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仲彬在《王明的传奇婚恋》中说：“年方16岁的孟庆树，正值妙龄花季，且眉清目秀、身材窈窕、落落大方、风度翩翩，很自然地成为男学生们注目的对象。时年23岁的王明一见钟情，从此就把追逐目光投向比自己小七岁、充满青春活力的安徽老乡身上。虽然，孟庆树入学时王明已经赫赫有名，成为学校‘无冕之王’，但孟庆树对他只是充满敬意和羡慕，并未产生爱恋之意。无奈小个子王明的身高并没有像他的地位那样显赫，没有能够扰动孟庆树的芳心。孟庆树也未把王明频频示爱放在心上，而是先于王明结交了一个男朋友。”[81]
曾担任过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参事室主任的徐志坚回忆说：孟庆树原来的恋人叫丁景吉（又名丁晓、丁晓波、丁云波，安徽省宿县西五铺人），1926年冬相识在“安徽党务干部学校”。那时孟庆树只有15岁，为英俊厚道的丁景吉所吸引，很快就成为他的未婚妻。1927年，丁景吉也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但患肺结核住进了医院。他听说孟庆树经常跟陈绍禹在一起，不少人说他俩正在谈恋爱，开始时他也不相信，但不久他俩一齐来医院，看陈绍禹对孟庆树的那种毫不掩饰的亲热样子又不得不信，因此悲愤之极，不久就死了。那时，孟庆树还是很难过的样子。丁景吉的好友徐风笑着对她说：丁景吉生病，你不该再跟别人谈恋爱！孟庆树仍是说，其实自己并没有答应陈绍禹什么。只是他的一帮朋友老是开玩笑，弄得好像真有那么回事儿似的。徐风笑说：“那么，现在丁景吉已经死了，你是不是准备答应他？”“不。”孟庆树的态度很坚决。徐风笑说：“对，不能答应他。我看这个人品质不好。”[82]
同月 作七律《悼慰死难的革命烈士们》，其中说：“无疑落地英雄血，将化滔天革命潮”，“人民儿女多优秀，定以新华换旧朝”。[83]
12月 作七绝《广州公社（并悼英勇牺牲的张太雷等数千革命同志）》，其中说：“试看黄花岗上墓，便知前景类苏联。”[84]
同月 大骂董亦湘等是“右派”。
据袁溥之回忆：“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有一次我路过校翻译室，见王明正在同董亦湘等同志争吵，王明拍桌子破口大骂董是‘右派’，我大吃一惊，心想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用这种横蛮无理［礼］的态度对待同志呢？王明有什么权利欺负侮辱董亦湘同志呢？从王明的言行及其后来的宗派活动来看，他们何止是欺负好同志而已？！他们险些断送了中国革命。”“王明当时如此猖狂，并不是因为他在教学和翻译方面取得了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唯一的原因是他帮助米夫搞走了阿古尔，因而成了米夫的亲信，而米夫又得到了共产国际的信任。”[85]
冬 领导开展反对“第二条路线”的斗争，并极力扣大帽子和上纲上线。
《传记与回忆》说：
1927年冬，绍禹去休养，沈泽民同志代他作支部局宣传委员。校内的少数托陈派又乘机起来反对支部局的领导……他们认为沈泽民、张闻天、王稼祥、傅钟、李俊哲（李卓然）等是“旅莫支部”残余，不能作支部局工作，要求改组支部局，要赶走沈泽民、张闻天等。他们到各班里宣传他们的这些主张，结果又闹得学生不能上课。
绍禹回来后，泽民同志说：“你回来得好，我代不了你，他们又闹起来了。”支部局的人也找绍禹谈话。绍禹听了两方面的意见。第二天即召开支部局会……支书别尔曼和沈泽民说话后……绍禹说话。他说：“现在争论的本质不是什么‘旅莫支部’残余，这只是借口。实际上是支部工作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支部局的路线是共产国际、联共中央和中共中央的路线，其实质是要中共党团员安心地学习马列主义，学习联共经验，研究中国革命的经验，好回去为党为革命工作。为此，必须批评反马列主义、反联共、反苏、反共产国际、反中共的托洛茨基主义和陈独秀主义。要使学生懂得为什么托陈主义是不正确的，为什么陈独秀主义是使中国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托陈主义者相反，他们用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法，反对支部局和学校行政，而支部局和学校行政实行的是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中共中央培养干部的方针。他们制造各种借口，制造混乱，挑拨团结，分裂党团员的队伍。他们的这些方法恰恰正是过去‘旅莫支部’的工作方法。现在支部局的人里，已知道的托陈分子，不论他们说些什么，实际上是反党的第二条路线——其主要的内容是反对学习列宁主义，继续着‘旅莫支部’的作风。应当要揭穿他们的阴谋，使学生们好安心上课。”
