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 与詹禹生带队到街上宣传。
《传记与回忆》说：当时很多学生不敢上街宣传，但“六月二日清早，豫皖青年学会会员打着旗子，由绍禹和禹生领头，首先出发了。当他们到街上宣传时，士兵鼓掌欢迎他们，商店的店员们和一部分商贩们请他们喝茶。这时，别的学校的宣传队也出发了。连着宣传了三天，走过很多人口众多的大街广场，把上海工人学生和各界的反帝爱国行动，告诉了武昌的人民。但因军警的压迫，罢市未成”。
6月5～7日 排除种种阻挠，带队到汉口去宣传。
《传记与回忆》说：
六月四日，蔡以忱同志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代表名义，召开了各校代表会，决定到汉口去宣传。六月五日，又是豫皖青年学会会员作先锋，打着旗子到汉口去。走到汉阳门，看见有一连兵士守门。他们看见学生宣传队来了，立即把门关上，走出一位排长来说：“上级命令不准学生过江宣传，恐引起外交事故。”这时，各校的宣传队也陆续来到，每队有几十人，共约四百多人的宣传队，都集中在汉阳门内，而门上门下各站着一排兵士，他们把上了刺刀的步枪对准了学生们。绍禹把队伍摆好，去向守门兵士的排长交涉开门。很多黄包车夫和要过江的人也越来越多。绍禹就向士兵和群众发表演说，说明上海“五卅”惨案情况，宣传反帝爱国思想。汉阳门附近的大街小巷都站满了人。许多家庭妇女抱着孩子也来听讲，她们把板凳给绍禹，要他站上去说。观众里不时地响起掌声。宣传队员也趁机分头宣传。观众们异口同声称赞着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又是一阵掌声和口号声。许多士兵也动摇了，他们把朝着学生的刺刀倒向地上去。宣传队员和观众们一面要求开门，一面声泪俱下地放声大哭。这时走出一个连长……绍禹说：“军人身负保国卫民之责，要做爱国卫民的军人，你的上级也应该爱国……”这时，宣传员和观众都振臂高呼：“爱国的军人开门啊！”真是万众一心，声震四海。于是胡连长说：“陈先生，我们谈个条件，如果你下令叫所有宣传队把旗子卷起，等过去江心再打开（江心那边就不归他管了）我就开门，放你们过江。”绍禹说：“可以同意你的这点要求。”于是绍禹向队员们解释了几句，下令说：“卷旗！”哗的一声，几十个队旗都暂卷起来。胡也下令说：“开门！”于是，那位排长从口袋里掏出一尺来长的大钥匙，把门打开了。两小时内汉阳门内聚集的两万多人都高兴了，都说：“让宣传队先过江！”到了码头，轮船上人说：“督军有令，不准摆渡学生宣传队过江。”学生们只好坐小划子过江……
这样，六月五、六、七日在汉口也宣传了三天。汉口的工人、店员和各界的爱国群众也和武昌一样的，非常欢迎学生们。但自六日起，武昌和汉口的反动军警出动很多，形势更加恶化。宣传队决定分散活动，并开始到工人区去，和绍禹一同到工人区去的有詹禹生、吴绍镒（杨松）、潘问友、陈守一等8人……
六月七日，各宣传队负责人在汉口火星庙开会，决定次日到江岸去宣传工人罢工。但八日，刚到江岸，那里的驻军说：“今日江岸又枪杀了八个工人，上级有命令不准你们去。”萧耀南下令各校提前放暑假，并令所有大中学立即停止供给伙食，不准学生住校。
在声援五卅运动的活动中，王明被推选为武昌学生联合会干事和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执行委员兼宣传干事。他在延安写的简历说：“25年6月，武昌学生联合会干事会干事兼湖北省党部（国民党）宣传干事”；[57]1950年填的登记表，说自己1924～1925年任“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执委兼宣干，武昌学生联合会委员（五卅时期）”。
《传记与回忆》说：“林育南找绍禹谈话。他提议豫皖青年学会加入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绍禹同意了。林当选为联合会的总干事，绍禹当选为宣传干事。杨松（吴绍镒）、伍修权、潘问友、林彪等为当时中学生里的积极分子和代表，黄丽（励）等为大学生的代表。”
在此前后 加入中国国民党。
王明1950年填的简历表中说自己“1925年曾加入国民党，国共分裂后退出”。1926年12月14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的登记表，在“国民党工作”栏目中说：“曾充商科大学支部委员及在五卅时省党部宣传员。”
6月 武汉工人学生声援上海反帝运动以后，武汉当局怕事态扩大，决定各校提前放暑假。王明回到金家寨后，在大王庙召开豫皖青年学会第二次全体大会，到会会员60余人。会议期间曾追悼上海、青岛、广州沙面死难同胞，举行反帝游行。在开追悼会时，邀请各界代表参加，到会的青年学会会员各送一副挽联。王明的挽联是：“四百兆同胞放声大哭，五千年历史特写奇冤。”[58]
6～7月 在安徽省六安县第四乡做五卅运动的宣传工作及提倡组织农民协会，并在六安县及河南省固始县作五卅运动的宣传及提倡组织“工农兵学商联合会”。[59]
