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国民党、共产党以及托派中央对陈独秀的批判情况看，陈独秀真是四面楚歌，好不孤立！特别是来自组织内部的孤立，是从来没有过的。他真是成了孤家寡人。正如当时站在彭述之一边的李福仁后来在《第四国际》杂志上所言：“一方面在四川乡村中的陈独秀，另方面在上海的中央委员会，用书面进行争论，结果陈独秀居于单独一个人的少数”；“陈独秀的政治思想，在中国组织内找不到一个拥护者。”[88]与他私交很深的郑超麟、王文元、陈其昌等人，也不得不承认：“我们非但不拥护陈独秀的主张，而且与他进行了最不含糊的争辩，以致最后，这位‘老人’发了脾气，与我们绝交了。”[89]
可见，陈独秀不怕孤立，这是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基本特质。如果同流合污或从众而趋，就不是思想家了。早年，他写过一首《感遇诗》，赞颂“夸父追日”和“精卫填海”的精神。他的一生执着地体现了这种精神，为了自己认定的真理，一息尚存，奋勇向前，即使是“孤军奋战”，也不退缩。
自然，陈独秀是尊重事实的。当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转折，苏联加入英美反法西斯同盟时，他在生前最后一篇所写的文章《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中，修正了对苏联的一个看法，即只从民族利益还是从世界革命的利益出发，对苏联采取了历史的分析的态度，肯定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及“前期苏联”，依然否定斯大林的独裁统治的“后期苏联”。
笔者访问现存的中国托派老人时，发现他们以此说明陈独秀最后还是拥护列宁主义，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因此，他仍是托派的同志。但是他只是肯定了十月胜利后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对被压迫民族的支持，也肯定了那时对俄国农奴的解放的“三大旗帜”。至于在拥护民主、反对托氏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上，他没有做任何修正。
陈独秀去世时，不可能预见几十年后的今天这样的世界和历史新经验。但是他的“最后民主见解”，是非常伟大深刻的。
陈独秀逝世时，他的托派朋友，就对他的最后一篇文章很感兴趣，并给予高度评价。由于陈在文章中强调在帝国主义的现世界，任何一个民族单靠自己一个民族的力量，不可能抵抗帝国主义的入侵，“只有和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者，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结合在一起，推翻帝国主义……”郑超麟认为他至死也坚持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的原则，说陈还是一个“世界革命的老战将”；他们与陈之间“有意见分歧”，但仍“视他为领袖”，“最有经验的、最忠诚于革命的、最富刚强性格的领袖”，并且这样总结其一生：“陈独秀同志能够从卢骚主义，进于雅各宾主义，进于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这个繁复而急剧的过程，完成于一个人的一生中，而且每个阶段的转变时候，这个人又居于主动的领导地位”；“从卢骚到罗伯斯庇尔和巴贝夫相隔半个世纪；从罗、巴诸人经过傅立叶到马克思也相隔半个世纪；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托洛茨基又相隔半个世纪。但欧洲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于半个世纪之间就可以过尽了……但中国这个发展缩在一个人之身，而且相隔不到几年。”因此，陈独秀“不愧为法兰西十八世纪末叶的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的同志”，“不愧为俄罗斯二十世纪初叶的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的同志，不愧为列宁托洛茨基的同志，不愧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托洛茨基党的领袖……第四国际中国支部曾以中国这样一个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为领袖，是足以自豪的”！[90]
33年以后，即1975年12月，王文元在英国某大学历史系演讲时，进一步发挥上述郑的观点，说：“先进国从启蒙运动的年代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年代，一般要经过几百年（如英法）。不够先进的国家（如俄国）也经过了八、九十年。但是在落后的中国却仅是二十年，而且是反映在甚至实现在一个人身上”，“现代中国思想的跃进清晰地反映在陈独秀的身上”；“给陈独秀做一个总评价。照我看来，陈独秀这个人，虽然政治上是失败的，理论上有局限，但是他不仅是中国最勇敢的思想家，而且是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家之一。”[91]他还说：“假使‘天假以年’，陈独秀获见中国第三次革命的来临，那末，不管他今天怀着的思想是多么错误，在事变的刺激之下，他仍能显出一个正确而光辉革命家来的。”[92]他甚至认为，那时的陈独秀“仍将是托派的同志”。[93]