绍禹说话时，弄堂里站的人听得鸦雀无声。而反对派为首的人也只好声明他们不是有意要反对支部局，只是不满意支部局的一些工作方法，可能有不对的地方等等。
会后青年团支书波尔赛娃对米夫、沈泽民和党的支书别尔曼说：“哥鲁别夫（即绍禹）真是个有头脑的人！他一下子就从原则问题开始，不是打中了他们的眉毛，而是打中了他们的眼睛。一个月来，我们和他们争论，互相打击，但基本上我们站在防守的地位。而我们愈防守，他们就愈向我们进攻。在哥鲁别夫讲话后，他们立即退却了。我请哥鲁别夫同志明天到共青团支部局会上讲话。”别尔曼说：“这样好，要考虑一下我们应如何继续作。我想以后这样办：1.哥鲁别夫（绍禹）写两篇文章，一是解释什么是旅莫支部；二是解释什么是第二条路线；2.召开党团活动分子会；3.召开党团支部大会。”
1928年 24岁
1月初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墙报上发表《反对第二条路线》。[86]
1月13日 写《旅莫支部面面观》。[87]
孟庆树根据王明的回忆谈话整理的回忆录说：“绍禹同志当时是联共中大支部局的宣传委员，又是最早的反‘旅莫支部’的积极分子之一。所以联共中大支部局决定要他写一篇论文，名为‘旅莫支部面面观’。这篇论文曾发表在中大墙报上，从各方面揭露了所谓‘旅莫支部’的真相，打破了托洛茨基派和陈独秀派分子的各种造谣侮蔑。”[88]
文章分引言、旅莫支部的理论与实际、孙东两大[89]反旅莫支部的经过、旅莫支部的错误实质、旅莫支部的社会基础、中共工作中的旅莫支部式的现象、旅莫支部的命运、孙大及中共现在还有没有旅莫支部余孽、反对旅莫支部与效法旅莫支部、结论等十个部分。
文章在“引言”中说，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因为旅莫支部这一问题，不仅过去很重要，还因为“效法（主观的或客观的）旅莫支部和反对旅莫支部这一问题，一定还要继续成为莫斯科的中东两大及中共全党的同志们的各种党内斗争的主要斗争之一！因此，使每个同志都能尽力去营救和尽量去了解旅莫支部这一问题的各方面，成为目前的工作任务之一主要部门”。文章说旅莫支部的实质“是反国际性的组织”，其“教育原则是建立在唯心论基础上”的，“社会基础是小资产阶级……特别是落后国家的知识分子与手工业者的小资产阶级”，旅莫支部在1926年5月就“连根带蒂的铲除了”，“从组织上讲，无论在中共，在孙东两大，旅莫支部这个东西，都完全没有了，但是从旅莫支部性的活动上，无论在莫斯科或中国多多少少地都还有”。
1月 米夫通知王明参加中共六大的准备工作。
《传记与回忆》说：“1928年一月初，米夫通知绍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决定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次大会，要绍禹抽出时间，参加两部分工作：一部分是翻译和帮助起草文件，另一部分是帮助国际交通局的工作。为了使大会时间不太长，而得到结果，国际东方书记处决定把一些重要问题先准备好，写成重要草案：政治决议草案由国际东方书记负责起草，组织工作决议由别尔曼和另一苏联同志负责起草，宣传工作要绍禹和中大的党史教员诺林二人起草，关于红军和军事问题，由苏联军事委员会第四局帮助起草，还有苏维埃问题、土地农民问题由沃林和跃尔克起草。这些草案大都由绍禹译成中文。（政治、农民问题在准备期间未写完，大会期间才写成，绍禹也参加了翻译工作。）”
初春 于莫斯科郊区写《初春（接我党六大代表百余人来莫开会即景随感）》，诗曰：
野旷春来早，林深雪化迟。
经多松柏健，挺立吐新枝。[90]
春 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始开展反对“江浙同乡会”的斗争，王明在其中推波助澜。
关于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说法不一。师哲说是“发生于1927年下半年到1928年上半年之间”。[91]陈修良说是1928年初，她说：“1928年初的‘中大’内不又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件。有人谣传学校内部有一个大规模组织——江浙同乡会。并说是以董亦湘、俞秀松、周达明、孙冶方等为首的。支部局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便乘机把他们作为‘靶子’来打击，制造了一个反革命的假案。”[92]江泽民说是1928年春，他说：“米夫和王明在改组了中山大学的支部局之后，原来被称为教务派的一些学生，同广大学生一起反对他们的倒行逆施。王明一伙为消除这些学生在群众中的影响，进而威吓支持他们的广大学生，又把他们称为教务派残余，并编造罪名，诬陷他们组织封建性团体——江浙同乡会。”[93]此处兼采陈修良和江泽民的说法。
