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次大会，杨尚昆回忆说：“总结工作的党员大会是例行的，但这一次却不寻常：第一，它是在联共党内正在开展反对托派和右派联盟的紧张气氛下召开的；第二，米夫和支部局想借这个时机同‘第二条战线联盟’摊牌，所以特地请莫斯科区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到场讲话，共产国际远东局也派人参加。在这样的状况下，瞿秋白没有应邀出席，而派张国焘到会做代表。王明已在3月间回国，但他和米夫长期以来对中共代表团散布的流言蜚语，却早在群众中煽起了对立情绪。我和博古担任这次大会的翻译。”“会议开始后，区委书记在讲话中全力维护支部局，说它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对‘第二条路线联盟’进行批评。李剑如和余笃三气愤不过，很不理智地当场起来抵制，会场秩序混乱，不但打断了区委书记的讲话，还不让博古和我翻译下去，张闻天也遭到大家的反对，沈泽民几乎被赶出会场。共产国际的索里茨，在大会的第二天讲话，他严厉批评李剑如等：你们在这里，在莫斯科，无论说得多么好听，都不能完全说明你们是好样的。你们必须在中国，在流血斗争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才能证明你们是真正好样的。不是这里，而是那里！”“大会对支部局的工作辩论了10天，最后只好付诸表决。李剑如等的鲁莽行动，既激怒了共产国际监委会，又失去了许多群众的同情，但即使这样，多数党员宁肯采取中立，也不愿支持支部局。拥护支部局的只有90票，仍占少数。会后，联共中央派人调查，因为米夫和王明排除异己的活动是打着反托派和反右倾的旗号进行的，所以调查报告虽然对支部局日常工作中的许多缺点作了批评，在政治路线上仍给予肯定。这次斗争，表面上是支部局胜利了。暑假后，米夫却被去职，由原莫斯科大学的校长威格尔接任中山大学校长。”[24]
李一凡回忆说：“会上争论的焦点是：支部局自认为，它执行了一条‘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而广大党、团员群众以事实说明，支部局在工作中有严重错误。”[25]张崇文也回忆说：“大会争论的焦点是：支部局执行的路线是否正确。支部局的领导人认为支部局执行了一条‘百分之百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广大党团员群众则说，支部局执行了‘实践中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26]
很多人认为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形成了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号。但对于形成这个称号的原因，说法各不相同，有的认为是在表决支部局的工作报告时，只有二十八九个人拥护，所以，这些拥护者就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有的认为是表决是否改组支部局时，拥护支部局领导的只有二十八九个人，这些人就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陆定一回忆说：“学校举行了‘十天大会’，只有二十八个半人（这半个人因为是王明的亲属，所以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因为年纪太小，不到十六岁，所以是半个）赞成‘支部局’的‘路线’（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怎样的路线），他们只占六百学生的二十分之一。‘十天大会’之后就‘清党’。凡是‘反对支部局’的，除了少数几个工人以外，都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团籍，开除学籍，送到西伯利亚作苦工等处分。”[27]
江泽民回忆说：“大会的第10天，仍有很多人要求发言，但王明一伙却借口校内混进许多托派分子和右派分子，提出停止大会讨论，进行清党，当即遭到广大党团员的反对。但是他们仍然把是否继续大会讨论问题，提交大会表决。结果到会的四五百名党团员中，举手同意停止大会讨论的，只有出席会议的王明一伙中的28个党员和一个十五六岁的共青团员。会后同志们讽刺他们说：‘可怜的自称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才28个半。’这就是‘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由来。当时在中山大学追随王明一伙的不止这20多个人，有些人在表决那天没有到会。但是，最后区委书记芬柯夫斯基仍以区委名义宣布停止大会继续讨论。广大党团员对此反映强烈，感到极大愤慨。”[28]
陈修良回忆说：“这个大会是支部局精心布置的，目的是整中共代表团与反支部局派的同学。”[29]“大会争论的主要问题是讨论支部局的路线对不对，揭发支部局的官僚主义、学校当局的贪污问题。后来没有办法，只好付诸表决，看谁拥护支部局的报告。五百多人投反对票的是压倒多数，赞成支部局的只有二十八个人。因此人们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以表示轻侮之意。那天这二十八个人都立在大会台的左面，所以大家很容易计算举手的人数和是什么人。‘文化大革命’时，有许多人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其实并无‘半’个，这不知道根据谁的说法。”[30]