《传记与回忆》说：“1925年暑假的某日，绍禹和梁仲明到河南固始县去活动，想在那里发展会员，詹禹生和胡佩禹到双城县[60]去活动。但都因不了解情况，时间太短，所以成绩不大……绍禹家向来是会员们和党团员们接头、通讯与集会之所……这些青年里，绝大多数后来都成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是豫皖边中共组织、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的主要骨干与领导干部。如詹禹生为红军第一团团长，前面提到的绍禹的二舅喻成镕为党的区委书记，三舅喻成煦为红军连长（大舅是农民，早已去世）。詹慕禹（禹生的哥哥）、詹化铨（禹生之弟）、张育才、胡佩禹、黄启明、黄启仁、袁大勋、李昨非、梁仲明、查锐、徐承燕、徐承翼……等等，他们在苏区时，都担任了什么工作，虽一时不能查明，但他们都是当时的领导骨干，都为革命流了最后一滴血。”
7月 于金寨作七律《武汉青年反帝怒潮（六二运动）》一首，记武汉学生和工人声援上海五卅运动经过：
五卅惨案动青年，集会游行斥帝奸。
胸对刀枪忘生死，面临兵警勇宣传。
工人响应流鲜血，军阀恐慌暴厚颜。
放假提前何用耶？回乡同样闹翻天。[61]
8～9月 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退团）。[62]
10月 由许鸿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关于王明的入党时间，有很多说法：吴亮平说到苏联时王明既不是团员，更不是党员。[63]韩铁声在《旅苏二十四年》中也说：王明到莫斯科时既不是团员，又不是党员。[64]嵇直在《我所知道的俞秀松》中说王明是到苏联后才入党的。[65]罗征敬在《共产主义事业的开拓者——俞秀松烈士》中说，到苏联时王明还是刚刚入团的团员。[66]1941年9月10日任弼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他在莫斯科期间季米特洛夫曾向他说：“谈到王明入党，在填入党表时，写的是在中国加入党的，而实际是在莫斯科。”
但王明在延安写的简历说自己“1925年10月入党”。《传记与回忆》中说，王明于1925年6月经蔡以忱、徐［许］鸿二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许鸿在谈到他介绍王明入党的经过时说：王明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介绍的，时间是1925年。[67]
10月25日 经过争取，被批准到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一般简称“中山大学”）学习。临走前，写双五律诗一首《赴莫前夕留别禹生》，诗的后半段为：
滚滚长江水，依依战友亲。
暂叫万里隔，同志九州新。
风云频动荡，天地待澄清。
豫皖青年会，凭君报好音。[68]
关于王明的赴苏，经过了一番曲折。当时湖北已没有名额，于是他跑到南昌，找他的武昌商大同学、入党介绍人许鸿求情。许后来回忆说：“陈绍禹1925年想到苏联去，但是湖北没有空额，不能去。他到南昌找我，要我保送他到苏联，当时叫‘学革命’，不叫留学。我以江西干事会名义在1925年秋天给上海陈独秀写介绍信保荐陈绍禹去苏联。”[69]据说王明到上海后找了专门办理江浙地区出国留学事宜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负责人姜长林。姜长林后来回忆说：
1925年，苏联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创办了中山大学，招收中国学生。当时以国民党名义，分配给每省10个名额。我当时任江苏省国民党党部秘书长，侯绍裘任宣传部长，在房志路（现兴业路）办公。侯绍裘在苏州教书，每周来上海三天。招生的事情，由我俩承办。他不在上海时，就由我承办。陈绍禹是安徽人，可是在湖北读书。湖北去中山大学的名额是10名，可是来了11人。他们负责人对我说，如果能通融，11人都去，如果不行，就不让陈绍禹去。我说，11人不行，不能让陈绍禹去。湖北负责人回去告诉陈绍禹，说人家不同意你去。于是，陈绍禹到省党部和我吵，甚至说：“你们不要我去，我就报告巡捕房，大家都去不成。”我回答说：“你报告去好啦，这样帝国主义对你会更严厉！”他说：“这是为什么？”我说：“我不去苏联，不害怕。你要去苏，帝国主义就会抓你。”他不吱声了。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我就把这事向中共江浙区委报告了。区委也说，不能让他去。陈绍禹三番五次来省党部，开始是吵闹，然后是哭泣，最后是恳切要求。我们又把这种情况，反映给中共江浙区委。区委和我商量说，如果别的省有空缺名额，是否可以考虑让他去。我们回去查查各省名额，正好有空缺，于是批准让陈绍禹去苏学习。这样，湖北就去了11人，有陈绍禹、伍修权等。[70]
但据孟庆树根据王明的回忆谈话整理的回忆录，说是王明赴苏并没有找姜长林，而是找的朱霁青，并经过恽代英做工作才同意的。她说：
