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陈还认为在这次大战中，不应该发动革命：（1）“在此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对民主国方面采取失败主义，采取以国内的革命战争代替国际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方略，无论口里说得如何左，事实上只有帮助纳粹胜利。”（2）“战争与革命，只有在趋向进步的国家，是生产力发达的结果，又转而造成生产力发展的原因；若在衰退的国家，则反而使生产力更加削弱，使国民品格更加堕落——夸诞、贪污、奢侈、苟且，使政治更加黑暗——军事独裁化。”[60]
这里的第二条很值得注意。一般说，“在趋向进步的国家”“战争与革命”是不会发生的，只有外来强加的战争是可能的，暴力革命更不可能发生。所以，陈的说法不太正确。但是，“在衰退的国家”中，反侵略的战争是正义的，其结果应该如陈自己在抗战初期那样说的是进步的。
唯有一点，他说得无比精辟：“在衰退的国家”中的革命，必然是“以暴易暴”，“反而使生产力更加削弱，使国民品格更加堕落——夸诞、贪污、奢侈、苟且，使政治更加黑暗——军事独裁化。”在他看来，无论是“进步的国家”，还是“衰退的国家”，都不需要“战争与革命”，最好的道路是“和平的改革”，或像法美那样，在战争与革命后，逐步由“以暴易暴”走向民主选举。但是，这是有识之士的理性思考和期望，实际的历史过程往往不是这样的。因为实际的历史进程不取决于一部分理性之士的理想主义，而取决于各种政治势力或利益集团角逐的结果。这是人类历史上不断出现一些罪恶势力集团一度主宰一国或世界局势的原因之所在。
所以，陈独秀认为，中国抗战只能寄希望于英美等民主阵营的胜利：“在今天——英美和德国两大帝国主义互争全世界奴隶统治权的今天，孤立的民族战争，无论由何阶级领导，不是完全失败，便是更换主人”；[61]“若希望在此次大战中，转帝国主义战争为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战争，那便是全然不靠近事实的幻想了”；“有人甚至梦想战争会引起社会主义革命就快到来，不幸事实幻灭了他们的美梦”；“美国胜利了，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62]
但是，上海的托派中央在1940年6月看到陈独秀嘱西流转寄的上述书信时，火冒三丈，“觉得在政治责任上不容许再事沉默”，首先就“战争与革命”问题，作出了“决议”[63]，指出：“DS同志在三封信中所表现的根本思想是：这次世界大战决非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的战争。因此，他公开站在民主的英法帝国主义方面，反对革命的‘失败主义’，反对‘以国内战争去转变帝国主义的战争’，而‘认为不但在英法美国内反对战争是反动的，即印度独立运动也是反动的’——这明显地完全承袭了过去史大林‘以民主阵线反对法西斯阵线’之荒诞立场，这在本质上是英法帝国主义的狭隘爱国主义的思想，是普列汉诺夫、格德和亨得曼在第一次大战中所表现的极端可耻的机会主义之再版。这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第四国际对第二次大战的基本立场和策略毫无共同之点。”
然后，正如陈独秀所批判的那样，他们只会背诵托洛茨基的语录，摘引托氏关于这次战争的性质和策略的文字，如“拿民主主义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公式……是欺骗人”，“这次战争是为着重新分割而在不同阵营的帝国主义奴隶间进行的……是过去第一次大战的直接延长”；“战争双方都有一种反动的性质”，“因此，我们找不出半点理由，把一九一四和一九一七年在列宁领导下的工人运动的最优良的代表所苦心制作出来的关于战争的原则，加以改变”；“工人阶级及被压迫民众的真正代表的任务不是帮助某一帝国主义阵营来反对另一阵营”，等等，自夸说托同志的这几段话，[64]“也正是我们自大战开始以来所采取的立场”。然后再次谴责陈独秀对于这次大战的意见是“根本错误的”、“反动的”、“机会主义的”等。
这反而证明陈独秀对他们的批判是正确的，并承认了他们对中国抗战一开始就实行所谓“失败主义”和“在战争中引发革命”的策略。这种策略既不现实，又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
2.关于民主与专政。
在这个问题上，既是他狱中关于民主主义问题研究与思考的继续，又是与第一个问题——“战争与革命”——直接联系的。
陈独秀在给西流信中说，正因为这次大战是民主阵营与法西斯阵营的战争，而苏联在国内实行法西斯的恐怖统治，在国外与德、日妥协，所以，“现在德、俄两国的国社主义及格柏乌政治（即苏联的克格勃特务统治——引者），意大利和日本是附从地位，是现代宗教法庭，此时人类若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这个比中世纪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国社主义和格柏乌政治。”[65]“此次（大战）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法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民主”[66]
关于民主问题，陈独秀特别声明：“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这些意见是：
