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 52岁
七 第三次到苏联1956年1月 52岁
1957年 53岁
1958年 54岁
1959年 55岁
1960年 56岁
1961年 57岁
1962年 58岁
1963年 59岁
1964年 60岁
1965年 61岁
1966年 62岁
1967年 63岁
1968年 64岁
1969年 65岁
1970年 66岁
1971年 67岁
1972年 68岁
1973年 69岁
1974年 70岁
谱后
附录一 王明著作目录
二 王明研究论著目录
三 征引文献
一 童年、青年时期
1904年5月 1岁
5月23日（夏历4月9日）[1] 生于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镇（今金寨县）。
王明乳名禹子，学名陈绍，后改名陈绍禹，字露清。他一生用过很多名字，除本名陈绍禹外，还用过哥鲁别夫（或译为克劳白夫，1925年底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使用）、韶玉（从1928年夏开始使用）、慕石、兆雨、诏玉、绍玉、玉石、英石、膺时、情淑、华英、露青、鲁卿（1929～1931年在《红旗》、《劳动》、《布尔塞维克》发表文章时用）、王明（1931年到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后始用）、波波维奇、马马维奇（晚年在苏联时使用）。为叙述方便，本书开篇即使用王明这个名字。
王明家庭及亲属情况如下。
（一）家世：曹仲彬、戴茂林的《王明传》说王明的祖籍是安徽省泾县云岭村。清朝时因家乡闹水灾，其高祖父陈世学和高祖母吕老太无法生计，投奔到金家寨的哥哥家。据陈世总谱记载，陈家第一世始祖叫六六公，原在江西，后来子孙迁到徽州，至宋代陈子举时，“游至泾川，见云岭山水秀丽，土地丰沃，遂在此安家”。如按六六公为第一世，传到陈绍禹这一代，已经是第30代了。[2]
（二）家庭状况：《传记与回忆》说：
绍禹同志1904年旧历四月初九日（公历5月23日）生于安徽省六安县金寨镇一个贫苦的教师和店员家里。[3]当时，金寨是六安县的一个小镇。据云，宋朝时，一位女将带兵抵抗外族入侵，路过此处时，遗下一个金钗，因而此镇原名金钗镇，后来人们把金钗说成了金寨。
金寨地方虽不大，人口不过数千，但位于险要的大别山脉上，是河南省的固始、商城与安徽省的六安三县交界之处。这三县的界碑竖立在绍禹家门口的墙上，故称之为“鸡鸣听两省，狗咬闻三县”的地方。北有清晰的史河。气候温暖，四季分明。大批出口的有竹、木、纸、铁、炭、茶叶六项，其次有中药茯苓，有颜料橡碗，还有猪鬃、羊皮、桐油、羊油等工业原料出口。进口的主要为盐米两项。全镇几乎都在山上，而山的大部被常青的松树、杉树和竹叶装饰着。
……
金寨的生产虽很富，但金寨的绝大多数人民都很穷。绍禹家也不例外。他出生时……父亲的两个弟弟、三个妹妹都还年幼，祖父和父亲两人的收入不能维持八口之家的生活。把九岁的三姑芹香送给人家做童养媳，但是生活还是非常困难。
桂尊秋在《我所知道的陈绍禹》中说：“陈绍禹，字露清，曾化名王明，安徽省金家寨人，个子不高。他出生于一九〇四年，家境贫寒，无田产，其父早年在金家寨小镇开小行店为生。”[4]
（三）曾祖父陈应义，有二子，小儿子陈亨钟，就是王明的祖父。[5]
（四）祖父陈亨钟，号毓亭。《传记与回忆》说：王明出生时，祖父“已做了20多年的乡村教师，还兼做扎灯笼的手工工人”。
（五）父亲陈嘉渭，字秉森[6]，号聘之，夏历1877年8月19日生。幼年读过3年私塾。17岁到胡家店铁厂当学徒工。早年在金家寨卖酱醋，稍有积蓄后，与其他两家合伙开了个小店，经营竹木买卖，无田产。《传记与回忆》说：
在绍禹五岁时，为了减轻家庭生活的困难，父亲向他帮工的老板借了一点钱，自己开了个小店。父亲从8岁到12岁在家放猪，12岁到15岁在糕米店做学徒，15岁到32岁做店员。现在他自己想试试看做小生意，以便维持家庭生活。他租了绅士汪朗斋的房子，开起竹木行和做香店（店名叫“陈天庆麒”）来（想学祖父的样子）。这种竹木行是大家公认的无本经营，靠天吃饭的事……没有人买货时，就没有生意了。因此，生活还是很困难……可是房东汪绅士嫌绍禹家来往的人太多，竹木遍地，把绍禹全家都赶走了。不得已又租了陈姓家的房子，绍禹从7岁到21岁完全离开家前，都住在这所房子里。
由于竹木行时常赔本，所以时常靠借债典当维持生活，而放高利贷者经常欺负穷人。尤其困难的是每逢新年时，债主索债逼人。无钱还债的父亲只好躲起来，孩子们出来向要债的人说好话。有时债主的狗腿子要不到钱就动手打人，所以和姐妹们也就和他打起来。也有时孩子们一齐叫喊着把门关上，把要债的人轰走。