关于“江浙同乡会”事件的来源，一种说法是来自孙冶方请客和王长熙的一句话。当事人孙冶方回忆说：“在我们同期毕业的同学中，除了回国工作的以外，大部分升到别的学校学习，极少数的人留校工作，我和云泽（乌兰夫）同志以及一个后来成为托派分子的綦树功被派到东方大学当翻译。继续学习的学生只发给津贴，有些到军校学习的，按红军士兵待遇，津贴特别少。我们做翻译工作的拿工资，有近百卢布，生活较好，因此在暑假开学前，有几个去初级军校的同学提出，在星期天敲我的竹杠，叫我买肉买菜做中国饭吃。这天，除约好的几位军校的同学外，董亦湘也来了，军事学校的陈君礼、左权同志也来了，挤了一屋子的人，把同房间的乌兰夫同志都挤了出去。正在我们热热闹闹地做饭时，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任王长熙从窗外经过，听到里面说话的都是江浙人，因此回校后同别人讲起，某些人聚集在某人房间呱啦呱啦讲得很热闹，像开‘江浙同乡会’似的（其实，陈君礼、左权两同志是湖南人）。这话传到中大支部局中国同志那里，便添油加醋，说成是董亦湘等在我房里成立了‘江浙同乡会’。”[94]
还有一种说法是“江浙同乡会”来自蒋经国的一封信。最早揭发“江浙同乡会”问题的王长熙1928年8月12日给中共代表团的报告说：1927年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野营结束后，由孙逸仙大学毕业派到各军事学校的中国同志，完全住在炮科学校第五连。蒋经国离开莫斯科三四天的光景，就给朱茂榛、周策、尤赤、胡世杰、郭景惇、陈启科、刘仁寿、黄中美、刘移山等人一封信，这封信信封上写的是朱茂臻，但由于当时朱茂臻不在，岳少文就代收了。他很希望知道这批同志到校的情形，因之不等收信人回家便拆阅了，看到信中写的大意如下：“我们的组织应该行动起来，虽然你们现在还没有得着薪水，但是我们的章程第一条就是按月缴纳会金，所以你们无论如何应该设法征收会费等。”岳少文看见我们同志中发生这种小组织，非常奇怪的。他就把这封信给其他两个人看了，他们看着党内发生这种不容许的东西，非常惊慌，不知如何处置，又不敢把信隐藏，亦不敢把信交给党部。到岳少文离开炮科学校的夜晚，我送他们走的时候，他才告诉我，我又很慎重地问了其他几个人，他们都说是有这封信以后，“我才转告党部”。“自从有几位同志看着他们有这种小组织的行动以后，转相告诉，当时留在炮科学校的各军校未走的同志们，很多都知道了，都留意他们的行动。但是这部分有小组织倾向的同志，他们还不知道自己的行动泄露了，所以仍然常常举行他们的秘密会议”。[95]师哲也回忆说：“事情起因于蒋经国等人。蒋经国原在中山大学念书，那里的江浙同学比较多，相互间关系也比较密切，大家常把每月发的津贴费凑起来，十天半月到中国饭馆吃顿饭。1927年10月，苏联从中山大学、东方大学抽调了一部分同志到陆军大学（在莫斯科）、军政大学（在列宁格勒）等军事院校学习。蒋经国同肖劲光、李卓然、曾涌泉等一齐到列宁格勒的军政大学学习。这时，蒋经国享受红军军官的待遇，每月领津贴费约七、八十元。留在中山大学的江浙同乡们给他写信，开玩笑说：你的会费还没有交，意思是向他要钱，也就是要他请客。蒋经国寄信时也戏称是交会费。这些信不知落到了什么人的手里，便传出他们在搞小组织活动，组织‘江浙同乡会’。”[96]
杨尚昆在回忆中则说两个原因都有，他说：“‘江浙同乡会’是王明为了排除异己而捏造出来的。中大的江浙籍同学，出于同乡情谊，常在一起吃中国餐。一次，在东方大学当翻译的孙冶方，约请董亦湘、俞秀松等老乡在家里聚餐，有人开玩笑说：他们是开江浙同乡会。无独有偶，蒋经国转到列宁格勒的军政学院后，月津贴增加了，俞秀松、董亦湘等老乡写信要他做点‘贡献’，戏称‘缴会费’。事情传到中大的支部局，王明便诬陷这是一个秘密的政治派别组织，不但莫斯科有，列宁格勒也有，头头是原教务派的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重要成员有蒋经国、左权、朱务善等，而‘工人反对派’被认为是受‘江浙同乡会’指使的群众。他企图一石三鸟，这样来打击所谓的‘第二条路线’联盟。米夫请格别乌派人参加调查。结果，‘只发现一些微不足道的证据’。王明不肯罢休。这时，中共中央派向忠发、李震瀛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届代表大会。米夫和王明就请向忠发到中大来作报告。”[97]
杨放之在回忆中说，王明等人捏造“江浙同乡会”的罪名，就是为了打击教务派。他说：“一九二六年中大反对教务派的斗争中，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这些资格比较老的同志，是参加中山大学教务处帮助工作的。当时俞秀松等虽是学生，但他们是比较有经验的老党员，苏共人员创办中山大学，也要依靠中国同志，吸收中国学生帮助工作。俞秀松等在教务处工作中，帮助制定教学方针、实施教学方案、购置中文图书等等，得到教务处主任阿郭（古）尔的信任。但由于阿郭尔与中大副校长米夫有矛盾，米夫极力排斥阿郭尔，这就势必形成王明与俞秀松等同志的对立。王明也看不起这些老一辈的同志，王明的俄语学得快，深得副校长米夫的欣赏。为了打击教务派，王明等人捏造罪名，于是出现了‘江浙同乡会’。”[98]
