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参加过陈绍禹宗派活动的袁孟超（袁家庸）在回忆中谈到过他们私下策划的情况。他说：“我参加过王明宗派活动的一次人事调整。有一次，在李竹声家里开会，我作为年级支部书记参加了会。会是王明召集的。会上说‘中大’经过风波之后，要配合米夫，在领导层中把中国同志结合进去。决定李竹声任‘中大’教务处处长，派王宝礼作‘中大’总务处副处长……中大调整班子时王明在这个秘密会上推荐了两个人，从这点看，王明有小宗派。”[133]陈修良也回忆说，后来，又提拔了一个一年级同学叫王宝礼的去任副校长。他是南京的一个工人，因为得到支部局的信任，后来又参加王明一伙。他回国后不久即叛党，在上海马路上抓捕留苏同学，作［做］了无耻的叛徒。此人没有工作能力，不过靠工人出身的牌子混进领导班子，群众表示反对。后来又任命了李竹声为副校长。他是王明的同乡，是王明一伙中的核心人物。1934年任上海中央局书记时叛变革命，出卖了党的组织，成了大特务。[134]
杨尚昆回忆说：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在中山大学办学方针上的一个重要错误，是“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形而上学和组织上的培植宗派。在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中，把所有渴望总结大革命的教训、对斯大林诿过陈独秀不满的中国党员一律给予打击，甚至制造‘江浙同乡会’之类的假案，独断专行，排除异己，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最后，竟迁怒中共代表团。教条主义宗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米夫和王明培植起来的。当然，抵制教条宗派的学员，由于政治水平和素质不同，确有感情用事甚至某些不理智的举动，但矛盾的主导方面，无疑是掌握学校领导权、培植宗派的米夫和王明”。他还说：“米夫和王明在学校中培植这个宗派是有政治野心的。米夫是想在中国党内安插亲信，王明则想借机在党内夺取最高权力……但不能因此认为，凡是在中大支持支部局、受教条宗派影响的人都有政治野心。应当说，他们的动机是很复杂的，有的是出于对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的信任，有的是限于组织纪律的约束，有的是政治上受蒙蔽，不可一概而论。但是，怀有政治野心、至死不服从真理的王明，将永远遭受历史的谴责。”[135]
5月～6月 参加苏联欢迎高尔基回国大会，并同斯大林谈话。
《传记与回忆》说：1928年高尔基回国后，在苏联国家大戏院开了欢迎会。支书别尔曼要绍禹代表大中学生参加欢迎会并讲话。布哈林先作报告，然后各界致欢迎词。绍禹讲话后，被请上主席台，恰好坐在波克罗夫斯基[136]和斯大林之间，斯大林隔壁坐着高尔基。当绍禹致欢迎词后和高尔基握手时，高尔基说：“非常感动，非常感动！”波克罗夫斯基向斯大林说：“请允许给我五个像哥鲁别夫（绍禹）这样的青年研究历史。”斯大林说：“可以。”……散会时，主席团人都从边门出去。斯大林说：“我和你一块走吧。”从大戏院一直走到克里姆林宫。路上斯大林夸绍禹俄文学得不错，并问道：“你看陈独秀这人怎样？”绍禹：“仅就普通为人说，他也许不算个坏人，生活很朴素，说话也爽直。但从一个共产党领导人看，那他不行。”斯大林：“为什么？”绍禹：“他对马列主义懂得的太少了，政治上不行，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了解都是错的，作风又是家长制，不听别人意见……等。”斯大林：“对的。别人和我说的也和你说的差不多。”斯大林还问道：“你是否愿意到波克罗夫斯基那去学历史？”绍禹：“要学几年？”斯大林：“五年。”绍禹：“我想学一二年，就回去参加实际工作。”绍禹回校后，把遇到斯大林的情况告诉了米夫。米夫说：“秋白已来。他要你去见他，以便和你商量六大工作。”过了几天，绍禹到别特尼茨卡亚大街二十五号去，那里已到有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和邓颖超、杨之华等同志。
6月18日前几天 在斯大林与中国共产党负责人谈话时，担任翻译。
《传记与回忆》说：“六大开会前几天”，“斯大林和代表团一起吃了晚饭。8时开始谈话。先把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阶段和形势问题，从理论上、实践上反复地说明，说了三个钟头”。“在斯大林同志谈话时，参加谈话的中国同志又给他提了很多问题，他都详细地回答了。”“大家基本上同意了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就连有些幼稚得可笑的问题，斯大林也不厌其烦地给以解释”。“谈完时，已是次晨8时。斯大林问还有什么疑问，还可以再提出来，大家都说没有了。斯大林说：‘饿了吃饭吧。’并说：‘哥鲁别夫（绍禹）！应该给你这个翻译一个列宁勋章。’秋白懂俄文，听见了笑说：‘是的，很对，斯大林同志。’”
