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工人反对派”原本是俄共（布）在二十年代初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中出现的一个派别，曾受到列宁的严肃批评。王明宗派所谓的“工人反对派”，同联共党内存在过的这个派别根本不相干，不过是借用这个名称制造一顶新的“反党”帽子，专门用来对付反对宗派的广大工人学员（以下用学员一词，专指工人出身的学生），[185]特别是与王明等人观点不同的李剑如、余笃三等人，因为这是中大反支部局派出名的为首者。他们所以出名，是因为他们经常到大会上发言，公开批判支部局的错误行为，而且他们因为是工人出身，成份好，米夫一派不敢过分打击他们，所以胆子特别大，拥护他们的人很多。[186]开始，王明宗派曾试图对这批工人出身的学员采取笼络手段，把他们中的一些人拉过去，但收效甚微。于是，他们对提出批评的工人学员打击、报复。他们给这些工人学员扣上“工人反对派”的帽子，硬说李剑如、余笃三等人领头组织了“反党派别”，指责他们搞“反党的派别活动”，还编造谎言说有人在背后煽动不满，唆使他们反对党支部局和陈绍禹一伙所谓“布尔什维克”。[187]
同期 在反“先锋主义”、“工人反对派”和“第二条路线”的斗争中，王明宗派进一步开展反对中共代表团特别是瞿秋白的斗争。
周恩来在1960年7月作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说：“六大后，中山大学里以王明为首的宗派，集中力量反对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在中山大学内，宗派斗争很厉害。六大后，中山大学的宗派斗争继续发展。王明宗派反对中国代表团，实质是反对党中央，认为中国党的中央不行了，要换人，到1929、1930年，再加上联共（布）清党的影响，就搞得更混乱了，对有一点可疑的就开除，还流放了一部分。”[188]
庄东晓回忆说：王明等人反对瞿秋白，是因为瞿秋白曾批评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动。她说：“秋白同志早已看穿了王明一伙的派系活动，他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但自己拒不参与，而且一再警告他们：不要搞小动作，搞派系，意气用事，否则必然给党造成损害。”“秋白同志目睹王明等的恣意胡为，一次深有感慨的对我和潘家辰同志（华姐也在侧）说：‘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里，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一切要从大局出发，小我服从大我，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千万不要闹派系。闹起派别成见来，必然意气用事，混淆是非，后果不堪设想，小则敌我不分，认友为敌，认敌为友，破坏团结；大则流血，人头落地，要流很多血，死很多人呵！”“由于王明的善于挑拨离间，无事生非，秋白同志同米夫之间，也就是中共代表团同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关系愈距愈远，矛盾愈演愈剧，连斯大林一向对秋白同志的器重也发生了裂痕……”[189]
杨放之回忆说：“大多数学生拥护中共代表团，反对王明教条宗派攻击中共代表团的活动。王明反对中共代表团，也包括反对与中共代表团观点一致的学生。王明搞了一个墙报，编辑是博古，不指名地煽动反中共代表团的情绪。”[190]
李一凡回忆说：“他们千方百计地掣肘瞿秋白同志过问‘中大’事务，就造谣说他想当校长。”[191]
毛齐华回忆说：“我们经常听王明、博古等人在背后说他（指瞿秋白）也是调和路线。”[192]
孙耀文在《风雨五载》中说：“陈绍禹宗派攻击中共代表团时一个重要之点，就是指责代表团支持‘中大’内的反党派别活动，是‘第二条路线联盟’的幕后指挥，诬陷代表团本身陷入了派别斗争。这完全是颠倒黑白、倒打一耙的卑劣手法。实际上，中共代表团对陈绍禹宗派的斗争是坚持原则的，无非就是要求他们放弃派别活动。”“但是，陈绍禹宗派不听劝阻，依然故我，继续攻击中共代表团。由博古、盛忠亮等人编辑的墙报不断煽动反中共代表团的情绪。墙报上的文章，按不断提高的‘反右倾’的调子，攻击中共代表团的政治路线，指责所谓‘第二条路线联盟’、‘反支部局派’得到代表团支持而推行‘右倾路线’。”“不仅如此，陈绍禹一伙人还采用散布流言蜚语、小道消息以至造谣、诬蔑等手段攻击中共代表团。当时在‘中大’学习的许多学生至今仍记得陈绍禹等人的不光彩表演。”[193]
米夫和王明等人的做法，引起很多学生的反感和不满。1927年毕业留校担任教学和翻译工作的黄励即坚决反对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动，认为中共中央代表团的负责同志，是经历过斗争考验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代表，他们最了解国内革命的情况。王明等人是没有革命斗争经验的青年学生，竟以绝对正确自居，妄自尊大，夸夸其谈以迷惑人；依靠米夫的权势，对中共代表团负责同志指手划脚，横加指责。因而他毫不动摇地维护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主张。[194]乌兰夫在回忆当年情况时也说：“对于中山大学校长米夫和陈绍禹（王明）等在学校里搞的一套左的东西和他们那种轻浮、狂妄、专横的恶劣作风，确实令人反感，我也在党的生活会上给他们提出过批评意见，希望他们能改正。”[195]
11月1日 以韶玉的名字撰写《广州暴动纪实——广州起义一周年纪念》。此文收入1930年12月25日出版的《广州公社》文集中。
这本小册子分五个部分：引言、暴动前的中国和广东、暴动经过、暴动后的白色恐怖与革命影响、结论。在结论部分中，王明提出如下的结论：1.广东暴动是整个中国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特别是广东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可免的而且必要的产物。2.广东暴动在客观上虽然是中国革命失败过程中之退兵一时的战斗，但它是中国工农群众为保持革命胜利的必要的英勇的尝试，同时使革命深入到直接为创造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阶段。3.广东暴动参加的社会基础虽比较不广阔，但毫无疑义的是群众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既不是什么“军事投机”，更不是什么“盲动”。4.广东暴动在落后的殖民地国家中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使整个世界革命发展的过程，向前推进一步。结论最后宣称：“广东暴动是失败了！然而，它是中国苏维埃革命的第一幕：在最近将来新的革命高潮当中，中国工农一定能够体会巴黎公社广东暴动等失败的教训，和用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按照共产党宣言指示出的斗争方法——武装暴动以夺取政权，推翻中国的一切反动力量的统治而代之以工农兵代表会议的苏维埃政权！没有1927年12月广东苏维埃革命的大演习，便不会有最近将来全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总胜利！失败的广东暴动，只是最近将来胜利的全中国大暴动的预演！”“中国革命不胜利则已，胜利一定是‘中国十月’的胜利！”