陈修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中也回忆说：“江浙同乡会问题为什么闹得这样凶，其原因是王明宗派小集团想通过这一件事，打击俞秀松一派人，以抬高自己的地位；同时，取悦于联共中央，表示对肃反的积极，以求提拔为高级干部。至于他们又为什么恨俞秀松这些人呢，那正因为他们是中共的老干部，在中国同志中间颇有威信，俞秀松还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任书记呢。这种‘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手法，虽然巧妙，骗了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但经不起实践的考验，当问题揭穿后，很不得人心。”[99]
吴亮平回忆说，王明打击俞秀松等人，是因为俞秀松等人对他不满。他说：“学校中不满意王明的人很多。一般有两部分人。一种是比较老的同志，像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对王明那种吹牛拍马的资产阶级作风不满意。这部分人在学生中有影响。另一种是比较年轻的同志，如左权、陈启科和我，也对王明的资产阶级作风很反感。”王明为了打击这些对他不满的人，就“假造江浙同乡会案件，把一些浙江、江苏籍的同学，甚至其他省籍的同学，诬为江浙同乡会成员。那时大家批评总支的工作，批评王明，王明却把这说成是反总支的斗争，胡说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都是这一斗争的组织者，说他们是江浙同乡会的头头”。[100]
袁溥之在回忆中说：“一九二八年，王明等人又在莫斯科开展了反对‘江浙同乡会’的斗争。这一次比上一次还要厉害。其手段也更加毒辣。他们的目的是要把在反托派斗争中还没有被整垮的人统统打倒。董亦湘是江苏人，俞秀松是浙江人，在反对王明等人的学生中，也有一些江、浙人，这也是事实，但被他们打成‘同乡会’的人中许多根本不是江、浙人。例如被指为‘同乡会会长’的周达文，是贵州人。有的虽然是江、浙人，政治上同周达文、董亦湘、俞秀松等人并不接近，只是在小事情上得罪了王明及其一伙（这里的‘及其一伙’四个字不可少，当时他们真是有一批人，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二十八个半’的某些人）……有一位叫吴近的浙江籍同学，他是班代表，我是年级代表，我们经常在一起研究学习问题。他在某些观点上不赞成王明那一套，也被宣布为‘江浙同乡会’成员，大会批，小会斗。我不满意，在批判会上没有发言。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讲，本没有任何反党活动或者反党观点，但给戴上‘江浙同乡会’的帽子，就是一个很大的罪名。王明等人叫嚷，‘江浙同乡会’是进行反党的小组织，是‘封建性的团体’，‘至少除党籍’等等。”“后来，被定了罪的‘江浙同乡会’成员，有的被送到西伯利亚做苦工，有的被开除党籍、学籍，遣送回国。其中有一位同学叫相玉梅，山东人，一九二四年入党，同我很好，经常开玩笑说，你们一九二五年入党的算什么？那是在革命高潮中入党，一九二四年的党员才宝贵。他是个乐天派，但也不能幸免。”[101]
江泽民回忆说：“王明这个人非常坏，在中山大学时把反对他的人，搞了个江浙同乡会。俞秀松、周达文都是王明的死对头。王明就把他们两人说成是江浙同乡会的头头，诬陷他们搞宗派。”[102]
但据杨奎松《“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一文说，开始揭发江浙同乡会的并不是王明，他只是在揭发过程中推波助澜。他异常活跃，到处找人谈话，动员揭发。他甚至公开在墙报上撰稿，第一个上纲上线，指责“江浙同乡会”是一个由党内一切反对和不满意中国革命，准备脱离党另找出路的人，组织起来的一个反革命集团，他们与第三党保持着秘密联系。这一说法立即引起相当一部分学生的不满，五人调查委员会委员之一董亦湘当众批评他不负责任，强调“江浙同乡会”有无尚未调查清楚，即使存在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党内教育问题。双方因此争论不休。[103]邱路在《蒋经国险遭枪毙》一文中也说，向向忠发报告“江浙同乡会”问题的，并不是王明，而是在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又译为格柏乌）中负责收集中国人中间情报的郑家康，但王明在2月26日米夫召开中大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公开动员党员干部协助清查这一组织以后，王明“第一个在墙报上就此上纲上线，声称‘江浙同乡会’是一个由党内一切反对中国革命的人组织起来的反革命集团”。[104]
