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有学者根据郑学稼所说，认为陈独秀晚年曾明确拒绝国民党官方甚至蒋介石的资助。郑说：朱家骅赠陈独秀5000元支票一张，他拒之；朱又托张国焘转赠，又遭拒之；张再托郑学稼寄赠，还是不收。[23]所以，以上六封信的披露，引起大家的讨论。
首先，在这笔5000元的问题上，到底是朱家骅和陈独秀的信上说得对，还是郑学稼说得对。或者还有另一笔5000元的资助，陈拒绝了？因为陈独秀回朱的信中，没有明确说收到的款额数量。另外还有一个直接经办人也有郑学稼类似的回忆：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四川省银行总行省库部收支课工作。一天，我收到中央银行国库局一件支付书，命在江津县代办国库业务的四川省银行办事处付给陈仲甫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这笔钱是由蒋介石汇给陈仲甫的。我想，陈仲甫是陈独秀的号名，一般人都不甚知道，所以我特别注意这笔库款的下落。
可是过了六七天，仍不见省银行江津办事处寄回陈仲甫的收据。国库局派了一位襄理大员来查问，并催促尽快将这笔钱送交陈收。
又过了两天，省银行江津办事处回电说：“办事处主任张锦柏亲自去见陈，他还是不收，只好将原支付书退回。”我们当即通知国库局：已将这笔钱原封退回。[24]
这就说明，原先以蒋介石的名义给陈独秀汇过5000元赠款，确是被陈拒绝了。
其次，六封信中，1941年3月6日朱致陈独秀信告知资助5000元的信、1942年1月27日朱致陈独秀告知资助8000元的信和同日朱致陈布雷报告8000元将“以弟名义”转送陈独秀的信，三封都还加了“密”字，说明赠送者不愿意让陈和外人知道这两笔资助款的来源。否则，陈若知道是国民党官方或蒋介石所赠，恐不会接受。朱家骅原是五四时期陈独秀在北大的同事，教授德文。这三笔钱，若以其个人名义资助，而且赠送时写的信又极为诚恳，陈却之不恭，才接受了。然而，陈可能不会一点也不知道这些钱的来源，所以收得很勉强，以至表示“盛意诚属过分，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敢受”，可见陈当时心中的苦涩。
这种因生活所迫，不得不靠别人近乎“施舍”度日的状况，极大地刺伤了陈独秀的自尊心。
再次，朱家骅、陈独秀信中所述的赠款数与何之瑜的记录有出入。照顾陈独秀晚年生活的何之瑜在《先生逝世前后用费收支表》（未刊稿）中记载逝世前的医药费收入部分：第一笔就是蒋先生5000元[25]，第二笔是朱骝先先生5000元。这就与朱信中的那笔钱对上了，也证明郑学稼、许伯建说的那笔被陈独秀退回去的钱是另外一笔。另外，何之瑜的记录并不齐全，因为杨鹏升的赠款一笔也没有记录，看来有些赠款未经何之瑜之手。
有人认为，陈独秀晚年得到这些“巨额赠款”，说明他的生活并不贫困。但是，正如上述陈独秀与江津县长罗宗文接触时所说，由于战争环境，物价（特别是米价）飞涨，这些赠款又像打水漂一样飞去了。据时人回忆：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在后方办过23个国立中学，收容敌占区和交战区的流亡学生。当时的国立中学都实行公费制，学生有饭吃，伙食费随米价涨而涨，没有下落过：1939年2～11月，每人每月是6元，可是到1941年8月，涨到了每月133元，大涨22倍。[26]陈独秀在致杨鹏升的信中也有不少记载：1940年10月19日的信中说：“此间米价30余元一斗，每斗60斤……前次欧战中德国危机，乃物资天然不足，今中国人为居半，谷物暴涨则全属人为。封锁讨伐又加奸墨横行，此事无法解决也”；这年12月23日函称：“数月以来，物价飞涨，逾于常规，弟居乡时，每月用二百元，主仆三人每月食米一斗，即价需一百元。今移居城中（即因“山中大寒，盗风又大炽”，临时移居江津城——引者）月用三百元，尚不及一年半前每月用三十元之宽裕（其时一斗米价只三元，现在要七十元）。长此下去，实属不了！”1941年9月6日函称：“弟月用三百元（生平所未有，居城中当多一二倍），已觉骇然，兄在成都用度竟多至十倍，倚薪俸为生者，将何以堪！物贵由于币贱米昂，币贱乃自然之理，无法可设；米贵则大半由于人为，挽救之法甚多，政府何不急图之以自救耶！”
这年11月22日给杨鹏升的信中说：“此时弟居乡亦月需费用六百元，比上半年加一倍。兄竟至多我数倍，如何可支！”而且早在这年1月26日的信中就说过：“物价如此高涨，吾兄每月亏空如此之多，奈何？奈何？”陈独秀为了不再连累朋友的生活，曾产生过“出川”的想法：“黔、湘、桂之生活费用都比川省要少一半”。因此，虽然朱家骅的资助1941年增加到了5000元，1942年又资助了8000元，哪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和医药费的开支。有时亲友接济不上时，不得不靠典当度日。柏文蔚送给他的一件灰鼠皮袍就进了当铺，还卖给房东杨鲁承家一些衣物。最后他与潘兰珍在石墙院的住房，一为卧室，一为书房，房上无天花板，下面是潮湿的泥地，若遇大雨，满屋漏水。
穷困潦倒的生活，使他的肠胃病和高血压更加恶化。1941年冬，米价大涨，他在向著名佛教大师欧阳竞无借《武荣碑》字帖时，以诗代柬，透露了他那十分清苦的生活：
贯休入蜀唯瓶钵，卧病山居生事微。
