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也曾说：王明到中山大学后不久，就和“米夫勾搭上了，他们二人互相吹拍，彼此利用”。[32]
孙耀文在《风雨五载》一书中，分析了米夫和王明相互勾结的原因。书中说：
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领导力图用完全忠诚地执行共产国际决策和指示的人，也就是对“国际路线”亦步亦趋、把国际指示视为包医百病的药方的人，来掌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当年在莫斯科担任中共代表团团员的陆定一后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联共（布）党领导人想用陈绍禹等“米夫的走狗”做控制中国共产党的工具，他们“这批搞大国主义、老子党的人，认为中国党的老领导都是机会主义者，要用‘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来代替他们，夺他们的权”。
共产国际、特别是米夫看上陈绍禹，正是出于上述需要。不仅如此，米夫个人也有打算。米夫知道，他自己是依靠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多数的支持，才当上了中山大学校长，不久又成为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他要保住他的职位，甚至还要争取提升，就必须坚决支持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多数，努力推行共产国际的政策、方针（特别是有关中国的）。米夫还小有野心，很想由他个人对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发号施令。于是，寻找合适的人员，组织愿意听从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指挥、同时又听命于他米夫的小宗派，就不可避免了。
但是，米夫少年得志，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众多学生面前一显身手，殊非易事。须知，他们之中有一些人不仅党龄较长，而且因多年从事国内革命斗争有一定经验，不少学生还受过革命战争的严峻考验。因而米夫只好把眼睛转向那些没有经验却自以为是、远离革命实践却能背几句马列词句的人。陈绍禹恰好是他物色的对象。陈绍禹的“聪明”和“乖巧”又正好表现在他善于投其所好，迎合共产国际和米夫个人的“需要”。
陈绍禹有些鬼机灵，也有野心，不甘寂寞，工于心计，善于趋炎附势、钻营拍马。还在拉狄克当校长时，他就猜测副校长米夫会继续高升，便想方设法讨好米夫，一头栽到米夫一边。米夫也逐渐发现了这个特殊学生，赏识他，直到把他当作心腹走狗。第一期学生到校不久，学校为增加课堂翻译而开设了俄文l班。陈绍禹在这个班就开始了投靠米夫的活动……
陈绍禹的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也是从老师米夫那里嫡传的。米夫只会拿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小册子照本宣科。陈绍禹起而效尤。他对中国历史只有在国内上学时学的那一点点，而对中国革命，他还没有干多少事，就到莫斯科上学了，几乎没有一点实际革命经验。他除了记住一些名词术语，背诵现成结论之外，并不懂得要掌握立场、观点和方法。在讨论会上他能讲得头头是道，却不过是纸上谈兵，他之所以这样夸夸其谈，原本是为了讨得米夫的欢心，并不是要真正领会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以便更好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他所学得的“列宁主义”，无非是一些著作中的词句或结论，以及机械地加工之后的苏联经验的某些条条。但他却自命不凡，靠这点本钱便以为自己已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了。
除了列宁主义课，陈绍禹对俄语也用功学习，因为只有学好俄语才能更多地同米夫直接来往。而米夫也脱离大多数中国学生，只在少数几个会说俄语的学生中寻找亲信。陈绍禹俄语掌握得比较快，也使他易于受到米夫的宠爱。[33]
10月11日 参加由校长拉狄克召开的校务会议，中山大学开始开展反托派的斗争。
《传记与回忆》说：
中大原来没有公开的反托派斗争，因反托派斗争开始时，还只是联共党内的事。但1926年双十节十五周年，中大借东大（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礼堂开纪念会。拉迪克（当时是中大校长）在会上讲话时，东大教员别尔曼等呼口号：‘打倒拉迪克！’“打倒托洛茨基！’‘拥护列宁主义！’等口号。次日，拉迪克召开中大的校务会议。参加者有：校长拉迪克，副校长米夫，教务长阿古尔，支部书记伊格那托夫，学生公社主席陈绍禹（由此五人组成的校务委员会）。记录是波古列也夫——副教务长兼管事务行政，他无表决权。拉迪克要求校务委员会通过一封抗议信给东大，抗议东大捣乱中大双十节纪念会和侮辱中大校长。提出意见付表决时，米夫、阿古尔、伊格那托夫都不赞成。拉迪克要学生公社主席付表决时，支书说：“你是党员，应当和我们站到一起。”绍禹说：“我不投票，因为我不了解情况。”……会后，支书伊格那托夫向绍禹详细地介绍了托派和反托派斗争问题，并说原定不在中大公开这个问题，现经中央同意，最近可以在中大展开这个斗争。隔了几天，先召集支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大的反托斗争……