王明后来谈到这次的情形时说：参加讲话的六大的有些代表，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革命的基本问题都懂得很少，因为有时向斯大林同志提出一些很可笑的问题，但是斯大林同志总是很严肃地谆谆然地作解答。例如，有人发问：“中国新的革命高涨到哪一天来呢？”“革命高涨是直线的呢？还是曲线呢？”等类的幼稚问题。斯大林详细地解释，革命高潮来到的日期不能预定，但是，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基本任务——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余孽，八小时工作制等，并未解决。因此，新的革命高涨必不可免地要到来；而到来的快慢早迟，不仅要看国内外各种客观的条件如何，而且首先要看党对于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所作的准备工作如何，才能决定……又如有人发问：“中国革命须要好些个马列主义理论家才能胜利呢？”斯大林同志答道：大约五十个，因为你们中国很大，没有五十个真正精通马列主义理论并能独立地运用马列主义去解决问题和领导工作的同志，是不行的。不过，这五十个要是真懂马列主义的，而不是只能在马列主义下喊革命口号的人等等。诸如此类并且比这更幼稚的问题还很多，斯大林同志始终是有问必答，表现出难以比拟的那种真正诲人不倦的风度。[137]
这次谈话，使王明更加目空一切。陈铁健在《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中说：“瞿秋白、李立三等向斯大林请教的一些问题，在王明看来，都很可笑，因而更加目空一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许。米夫则散布对中国党负责人轻视和不信任的话，推崇王明等人，暗示可以提拔他们参加中央领导层。当时虽未得逞，但造成了中国留俄学生中对中共代表团及中央负责人的轻视和不信任。”[138]
6月18日～7月11日 作为米夫的助手和大会秘书处翻译科主任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139]
有的著作说：“会议期间在米夫的安排下，‘中大’的陈绍禹（王明）、潘问友、沈泽民、李培之、孟庆树、朱自纯、秦曼云、杜作祥、瞿景白等作为‘指定参加及旁听代表’参加了大会秘书处的工作。”[140]
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说：米夫“起的主要作用是：一、散布了一些对中国党负责人轻视、不相信的话，有影响。在六大筹备选举时，他在筹备选举的委员会中说过，中国党负责人理论上很弱，现在有些较强的同志如王明、沈泽民等，暗示可以提拔他们参加中央。当然，当时是没有什么人理他的（后来传出去说，米夫要提拔他们当中央委员），可是这种说法却起了影响，造成了东方大学等校学生对党的负责人轻视，以致后来发生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斗争。二、造成了工学界限。例如他对向忠发极力地捧，利用他放炮，要他反‘江浙同乡会’等。在六大会后，有的代表没有走，还召集了几个报告会，王明还报告了反‘江浙同乡会’的斗争。一般地说，代表们对米夫印象不好。三、在组织上起了些作用，但不是主要的。例如，在六大工作人员的人选上，东方部的人员多，这是有宗派的意味的”。[141]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在六大期间，陈绍禹等“这些中大学生，被认为是米夫派，在大会里任翻译等工作，他们是后进的同志，大多自命不凡。听了一些代表互相指责的言论，不免对于原有领导人物，意存轻视。他们听了瞿秋白那种‘半罐水’的马列理论，往往在那里暗中窃笑，觉得比他们的前辈懂得更多。对于有些代表，若干不能自圆其说的发言，他们又认为过于缺乏理论。他们表示既反对瞿秋白的盲动主义，也反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似乎今后党的重任要由他们来负担了。这一切的一切，都被认为米夫是在那里培养干部，来打击我们这些原有的领导人物”；米夫和陈绍禹等把向忠发“当作一张王牌，来批评我们的错误”；陈绍禹等还散布小道消息，“私下说到布哈林右倾，并不能代表斯大林、俄共和共产国际的意见”。他还说：“中共六次大会开会的时候，向忠发陈绍禹等，逢人便说：‘中山大学，问题大得很，里面有一个国民党的江浙同乡会的小组织，参加的有一百五十多人。’他们认为清除这些江浙同乡会分子，是一件重要的事。向忠发回国时，还郑重其事的要求我和瞿秋白重视这件事。”[142]
唐宏经还说：“在‘六大’会上，王明担任翻译时，整天跟着米夫的腚转，一副溜须拍马相。”[143]
孙耀文在《风雨五载》中说：王明借机在会上炫耀自己，但是，这次大会的任务是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大政方针问题，对他们那一套不着边际的空泛议论不感兴趣。因此，6月23日召开的大会主席团第四次会议对前一决定作了修改：“鉴于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被指定参加大会的学生发言不切实际，主席团经过讨论决定：仍允许他们发言，但须告诉他们不要只重复理论，分配他们去各省代表团工作。”6月26日，主席团会议又对此作了进一步限制：“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学生发言有时间就讲，没有时间就不再发言。”这就使陈绍禹等人借大会发言以扬名全党的打算落空。他还在会下卖弄自己，以此向人们显示自己知道内部机密，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欣赏的人物。他和米夫混在一起，形影不离。代表们对米夫印象不好，对陈绍禹的表现也十分反感，非常厌恶他夸夸其谈，自以为是，看不起革命前辈，有宗派主义的气味。[144]