《写作要目》说：这篇文章由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印发。中文版为全文，俄文版缩减太多，不能作算，而且俄文版被俄国同志改了很多，改得不好。因而瞿秋白同志曾为此向俄国同志提过抗议。秋白同志说：对广州起义的估计，各人有不同的意见，而关于广州起义经过的事实，过一千年也不会变，不应删改。
11月 到旅馆去找来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六大的广州起义领导人黄平。
黄平回忆说：“十一月间，陈绍禹曾经到我的旅馆来找过我，我原来不认识他，我意识到他是来拉拢我的，而且是奉米夫之命来的，见面时我对他很冷淡，所以，以后他再也不找我了。”[196]
冬 作七律《因劳成疾》：
六大[197]刚完六大[198]开，不分昼夜事纷催。
多时常觉操劳过，今日忽惊疾候来。
心正青春遭损害，医凭病理嘱关怀。
身心属党无穷乐，为党牺牲理应该。[199]
本年 作《关于〈中国革命之现状〉报告的发言》，后收入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1984～1985年版《王明全集》俄文版第1卷。
* * *
[1] 有的译为沃尔洪卡大街、伏尔洪卡大街。
[2] 河北省民政厅编《河北革命烈士史料》第1集，第37页。
[3] 《百年潮》2001年第8期。
[4] 汪云生：《二十九个人的历史》，第13～14页。
[5] 原名江克民，下同。
[6] 《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革命史资料》第17辑，第184页。
[7] 《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第180～182页。
[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8页。
[9] 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是3月12日，此处回忆可能有误。孙耀文《风雨五载》说大约是1926年1月开学的，第57页。
[10] 王明1926年12月14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的登记表。
[11] 《傅钟谈俞秀松在苏联学习时的情况》，《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辑，第212页。
[12] 骏声：《西北军演义》上册，第273页。
[13] 闫朦：《王明——曲折复杂的一生》，《金秋》2007年第11期。
[14] 孙耀文：《风雨五载》，第82页。
[15] 《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第180～182页。
[16] 《西门宗华回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情况》，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61页。
[17] 《党史天地》2003年第8期。
[18] 《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第180～182页。
[19] 王明1926年12月14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的登记表。
[20]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77页。王明1926年12月14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的登记表说：1926年七八两月，任“宣传部委员”；在延安写的简历说1926年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党团支部小组长”。
[21] 河北省民政厅编《河北革命烈士史料》第1册，第39页。
[22] 《传记与回忆》。
[23] 江泽民：《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革命史资料》第17辑，第192页。
[24] 此处记忆有误，那时王明已随米夫回到中国。
[25] 唐有章：《革命与流放》，第29～30页。
[26] 《回忆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革命史资料》第19辑，第90页。
[27] 后改名盛岳。
[28] 《吴亮平谈俞秀松和王明、康生斗争的情况》，《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集，第216～217页。
[29] 汪云生：《二十九个人的历史》，第29页。
[30] 庄东晓：《记忆中的瞿秋白同志》，《广东文史资料》第29辑，第25页。
[31] 庄东晓：《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广东文史资料》第33辑，第68页。
[32] 《回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王明路线的斗争》，《红旗飘飘》第18辑，第47页。
[33] 孙耀文：《风雨五载》，第237～238页。
[34]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79页。
[35] 《传记与回忆》。
[36] 王明1950年填的简历表说自己“1927.1～7，在广州、上海、武汉，作俄文翻译”。但他1928年7月30日写给中共代表团主席团苏兆征、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周恩来的信中说：“1927年二月我即同联邦共产党中央代表团米夫等到中国。”