以上两位陈独秀“晚年民主见解”的反对者，由于排除了陈晚年的“反托时期”，对托派时期的陈独秀情有独钟，基本上是出于私谊的，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把陈独秀与卢梭、托洛茨基相比，意在赞扬，却是贬低。因为陈独秀晚年的民主见解，是卢、托不能相比的。虽然在政治上，陈独秀自己承认：“我大部分政治生涯之失败”；“我奔走会议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竟未能给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而又忿怒。”[94]但评价历史人物是不能以成败论英雄的。
自然，还有另一类评价，如彭述之。彭述之妒忌陈独秀的威望，仇恨陈对他的厌恶，所以对陈独秀评价最低，并且用侮辱、谩骂的文字。他认为陈独秀“有始无终”，“以一个光耀的民主主义者踏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而以一个最不名誉的民主主义者钻进他的坟墓里去”；“从革命的无产阶级阵营退到反动的资产阶级阵营”；“我们确是无情地批评他，攻击他，因而在情感上厌恶他，乃至仇视他……为了挽救他免于悲惨的堕落。关于最后一点，我们失败了。”[95]
以上郑超麟、王文元、彭述之对陈独秀的评价，有两个共同点：一是都从个人好恶的私谊出发，；二是都否定陈的晚年见解，特别是“民主见解”，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大半生与陈独秀对立的胡适，如前所述，以理智的方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且历史越来越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终于在病贫交加中逝世于四川省江津县石墙院小山村寓所。
6月2日下葬。墓地在江津县大西门外鼎山山麓之康庄。这里是邓蟾秋家的茔地。陈独秀生前为躲敌机轰炸，曾到此康庄楼屋住过。这里背依青山，山上万树桃花，遍地橘林；面对长江支流几江，江流湍急，日夜奔腾澎湃作雷鸣，风景十分优美。因此之后，陈独秀每年春秋必偕友人来登山，凭眺观赏，成了他晚年的最大乐趣。似乎有了先兆，这年春天，他们夫妇偕江津白沙镇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午夫妇到此观赏桃花，陈俯瞰大江风骚上下，流连不忍离去。主人邓蟾秋看出了他的心思和对他的敬重，就在他逝世后慷慨献于他当墓地，使他得以遂愿，长眠于此。而此地也因他而名气大振。如果说他活着时如他诗中自吟的“笔底寒潮撼星斗”[96]，那么，现在葬于此地，乃是“足下奔雷地底传，江山风月此长眠”。
由于陈崇高的历史地位和众多人们的爱戴，在大家捐助下，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战争条件下，可以说，下葬仪式相当的隆重。据当时杨鲁承家做佣人的吴元珍回忆：“埋葬陈独秀那天，来了好几百人，有当官的，也有大户绅士。双石乡公所还组织了上百个乡丁来沿途护卫，一路放火炮，点冲天铳。从石墙院到埋陈独秀的‘康庄’要走30来里路，队伍拉了好长好长。陈松年端着遗像走在最前头，后面是八人抬的黑漆棺木，衣衾棺木都是白沙镇的大绅士邓蟾秋送的。陈太太（即潘兰珍——引者）一路上哭得死去活来，由杨二太太和吴白林的堂客扶着，我们这些当下人的就打起花圈，跟在后头走。陈先生活着时我们没觉得他有啥，死了，才晓得他了不起，连县长那么大的官，鞠躬时，还只能站在最后头。”[97]这个情况，与高语罕的记述是相符的：参加葬仪者，有朝野名流三四十人；“左右乡邻壮丁不期而会者一、二百人，沿途护卫，且放鞭炮以示景仰惜别之意”。[98]
又经过半年时间，陈独秀的墓落成，墓景也相当的堂皇。“独秀陈先生之墓”的碑文，由著名书法家葛康俞亲自錾刻，“书刻均具古法，颇有古姿也”。[99]
在当时属穷乡僻壤的地方，耸立起这座“堂皇”的新坟，也成了当地的一道风景。许多路过此地的要人，特别是他的生前朋友和学生们，都会肃然起敬，勃兴感慨。
著名学者许德珩在抗战时期陈独秀寓江津时，曾三次去拜访他。陈去世后，他有次乘轮船过江津几江，凭栏遥望河岸上那座显眼的新坟，不禁感慨万千，写了这样一首白话诗：
得知陈独秀，养病在江津。船行到白沙，过此都停轮。便道去探望，拜访此老人。
别已十余年，重见百感生。今非昔所比，白发老病身。坐了五年牢，战起得为民。
今住小山村，仆仆感风尘。无人与往来。邓初照顾频。曾谈文字学，对此兴趣真。
狱中有著作，此情实可钦。拜访已三次，师友结亲情。谁知三年后，客死在孤村。
陈独秀在晚年两篇文章中，承认自己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而且“失败”了。但是，另一个中国著名的学者、与陈独秀有近30年昆弟交情的程演生得知陈逝世消息后给了他这样的评价：