一、民主是人类进步的动力。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的历史现象。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要丰富得多，实施范围也广大得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时代，我们便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
二、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如果说无级民主与资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法院外无捕人杀人权，政府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无级和资级是一样的。
三、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级（即无产阶级——引者）独裁，必然流为史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史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展。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藉着苏联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而发生的呢？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
四、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67]
五、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的助成这一退步的人们，都是反动的，不管他口中说得如何左。
六、民主国与法西斯之显然限界，请看下列对照表：
英、美及战败前法国的民主制
（一）议会选举由各党（政府党反对党在内）垄断其选举区，而各党仍须发布竞选的政纲及演说，以迎合选民要求，因为选民毕竟最后还有投票权。开会时有相当的讨论和争辩。
（二）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
（三）政府的反对党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
（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
俄、德、意的法西斯制（苏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故可为一类）
（一）苏维埃或国会选举均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举手，没有争辩。
（二）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
（三）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
（五）绝对不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
七、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内容。许多年来，许多人，把民主和议会制度当做一件东西，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用之杀自己。
八、一班无知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更加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个采用这个观点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个便是希特勒，首倡独裁本土——苏联，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作……第一个是莫斯科，第二个是柏林，第三个是罗马，这三个反动堡垒，把现代变成了新的中世纪，他们企图把有思想的人类变成无思想的机器牛马，随着独裁者的鞭子转动……所以，目前全世界的一切斗争，必须与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连系起来，才有意义。[68]
九、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十、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相辅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阶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
陈独秀从以上关于民主与专政的论述中，得出两个总结论。
第一，彻底否定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及其在苏联的实践。他说：
应该毫无成见的领悟苏俄二十余年来的教训，科学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茨基都包含在内）之价值。我自己则已估定他们的价值，我认为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69]