当时，学生们都只知道苏共党史课内提到的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问题。至于列宁死后，1923～1926年的新反对派托派的情况，学生们都不了解。所以在这次支委扩大会后，召开了全校的党团员大会，支书伊格那托夫同志作了关于托派问题的报告，这样就在中大展开了反托洛茨基派的尖锐斗争。
12月31日 中山大学联共（布）支部局召开会议，指定10位同志做党员重新登记工作，王明是成员之一。[34]
1927年 23岁
1月1日 米夫在《共产国际》第1期发表《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一文，认为“从中国革命在当前历史阶段的国内发展趋向来看，这个革命只能是，而且不可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必须参加革命政府”。在“帝国主义和‘政治动荡’的时代，存在着苏联的时代，要求中国无产阶级组织力量，发动进攻，不仅‘自下而上’；而且要‘自上而下’地采取坚决行动”。米夫的观点对王明有直接影响。王明在以后的文章中对此作了重述。
年初 加入苏联共产党。[35]
2月初 奉命随米夫率领的“联邦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来中国。[36]
《传记与回忆》说：王明参加的是“联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帮助中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工作组”，2月初由莫斯科动身，先到海参崴，然后乘船到中国。参加这个工作组的有八位苏联人和四位中国人，中国同志是陈绍禹、阎骏钟、潘家辰、刘国璋。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1.帮助中共中央出版日报（为此带去五万美元作开办费）；2.办工农干部政治军事训练班，时间为三至六个月，人数为三至五千人，作扩军及领导农民武装和土地改革的骨干。
庄东晓回忆说：“根据分工，配备了四个翻译，潘克鲁（潘家辰）给米夫做翻译，搞党的材料，刘少文搞工会的，王明搞团的，我随米夫的爱人搞妇女的。临行前，我突患猩红热。马上隔离，住院就医，临时由一男同志代替。王明一心要找接近米夫的机会，他以为给米夫做翻译就好了。但分配给米夫做翻译的是潘克鲁，于是潘克鲁就成了他的障碍物，必须把这一障碍物搬掉，在米夫面前不是说潘翻译有问题，就是说潘挂念爱人，无心工作。终于私愿得偿，从此天天跟在米夫的后边，大献殷勤，及从中国回到莫斯科，米夫便倚为左右手，终于成了米夫言听计从的座上客，在米夫的家里也挂起了王明的相片来。”[37]
3月中旬 随米夫乘苏联船由海参崴经苏联开辟的特殊航线绕道抵广东。在海上，写了《海洋绕道行》七律一首：
革命心雄藐险危，海洋绕道一船飞。
不因风浪迷趋向，自有磁针辨旨归。
封帝勾连狼狈恶，中苏联合海山摧。
烟波浩渺无涯际，遥见广东笼翠微。[38]
3月20日左右 到广州，在广州工作了十多天。[39]
3月21日 上海工人在周恩来等人领导下，取得第三次起义的胜利，王明在广州写《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胜利》诗一首，诗曰：
上海工人真英勇，武装起义告成功。
劳工运动声威大，革命风云变幻中。
已往千年换朝代，而今一切靠工农。
自从共党出生日，中国风光大不同。[40]
4月9日 离广州前往上海。[41]
4月12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开始屠杀共产党人。
4月14日 到达上海，历经艰险。
《传记与回忆》说：“工作组本来决定步行经江西到武汉去，以便沿路看看农村情况。但四月初，接上海苏联总领事馆电说，时局可能有变化，广州不能久住，应早日到武汉去。同时，广东省委书记木青同志和北伐军后方留守主任孙本文同志都说广州情况不稳。”于是，工作组“四月九日离广州，四月十四日到上海，所以工作组还不知道‘四一二’政变”。因苏联船不能靠岸，停在了杨树浦的江中，米夫让四位中国同志先上岸，于是他们只好坐小划子上了岸。潘家辰提出应到市政府去找罗亦农，哪知在英租界被巡捕查问了三次。在市政府旁边的小旅馆住下后，绍禹买来当天的报纸，这才知道情况已大变！四人急忙把每人带的一大箱俄文书籍和他们在苏联学习的笔记等，都塞在旅馆内的大柜里，雇了人力车到另一个旅馆，然后马上又换旅馆。刚到第五个旅馆，就听到楼下有人查问，于是每人只把钱带在身上，从旅馆后门逃走了。在英租界四马路一个小旅馆住下后，绍禹给他那位在沪江中学教书的四叔打电话，四叔来后把上海工人三次起义和蒋介石“四一二”政变的情况都说了一遍，并出去给四人买了中国衣帽衬衫和箱子鞋袜等，化了装。
4月18日 离开上海，乘英国船前往汉口。米夫等也同船前往。在离九江五六十里的地方，同船的李立三、郑超麟、潘家辰等唱起《国际歌》来，结果英国船长要把船开回上海，致使船在九江停了五个钟头。[42]
4月22日 到达汉口俄租界的苏联同志招待所。
孟庆树根据王明回忆谈话整理的回忆录，详细叙述了王明等人在汉口的活动情况：
