最早在托派多数派的小册子《保卫马克思主义》之一“附录一”上发表时，未刊日期。而根据托洛茨基回信时指出李福仁在上海转信给他的日期是1939年“1月19日”来推算，陈其昌在那抗战风火岁月中绕道香港去四川，再从原路返回上海，那么，“1938年11月3日”这个日期，应该说是正确的。所以，郑超麟在笔者主编的《陈独秀研究动态》第6期（1995年11月）上，进行了修正。
[43] 陈独秀：《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政论》旬刊第1卷第11期，1938年5月15日。
[44] 《民族野心》，《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6集。
[45] 《抗战一年》，《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6集。
[46] 《论游击队》，《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6集。
[47]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66、268页。
[48]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66～267页。
[49]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72～273页。
[50] 参见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73页。
[51] 参见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74页。
[52]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418～423页；王明：《中共五十年》，现代史料编刊社，1982，第191页。
[53] 康生：《铲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以下简称《铲》文），《解放》周刊第29、30期，1938年2月。
[54] 潘梓年：《〈新华日报〉回忆片断》，重庆人民出版社，1959，第3页。
[55] 《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新华日报》1938年3月17日。
[56] 陈独秀：《致〈新华日报〉的信》，1938年3月17日，《血路》第12期；《武汉日报》1938年3月19日；《扫荡报》1938年3月20日。
[57] 《以大局为生》，武汉《大汉晚报》1938年3月19日。
[58] 吴国璋：《陈独秀，汉奸？托派？》，《民意周刊》第15期，1938年3月19日。
[59] 雷宇同编《中国共产党攻击陈独秀等的反响》，广州新东书局，1938。
[60] 《提高政治道德》，《大汉晚报》1938年3月21、23日。
[61] 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第98页。
[62] 《托陈汉奸匪徒卖国通敌到大后方 陕甘宁特区政府公审托陈匪徒》，《救国时报》第151期，1938年2月5日。黄公度即王公度，如上述，他不是中共党员，也与托派没有关系。其实，张慕陶、徐维烈也都不是托派。梁干乔是早期的托派，1931年5月托派小组织统一后不久，即投靠国民党，这时也不是托派，更没有当汉奸。当时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但有些人还停留在“反蒋抗日”或“反共抗日”的立场上，于是，国共两党和其他地方军阀都借助苏联肃托旋风来打击或枪毙自己的政敌。虽然陈独秀已经明确表示拥护抗日统一战线，但王明及康生的锄奸部，还是要把他打成“汉奸”，并要求枪决他。
[63] 《提高政治道德》，《大汉晚报》1938年3月23日。
[64] 徐乐如：《最近陈独秀事件的法律观》，《民意周刊》第16期，1938年3月22日。
[65] 罗汉：《给周恩来等一封公开的信》，《正报》1938年4月25、26日。
[66] 《黄理文谈陈独秀》，吴信忠整理，《周钦岳谈陈独秀》，周祖羲访问整理，1982年12月。周钦岳抗战期间任重庆《新蜀报》主编，在武汉和重庆，与周恩来及陈独秀都有来往。
[67] 《陈独秀致贺松生的信》，1938年4月8日，未刊。贺松生即何资深、何之瑜。