第二，只崇信“民主主义”，而彻底抛弃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他在给郑学稼的信中说：
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70]
在另一封给S和H的信中，他甚至这样说：
“圈子”即是“教派”，“正统”等于中国的宋儒所谓“道统”，此等素与弟口胃不合，故而见得孔教道理有不对处，便反对孔教，见得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便反对它，对第四国际、第五国际，第……国际亦然。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然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也。[71]
胡适称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这是1949年4月14日夜，胡适在太平洋一只轮船上，为推荐正式出版《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小册子[72]而写的长篇序言中的一句话。
“序言”首先引用陈独秀自己的声明“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强调陈的“最后思想——特别是他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自己独立的思想”，“很值得我们大家仔细想想”。然后，大段大段地引述介绍陈独秀的民主见解，并给予高度的评价。他特别强调以下几点。
其一，在介绍陈独秀关于大战谁胜利与民主关系时，胡适说：“他这里提出了一个理论：‘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才有道路走向大众民主’——这个理论在一切共产党的眼里真是大逆不道的谬论。因为自从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以来，共产党为了拥护‘无产阶级独裁’的事实，造成了一套理论，说英美西欧的民主政治是‘资产阶级民主’，是资本主义的副产品，不是大众无产阶级需要的民主。他们要打倒‘资产阶级民主’，要重新建立‘无产阶级的民主’。这是一切共产党在那二十多年中记得烂熟的口头禅。托洛斯基失败之后虽然高喊着党要民主，工会要民主，各级苏维埃要民主，但他实在没有彻底想过整个政治民主自由的问题，所以托派的共产党也承袭了二十年来共产党攻击‘资产阶级民主’的滥调。”
其二，胡适特别注意陈独秀提到的民主政治（即所谓资产阶级民主）的“真实价值”和四次提到的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指出：“只有他能大胆的指摘‘自列宁、托洛斯基以下’均不曾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只有他敢指出二十年（现在三十年了）来共产党用来打击民主政治的武器——‘无产阶级民主’原来只是一个空洞的名词！”；“独秀的最大觉悟是他承认‘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条款——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权利——都是大家所需要的，并不是资产阶级所独需而大众所不需要的。”胡适不厌其烦地把陈四次所述的民主政治的基本条款，用陈的原话一一列出，有时归纳为七条，有时为三条，有时为五条，而在提到“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时，他评论说：“在这十三个字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制的基本区别就在这里。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独裁制度就是不容许反对党派的自由。”
胡适如此评述这个问题，因为“反对党派之自由”正是他和独秀最大的共同心愿。二人无论对于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是站在“反对党”的立场上的。比较而言，从行动上看，独秀追求反对党派的自由最为坚决和彻底，最后甚至成为“托派共产党”和“列、托主义”的反对派，所以胡适说他是“终身反对派”。
其三，胡适还注意到陈独秀对于斯大林问题的分析。陈独秀说：“……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史大林”；“……这是势所必然，并非史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等。胡适说：“这是很忠厚的评论。向来‘托派’共产党总要把苏俄的一切罪恶归咎于史大林一个人，独秀这时候‘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了，所以他能透过党派的成见，指出苏俄的独裁政制是一切黑暗与罪恶的原因。”
众所周知，胡适与陈独秀一样，是激烈反对和批判斯大林的，但是二人又都持冷静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是非常可贵的。