到汉口后，米夫带着绍禹去见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各负责同志。见到陈独秀时，米夫把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帮助中共办日报和办干部训练班，并告诉陈带来五万美金作开办费。那知陈独秀说：“我们现在忙得很，没有功夫搞这个玩意儿！”米夫又向他解释了为什么要办和具体办法，但陈独秀坚决不同意。
原定训练班收三千到五千人，培养从班级到连级的干部，准备成立三个军（15万人，由叶挺等各兼一个军的军长，实则是作组织工农红军的打算，真正地武装工农）。准备由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广东等省抽调觉悟的工农和革命知识分子来受训。受训后，一部分派到军队去做干部，另一部分派到农村去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训练班应收百分之七十五的工人农民和百分之廿五的青年学生。陈独秀不同意这个成分，他主张收百分之廿五的工人农民，百分之七十五的青年学生。争了许久，最后达成协议是：工农占百分之五十，学生占百分之五十。陈独秀派张秋人去找房子，但直到武汉撤退前，他们仍未找到房子，实则是陈独秀不愿意办这样的训练班！米夫和绍禹见到蔡和森同志（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时，把办训练班的意见和他谈了，蔡很赞成，但他说，他做不了主。蔡又说：中央宣传部只有他和尹宽（宣传科长）二人，而尹还时常不来办公。另外有个材料科（有陈伯达、朱自牧等三人）。蔡决定叫绍禹做中央宣传部秘书，叫米夫兼中央宣传部的宣传科长，出版科他指定任卓宣担任，但任始终未来。
米夫和绍禹见到瞿秋白同志时，也把上述计划告诉他。秋白也很赞成。秋白当时是《向导》总编辑兼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但他说，农委和编委都开不成会。秋白把他写的小册子《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送给米夫和绍禹。这本小册子的内容主要的是反对以彭述之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米夫和绍禹表示赞成秋白的意见。秋白叫绍禹作《向导》编辑委员会委员。他说：至少我们两人可以开开会，商量商量。
的确，当时的无组织无纪律情况很严重。编委会委员们都不愿到会。开会时，就只有秋白和绍禹二人……
米夫和绍禹见到张国焘时（他当时是军事运动委员会主任），也把办日报、办训练班和扩军的计划告诉他。张说他同意，但要和老头子（即陈独秀）商量。
米夫和绍禹又去见彭述之。他俩印象最坏的是彭述之（当时是政治局委员）。他对时局等问题都不谈自己的意见，却哼哼唧唧地说了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米夫生气地走了。米夫说：“彭在莫斯科，外号叫孔夫子。现在还是个孔夫子！”
关于扩军问题，工作组一到武汉就和陈独秀谈了，但他始终拖延不向汪精卫提。直到武汉撤退前不久，米夫和绍禹一块去找汪精卫。汪当时表示同意，他问武装从那里来？米夫说：先从汉阳兵工厂和其他地方收集来。很快冯玉祥从陕西出河南，路打通了，苏联可以帮助……
因为陈独秀不愿办日报，米夫、绍禹等到武汉后不几天，米夫就决定把工作组分散了，分成三组，每组两个苏联同志，一个中国同志。潘家辰随两位苏联同志到上海，刘国璋随两位苏联同志到长沙，阎峻钟随两位苏联同志回广州（阎后来在广州牺牲了）。
绍禹说：现在看来，这样过早地分散力量是不对的。因为她们到那些地方既无必要，又分散了工作组的力量。如果留在武汉，可以经过秋白与和森两人的帮助，办起日报来……
虽然工作组的原定计划未能实现，但绍禹参加了宣传部和编委会的工作……同时在全国总工会办的职工训练班和汉口市委办的女工干部训练班教课……
就这样，绍禹同志从四月底紧张地工作到七月初，才离开武汉。[43]
从以上回忆可以看出，有的著作说米夫当时曾向陈独秀推荐王明主持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说法是不确的。
4月27日～5月9日 作为米夫的翻译列席了在汉口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4月30日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4月28日在北京被奉系军阀野蛮杀害，王明于汉口写五绝《永垂不朽——悼李大钊同志》：
马列旗高举，光芒照九州。
捐生为党业，不朽永千秋。[44]
5月26日 撰写《中国革命前途与革命领导权问题》，以绍禹的名字发表在6月15日出版的《向导》第198期上。文章说：中国革命有两个前途：资本主义前途和非资本主义前途。“这两个前途都有实现的可能，决定它们命运的只是那个阶级取得中国革命领导这一问题。”“四一二”以后中国出现了“南京国民党右派政府和武汉国民党左派政府”对立的局面。两个政府代表两个前途。为了“使非资本主义前途得到保障”，就要“扩大和巩固”以汪精卫为主席的武汉政府。扩大和巩固这个政府，就是“扩大和巩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文章还说，国民党领袖汪精卫同志代表左派国民党员参加共产党大会，表示对共产党所指出的革命前途和斗争方向完全赞同，并预料在国共两党合作之下一定可以使中国革命发展向非资本主义的前途，汪精卫的“表示”和工农成分，共产党员参加国民政府，就表明蒋介石叛变后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开始形成，也就表明已经逐渐建立起实现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具体基础”。