[68] 《关于严肃注意防止不适当地宣传陈独秀的通知》，中宣发文第13号，1984年3月19日
[69] 陈独秀：《告日本社会主义者》，亚东图书馆，1938。欧阳会说：离休后我三次去泰国，刊登此文的暹罗《华侨日报》已经找不到了。
[70] 《欧阳会回忆录》，唐宝林整理，2010年5月。
[71] 《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局关于中日战争决议案》，《中国革命问题》，第272页。
[72] 托洛茨基：《论中日战争致里维拉的信》，1937年9月23日，《中国革命问题》，第351页。
[73] 托洛茨基：《伊罗生著〈中国革命悲剧〉序》，《中国革命问题》，第364页。
[74] 《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24页。
[75] 《临委给国际的报告——关于D.S.同志问题》，《保卫马克思主义》卷1，第28页，1946年托派多数派所印的油印小册子。
[76] 《刘家良致李福仁的信》，1937年11月21日，《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69页，注释1。
[77] 《托洛茨基致李福仁的信》，1937年12月1日，《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68页。
[78] 《保卫马克思主义》卷1，第7页。
[79] 《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1938年11月3日。这封信最早刊登在1946年托派多数派油印的《保卫马克思主义》卷1的“附录”上，取名为《DS给国际的报告》，但是没有注明日期。1948年何之瑜把陈独秀的部分遗著编辑成小册子《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时，请郑超麟回忆，注明为“1939年某月”。1993年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独秀著作选》时，根据郑超麟的回忆，注明为“1939年1月”。流亡在英国的王文元见后，告诉郑超麟，他在托洛茨基被刺杀后40年开放的托氏档案中发现：陈独秀写的原信，注明为“1938年11月3日”。于是郑写了《陈独秀致托洛茨基的信是哪一日写的》一文（刊唐宝林主编《陈独秀研究动态》第6期，1995年11月），进行了纠正。
[80] 仲：《给陈其昌等的信》，1937年11月21日，《陈独秀的最后论文与书信》，第24页。
[81]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66页。
[82] 仲：《给陈其昌等的信》，1937年11月21日，《陈独秀的最后论文与书信》，第23页。
[83] 林庚白致《新华日报》的信，《新华日报》1938年3月16日。
[84] 史斌、苏晏整理《访问刘仁静谈话记录》，1979年3～4月，《党史资料》1981年第4期。
[85] 唐宝林整理《访问刘仁静谈话记录》，1980年7月22日。
[86] 刘仁静：《读〈资本论〉刍议》，《半月刊》第3卷第11期；《读〈西洋史论〉》，《半月刊》第3卷第21期。《半月刊》为南京反省院内部刊物，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87] 可能为《读〈资本论〉刍议》之误。
[88] 《斗争》第14期，1936年12月15日。
[89]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王凡西译，第74页，注4。
[90]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73页。
[91] 《保卫马克思主义》卷1，第10～20页。
[92]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74页，注4。
[93]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71页。片山潜原是日本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长期在苏联共产国际工作。1933年病逝于莫斯科。
[94]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78页。