一些学者，认为陈独秀晚年关于民主的见解，表明他回到了1920年建党以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时期，即“回归五四”。这是对陈独秀晚年思想的误解。陈独秀晚年关于民主的见解，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民主思想，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它是陈一生艰苦奋斗经验教训的思想结晶，也是包括中共无数革命者和烈士奋斗牺牲经验教训的总结，更是苏联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高度总结，也是欧美民主制度和法西斯独裁制度发展历史的总结。这样的思想，在五四时期不可能产生。再说，陈独秀两个时期的民主思想反对的对象也是根本不同的：五四时期的民主思想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晚年的民主思想是反对斯大林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对党内、革命阵营内和人民内部不同意见者的专政。
在国、共、托的三面围攻中离开人世
以上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多数是1939～1940年发表的，一贯随着“时间性和空间性”的转移而与时俱进的他，最后一年半在基本观点（主要是“战争不能引发革命”及以上系统的民主观点）未变的情况下，有些意见（主要是战争形势和前途及苏联方面）有所改变，因为世界形势在1941年发生了重大变化。如在他最后第三篇论文所述：“历史决不会重演，此次大战使各方面发生巨大变化，或已发生巨大变化之萌芽。”[73]
1941年6月22日，德国在横扫欧洲大陆，谋取英国未遂后，突然东侵苏联。7月，苏联终于改变对德妥协的方针，与英国签订对德协定，加入了英美等国的反法西斯阵营。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天英美发表对日宣战。接着中国国民党政府也对日宣战，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
世界格局如此巨大的重新组合，突破了陈独秀原来的有些估计和论断，于是，国、共、托三方都按照各自的政治需要，来攻击陈独秀的思想。
陈独秀1942年3月21日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了《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该文虽然没有再把苏联列入德、意、日法西斯阵营进行攻击，但因为那时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尚处于下风，如陈文中所说“以现状观之，自然是德、日占优势”，所以，陈预测此次大战结果时，虽然“假定”了三种可能：一是双方“不分胜负而议和”；二是“胜利属于英、美”；三是“胜利属于德、日”，但在阐述时，较倾向于第三种，并且说如果“胜利果然属于纳粹，它竟至支配了半个地球，这占人类半数的人民，在政治上将受到整个时期窒息的大灾难”。在这篇文章的续编《再论世界大势》中，他更明确地说“我们估计此次战争德、日胜利的可能较大”；“则将来法西斯蒂专制会和以前的专制一样，普遍的发展，而且形成历史上一整个时期。”[74]这种预测与后来的实际相比，太不着边际。奇怪的是，他还说在这个法西斯统治时期，“在经济上和英、美胜利一样……会有一大进步，例如由币制统一减轻关税壁垒、物资集中等等”；“这在客观上为将来社会主义世界开辟宽广的道路，加强物质的基础，这本是资本主义在血的罪恶中产生进步的惯例。”
而在论述战后世界时，又说若是上述第三种，则战后将形成德、美为“领导国”的两大集团圈对立的世界；若是第二种，则形成英、美“领导国”的两大集团圈对立的世界。然后在这种对立中，酝酿下次的世界大战。而其他国家都附属于这四个领导集团，如“日本之于德国，苏俄之于英、美”；“现在的苏联，不但他的生产力不能胜任领导国，它自身早已离开社会主义了。”而中国的前途，已如前述：不是日本的殖民地，就是英美的半殖民地，不可能有更好的前途。
陈独秀的以上言论，是在当时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最困难的时期发表的，虽然不合时宜，但他用意是好的，如他自称用的方法类似1914年写的《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方法，即正言若反，以激励人们更努力地奋斗，他说：
与其以乐观的估计构成海市蜃楼来自己安慰自己以至松懈了事前的戒备；不如拿可能的悲观的估计，以警察自己，以唤起别人，加紧事前之努力。如其闭着眼睛否认将来会只有帝国主义的天下；不如睁开眼睛，看清可悲的趋势，承认将来还有法西斯蒂的帝国主义专制会普遍发展而形成历史上一整个时期之危险，因此加紧主观上之努力，在此次大战中，彻底击溃希特勒及其伙伴的势力，而加以严厉的惩戒，以民主自由的巨大潮流，淹没法西斯蒂的思想，使之不能在战后胜利的国家内，以别种形式而复苏，而蔓延，使人类近代的进化史，走向另一道路，即……由资产阶级民主制，直接走到未来世界更扩大的民主制；即令不可能，也要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影响下一代的青年，继续努力缩短将来的法西斯蒂黑暗时期至可能的极限。
可见陈独秀用心之良苦。但是，第一，陈独秀的这种思维太复杂，不仅脱离了当时各党派的认识水平，也脱离了广大民众的期望，所以如1914年那篇文章那样，引起了广泛的误解。因为无论是世界人民，还是中国人民，已经处于“五更寒”，受尽了法西斯的苦难，他们需要将走向光明前途的安抚和激励，不能再用更加黑暗和漫长的法西斯前途去打击他们的斗志。第二，与1914时相反，那时他的观点很快被事实（如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证明是对的，所以产生很大影响，成为他发起新文化运动的前奏；但这次他发以上言论后，第二年（1943年），战争形势就转折了。法西斯阵营开始走下坡路，中国抗战也泛出黎明，战后的世界格局，也不是陈独秀所说的那种格局。这表明陈的这次预言是错误的。