5～6月 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45]
6月1日 写《英俄断绝国交问题》，以绍禹的名字发表在6月8日出版的《向导》第197期上。文章在联系到中国革命时，不仅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而且不顾以汪精卫为主席的武汉政府的反动行径，硬说“在中国目前事变中”，非资本主义前途已“开展和巩固了自己的基础”。并说英俄绝交必然带来世界大战的危险，这是“武装进攻苏联第一个信号”，强调保卫苏联的意义。
6月16日 参加陈独秀同米夫的谈话，内容是：为什么不让共产党员当县长。据王明回忆，陈独秀说：“中国革命只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国民革命’，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第二个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在第一个阶段里，共产党不能领导革命，只有资产阶级才能领导革命。政府和军队应归资产阶级掌握。在这个阶段内，共产党带兵就是军阀，做政府首长就是官僚。群众运动不要发展到威胁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应当完全归资产阶级，让资产阶级长期发展资本主义。等到资本主义发展到能做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共产党才来做第二次革命。那时共产党才可以领导革命，共产党员带兵才不是军阀，做政府首长才不是官僚。那时候才可以武装工农，搞土地革命，搞社会主义……我们这一套理论和办法，当然同莫斯科那一套理论和办法不一样，但我们认为我们的是对的。”王明说他反对陈独秀这种二次革命论。[46]
6～7月间 中山大学学生中“教务派”和“支部派”的斗争激烈化。
不少人认为，“教务派”与“支部派”之争是由教务长阿古尔和联共党支部书记谢德尼可夫的矛盾引起的。例如江泽民回忆说：“1927年初夏，拉狄克被免除校长职务后，教务主任阿戈尔被任命为临时代理校长。他同支部局书记塞德尼柯夫[47]各拉拢一些人互相指责，工作极不协调，形成所谓教务派与党务派之争。教务派指责说：学校党务工作搞得一塌糊涂，继续推行旅莫支部的作风。党务派则反击说，教务工作搞得杂乱无章……虽然在1927年夏开过多次会，但都未解决问题。”[48]
杨尚昆回忆说：“拉狄克被撤销校长职务后，联共中央任命教务长阿古尔为代理校长。阿古尔同学校支部局书记谢德尼可夫之间本来就有矛盾，他代理校长后，重用留学生中资格比较老的周达文、董亦湘和俞秀松等，被称为‘教务派’。俞秀松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董亦湘是上海大学的教员。同阿古尔对立的谢德尼可夫则拉拢张闻天和沈泽民等，被称为‘支部局派’，彼此矛盾激化。6月，在学校总结工作的会上，两派互相攻击各不相让，争吵了7天。但多数同学包括我在内，对这些不感兴趣，因此被称为‘第三势力’。”[49]
盛岳回忆说：教务长“阿古尔是一个有很大野心的人。他利用当时学校管理上的权力真空，力图为自己捞到校长职位。为了加强他的地位，他争取到了几个有势力的学生的支持，如周达明（文）、俞秀松和董亦湘等，这些都是素有声望的老党员……阿古尔依靠身边这几个有地位的人物，很快在他身后集结了一大批学生，成为学校的太上皇，根本不把联共党支部书记谢德尼可夫（Sednikov）放在眼里。谢德尼可夫反过来把原来的中共莫斯科支部领导人拉到他身边，像胡锺、李俊哲等，并通过他们成功地拉拢了张闻天、沈泽民和施适。这样，在中大形成了两大敌对阵营——以阿古尔为首的教务派（Academic affair faction）和由谢德尼可夫领导的支部派”。“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底的学期总结会议上，这场权力斗争达到了顶点。两派在会上展开了‘血’战，就教务和党政工作激烈辩论。教务派坚持认为学校的党务工作搞得一塌糊涂，而支部派则坚持说学校的教务工作搞得杂乱无章；双方在争论中寸步不让。这次会议一连开了七天七夜，只在开饭时间休会，还是没有取得任何妥协。许多学生不参加两派，对这场叫人厌烦的权力斗争大为恼火，我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正因为这样，就形成了第三势力，这使得学校情况更趋复杂。这场两败俱伤的斗争继续进行……”[50]
有的学者也认为：“教务派”“支部派”“这两派是中山大学的领导人搞起来的，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实际上是两个领导人的矛盾的反映”。[51]