[37] 《记忆中的瞿秋白同志》，《广东文史资料》第29辑，第26～27页。
[3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51页。
[39] 《传记与回忆》。
[4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52页。
[41] 《传记与回忆》。
[42] 《传记与回忆》。
[43] 《传记与回忆》。
[4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53页。
[45] 王明在延安写的简历说自己“5月～6月兼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1950年填的简历表亦说自己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宋侃夫说王明这时曾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见曹仲彬等《访问宋侃夫谈话记录》，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64页。对照王明简历，说他担任过秘书长的说法不确。
[46] 王明：《中共半世纪》，第105～106页。
[47] 即谢德尼可夫。
[48] 《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革命史资料》第17辑，第191页。
[49] 《杨尚昆回忆录》，第27页。
[50]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11～212页。
[51] 施巨流：《王明问题研究》，第11～12页。
[52] 袁溥之：《往事历历》，《广东党史资料》第3辑，第152页。
[53] 原名江克明。
[54] 《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革命史资料》第17辑，第191页。
[55]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12页。
[56] 《记忆中的瞿秋白》，《广东文史资料》第29辑。
[57] 《杨尚昆回忆录》，第27～28页。
[58] 袁溥之：《往事历历》，《广东党史资料》第3辑，第153页。
[59] 《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60] 指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刘鸣先、恽雨棠、曾子瑜、李佩泽、张东晓。
[61] 《传记与回忆》。
[62] 《中共半世纪》，第108页。
[63] 《吴亮平谈俞秀松和王明、康生斗争的情况》，《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辑，第216页。
[64] 张仲实：《二十年代赴莫斯科留学的回忆》，《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10期。
[65] 陈修良：《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载沙尚之编《记孙冶方》，第255页；曹仲彬、戴茂林：《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第102～103页；孙耀文：《风雨五载》，第240～241页。
[66] 程中原：《张闻天传（修订版）》，第75～76页。
[6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54页。
[68] 据塔斯社1988年8月4日报道，苏联最高法院决定对30年代的4起重大错案平反，其中包括1936年8月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共联合中心”案，认定“4个组织都不存在，对它们的指控毫无根据”，决定取消原判，为4个案件涉及的所有人恢复名誉。
[69] 《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革命史资料》第17辑，第194～195页。
[70] 《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百年潮》2001年第8期。
[71] 孙耀文：《风雨五载》，第221页。
[72] 袁溥之：《往事历历》，《广东党史资料》第3辑，第153～154页。
[73]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14～215页。
[74] 即郭绍棠，下同。
[75] 《吴亮平谈俞秀松和王明、康生斗争的情况》，《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集，第216～217页。
[76]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115页。
[77] 施巨流：《王明问题研究》，第12页。
[78] 此处回忆不确，王明去莫斯科前是武昌商科大学的学生。
[79] 《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陈修良文集》，第243页。
[80] 孟庆树整理《传记与回忆》附录Ⅴ《孟庆树的简历》。这份简历中还说：她1929年秋回上海，先在中央机要处工作，从这年冬开始在上海做职工运动，主要在东、西、南等区委和工会工作，曾任区委和工会的妇女部长、宣传部长。从1930年夏到冬，曾三次被捕。1930年冬到1931年冬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女部长、中央巡视员等工作。1931年底又到苏联，曾在国际列宁学校高级班学习，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1937年冬回国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书记和妇女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共女代表之一。1938年秋回延安，从这时起到1942年秋是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常委。1939～1941年任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政治处主任，1941年秋做过抗日军政大学女生队政治委员。1945年春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1947～1948年参加土改工作。从1948年冬到1950年冬是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1950～1955年是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据佟英明1988年3月17日采访甘宁的记录，其父孟宪洲“文革”中被从北京送回老家，又揪回北京扫地，又赶回老家，气不过，自杀身亡。其弟孟庆渊（孟侃），曾在延安财政处、第七机械工业部等单位工作。