岁尾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27]
1922年欧阳竞无在南京成立支那内学院，抗战时流亡到江津重建，此人对书法有很深的造诣，与陈独秀过从甚密。而“贯休”是唐朝一高僧，称禅月大师，善诗，兼工书法。其书人称“姜体”（他姓名姜德隐），自成一派，得到后世许多名家的赞赏。他也曾入蜀，并有诗云：“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表示他老年只有一瓶一钵的清苦。陈独秀写此诗，自比贯休，不仅被疾病折磨，不能亲自上门拜访，而且“生事微”——家用匮乏。快过年了，家家都备足了猪肉和鸡鸭，而我只得向你借《武荣碑》来解解馋了。
他的安徽同乡老友朱蕴山，听说了这件事，买了几只鸭子去探望他，见他胃病发作，痛得在床上打滚。朱曾劝他不要搞托派，后来又受周恩来之托，劝他到延安去。他都未听从。所以，他逝世后，朱写诗曰：
掀起红楼百丈潮，当年意气怒冲霄。
暮年萧瑟殊难解，夜雨江津憾未消。
一瓶一钵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
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
到他去世的那一年——1942年初，生活的窘迫和“川省地势海拔较高”对他病体不利的影响，终于使他做出了移居贵阳的决定。在1942年1月9日和2月12日给杨鹏升的信中，都提到这件事：“川中生活，日益不支，弟病虽未好，或可冒险乘车往贵阳，以彼处生活比川中便宜一半。”但“终以病体不胜跋涉”而作罢。而在这两封信之间，即1月27、29日，恰有朱家骅赠送经蒋介石“谕示”的8000元，使他也暂时有了经济上的支持，没有冒险去贵阳，直到他逝世。
陈独秀晚年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许多亲友都来帮助他，资助他，但是，他并非一概都接受：第一，“素无知交者，更不愿无缘受赐”[28]。第二，国民党的著名官僚或共产党的叛徒赠送的，即使出于同情而并非政治拉拢，他也坚决拒绝。如罗家伦等曾亲自送钱给他，他不要，弄得二人很尴尬。临走时，陈对他们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陈独秀主持中共时期著名的共产党活动家、后被捕在一次陪绑的假枪毙中吓破了胆而叛变的任卓宣曾汇给他200元，很快就退回了。陈说“你比我穷”，任不解。其实此话意味深长，乃指人格而已。第三，“无功不受禄。”他的音韵文字学著作《小学识字教本》，曾得到预支稿费1万元，因与教育部长陈立夫的书名纠纷，未能出版，这笔钱一直没有动用。对于朋友的资助，他也尽量写一些字联和诗词赠送。他的书法，特别是小篆，很有名气，一纸难求。北大同学会先后派罗汉（罗汉在1940年重庆遭日机大轰炸时牺牲）、何之瑜照顾陈独秀晚年的生活，还每月补贴他300元生活费。这对于陈独秀晚年生活的稳定，非常重要。陈就把他的书稿《连语类编》赠给北大，以资报答。
生活是如此艰难，尤其是对这种近乎靠别人施舍度日的状况，对他这个早年提倡“独立自由之人格……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的自尊性极强的名人来说，[29]精神上带来无比的痛苦。在致杨鹏升的一系列书信中，充满着这样的字句：“由于医药费，曾与编译馆约过一稿，可以支取应用，不应以此累及友好”（1940年1月31日）；“接行严转来汇票三百元，不胜惶恐之至……寄回恐拂盛意，受之实惭惑无既，辱在知己，并感谢字亦不敢出口也”（1940年2月26日）；在接到印有独秀名字的信笺信封时，又说“屡承厚赐，何以报之”（1940年4月7日）；还有在接到千元兑票时说：“屡承吾兄挂念鄙况，既感且渐，无以答雅意，如何可安”（1941年8月6日）。直到他逝世前一个多月给杨的最后一封信，还在说“复觉惭愧无状”，“且感且惭”（1942年4月5日）；等等。
对于这样的日子，一般人早已愁闷至极，但是陈独秀毕竟是一个历经磨难之人，屡受迫害、打击之外，被捕、坐牢甚至枪毙的威胁也经受过。他却善于苦中寻乐，如有一次还题写李白的诗赠友自嘲之：
问君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30]
在暂居郭家公馆时，曾与早年同乡好友胡子穆一家同居一宅，陈给胡写诗一首曰：
嫩秧被地如茵绿，落日衔山似火红；
闲倚柴门贪晚眺，不知辛苦乱离中。[31]
日本侵略造成了国破家亡，人民受尽苦难，但大自然还是那样美丽，让人贪晚眺望，暂时忘却了乱离中的辛苦。
陈独秀书岳飞《满江红》
对于因形格势禁一时难以进行革命活动，他也能释怀。在石墙院，除了老友邓初医生常来看病外，还有一位为他看病的程里鸣大夫，时间一长，两人相交甚笃，无话不谈。有一次程笑着问：“陈老先生，我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陈表示：“有话直说。”程说：“人们都说你老先生是半截子革命。”陈摇头叹息道：“你行医，不懂政治。你为我治好了病，无以答谢，给你写副对联吧。”于是，陈独秀为程写了以下一联：
美酒饮到微醉处；
好花看在半开时。[32]
真是妙语！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现在不能亲身参加并领导革命和抗日战争了，但是我所从事的革命运动，像“美酒”“好花”一样，已经是“最美好的人生”了。