其实这并不奇怪，1914年，他因参加早期民主革命的全过程，较透彻地研究了法兰西民主主义学说，又在《甲寅杂志》社工作，对世界与中国形势特别是中国社会病根了如指掌，所以能一言中的。而1942年，他自己说：“久居山中生事微”，在那偏僻的石墙院小山村中，对全国抗战的形势知之甚少，对世界大战的形势，更是“盲人摸象”，又带着对苏联的某些偏见。在这种情况下，还做《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再论世界大势》的大文章，自然是“自不量力”“力不从心”了。于是各方责难和批评纷纷射来。
首先是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持与苏联的“盟邦外交”，禁止《大公报》刊登陈独秀的《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下篇），因为此文较长，故分两次发表。有国民党人就趁机打击陈。同月29日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纪念日，江津县长罗宗文在江津东门外体育场举行盛大的群众大会，有学生，工人、机关职工、人民群众约四千人参加，罗主持大会，号召大家学习烈士的革命精神，不怕牺牲，在各个岗位奋发努力，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讲毕，双目失明的安徽大老凌铁庵，由其女扶到前台，厉声谴责陈独秀乱写文章投稿，散布悲观情绪，大大影响群众的抗战积极性，应群起而声讨之，云云。言词异常尖锐激烈。罗宗文回忆说：“散会后，《江津日报》社长张西洛（进步报人，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光明日报》经理，是我支持他在江津办日报的）问我：‘凌铁老的讲话，上不上报？’我说：‘没有必要。’后来，重庆卫戍总部派遣在江津县稽查室的李主任（江西人），曾问我：‘罗县长为啥偏袒陈独秀？’可见特务还是时刻盯住陈老的。我听后一笑置之。”[75]
事不止此，4月2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审查陈独秀的《轮廓》一文，指示：该文“内容乖谬，违反抗战国策”，要求电饬各新闻检查处室“注意检扣”。次日，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即复函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称已“通令各省市图书杂志审查处一体注意检扣”。[76]19日，当得知陈独秀撰写续篇《再论世界大势》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禁止刊登，理由是：“顾虑对苏外交”。
在共产党那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被上升为“右倾投降主义”。
早在1938年7月，刚入川时，陈独秀接连写了四篇全面抨击中共基本理论和路线的文章或演讲稿：《民族野心》《论游击队》《说老实话》《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在重庆民生公司的演讲》。在延安的陈伯达立即在中共中央理论机关报《解放》上发表长达1.2万多字的重头文章《评陈独秀的亡国论》进行回击。《评》文首先从批判陈的《说老实话》开始。因为陈在此文中一开头便说：“全民抗战、各党合作、全国精诚团结、民众奋起、歼灭敌人、最后胜利，如此等等”，现在“成了抗战八股大流行”，“而不容许我说我所应说的老实话”；指责“政府使人不敢说老实话，事情已经够严重了；社会不容许人说老实话，则更糟。至于纯洁的有志青年，也不愿听老实话，而乐于接受浮夸欺骗的宣传，尤其盲目信从在野党（指中共——引者）的胡吹乱道，那便是无可救药了！”[77]
《评》文批驳陈独秀攻击的所谓“抗战八股”，“是中国民族从极苦痛的历史教训中得出的真理，中国的获救，必将是因为坚决执行这些真理，而不是什么八股”；要陈说的“在野党的胡吹乱道”和“浮夸欺骗的宣传”“拿出真凭实据”来，批驳说：“中共党人从来以‘做实事，说真话’的德行为矜尚，而在民族危亡的时机更不断地以此互相督责，以此互相劝慰……”以此攻击陈独秀是“血口喷人”。
进而，《评》文批判陈独秀在《论游击队》一文中所说的“老实话”——“城市中心论”。陈独秀说：“敌人……占据了我们全国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没有大城市，便没有国家。”《评》文指出：“在抗日战争一定时期中，由于本来敌强我弱，由于我方的进步还不够，大城市的暂时陷于敌手，本来是抗战中大家是预料到的，然而大家始终没有认此即等于亡国；反之，却认为是抗战胜利、存国建国之不可免的一段艰苦过程……如果说失掉大城市即等于亡国，这也就是等于说：抗战就不可免亡国，也就是抗战亡国论。”《评》文以此断定陈独秀是“抗战亡国论者”，又无限上纲说陈“文不对题地对于目前抗战游击运动进行混乱是非，企图使同胞们对于游击队和游击战灰心失望……‘这正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事’”；“而其一切目的就是归结在于执行托洛茨基对其徒弟有名的指令：‘不阻止日本侵略中国’。”这就又把陈独秀和中国托派打成“汉奸”了。