孙冶方回忆说：“据我所知，此事发生在中（山）大（学）一期毕业之后，在一次支部大会上表决支部局一个决议，赞成者仅二十八票，弃权者一票。因为当时主持支部局工作的主要是王明派，即：博古、夏曦、杨尚昆、王云程等人，他们都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所以反对他们的人挖苦地说他们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31]
吴福海回忆说：“有一次，莫斯科市委书记到我们学校来，他比较倾向多数学生的意见，支持我们改组支部局的要求。但是，不久苏共中央监委出面干预，派人来校表示拥护支部局的领导，并进行说服动员。接着召开全校大会，同学们就是否要改组支部局问题展开辩论。最后大会对此付诸表决，结果拥护支部局领导的人不过二十八个半。后来我们就送给他们‘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称号。他们在表决中虽然只有少数人拥护，由于上面有人支持他们，结果还是没有改组，仍然掌权。”[32]
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年谱》说：“会议就政治问题、学校问题激烈辩论，焦点为支部局的路线是否正确。拥护支部局和反对支部局的两派尖锐对立，秩序混乱。在大会的表决中，拥护支部局的中国同志约有九十余人，加俄国同志三十余人，反对的二十余人，大多数则表示怀疑（约二三百人）。‘拥护支部局的同志自傲起来，反对支部局的同志讥之为带引号的布尔什维克。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名称即由此而来。实际上拥护支部局的不止二十八人，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均在拥护者之中。张闻天、王稼祥、沈泽民因在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没有参加这次大会。陈绍禹、曾洪易因在国内，傅钟、李卓然因已到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学院学习，也都没有与会。”[33]
有的认为是在表决支部局提出的解散团支部的要求时，只有二十八个人赞成，这些人就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如李一凡回忆说：“由于在这次斗争中，团支部局里除书记陈昌浩拥护王明一伙外，其余委员全都站在以李剑如、余笃三、郭秉元等同志为首的广大党团员群众一边，党支部局决定解散团支部局。但是，当把解散团支部局的决议案提交大会表决时，举手赞成的只有寥寥29个人。”他还说：“由于王明一伙一贯自吹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而在这29人当中还有一个远未成年的人，所以余笃山同志嘲笑他们说：‘可怜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才28个半！’之后，‘个半’就成笑柄而传开了，并不是真有这个组织。”[34]他在被采访时还说：“在支部局提出的解散团支部的表决中，只有二十八人举手赞成。主席团的余笃三一走出大会会场就哈哈大笑，说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就只有二十八个半，从此以后就传开了。”[35]
张崇文也回忆说：“在‘十天大会’的第十天，也就是索里茨发言之后两天，支部局把一个《解散团支部局的决议案》提交上午的大会表决。原来，整个团支部局除陈昌浩之外，所有成员都一直与广大党、团员群众站在一起，坚决反对王明一伙。因此，支部局作出了解散团支部局的决定。但是表决的结果，由于许多原来追随王明的人已受了索里茨发言的影响，举手赞成的仅有29人。”[36]他还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十天大会’时发生的。大会表决时拥护支部局的就只有二十八个人，大多数都反对。”[37]
陈一诚虽没有谈大会就什么进行表决，但指出：“双方争论不休，最后只好付诸表决。表决的结果是：全校四百多人反对，只有二十八个人表示赞成。”[38]
王观澜也没有谈大会就什么进行表决，只说会议一共开了十天，最后投支部局信任票的只有二十九人，后来被人们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指出：投票时他们特别二班除了翻译盛忠亮之外，全班同学以绝对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改选“中大”学生支部局。[39]
毛齐华则说：“有一天下午继续开会。余笃三在发言中拿出一张纸条，说：所谓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究竟有多少人呢？接着就念了纸条上所列的二十八个人的名字。”[40]