其实，他的精神丝毫未颓，爱国热情也仍旺盛。在家徒四壁的墙上，唯一的装饰，就是他写的岳飞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早在武汉时期，他还给友人题赠岳飞“满江红”一词（解放后，收藏者怕招祸，把陈独秀的署名处理了）。
另外，他的贫病交加，也丝毫没有减弱他的好学、博学的品性，更使他博得人们的钦佩和尊敬。上述江津县长罗宗文说：“他的字写得很好，我十分欣赏，我调离开江津时，求他写了一副对联，他写的是：‘还师自西旅，祖道出东门’。并在边上题云：‘宗文先生，长斯邑年余，今调赴铜梁，出纸索书，因集《散氏铭》以赠，即乞正之，独秀。’下联是为罗饯别的意思，但上联之意甚深，在于近而求诸远：当时全国有志之士，都涌到西南，坚持抗日战争，艰苦异常，都渴望早日胜利，从西方班师回到各自的家乡。“《散氏铭》共仅350字，要从中选出10个，集成一联，既反映群众渴望抗战胜利、结伴还乡的心情，又突出群众为我饯行惜别的深情厚谊，信手拈来，联成妙对，足见陈老国学功底的深厚。”[33]
同时，陈独秀对国家的未来——青少年，如《新青年》时期一样，还是倾注着满腔的热情。1939年，他得知苏联斯大林与德国希特勒签订协定后，曾作长诗《告少年》，强烈谴责黑暗势力，“毋轻涓涓水，积之江河盈；亦有星星火，燎原势竟成；作歌告少年，努力与天争。”[34]1940年，17岁的张定从重庆坐船去江津上中学，看到船长室里坐着一位很有风度的长者，一打听，原来他就是赫赫有名的陈独秀。那是陈独秀一生最倒霉的时期：既不容于共产党，更受到国民党的监视和打压，不得已来到江津凄度风烛残年。少年张定崇拜陈独秀，顾不得什么就上前求教，还请陈题词。陈独秀在张的日记本上写下“中国少年，少年中国”八个字。船靠岸后，国民党军警进行检查，发 现张定携带一些进步书籍，并曾与陈独秀交谈，随即将他进行拘留。在审讯时，张定徉说要给国民党军部打电话。警察问何事，张定说：“找我爸爸。”警察一听怕惹不起，便把张定放了。张被释放后，又找到陈独秀，要去革命。陈耐心地劝他：“要革命也不能不读书，还是要好好上学。没有学问，革命也搞不好。”[35]于是，张定决定继续上学。张定后来成为共产党重要骨干，50年代起在团中央等机构工作，追随胡耀邦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小学识字教本》及其坎坷命运
如前所述，陈独秀学识渊博，在对音韵学、文字学的研究有特殊的爱好。每当政治上受挫，他就专心致志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晚年在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下，又与各政党脱离了接触，对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也无能为力，只是偶然对国、共、托三党及战争形势发表一点看法，主要精力是进行最后的文字学研究和撰述。
在狱中，他写了一部《实庵字说》。“实庵”，即诚实的小草屋之意，完全是文人的自谦词和雅号。这部著作，正式开始了他对汉字的逐个解析，但侧重于有关联谊词的释例。完成之后，就全面研究每个汉字的形成规律与音、形、意的组合特点，以帮助人们“识字”。因为了解了这个字的形成历史和特点，自然印象深刻，比不知其然的死记硬背好得多，所以，取名《识字初阶》。但此稿在狱中只完成部分初稿，晚年就以主要精力修改、补充、重订此稿，并改名为《小学识字教本》。
与进行政治运动一样，陈独秀的文字学研究，也贯彻着明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革古更新、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精神。研究与撰写《中国文字拼音草案》是这样，撰写《小学识字教本》也是这样。“小学”是古代音韵学与文字学的合称，陈独秀一贯主张二者统一起来研究，形、音、意不应分割。正如他在此稿《自叙》中说：
昔之塾师课童，授读而不释义，盲诵如习符咒，学童苦之。今之学校诵出释义矣，而识字仍如习符咒，且盲记漫无统纪之符咒到二三千字，其戕贼学童之脑力为何如耶！即中学初级生记字之繁难累及学习国文多耗日力，其他科目，咸受其损，此中小学习国文识国字之法急待改良，不可一日缓矣。本书取习用之字三千余，综以字根及半字根凡五百余，是为一切字之基本一形义，熟此五百数十字，其余三千字乃至数万字，皆可迎刃而解，以一切字皆字根所结合而孳乳也。上篇释字根及半字根，下篇释字根所孳乳之字，每字必释其形与义，使受学者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此不独使受学者感兴趣利记忆，且于科学思想之训练植其始基焉。
因此，当《小学识字教本》（以下简称《教本》）完成上篇时，他在致台静农的信中，明确表示，他是在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未竟之功”：“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是毒害青年，弟久欲于此二者各写一部有系统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之功。文字方面而始成一半，史的方面未有一字……”[36]其“老骥伏枥”的精神跃然纸上。