他是一个爽直坦白有热情的人，他丝毫没有功名利禄的思想，是一个爱国者，是一个为中国找出路的人。他痛心中国政治的不良，社会的污浊，学术的不长进，士风的鄙陋，想要一一洗涤之。他现在死了。他一生努力的成绩，是存在的。[100]
可以说，在众多对陈独秀一生的评价中，程先生的评价是最中肯的。
而陈独秀的学生、后来成为文字学同好的陈钟凡，对陈有着更深的感受与尊敬。他写的挽联充满悲壮之意：
生不遭当世骂，不能开一代风气之先声；
死不为天下惜，不足见确尔不拔之坚贞。
生死嚼然斯何人，怀宁仲甫陈先生。
先生之学关世运，先生之志济群生；
斯世斯民方如梦，先生肆意其孤行。
孤行长往何所图，口可杜，身可诛，穷坚志壮终不渝。[101]
陈铭枢将军可能感念陈独秀在狱中还支持他的福建事变壮举，也写了副与陈钟凡类似激情的挽联：
言皆断制，行绝诡随，横览九洲，公真健者！
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
陈铭枢请在书法上有很高造诣的佛学大师欧阳竟无书写此联，在葬仪上被称为“双美双绝”。
与陈独秀终身为友的同乡高语罕，在陈逝世前一年，就看出“老仲（即陈独秀——引者）之病甚险”，并在致汪孟邹的信中，预写挽联曰：
桐棺虽盖，论定尚须十世后；
彗星既陨，再生已是卅年迟。
（彗星云云，纾傅斯年昔年论彼语）[102]
但高的说法，还是激进了。
当时胡适在美国当大使，没有也不可能听到陈晚年的“民主见解”，所以，陈独秀去世时，思想上是极其孤立的。甚至在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6月，他的三儿子陈松年遵其遗嘱，将其棺木迁回家乡安庆时，有人得知故旧和文化界“并无发动往接意思”，十分感慨：“世界仿佛早已忘记了这个人”，陈独秀“江津寂寞，安庆亦寂寞”。[103]
这不奇怪，因为，思想家必须拥有超越那个时代芸芸众生的观察与思考。所以，他肯定是“寂寞”的。但是，他最终又是不寂寞的，他的思想必然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并发扬光大。
笔者相信，随着历史的发展，陈独秀这颗明珠，必将发出更加光辉的异彩！
总之，陈独秀有“终身反对派”的一面，反对清王朝，反对北洋军阀，反对国民党政权，反对斯大林，反对第三国际，反对服从斯大林第三国际的中共，最终反对列宁—托洛茨基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但同时他也有一生追求不渝的信念：从忧国忧民到救国救民，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而且，他是从提高国民性（即人权自觉）和国家决策科学化这两个根本问题上来救国救民的。
因此，综观陈独秀的一生，如果不抱党派偏见，也“不以成败论英雄”，应该承认，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革命家与改革家、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伟大的启蒙思想家。
自然，陈独秀的主要革命生涯是在20世纪前40年，必然也刻上这个时代的烙印。这个时代也是民主主义式微的时代，同时也是“革命万能论”盛行一时，改良主义被边缘化的时代。因此，陈独秀在两个主要时期——共产党和托派时期，虽然与极左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他自己却一直在“左”倾圈子中打转，从失败走向失败，最后才在民主主义的觉悟中，腾飞而起。
2003年11月3日 于北京农光里起草
2007年7月21日 于北京秀园初稿
2008年10月 于北京国美第一城修改稿
2009年7月10日 于北京汇成家园定稿
2011年4月16日 于许昌东方米兰小区修订
2011年9月4日 最后修改定稿
2011年11月 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繁体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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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独秀致陈钟凡的信》，转引自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手稿。
[2] 《托洛茨基致中国同志的信》，第74页。
[3] 《陈独秀致贺松生的信》，1938年2月11日、7月8日，中央档案馆藏。
[4]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281页。
[5] 《陈独秀致陈松年的信》，1938年6月14日，及陈松年的说明，未刊稿，中央档案馆藏。
[6] 《周钦岳谈陈独秀》，周祖羲1982年12月访问并整理，未刊稿。
[7] 《陈独秀致贺松生的信》，1938年7月8日，未刊，中央档案馆藏。
[8] 《陈独秀致陈松年的信》，1938年8月9日，未刊，中央档案馆藏。
[9] 淮南病叟（高语罕）：《陈独秀入川后》，南京《新民报》（晚刊）1947年8月3日。
[10] 《陈独秀致陈松年的信》，1938年8月9日，未刊，中央档案馆藏。
[11] 《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1939年5月5日，未刊，中央档案馆藏，本书中所有陈致杨的信，出处同，不一一注释。