也有的论著认为：“清查‘江浙同乡会’是中山大学‘反托派’‘左’倾错误的继续，不能把他纯粹说成是王明的宗派活动，是王明从宗派主义出发发动起来的。至于王明在清查所谓反革命时，从宗派主义出发，利用了这场斗争，迫害了他不满的人，这是他自己的责任，应当揭发批判。”[105]
但是，王明在反“江浙同乡会”的斗争中，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孙耀文在《风雨五载》中说：“陈绍禹控制的中山大学党支部局一面暗中派人监视，一面加紧向人们散播流言，一传十，十传百，很快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与此同时，在校长米夫的支持下，支部局应陈绍禹等人的‘要求’，立即开始‘彻底调查’，而且请苏联的反特、肃反机关‘政治保卫局’（简称‘格别乌’）派人参加。”[106]
反“江浙同乡会”的斗争掀起以后，中山大学里一片恐怖气氛。孙冶方回忆说：“在捏造的‘江浙同乡会’案件发生以后，中国留学生中气氛十分紧张，甚至可以说是处在一种恐怖的气氛中，即使同住一个房间，互相也很少谈心。例如，当时我和乌兰夫同志等四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除了日常生活上事务性的谈话外，就很少谈政治或学习的问题。那时俞、董、周三人在列宁学院学习，原‘中大’的同学几乎没有人去看他们。”[107]袁溥之也回忆说：“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公开反对米夫、王明等人的是董亦湘、俞秀松、周达文、钱介磐、吴近、方洛舟、姜常师、陈德森等人。上述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逃脱厄运，有的被送进苏联集中营，有的被开除党籍，遣送回国，有的在王明等人回国后遭到残酷迫害。可以说，当年在莫斯科反对过米夫、王明的人后来被他们在党内消灭殆尽。”[108]
很多人根本不相信“江浙同乡会”小组织的存在。例如王明小宗派的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说，所谓“江浙同乡会”只不过是王明等人打击别人的工具，是夸大其词，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说：“教务派被打败了，阿古尔受到了撤职离校的纪律处分。然而俞秀松、董亦湘等形成这一派系的中国学生核心人物还在中山大学……流言说，他俩组织一个‘江浙同乡会’。这个说得煞有介事的同乡会，为陈绍禹及其战友提供了用来反对俞秀松、董亦湘及其追随者的有力武器。因为组织这种团体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而无论如何这种据说是有的组织可以被加上封建性团体的帽子，因而陈绍禹等人要求对它进行彻底调查。而我当时并不相信他曾正式存在过。不过，在权力斗争中，夸大其词的说法可谓屡见不鲜，而且在共产党内比别处此风尤盛。”[109]
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也说，反“江浙同乡会”是为了掌握整个中国党的一次预演。他说：“我说过，米夫陈绍禹集团利用了东大的斗争，逐走了‘旅莫支部残余’，把中国人的训练工作集中在他们手中了。我又说过，这个集团看上了中共派来出席国际会议的代表向忠发。企图以此来掌握整个中国党的领导。为了准备这个斗争，陈绍禹们在孙大里先就进行一次预演，发动了所谓反‘江浙同乡会’的斗争……在孙大初办时，派来的学生中有不少上海大学的学生和职教员，他们大多是江浙人，再加上从上海和无锡等地派来的工人，江浙人在学生中就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些人中较为出名的，有董亦湘、顾谷宜等。他们在初期的学校党部中，具有相当势力。反对者为了方便和易于煽动起见，便给这班人一顶帽子，名之曰‘江浙同乡会’。其实，根本没有，也不能有这种组织的。而事实上，被指为‘江浙同乡会’的不全是江浙人，而围绕在陈绍禹周围的反对者中，却有不少江浙人，例如陈的大将秦邦宪（博古）是无锡人，他们手下的一些群众也有不少是江苏籍的工人，至于像张闻天，沈泽民，沈志远，吴黎平，竺廷璋等翻译，被攻击为江浙系（因为他们都是江浙人），却与董、顾等所谓‘同乡会’头子根本搞不到一起。”“当我们被并入孙大的时候，‘江浙同乡会’早已被打倒了，此时执掌大权的是陈绍禹，王稼穑（祥），陈源（原）道等人的所谓‘安徽系’。不过带有迫害性的‘江浙同乡会’这个名字，仍旧像个鬼影似的被时常指责着，不时流传于人们的口上，有时还可以听到被引用来攻击某一个特定的人。这情形我当初不大明白，人们为什么要打这个并不存在的鬼；后来才逐渐弄清楚了：原来这是陈绍禹们的阴谋，目的在于打击瞿秋白。他们企图把瞿秋白描写为‘同乡会’的最高领导者。”[110]