[95]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28页。
[96] 连根：《托洛茨基与陈独秀》，《国际主义者》第3期，1942年6月25日。连根是王文元的笔名。1942年中国托派分裂成彭述之、刘家良为首的多数派；王文元、郑超麟、陈其昌、楼国华为首的少数派。《国际主义者》是少数派油印机关报。
[97] 《保卫马克思主义》卷1，第21页。
[98] 连根：《托洛茨基与陈独秀》，《国际主义者》第3期，1942年6月25日，手刻油印件。
十九 “终身反对派”与不变的人生追求（1938～1942）
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
早在1938年2月，陈独秀即有离汉之意。当时陈钟凡曾推荐他到武汉大学教书，他拒绝，说“抚五（即王星拱，武汉大学校长——引者）与我至好，我所学亦无以教人”。[1]做过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在文字学上又有很深的造诣，怎么能说“无以教人”，说得谦虚，实际上有难言之隐：一是过去离开北京大学时所受到的同行们泼给他的耻辱，使他挥之不去。大学是知识分子集中之处，又是左中右杂处之地，中国式的“文人相轻”，像他这样政治上多次大失败的知名人物，若到大学去，不知会有多少人造出多少谣来，使他蒙羞不堪。尤其是“日本间谍”事件前，“托派即汉奸”的舆论，已经广泛流传。他虽然一再声明“不再隶属于任何党派”，但是，他的历史是抹杀不了的。在国共两党及其他各政治集团都在抹黑托派的情势下，他在大学里是很难待得下去的。二是几十年来已经习惯于搞政党政治和革命运动，当领袖，受人敬仰，怎么能适应去当一个教书匠？
他也一再拒绝托洛茨基请他到美国去创建第四国际的邀请，原因如上所述不愿意离开危难中的祖国、要为救国尽一份力之和对中国托派的极左派倾向表示痛恶并因此对“托洛茨基主义”产生怀疑外，还有具体的困难：他的健康状况很不好，高血压和胃病时常发作。同时国民党一直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批准他出国的可能，可以说绝对没有。老朋友老下级陈其昌等，曾请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致书已到美国当大使的胡适，请他在美国的大学里谋一个客座教授的职位，以免托派问题的麻烦。但是信发出后，未见回音。看来胡适也觉得不好办，或是太了解陈独秀，知道他不会离开的祖国的。抗战初期，胡适曾担心他在国内会有什么麻烦，在美国联系了一家图书公司，请他到美国写自传。但是，与上面同样的理由，他不去。在武汉尝试“新途径”失败后，王文元等人又劝他去香港，以便脱出国民党的严密监控，他也不考虑，他说：“我们拥护与参加抗战，就无论如何得留在抗战地区，利用人家不得不给我们的合法身份来作公开批评（监督政府抗战之意——引者）；一去香港便自动放弃这个身份了。”[2]
何之瑜在陪徐特立到武汉调解所谓陈独秀“日本间谍”事件后，陈独秀曾答应何的邀请，打算去长沙岳麓山下专心著述文字学。但是，后来他又改变主意说：“湖南非乐土，城市将难免为战区，乡间亦不无土匪侵害，故决计入川也。”[3]这个决定做出后，他送王文元回上海时，还与王约定：至多半年后，再到“大后方”相聚，“一起打开更有效的工作出路”。[4]这说明他之所以不愿出国，还是希望在抗日和改造托派方面有所作为。
陈独秀入川，可谓是一波三折。本来，他打算1938年2月入川，2月11日，他在给何之瑜信中说：“弟一星期后，当可动身入川（罗汉、季严亦劝我往）。”但是由于发生“日本间谍”事件，他被迫耽下来。6月16日，他准备乘在国民党中做事的包惠僧为他安排的差船离汉时，阔别三十年的大姐，携家逃难，突然到了汉口。姐弟患难相逢，悲欢交集。他对包惠僧说：“老姐姐来了，我怎能撇开他们，自己先行！”[5]这位老姐姐也是一个女能人，很受人尊敬。她嫁给了商人吴向荣，其儿子吴季严一直跟随陈独秀革命，又一起转向托派。所以，陈独秀离家后，一直与这位姐姐关系很好。这样，就拖到7月初，他和姐姐一家搭上了中、中、交、农四家银行包的专用轮船上行四川。