1925年暑假后，绍禹回到商大，就听说莫斯科中山大学招生，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兼收……但又听说，湖北省委招生的名额已满。徐（许）鸿又从江西来武汉，他允许回江西去后，可以把绍禹算在江西名额内。10月22日接徐电云，已交涉好，要绍禹立即到九江和徐一同去南昌办手续。10月26日离武汉去九江，但到后始知徐刚到火车站。绍禹赶到车站时，火车已开动。徐从窗口看见绍禹，喊了一声，绍禹飞快跑去。绍禹跳，徐鸿拉，才上了车。乘客都惊奇地看着他俩，其中一位说：“差一点就晚了！”
南昌中学校长陈同志（不记得名字了）是江西地委负责人。他给绍禹和同行赴苏的二人写了两封介绍信，一封给朱霁青（上海国民党管招生的人），朱可能是招生委员会主任。陈同志说，如有困难，可以找恽代英同志帮忙（代英可能是代表共产党管招生的）。另一封介绍信是给已到上海去的温普血和傅清华同志。温是江西赴苏党员学生党员负责人（后来在中大学习不久，即回江西工作牺牲了）；傅是赴苏团员学生负责人（“文革”后，下落不明）。
上海的招生委员会在环龙路24号——这是华侨捐给孙中山的一所房子，也是后来宋庆龄的住宅。绍禹第一次去找朱霁青，他就说名额已满了。代英同志和他谈，他也不同意。第二次去找朱时，他仍不同意。代英和他吵了一阵后，说：“你不同意，我自己去和苏联船交涉。”结果，朱也只好同意了。[71]
有的著作说：“陈绍禹本来被安排在湖北计划内，因满员了，后列入江西的名额中。”[72]所以，他是用江西的名额赴苏的。
同月 作口语体《我们是革命青年》诗一首，留别豫皖青年学会和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的青年朋友，诗共三段：
（一）
我们是革命青年，我们要覆地翻天。
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共产党宣言。
学习列宁主义；学习革命的苏联。
（二）
我们是革命青年，我们要裕后光前。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汉奸。
实行马列主义的光辉理想，创建富强幸福的中华家园。
（三）
我们是革命青年，我们是党员团员。
接受党和团的任务，走上革命的各个战线。
我们要勇敢、勇敢、再勇敢！我们要向前、向前、再向前！[73]
11月2日 从武汉乘船赴上海，作五律《赴莫自汉去沪船中》诗以记之：
笛鸣诸友别，船驶大江孤。
天地载歌舞，城乡泛有无。
一心赴圣境，万里取长途；
东亚病夫久，惟凭马列苏。[74]
11月下旬 到上海后，住在法租界平安大旅馆，等候开往苏联的船只。在等候期间，写了七律《赴苏海上赠诸友——致禹生并转豫垸青年学会各战友》一首：
战友情怀海样深，高山流水总知音。
满腔风雨同舟感，一片精忠报国忱。
工欲成功须利器，兵能必胜在齐心。
天南地北勤相勉，列义钻研群众亲。[75]
冬 作七律《过上海黄浦滩有感》一首。诗曰：
黄浦江边黄浦滩，帝强无法又无天。
公园不许华人进，船货全凭苦力搬。
四亿同胞能雪耻，五卅运动只开端；
将来革命成功日，马列红旗此地悬！[76]
11月下旬 和沈泽民、张闻天、王稼祥等50多人一起乘船离沪，前往海参崴，准备改乘火车到莫斯科。[77]
对于出发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俞秀松1926年8月2日给父母亲的信，说是“我是去年十月二十八日由上海启程，十一月二十三日到达莫斯科”。[78]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也认为是10月28日出发，但认为是11月28日到莫斯科的。[79]吴亮平也说是10月出发的。[80]但王明11月2日作五律《赴莫自汉去沪船中》，说明正从武汉乘船赴上海；11月下旬在上海作诗两首，说明这时他还在上海。故可以估计是11月下旬出发的。
对于海上的航行，庄东晓回忆说：
在一个天色阴暗的晚上，我们是分别上船的。一上船，就被带进货舱里坐下，唯恐被上海当局发现，一直躲在舱里不敢露面。船出了吴淞口我们才走上甲板，透了一口新鲜空气。仰首眺望，天水一色，心旷神怡。
一进日本海，暴风巨浪迎面袭来，海水汹涌，溅到船头。兴高彩［采］烈的我们也随着船的颠簸，左右摇摆，东倒西歪。一些未经过惊涛骇浪袭击的年轻同志，特别是一些身体弱的女同志，又呕又吐，吃不下，睡不着，眼看着一个个要病倒了。这时，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负责人的俞秀松毫不迟疑地站出来，组织同志们同海浪搏斗。他走上船头，站在甲板上，大声疾呼：“同志们，坚强些！我们是革命者，革命者就要乘风破浪。我们的生命时刻准备献给革命了，海浪再大，是吓不倒我们的。大家眼望前方，我们将要去的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我们的心胸要象大海一样辽阔，一切困难都不在话下。咆哮的巨浪，会被我们战胜的……”在俞秀松的鼓动下，同志们一个个手扶船梯，走上甲板。有的谈论未来，有的欣赏海上风光，也有的谈天说地，讲古论今。不但呕吐止住了，而且个个精神抖擞，还唱起了庄严的国际歌。
在狂风巨浪袭击中，适逢苏联十月革命节八周年纪念日，苏联船长主持了纪念会。他简单地致了开场白后，有位朝鲜女同志，发了言并翩翩起舞。笑声此起彼伏，颇有生气。俞秀松被推举为中国学生代表讲了话。他热情赞颂苏联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他代表中国学生表示要努力完成学习任务。他的讲话赢得大家的热烈掌声。