有的人虽然开始相信这个小组织存在，但最后也否认了。例如张国焘曾认为“江浙同乡会”是存在的，而且是“反党分子的结合”，“在那里进行反党阴谋”，但又说“经过周恩来调查的结果，觉得所谓江浙同乡会事实上并不存在”。[111]
4月1日 《布尔塞维克》杂志第2卷第6期发表王明的《武装暴动》的序言，署名韶玉。
4月2日或3日 通过米夫邀请向忠发到中山大学作报告，宣布“江浙同乡会”为反党集团。[112]
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回忆说：“为了想吓唬一下第二条路线联盟，米夫采纳了陈绍禹的建议，把向忠发拉来讲话，反对据说是存在于中山大学和有中国学生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大专院校的江浙同乡会。于是，他有一天来中山大学，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讲了一通话。他在讲话中认定在侨居苏联的中共党员中存在着江浙同乡会的宗派组织。他严词谴责了那些组织这一同乡会的人，并把它定为反党组织；他警告这一组织的全体人员，现已掌握的证据已足以对他们进行惩处。他甚至威胁说要把同乡会的头头统统枪毙。他这次最后通牒讲话那种刺耳的汉口方言，至今仍萦回于我的耳际。据我所知，他根本没有亲自调查这件事，只是听了米夫的一面之词。不出所料，他的讲话在中山大学和东方共大等学校的江浙学生当中，引起了愤怒和恐惧，因为他们和俞秀松、董亦湘有着长期的密切关系。那些在反对党支部局和米夫的斗争中联合起来的人，也自然深感不安。向忠发的讲话，不仅对俞秀松、董亦湘及其支持者，而且对第二条路线作为一个整体，无疑都是一个极大的恫吓。”[113]
陈修良回忆说：“大约1928年春，支部局召开了一次全校师生大会，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114]到校作报告。他愤怒地斥责江浙同乡会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不允许的反革命组织，如不坦白，要逮捕、枪毙。这‘枪毙’二字特别响亮，至今不能忘记。因为是总书记讲的，当然不能置疑，从此人们更加相信有这样一个反革命组织的存在，江浙同学们互相不敢多打招呼，各有戒心。”[115]
袁溥之回忆说：“一九二八年四月他在中山大学发表讲话说，在党内搞这种封建性的团体简直应该枪决！这样所谓‘江浙同乡会’又罪加一等。向忠发本来同我很熟，但他没有问过我一句话，我对‘江浙同乡会’的看法没有机会向他反映。”[116]
孙冶方回忆说：向忠发到了莫斯科以后，“王明、博古向他汇报留苏中国学生情况时，硬说董亦湘等支部局派组织了一个‘江浙同乡会’。向忠发听信了片面之辞，不加调查就在一次留苏学生大会讲话时不指名地宣布，凡是在共产党内组织同乡会的都该枪毙。向忠发如此一讲，引起了留苏学生中极大的混乱”。[117]
杨奎松在《“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中说：向忠发“在学生大会上明确宣布‘江浙同乡会’已经基本上调查清楚了，两周后即可公布调查结果。这个反革命的秘密小组织有中央、有支部、有章程、有正式会员与名誉会员，还有会费，与蒋介石、第三党、联共反对派都有联系，他们的领袖够得上被枪毙。这件事再不许有什么怀疑了，‘谁怀疑谁就是反革命’”。[118]
4月中旬 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召集中共代表向忠发、苏联军委代表和格别乌代表开会，通过了由王明起草的中国代表团《关于处理“江浙同乡会”问题决议》。决议宣称：
（一）承认在苏联有一反党的小组织存在，其名称为联合会（互助会）。其分子为军校与大学学生中的青年团同志和党员。该组织虽带有表面上工会的名义，但是毫无疑义的含有政治上的性质。
（二）认为参加该组织的分子未表现很明显的政治目的，但倾向于拥护中共以前的机会主义的指导……
（三）该组织现已吸收那些最动摇的少共团员和党员（特别是对于中国问题和联共问题为反对派的分子）加入其内，甚至不拒绝与右派国民党员发生直接的关系。
（四）认为用党的纯粹教育性质的方法，对于该组织已用尽了。这些同志未曾利用党部给他们的可能，以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停止活动，解散组织……因此本会认为必须经过相当的机关，采用组织上与法律上的办法，以达肃清此组织之目的。
（五）委任米夫和米利斯二同志起草一详细信致中国学生所在学校的党部，该信中应说明该组织的历史和行动、及其有害的性质……同时委任米夫同志与相当机关发生关系采取相当办法以肃清该组织.