绍禹的父亲曾做过第六合作社的主任，为红军采办给养从1932年红四方面军向四川转移后到1936年底西安事变前，曾五次被敌人捕去坐牢，受过严刑拷打，敌人常以活埋杀头等威胁，父亲坚决拒供。由于广大群众营救，得免于死。1947年国共再次分裂，桂系军阀王伯雄驻金寨时，又把绍禹的父亲和大妹（觉民）等捕去，先关在金寨，后关在霍山县监狱里。王伯雄时常大声威胁，叫道：“把那个陈绍禹（王明）的父亲和妹妹拉出来杀掉！”直到全国解放后，父亲和妹妹才被释放出来。刘伟同志是金寨解放后第一个共产党员县长。1949年北京解放后，他给绍禹来信说：“陈老伯情况很困难，实际上靠讨饭生活。现在我们接他住在县政府，他熟悉本地情况，可以帮助工作。”
1950年父亲来到北京，高兴地说：“禹儿，咱们天天盼望共产党胜利，这会可盼到了！”可惜父亲在1957年5月11日去世了！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组织部把他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里。
王明的弟弟甘宁回忆说：家里是穷人，父亲做买卖，先卖酱醋，后与其他两家联合开了“陈农昌”号行店，经营竹木。住的房子是人家的，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垧，全靠小买卖为生，苏区时划为“城市贫民”成分。父亲1931年到霍邱县开顺街转运公司（离金寨30多里），实际是开行店。两年后被保卫局捉回金家寨，关了三个月。释放后，行里生意清淡了，就做酱醋卖。同时，组织上让他组织赤色互济会、反帝大同盟，他任六安六区主席。这都是群众组织，任务是援助红军。群众把鞋子送到他那里，他再送给红军。国民党进占后（1934年），就转入秘密。曾组织群众节盐，并从白区买一部分，送给红军吃和洗伤口。1937年到武汉。后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安排，他与二姐到了新疆，曾任合作社经理。盛世才反动后被捕三个月，放回后林伯渠劝他到延安，他要回家，结果16天后被捕，关了两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才出狱。1951年到北京，1957年5月10日去世，享年80岁，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7]
甘宁之女甘红红文章说：祖父曾多次被捕。1926年因任豫皖青年学会后勤部长被民团逮捕，入狱三个月，后保释出狱。1927年因与武汉叶挺领导的北伐军“铁军”通信受牵连，被捕入狱五个月。1929年因与红军联系，被民团逮捕三个月，后保释出狱。1930年参加金寨暴动，1930年后任“鄂豫皖苏区六安六区赤色反帝大同盟”主席，并兼“赤色互济会”主席。1931年任皖西北边区苏维埃运输公司经理（在霍邱县开顺街）。1933年苏区沦陷，全家被捕，不久被保释出狱。1935年和甘宁组织运盐，接济被封锁之红军。1937年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到新疆，任迪化合作社经理。1945年抗日胜利后回到金寨，16天后被捕，入狱两年。从1947年开始在家乡做教育工作两年。1950年协助人民解放军剿民团、土匪1300余人。[8]
有的文章还说：陈嘉渭“在大革命时期就宣传革命道理，支持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担任鄂豫皖苏区六安六区赤色反帝大同盟主席革命职务。他曾因支持革命，参加革命斗争，而多次被国民党逮捕。他一生十分坎坷，但始终坚信革命事业必胜。他是有功于革命事业的”。[9]
（六）母亲喻幼华，号淑莲，[10]金家寨东边五六里远的张家畈村人，家庭妇女。曾在金家寨开办女子小学，并任校长，人称“文盲校长”。[11]1930年病逝。1958年王明在《病重梦中忆母》中的《大娘校长》诗中说：
陈氏祠开女学堂，大娘校长半文盲。
手持拐棍门前站，保护师生打流氓。[12]
《传记与回忆》说：
“母亲喻淑莲虽识字不多，但受到劳动人民拥护，做妇女工作，并兼做女子小学校长……他自己拿着棍子坐在学校门口，保护女生安心上课。允许男教员——秘密的中共党员张育才等到女子学校去教书。这在金寨不仅是破天荒第一次男教员给女生上课，而且隐藏了地下共产党员。”
“绍禹的面貌和天资很像他的外祖父——喻焕唐（号立文），[13]也是乡村教师，是当地著名的聪明敦厚的人，是从来不打骂学生，能够循循善诱的好教师。他对自己的子女和外孙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绍禹的二舅喻成镕（又名幼唐）[14]和三舅喻成煦（又名筱唐）都是中共党员。二舅成镕是中共区委书记，当鄂豫皖苏区红军主力撤走后被敌人捉去用绳子穿在鼻子上，拉去游街示众后，先砍去手足，再杀头惨死！三舅成煦是红军连长，在掩护红军主力撤退时牺牲。