但有的人认为“教务派”与“支部派”之争是由于米夫、王明等人想夺取中山大学的权力挑起来的。如袁溥之回忆说：“一九二七年夏天，中山大学校长卡尔·拉狄克停止职务。临时接替他的是校教务长阿古尔。在我看来，阿古尔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不但一般学生敬重他，就是那些很有声望的中国教职员也很敬重他，象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人就是这样。俞秀松同志是我党早期的党员，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任领导人；董亦湘同志是建党初期党员，而且是参与筹办中山大学的中共代表之一；周达文是一位很有学识的教员。他们在中国学生中威信很高。万万没有想到，阿古尔代校长和他们却成了米夫及王明等人夺取中山大学领导权的障碍。米夫耍弄权术把阿古尔搞下台后，自己担任了中山大学校长。王明等人就狠狠打击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人。”[52]
7月15日前 汪精卫叛变革命前随米夫返回苏联。
7月15日 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反共。
8月初 随米夫回到莫斯科。
随后，王明到离莫斯科不远的特拉索夫卡向正在过暑假的中山大学学生报告中国见闻，表示了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悲观看法。他了解到学校斗争的复杂情况后，向米夫献计：支持支部派，争取、团结中间态度的同学，搞垮教务派。米夫采纳了王明的建议。实施的结果，搞垮了教务派，阿古尔被撤职离校，支部派取得了胜利，米夫很快被任命为校长。王明因此更进一步得到重用。
江泽民[53]回忆说：“是年8月间他们（米夫、王明）回到中山大学时，正是党务、教务两派争斗激烈，学校被搞得四分五裂异常混乱的时期。王明趁机利用矛盾，施展其野心家的伎俩。米夫按照他的计谋，掌握不参与党、教两派争论的广大教职员工和学生（被称为第三势力），暗中联合党务派，搞垮以阿戈尔为首的教务派，从而为自己接任校长职务铺平道路。结果，阿戈尔和塞德尼柯夫均被解除职务。1927年底米夫被正式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54]
盛岳回忆说：“当米夫回来时，他发现学校已被派系搞得四分五裂。为了制止混乱，陪同米夫去中国后回来的陈绍禹提出了一项结束争论的方案。他建议米夫牢牢掌握住第三势力，利用它来联合支部派，搞垮阿古尔的教务派，从而为米夫当中大校长铺平道路。陈的方案被付诸实施，证明行之有效。阿古尔派被完全搞垮，米夫不久被正式提升为校长。陈绍禹在这场运动中是积极的组织者之一，成了米夫的主要心腹。这次斗争，是陈绍禹初次同张闻天、沈泽民等人结成同盟，并由此而最后形成有名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这一同盟对于中山大学和中共本身都有着深远的意义。”[55]
庄东晓回忆说：“王明随米夫回校后，在群众面前夸夸其谈。周达文、俞秀松等瞧不起他，认为王明没有什么实际工作经验，就是乱吹。王明向米夫献策：掌握‘第三势力’，联合支部局派，打击教务派。结果，支部局派取得胜利，米夫升为中山大学校长，不久，又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从此，王明成为米夫的心腹，他拉住张闻天、沈泽民等一起，受到共产国际的赏识。博古和我是同班同学，当时还没有机会和他们接近，算不上核心人物。”[56]杨尚昆的回忆基本与此相似。[57]
袁溥之回忆说：“王明曾经陪米夫到中国一趟，回莫斯科后就更加趾高气扬了。”“王明的主子巴维尔·米夫身材高大，昂首阔步，一副大官的架势。矮小的王明总是跟在他的身边。他要伸长脖子仰着脑袋才能同米夫讲话，那一付胁肩谄笑的丑态，实在令人恶心。王明本来是中大翻译室翻译，但他总是提着皮包，跟在米夫的身后，好象米夫的勤务员。”“米夫、王明等人在中山大学的宗派活动引起了许多人不满，尤其是对他们搞走阿古尔，狠整俞秀松、董亦湘等人的可耻行径感到气愤，有的人公开支持阿古尔、俞秀松、董亦湘等人，这样就形成了两派，但大多数同学是处于中间状态，不卷入这场斗争。我当时虽然也对王明等人不满，但没有参加反对他们的一方。米夫当了校长，王明这一派得了势，但两派之间的问题并没有解决。”[58]
但据杨奎松《“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一文说：王明因迅速掌握俄文而与学校里的苏联教员打得火热，因此从一开始就同与苏联教员关系较好的教务处派的干部更为接近。他回苏联后，不加选择地立即加入了正在秘密酝酿中的反对党委会派的行动。据胡建三说：“在反对旅莫支部的时候，即反对傅钟、张闻天等的时候，米夫同陈绍禹两同志都从中国回来，陈绍禹同志当时也是反对傅钟、张闻天等最力的一个。”他甚至在第三派和教务处派的合力推举下，当上了总支部委员会改选大会主席团的主席，可见第三派和教务处派对他都颇为信任。难怪后来当上总支部委员会副书记的陈原道明确说：当教务处派与党委员会派较量失利后，即组织了第三派，要处罚党委员会派之首领，“当时第三派（势）力大”，“陈绍禹也是其中首领之一”。当然，陈绍禹之加入反对总支部委员会的行列，与教务处派和第三派的目的并不完全相同，他们之间的结合并不紧密，陈绍禹未必真的是第三派的首领。他作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头几天确实与反对党委会一派的人配合默契，弄得党委员会一派人几乎没有招架的机会。但是在联共（布）区委发话之后，陈绍禹和反对派的态度就开始明显地出现分歧了，转而拥护区委决议，于是有人“开始向陈绍禹进攻，说陈绍禹靠不住了，背叛了群众”。因此，在选举新的总支部委员会时，作为大会主席团主席的陈绍禹却未能当选。[59]