（六）党部根据此信除相当机关的组织办法以外，应依自身方面的路线采取办法以肃清该联合会在学生中的影响，且对各个参加者为党纪上的处罚。
这是自“江浙同乡会”事件发生以来，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和苏联有关部门正式提出的第一次处理意见和为事件定性的决议。由于会议明确认为“江浙同乡会”是一个秘密的反党性质的小组织，因此它所采取的处置方法，不仅仅是党纪上的，而且还准备动用专政机关给以制裁。[119]
4月18日 与张闻天等合译《武装暴动》（俄文）一书。
关于这本小册子，张闻天在后来整风笔记中曾说：是王明“将国际关于各国武装暴动经验的几篇文章用米夫名义要我们帮他翻译，他自己却为这本小册子写了一篇序”。[120]但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年谱》说该书作者为戈列夫与达谢夫斯基。全书共分六部分：（一）第二国际与暴动；（二）暴动的条件、时间的选择；（三）组织暴动之正确的例子；（四）暴动之组织技术前提；（五）在工业城市内武装暴动之组织与技术；（六）在农业国中暴动之特点。这本中文小册子于同年在中山大学作为教材印行，并作为中共六大会议材料之一发给与会代表。[121]孟庆树根据王明回忆谈话整理的回忆录则说：这本小册子是苏联军事委员会第四局编的，除了总结上海三次起义和广州起义的经验外，还有关于俄国1905年12月和1917年10月革命的武装起义的经验以及德国和保加利亚的武装起义经验等论文。全部小册子都是由绍禹译成中文的。[122]
4月～5月 王明在延安写的简历说自己在这期间任“中大翻译及联共党史教员”。
5月16日 为他参加翻译、准备给中共六大代表看的《武装暴动》一书写《序言》。他在序言中首先说明：“序言的内容是想向读者说明下列两点的：（一）小册子中未曾充分说明的与暴动问题有关联的问题；（二）与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暴力问题有联系的问题。”在第一点中，王明首先讲了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然后讲述了总罢工和武装暴动的关系。第二点是序言的重点，共讲了五个问题：1.关于武装暴动本身的问题；2.关于游击战争问题；3.论土匪；4.在军队中的工作；5.关于党员军事化、武装工农建设红军的问题。他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和论证问题，而是以共产国际文件为立论基础，因此，他在中国革命低潮时，得出“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的结论。他写道：“党应准备应付新的广大的革命浪涛的高涨；党对这新高涨的革命浪涛必须的任务，便是组织，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这是1928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上特别指明的。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为了实现这一主要任务，王明提出必须纠正下列三种“错误倾向”：1.“原则上反对暴动的倾向”；2.“儿戏暴动的倾向”；3.“过于重视军事行动和不相信群众力量的倾向”。序言中还反复强调城市中心论，说农村的“游击斗争必须与工业中心的暴动相联合”，“我们应当把这种斗争与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工人阶级的武装暴动联贯起来，应当把它与为社会主义而战的光荣斗争衔接起来”。
《传记与回忆》说：米夫和别尔珍叫绍禹为他翻译的《武装暴动》小册子写篇序言，介绍和解释小册子的内容。这是绍禹第一次用俄文写军事问题的论文。序言稿写好后，道格马罗夫同志看后，只改了几个字的字尾，并和米夫说：“哥鲁别夫（绍禹）写得这样好，我简直分不出那里是列宁说的和那里是他说的。”米夫看后，也说他没有意见，又交别尔珍看，看后也说写得好，他没有什么意见。这是第一次用“韶玉”笔名写的。小册子先用玻璃板印刷了二百多份，给六大代表作参考，六大以后，上海中央又铅印了。
《写作要目》说：“这本书是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请苏联军事机关编写的，为中共六大代表用的。由绍禹译成中文后，两有关机关领导同志决定由绍禹写一篇序言，介绍马列主义关于武装暴动问题的基本论点和该书内容。先由莫斯科玻璃板印刷，后由上海中共中央铅印。此篇序言写好后，曾交道格马洛夫同志先作技术校阅，然后由米夫和柏尔逊同志先后校阅批准付印的。这序言是作者第一次用俄文写的论文。”
孟庆树根据王明回忆谈话整理的回忆录还说：帮助起草、翻译中共六大文件，翻译《武装暴动》小册子等，是绍禹在中大即开始的六大准备工作。绍禹当时还教书；还作口头翻译；还帮助国际交通局的工作，如到车站去接代表，帮助交通局解决中国同志父母的一些困难；帮助皮阿特尼茨基和米夫的对外联络及翻译等。[123]
5月 中共代表团致书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东方部，详细说明“江浙同乡会”的反党性质和严重危害，要求立即解决此一问题。向忠发一面要求米夫彻查中大学生派别的历史及其现在的联系，以便进一步深入获取该组织的核心机密。同时，还几次指令王明等务必以中大为突破口，查出更可靠的材料，以便促使米夫迅速解决问题。[124]
同月 王明小宗派逐渐形成，并掌握了中山大学支部局的大部分权力。