[81] 《百年潮》2000年第6期。
[82] 徐志坚口述、王海燕整理《从父亲徐风笑的遭遇看王明宗派主义干部路线》，《中华儿女》2003年第4期。
[8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55页。
[8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56页。
[85] 袁溥之：《往事历历》，《广东党史资料》第3辑，第152页。
[86] 《写作要目》。
[87] 文章原件上写的是“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三日下午三时至十时”，但《写作要目》中说是“1927年1月上旬”。
[88] 《传记与回忆》。
[89] 指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
[9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57页。
[91]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39页。
[92] 陈修良：《孙冶方革命生涯六十年》，沙尚之编《记孙冶方》，第9～10页。
[93] 《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革命史资料》第17辑，第199页。
[94] 孙冶方：《给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报告》，沙尚之编《记孙冶方》，第287页；罗征敬：《恢复俞秀松同志在党史、团史上的地位》，《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第229页。
[95] 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
[96]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39页。
[97] 《杨尚昆回忆录》，第33～34页。
[98] 《杨放之谈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一些情况》，《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辑，第221页。
[99] 《陈修良文集》，第244页。
[100] 《吴亮平谈俞秀松和王明、康生斗争的情况》，1980年9月18日，《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集，第216～217页。
[101] 袁溥之：《往事历历》，《广东党史资料》第3辑，第154～155页。
[102] 《江泽民谈俞秀松》，《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辑，第245页。
[103] 《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104] 《百年潮》1997年第2期。
[105] 施巨流：《王明问题研究》，第12页。
[106] 孙耀文：《风雨五载》，第251页。
[107] 《对中山大学一段历史的回顾》，《江苏革命史料选编》第8辑，转引自孙耀文《风雨五载》，第252页。
[108] 袁溥之：《往事历历》，《广东党史资料》第3辑，第153页。
[109]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15～216页。
[110]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第69～70页。
[111]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393页。
[112] 见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90页。杨尚昆说向忠发是“9月14日在大会上放炮”（《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百年潮》2001年第8期），回忆有误，因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党务委员会已于8月10日作出《关于“江浙同乡会储金互助会”问题决议》，否定了这个组织的存在，向忠发不可能再于9月14日作这个报告。7月14日，向忠发召集中共代表团开会，当众宣布了“江浙同乡会”事件发生经过及最初的处理过程，杨尚昆可能把这个讲话错记为9月14日在中山大学的报告了。
[113]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16～217页。
[114] 向忠发当时还没有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回忆有误。
[115] 《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沙尚之编《记孙冶方》，第255～256页。
[116] 袁溥之：《往事历历》，《广东党史资料》第3辑，第155页。
[117] 孙冶方：《给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报告》，沙尚之编《记孙冶方》，第288页。
[118] 《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119] 杨奎松：《“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续）》，《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
[120] 见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90页。