过去，笔者认为陈独秀从事文字学研究只是他一生政治运动之外的一种爱好，现在看来乃浅见，实际上是他一生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他五四时期要求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一样，一生都在追求这种“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37]
从学术和他的历史上来说，陈独秀撰写此稿的原意是想汇毕生研究音韵学和文字学的成果，致力于寻找汉字的规律，以解决汉字难认、难记、难写的问题。此乃是他大革命失败后竭力鼓吹汉字拼音化运动无人响应后的另觅蹊径之为。因为，陈独秀认为，汉字的确存在“三难”问题，但是只要找到汉字的规律，也就不那么难了，因此他一生在进行政治活动之余，总是孜孜以求。从《字义类例》《实庵字说》，最后到《小学识字教本》，终于找到了汉字的整个发展规律，形成了一个完整独立的体系。
从目录上看，《教本》分上篇和下篇。上篇是“字根及半字根”，共分10章：（1）象数七字；（2）象天十五字；（3）象地三十二字；（4）象草木五十七字；（5）象鸟兽鱼虫八十二字；（6）象人身体六十三字；（7）象人动作六十七字；（8）象宫室城郭四十字；（9）象服饰二十五字；（10）象器用一百五十七字，共五百四十五字。
下篇是“字根孳乳之字”，分两大章：（1）字根并合者，（甲）复体字六十三字；（乙）合体字二百四十三字；（丙）象声字一百五十八字。（2）字根或字根并合之附加偏旁者存目。
从存稿和何之瑜的注明看，上篇545字，全部完成。下篇的（甲）复体字和（丙）象声字部分，也完成了，但（乙）合体字部分，只写到第112个字“抛”字。何之瑜在此处注明：“按仲甫先生于三十一年（即1942年——引者）五月十三日上午著稿至此‘抛’字时，适人过访，旋即卧病，到五月二十七日逝世，乃成绝笔矣。”下篇计划中的第2章，留下了空白。但陈独秀临终前对何之瑜说：“本书体系业已完成，即上篇亦可单独问世。”
《教本》尚有小部分未完成，固然遗憾。但陈独秀临终前对有人提议请代人续写以完成书稿时说过：“学力太差者，不能写；学有深造者，皆有自己的见解，又不愿意写也。”[38]陈独秀就是这样一个个性特殊的人，学不惊人誓不休。他对自己的学识和见解，充满着自信。正如他在“上篇”完成、给北大时的学生并已经成为著名的文字学家陈钟凡寄此书稿并在附信中说的：
此书出，非难者必多，书中解说亦难免无错误，而方法余以为无以易也。形、声、义合一，此中国文字之特征也。各大学文字学科，往往形、声、义三人分教，是为大谬。欲通中国文字，必去六书之说，所谓指事、会意、形声，皆合体象形，声皆有意，又托于形，形、声、义不可分也。六书中说，形声最为荒谬，人旁、鸟旁、草木旁、水火旁、牛旁、口旁、金石旁等等，其字均甚多；但右旁之声，谓之谐声而无义，则将何以别之？……吾书三千字，字字形义并释，不取某声以了之，明知此事至难，然非此无由通识中国文字也。[39]
又是一个“方法余以为无以易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与胡适提倡白话文，也说过类似的话。只有坚信自己掌握真理的人，才敢说这种话。这是一种多么豪迈的气概。果然不出所料，此稿传出后，当时就得到名家的好评。陈钟凡当时就认为：“虽至今未见全书，其以形声义一贯解释文字的方法可谓缜密。”[40]魏建功在读到《教本》书稿时也“赞叹欢喜以为自古文字资料以来，文字学家趋本求末，抱残守缺，两无裨补之失，俄然扫空，因有问疑，获加命提”。[41]
于是，该书稿就这样留存人间。
从《教本》内容看到，陈独秀关于汉字的学识，殊为惊人。他在这方面的独创性，绝非故逞臆说，以示特异，而是始终坚持历史的、辩证的方法来从事文字的研究，不是把眼光只盯在一字一词上，而是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展开视野，从古代的生活，典章制度，文物习俗，自然科学成果等方面的联系上来进行深入的探讨，自然就博大精深，从而得出不一般的结论，发前人所未发。为了求得一字的真义，他不仅广究博引，从大量的古籍中，从地下发掘的实物中寻找根据，而且精确考证，从而发现新的真理——既能说出此字的历史形成过程，又能详析它的特点、本义和引申义，等等，含义丰富而简明扼要，一目了然。
如对鬲、鼎、曾、复、呙等字的分析，不仅引用了《周礼》《左传》《诗经》等十三四种古籍，而且考查了地下发掘的螺、蚌、陶器、青铜器、铁器等实物，至于对《篆文》《甲骨文》《金文》《说文》等古代文字学著作研究和运用，更不用说了。
可见，这部书稿凝聚着作者多么巨大的心血。
特别要指出的是，这部珍贵书稿的撰述，不是学者、教授在条件优越的书斋中悠然进行的。本书的前奏《字义类例》是在反袁斗争失败后“静待饿死”的绝境中完成的；本书的起始作《实庵字说》和《识字初阶》，是在狱中进行的，那时，既没有上街买书和到图书馆中查索的自由，精神上又受着各种折磨；晚年撰述本书，又在病贫交加之中，以致到去世还没有完成，自然还没有修改定稿，锦上添花。但是，即使如此，该著不仅在当时就得到如上述著名文字学家陈钟凡、魏建功的赞扬，也得到现代名家的高度评价。直到1987年，文天谷教授还认为：“仅就他三部著作（即《字义类例》、《实庵字说》、《小学识字教本》——引者）达到的总的水平来说，恐怕目前还没有能超过的。”[42]