绍禹的母亲在1930年春，随红军撤到老根据地牛食畈……白军被击退，又随红军回金寨。在回家途中，因劳得病，又是几天没找到吃的，并听到她的两个弟弟在同一月内牺牲，因而母亲到家后，即休克而死。”
（七）继母黄莲舫，1933～1934年期间与陈嘉渭结婚，曾随陈嘉渭到新疆，后居北京，“文革”中被送回原籍，不久即去世。
（八）大妹陈醒民（陈先民），早年去世。
（九）二妹陈觉民，共产党员，曾任县妇女委员会秘书，后随父到新疆，又回老家。
（十）小妹陈映民，乳名双瓶，后改名王营。生下九天就送给吕家做童养媳，后与吕长子结婚，两人都是共产党员。吕曾任红军连长，在长征中牺牲，唯一的孩子也在长征途中失去。映民随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革命根据地，任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后又随西路军长征到甘肃，被马步芳捕去做苦工，国共合作后回到延安。新中国成立后在重庆工作，“文革”后生死不明。[15]
（十一）弟弟陈绍炜，后改名甘宁，共产党员。曾在赤城县一区苏维埃办的干部子弟学校当教员，1930年当红军，后到延安、西柏坡、北戴河、北京等地学习、工作。
1909年 5岁
入私塾就读。[16]
《传记与回忆》说：绍禹“从五岁到十五岁，十年内读了七年私塾，其间或因瘟疫或因无钱请教师而辍学”。并说：“绍禹从五六岁到十二岁，祖父和父亲总是带着他到各家去拜年。走遍了金寨的大街小巷，要他把所有的对联都念熟背得。还有别家婚丧寿事，就叫他背对联，帐屏或祭文，所以当他九岁时，就开始写诗歌了。”
《传记与回忆》还说：河南省双城县[17]丁家铺经常仗势欺人的地主兼绅士周辅宜，外号“周大疯子”。有一天他路过绍禹家，要考绍禹《百家姓》、《三字经》里什么地方有“周”字。绍禹回答了“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和“周辙东，王纲坠”。绍禹祖父在旁提醒道：孙儿，你怎么把“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忘记了？绍禹说：他不是周文武，他是周大疯子！周听到大吃一惊地说：你这个孩子才满五岁就这么厉害，将来长大了一定要造反的！
1912年 8岁
开始写春联出卖。当地人认为，春节贴上童子写的对联能发财。
《传记与回忆》说：“绍禹从八岁起，就参加家务劳动。如帮助父亲招待顾客，借钱典当。新年时，写些对子卖钱，补助家庭收入等。”“每年从旧历十二月初到十二月底，他每天都写到深夜，还得姐妹们帮他磨墨牵纸。小手冻得红肿破裂了也还得写，因为只有新年前才能卖出去。头一年只卖得两吊钱，因为一副对子只卖得两个铜板，最多时也只卖得二十吊钱（合当时五块银元）。这个数目虽小，也给家庭和自己一点补助。”
甘宁回忆说：王明“很聪明，号称神童。6岁上学，8岁就开始写对联，个子矮够不着，站在凳子上写。大家以为童子写的对联能发财，都愿让他写。后他卖对子”。[18]
1913年 9岁
听塾师喻南森给学生讲《论语》“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后，写《昼寝·请问孔夫子》的小诗，在学生中传看，被先生发现，称赞他“写得好”。这首诗是：
先生非朽木，学生岂粪土？！
这大热天气，谁不打中午？！[19]
《传记与回忆》说：在绍禹九岁时，金寨街上的项秀才偷了徐医生家的猫。徐医生去要，被项秀才打了几个耳光。于是绍禹把孩子们组织起来，到项秀才家门口又叫又唱：项秀才，你出来！偷人家的猫子为何来？我们大家来问你，你敢出来不出来？来来来，来来来！你敢出来不出来？项秀才把绍禹的父亲找来，绍禹的父亲也劝项秀才把猫还徐医生。项秀才不得已，第二天只好把猫还给了徐医生。经过这次教训后，项秀才好转起来。后来对绍禹领导的学生运动，采取了同情和帮助的态度。
1914年 10岁
一位塾师对学生很粗暴，学生送他个“杨扒皮”的绰号。王明写了题为《杨扒皮》的诗：
先生是牢头，学生似罪囚；
这样蛮打骂，一定要复仇！
这首诗被先生发现，王明被打了一顿，于是20多天不上学。人们纷纷谴责先生，先生只得登门向王明及其父亲道歉。[20]
《传记与回忆》说：开川街有个大地主叫郭香亭，经常到金寨耀武扬威。绍禹十岁那年随父亲去给一老人吊孝时，看到郭香亭正在写祭文，他从后面爬上凳子想看看他写些什么。不料郭大骂道：“你这个小家伙做什么？滚开滚开！别捣乱！”写好后祖父让绍禹念念看，郭香亭很吃惊，等他走近时，绍禹也学着他的样子骂道：“你这个老家伙做什么？滚开滚开！别捣乱！”祖父责备他，郭香亭把骂绍禹的情况说了，并拿来芝麻糖，愿与绍禹取和。绍禹说：“取和可以，糖不吃！”说罢，就飞也似的跑开了。