6月26日 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致函红色教授学院，送去中山大学推荐王明等七人到该院学习的信。另六人为：张闻天、卜世奇、沈泽民、潘问友、王稼祥、李明昌。[145]
但《传记与回忆》说“1927年暑假后，党的区委决定”把“沈泽民、张闻天、王稼祥和陈绍禹等五人送进红色教授学院深造。绍禹想早日回国参加实际工作，不愿再学五年而未去”，后来郭绍棠补了这个缺。
6月 陪叶挺、邓演达与布哈林谈话。
有的文章说：叶挺接到党组织的通知，要他赶到苏联莫斯科去。他在莫斯科结合自己在广州起义的亲身经历与体会，给党组织写了一份关于广州起义经验教训的报告，认为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的时候，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举行武装起义是很难取得彻底胜利的。对在起义举行后，由于敌众我寡，起义部队不能死守广州，而应及时撤离，转移到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这一问题，叶挺在报告中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这时，中国共产党的六大正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成立了以苏兆征为召集人的“广州暴动委员会”，对广州起义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在大会上，叶挺的报告受到米夫、王明集团的严厉批评与无情打击。王明等人并没有认真研究过叶挺所写的报告，更没有认真听取叶挺的申明，仅凭个人主观臆测，就无理斥骂和攻击叶挺，毫无根据地斥责他“政治动摇”。[146]但《传记与回忆》说，王明只是按米夫的指示陪叶挺去和布哈林谈了一次话。在这前后，王明还陪邓演达与布哈林谈了一次话，认为“叶挺和邓演达都是可以争取说服的有用的人”。
7月11日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
因为大会闭幕后有的代表还没有离开莫斯科，就组织了几次报告会，王明作了《关于江浙同乡会问题》的报告。王明后来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由于我同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一起积极反对由托陈两派分子组织起来的所谓‘江浙同乡会’，根据党的六大主席团决定，我又在六大上作过‘关于江浙同乡会问题’的报告。”[147]
在此前后 把中共六大上的争论带到中山大学，在同学中挑起争论。
陈一诚回忆说：“王明等人由于米夫的关系，作为大会的工作人员参加了大会。‘六大’会议上，关于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的批判及党在今后的任务等问题上曾有不同意见。王明等人了解这些争论情况，但是，他们无视党的纪律，别有用心地把会上的争论带到劳动大学里来，在同学中间挑起了激烈的争论。那时，我们每周都要召开辩论大会，在辩论中，绝大多数同志都反对王明等人的意见。但支部局的这些委员们总认为自己的意见正确，对广大党员的意见一概听不进去。”[148]
7月14日 向忠发召集中共代表团开会，当众宣布了“江浙同乡会”事件发生的经过及最初的处理过程，要求“同志们绝对不要怀疑，这完全是一个事实的东西”。王明在这一天会议上的发言，俨然成为对“江浙同乡会”盖棺论定的系统结论。他的发言分为如下五个方面：1.江浙同乡会的来源；2.江浙同乡会的实质；3.江浙同乡会的行动；4.江浙同乡会的前途；5.我们对江浙同乡会应采的办法。关于“江浙同乡会”的来源，王明明确认为它起源于中大前此的派别斗争，即所谓“教务处派”和“党委员会派”之争。“江浙同乡会”的基础，就是教务处派。俞秀松等参与派遣学生学习军事的分配工作，就是对于组织“江浙同乡会”的一种重要步骤。按照他的说法，“如果说江浙同乡会组织成功的直接原因是军营中为互相开玩笑，但其历史根源则是与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等派人学军事时之准备工作有很大的关系”。而他提出的处理办法是：“首要者除用党纪制裁外，还须采用其他办法，次要者用党的组织办法解决，一般会员用党的教育方法解决。”会后提出的《对于江浙同乡会的意见》，除了在处理办法上与王明的意见有区别外，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他的看法。[149]
7月17日～9月1日 作为翻译工作人员，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传记与回忆》说：“中共六大开完后，接着1928年8月间共产国际六次大会开幕。绍禹担任所有主席团的中文翻译工作，并负责所有中文翻译工作的组织审阅等。除作口头翻译外，并参加翻译共产国际纲领等主要文件。”“直到中共代表团大多数离莫后，审阅的工作还未完，结果累病了。医生要他休息，他不肯，仍回中大去作党的工作和授课。一直继续工作到回国前。”