经过几天的海上航行，我们在海参崴上了岸。在海参崴利用稍事休息的间隙，俞秀松又组织我们同当地中国居民开了一次气氛十分热烈和亲切的联欢会。[81]
关于从海参崴到莫斯科的经历，庄东晓回忆说：
西伯利亚的寒流来得早。隆冬季节，冰天雪地，寒风刺骨。我们从海参崴改乘火车前往莫斯科。苏联有关方面为我们置备了冬装，从服装到鞋帽每人发了一套。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和严密封锁，苏联的煤炭奇缺，火车靠烧木柴开动，行车速度慢慢悠悠，如同蜗牛上坡。从海参崴到莫斯科约七千四百公里的路程，我们走了差不多二个星期。
火车上没有暖气设备，没有饭菜供应，水管也结冰了。每当停车时，人们便蜂拥而下，排队打水，抢购食物。稍慢一点，就会打不到水，买不到食物，还有掉队的危险；快一点，路上结着冰，又光又滑，跌跤是难免的。女同志怕跌，几个人结队，手拉着手一起走，一人跌，众人倒。[82]
* * *
[1] 据孟庆树根据王明回忆谈话整理的《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手写复印稿，以下简称《传记与回忆》）。此书已由莫斯科慈善基金会于2011年出中文版，但差错较多，本书仍以手写复印稿为准。同时参见徐修宜《对王明籍贯和出生时间的辨析》，《党史研究与教学》1994年第2期；《应用公历统一现代人物的出生时间》，《中国图书评论》1993年第6期。王明1926年12月14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的登记表说自己生于1906年。
[2]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
[3] 王明1950年填的简历表说本人“家庭出身小商人”。
[4] 《人民政协报》1986年12月30日。
[5] 曹仲彬、戴茂林著《王明传》说叫陈亨锡，第5页。
[6] 佟英明1988年3月17日采访甘宁记录。曹仲彬、戴茂林著《王明传》说是字炳森，见该书第5页。
[7] 佟英明1988年3月17日采访记录。
[8] 甘红红向佟英明提供。
[9] 石上流：《真实性是传记文学的生命》，《长江》1987年第6期。
[10] 曹仲彬、戴茂林著《王明传》为“号淑连”，第5页。
[11] 甘宁1988年3月17日在接受佟英明采访时说：她1925年办了六安县陈氏祠堂高初两级女子小学，办了六七年，每班30多人。教员有豫皖青年学会会员黄启仁、张育才，及陈觉民、甘宁等。
[1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9，第311页。
[13] 曹仲彬、戴茂林著《王明传》为喻康候，字焕堂，是前清秀才，私塾先生，第8页。
[14] 甘宁说名幼堂，共产党员，是鄂豫皖苏区六安十三乡的文化委员，1930年10月，因叛徒告密被俘，敌人在其鼻子里穿上铁丝，牵着游街，最后壮烈牺牲。见佟英明1988年3月17日采访甘宁记录。
[15] 《传记与回忆》。
[16] 甘宁说王明6岁上学，见佟英明1988年3月17日采访记录。
[17] 应为商城县。王明写过一首《双河山东岳庙》，不知这里是不是指的双河山。
[18] 佟英明1988年3月17日采访记录。
[19] “打中午”即午休。见《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9页。
[2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0～11页。
[2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2～13页。
[2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4页。
[2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7页。
[2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5页。
[25] 《人民政协报》1986年12月30日。
[26]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18～19页。
[2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9页。
[2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8页。
[2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0页。
[3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77页。
[3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2～23页。