陈独秀受王明、康生等无端陷害，却在民主人士中得到了广泛的同情。这些民主人士都是政治上要求民主，反对一党专政，经济上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反对国家垄断的。陈独秀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吸取不少营养，使他在思想上获益不浅，生活上也得到许多帮助。“不再隶属于任何党派组织”的陈独秀，现在只有依靠这些新朋友了。如这次入川。他曾在一次宴会上征求民主人士章伯钧的意见，章当即问在场的重庆《新蜀报》主编周钦岳：“仲甫入川怎么样？”周表示欢迎并提供方便，“居住和其他生活方面的问题，我都可以负责”。周钦岳根据中共的意见，又希望陈独秀入川后，“千万不要活动，更不要发表什么东西”！[6]但是，陈独秀是一个天马行空，言论不羁的人，他7月2日一到重庆，就在27日写就上述《论游击队》，继又发表《资本主义在中国》并做演讲，影射中共。
陈独秀“安抵重庆”那天，周钦岳、高语罕等前往迎接，暂时安排在“上石板街十五号川源公司”楼上。[7]这是禁烟委员会李仲公的办事处。在《新民报》《新蜀报》的朋友张恨水、张慧剑、周钦岳等为他设宴洗尘。这说明，他出狱后为自由的努力开始获得成果，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行踪仍被国民党特务监视着，与托派也是藕断丝连，但毕竟走出了党派的阴影。然而，重庆成为国民党的陪都后，又成为国民党特务统治的地狱和国共角力的战场，政治上更少民主和自由不说，经济上的重压也很难让陈独秀一家长期生活下去。再加上重庆天气闷湿，很不利于他的日益严重的高血压病，而且大量沿海地区逃难民众集中此地，已经很难找到他合适的住处。所以，他在重庆只住了短短的一个月，就在江津国立九中校长邓季宣和皖籍名医邓仲纯（二人都是陈早年的同学和朋友）的帮助下，于8月3日移居到距离重庆上游水程约180里的江津县城。[8]高语罕说，他本不愿意离开重庆，因他关心时局，江津太闭塞。但“政治的和物质的条件不容许，他只好退居人事比较闲适、生活比较便宜的江津去做寓公”。[9]
江津当时约有80万人，是川东一个大县。由于日本侵略，沿海和中部地区的大批难民逃亡到这里。原安徽国立第二中学给教育部批准立案后，改名江津九中迁到此地，收容沦陷区疏散到重庆的安徽教职员和学生。这样的人员及其家属不下数千人，形成一个“小安徽区”的氛围。陈独秀因这种非亲即友的关系，带着潘兰珍和老母亲（即继母谢氏，陈昔凡之妻）及三儿陈松年一家几口，流亡到此。靠了朋友的照顾，陈松年在九中做了一名修理校舍的木工。但陈独秀的境况仍然十分狼狈，如他给陈松年信中所说：“不但用具全无，屋也没有了。”这是指原来说好，到江津后住好友邓仲纯（又名邓初）之宅，但因事先对邓妻工作没有做好，人到了，她竟“闭门谢客”。陈独秀懊丧地说：“倘非携带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重庆矣。”幸蒙同乡旧交方孝远先生的同情，才在一客栈暂栖下来；8月7日，又得东门郭家公馆（实为客栈）房东怜悯，挪出楼房一间，住了进去，“聊以安身”。陈独秀叹道：“出门之难如此。”[10]
过了几个月，做通了邓仲纯妻子的工作，再加资助邓开设延年医院的江津望族邓蟾秋邓燮康叔侄的照顾，勉强住进邓初开的延年医院后院——“黄荆街八十三号”，与邓初夫妇分住一宅。由于曾遭“闭门谢客”，再次进入，陈独秀精神上的不快与别扭可想而知。很快，潘兰珍就与邓妻闹起矛盾来，又不得不通过他北大时的学生江津县长黄鹏基的帮助，住到江津大西门外江津一中校长施明璋家“施家大院”——“延陵别墅”。月余，因江津中学教员杨宾淑要求陈独秀帮助整理其祖父杨鲁承的遗著，陈才最后定居到距县城约20里的偏僻山村鹤山坪石墙院的杨鲁承旧居“杨氏山庄”，直到去世。但他由于与邓仲纯的情谊深厚，又常去邓的医院治病，石墙院可能不通邮或通邮困难，他的晚年通信地址，始终是“黄荆街八十三号”。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他给杨鹏升1939～1941年间的40封信，写的全是这个地址。
陈独秀入川，可以说是受尽颠沛流离之苦，但雪上加霜的事还不断袭来。首先，在邓宅时，他十分尊敬的嗣母谢氏去世，使他无比悲痛。在给友人信中，他说：“弟遭丧以后，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于半聋，已五十日，未见减轻，倘长久如此，则百事俱废矣。”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甚至表示要遵守“丧制”，以尽孝道：“先母抚我之恩等于生母，心丧何止三年；形式丧制，弟固主短丧，免废人事，然酒食应酬以及为人作文作书，必待百日以后。”[11]