7月19日 举行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上和7月21日的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推选出以瞿秋白为负责人，由张国焘、邓中夏、余飞、王若飞参加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7月30日 给中共代表团苏兆征、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周恩来写信，说“听说主席团会议已决定我回国，我现在向您们请求我在此地还学习二年”，理由是：第一，“我在莫斯科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差不多尽是作工，没有读书”；第二，许多同志都想从国内来此地学习，“我现在既有此机会，何必令我失去？”“在莫斯科有许多真正学足了三年的同志，他们的经验和理论都比我这个小孩子强，如果要调好一点的人回国吧，则应该调他们”；第三，“我自去年冬季起就有心脏病”，现在又得了肺病，正准备去南俄养病，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就是勉强马上回去，一定变为一个心病和肺病鬼，坐在党里不能做事，靠救济会去养老（但是又不够养的资格）；这一点我实在不愿意，我想您们一定也不愿意。同志们！让我成为一个健全的青年回去吧！心病肺病鬼有什么用处呢！”“因此，我诚恳的请求您们允许我的要求，我愿学习的是农民土地问题及军事政治，因为这两个问题，我最有兴趣；至于我到底学那一种问题，则全由您们，国际及我的身体在最近的将来如何而定。”
7月～8月 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调查处理“江浙同乡会”问题时极力进行阻挠和反对，并反对瞿秋白等代表团领导人。
周恩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说：“六大后，中山大学里以王明为首的宗派，集中力量反对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在中山大学内，宗派斗争很厉害。六大后，中山大学的宗派斗争继续发展。王明宗派反对中国代表团，实质是反对党中央，认为中国党的中央不行了，要换人。”[150]
杨尚昆回忆说：向忠发到中山大学作报告以后，“中大的江浙籍学员人人自危，他们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代表团提出申诉，要求重新调查。代表团指定瞿秋白等处理这件事。这样，王明控制的支部局同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展开了一场调查和抵制调查的斗争，这就是后来延安整风时博古所说的王明宗派‘反对中国党的第一战’”。他还说：当时，“瞿秋白派中共代表团成员邓中夏、余飞来中大查对事实，支部局拒绝合作。代表团经共产国际同意到‘格别乌’机关查阅‘江浙同乡会’的调查材料，他们又以种种借口予以拒绝。出于无奈，代表团只好通过在中大学习的亲属，像瞿秋白的爱人杨之华、弟弟瞿景白，陆定一的爱人唐义贞和张国焘的爱人杨子烈等找人个别交谈。支部局又说他们是拉帮结伙，想夺学校的领导权；他们和谁来往，讲了什么，都有单子记着，甚至用窃听等极不正派的手段。最后，瞿秋白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依据事实指出：被指控为同乡会负责人的周达文是贵州人，‘重要成员’的左权、朱务善是湖南人；而张闻天、沈泽民和博古等虽然是江浙人，却和‘同乡会’的人观点不同，可见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组织；至于这些学员在一些问题上，确实对支部局有意见，但并不是派别活动。代表团要求王明等提供新的证据，王明等置之不理。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中央和中共代表团为此组成审查委员会。这时党的六大已经闭幕，留在莫斯科处理未了事情的周恩来同志参加审查委员会，召集中大支部局负责人和被指控的董亦湘、孙冶方等进行对质，结论是：指控不实，不存在‘江浙同乡会’。周恩来在中大全体师生大会上宣布了这个正确结论。米夫和王明反中共代表团的‘第一战’输了。为了报这‘一箭之仇’，1929年暑假前，在10天的总结工作大会上，又发生了一场斗争”。[151]
陈修良回忆说：“王明一伙自称为‘理论家’，他们把中共代表团看作机会主义者；他们看到不少同学经常去代表团谈话，因而又对代表团的负责人言论非常注意，不惜到处搜集代表团成员们的文字与口头言论，断章取义，进行攻击；而且对中国同学的言论也一起搜集，他们认为有‘右倾’的无不想同中共代表团挂起钩来，目的就是为了打倒中共代表团的领导人，其中特别是瞿秋白和邓中夏同志。”“王明一伙最恨的是瞿秋白同志，因为他在共产国际和中共内部威信较高，不用说是他们夺权的主要对象，必欲打倒之而后快。”“‘中大’内部经常有人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代表团同志，甚至在墙报上公开画漫画丑化他们的形象，进行人身攻击。”[152]她还说：“我在莫斯科期间，王明这个野心家一心想夺权，把秋白看成阻碍他掌权的最大的敌人，千方百计地攻击、造谣、谩骂，无所不用其极……连我们这些经常去看秋白的人也被骂成是‘代表团的走狗’。他们这样骂，妄图迫使‘中大’的学生不敢去接近秋白。我根本不理他们这一套，照常去看秋白和杨之华。当时，‘中大’的墙报被王明派夺过去了，由他们的人任编辑，几乎每一期墙报都不负责任地攻击丑化秋白。秋白那时常抽板烟，他们就画了个抽板烟的猴子。而我们的驳斥、辩论文章，他就是不登。”[153]