[121]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90～91页。
[122] 《传记与回忆》。
[123] 《传记与回忆》。在延安写的简历说：1928年“5月～12月参加中共党六次大会及共产国际六次大会，作翻译工作，兼国际交通局中国交通工作等”。
[124] 杨奎松：《“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续）》，《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
[125] 《回忆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革命史资料》第19辑，第91～93页。
[126] 《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革命史资料》第17辑，第192页。
[127] 《关于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第89～90页。
[128] 《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红旗飘飘》第18辑，第48页。
[129]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115页。
[130] 毛齐华：《我所知道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内部斗争的情况》（未刊稿），1982年6月，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70～71页。
[131] 《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沙尚之编《记孙冶方》，第259页。
[132] 孙耀文：《风雨五载》，第233～245页。
[133] 戴茂林：《袁孟超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前后的一些情况》（记录稿），见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70页。
[134] 陈修良：《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载沙尚之编《记孙冶方》，第253～254页。
[135] 《杨尚昆回忆录》，第43、45页。
[136] 苏联历史学家。
[137] 《在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演》，《新中华报》1939年12月23日。
[138] 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第352页。
[139] 孙耀文：《风雨五载》，第260页。
[140] 程中原：《张闻天传》（修订版），第77页。
[141]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4～185页。
[142]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382、388、393页。
[143] 《唐宏经同志谈四中全会前后》，《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10期，第14页。
[144] 孙耀文：《风雨五载》，第262～263页。
[145]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92页。
[146] 《王明无理攻击叶挺》，见《解密：叶挺退隐流亡海外的十年生涯之谜》，“新浪论坛读书论坛”2008年4月24日，http：//forum.book.sina.com.cn/threal-1577241-1-1.html。
[147] 王明：《中共半世纪》，第108页。
[148] 陈一诚：《关于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第90页。
[149] 杨奎松：《“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续）》，《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
[150] 《周恩来政论选》下册，第816页。
[151] 《杨尚昆回忆录》，第34～35页。
[152] 《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陈修良文集》，第248～249页。
[153] 《回忆秋白和杨之华》，《党史资料丛刊》第2辑，第61页。
[154] 《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斗争生活回忆》，《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第100页。
[155] 陈一诚：《关于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第91页。
[156] 袁溥之：《往事历历》，《广东党史资料》第3辑，第155页。
[157]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第82页。
[158] 《〈忆秋白〉前言》，《新华月报》1980年第6期。
[159] 《有关“江浙同乡会”时间的重要历史文件》，马贵凡译，《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
[160] 王光远：《周恩来为“江浙同乡会”假案平反》，《世纪》1997年第2期。
[161]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393页。
[16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58页。
[163] 袁溥之：《往事历历》，《广东党史资料》第3辑，第156页。
[164] 参见杨奎松《“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续）》，《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
[165] 李一凡：《回忆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革命史资料》第19辑，第93～94页。
[166] 《双山回忆录》，第88页。