其次，1940年3月，他尊敬的师长蔡元培去世，使他“禁不住有很深的感触！”在给友人信中说：“弟前在金陵（即南京——引者）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矣！”并专门撰文《蔡孑民先生逝世感言》。[12]文章叙述了他与蔡先生的交往和“四十年来社会政治之感触”，精练地概括了蔡元培“令人佩服”的两大精神：一是“大事坚决而又温和”精神：“一般说来，蔡先生是一位无可无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时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的事，都很倔强的坚持着，不肯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二是“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这“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文章还借题发挥，有力地批驳了流行至今的所谓五四运动“废弃国粹与道德”的无知与毁谤，指出：“凡是一个像样的民族，都有他的文化，或者说他的国粹；在全世界文化洪炉中，合民族有价值的文化，即是可称为国‘粹’的而不是国‘渣’的，都不容易被熔毁……问题是在一民族的文化，是否保存在自己民族手中，若一民族灭亡了，甚至还未灭亡，他的文化即国粹乃由别的民族来保存，那便糟透了，‘保存国粹’之说，在这点是有意义的。如果有人把民族文化离开全世界文化孤独来看待……在保抱残守缺的旗帜之下，闭着眼睛自大排外，拒绝域外学术之输入……”这种“抱着国‘渣’当做国‘粹’”的“国粹家实在太糟了”。关于道德，文章精辟地指出：“人与人相处的社会，法律之外，道德也是一种不可少的维系物，根本否认道德的人无论他属那一阶级，那一党派，都必然是一个邪僻的无耻的小人”；但是，“道德是应该随着时代及社会制度变迁，而不是一成不变的；道德是用以自律，而不是拿来责人的；道德是要躬行实践，而不是放在口里乱喊的，道德喊声愈高的社会，那社会必然落后，愈堕落。”
陈独秀描述的这个“国家高喊道德”的状况，太令人深思了。
文章最后，对亲自指导的五四运动又有高论：“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这是对其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最好概括。
再次，这年春天，正在陈独秀为蔡元培逝世而悲痛之时，他又得知大姐病倒在江津上游约40里的住地油溪镇，立即去看望。手足同胞四人，唯其二人还在，但是都被老与病相缠，相见相别，两情依依。不料想，至6月，就传来了大姐去世的消息，使他怀念伤感不已，做一首五言长诗，说他们兄弟姐妹四人，自己最小。长兄、二姐早逝，“大姐今又亡，微身且苟延”。回想今年春天，他去看望大姐，分别时似有永别之兆，“姐意愿谐往，临行复迟疑。送我西廓外，木立无言辞。依依不忍去，怅怅若有思。骨肉生死别，即此俄顷时。当时未警觉，至今苦追忆。”如同早年写悼兄诗那样，陈独秀善写这种五言长诗，怀念亲人的去世，诗意缠绵悱恻，感人至深。
重感情，重友谊，这是陈独秀品性中的一个显著特点。但是，一般人往往只看到他“固执己见”，疾恶如仇，如王森然所说，“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13]却忽略了他重感情、重友谊的一面。正如程演生所说：“仲甫和朋友要好的，欢喜随便谈谈，或是说笑话。有些不知他的人，以为他是暴徒式或不近人情的人，其实他是极和蔼极亲切的人，又有热情，不过负气，好闹脾气，但事过也，就若无其事的。我见过他和朋友因说笑话或顽皮而致变脸而致相打，然过了一天又和好了。不过这是些极相好的朋友。”[14]特别是晚年，这一面更加突出，而且带有伤感的因素。“穷而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一生清贫和政治的压迫，没有压倒陈独秀，但亲友的一个个去世，却给了他极大的精神刺激。早在1937年，听到被称为“中国托派中最杰出的女革命者——黎彩莲”逝世消息时，他就开始承认“老”了。他在给赵济信中说：“彩莲的死使我很悲伤。一生中我遭遇到这样的事已不算少；可是我从来不曾如此难受过，也许是我老了……”[15]但如老骥伏枥，他又不甘心，出狱后仍在武汉为抗日救国奋斗了一阵子，结果受到“日本间谍”事件和国民党解职何基沣两方面的打击，又与极左派占多数的托派组织准备做最后的决裂。在当时国共两党主宰中国命运，民主党派左右摇摆的中国局势中，他一个口口声声“不隶属于任何党派”的个人，又没有任何群众基础，能有什么作为呢？