但这部书稿的命运，与作者的命运一样坎坷。书稿写到“抛”字绝笔，是意味深长的巧合。早在1939年，在国民党教育部所属的国立编译馆工作的陈独秀的好友台静农得知他在从事文字学的研究，就介绍该馆约请陈编一部教师用的《中国文字说明》，并预支给他5000元稿费。后来，陈独秀就把已经自成体系、可以单独出版的《小学识字教本》上编交给了编译馆，嘱先行出版。编译馆馆长陈可忠见稿十分赞赏，在1940年5月13日，向教育部报请陈独秀续编学生用的《中国文字说明》，并申请再向陈独秀预支5000元。教育部长陈立夫在报告上批示：“前稿（指教师用《中国文字说明》——引者）已否交来？照发。”[43]
这表明陈独秀的《小学识字教本》还未完成，已经得到了一万元的预支稿费。但是，他的“无功不受禄”的清高精神，由于发生了他与陈立夫之间关于书名的争执，在他去世前“教师用”的“前稿”却未能完成和出版，“学生用”的后稿自然也未动手。所以他嘱家人不得动用这万元预支稿费，并表示“若教（育）部有意不令吾书出版，只有设法退还稿费，另谋印行”。[44]
教育部长陈立夫看了陈著，也赞扬备至，同意出版：“大著小学识字教本 扬古今诸家学说，煞费苦心，阁下己见亦多精辟，自宜付梓，以期普及。”但对《小学识字教本》这个书名，认为“实属程度太高”，要求改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45]
陈立夫起的这个书名，自然有点俗气，但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而自认为是独创的精品之作、追求高雅的陈独秀却不能接受，回函说：“许林重造说文，意在说经；章太炎造文始意在寻求字原；拙著教本，意在便于训蒙，主旨不同，署名遂异。以其内容高深，不便训蒙者，朋辈中往往有之，此皆不知拙著第一种乃为教师参考而作，儿童课本别有一种。但编排单字三千后，不加诠释，绝无高深之可言，俱见全书，疑虑自解也。”[46]
显然，陈独秀在这个问题上不愿意媚俗，有点书生气的执拗。到1942年2月，陈独秀在坚持己意的原则下，退而求其次，致函编译馆负责人陈可忠：“拙稿虽未尽善而创始不易，弟颇自矜贵希望能于足下在馆期间，油印五十份（弟需要二十份，分赠朋友）分寄全国。此时虽有原稿一份副本三份，一旦川中有乱，难免纷失也。区区之意请勿再过虑而忽之。”[47]
对此结局，热情此事的陈可忠也甚为遗憾，为有所弥补，很快遵陈之嘱，把《教本》油印了50册，分赠学术界人士，特别是对“小学”有研究的学者，包括陈独秀的朋友如章太炎、梁实秋、王抚五等。此事由当时寓居四川江津白沙镇的台静农和魏建功主持，使这部珍贵之作得以存留下来。
经过几十个春秋的国共两党封锁、冻结和压迫之后，1971年，梁实秋保存的一部教本油印稿，在台湾首先影印出版并再版。但碍于国民党政治，书名改为《文字新铨》，赵友培题签，梁实秋作前言，却没有“陈独秀”的作者名，陈作的序自然也不用了。此事从政治上考量，乃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梁先生对此书的出版采取了十分严肃的学者态度。如他在“前言”中所述：“影印本初印五百册，较原稿缩小。其原来模糊之字迹经重描后虽已经清晰，但相形之下，原来清晰因系油印，反而模糊。且其中有若干处亦有因油印及重描而致讹误者。为便利读者经赵友培教授就影印本加以校阅改正，后请李立中先生费十个月时间将全稿重描，使之清晰无误，并决定照原样十六开本再行影印发行。”
20世纪80年代，台湾章太炎后人，把一部《教本》油印本，完璧归赵于陈独秀的外甥吴孟明。1995年，大陆第一次出版《教本》，所据的是已经七十多岁高龄的严学宭教授所抄存的王抚五收藏的那本油印本。而早在13年前的1982年9月，这位在武汉华中理工大学语言研究所任所长的严先生已经为此书的出版写了“前言”，说明：“一九四六年我在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教训诂学时，新任校长王星拱（抚五）为仲甫先生挚友，将所藏《小学识字教本》油印稿假我一读，击节讽诵，爱不忍释，当即抄存一份。一九六六年‘扫四旧’时，幸赖故妻张志远度出书寓，未被焚毁。”[48]又说然后因该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该书，把抄存稿交由本研究所工作的刘志成整理校订。刘则说：“严学宭教授交给我一册普普通通的横格笔记本，是他于一九四六年用钢笔抄录的陈氏《小学识字教本》，字迹细小清晰，但讹错较多。”[49]于是他在整理校对过程中，又参照了广西大学沙少海教授处发现的又一本《教本》油印稿，进行校订。但是他竟又发现，无论严的手抄本，还是沙的油印本，“古文字字形均失真过甚，亦有误成他字者，全部查核工具书重新描摹”，并且对他认为“讹错”的地方，大胆地进行“改换”和“删削”。但刘说：“待我花去半年光阴核对整理完毕，稿子竟然莫名其妙地被（理工大出版社）搁置起来。”这时恰逢“清理精神污染运动”，学术界一部分学者为陈独秀冤案平反的正义行为，被作为“史学界的精神污染”受到批评，并且殃及这部纯学术的陈独秀著作的出版。所以一直拖到1995年5月，才改由四川成都的巴蜀书社出版。