[12] 重庆《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
[13] 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第244页。
[14] 程演生：《仲甫家世及其他》，手稿。
[15] 转引自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316页。
[16] 转引自葛康素（葛康俞之弟）《谈陈仲甫先生书法》，唐宝林主编《陈独秀研究动态》第7期，1996，第9页。
[17] 《依韵和尹默兄》之最后四句，转引自台静农《酒旗风暖少年狂——忆陈独秀先生》，台北《联合报》，1990年11月11日。
[18] 《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1940年12月13日。
[19] 《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1940年8月3日。
[20] 抗战胜利后，杨调往重庆任卫戍总司令参议，1949年在川西起义，解放后任教于西南美专，1954年因反革命罪被渠县人民法院判刑20年，1968年病逝于狱中。1983年，法院撤销原判决。1980年，渠县档案馆在清理各单位档案时，从渠县法院的《杨鹏升案卷》中，意外发现了陈独秀的这40封亲笔信。
[21] 罗宗文：《江津三晤陈独秀》，唐宝林主编《陈独秀与中国》总第55期，2006年2月，第6页。
[22]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395-2。
[23] 郑学稼：《陈独秀先生晚年的一些事》，台北《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
[24] 许伯建：《陈独秀拒收蒋介石捐款》，《世纪》1994年6月号。
[25] 自然是蒋介石，看来何之瑜是知道这笔钱的来源的，只是瞒着陈独秀，现在陈既逝世，也就不必隐瞒了。对照朱家骅和陈布雷的信，应该是8000元，少了3000元，这又是一个待考的谜。
[26] 熊安东：《陈独秀晚年是“清苦”的》，《陈独秀与中国》总第58期，2006年9月，第7页。
[27] 上海《革命史资料》1987年第7期。“武荣碑”是“汉故执金丞武荣之碑”的简称，民国时期出土，书法介于篆隶之间。
[28] 《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1940年1月31日。
[29]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9年9月15日。
[30] 手稿影印件。
[31] 上海《革命史资料》总第7期，1987年8月。
[32] 《赠程里鸣联》，安庆市陈独秀学术研究会编注《陈独秀诗存》，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189页。
[33] 罗宗文：《江津三晤陈独秀》，唐宝林主编《陈独秀与中国》总第55期，2006年2月，第7页。
[34] 上海《民主与统一》1939年第2期。
[35] 《张定回忆录》（手稿）。
[36] 台静农：《酒气风暖少年狂——忆陈独秀先生》，台北《联合报》1990年11月11日。
[37] 陈独秀：《研究室与监狱》，《每周评论》第25号，1919年6月8日。
[38] 《陈独秀致魏建功、台静农的信》，1942年5月1日，手稿，中央档案馆藏。
[39] 转引自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1947年7月，手稿。
[40] 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1947年7月，手稿。
[41] 魏建功为陈独秀著《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他》作的序，《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他》，商务印书馆1949年清样稿。直到2001年，此稿才由笔者推荐给中华书局出版。
[42] 文天谷：《汉字并不难认、难记——陈独秀文字学研究评介》，《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
[43] 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4] 《陈独秀致魏建功的信》，1941年9月19日，《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他》。2001年中华书局正式出版时，将附件部分删除。
[45] 《教育部陈部长致陈独秀先生函》，1941年10月11日，影印件，该书编辑小组《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6，第270页。
[46] 《实庵先生复陈部长书》，1941年10月13日，该书编辑小组《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第271页。
[47] 《陈独秀致陈可》，1942年2月26日，该书编辑小组《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第273页。