1915年 11岁
9月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兴起。
秋 祖父陈毓亭带王明到离金寨35华里的双河山东岳庙，住了一个多月。此庙是河南省的商城、固始、息县、光州、光山和安徽省的六安、霍邱等县人朝拜的名山。此间，每天有一个比他大4岁的宋小道人带王明到各神像前烧香。他发现泥塑的地狱里，上刀山、下油锅、上磨挨、下血湖等受罪的人，都是穷苦可怜的人的样子，没有一个富贵人的模样，就问老道人这是为什么。老道人讲了一番前世因果的道理。听后，祖父带王明再看各殿，并叫他作诗。他写了一首七绝《双河山东岳庙》：
进门红白两匹马，正殿中旁五座神。
十殿阎王都可憎，残酷杀害可怜人。[21]
本年 随祖母到曾外祖母家丁家铺河坪，看到那里的人都很穷。《传记与回忆》说：绍禹回家来问母亲：“为什么农民这样穷？”母亲说：“金寨有句俗话：‘杀不了穷人，富不了家’，所以富人都是杀穷人的人！”绍禹回忆他幼年时说：“祖母和母亲给我讲过很多的故事。我也给他们唱过很多的唱本。每逢讲到或唱到帝王将相、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做坏事时，她们说：‘禹子，你长大了可不要学这些人。’每逢讲到或唱到豪侠好义、打富济贫、舍己救人时，她们说：‘禹子，你要向这些人学习。’老人们的这些教育，对我有很深刻的印象……”
1916年 12岁
《传记与回忆》说：金寨镇的厘金局长兼民团团总刘朝安经常贪污敲诈，受贿杀人，老百姓都非常恨他。绍禹12岁那年的某日下课回来，又听说刘在为非作恶，便和小朋友们商量出刘的白纸帖子（就是出传单）。他们共写了20多张，贴到大街小巷和刘的前后门上，用对联的方式揭露刘的丑事。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都看到了。绍禹的祖父看到后称赞说：“好样的，反对刘局长，大家称快！”
还说：“绍禹从12岁到15岁时的教师是漆陶庵。这也是一位不打学生，能循循善诱的好先生。跟这位先生学作诗作文的学生们，都进步得很快，而绍禹是其中最快的一个，十三岁时，已能写两千多字的义、论、策等不同体裁的文章，能作五言七言诗和律诗。先生改的地方很少了。”绍禹还曾以《好先生》为题写诗赞扬漆先生。
还说：每年布谷鸟出现时，私塾先生总爱以《布谷催耕》为题叫学生作诗，这年漆陶庵先生也出此题，绍禹写道：“布谷何尝知稼穑，飞鸣求偶不催耕。塾师不解其中意，乱出诗题误学生。”这是直接批评所有私塾先生的一首诗。
1917年 13岁
游柳林。柳林及其附近的四座庙宇，是金寨人特别是儿童最爱游览的地方。有一次，他游览后写下《柳林晚兴》诗一首：
东风嫋嫋柳青青，结队歌游乐满心。
红日依山诗意美，绿荫覆庙晚钟清。[22]
1918年 14岁
秋 作《对月独坐弹月琴》诗一首。[23]
本年 塾师毛树棠以“金家寨”为题，命学生作诗。王明写了一首七律：
金家寨立史河边，住户商家人数千。
悬剑张弓峰对峙，狮头猫洞岭相连。
毛排月月来盐米，山货年年出竹杉。
鸡犬声闻三县乐，谁分皖省与河南。[24]
桂尊秋在《我所知道的陈绍禹》中说：“陈幼年在家乡私塾读书七八年，旧学有根底，会唱京戏，象棋也不错。”[25]
1919年 15岁
5月4日 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
夏 在地主晁三的接济下，到当时属于河南省固始县远东南区的陈淋志诚小学读书，受到后来成为金寨县第一个党支部书记的詹谷堂老师进步思想的影响。[26]
同期 暑夜乘凉，写《夜间吹笛箫》诗一首：
夜阑吹笛又吹箫，声入九天星月高。
岂意招徕龙凤侣，唯邀鸣鹤下云霄。[27]
秋 作七绝《菊花》一首：
色样纷繁九月开，傲枝从未怕霜来。
菊花不愧渊明友，我爱菊花岁岁栽。[28]
秋冬 作七律《霜寒初重雁横空》一首：
玉露生寒草木黄，横空列阵雁飞翔。
羽毛更益三分雪，骨骼初经九月霜。
秋去春来无定处，关南塞北有家乡。
临风一字成人字，望美人兮天一方。[29]
《传记与回忆》说：这个题目是塾师漆陶庵先生出的。他看后，“把第三句第四句下面批上许多红圈表示称赞。总的批注是‘聪明’二字。奇怪的是漆老师说：‘禹子，人都说你聪明，你看你的这首诗写得多聪明。唉！写得聪明透露，怕你将来不长寿，或被人害死！”
本年 金寨小名流李少三先生写了个上联，却对不出下联，函友征对，应者十余，均未评中，而王明对的下联得到李的称赞，遂叫一席菜请王明吃饭，并送冬瓜饯和天冬饯各一斤作谢。李少三的上联是“山海关虎啸龙吟，漫道风云难际会”；王明的下联是“子午谷鸟飞兔走，须知日月易蹉跎”。[30]
1920年 16岁