他在送走王文元时所说的半年后到大后方打开新的工作出路的期望，已经成为水中月、梦中花，只剩下一支笔和自己的思想了。但是，现在不是五四时代，用笔和一份刊物，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可以招来千军万马，掀起惊涛骇浪，改变祖国的命运；现在是枪炮决定中国人命运的抗日战争时代。于是，他感到自己被置于一种多么无奈又多么无能的地步。这种无奈和无能为力的痛苦，又使他回到青年时代革命低潮时曾有过的志不遂愿的“屈原情结”。1941年7月，他在听说友人周光午、何之瑜、台静农、魏建功等于屈原祭日聚饮大醉之事后，也激动万分，作了一首诗给魏建功曰：
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
诗人枉向汩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
诗中悲愤自己像屈原那样，纵然有忧国忧民之心和远大的政治抱负，亦为此而奋斗了一生，却不断地受挫、失败，甚至多次被捕坐牢、被诬陷，至今又流亡到江津这穷乡僻壤，“凄凉”到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都没有了。若是这样屈死在他乡，倒不如像西晋皖人“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那样，醉生梦死在故乡。
但是，他还是庆幸自己一直保持着不愿随波逐流的风骨。一天，他与早年留学日本时的同乡好友葛温仲的长子葛康俞相遇，又勾起他浓浓的乡情，赠诗曰：
何处乡关感乱离，蜀江如几好栖迟。
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16]
“疏狂”，这是对他本性及优缺点的高度凝练，即曲高和寡，既有真知灼见、高瞻远瞩的英明，又有脱离群众、拒绝世俗之遗憾。这是决定他是思想家而不是政治家的基本品性，也是构成他一生如此精彩、如此大起大落的悲喜剧结局的根本所在。
而在另一首诗中，他更表示了自己终老也要保持磊落倔强之气：“但使意无违，王乔勿久持；俯仰无愧怍，何用违吝悔。”[17]
还是1940年，大姐去世不到两个月，“乡下盗风大炽”，灾难也落到他的头上。大概盗贼听说他是个大名人，一定有财，8月2日，“窃去衣被十余样”。[18]盗贼是所得无几，陈独秀却损失巨大。因为在武昌时杨鹏升送给他的心爱之物篆刻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及晚年专心研究的尚未完成的很大一部分文字学著作草稿被盗，使他十分痛心。后来，失窃衣物虽大半追回，唯这两件他的心爱文物，“去如黄鹤”。[19]
在经济上，由于他的名人身份，敏感的政治背景和年迈、战争的环境，他不可能找到有固定收入的职业。但同时，正因为他的名人身份，又做过北大文科学长，有一大批学生在国民党中做官，他与国共两党的恩仇，特别是最后因“日本间谍”事件与中共的决裂，使他入川后的经济状况，变得相当的拮据。据现有的资料记载，他的经济来源，除了有时报刊上（如《政论》《抗战与文化》《中央日报》《民主与统一》等）发表一些文章，有一点微不足道的稿费收入之外，主要靠亲友接济，具体是：通过原无产者社成员薛农山的关系，任《时事新报》名誉主笔，每月领一点少得可怜的津贴；北大同学会经常给他一些生活费，有的说是每月300元；大姐家在陈独秀困难时，也给一点帮助，因为姐夫是经商的，侄女是个中学校长，侄女婿是一个珠宝商，经济较宽裕；此外就是好友蔡元培、邓蟾秋叔侄、杨鹏升的私人资助，连印有“独秀用笺”和“仲甫手缄”的信纸信封，也全由杨鹏升包赠。
杨鹏升与晚年陈独秀的关系密切，如果没有“文革”劫后幸存的陈独秀给他的40封信，人们不可能知道在陈独秀众多朋友中还有一位如此肝胆相照、侠义感人的好朋友。
杨鹏升，四川渠县三汇镇人，比陈独秀小21岁，两人是忘年交。早在五四运动前夕，经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推荐，杨鹏升就师从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陈非常赏识这个四川娃，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五四运动后，两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而杨鹏升留日归国后在国民党军界任职。但与国民党中一些军政官员一样，党派之见并没有影响两人的情谊。