据李一凡回忆，王明宗派小集团并不完全是原来的“党务派”，而是在“第三派”的旗帜下形成的。当时，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校长舒米雅茨基力图把中山大学的在校学生全部接收到东大去，而米夫则想把东大的军事班等并到中大去，他“为了争取‘中大’不被停办和兼并‘东大’中国学生，除抓牢向忠发撑腰之外，特别着重授意王明攫取群众。于是，王明手舞足蹈地打出了第三派的破旗，招来［徕］伙伴；他蝇营狗苟，吹、拍、拉、打，无所不用其极！他看准了党务派是弱方。于是，首先把一些属于或紧靠党务派的头面人物如卜世奇、张闻天、王稼祥、沈泽民、张琴秋、竺廷璋等人，以送卜、张、王、沈、竺进红色教授学院为诱饵拉了过去；用安插到‘中大’附设的中国问题科学研究院当研究生的手段把秦邦宪、郭绍棠、李竹声等人拉了过去（后来他们三人又被送进红色教授学院去了）；最可耻的是，竟用李竹声的老婆方俊如施美人计把盛忠亮拉过去。至于强方教务派嘛，自然成了被打的主要靶子了”。“就这样，党务派和教务派实已‘寿终正寝’，而以王明小集团的拼凑‘敢昭告成’。”他还说：“大概在1928年5月，把‘中大’里的所有机构进行了全面大改选：米夫帮派要员原党支部书记别尔曼，为了操纵一切而不惹人注意，退居了幕后；区委另派来的新支部书记托金，不过是别尔曼手中的傀儡；王云程‘当选’为支委会组织委员，李竹声为宣传委员，刘群仙（秦邦宪夫人）为妇女工作委员；殷鉴为公社主席，何子述为同志审判会主席，陈昌浩为团支部书记，王宝礼为工会主席，吴绍益为《墙报》主编。”他们掌权以后，继续采用“拉”和“打”两种手段：“他们‘拉’的方法是蝇营狗苟、封官许愿，如送往红色教授学院、安插到中国问题科学研究院，或分派校内各机构的职务等；‘打’则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务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但‘打’也还有另一种形式，例如不顾教学十分需要，把不肯跟他们跑的一些较好翻译，像吴良域、博胜蓝、西门中华等人先后遣送回国；只有邓中夏同志的专任翻译杨放之被留下没动。”“对许多优秀的工农同志，如李剑如、余笃三、郭秉元……等，不但不想方设法培育，反而殚思竭虑地压制。”[125]
江泽民回忆说：“1928年5月，中山大学的党群机构按照米夫、王明的旨意进行了大改造。联共区委派来了第三任支部局书记托金。后来的情况说明，这样做只是为了消除广大党员对第二任书记别尔曼的不满。别尔曼退居幕后，仍然操纵托金。支部局的宣传委员是李竹声，组织委员王云程，妇女委员刘群仙（秦邦宪爱人），青年委员兼共青团书记陈昌浩，学生公社主席殷鉴，同志审判会主席何子述，工会主席王保礼。”“王明一伙在米夫的支持下，掌握支部局的领导权之后，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办法，一方面拉拢利诱少数人，如安插他们到校内各附属机构担任职务，和派送到一些院校进行深造，另一方面对不跟他们跑或不同意其意见的人，则挖空心思排挤打击，诬陷迫害，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126]
陈一诚回忆说：劳动大学的“支部书记是苏联人，名叫贝尔曼。委员有王明、博古、张闻天、王云程、夏曦、沈泽民等人。他们多数是中山大学毕业后留下来转到劳动大学的。这些人掌握实权。王明当时任学校翻译工作，与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关系十分密切，深得米夫等人的赏识和支持。他们用权力和这种特殊关系，有恃无恐，为所欲为，搞宗派活动，造成同志间的分裂，使支部局越来越脱离广大党员群众”。[127]
王稼祥回忆说：“王明利用自己的职权和米夫对他的宠爱，在莫斯科大搞派别活动，他认为可以利用的同志就拉过来，不顺眼的同志就踢出去，打击和清洗了一批没有问题的同志。”[128]
师哲回忆说：“王明是拉山头，搞宗派的专家，他的宗派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他总是设法纠集部分人拥护他，团结在自己周围，向他们封官许愿，多方支持，给予重要的职务和显赫的地位。”[129]
毛齐华在回忆中说：“王明等人的宗派小集团取得联共和第三国际领导的信任，在学校里起了很坏的作用。他们这些人，对马列主义的书本是啃得多一些，一讲起话来就引经据典，张口就是马克思、列宁在哪月哪本书第几页上怎么说的，不用翻书，滔滔不绝，出口成章。仗着能说会道搬教条，骗取第三国际领导的信任；然后又利用第三国际的威望来压制、打击不同意见的人。特别是王明，作风很不正派，善于在领导面前吹吹拍拍，因而取得第三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完全信任。因为他得到第三国际领导的信任，他又以此为资本，去骗得张闻天、沈泽民、王稼祥等人对他的信任，以为他就是‘国际路线’的代表，跟着他没有错。到后来就形成这样的局势：第三国际的领导就是看人不看事，盲目地表示信任和支持，认为他们就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130]
陈修良回忆说：“王明一伙认为马列主义出在书本里，并不需要在实践中去发展马列主义，说实在的，只要照搬经典著作就可以号称马列主义者，用不着独立思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们更认为马列主义只能从苏联输入，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王明一伙自称为‘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是马列主义的输入者。至于中国党内的老干部，因为‘缺乏理论’，所以不能成为马列主义者。这是教条主义的由来，时间也特别长。”[131]
孙耀文在《风雨五载》中说：“年轻高傲、目空一切的学生陈绍禹（即王明），在新任校长、同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的支持纵容下，逐渐形成了一个宗派小集团，在校内有恃无恐，肆意横行，打击所有反对这个宗派的学生群众，甚至对抗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居然把中山大学变成他们夺取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演练场。在校内，在莫斯科，对这个宗派集团的顽强斗争也就不可避免了。中山大学历史上这重要一幕对于现代中国的发展有着非同一般的突出意义。”“可以说，陈绍禹宗派到1928年年中已经形成，基本班底也已大体确定。这时，莫斯科中山大学（确切地说，是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党和行政领导大权已基本上落入受米夫操纵的陈绍禹宗派手中。”[132]孙耀文在这本书中还说：陈绍禹依仗米夫的权势，不仅让他的宗派成员掌握了学校支部局，而且一步步地担任学校的重要行政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