[32] 王明1950年填的简历表说自己“1920～24年在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学习”。甘宁说王明在三农读书靠两个同学接济，一个是六安杨堂如，一个是桂月峰。见佟英明1988年3月17日采访记录。
[3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4～25页。
[34] 《人民政协报》1986年12月30日。
[35] 曹仲彬访问王逸常谈话记录，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27页。
[3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6页。
[37] 应为阿英。
[3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7页。
[39] 王明1926年12月14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的登记表。
[40] 桂尊秋：《我所知道的陈绍禹》，1986年12月30日《人民政协报》。
[4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8页。
[4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9页。
[4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2页。
[44] 王明1950年填的简历表说自己“1924～25年在武昌商科大学预科学习”。
[4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3页。
[4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5页。
[4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4页。
[4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6页。
[49] 袁大明口述，见金寨县党史办资料古碑卷1号，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48页。
[50] 佟英明访问甘宁谈话记录，1988年3月17日。
[5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7页。
[52] 见《传记与回忆》附录Ⅳ《王明同志写作要目》，以下简称《写作要目》。
[53] 《传记与回忆》。
[5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8页。
[5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9页。
[56] 《传记与回忆》。
[57] 同时又说：“25年3月～10月，湖北青年联合会干事会干事，兼联络科。”
[5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78页。
[59] 王明1926年12月14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的登记表。
[60] 应为商城县。
[6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0页。
[62] 孟庆树说，王明于1924年秋经林育南、梁仲明二人介绍加入共青团，见《传记与回忆》。王明1926年12月14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的登记表中，说1925年8月加入湖北（武昌）地方青年团；在延安写的简历说“1925年9月入团”；1950年填的简历表中说“1925～28年兼中共青年团员”。
[63] 罗征敬：《恢复俞秀松同志在党史、团史上的地位》，《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第231～232页。
[64] 《革命史资料》第16辑，第179～180页。
[65] 《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辑，第266页。
[66] 《人民日报》1983年8月14日。
[67] 许鸿1983年11月6日向佟英明谈话记录。
[6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4页。
[69] 访问许凌青（许鸿）谈话记录，见曹仲彬、戴茂林《王明是怎样出国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党史研究资料》1989年第1期。
[70] 曹仲彬：《访问姜长林谈话记录》，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56～57页。
[71] 《传记与回忆》。