汪云生在《二十九个人的历史》中认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在1929年夏召开的中山大学十天大会上诞生的说法“基本上是可信的，但还存在一些错漏之处”，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头头的王明，早在1929年3月就已经回国，“因此，可以这样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专用名词是在‘十天大会’上产生出来的，但其具体人物则不是在那次会议上确定的”。“也就是说，在大会上投赞成票的人，不一定就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人；没有参加那次大会并投赞成票的人，也不一定就不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人。”“事实上，人们是借助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专用名词，来讽刺和嘲笑当时以‘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的王明和他的追随者。”[41]
另外一种说法，认为是“托派”或者是“当时反对党的路线的人”给起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号，是当时反对支部局的人对他们这些人的讽刺称谓，是逐渐出现的。吴玉章在1943年写的《吴玉章略传》中即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反对支部局的人在墙报上提出来的，是对支部局一些人的“讽刺”，说“布尔什维克只有二十八个人了”。[42]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和‘陈绍禹派’的说法，也是托陈派分子一九二九年秋中大清党时期捏造出来的。我早已在二月初就离开莫斯科回国来了。可是托陈派分子故意把中大几百人中的绝大多数拥护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反对托陈派的同志，都说成是‘陈绍禹派’。同时他们伪造说，反对他们的只是少数人——以陈绍禹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43]
袁孟超（袁家镛）回忆说：“我们是拥护斯大林的，当时我们也搞教条主义。与托派斗争时都认为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拿着马列书本，引经据典，与他们论战。托派就给我们这些人起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因为天上有二十八宿，加个半是讽刺，类似于中国的四大金刚等。”[44]
张闻天认为当时拥护支部局的不止28个人。他没有参加十天大会，但对大会情况无疑是关心的。他在1943年所写的《整风笔记》中提到，会议最后表决，拥护支部局的中国同志约有90余人，俄国同志30余人，反对的20余人，还有二三百人表示怀疑。所以，这“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名词是一部分人带着宗派情绪叫出来的。[45]
盛岳回忆说：“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联合起来，更多的是由于他们思想立场的一致而不是由于有任何正式的组织。他们也无需单独成立组织，因为他们控制了党支部局，且有俄国当局支持他们。而且，这一集团没有公认的领袖。他们大多学科成绩优良，在中山大学的党务、教务和行政工作方面都既能干又积极。他们俄语讲得很好，使他们在校内外能和俄国人有广泛的接触，一般俄国人对他们怀有良好的印象。尽管这样，除了陈绍禹一人，米夫对他早就予以重视而外，在这场斗争展开之前，米夫并没有特别挑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当中的任何人，作为他的集团成员。米夫没有创立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不过是由于他们在中山大学斗争中表现突出，为米夫所看中，当成一支对他有用的有训练的力量罢了。因为这二十八个人成了中山大学所有‘反党’派别的敌人。结果，大家给他们起了个外号叫做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意思是说他们不过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尾巴（Tag-ends）而已。”“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这一名称，原是‘反对派分子’给取的，到底这二十八个是哪些人凑起来的，就有某些主观随意性和流动性。”[46]
杨尚昆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这是一个事实问题，不是理论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当事人和党史界一直有争论。1980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曾邀请19位当年中大的学员开过一次调查会，会上达成的共识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说法，不能准确反映王明教条宗派的形成、发展和分化的实际情况，也不能说明它的性质和危害，建议今后不要再使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专用名词。我是出席会议的成员之一，同意这个建议。具体地说，当时确有以王明为核心的教条宗派，主要是指一部分靠近中大支部局的党员，在政治立场和思想情绪上比较一致，但是，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成员。