《教本》终于在大陆出版，原本是一件大好事，但是由于以上所述校订者在见到沙少海收藏的油印本后还进行了“改换”和“删削”，于是就出现了陈独秀临终时担心的憾事：“学力太差者，不能写”。吴孟明把巴蜀版《教本》与油印本对照后发现，前者“从原书的‘自叙’到全部正文，均有较大数量的改动，刘君在‘后记’中亦说‘改不胜改’……这不是校勘手抄本的问题，而是直接对陈独秀的原著进行大量删改了”；“由于被改动的地方实在太多，从字句的改动，到内容的删减或删改，几乎每页都有。”全书300多页，仅开始10页的改动就达12处之多。“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竟被如此的删削和改动，是很罕见的。”对此，陈独秀的后裔和亲属深表“遗憾和震惊”。
吴先生又说，对比之下，梁实秋对待这本书的出版，确是十分严肃的学者态度。所以，考察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的学术价值，应以台湾的《文字新铨》为文本，所幸的是，梁实秋在临终前叮嘱女儿梁文蔷，要在适当的时候，把陈独秀的这部重要著作，捐赠给大陆著名的博物馆，并说台湾影印出版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未署作者陈独秀的名，也未刊陈写的序言想必大家都能谅解。2003年8月，已经移居到美国的梁文蔷亲自把乃父保存的《小学识字教本》和影印本《文字新诠》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样，再加上上海鲁迅博物馆收藏的《教本》油印本，大陆学者要研究陈独秀著的《教本》原件，就比较容易了。
与蒋介石国民党的“不合作主义”
国民党甚至蒋介石本人屡次通过朱家骅给陈独秀“巨额资助”“医药费”，表面看来是没有政治用意的，甚至在陈独秀逝世时，在何之瑜的《先生逝世前后用费收支表》中，还有这样的记载：
赙（殡）仪费收入部分：
蒋先生5000元
陈立夫先生2000元
……
这种现象，从1932年陈独秀被捕到1942年去世这十年间国民党在陈独秀身上下的功夫来考察，不能完全排除他们对陈的“期待”，当他们弄清楚陈已经与拥有红军武装的中共对立，并成为其反对派时，狱中生活的优待，出狱时的重诺拉拢，并要其另建或与张国焘合作建立“新共党”，还一直暗中监视着他的行踪，充分说明他们对陈的“关心”，是确有所图的。陈晚年已经“躲”到石墙院这个偏僻山村，朱家骅等国民党人为什么还对他的病贫状况了如指掌，及时地、想尽一切陈独秀难以拒收的办法提供数笔赠款，在当时党派斗争如此敏感而激烈的时代里，其司马昭之心，应该是可想而知的。应该从这十年国民党对陈“下功夫”的角度来看待，但也不必完全排除“人道主义”的因素。因为世界本来是复杂的，非此即彼的简单逻辑，往往是不着边际的。
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就在提供这些赠款的前一年即1939年，国民党蒋介石还采取过一个特殊的行动。张国焘向蒋介石提议，派国民党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秀，将陈的抗战言论编辑成册，来对付共产党在抗日宣传上的影响。于是，蒋即派两位心腹爱将胡宗南和戴笠，带上礼物，亲自来到江津，微服私访陈独秀，可见这次“私访”规格之高。而在“礼物”中，有一件特殊的东西，即去年3月由傅汝霖、段锡朋等人在《大公报》上为陈的所谓“汉奸”事件辩护启事的剪报，他们以为这是提供陈大骂中共的最好材料，可谓用心之良苦。
但是，陈独秀在对待国共两党问题上，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像在1933年国民党法庭上的表现那样。他对共产党的抨击，出自他自己的立场和理论，与国民党的反共立场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他对国民党的十年拉拢，始终采取“不合作主义”，犹如当年蔡元培与北洋政府当局那样，虽然当时站在革命左派立场上的陈独秀并不赞成蔡的做法，曾写文章进行抨击，引起胡适的返击与讥讽。现在，他自己却被逼到这个立场上，真是历史的讽刺。所以，陈与胡、戴一见面，第一句话就直捅二人的背后，问是不是蒋介石要他们来的。二人答是。陈原以为他们是来审查他的行动的，而自己自出狱后被国民党监控，也早已察觉，所以，早有思想准备，当即表示，自己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并不与闻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然后就询问他们的来意。胡宗南一面让陈阅看带去的启事剪报，一面说：“受到人身攻击一事大家不平则鸣。傅汝霖、段锡朋诸先生是陈老的学生，忘年之交的朋友，诸先生为陈老恢复名誉的辩护启事，乃国人之公论，民心之所向。今天特来求教，请陈老谈谈对国事的看法。值兹二次大战爆发，德军席卷欧陆，波罗的海四国乃苏俄前卫边沿，被德军闪电一击，不一周而尽失，眼看苏俄处于极不利之局。国内国共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大战当前，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当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50]