[167] 江泽民：《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革命史资料》第17辑，第179页。
[168] 孙耀文：《风雨五载》，第187页。
[169]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第93页。
[170] 《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百年潮》2001年第8期。
[171] 孙耀文：《风雨五载》，第183页。
[172] 《有关“江浙同乡会”时间的重要历史文件》，《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
[173] 《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
[174] 《关于中山大学一段历史的回顾》，《江苏革命史料选编》第8辑，转引自孙耀文《风雨五载》，第256页。
[175] 沙尚之编《记孙冶方》，第289页。
[176] 《余贯真、梁荆山等致代表团诸同志》，1928年8月14日，转引自杨奎松《“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续）》，《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
[177] 《严明杰致中国共产党参加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的全体同志》，1928年8月31日，转引自杨奎松《“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续）》，《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
[178]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93～94页。
[179] 《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沙尚之编《记孙冶方》，第257页。
[180] 《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沙尚之编《记孙冶方》，第256、257页。
[181] 孙耀文：《风雨五载》，第274页。
[182] 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第59页。
[183]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18～219页。
[184] 《西门宗华回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情况》（未刊稿），1979年1月，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86～87页。
[185] 孙耀文：《风雨五载》，第277、279页。
[186] 《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沙尚之编《记孙冶方》，第257页。
[187] 孙耀文：《风雨五载》，第276页。
[188]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08页。
[189] 《记忆中的瞿秋白同志》，《广东文史资料》第29辑，第24、27页。
[190] 《杨放之谈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一些情况》，《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辑，第222页。
[191] 《革命史资料》第19辑，第93页。
[192] 《我所知道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内部斗争的情况》（未刊稿），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82页。
[193] 孙耀文：《风雨五载》，第282、283页。
[194] 黄静汶、杨放之：《光照千秋——记黄励烈士》，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史料室编《雨花台革命烈士故事》，第117～118页。
[195] 转引自孙耀文《风雨五载》，第285页。
[196] 《黄平遗稿（节选）》，《党史研究资料》第4集，第77页；黄平：《往事回忆》，第66页。
[197] 指中共六大。
[198] 指共产国际六大。
[19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59页。
三 回国及上台
1929年 25岁
3月底 接到回国工作的通知，离苏回国。
有的著作认为米夫安排王明回国，是“想让他在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中尽早占有重要地位”。[1]但《传记与回忆》说，当时中共中央、联共中央都对如何对待富农的问题存在争论。一方面李立三与蔡和森争论，另一方面布哈林与米夫争论。布哈林要联合富农，米夫不同意。后来据米夫说，斯大林曾同意米夫的意见，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不能联合富农，因富农多兼半地主，叫他为半封建剥削。王明这次回国，就是被派去平息李立三、蔡和森关于富农问题的争论。书中说：“1929年2月初，米夫和秋白找绍禹谈话，说：‘你不是很久就想回国去工作吗？现在听说李立三和蔡和森关于富农问题争论得很厉害。李立三把蔡和森的政治局委员都开除了，和森正在动身到莫斯科来。中共代表团和国际东方部准备一封信（主要关于富农问题），但等信写好，还要通过，要几个月后，才能送去。因此，要你回去告诉中央，不要再争论这个问题了。他们都知道你在国际工作，会相信的。因而派你回去传达。”
关于王明离开莫斯科的时间，有的说是3月初。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我早已在二月初就离开莫斯科回国来了。”[2]孟庆树整理的《传记与回忆》也说：“1929年2月，绍禹离莫斯科。”但1929年3月26日米夫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近日将派遣戈卢别夫[3]同志和10到15人的一批有专业知识的学生和翻译”回中国。[4]说明王明这时还没有回国，他回国的时间应该是3月底。[5]