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只是别人对他们的一种笼统的说法，所指的人也不尽相同，谁也没有列出过一个确定的名单来。有人说：1929年夏，在支部局召开的总结大会上，最后表决时只有28名党员拥护支部局，因此得名。这根本不是事实。那次党员大会上的表决，支持支部局的共有90多票，另外还有30票是苏联人，但仍居少数。以吴玉章同志为例，他本来对支部局工作‘有许多意见’，后来支部局委员夏曦告诉他说：现在有人要利用工作中的缺点来反党。并向吴老提示：我们首先要说支部局的路线是正确的，后批评工作中的缺点。吴老说：‘有这样一回事吗？要反党我就不赞成！’他在总结大会上的发言就持这个态度。但吴老决不是宗派分子。教条宗派的基础是错误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情绪，所以它是可以分化的。以后的历史证明，王明的教条宗派经过多次分化，经延安整风分清路线后，这个宗派就不存在了。我认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不合事实，也不准确。应当说：确确实实有王明教条宗派，但并没有什么‘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还有人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半个’是指一名共青团员，年纪很轻，所以称为‘半个’。这更经不起推敲。因为参加10天总结大会的是党员，团员不参加，更没有表决权。”他还说：“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号，是许多中大学生对我们自称‘布尔什维克’的挖苦和讥讽，很难确定地说包括了哪些人；可是在整风中，康生等硬要追究教条宗派的‘组织’系统，结果，谁也没法开列出一个大家认可的名单，有人列出了四五十人，有人甚至列出了100多人，成为以后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47]
7月3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对斯大林提出的“第三时期”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展，认为“第三时期”和直接革命形势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这个时期是资本主义总危机增长，帝国主义的内部和外部基本矛盾迅速加剧，从而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战争，导致大规模的阶级冲突，导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的革命高潮发展，导致殖民地伟大的反帝国主义革命的时期”。强调“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各国共产党的主要危险”，“在各殖民地的共产党中也必须加强反右倾的斗争”。[48]对这种错误的“第三时期”理论，王明长期把它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提出和宣传了许多“左”倾冒险主义的主张。
7月27日 调到中共沪东区委宣传部。[49]
离开沪西区时，写了一首《从头学起有得》的诗：
见空就投飞似箭，背人即贴快如风，
莫言此道学无用，手足机灵耳目聪。[50]
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回忆说：“我当时是江苏省委书记，经常到上海各区委参加会议，见到他参加过沪东区委会。一次区委在讨论支部工作，谈到有些党员不缴纳党费时，我说：党员应该缴纳党费，要进行教育。他写了个条子给我，说党员不但要缴党费，还要做工作。我没有理他，因为我谈的只是缴党费问题，没有谈别的。”[51]
7月30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联合发出《致留苏联全体中国同志书》，说：“很诚恳的号召全体在苏联的同志，学习正确的理论，研究中国实际的环境，求得专门的工作能力。”并肃清“一切个人的纠纷，有意气的成见，派别小组织的倾向，反对派和国民党的残余”。[52]
7月31日 在沪东韬朋路码头工人席棚住区召开八一示威动员大会。因为会场外有人把风放哨，会议能够大胆举行，开得很热烈，群众情绪很高，口号声、掌声响个不停。会议决定8月1日在白渡桥举行示威。会后，他写了3首七绝《韬朋路上》以记之。[53]
夏 桂尊秋与大哥桂尊夏到上海看望王明。桂尊秋回忆说：“到上海后，我大哥带我去一个秘密机关，在这里见到了陈绍禹，他们正在打麻将。他给别人使个眼色，然后进来与我们谈话，后又与我大哥单独谈话……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他。”[54]
8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发出《关于中共在职工会里工作问题的决议》，说“中国工人运动底新高潮是正在增长起来”。因此，“共产党员在工人群众组织里的工作，首先就是工会里的工作——在独立的赤色工会，以及在国民党（政府）工会和黄色（‘左派’国民党）工会里的工作——必须立刻实行一个转变”；“中国共产党现在应该用一切方法，去发展赤色工会，使赤色工会变成真正的群众组织”，并“使赤色工会公开起来”，“就是用改换名称而突然擅自公开起来的方法也好”。[55]对这种“左”倾的冒险主张，王明积极地进行了宣传和贯彻。