[72] 徐浩然等编著《海峡两岸的呼唤和平统一祖国》，第333页。
[7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2～43页。
[7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5页。
[7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7页。
[7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6页。
[77] 孟庆树整理《传记与回忆》说同去的有沈泽民、张闻天、王稼祥、黄励、张琴秋、赵凤培等。
[78] 《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集，第128页。
[79] 《王明传》，第57页。
[80] 《吴亮平谈俞秀松和王明、康生斗争的情况》，《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集，第215页。
[81] 《俞秀松烈士永生》，《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集，第262页。
[82] 《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集，第260～261页。
二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1925年12月 21岁
12月25日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到达设在莫斯科市中心沃尔汉克[1]大街的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即中山大学。
王明在《纪念我们的回族烈士马骏同志》一文中说：“1925年11月，到底哪一天，我已记不清楚了，大概是15日到20日左右吧。约莫夜间十二点钟的光景，我们一行五十多个人，在大雪纷飞中，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2]但孟庆树根据王明回忆谈话整理的《传记与回忆》说，是“1925年12月25日”到苏联的。
关于中山大学，杨尚昆在《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中说：它是1925年10月，为了纪念国民党已故领袖孙中山（字逸仙）、培养国民革命干部，由俄国顾问鲍罗廷和国民党中央商议创办，名字为中国劳动者孙中山大学，通常称为中山大学或孙逸仙大学。它名义上由中苏双方共管，实际上由苏方管理，校长是拉狄克。它坐落在莫斯科河西的沃尔洪卡大街16号，是一幢四层的楼房。到1927年为止，全校500多个学员中国民党员约占一半，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合占一半，但共产党员都加入国民党，具有双重身份。[3]
中国学生到中山大学以后，首先按个头大小排队编号，同时起一个俄文名字。《传记与回忆》说王明的俄文名字是哥鲁别夫，但一般译为克劳白夫，意思是“鸟”，也许是梦想自己有一天也能像鸟那样肩生双翅，凌空翱翔吧。[4]
乌兰夫回忆说，他们的俄文名是自己起的，“实际上是赶时髦并无多少用处”。但据江泽民[5]回忆，俄文名字是报到时由工作人员给起的，当时“工作人员拿来一个电话簿，参考其中的俄国人姓名，依次为我们取个俄国名字，我的俄文名是：马斯洛夫。这样做是为了俄国教职员工作方便，也为了保密。但是中国同学间大部仍然互称中国姓名”。[6]
王明被分在第一班，一边学习，一边参加社会工作。王明1926年12月14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的登记表，在“团的工作”一栏中说：“曾在第二班及第十一班〈任〉党小组长，曾当宣传部主席（仅一月，因公社工作而辞去）”；在“学校组织”一栏中说：“列宁主义预备翻译（口译），笔译列宁主义，有时为参观及教务处工作〈做〉口头翻译”；1928年7月30日写给中共代表团主席团苏兆征、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周恩来的信中说：“我是1925年十二月来的，自来时起到1926年八月，我都是作俱乐部，青年团，党，公社，国民党……等等工作，不仅我同时兼五项以上的工作，并且还学了六个月的玻璃板印刷。”《传记与回忆》说：“到后不久，绍禹即当选为团支部的宣传委员（当时绍禹21岁还兼团籍，1927年下半年才退团）。1926年，帮助学校做了半年的玻璃印刷，印刷中文教材，因为当时只有一位女工（玛尔勤可）忙不过来。”
同月 中共旅莫支部分部成立，王明随即加入。
中共旅莫支部是仿效旅欧支部的做法，于1921年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成立的。中共党员到莫斯科后，已脱离了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又与苏联共产党没有正式关系。鉴于这种情况，东方大学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就建立了旅莫支部。中山大学开学不久，成立了分支部。王明1926年12月14日在中山大学填的登记表说：1925年12月“加入中共旅莫支部”。