[48] 严学宭：《前言》，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巴蜀书社，1995。
[49] 刘志成：《整理校对后记》，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
[50] 转引自沈醉、文强《戴笠其人》，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第207～210页。
[51] 转引自沈醉、文强《戴笠其人》，第207～210页。
[52] 转引自秦园《陈独秀江津题诗》，南京《新民报》（晚刊）1947年8月3日。第二句陈独秀有改动，原诗是：“烈火光中走一番”。
[53] 易啸夫：《重庆稽查处内幕》，《重庆文史资料》第37辑，1992。
[54] 此信手稿原件存北京中央档案馆。
[55] 《陈独秀给西流的信》，1940年3月2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29～30页。这本小册子是何之瑜在陈独秀死后把材料带到上海，1948年由托派朋友集资印刷了几十本，所以没有版权页。
[56] 《陈独秀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37页。
[57] 《陈独秀给西流的信》，1940年4月24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30～31页。
[58] 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1940年11月28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2页。
[59] 《陈独秀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37页。
[60] 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1940年11月28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5页。
[61] 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1940年11月28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5页。
[62] 陈独秀：《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1942年2月10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15、13页。
[63] 《临委对D.S.来信的决议》，《保卫马克思主义》，油印小册子，第29～31页。
[64] 决议说，这几段话摘自托氏的《德苏协定的前因后果》一文。
[65] 《陈独秀给西流的信》，1940年4月24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30～31页。
[66] 《陈独秀给西流的信》，1940年5～6月，《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31～32页。此信原附在4月24日信之后，未署日期，据胡适在《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一书所写的序言说“同年（即1940）给西流的信，约在五六月之间”。《陈独秀著作选》没有收入这封重要的信。
[67] 以上三条，均载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1940年11月28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3页。
[68] 以上三条，均载《陈独秀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36～40页。
[69] 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1940年11月28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3页；《陈独秀致S和H的信》，1941年1月19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41页。H是胡秋原，是国共之外的中间派人士；S是孙几伊。过去人们把S当作孙洪伊，直到1996～1997年，大陆上的郑超麟写信问及台湾的胡秋原，胡在1997年1月18日的回信（载唐宝林主编《陈独秀研究动态》第12期，1997年10月）中，才澄清是“孙几伊”。此人是苏州人，民国初期已是有名的作家，抗战爆发后，与胡秋原一起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常在《东方杂志》发表文章，并对陈被中共诬蔑为“汉奸”，深表不平和同情，为陈所闻。当时，他们二人从何之瑜处见到陈的《我的根本意见》，极表赞成，并有所提议，故有此陈独秀的回信。