王明自己的回忆则与上述说法都不一样，孟庆树根据王明回忆整理的回忆录说：
绍禹等从武汉回到莫斯科，中大正放暑假，学生都到离莫斯科市不远的地方——塔拉绍夫卡休养所休息去了。而在暑假前开始的所谓“教务派”反对“支部局派”的斗争，还在继续和加深。
斗争发生的原因和经过是：由于陈独秀拒绝办工农军事干部训练班，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决定派一批大中学生到苏联的各种军事学校去学军事，又决定选送一些学得好的送去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可是教务处未和支部局商量，就把送去学军事的名单决定了。当时“教务派”工作人员主要是教务处长阿古尔，支部局主要是支书西特里可夫。而陈独秀派来的八大委员[60]和教务处人站在一起，不主张和支部局商量，在暑假前，就把准备送去学军事的学生名单送给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国际和联共中央当然不知道名单未经过支部局同意，而名单中有一些不合适的学生，因而就按此名单把学生送去了，把1925和1926年来的许多老学生都分散到别处学习去了。因此支部局提出批评管教务工作的同志和所谓八大委员。被批评的不接受意见，双方乃展开了斗争。党的区委也不能解决。中国学生中，代表教务派的有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等，代表支部局派的有沈泽民、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双方都在学生里争取同情者，使得学生不能安心上课。正校长拉迪克因是托派已被撤职，党的区委和副校长米夫都要绍禹帮助解决这次的纠纷。绍禹听取了双方的意见，说服和批评了双方的缺点。首先，批评了周达文等人和教务处某些同志不和支部局商量就把学生派走，是不对的。其次，批评了双方在学生中采取闹独立和争取同情者，使学生不能安心上课，也是不对的。这样使问题得到了解决。
但是沈泽民、张闻天等同志虽受到批评，还和大家和好如初……而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等则闹成见，记恨在心，经过其同情分子继续做挑拨离间、借口闹事等活动。同时，因为许多学生都要求绍禹谈谈国内情况，绍禹除了一般情况外，就公开地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赞成瞿秋白同志的主张。结果周达文等陈独秀派大为不满，异口同声地说：中国党没有陈独秀怎么行，瞿秋白懂得什么东西，并把斗争的火力集中到绍禹身上。先说绍禹是瞿秋白派，以后看见大多数都拥护绍禹，他们又造谣说，中大有了陈绍禹派。[61]
在《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以下简称《中共半世纪》）一书中，王明还说：“所谓‘陈绍禹派’是一九二七年冬托洛茨基派同陈独秀派共同捏造出来的。由于我从来积极参加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所以托派就给我贴上各种标签。由于我一九二七年八月从武汉回到莫斯科后，积极作报告说明反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必要，于是中国留莫学生中的陈独秀派都叫我是‘瞿秋白派’。由于我同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一起积极反对由托陈两派分子组织起来的所谓‘江浙同乡会’，根据党的六大主席团决定，我又在六大上作过‘关于江浙同乡会问题’的报告。于是托陈派分子就把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里反对他们的绝大多数学生和教员统统称之为‘陈绍禹派’。”[62]
9月22日 莫斯科中山大学第1期学生毕业，王明留校工作，担任支部局宣传干事，兼任翻译、教员班（三年级第一班）列宁主义教研组教员。
王明1928年7月30日写给中共代表团主席团苏兆征、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周恩来的信中说：“自去年九月起至本年三月止，我除做党的工作外，还作学校，党部，代表团翻译工作。”王明在延安写的简历说1927年10～12月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党支部局宣传干事”；1950年填的简历表说自己“1927.9～1929.3，在莫斯科，作翻译当教员等工作”。
《传记与回忆》说：“1927年暑假后，党的区委决定把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等送到列宁学校学习和工作，把沈泽民、张闻天、王稼祥和陈绍禹等五人送去进红色教授学院深造。绍禹想早日回国参加实际工作，不愿再学五年而未去。”
对于王明在支部局中的职务，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他“在校总支委员会中做组织工作”，[63]有的说他是“党支部局成员”，[64]有的说他在支部局并没有担任什么职务，[65]但《传记与回忆》说：“在1927年暑假后的一次党员大会上，绍禹等拥护国际和中共路线的同志们，仍当选为支部局委员。绍禹担任支部局宣传委员，继续参加领导中大的反陈托派的斗争。”