据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黄理文回忆，米夫对王明回国还特意作了安排：“上火车坐的是头等车厢，两人一个小包间，窗帘拉着，谁也看不见。这在苏联只有中央委员才能享受这种待遇，而中国同志只有瞿秋白等少数政治局委员可以享受这种待遇。”“到海参崴换轮船时，王明坐的是二等舱，而留学生回国大家都坐三等舱。”[6]
4月～5月初 在归国途中船经青岛附近时，作诗《沧海水》，表达对恋人孟庆树的思念，诗共五段，其第一段和第四段是：
（一）沧海水，何其多，拿来调墨写诗歌。
别意离情写不尽，直到沧海不流波。
（四）听不尽，看不完，惊天动地大诗篇，
为爱革命先妹去，别途越远越心连；
听不尽，看不完，惊天动地大诗篇，
为党事业先妹去，别时越久越心连。[7]
5月上旬 抵达上海。[8]作诗《抵上海》，诗曰：
方酣春意独还乡，别意离怀万里长。
西闻天鹰歌织女，东听河鼓笑牛郎。
域中乡市争红白，沪上风云搏暗光。
到此一心为战斗，冲霄壮志正昂扬。[9]
5月 被分配到中共沪西区委，在书记何孟雄领导下做《红旗》报通讯员。[10]
有的回忆说，当时中共中央提出让王明到革命根据地去工作，但他不愿意，愿意留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如师哲回忆说：“王明对从欧美经莫斯科回国的一些人讲过，在中国搞革命活动，领导工作只能从上边来做，从上边去领导容易得多，在下边作实际工作困难太大，有力使不上，有本事施展不开。王明常说，领导革命需要有核心力量，没有这种核心，没有骨干力量支持你，无论你怎么正确，你的主张也推行不开，得不到拥护。领导核心的形成，是从斗争中来的。所以，1929年王明回国后，不愿到基层工作，坚持要留在中央机关，一心一意想当领袖。他既害怕白色恐怖，又害怕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11]还有的著作说，当时李立三直接将王明“分配到几个基层工厂（即浦东区南洋烟厂）去作党的支部书记”。[12]但据《传记与回忆》说，王明回国后很不顺利：
1929年2月，绍禹离莫斯科。秋白叫他去找代表团管理组织工作的余飞。余飞叫绍禹到上海宝隆医院去接头。但是，绍禹到沪后，虽几次去信，也未见有人来接头。直到“五一”节前，绍禹在街上遇到陈原道同志，才接上了头。原道同志当时是中央组织部的干事，他很气愤地说：“宝隆医院这个地址破坏已半年了。我们早已通知过代表团，为什么余飞还把这个地址告诉你，而给别人不是这个地址！？”原道告诉中央后，第三天李立三到寿阳公（绍禹住的旅馆）来。他一见到绍禹，就横眉怒目、面红耳赤地问绍禹，国际有什么意见。当绍禹把情况告诉他后，他说：“你虽然在莫斯科学习过，但没有实际工作经验，要到最下层、最艰苦、最困难的地方去。”绍禹说“可以”。李立三派绍禹到沪西去，做《红旗》报的通讯员。但当绍禹找到沪西后，才知道已有了通讯员高杰三同志。高同志说：“我要半年以后才能离开。你是来做候补通讯员的，是给我做助手的。你的任务是每天领来报纸，送发报纸。每早六时到北四川路青年会拿《上海日报》（李求实主编的），拿70份左右。一半我分给区委，另一半由你自己到工厂街道等处去贴散。《上海日报》是秘密的，要善于躲避敌人。在电车上把报纸放在足下。时常有敌人来搜查，要小心……”李立三不准绍禹和区委人接触，只和高杰三一人联系。
1929年5月的某日，绍禹去青年会拿报，遇到李求实（他是共青团中委和书记处书记）。他和林育南等都不满意当时的中央。李问绍禹来此做什么，绍禹说来拿报。李说：“你是交通？”绍禹说：“我是候补通讯员。”李说：“区委有交通，我从未听说有什么候补通讯员！谁分配你这个工作？”绍禹说：“阿三（即李立三）要求我做最下层、最困难、最艰苦的工作。”李求实说：“你能不能到报馆来工作，你很可以写东西呀。”过了三个月，绍禹才被调到沪西区委做宣传部长，有时代理区委书记等职。[13]
6月7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发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共产党书》，即关于农民问题的信。这封信根据苏联在农业集体化中消灭富农的做法，也要求中国加紧反富农，指出必须“坚决的防止一切关于富农问题之机会主义动摇”。反对富农的策略，“不仅是应用于半地主式的富农”，就是对于在中国比较少的“自己进行生产的富农也是要一样的应用”。[14]这封信传到中国后，各根据地普遍进行了反富农的斗争，王明对这种“左”倾主张积极地进行了宣传和贯彻。
6月17日 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举行全校党员大会，由于会议持续十天，通称“十天大会”。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形成了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号。
关于这次大会召开的时间，有四种说法：一种说法是1929年6月。吴玉章说：“大会后即放暑假，学生都到南俄克里米亚海边去休养”，“九月返校”。[15]毛齐华说：“学校领导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结论（因为反对者占多数），就这样不了了之，有头无尾地宣布放暑假。”[16]姚守中等编著的《瞿秋白年谱长编》也说“在暑假将到之际，中山大学举行了全校党员大会，王明等小宗派集团开始了反对瞿秋白的活动”。[17]这都说明，“十天大会”是在放暑假之前。因此，孙耀文在《风雨五载》中说：“开会时间在各种材料中说法不一，1928年6月是确切的。”[18]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年谱》上卷，更具体地确定为6月17日。[19]第二种说法是1929年夏。陈修良说：“一九二九年夏‘中大’支部举行例行的全体师生总结工作大会，由俄国人支部书记作报告，最后付表决。这个大会一共开了十天，叫做‘十天大会’。”[20]第三种说法是1929年9月。李一凡说：大会是他1929年9月“从阿鲁什塔休养所回校之后”召开的。[21]张崇文说：“我的回忆与李一凡同志说的基本相同。我记得这次会议是1929年9月我与二哥张崇德从克里米亚休养所回校后才召开的。会后，我二哥张崇德被捕。这次会议不可能在1929年暑假之前召开。”[22]第四种说法是1929年10月。江泽民说：“王明一伙的种种倒行逆施，使他们同广大学生党团员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他们长期不敢向广大党团员报告工作，更无勇气按期改选支部局。一直拖到1929年10月，学生暑假休养回校之后，他们才不得不召开支部局的四五百名党团员大会，总结工作，改选支部局。”[23]此处采用《张闻天年谱》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