[70] 《陈独秀先生晚年致郑学稼教授原函墨迹》，台湾《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
[71] 《陈独秀致S和H的信》，1941年1月19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42页。
[72]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经胡适推荐由广州自由中国出版社1949年6月出版，书名改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突出了胡适的“序言”思想。在编排上，把原按论文与书信分类编辑的顺序，改为按写作时间先后的顺序。
[73] 陈独秀：《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1942年2月10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8页。
[74] 陈独秀：《再论世界大势》，1942年4月19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14页。
[75] 罗宗文：《江津三晤陈独秀》，唐宝林主编《陈独秀与中国》总第55期，2006年2月号，第6页。
[76]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档案新指字第8452号公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77] 陈独秀：《说老实话》，1938年7月27日，《青年向导》1938年第4期，1938年7月30日。
[78] 陈伯达：《评陈独秀的亡国论》，《解放》第61期。
[79] 《保卫马克思主义》卷1，油印小册子，第32～35页。
[80] 意因（郑超麟在托派内部的化名）：《在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之下》，《校内生活》《火花》第3卷第5期合刊，1941年4月16日。
[81] 意因：《论中国对日战争有无客观的进步意义》，《校内生活》《火花》第3卷第5期合刊，1941年4月16日。
[82] 意因：《在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之下》，《校内生活》《火花》第3卷第5期合刊，1941年4月16日。
[83] 《意因写给独秀同志的信》，1942年立春节，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国际主义派）机关报《国际主义者》第3期，1942年6月25日。作者在按语中说：“以上是我写给作秀先生的一封私人的信，为了邮寄困难，至今未曾发出。”所以，此信的价值是陈独秀当时与被他称为“极左派”思想分歧更加明确了。
[84]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368页。托氏在1940年8月被苏联特工用斧子砍死。
[85] 《意因写给独秀同志的信》，1942年立春节，《国际主义者》第3期，1942年6月25日。
[86] 《校内生活》《火花》第3卷第5期合刊，1941年4月16日。
[87] 油印小册子《保卫马克思主义》卷1，附录《D.S.来信》，第20页。
[88] 第四国际中央机关报《第四国际》，1942年7、8月号合刊（美国出版），第241页。
[89]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国际主义者派）：《致美国〈第四国际〉杂志编辑部的信》，1947年10月20日，《第四国际》，1942年7、8月号合刊。
[90] 意因：《悼陈独秀同志》，《国际主义者》第3期，1942年6月25日。
[91] 双山讲述，方丈译《陈独秀的生平和思想》，香港《新观察》第6期。
[92] 连根：《托洛茨基与陈独秀》，《国际主义者》第3期，1942年6月25日。
[93]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307页。
[94] 陈独秀：《实庵自传》，《宇宙风》第51期，1937年11月11日；《敬告侨胞——为暹罗〈华侨日报〉作》，《告日本社会主义者》，亚东图书馆，1938。
[95] 犀照：《悼陈独秀》，《斗争》第6卷第1期。
[96] 取自《夜雨狂歌答沈二》一诗。
[97] 《访问吴元珍记录》1994年10月8日，未刊件。
[98] 高语罕：《入蜀前后》，《民主与统一》1946年第7期。
[99] 葛康素：《谈陈仲甫先生书法》，唐宝林主编《陈独秀研究动态》第7期，1996，第9页。
[100] 程演生：《仲甫家世及其他》，手稿，中央档案馆藏。
[101] 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手稿，中央档案馆藏。
[102] 《高语罕致汪孟邹的信》，1941年4月21日，中央档案馆藏。
[103] 《史述隐致何之瑜的信》，1947年6月8日，中央档案馆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独秀全传/唐宝林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8