关于教员班，有的著作说：它由毕业留校的人组成（称“三年级第一班”），共20人，张闻天任班长。教员班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教员，在苏联或到中国任教。这个班开设四门基础课：政治经济学（列昂节夫授课）、理论和实践（弗拉索瓦授课）、历史唯物主义、西方史。同时，分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西方史、中国革命运动史四个研讨组（也称教研组），从事教学与研究。王明参加的是列宁主义研讨组，同组的有张闻天、潘问友、曾洪易、陈原道。指导教师为弗拉索瓦。[66]
秋 得知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任书记、回族革命家马骏被敌人杀害后，作五绝《英雄本色（悼马骏同志）》：
同胞佳子弟，共党大英雄。
万众伤心哭，故人恸无穷。[67]
11月 莫斯科举行庆祝十月革命胜利10周年盛大集会游行后，在中山大学加紧开展了反托派[68]斗争。
很多人说当时中山大学开展反“托派”斗争，是因为有的学生在游行时喊了支持托洛茨基的口号。例如江泽民回忆说：“1927年10月革命节前，联共中央内的托派首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27年11月14日，他们又被开除出党）。是年10月革命节时，中山大学的师生参加了红场游行。当游行队伍进入红场时，俄国托派分子挥舞旗子，呼喊反对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立即遭到拥护联共领导的其他群众的反击，双方发生斗殴。这时我们的游行队伍已走到列宁墓前，有几个中山大学的学生高呼拥护托洛茨基、支持被围攻的托派分子的口号。这个行动使参加游行的同学感到震惊。站在列宁墓上检阅的斯大林和联共、共产国际的一些领导人肯定也会看到这种情况。事后，联共中央指令中山大学彻底调查托派活动。学校每天大小会不断，几乎不上课了。当时我从习惯的正统观念出发，认为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大小会上站在拥护联共中央的一边。经过数月的清查，查出陆渊、梁干乔、区芳、文谬、陈踌、冯强等托派分子。他们先后被遣送回国，有的被送进工厂劳动改造。教职工中的托派分子被解除了职务。”[69]
杨尚昆回忆说：“10月3日，联共中央将托洛茨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1月7日，是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日，红场照例要举行大游行。中山大学的游行队伍经过主席台时，有的人公然打出拥护托洛茨基的横幅，这是苏俄籍教员中一部分托派分子干的。而中国留学生经过检阅台时，竟然也有少数人喊出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这件事使斯大林非常吃惊。节日过后，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12月，联共（布）党代大会以后，宣布托派为反苏维埃集团，中山大学也奉命彻查托派分子。从此，中山大学面临着一场大动荡的局面。”[70]
李一凡还回忆说：当时他在红场上协助教务书记朴古里也夫，从托派学生冯强怀里搜出了一个横幅标语，写着“打到党内专政的汪精卫”，就是影射攻击斯大林的。[71]
《传记与回忆》说：那天是“中大的托派分子在红场参加苏联托派举行的示威，还打了人。他们打那些喊拥护联共，拥护列宁主义等口号的学生”；“中大的反托陈派斗争直到1930年中大结束才告一段落”。
但据袁溥之回忆，根本没有喊口号那回事，她说：“我在莫斯科的时候，米夫、王明等人曾搞了两次大的宗派斗争。一次是一九二七年年底，他们利用苏共反托洛茨基派的机会，打击反对过他们的人。中大的确有托派学生，象梁干乔等人。他们是拥护托洛茨基观点的，清洗他们是必要的，但遭到王明等人打击的许多人并非‘托派’，他们主要是对王明等人不满，对他们把持的中共驻莫斯科支部局不满。王明、李竹声、盛忠亮等人把凡是反对过他们的人都当成‘托派’打下去。后来，有些王明派的骨干说，中山大学之所以开展反“托派”运动，是因为当年中大师生参加十月革命节游行的时候，有些中国学生在主席台前喊了反对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因此引起了一场殴斗等等。我参加了那次游行，同沈联春、周砥（现住在北京）并排走在一起，中大的游行队伍并不大，一眼可以看到队伍的首尾，我根本没有听到和看到有任何越轨的事情发生。”[72]