2月（旧历年关） 旧历春节前和妹妹觉民出面应酬向父亲讨债的人。1919年夏天祖母病故，冬天曾祖母、祖父都患重病，家庭生活更加拮据。年关前几天，债主不断上门吵闹。父亲不敢露面，让他和觉民“挡账”。他有感于年关之苦，写五绝《年关》诗一首：
富户家家乐，穷人个个愁，
何时天下变，不再过年愁？[31]
10月 因经济困难，一度失学。后筹得一些钱，于秋季进入设在六安县城的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简称“三农”）学习。[32]
王明初进三农时，并不知道学校将教授什么课程。经过一段时间，他了解了在学校将学什么，做什么以后，写了一首诗，题为《进三农》。诗中表达了爱国的思想，其最后一段是：
有人说：发展农业能救国。
有人说：发展商业才不落伍。
有人说：发展科学教育和实业，
我国再不受人侮。
倘真农业能救国，
我愿为农又为圃。[33]
《传记与回忆》说：绍禹这次去上学，宿膳费、讲义费、制服费等大部分都是借的。他先学了一年预科，然后转农科。“六安三农是办得比较好的学校。功课很多，除了要学普通中学的功课（中文、英文、算术、物理、化学、地理、本国历史、世界地理等）外，还要学八种农业知识，即地质、土壤、气象、作物、肥料、病虫害、园艺、畜牧，还要实习作物。而绍禹能每门课本都学得成绩优异，是不容易的。三农的农科主任，非常地重视绍禹，经常给他以鼓励，并把绍禹的肥料学笔记作为学生的讲义。讲义上写明：金禹侯口授，陈绍禹笔记”。
桂尊秋在《我所知道的陈绍禹》中说：“一九二○年秋季，我们同时考入六安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学习，并在同科同班，形影不离。”“三农学校开办后，在同盟会员、校长沈子修影响下，聘用朱蕴山、桂月峰、钱杏邨等进步人士为教师，给学校带来了革命气象。在1919～1924年的5年中，学校开展了‘响应五四运动’、‘反对曹锟贿选’、‘大演革命文明戏’、‘驱逐坏县长骆通’、‘成立贫农夜校’和‘赶走继任校长刘先黎’等一系列的政治斗争。陈绍禹在那几年没有什么进步表现。”[34]
王明在学习期间，由于个人聪明，学习又努力，成绩一直很优秀。据同班同学王逸常回忆：“我与陈绍禹都是班上学习较好的同学。当时老师批改的作文本，每次都按写作的好坏次序发放，最好的放第一本。每次发放的第一本不是我的，就是陈绍禹的。凡写文言文时，往往我是第一本，凡写白话文时，陈绍禹往往是第一本。他的白话文写得很生动。”“陈绍禹舌苔突突的，学习外语自然条件不好，可是他肯读，常常反复地练，所以，英文也学得不错。”[35]
1921年 17岁
7月23～31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嘉兴召开，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
本年 三农师生自编自演反帝反封建的文艺节目，会唱京戏的王明没有参加演出。他看了师生们演的朝鲜亡国惨史话剧和印度亡国惨史哑剧后，写了题为《前覆后戒》五律一首：
印度遭英灭，朝鲜被日吞。
人民作犬马，财富任牺牲。
祖国睡狮弱，帝强恶虎狰。
同胞快觉醒，奋战以图存！[36]
《传记与回忆》说：“六安地方较落后，没有大的政治运动。三农里有位中文教员钱杏邨（就是后来叫阿甲[37]的）比较进步。他把‘五四’运动精神带到三农。例如，提倡新文化，反对旧礼教；提倡白话文、白话诗，演反帝反军阀的戏；宣传抵制日货等。学生们把已买的日货都烧掉。这是1921年下半年到1922年上半年的事。”
1922年 18岁
本年 参加抗议军阀杀害进步学生的活动。安庆省立第一中学同学姜高琦惨遇军阀马联甲枪杀，全省各校纷纷罢课集会和游行示威，表示抗议。三农师生热烈响应这一运动。王明参加了三农的抗议活动，并写了《高琦不死》诗一首：
死于军阀手，活在青年心。
英雄倒一个，继起千万人！[38]
《传记与回忆》说：“绍禹在三农时，参加过办平民学校和反对反动的安徽督军马联甲，因他枪杀了安徽第一中学学生姜高琦。”
本年至1924年上半年 在三农担任学生联合会工作。[39]
1924年 20岁
1月 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上半年 三农开展赶走继任校长刘先黎的斗争。学校当局采取了高压手段，全校400名学生中有180余名被开除学籍。王明为了能领到毕业证书，站在拥护刘先黎的学生一边。据反对刘先黎继任校长的当事人桂尊秋回忆说：“全校百分之八十的学生反对刘先黎，只有陈绍禹等少数人支持他。陈绍禹甚至支持刘先黎用武力镇压学生。我当时就跑到六安附近的农村，后来回了家，也顾不得毕业不毕业之事。后来，听说刘先黎把所谓‘闹事者’都开除了。我也被开除了。陈绍禹是毕业离校的。”[40]
夏 在三农毕业，回到金寨家中。与父母商谈能否升学问题，得到父母的支持。遂写七绝《芍药》以明志，诗曰：