吴福海回忆说：“由于两派的对立和斗争，有的同学到中共代表团去反映情况。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张国焘为此到劳动大学来讲过话，他们表示支持多数派的意见，要求大家听中共代表团的话，反对无原则的斗争等等。我们还找过当时在莫斯科的邓中夏，他是工人运动的领袖，和我们工人学生比较接近，他对我们比较支持。但是支部局王明等人，以米夫为靠山，根本不把中共代表团放在眼里，对代表团的意见也不加理睬。我们一些工人学生看到王明等人对待中共代表团的轻蔑态度非常反感。有一次，我和博古在会议散了之后，继续进行争论，他强词夺理，我激动起来，失手打了他一拳。我动手打人是不应该的，但他却由此对我怀恨在心。”[154]
陈一诚回忆说：“王明等人在劳动大学搞宗派活动，他们所攻击的主要对象是瞿秋白。瞿秋白在党的‘六大’以后是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他常到劳动大学来了解情况，同大家交谈。他支持同学们的合理意见，对王明等人的错误言行进行了批评斗争。王明等人因此对瞿秋白恨之切骨。”[155]
袁溥之回忆说：“一九二八年冬，瞿秋白同志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听取了许多同志的申诉后勇敢地为所谓‘江浙同乡会案件’翻案，给一些同志恢复名誉。这样，瞿秋白又成了米夫、王明等人的打击对象。他们以中共驻莫斯科支部局为阵地，在米夫及共产国际某些人支持下，攻击瞿秋白同志。”[156]
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说，王明曾企图对周恩来做工作。他说：“陈绍禹在各方面和周恩来相比，都只好算是一个侏儒，但他有一点强于周恩来，就是他有夺取第一把交椅的野心和韧性；为达此目的，他甚至不惜应用任何手段的（包括非革命的和最卑劣的在内）。因为归根结蒂说，陈绍禹不是革命家，而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工于心计，能玩无耻手段的政客。”“那时候，以陈绍禹在党内的地位（即一无地位）说，离争取‘第一’的路程还非常之远，但凭他和斯大林直系的结托之亲且密，他却有充分理由来从事准备。以向忠发代替瞿秋白，陈绍禹的时间表上不过是将来取而自代的一个步骤。拉拢周恩来，只是一出先期演出的隆中求贤罢了。”[157]
陆定一回忆说：“这个时期里，王明集团开始在莫斯科形成。这个集团自称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或者‘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王明集团实际上是米夫（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组织起来，要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米夫组织了王明集团，首先就在莫斯科反对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扬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中国革命遭到失败，所以所有老的领导人都是机会主义者，非推翻不可……张国焘当时可耻地向王明集团投降，所以中国代表团里就发生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同志们同张国焘和王明集团的斗争。瞿秋白同志成了米夫和王明集团在党内的主要打击对象，我成了他们在青年团内的主要打击对象。”[158]
8月10日 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党务委员会作出《关于“江浙同乡会储金互助会”问题决议》，认为没有材料证明所谓“江浙同乡会”组织的存在，对“江浙同乡会”成员的指控和怀疑“都是没有根据的”，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个冤案。[159]
8月15日 瞿秋白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给苏共中央政治局写信，对联共监委根据“格别乌”提供的材料所作的错误结论，提出不同意见。同时写信给中共中央，说明在江浙籍同学中，对某些问题意见不一致，并不是罪过，不能说他们是有组织的派别活动。[160]
在此前后 周恩来经过调查后认为“江浙同乡会”并不存在。张国焘回忆说：“我们曾将这件事交由周恩来处理。周恩来调查的结果，觉得所谓江浙同乡会事实上并不存在。因此，这个小组织的案子，就不了了之。”[161]
8月前后 作《七夕观星》诗一首，诗曰：
女郎银汉各西东，暮暮朝朝顾盼中。
一旦两心成一体，鹊桥不架也相逢。[162]