更有甚者，《评》文在接着批判陈的演讲《资本主义在中国》中表现的“亡国哲学”和“亡国论的中国社会观”后，竟然把陈说成是“全民族的公敌”“国共两党的公敌”！《评》文以所谓“量变”和“质变”的辩证法，把陈说的人类进化有“渐进”和“跳跃”两种形式、而“跳跃的进化，则大半由于外界之影响”的观点，说成是“否认革命”，“否认抗日战争”，而“不进行抗日战争，那就是中国的灭亡”；又把陈的跳跃的进化大半是“外界之影响”说成是“亡国的外力论”，接着侮蔑说：“他的这个‘哲学’是日寇所欢迎的，因为日寇就正是宣称中国是所谓无组织和不长进的民族，只有日本帝国这‘外来的力量’，可‘为中国解除水深火热之痛苦’。”
《评》文以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观，批判陈独秀说的中国是“初步的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什么一半一半”的观点：“陈独秀的否认这‘一半一半’，不是为的什么，就正是否认这民主革命，就正是为的由否认民主革命到否认抗日战争……欢迎中国的灭亡。”
最后，《评》文总结说：“从陈独秀上述的整个观点看来，从陈独秀对于中国前途观点看来，他是反三民主义的；所以，在事实上，陈独秀不但是共产主义事业的背叛者，而且是民族的背叛者，而且是中国文化的背叛者；他在现在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完全是于日寇有利的，完全是为日寇服役，并且是假借反共的名义去在实际上反对国民党的。这样，陈独秀还不是全民族的公敌！还不是国共两党的公敌！”[78]
1942年5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署名李心清的文章《斥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理论》，重复陈伯达的逻辑，批判陈文“否认苏联社会主义，否认中国三民主义，否认全世界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否认反法西斯阵线的存在和力量，否论战后任何光明前途”，是“汉奸理论”，反映了“陈独秀的汉奸本质”。
上海托派中央对陈独秀的攻击更加厉害了。
1941年1月10日，中央常委会专门通过《关于DS对民主和独裁等问题的意见的决议》，对陈的“民主与专政”的见解进行系统的批判：指出陈表示的“最根本的意见，是根本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是美国与西欧“小资产阶级自由派之特别‘发明品’。这班人把史大林官僚专制的一切罪恶都归咎于布尔塞维克主义，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特别归咎于十月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本身，因而以便服务于资产阶级而从根本上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我们的DS亦完全是如此。”《决议》重申了“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根本思想，只有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才加以反对。《决议》还批驳陈独秀否认在这次大战中有发展任何革命可能的观点，重申列宁在第一次大战中的“全部政策（如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失败主义，前线双方兵士联欢等）完全是正确的”。
《决议》最后写道：“DS对于战争与革命的意见，对于民主与专政等问题的意见，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完全离开第四国际的立场，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离开了无产阶级的立场而站到最庸俗的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立场上去了。现在的问题是：不是DS完全放弃他的立场，就是他离开第四国际，离开革命，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79]
这个决议与其说是做给陈独秀看的，不如说是做给郑超麟、王文元、陈其昌、楼国华等人看的。因为他们知道陈不会“放弃他的立场”，而且上海的决议对远在大后方的陈独秀没有任何约束力，而这几个人在理论观点上是与彭述之等基本一致的，但由于感情上的关系，在组织上反对对陈采取制裁和开除的极端措施。所以决议的核心是最后一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1940年7月，出狱后与陈独秀话不投机、在家乡养病三年的郑超麟回到上海。被托派尊为最高“理论家”的他，立即进入相当于托派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机关报《斗争》编委会，然后他积极写作，为托派的极左传统观念提出一系列理论根据，大力宣传中国抗战的“反动”性质，大力呼吁对国民党领导的国共合作进行的全国抗战实行列宁的“失败主义”策略，坚决坚持“在战争中引发革命”的原则，特别维护列宁托洛茨基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维护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世界革命”的理论。