孙冶方在《关于中共旅莫支部》中回忆说：“1925年中大开办后也成立了旅莫支部”，“旅莫支部的领导人是三人小组。其一是任卓宣（叶青），后来成了叛徒。其一是刘伯坚，回国后先在白区工作，后到根据地，早年去世。其一姓王，广东人，好像是在广州起义中牺牲”。“旅莫支部与第三国际、苏共没有正式联系，甚至可以说是不公开的，但不是不知道，而是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因为学校中的苏联领导人并不懂中国话，中国党员的党籍联共也不承认，认为中国学生组织起来，自己管理自己也无不可。”[7]
年底 作七律《谒列宁陵》，诗曰：
红场庄严发圣光，列宁含笑卧中央。
苏联屹立巍山岳，中国沸腾哨海洋。
万国人民昂斗志，千年历史划新章。
精诚革命先师谒，心献青年一瓣香。[8]
1926年 22岁
3月12日 在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纪念日，莫斯科中山大学正式开学。
《传记与回忆》说：“到后即开始上课。但大学正式开学，是1926年3月14日，即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纪念日。”[9]
4月～8月 担任中山大学俱乐部党团书记。[10]
傅钟回忆说：我当时是中山大学总支部副书记，实际上是我主持工作，“我那时做工作，是这样安排的：重要工作分给俞秀松去做，而像俱乐部的工作，则让王明去做”。[11]
5月11日 在冯玉祥访问中山大学时，中国共青团负责人王明及在中山、东方大学学习的国、共两党留学生谷正纲、张镇、蒋经国、邓希贤（小平）等参加了会见。[12]
5月12日 和几位安徽籍的中山大学同学一起，到冯玉祥访苏下榻的欧罗巴旅馆作礼节性的拜访。据毛以亨回忆，在会见中，王明给他“极好的印象，面目俊秀，聪颖年少，俄语流畅，对列宁、斯大林的教导谙熟程度令人敬佩”。[13]
5月 中山大学召开党员大会，就旅莫支部的工作进行辩论。[14]
旅莫支部中山大学分支部成立后，做了一些工作，但也有缺点错误，如不重视理论学习，不支持学生学习俄语，强调党员间互相监督，致使许多人只注意在生活琐事上谨小慎微，等等，引起了很多学生的不满。
孙冶方在《关于中共旅莫支部》中回忆说：旅莫支部有两个不好的倾向，“第一是轻视以至反对党员的理论学习”，“把用功研读马列的党员都视为‘学院派’”，还“反对学俄文”；“另一个错误的倾向是，家长制作风和在党内生活中不谈政治思想问题，不谈大事，而只注意生活琐事，并提倡党员互相‘打小报告’”。[15]
西门宗华回忆说：王明等人抓住旅莫支部的缺点错误，首先进行私下活动，和气味相投的人耳语，散布不满情绪，经过3个月的酝酿，开过十几次小组会、大会。在这些会议上，王明力主解散旅莫支部。他除了列举旅莫支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外，强调共产国际的章程有规定，一个国家的党员到别一个国家，就要加入所在国的党组织，旅莫支部是旅居莫斯科的中共党员自己的组织，是违反共产国际规定的，理应撤销，中山大学党组织应归苏联共产党领导。王明等人的主张，得到了校方的支持。能言善辩的王明，“紧紧抓住大家要读书和反对开检讨会的共同心理，开始同任卓宣辩论。他讲得有条有理，富有煽动性。当年在火车上是个木头，如今成了能说会道的雄辩家。他露出了锋芒，显出了才华，得到了大家的拥护，后来就选他当了学生公社的主席”[16]。
青石在《王明留学莫斯科》一文中说：在一次党员大会上，抓住大家要读书和反对开检讨会的共同心理，对旅莫支部的指导方针提出严厉批评，与支部负责人叶青进行面对面的交锋。他还提出，共产党员不分国籍，旅居他国的共产党员理应受所在国的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不久，旅莫支部被宣布解散，中山大学学生党组织归属学校所在地莫斯科市一个区委领导。王明因此声誉鹊起。[17]
同月 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召开会议，宣布撤销中山大学旅莫支部，中山大学党组织由莫斯科市中大所在区的区委领导。同时，将中共党员改为苏共候补党员。
孙冶方在《关于中共旅莫支部》中回忆说：“中大的苏联领导人发现旅莫支部的错误后，大概经过向苏共和第三国际请示，就下令解散了。中共党员，不论正式、候补、新的、老的，都成了苏共的候补党员。”[18]
王明1926年12月14日在中山大学填的登记表说：“一九二六年五月转为正式党员（六月候补期）。”
6月～8月 担任读书室委员会主席。[19]
7月7日 中山大学联共（布）支部局召开会议，一致选举阿戈尔为支部书记，王明等七人组成宣传鼓动委员会，由董亦湘任主席。[20]
7月 中山大学组织学生到列宁格勒参观，王明参观后写《参观列宁格勒》七律一首。
9月初 中大学生公社改选，王明被选为主席。