胡宗南的意思很清楚：国际形势对苏联不利，国内国共由合而斗，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堪忧；而你陈独秀又受到中共的诬陷，还不起来大骂中共一番！但陈独秀不是三岁的小孩。他听了胡、戴的话，看透了他们的来意，虽然他对中共有一肚子怨气，但他坚守自己的立场和对形势的独立见解，绝不为国民党提供反共的弹药。当然，在这种场合下，应酬的话是要讲一点的。于是他沉思良久后慢吞吞地说出了这样一番话：“蒋先生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国人愿望的。弱国强敌，速胜困难，只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渡过。延安坐井观天，谬论横生，我本人多遭诬蔑，幸公道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报启事一则，足可证明。列名为我辩者，乃国内知名人士，有国民党的，有非国民党的，有以教育家闻名的。我原打算向法院起诉，因见代鸣不平的公启，乃作罢。先生等对我的关注，深致谢意。本人孤陋寡闻，雅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二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唯一的要求。言及世界形势，大不利于苏，殊出意料。斯大林之强权政治，初败于希、墨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51]
陈独秀这番话，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对国民党、中共和苏联都比较客气。对国民党，除抗战初期陈曾予以积极赞扬外，但接着对其坚持独裁和限制人民参加抗战的“国策”，也给予激烈抨击。如在谈到抗战中的党派问题时，他明确反对国民党的“党同伐异”“肃清异己”的政策和对在野党的“招降态度”，认为共产党及其他在野党都应该合法存在，不应妨碍“在野党对政府党政治的批评”，否则就无法避免“摩擦暗潮”，“影响抗战前途”。
对于中共也是如此。他在《“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论游击队》等文章中，以托派传统理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城市中心论，批评毛泽东的“山上马克思主义”，即推行以农村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为主的抗战路线。但在胡、戴两位极端反共的人面前，他也没有如此说。
当时国际形势错综复杂，英美等民主国家竭力引诱希特勒东侵苏联，苏联则以与希特勒妥协对付之，这种政治手法的诡诈，作为书生的陈独秀，怎能理解？所以，从他个人经历或从托派传统立场出发，他说以上那些话，是很自然的。即使如此，他也不愿意把这些话由胡、戴去发表，嘱他们“切勿见之报刊”，说明他不愿意为国民党所利用。
总之，陈独秀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努力地保持着独立的人格。而正是这种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独立人格，才使他获得了包括一些国民党人在内的许多人的尊敬，从而留下了一世清白，如他晚年赠给友人的于谦幼年时写的诗那样：“千锤万凿出名山，烈火焚身只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52]
蒋介石对陈独秀这种软硬不吃的独立人格，既恼又尊。恼的是至陈死也未能把他争取过来，助其反共一臂之力；尊的是，被其争取过来的中共高级领导人物，如张国焘、顾顺章等，都曾为其献计献策。陈独秀既已强烈反中共，为什么不能为其所用，除了他的人格比那些人崇高之外，没有别的可以解释。所以，看了胡宗南、戴笠写的访陈报告后，蒋说：“陈的见解深刻，眼光远大。”并认为陈与张、顾“过来”之人，不可同日而语。于是，不仅通过朱家骅和何之瑜向晚年的陈独秀资助巨额医药费，陈逝世时，还资助殡葬费。但也许正因为如此，再加蒋毕竟是个多疑之人，恐其以后再被延安争取过去，因此至陈死也没有放弃对他的监控。据曾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党政组中校组长的易啸夫回忆，由军统交下的监视对象黑名单约有百人之多。对监视对象要派专人跟踪，并规定不准离渝。列入被监视的党派人员有中共、救国会、职教社、生教社、乡建派、平教会、福建人民政府、民盟、第三党、托派、青年党、国社党、汪精卫系等方面的，列入托派的有陈独秀、高语罕二人。[53]陈也看透了蒋的心思，1941年3月5日，陈独秀在给江津第九中学任教的何之瑜信中，谈到国民党密探到该校侦探陈独秀情况时，嘱何“不必谨慎过度”，“他们愿探的三件事：（一）我们与干部派（指中共——引者）有无关系；（二）我们自己有无小组织；（三）有无反对政府的秘密行动。我们一件也没有。言行再加慎重些，他能探听什么呢？”[54]
最后的思想辉煌