据袁溥之回忆，王明在这时继续追求孟庆树。她说：“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之后，我同孟庆树住一间房，王明经常跑到我们房间里来。孟庆树起初不喜欢他。他个子矮小、外表的确配不上她，但他却死皮赖脸地缠着，有时甚至跪在孟庆树床前。有一次，孟庆树生气打了他，他还嘻［嬉］皮笑脸不以为耻。我当时就认为，这个人在女人面前没有一个男子汉的气概，在外国人面前没有一个中国人的气概。但是，由于历史的误会，这个人却统治我们党长达四年之久。他使无数同志牺牲在他的机会主义路线之下，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五，差一点葬送了中国革命。”[163]
8月前后 中山大学的学生发生打架问题。
关于这次打架事件的发生，有的认为是由于在“江浙同乡会”事件中受嫌疑的学生准备致信共产国际监委和联共中央监委，要求立即公布有关“江浙同乡会”的调查结论，为受嫌疑学生恢复名誉。结果，这件事为部分工人学生所侦知，并在中大党支部一些人的暗中支持下，以查找所谓“反对派文件”为名，演出了一幕强行搜查同学寝室，双方大打出手的“全武行”。[164]
有的人认为这完全是由王明等人指使或挑动起来的。如李一凡回忆说：由于米夫、王明等人的倒行逆施，“在以李剑如、余笃三、郭秉元等优秀工人同志为首的广大党、团员群众和米夫、王明当权派之间产生矛盾自然就不可避免了。矛盾日积月累，斗争越来越激烈、尖锐。1928年8月在莫斯科近郊奥列霍沃休养所和1929年8月在黑海之滨阿鲁什塔休养所，王明一伙就曾挑起了好几次武斗”。[165]
王凡西也回忆说：王明为了打击反对他的“反对派”，曾采取各种手段，甚至“成立打手团（这自然并非专门对付反对派）。在‘提拔工人’的名义之下，陈绍禹们捧出了几个孔武有力，蛮不讲理的工人同志来。其中有数位是从法国转来的山东人，第一次欧战时候派去法国的华工。他们在法国的唯一工作，就是和曾琦们的国家主义的棍徒们打架。人很忠实，可惜头脑非常简单，他们信任了霸占着党部的陈绍禹们，把其他同志，陈派的异己者，看成为‘国家主义派’一类的敌人；另一些是从上海来的。其中最出名的是一个姓李的江北工人和另一个姓王的（可惜我都忘记了他们的名字；二人的下场据说姓李的后来在瑞金被枪决，姓王的回国后就投向国民党了）。这些人时常打架，完全是陈绍禹的‘马仔’作风。陈氏所到之处，这些人大抵形影不离，前呼后拥，趾高气扬，叫人非常看不顺眼”。[166]
9月1日 新学年开始，“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中国班和军事速成班并入中大，中山大学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劳大”，习惯上仍称中大，米夫任校长，王明在该校任翻译及联共党史教员。
关于中山大学改名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江泽民回忆说：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12月中苏断交，“1928年初，中山大学被迫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中大’。从此以后，‘中大’直接由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同时接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导”。[167]孙耀文在《风雨五载》中说：中山大学改名本身有个过程，1928年已在一些场合使用新校名，但确切地说，正式改名是从1929～1930年新学年开始的。[168]但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年谱》上卷[169]、徐则浩著《王稼祥传》说，改名是从1928年9月1日新学年开始的。此处采后说。
杨尚昆回忆说：中山大学改名后“性质和体制也起了变化”，“培训对象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从领导关系来说联共中央、共产国际东方部都可以管，党组织归学校所在的莫斯科区委领导。按道理讲，为中国共产党培训干部的学校，中共中央应该有代表参与领导，事实上并不如此，学校领导机构中没有中共的代表……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学员的鉴定分配等权限都集中在米夫手中，米夫又通过王明在学生中串联活动。他的打算是培养一批服从他、能够贯彻共产国际东方部路线的干部”。[170]
对于东大的中国班和军事速成班并入中大，王明也起了作用。孙耀文在《风雨五载》中说：当时东大校长舒米雅茨基力图把中山大学的在校学生全部接收到东大去。中大米夫校长则坚决请求联共（布）中央把在东大的中国学生政治班和军事班合并到中山大学来，扩充自己的势力。陈绍禹等人乘机在两校中国学生中进行鼓动，为把东大的中国学生合并到中大制造舆论。不仅如此，米夫和陈绍禹一伙还假手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执委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向忠发等）来实现自己的图谋，提出以下的解决办法：（一）所谓“旅莫支部残余”全部遣送回国；（二）东大的政治班中国学生全部归并到中山大学；（三）军事班结束，其中多数回国，一部分进中山大学，另一小部分转入苏联的正规军事院校深造。联共（布）中央曾派了一个调查委员会专门处理这个问题。结果，联共（布）中央决定撤销“东大”的中国班，米夫、陈绍禹等提出的合并方案变成了现实。[171]