ISBN 978-7-5097-4769-8
Ⅰ.①陈… Ⅱ.①唐… Ⅲ.①陈独秀（1879～1942）-传记 Ⅳ.①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218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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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香港中文大学拥有所有版权，本版限在中国大陆发行。
陈独秀全传
著者/唐宝林
出版人/谢寿光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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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57.5
版次/2013年8月第1版 字数/996千字
印次/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4769-8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3-2879号
定价/1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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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前彩插
王明在办公（1950年，北京）
王明（前排右一）与共产国际七次大会其他国际执委领导人合影（1935年）
王明（前排中坐者）等同一群青年记者合影（1938年）
王明、周恩来、林伯渠、博古在汉口（1938年）
王明（前排左六）同中共中央长江局成员及军代表合影（1938年，汉口）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时的中央政治局。自右至左：周恩来、陈云、刘少奇、项英、康生、王明、秦邦宪（博古）、朱德、张闻天（洛甫）、王稼祥、彭德怀、毛泽东（1938年10月）
王明（右二）和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们在一起（1947年，山西省临县后甘泉村）
王明在延安群众大会上讲话（1939年）
王明在延安群众大会上讲话（1940年）
《为自由独立幸福的中国而奋斗》封面（1938年1月再版）
《托派在中国》封面（1939年5月）
1941年王明、孟庆树夫妇和儿子王丹之在杨家岭
（肖里昂提供，见丁晓平《王明中毒时间调查》第177页）
1946年王明和儿子王丹丁在杨家岭
（肖里昂提供，见丁晓平《王明中毒时间调查》第334页）
孟庆树《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上册目录第1页
1926年12月14日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的登记表第1页
1928年1月13日王明写的《旅莫支部的面面观》第1页
1928年7月30日王明致中共代表团主席团信第1页
《为自由独立幸福的中国而奋斗》封面（1938年1月再版）
《托派在中国》封面（1939年5月）
1946年4月为纪念“四八烈士”题词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1950年）
1942～1943年金茂岳为王明开的部分处方（上面两张处方是同时服用的）
李鼎铭先生开的处方
编写说明
这部《王明年谱》，是在周国全同志和我一起编写、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王明年谱》的基础上，增补、改写而成的。
之所以要增补和改写，是因为原来出版的那本《王明年谱》只有16万字，写得非常简单，很多重要的内容没有能够编写进去。这20年来，国内外又出版了一些关于王明的书籍，发表了很多关于王明的文章，我也进一步搜集了大量的材料。这些材料，包括在这之前我们搜集的很多材料，是不少学者没有看到过的，例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有关王明的档案，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保存的有关王明的档案，俄罗斯远东研究所汉学图书馆保存的有关王明的书刊，王明之子王丹之先生送给我的由其母亲根据王明谈话整理的《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书稿，以及一些单篇的回忆录，俄罗斯远东研究所送给我的俄文版《王明全集》（前三卷，第四卷因经费紧张未能出版）等，大部分学者没有看到，有的可能永远看不到。如果这些材料不能向广大学者提供出来，关于王明的研究就不能深入地开展。正是为了给广大的学者提供研究的方便，我不顾年老多病，决心在原有的基础上，重新编写一本详细的《王明年谱》。
与原来出版的那本《王明年谱》相比，这本年谱有以下不同之处。