郑认为：“中国没有民族的革命”。因为中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将来的政权“不是工农民主专政”，不是建立独立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民族国家”。托洛茨基也从来不称中国革命为“民族的革命”，而称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革命。郑说：“说中国没有民族革命，这并不是说未来中国革命中没有民族解放运动”，但是，“在未来中国革命之中，民族解放运动是没有力量的，而且在某种限度之下带着反动的性质，因为有些力量表面上似乎是‘民族的’，而其实不过是掩饰着十足的阶级斗争”；“所谓‘国民’，所谓‘人民’，所谓‘PEOPLE’，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无产阶级、农民、城乡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地主，他们重视各自阶级的利益过于中华民族的利益……殖民地的阶级分化和斗争如此之深刻和激烈，使得殖民地中不能存在一个人群为了共同的民族利益而暂时忘记其阶级利益”。因此，群众的“爱国主义”只是一种“幻想和成见”，势必被“反革命所利用”。[80]
他甚至说：“中国对日战争自始即没有客观的进步意义”；“无论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爱国主义都是反动的”。为了打破这种“反动”，“惟有赤裸裸的阶级斗争！”宣称：“我们第一步应当破坏资产阶级政府（即国民党政府——引者）机构和军队系统，即是应当实行失败主义。‘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列宁这个旧口号恰合新中国的需要”；“‘先安内而攘外’，蒋介石这话说得比中国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高明……我们只有彻底解决中国的国内问题，才能排除外国的侵略。”[81]
最后他说：“我们把堂堂正正的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树起来！这个大旗将为中国的革命者和非革命者的分界点。”[82]
恐怕在当时的中国很难找到如此极左的言论了。尽管他解释说所谓“失败主义”并不是在对日战争中使中国失败，而是使国民党政府失败，以造成他们进行十月革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他是坚信在这次战争中是能引发革命的。正如他在批驳陈独秀的一封信中所说：“你把‘革命的失败主义’误解为秃头无字的失败主义了。‘革命的失败主义’并不是说本国失败比敌国失败好些，而是说：本国战争失败对本国革命是有好处的。L.D.（即托洛茨基——引者）给革命的失败主义下了一个‘足够的定义’说：彻底实行阶级斗争不必顾虑本国战争胜败。”[83]
陈独秀在论述“战争与革命”和“民主与专政”的问题时，多次提到郑超麟的名字，进行批判。所以，郑的这封信，对陈的意见也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与批驳。
第一，对于战争中爆发革命问题：郑表示对陈的《我的根本意见》，“有许多条，在文字上，我都可以完全同意的……但有一个根本点，我和你不相同，就是，有无革命起来干涉战争。不错，现在是最反动的局面，现在全凭事实看不出丝毫革命的影子，但革命究竟是客观历史过程，即使没有一个党，即使没有人自觉地去准备革命，革命仍旧是要来的，而且就在这个战争之中到来。”他并且断言“我们正处在（俄国）1915—1916年那样的时代”。
第二，关于民主制与独裁制的选择问题。郑由以上战争必然爆发革命，联系到这个选择问题，他说：“我也不否认现在英美政制优于德意政制，但……我们现在的问题，并非是在资产阶级这两个统治形式（即独裁制与民主制）中选择一种较好的，而是根本不要这两个形式，因为战争向我们提出了根本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任务了。”由此，郑同时批驳了陈的“选择主人”说法：“我们革命党只能从革命前途出发，如果拿去这个前途，我们在中国只好选择做菲律宾人（当时是美国殖民地——引者）或高丽人（即朝鲜人，当时是日本殖民地）二条道路了。做菲律宾人自然比做高丽人好些，但不值得牺牲性命求做菲律宾人的，求做草字头（即蒋介石——引者）统治底下的中国人也不很值得。”
第三，关于斯大林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关系：郑说：“我们有权利希望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不会产生‘史大林’”；“苏联的试验还不够给我们证明这个理论是行不通的。再来一个试验，如果再产生一个‘史大林’的话，我们才肯怀疑这个理论。”
由此看到，当时陈独秀是革命的稳健派和保守派，而郑超麟是革命的激进派和理想派。