堪称国色与天香，可算花中又一王。
能向牡丹比芳艳，唯无傲骨不经霜。[41]
《传记与回忆》说：金寨镇的两个大绅士汪四爷（汪培之）和桂四爷（桂玉阶）为了不让绍禹上大学，合开一个山货行，把绍禹父亲的生意顶了一半以上，并阻止邮政代办所设在绍禹家。绍禹的同学阚如棠也请绍禹到霍邱县阚家圩的高等小学校去教中文、英文和算术三门课，一年给三百块钱，因为阚知道绍禹学得好，三门课都能教。绍禹和父母商量是否先教两年书，积点钱再升大学。但绍禹父亲说：“既然汪桂两绅士捣乱，今年就非升大学不可！没钱也得升学，给他们看看！”并说：“穷也要穷得有骨气！”母亲说：“要像牡丹，不要像芍药。你看芍药那点不如牡丹，就是因为没有骨头，一见霜就凋零了。”绍禹听了父母的话后，随笔写了一首题为《芍药》的诗，给父母看。
7月 为筹借升学费用，到离金家寨15里的袁家岭袁姓友人家借钱。归后写了一首双七律《高山独行遇暴风雨》记此行。[42]
同月 其母给他半生辛苦、零星积蓄的七块大洋作为升学费用。他很受感动，写了《七块大洋》诗一首：
枕边摸索七元洋，慈母交儿泪两行；
知道此钱升学少，半生辛苦积私房。[43]
《传记与回忆》说：绍禹和同学陈璧如到了安庆，才知道安庆没有大学，并从三农校长刘先黎处得知可以报考武昌商科大学。于是和詹禹生、陈步云决定报考商大，并在安庆“发起组织安徽青年学会”。
9月 进入武昌商科大学预科学习。[44]
同月 于汉口作七绝《风雨登黄鹤楼》，诗曰：
乘鹤去乎余鹤楼？今人疑也昔人愁。
三城暗而两山隐，风雨歌兮江汉流。[45]
10月 与同学詹禹生把安徽青年学会扩大为豫皖青年学会，并起草学会的发起书和简章，担任事务部主任（一说是事务处长），兼任皖籍同学会会刊《皖光》编辑。《传记与回忆》说：“商大还有个安徽学生同乡会，出的刊物叫《皖光》，也是一月一期。《豫皖青年学会会刊》和《皖光》都出过十多期，直到绍禹1925年12月离开武汉到苏联去前，都是由绍禹主编的。”
王明1926年12月14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的登记表说：1924年10月组织“豫皖青年学会”；在延安写的简历说：“24年10月～25年10月，豫皖青年学会事务部主任，兼会刊编辑”；“24年12月～25年8月，武昌商大安徽同学会‘皖光’编辑”；1950年填的简历表说自己1924年秋～1925年秋，在武昌及金家寨任“青年学会事务处长兼会刊编辑，‘皖光’编辑”。
王明曾仿苏武牧羊调写了一首《豫皖青年学会会歌》，歌词是：
哀我中华大民国：内乱苦纷争，外患迭相乘；
危国计，害民生，贫弱震寰瀛。
守门无锁钥，卫国少干城；
主权丧失尽，贻笑东西邻。
五千余年，文明古国，实亡剩虚名。
志士具热忱，青年学会成，
结团体，聚精神，唤醒四万万人。
喑鸣推山岳，咤叱变风云，
军阀要除尽，帝强要除根，
创建新华，改造社会，大责共担承。[46]
同月 共青团员梁仲明参加豫皖青年学会后，向王明讲述了苏联十月革命和苏联现状，介绍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情况，还向他推荐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和刊物，给他看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等革命文献。这些都是他“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使他“耳目为之一新，思想大为转变”。为感谢梁仲明所给予的启蒙教育，特写诗一首“谢仲明”，题为《喜闻报》：
塾窗十载又中学，舍我韶华逝水过。
聆教一朝开眼界，得书百读喜心窝。
儒知世事仁风少，佛识人生苦味多。
惟有马恩新意境，列宁实现首苏俄。[47]
《传记与回忆》说：梁仲明“把绍禹写的学会简章和宣言草稿给林育南（即林庚——他当时是湖北共青团地委书记）看，林给改得更带政治性。绍禹看了很奇怪地问道：‘他怎么懂得这些呢？’梁仲明把什么是C.Y（共青团），什么是C.P（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苏联是什么样的国家……等介绍给绍禹，并介绍给绍禹和禹生等《共产党宣言》、《价值、价格与利润》、《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主义ABC》、《通俗资本论》等书。后来，又看过《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考茨基青年时写的《阶级斗争》和蔡和森同志编的《社会进化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书，并且经常读《中国青年》和《向导》等杂志。当时在武昌有个时中书社，是共产党和共青团设的，表面上卖一般书刊，店员大都是党团员。该书店对于传播革命思想，起了很大作用”。