9月6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中央监察委员会党务委员会作出的《关于“江浙同乡会储金互助会”问题决议》，并通过了《告苏联境内中国劳动者大学和其他学校全体中国学生、联共（布）党员和候补党员、苏联列宁共青团团员、中共党员和候补党员、中国共青团团员书》，正式宣布所谓“江浙同乡会”的组织不存在，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无论如何要克服因参加所谓‘江浙同乡会储金互助会’的人产生怀疑而形成的相互不信任感”。[172]
“江浙同乡会”事件虽然不了了之，但由此造成的影响很难消除，被认为与“江浙同乡会”有关的学生仍然受到压制和打击。杨奎松在《“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续）》中说：“江浙同乡会”事件后来虽然不了了之，但既然没有人宣布“江浙同乡会”事实上并不存在，一切嫌疑分子应当解除嫌疑恢复名誉，依旧有人可以利用这根大棒子打人。而陈绍禹一派人的纠合和得势，也正是得益于此。只不过，人们后来不再简单地说俞秀松、周达文等人是什么“江浙同乡会”了，由于此后中共党内也出现了所谓“反对派”（即“托陈取消派”），因此所谓“江浙同乡会”也就成了陈绍禹等指责“反对派”或“托派”的代名词，说什么“江浙同乡会”实质就是托陈分子的秘密组织，或者称“江浙同乡会”是掩藏着反革命托派的，说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人是“中国的托洛茨基匪徒”。结果，三十年代末周达文、董亦湘、俞秀松等，仍旧受此牵连而冤死。中大几乎所有曾经拥护教务处派、第三派，或同情俞秀松一派的仍在苏联的中国学生，而后也仍旧因此而受到各种形式的迫害。[173]
孙冶方也回忆说：“此后，王明、博古控制的支部局的同志们不再用‘江浙同乡会’这顶帽子吓人了。但是由于学生群众反对王明、博古控制的支部局领导集团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斗争始终没有终止，而王明、博古他们不从检查自己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着手改进自己的领导作风，总是怀疑学生中反支部局领导的斗争是由秘密的反革命组织策动的。他们所怀疑的对象主要还不是真正的托派，而是俞、董、周以及过去被怀疑是江浙同乡会分子的那些人。”[174]他在《给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报告》中还说：“在此后两年间，由于王明、博古宗派集团领导不得人心，群众仍然不断反对他们，他们不作自我批评，依然归罪于莫须有的同乡会、反革命组织的阴谋活动，把党员群众中反对他们的积极分子都视作同乡会反革命组织分子。”[175]
余贯真、梁荆山等在1928年8月14日致中共代表团的信中也说：“自去年‘暴露江浙同乡会’的声浪高唱入云以后，中大就充满着恐怖的不自安的空气……不但江浙的一般同志不敢谈论其事，低头不敢讲党委的工作和党的生活，即许多各省的同志，也个个自危。同志们互相猜疑，互助嫉视，同志关系变为非同志的互相暗里侦察的关系。”[176]
严明杰在1928年8月31日致中国共产党参加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的全体同志的信中也说：“迁延到这么长久，使同志相互的怀疑、猜想、倾陷、挑拨，不断地发展和增加，这样继续下去，将达到什么地步！……据向忠发同志的报告说得怎样严重，如说要枪毙他们的首领等等；如沈泽民、陈绍禹同志向同志们中的宣传说他们的组织怎样严密，他们的人数如何之多，如中山大学有一百余人，而炮兵学校、东方大学、列宁格拉（勒）到处都有他们的组织。忽而同乡会，忽而储金互助会，捕风捉影，弄得风雨满城，许多同志犯了嫌疑不能参加一切学习和工作，许多同志犯了嫌疑开除党籍和遣派回国。”他还说：“在莫斯科的同志，他如果头上被人加上了‘幌子’［‘帽子’］，如什么主义，或什么倾向……特别是犯了江浙同乡会的嫌疑的同志，他根本就失丢了大部分的政治生命，可说是没有工作的可能！这是多么的严重而可怕呀！”[177]
9月26日 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教员班、研究生和研究员问题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研究员、研究生和教员班的组成，确定王明等七人为研究所的研究生。[178]
10月 在一次做翻译时晕倒。
《传记与回忆》说：1928年10月某日，绍禹因过度疲劳，不能工作，躺在自己床上休息。可是中共代表团的余飞坚持要王明去做翻译，结果“翻了不多时，即头晕不能支持下去了”。米夫和秋白来问时，绍禹“想把情况讲明，还未说完，已晕倒了”。“经医生看过，证明是由于过度疲劳，心脏衰弱，第一次出现心脏神经症。”
秋末 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开展反“先锋主义”、“工人反对派”和“第二条路线”的斗争。