已如上述，彭述之坚持原来的“保卫主义”立场，即承认中国抗战的“进步性”，执行“保卫中国抗战”和“以国内战争转变帝国主义战争、准备在战争危机（即失败）时，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推翻国民党”的策略，为此，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机关报上揭露导致抗战不断失败的国民党腐败无能和共产党的“背叛”上，反对国共合作。郑超麟的“革命失败主义”主张提出后，就出现了“保卫主义”与“失败主义”的对立。但所谓“保卫”，由于力量太小又没有行动，也只是说说而已。彭述之原来处于少数。1941年初，李福仁根据托洛茨基生前指示精神，起草了一个决议，由“第四国际太平洋书记处”的名义通过后，带到中国，支持彭述之的立场。[84]于是情况发生了变化，刘家良等人转向彭的一方，使“保卫主义”成为“多数派”，控制了托派中央临委。而王文元原属多数派的，1941年世界大战发生转折时，发明了“中国抗战变质论”，认为中国抗战由原来保卫中华民族的正义战争，成为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争夺殖民地战争的一部分，失去了原有的进步性，于是，他与楼国华、陈其昌等人，转而加入郑超麟的“失败主义”阵营，但他们在托派内部，还是“少数派”。[85]
1941年2月23日，彭述之控制的中央临委会发出《通告》，要求在4月底以前，在托派内部，就抗战性质和是否应该取“失败主义”等问题进行讨论。通告还附上以上陈独秀和彭、郑两派的文章。两派激烈争论的结果，7月13日，彭述之、刘家良等人，在排除郑超麟等4人的情况下，召开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支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31年5月初的托派统一大会被称为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了大会宣言，自吹自擂地宣称：“中国四年来抗战所以遭逢失败，其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没有一个能真正代表中国广大工农群众利益的革命党……今后只有集中力量创造一个新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够保证抗战的胜利和工农的解放”，而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始终坚守无产阶级革命的政纲……没有向资产阶级作过任何妥协，我们没有在反动的‘阶级合作’舆论之下低头”，因此“只有它最有资格担当新党的组织任务”[86]。
这也算是对陈独秀所说的这次战争中不能引发革命的一个主要原因——“没有一个革命党”的回应吧！但是，在远离抗日战场和国民党统治中心的、被称为“孤岛”的上海租界里，几个人发出的声音，的确如后来陈独秀所说的“令人发笑”。
大会重新改选了新的领导机构，由彭、刘、李（福仁）、蒋（振东）、毛（鸿鉴）等人组成新“中央委员会”，楼国华、陈其昌从原临委中被排挤出来，郑超麟、王文元被排挤出《斗争》报编委会。他们提出抗议，并要求继续讨论政治问题，也被“新中央”拒绝。于是，他们也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并另出版一个机关报《国际主义者》。从此，中国托派再次正式分裂成两派：彭述之、刘家良为首的“多数派”，又称“斗争报派”；郑超麟、王文元为首的“少数派”，又称“国际主义者”派。以后中国托派再也没有统一。
总结以上陈独秀与托派两派的意见，可以看到以下奇怪的现象：
多数派与少数派在战争与革命、民主与专政及苏联问题上，意见基本相同，目标也相同，即在战争中引发社会主义革命，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对当前抗战性质（一是进步，一是反动）和策略（一是保卫，一是失败）有些差异，二者就斗得昏天黑地，但都限于口头上，行动上谁也没有跨出一步。少数派骂对方是“顽固的机会主义”，“愚蠢的机会主义”；多数派骂对方是“极左派”、“教派主义”、“长了胡子的幼稚病”、“反陈独秀机会主义上的中派主义、调和主义和折中主义”、“最无骨头的机会主义”等等。而两派与陈独秀的对立，才是真正实在的。所以，彭述之骂陈独秀是“机会主义的民主白痴”；少数派出于对陈独秀的私谊，只同陈独秀讲理辩论，不给陈扣帽子骂人。他们认为对多数派的批判，也就是对陈独秀的批判，如上郑给陈的信那样。郑在发表此信的按语中，还特别说明：“第四国际中国支部此次的大争论，独秀先生并未能直接参加，但他的意见还是知道的……保卫主义者把他当作‘右派’，把我们当作‘极左派’，一起来反对；他们写的论文和议决案，几乎没有一篇不拿他来同我们对照的。我们则相反，我们过去的文字完全没有提到他。这并非因为他的意见与此次争论无关，也不是由于我们避免提到他，而是为了在我们争论的问题上，即关于中国战争性质和无产阶级对此战争策略的问题上，他的立场本质上就是那些保卫主义者的立场。我们批评了那些保卫主义者，也就是批评了他，本无需乎特别批评他的。”
这说明两派在与陈独秀的论战中，有这样一个反差：少数派与陈独秀观点对立严重，但态度比较温和，限于说理；多数派与陈观点距离较小，但态度比较粗野，主要是背教条+谩骂，而且用语相当刻薄、下流，极具侮辱性。于是更加引起陈的反感。一封至今未见公开发表的信——1941年12月7日陈独秀致某某的信中谈到托派分裂时说：“文元等几个人在上海开什么全国大会，已够令人发笑了；他们（指彭述之等人——引者）以全国代表大会的名义，排斥别人是少数派，这是史大林派的态度活现，这更加令人发笑。他们自以为是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其实布尔什维克并非马克思主义，乃是俄国急进的小资产阶级亦即法国的布朗基主义、德国此时的纳粹主义即旧的普鲁士与新的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弟将继续为文说明布尔什维克的横暴、欺诈等罪恶，有机会即公开发表。”[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