11月 同梁仲明、詹禹生、胡佩禹等访问武汉大智门火车站，第一次看到产业工人的巨大力量，开始认识到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伟大作用。归后写了七律《偕友访大智门车站述同感》，诗曰：
工人开动火车头，地动天惊震九州。
南北东西成一体，农兵商学尽同仇。
推翻军阀为民主，打倒帝强好自由。
我辈青年无量勇，献生革命变全球。[48]
年底 商大放寒假，回到金寨，发展了一些豫皖青年学会会员，做了一些宣传教育工作。
《传记与回忆》说：“1924年底，放寒假回金寨后，又发展了一些豫皖青年学会会员，开了正式成立会，通过简章、宣言和会歌（都是绍禹起草的）。绍禹被选为该会总干事（即会长），梁仲明为宣传干事，詹禹生为组织干事。出了会刊，每月一期。会员们在家乡农民中，做了一些宣传教育工作。到1925年暑假，学会会员已发展到80多人。也发展了共青团员和党员。”
当年曾参加过这个组织的袁大明回忆说：“1924年夏天，陈绍禹在金家寨组织了豫皖青年会。金家寨地区在外地学校的学生，绝大部分都参加了青年学会。入会手续，同学之间相互介绍，后发给会员证。到1925年已发展会员一百余人。青年学会活动，利用寒暑假学生回家的机会，一年召开两次会员会议。在外表上讲学术问题，实际上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学生运动。1926年，我和很多同学参加了青年学会组织，进行初期革命活动。”[49]
甘宁也回忆说：豫皖青年学会成立于1924年秋，“宣传反对三从四德，反缠足、戴耳坠”，“反对军阀混战，反对贪官污吏。王明家是总部，会员常在王明家吃饭、开会”。蒋光慈回国后曾到豫皖青年学会宣传马列主义。[50]
同期 在家乡访问了一些农民家庭，写了一首《访农家》的七律：
茅屋三间聊御寒，布衣百补赛僧衫。
年年送稻愁无稻，代代种田盼有田。
雨水下多愁地涝，阳光晒久怕天干。
穷人总有出头日，户户家家望变天。[51]
本年至明年 以豫皖青年学会名义撰写《为反对军阀樊钟秀征收苛税杂捐压迫豫皖边区人民宣言》。[52]
1925年1～11月 21岁
3月12日 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者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全国各地举行悼念活动，王明和一些党团员曾到私立中华大学散传单，[53]并写《悼孙中山先生》诗一首：
难信先生死，仰天北望哀。
清廷摧腐朽，帝制化尘埃。
联共切时要，师俄见卓才。
大江流不尽，革命新潮来。[54]
暮春 于汉口作民歌体《江边送客》诗一首：
天上浮云散，地下桃花落；
花落云散两无情，别离人不乐。
送客何必悲，客家望客归；
送客何必忧，相见在初秋；
送客何必伤，再遇更欢畅。
今日江边送客处，秋来又是迎客场。
客船鸣笛扬波去，江水晴空万里长。[55]
4月29日 写《革新运动中所得之经验》，发表在《商大周刊》第3卷第5期上。文章叙述了该校学生驱逐校长屈氏胜利的经过，并说从运动中得到三条经验：勿畏难；勿中止；有公理。“有畏难心，则不能举事，举事后，无坚持心，则不免因挫折而中止。——然而即不畏难不中止，使新事违反公理，则其失败量必与进行力等也。”他还说：“革新运动自‘校款’‘校长’两问题解决后，目前可算告一结束，但吾辈革新运动之目的，决非仅解决此两项问题即满足”，“故先提出个人对于本校革新运动后之最近简单希望”。这就是：（1）扩充校址；（2）严定校规；（3）去留职教员；（4）添置图书；（5）早购课书；（6）注意卫生；（7）扩充刊物；（8）实地调查；（9）经济公开；（10）监督承校。
在同期《商大周刊》上，还发表《三种不同的面目》和《革新运动后之最近简单希望》两文。
5月1日 由王明任编辑的国立武昌商科大学皖籍同学会会刊《皖光》第1卷第1期出版，他发表3篇文章。
1.《安徽的学生》。认为好学生，读书兼从事社会活动；坏学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且有不良嗜好；偏废的学生，读书而不从事社会活动，或从事社会活动而完全不读书。他说“作这篇文字的旨趣”，是想“使安徽的‘好学生’不要因为行政长官和学校办事人们拿什么‘整顿学风’假面具来恐吓而畏缩，更不要因为一般无意识的人们拿什么‘捣乱分子’的绰号来批评而灰心，要兴奋精神，坚定志趣，避却受人利用的嫌疑，认清真理所在去做事，努力继续他们伟大神圣的工作，完成他们青年对于社会国家的使命！”