关于反“第二条路线”，庄东晓说是从1929年初开始的。她说：1929年初，联共中央发起了反“布哈林右派反党联盟”运动，王明一派立即在支部中布置行动，发动“反右倾路线”的斗争。这个时期，盛忠亮身为支部局的秘书，暗通“格别乌”，起了极坏的作用。他们名为反“第二条路线”斗争，实则是为整掉一批人，包括肉体的消灭。这真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支部局的目的是利用米夫的权势，打击一批不听话的同学。谁对支部局有不满的意见，必将指为“反党”或者戴上其他帽子，最普遍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一顶时髦帽子。乱戴帽子的结果，引起同学们普遍的不满，所以支部局派到后来只剩下少数人。[179]
但多数人认为反“第二条路线”是从这年秋末开始的。
对于这场斗争的起因，庄东晓回忆说：由于制造“江浙同乡会”冤案不得人心，“于是米夫一伙又利用权力再制造更为广泛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以打击一大批同学，并拉拢一大批人作为帮凶，攻击中共代表团，为夺取中国党的领导权，作好思想与组织的准备”。另外还因为“王明经常以‘领导人’自居，来参加‘中大’的大会（师生员工大会等），发表长篇大论，手捧经典著作，言必称马列主义，引经据典，以未来的‘中国列宁’的姿态出现在‘中大’同学的眼前，使人厌恶，于是逐渐形成‘反支部局’的一派。王明为首的支部局派则申言，从中国去的同学因为中国大革命失败，情绪消极、思想‘右倾’，又是什么背后有中共代表团支持，有俞秀松一派的策动，结成联合战线实行反党，进行‘第二条路线’斗争，等等”。[180]
孙耀文《风雨五载》一书分析说：在大多数同学对陈绍禹宗派的做法非常不满的情况下，这个宗派为了保持对中山大学的控制，就采用高压手段，制造新的政治帽子，硬扣到反对者头上。这样，在中山大学便新造出了所谓“先锋主义派”和“工人反对派”，等等。同时，陈绍禹一伙又诬指它们同托洛茨基派（“托派”已被联共（布）斥为“敌人”，这时已成为一顶十分吓人的危险帽子）紧密勾结，联合起来反对支部局、反对支部局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并照搬斯大林的提法，说它们执行“反党”的“第二条路线”（即机会主义路线）。陈绍禹宗派由此又把这些并不真正存在的“派”一起称为“第二条路线联盟”，并实施了“各个击破”的策略，最先下手打击的是“先锋主义派”。所谓“先锋主义”，本是中国国内共青团中存在过的一种脱离共产党的领导，甚至与党组织闹对立的错误倾向。但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共青团员中并没有谁提出过这种“先锋主义”，无非是有些团员对校内浓厚的宗派主义，对控制党支部局的陈绍禹宗派的恶劣作风有所不满而已，在校内团员中影响还不大。陈绍禹宗派为了压制不同意见，打击敢于反对他们宗派活动的人，就给他们扣上“先锋主义”帽子。[181]
有的著作说反“先锋主义”是从1928年初开始的，当时中山大学少共支部局中的一些人对支部局的工作不满，其代表人物是少共支部局宣传部长西门宗华及高承烈、林其涛等人。支部局以无视党的领导为名，给他们扣上了“先锋主义”的帽子，并重新改组少共支部。[182]但据制造“先锋主义”这顶帽子的盛岳说，这场斗争主要是在“秋末”，他说：“反第二条路线斗争刚一开始，中大有许多共青团员就表示支持第二条路线。中大共青团支部办公室的某些负责人，甚至公开鼓吹同党支部办公室对着干。在这些共青团领导人中，数西门宗华调子最高，但高承烈、林其涛等人都毫不掩饰。他们使用和第二条路线其他追随者使用的同样中伤语言来批评支部局。”“在1928年举行的党员大会上，我作了主要的发言，批判了西门—高小集团。我把他的路线定性为‘先锋主义’。因为他坚持要党支部局改变路线，公开无视党的领导，在那以后，他们就以‘先锋主义者’闻名，而且变成第二条路线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削弱这个第二条路线联盟，学校当局根据党支部局的建议，从一九二八年十月开始，把最调皮捣蛋的第二条路线同盟成员送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高承烈和林其涛等都被送到了西伯利亚。其他人如西门宗华则在第二年送回中国。”[183]
被称为“先锋主义派”主要代表人物的西门宗华，在叙述被打成“先锋主义”的经过时说：“先锋主义，发源于当年共青团中有过与党对立、不听党指挥的一种错误行为。我当时被王明指控为‘先锋主义’的代表人物。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于1927年担任中山大学团的宣传部长。团的工作是根据党的中心工作而自己安排活动日程的。有一次，我召开团的宣传会议，决定请外面的苏联人来校演讲，演讲之后搞娱乐活动。当时报告人已请好，娱乐活动也准备好了。这时王明突然来通知，说有党的活动，叫我们改变计划。按理，团的活动应该服从党的决定的，但是由于我当时年轻气盛，心想我们一切工作都作好了为什么要改变呢？我们团的总书记是苏联人，名叫华根，这个人很老实率直。我就对他说，你去开党的会议的时候，讲王明破坏我们团的活动。我是一句气语，哪知道华根真的在会议上率直地讲了，这一下恼了王明，说我不遵守党的决定，是先锋主义……这样我就被王明以‘先锋主义’这个罪名之一开除团籍。”[1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