说来真巧，1937年，陈独秀辗转流落武汉。稍后，杨鹏升也因得罪蒋介石被调往武汉任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兼办公厅主任。杨费尽周折找到陈独秀，为其安排了固定住所，就是那所桂系将领留下的庭园。其间，两人过从甚密。1938年，武汉沦陷后，两人又一前一后来到四川，杨因对国民党不满，寓居成都修建“劲草园”，沉溺于书画，而陈独秀也迁至江津。据史料记载，两人虽同在蜀地，却从未见面，只是以书信往来。1939～1942年，陈独秀生命的最后三年，写给他的信竟达40封之多。书信最长的有3页，最短的只有几十个字，字里行间，表现出陈、杨二人独特而深厚的交情。从信中看到，杨鹏升得知陈独秀自到江津后生活艰难，先后6次给他寄钱共4500元，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最后一封信是陈去世前两个月的1942年4月写的，对杨多年的资助，陈表示“却之不恭而受之有愧”。陈辞世后，杨鹏升悲痛不已，在其所寄信封的背后写下“此为陈独秀先生最后之函，先生五月二十七日逝世于江津，四月五日书我也。哲人其萎，怆悼何极！”[20]
到江津后不久，陈独秀还得到一个重要的朋友罗宗文。1940年9月，罗才调任江津县长，到任之初，照例拜访当地知名人士时，因而拜访了陈独秀。略事寒暄后，面对国民党地方官员，陈十分关切民生问题，首先问：“现在米价飞涨，怎么办？”可能陈知道罗在邻县永川花费大力气，把米价控制住，从6月到9月，一直保持稳定，军民相安。罗说：“省府最近的命令是要各县将当地粮价压到7月半的水平，不许自由上涨。”陈说：“压也不是办法。”
大约半个月后，陈独秀步行两华里到县府回访罗。罗回忆说：陈老坐下后说：“孙哲生又在放大炮了，你看见没有？”我说：“看见了”。孙哲生即孙科，是中山先生之子，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在中央纪念周做过《抗日时期的经济政策》的报告，其中说到重庆的米价，已涨到150元一担。如果粮食由国家来经营，操纵囤积等弊端就会一扫而空。报告在报上发表了。陈接着说（大意）：“这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的农民很分散，生产规模很小，是小农经济，每年秋收以后，自己就把粮食保存起来，连罐罐坛坛，都是他们的收藏工具，遇到需要钱的时候，就拿一部分出来，自己设法加工成米，或者舂，或者碾，或运到邻近的水碾去碾。全家动员，肩挑背负，运到邻近的米市去卖，然后买回所需要的油盐、农具和其它日用必需品。这就是说，他们的家，既是仓库，又是粮食加工坊；农民既是仓库保管员，又是加工工人，又是搬运工人，又是销售商人，是十分方便的。如全部由国家来包干，既要修仓库，又要修加工厂，又要组织运输，又要设店销售，要花多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哪里是容易办得到的啊！不比在苏联有集体农庄，美国有大农场，是机械化耕种，生产规模大，办起来方便。”罗当时听到他的一番言论，颇觉有道理。可见陈独秀对农民和农业社会了解之深。[21]
此外，近年从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朱家骅档案中，还发现了这位当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保存的，因知陈独秀生活艰困，国民党甚至蒋介石以朱家骅名义与陈独秀的六封通信，其中于1940年7月17日、1941年3月6日、1942年1月27日，先后三次向陈独秀资助1000元、5000元、8000元。这六封信中，三封是朱致陈独秀，告有此三项资助，并派张国焘送去；两封是朱与蒋介石秘书陈布雷的通信，陈布雷告诉朱：“日前所谈仲甫近况艰困，经呈奉谕示一次补助八千元，以吾兄名义转致。”朱则报告已派张国焘转赠。最后一封陈独秀给朱的回信称：
骝先（即朱家骅——引者）先生台鉴：国焘兄来津，奉读手教，并承赐国币八千元，远道转来，不敢辞却，无劳而领厚赐，受之实深惭愧也。弟寓人口既少，生活又简单，去年赐款尚未用罄，今又增益之，盛意诚属过分，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敢受，特此预陈，敬希原谅，并谢高谊，余不尽焉。弟独秀启。一月二十九日 卅一年[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