2.《反对和免除贵族专利的现代学校教育》。指出求学人需用经费过多，为一般民众经济能力所不能负担，所以不但大学成了贵族的专利机关，便是中学、高小也少见无产阶级的子弟求学。对这种现象，必须找出病根，对症下药，治标治本。这就“必须改变现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组织”，而“要改变政治经济组织，必须先推翻了掌握现在经济政治实权的军阀”，“要想推翻军阀，必须先打倒勾结军阀利用军阀为军阀护符的帝国主义者。因此，我们现在最要的工作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3.《恋爱真谛》。
5月27日 撰写《社会、社会学、社会科学、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底浅释》，发表在12月出版的武昌商科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第1集上。文章说：虽然人类毕生生活在“社会”中，可是一般人并不了解“社会”、“社会学”、“社会科学”、“社会问题”、“社会主义”的区别，“最可笑的，一般人多以为社会主义是‘共妻’、‘共产’的勾当，听见他便要发生恐惧。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社会主义是什么，所以更发生出许多可笑的误点来”。凡是“粘到‘社会’两个字，他们便当作是他们最怕的社会主义”。“因此，我不惜麻烦，把社会的意义、本质、起源、变迁，以及一切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纵、横、广、狭的科学，简单明了的把他们各个真正的面目揭露出来，使我们不要捕风捉影的把社会主义当做洪水猛兽”。
文章认为：“社会”是生存和幸福上必需的团体，是求食和御敌的机关。因求食、御敌、生殖三者的必需而发生，起源于家庭；变迁于人类生产力；随人类生存上必需资料的供给需要的范围而扩大；由家庭而递变为部落，由部落而都市而国家；今日世界即社会。“社会学以研究社会的起源，发达，组织，活动，及理想为目的的科学”。社会科学是“研究组织社会这些团体的人类在各方面的活动及其原则的科学”，包括人文科学的科目，“如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人类学、比较宗教学……”。社会问题是“社会病理学”，“是以研究病态社会为主要目的的科学”。和医生治病一样，治社会病态，也有应急的救治方法和根本的救治方法。前者就是在不变更现在社会组织和制度的范围内，兴办慈善事业、教育事业等，即改良的方法。后者是将现在社会组织根本破坏，用一种完全新的社会组织来代替，这种新社会组织就是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是病态社会的根本救济法”，它“主张一切生产机关（即矿山、森林、土地、工厂、机器）归社会共有，只容衣服家具之类的物件归个人私有，并且一切生产品的产额及交换都由公的机关统计调节或直接经营，务使供求相应，不准私人投机营业”。这样可以避免现在社会的两个缺点：一是资本私有；二是生产过剩。
5月30日 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
6月1日 被选为武昌商科大学参加“武昌各界声援上海‘五卅’运动委员会”的代表，并担任委员会宣传干事。
《传记与回忆》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武汉青年积极响应。由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发动武昌各校学生，选出自己的代表（每校二人），参加“响应上海‘五卅’运动委员会”的工作。商大开会选代表时，绍禹上台批评了个别教授反对罢工、罢课、罢市的言论，结果绍禹和徐（许）鸿被选为代表。
6月1日晚 在商科大学开武昌各大中学学生代表会，正式成立“武昌各界声援上海‘五卅’运动委员会”，蔡以忱任总干事，陈绍禹任宣传干事。委员会决定罢工、罢课、罢市，游行示威，以响应上海工人和学生。师范大学代表本来只需要两人，而他们故意来了八人，都是国家主义者，反对罢工、罢课、罢市。陈绍禹上台讲话批评他们，而他们仍坚持自己的主张，结果学生们把他们哄［轰］走了。哪知这些国家主义者跑到督军萧耀南那里告密去了。萧当夜三时派军占领了各商店，各店派两个持枪实弹的兵士站岗，不准罢市。委员会乃决定派学生宣传队出发向商人和兵士们作宣传，决定六月二、三、四日在武昌宣讲三天，五、六、七日在汉口宣传三天。[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