第一，尽量详尽地采用已掌握的各种材料，特别是关于王明的各种档案材料，以及由孟庆树根据王明谈话整理的回忆录。所收录的材料更为详尽和全面。
第二，尽量广泛地采用已出版、发表的关于王明的各种论著中提供的材料，以及对王明做出的有关分析和评论。这些分析和评论虽然不是王明本人的言行，而是学者自己对有关王明问题的认识和看法，但对进一步研究王明有一定的甚至很大的参考价值。当然，这些分析和评论，都只是一家之言。
第三，因为历时久远，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的回忆，有不同的表述；因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同一问题的认识也有很大的差别，甚至完全相反，可谓众说纷纭。为了客观地反映王明的一生，编者尽量详尽地把各种说法都吸收进《年谱》中，并对有关事实做出必要的考证和说明。至于如何评价，一般不做判定，以便让大家在比较中弄清事实，辨明是非。
第四，王明发表的很多文章、演说、信件和他注明同一时间写的诗歌，以及王明晚年写的《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一书，其中内容或有很大的矛盾，有些说法甚至完全相反。他的很多文章、演说、信件，是尊崇毛泽东的，而他的很多诗歌和晚年写的那本书则是谩骂、诬蔑毛泽东的。所以，我们认为王明的很多诗歌是晚年写的，并不是当时写的。但为了客观、全面地反映王明的思想，《年谱》中仍按照王明自己注明的时间，如实地将这些内容都收录进去，是真是假由读者自己判断。
第五，为了便于读者查阅原始的材料，编者尽可能地对每一条材料注明出处和来源。遗憾的是，由于20多年前编写年谱的时候没有注明出处，很多材料已经丢失，以致现在无法查阅，因此一部分材料未能将出处注明。另外，有些不便于注明出处，也是要请读者原谅的。
第六，为了使王明一生的脉络更加清楚，我们改变了完全按年编写年谱的方式，将王明的一生分成了几个时期。这样，有的年份就被分到了不同的时期。
第七，为了使读者对王明的言行有更清楚的认识和了解，本年谱简要地增写了一些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以便让读者能够将王明的言行和客观历史环境联系起来，有所参照。
第八，（）内容为原注（本编者注一般置页下），□为缺字或不清文字，校订错字，置于［］内；疑误用［？］表示；增补脱字，置于〈〉内；疑有脱字，用〈？〉表示；衍文加〔〕。
第九，人名、地名以及机构译名仍旧，不作注，以免讹误。
最后特别要说明的是，原来出版的那本年谱是周国全同志和我一起编写的。这次增补、改写的工作虽然主要是我做的，但周国全同志仔细、认真地审阅了全部书稿，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我又根据他的意见做了修改。所以，这部书稿包含了他的大量心血。但是，周国全先生说由于他这次没有做多少工作，不同意署他的名字。这样，就只好署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在此，特作说明，并向他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还需要说明的是，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殷永波副教授帮助翻译了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1984年出版的《王明全集》1～3卷的目录、孟庆树整理的《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未刊稿）附录王明著作目录中的俄文部分以及日本田中仁编著《王明著作目录》中的俄文部分，特在此向她表示衷心的感谢！
郭德宏
2011年7月3日
目录
一 童年、青年时期1904年5月 1岁
1909年 5岁
1912年 8岁
1913年 9岁
1914年 10岁
1915年 11岁
1916年 12岁
1917年 13岁
1918年 14岁
1919年 15岁
1920年 16岁
1921年 17岁
1922年 18岁
1924年 20岁
1925年1～11月 21岁
二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年12月 21岁
1926年 22岁
1927年 23岁
1928年 24岁
三 回国及上台1929年 25岁
1930年 26岁
1931年1～10月 27岁
四 在共产国际1931年10月 27岁
1932年 28岁
1933年 29岁
1934年 30岁
1935年 31岁
1936年 32岁
1937年1～11月 33岁
五 回国参加抗日战争1937年11月 33岁
1938年 34岁
1939年 35岁
1940年 36岁
1941年 37岁
1942年 38岁
1943年 39岁
1944年 40岁
1945年1～8月 41岁
六 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1945年8月 41岁
1946年 42岁
1947年 43岁
1948年 44岁
1949年 45岁
1950年 46岁
1951年 47岁
1952年 48岁
1953年 49岁
1954年 50岁
1955年 5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