同月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任弼时和王明谈话，指出他在对富农政策上的“左”倾观点和非组织的活动。当时王明承认：不经过党的组织直接向共产国际有关个人报告中国党的情况“是不对的”，但这是莫斯科有关的人要求他做的，并且答应今后“避免”这样做。[56]
9月1日 撰写《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以韶玉的名字发表在《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0期上。1929年5月东北当局借口苏联在中东路“宣传赤化”，派兵包围、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并派兵到中苏边界，后来又强占中东路全线。中东路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拥护苏联”、“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陈独秀于7月28日以“撒翁”的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批评中共中央关于中东路的宣传策略脱离群众，并易为国民党利用，易为群众所误解。中共中央公开写信，认为陈独秀反对“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根本上离开了无产阶级观点。8月5日，陈独秀又给中共中央写信。中共中央又公开复信，批评陈独秀的观点。8月11日，陈独秀第三次给中共中央写信，指责中央以“警察政策”对待同志。王明的文章说陈独秀对战争缺乏阶级观点，是对中东路引起的战争的性质没有正确认识，是从共产主义者堕落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观点，其根源是机会主义的继续和发展，并一再宣传“拥护苏联”的主张，说：“在中国反动政府公开的进攻苏联的情况下，‘武装拥护苏联’这一口号，不是一般的宣传口号，而是随着事变发展的过程而变成现实行动的口号的，只有‘变反苏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中国无产阶级才能尽其国际的阶级的和历史的作用与任务。”
《写作要目》说：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为拥护中共中央提出的‘反对国民党进攻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反对陈独秀提出的‘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口号”。
9月前后 撰写《为啥个米贵了？——中共沪东区委为要求加米贴告沪东工人书》的传单。
《写作要目》说：“当时作者任沪东区党委宣传部长，写了许多告工人传单，而这个传单有一个故事，所以记得。这个传单是用上海方言和完全口语写的，内容是号召工人为米贵要求增加米贴，并说明米贵原因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结果等。当时区委书记游无魂坚决反对这个传单，认为从来没有见过用方言和口语写告工人书的。争论数次不决，以后王明提议他俩一路把传单拿到文化程度较高的英商电车公司支部和老怡和的厂支部去征求意见，工人同志看了说：‘这传单识字的一看就懂，不识字的一听就懂。’然后才用区委名义印发。”
10月中旬 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红旗》报编辑。[57]
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上海威海路永吉里设立了一个资料科，恽代英、王明等都经常到这里来查阅资料和写作，后来王明干脆搬到这里，直接在这里居住和写作。1981年，已经是满头银丝的邵珍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我们机关住四人，王铁江、罗晓红、陈绍禹和我。”“当时，陈绍禹和我们住在一块儿，他一个人住在机关的亭子间里……每天陈绍禹都在亭子间里看书报，看材料，看得很用心，很少出来，吃饭时还看书。有时我把饭菜送他桌子上，他也不看看好坏，还是专心看书，一边看书，一边吃饭。我们故意给他拿些不好的菜，他也不看就咽肚里去了。”[58]罗晓红也回忆说：“王明经常来写文章，主编《红旗》。他写文章特点是长，一写就到半夜。我与邵大姐住前后客堂，王明太晚就住后楼。”[59]
关于这段经历，《传记与回忆》说：“从1929年11月12日到1930年1月1日，绍禹被调去中央宣传部编《红旗》三日刊。此刊原来是潘问友同志编的，他同时兼中央宣传部秘书，又兼编《布尔塞维克》杂志……规定《布尔塞维克》半月出一次，《红旗》为三日一次，但二者都从未按时出过。虽然李立三等中央负责人还时常写稿，但当绍禹编时，他们都不写稿了。李立三还公开说：‘第一，禁止你用自己的名字，绝不准用陈绍禹、韶玉等名；第二，一定要三日出一期；第三，不给你交通，你自己送稿去印刷所。’虽然如此，绍禹一人写稿、送稿、校对等全做。住在沪西新闸路，印刷所在沪东提篮桥附近。每期要写一万六千字（等于大报的两版，除了标题报头等外，还有一万六千字左右）。绍禹能使报纸按期出来，大家都很称赞。因为全为绍禹一人写稿，所以从1929年11月半到1930年1月1日前出的《红旗》三日刊（共15期左右）的内容，虽是署名慕石、英石、膺时、情淑、华英、兆雨、露青、鲁卿……等都是绍禹一人写的。《红旗》三日刊的内容为：⑴国内外时事；⑵红军苏维埃的消息；⑶对国民党、反共言论的答复；⑷群众斗争的报道；⑸介绍苏联；⑹其他。”