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回忆说：“斯大林怒气冲冲地指令米夫对中山大学的托派活动进行彻底调查，并尽速将调查结果报告联共中央。我当时在中山大学联共党支部局工作，所以知道这一指令。这一费力的调查持续数月之久。经查明在红场上高喊亲托洛茨基口号的比较重要的学生如陆渊、梁干乔等被放逐回中国。罪行较轻的学生，有的送到工厂去改造思想，有的留党察看。查明确系托派分子或托派同情分子的教职工均被解职。”“但是，中山大学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并不限于这些组织和行政措施。在发起调查的同时，开展了思想斗争。那些在反对教务派的斗争中联合起来的学生，包括陈绍禹和我在内，现在都集合在党支部局周围，一起反对托派分子。但我们愈加紧斗争，我们碰到的困难就愈大。因为我们发现，这种托派反对派并不是我们要对付的惟一的反对派。中国革命的失败在学生当中引起了各式各样的复杂问题。例如，究竟谁应对失败负责？中山大学和东方共大中国班的学生都倾向于怀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总的领导。信心破灭，怀疑一切，情绪沮丧，这在学生中到处可见。这类学生并不是托派分子。也许，事实上他们可能从来没有被托洛茨基的立场所吸引。虽然如此，他们和托派也有某些共同之处，他们都对斯大林、联共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不满。他们对中山大学反对托派反对派斗争的反应是，利用这一机会形成他们自己的独立力量，来反对中大联共党支部局和米夫。他们开展了一场反对拥护党支部局学生的有力斗争。他们后来奉行的路线被称之为‘第二条路线’。它不能和托洛茨基主义相提并论，但又不能和托洛茨基主义轻易地截然分开。就这样，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便和反对‘第二条路线’的斗争纠结在一起了。”并说后来“拥护第二条路线的三部分学生实现了联合，即教务派的残余分子、中国共青团的‘先锋’派和所谓的工人反对派”。[73]
吴亮平回忆说：“王明自恃有米夫的信任和搞教条宗派的人的支持，在校总支委员会中又做组织工作，于是对于不满意他的人，便给戴上托派、反革命、特务等帽子。在这场斗争中，郭肇唐[74]这个人充当王明的打手，他参加苏联内务部的活动，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反托派运动中，很多同志陆续地不见了，就是王明、郭肇唐秘密搞掉的。”[75]
师哲回忆说：“王明进行活动的方针和原则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王明迫害过多少好同志，没有人统计过，也没有人知道确实底细。”“王明的法宝就是开展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不管事实真相如何，他手里总是拿着这两顶帽子，一顶是‘托派分子’，一顶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反托派斗争中，凡是对王明等人表示过不满，提过不同意见的同志，大都被定为托派分子；凡是对王明的路线和方针表示怀疑或提出疑问的同志，大都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的密［秘］诀就是，借着政治运动来打击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同志。至于对谁扣什么帽子，视当时的历史情况和政治气氛而定，所以，被扣上‘托派分子’帽子的人远比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多得多。”[76]
但有的论著认为：“反对托派的斗争，是联共中央斯大林搞起来的，共产国际是支持的，它并不属于王明的宗派范围。王明参加反托派的斗争，不可能一开头就把这场斗争，作为宗派的活动来搞，被害的并不都是他的小宗派的对立面……至于王明从宗派主义出发，迫害了一些他的小宗派的对立面，这是他自己的责任，是应当揭发批判的。”[77]
同月 为中国工人代表团做翻译。王明1928年7月30日写给中共代表团主席团苏兆征、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周恩来的信中说：“中国工人代表团自去年十一月来莫后，我即固定的替他们当翻译，一直当到中国工人代表团变到中共代表团。”
陈修良回忆说，她是1927年11月中旬到达莫斯科的，“王明当时已调任共产国际东方部的翻译，由于米夫是‘中大’的校长，这个一点实际工作都没有参加过的中学生[78]，就一跃而为‘中大’的秘书，实际上成了‘中大’‘无冕之王’，支配全校同学的命运”。[79]
同月 孟庆树到中山大学学习，王明开始追求孟庆树。
孟庆树，1911年10月12日（公历12月2日）生于安徽省寿县瓦埠镇孟家圩。祖父是有名的内科中医和中国同盟会会员。父亲孟宪洲，是本县很有名的外科中医。对她比较有影响的还有祖母的弟弟张之屏（号树侯），也是中国同盟会会员。1925年春在寿县安徽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国民党。1926年春至夏在上海大学附属中学学习。1926年秋进入设在武昌的安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在那里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支部委员、女生队长。1927年初转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继续担任党支部委员、女生队分队长，参加过讨伐军阀夏斗寅的战斗。武汉政府反共后到张发奎部军医处做护士，并随该部到九江。因南昌起义已经失败，于是撤到上海，11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