王明1928年7月30日写给中共代表团主席团苏兆征、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周恩来的信中说：“自1926年九月起至1927年我回国以前止，我当学生公社主席（自十月起即当翻译），这个工作是要抛弃一切学习的。”
王明在《纪念我们的回族烈士马骏同志》中回忆说：“1926年9月初，中大学生公社改选时，我和马骏同志均当选为公社的负责人（我作主席，马骏同志作书记）。”[21]
《传记与回忆》说：“1926年下半年，绍禹当选为中大学生公社主席，回民共产党员马骏同志任公社秘书……学生公社除了管理学生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外，主要的是配合党团组织进行对学生的政治教育。在反国民党右派斗争结束后，接着又公开进行了反托派反拉迪克的斗争。”[22]
江泽民回忆说：“1926年冬，中山大学选举学生公社主席时，由于党务派和教务派的争斗，两派的人都不能当选。王明借机两面讨好，被选为学生公社主席。从此以后，他接触副校长米夫的机会多了，得到米夫的欢心。”[23]
唐有章回忆说：“他（王明）在中山大学时，本来既无任何地位，又无过人表现，当然更谈不上有什么势力了。但由于他当时不属于任何一派，又善于趋奉讨好，以致在1927年3月[24]学生公社因主席马骏同志要回国（后曾任北京市委书记）而改选主席时，当上了学生公社主席。那时公社主席的权力很大，他可以通过俱乐部指导全校学生的文化、娱乐、体育、参观等活动，可以通过班长、室长掌握学生的一切动态，是学校领导的得力助手。王明工于心计，还在拉狄克任中山大学校长时，他就认定当时在该校任教并因研究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而出名的教师米夫一定会走红，于是一头钻到米夫所讲的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的学科里去，因此颇得米夫欢心。后来米夫当上了中山大学副校长，而他也一跃成了学生公社主席，便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更得到米夫的赏识。”[25]
李一凡回忆说：“当‘孙大’学生公社主席马骏同志1927年初决定回国而必须改选时，党务派和教务派各都不肯让对方的人当选；于是，王明便乘时鹊起，两面讨好，左右逢源，爬上了公社主席宝座而‘得其所哉’了。这样一来，他同米夫接触的机会多起来，从而极尽其溜须拍马之能事，终于取得了米夫的信任。”[26]
吴亮平回忆说：“王明在学校拉拉扯扯，搞教条宗派活动，其中有李竹声、沈泽民、盛忠亮[27]、汪盛狄等。他们作风很坏，一方面拉拢俄国人，一方面在中国人中搞小宗派，引起大多数中国学生的反感……王明通过搞教条宗派活动在支委会中起作用。王明上课、回家途中，常看到他们一伙拉拉扯扯，搞小宗派。王明既会拍马，又会吹牛，大家讨厌他，在群众中没有威信，却得到校长米夫的器重。”[28]
汪云生在《二十九个人的历史》中说：“王明的初步成功，固然与他本人的努力有很大关系，但同时却离不开这样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一是争得米夫的重视和支持，一是迎合了当时大多数学生的迫切需要，顺应并领导了中大的潮流。前者是王明走‘上层路线’结出的‘硕果’，后者则是王明走‘群众路线’的结晶。”[29]
9月 为了尽快地培养出一批通晓俄语、能做翻译工作的人才，中山大学从中国学生中挑选了十多个人，另组一个俄文班，直接用俄语讲课，王明和李培之、庄东晓、俞秀松、董亦湘、刘少文等都被选入。[30]
由于俄语和列宁主义课学得好，王明很快得到副校长米夫的赏识。与王明同桌的庄东晓回忆说：“这个班的课程不多，仅有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世界革命史四科，每科都配有专门教师，教学法是先由主讲教师定出学习提纲，指定必读书籍参考书籍及有关辅助材料，在课堂上教师作了概括的简单引言之后，学生自己分头去准备，定期集中讨论，讨论结束，由教师归纳作结论。在学习进行中，王明〈在〉对政治经济，联共党史，世界革命史的讨论时，很少发言，甚至一言不发。但每逢列宁主义课进行讨论时，则经常是第一个首先发言，而且发言时紧张得两颊青筋暴露，口水四溅，以致坐在他侧边的同学（座位是固定的）也要受口水的光顾，于是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为什么他对其他课那样冷淡，独对列宁主义课如此积极，是否出于兴趣问题？日子一久，人们就觉察出来，原来列宁主义课是米夫主讲的，米夫是莫斯科中大校长，在校长面前自我表现表现吧了。果然，‘克劳白夫’（王明）这个名字，很快就留在米夫的脑子里。每到小组讨论，发生了意见分歧，争执不休时，米夫就指名叫克劳白夫说说自己的看法。于是王明就受宠若惊，机会难得，站起来滔滔不断的［地］大放厥词，从而‘克劳白夫’便以‘有天才’的学生的形象深深留在米夫的印象里。王明也自认为是米夫门下的高才生，傲视一切，学校墙报上署名‘绍禹’的文章更多起来，在同学中也常听到王明的高谈阔论了。”[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