武汉、广州失陷后，上海由极左派小集团控制的托派中央，做出了一系列错误的结论。他们于1938年10月28日发表了《为武汉广州失陷告全国民众书》（传单），他们从抗战失败主义，进而在战争中引发革命，准备打倒国民党和反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传统立场出发，批判国民党1927年背叛革命后的种种罪恶，现在又借应战以达到它与帝国主义妥协的目的；攻击中共葬送了大革命，随即又以盲动主义在乡村建立苏维埃，组织红军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失败后又“奴颜婢膝地向国民党投降”，放弃阶级斗争，加深民众对英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帮助了国民党政府欺骗政策的顺利进行”；还说抗战失败，断送了大半个中国是国共两党的“反动政策之分工合作（所谓国共合作）所造成的后果”；要求民众“重新认识国民党之一贯的妥协反动政策，尤其要立刻脱离史大林党的恶毒欺骗”。
始终关心政治和人类命运的陈独秀，在专心进行文字学研究的同时，对于国内外复杂的形势，也不时发表议论，有时在报刊上直接发表，有时是他给表弟（时在云南某师范学校教书）濮清泉（笔名“西流”）信与文章并由其转给上海的托派朋友王凡西、郑超麟等。这些后来被人们称为“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的文字，主要是他与上海托派极左小集团争论中形成的，而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战争与革命、民主与专政及与此相关的抗战前途和苏联问题上。
1.关于战争与革命。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执行了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从而引发统治危机，造成革命时机，夺取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所以，以极左教条主义为特征的托派中央，坚持所谓列宁的“失败主义”和“以国内战争转变帝国主义战争”的路线和口号，准备在这次战争中引发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在给西流的信和《我的根本意见》等书信和文章中，反复批判这种论调。
陈独秀说：
列宁对一九一四大战理论之正确，是由于他不肯抄袭马恩对普法战争之现成理论，而是自己脑子观察分析当时帝国主义大战的环境与特质；其口号（即对本国实行“失败主义”——引者）之收效，是由于帝俄实际是战败国，而且俄国地大，德国对它不能加以布列斯特和约以上的迫害，十月革命才得以保全。现在呢，我们也不应该抄袭列宁对一九一四大战之现成的理论……一切理论和口号都有其时间性和空间性，是不能随便抄袭的……以背诵一大篇过去大战的经验和理论了事，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乃是抄袭陈文的八股家啊！历史不会重演，错误是会重演的，有人曾把列宁一九一四大战的理论与口号应用于中日战争，而忘记了被压迫民族反帝的性质，无论他唱如何左的高调，只能有助于日本；现在又有人把列宁当年的理论与口号应用于此次战争，而忽略了反法西斯的特质，无论他如何左的高调，只能有助于希特勒。[55]
在给西流的另一封信中，他说得更明确尖锐。他说，由于资产阶级有了1871和1917年的经验等原因，“以前我们相信的‘帝国主义大战后失败国将引起革命’这一公式，完全被推翻了，只有迷信公式对历史事变发展闭起眼睛的人们，才会做一九一七的梦，才会说此次大战是上次大战的重演。英法革命既无望，在英法取失败主义，除了帮助希特勒胜利之外，还有甚么？历史不会重演，人为的错误是会重演的。”[56]陈独秀的意思是，不仅十月革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发生，“民主革命”也不可能发生。他在另一封给西流的信中补充说：“在此次大战结果之前，甚至战后短时期中，大众的民主革命无实现之可能。”[57]他的理由是：（1）“不会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都有革命局势。最荒谬的是把反动的局势，说成革命局势……我们必须驳斥‘人民愈穷愈革命’的胡说。‘压力愈大反动力也愈大’这一物理现象，虽然也可以应用于社会，而必以被压迫者有足够奋起的动力为条件。”——这个“胡说”和“现象”，恰恰是后来毛泽东思想的核心。（2）“无产阶级的群众，不会在任何时间都倾向革命，尤其是大斗争遭到严重失败之后，或社会经济大恐慌之时。”（3）“无产阶级没有适合于其社会条件的充分数量，没有经济的政治的组织，和别的居民没有甚么大的不同。（经验）使我们不能把现时各国无产阶级力量估计过高，使我们不能轻率宣布‘资本主义已到末日’，没有震动全世界的力量之干涉，此次大战自然不是资本帝国主义之终结，而是它发展到第二阶段之开始，即是由多数帝国主义的国家，兼并成简单的两个对垒的帝国主义的集团之开始。”[58]（4）“各国的革命力量，已为史大林派摧除干净”，特别是“无革命政党”；而“各国的资产阶级有了一八七一和一九一七的经验。”[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