10月12日 在《红旗》报第48期上以韶玉的名字发表《英美联合和平宣言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文。揭露“和平宣言”是骗局，说它“不能丝毫减轻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危机”，而且“隐藏着一个帝国主义世界进攻苏联的锦囊妙计”。我们要“把广大群众组织在‘武装拥护苏联’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口号之下去行动起来”。
10月15日 写《最近政局与拥护苏联》，以慕石的笔名发表在10月17日出版的《红旗》报第49期上。文章把帝国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混淆起来，说最近的国际政局，虽然表示出国际帝国主义互相间的矛盾更加复杂和尖锐，但是，“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愈益紧迫，则国际帝国主义共同反苏联的战争危险也愈加紧张”。文章还说：中国的政局，的确表示出“军阀战争，日益深入和扩大”，但不论战争谁胜谁败，都不能改变“整个中国反动阶级决意干的武装进攻苏联的政策”。我们要“以武装拥护苏联的手段，对付武装进攻苏联的手段”，要变军阀战争为“工农兵推翻国民党军阀的革命战争”。
10月26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信中认为：“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底时期。”“我们现在不能预先断定，究竟全国危机如何迅速地进到直接革命形势。然而，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底政权，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同时，要积极地发展和扩大革命形式的阶级斗争（群众的政治罢工、革命的示威运动、游击运动等等）。”对从国民党统治营垒中分裂出来的改组派，要“实行最坚决的斗争”。信中指出：“现时党内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心理和倾向。”[60]对于信中“反右倾”等“左”的主张，王明积极地进行了宣传和贯彻。
10月 莫斯科中山大支部局改选，仍为王明小宗派控制。
杨尚昆回忆说：“米夫离开了学校，但共产国际东方部仍然管理着中大。10月，支部局调整组织，博古转到中国问题研究所去了，我可能因为人缘比较好，被选为支部局委员。从1929年10月到1930年底，我不读书了，主要搞社会工作。当时，支部局成员正职都是苏联人，书记是苏联人托景，米夫派，他操纵一切。组织部长是贝尔钦，副部长王云程、朱阿根，宣传部长希季钦，夏威和我是副部长。我分工安排上党课，请教师，办支部局的墙报。王明走后，张闻天和博古也不在支部局了，但是这条线还在，张闻天和博古同米夫主持的东方部有直接联系。延安整风时，博古说：我虽然不在支部局，但不在其位，必谋其政，主要是通过写文章，当翻译。张闻天主要是在思想理论方面支持米夫和瞿秋白等论战。”[61]
同期 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发生赵言轻[62]自杀事件，大批学生被逮捕。
对于赵言轻的自杀，许多人认为是在“清党”过程中发生的，孙耀文《风雨五载》甚至说是在1930年3月，并说他是“一个托派组织的头头”。[63]但江泽民、李一凡等认为发生在“清党”之前。
江泽民回忆说：“清党开始以前，王明一伙中以‘机关枪’闻名的盛忠亮等，向全校宣布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有个俄文名叫麻麻也夫（赵言轻）的学生，在向支部局交待了中山大学的托派情况，盛忠亮同他‘聊聊’之后，他就‘自杀’了。据说他死前，留下了‘托派名单’。盛忠亮等在全校大会上谈到这一事件时，借机威吓说：‘托派用不着犹豫，想躲也无用。’接着格勃乌机关开始在学校逮捕学生，第一批被捕的据说有五六十人。”[64]
吴福海回忆说：“在那些日子里，人心惶惶，有一个学生因参加托派，感到走投无路，就吊死在宿舍的铁床架子上。过了几天校内有几个同学不知下落，有人说是被格勃乌抓去了，我所在的初级班中有一个同学也失踪了。”[65]
孟庆树根据王明回忆谈话整理的回忆录《传记与回忆》也说，听博古、杨尚昆等同志说，“清党”开始时，沈泽民、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何子述等拥护国际路线的人曾遭到反对，“后来，幸而在一个畏罪自杀、外号‘妈妈同志’的托派身上，搜出中大托派的名单。这个‘妈妈同志’是托派管组织的。这样，才把清党的对象转向反党分子！”
但据李一凡回忆，赵言轻并不是“托派”。他说：
一天清晨突然传出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说是有个叫麻马也夫（不知其汉文姓名）的河南人“自杀”了。据说，在他的床垫子下面“发现”一封“遗书”和一份“名单”。可是，所谓“遗书”和“名单”，并没给人过目，据说为了“保密”。当殷鉴在大会上宣布此事时，虽然手里也拿着一两张纸（据说就是“遗书”和“名单”），可他并没照着那纸念。他只是说，麻马也夫在“遗书”里揭发，“中大”有个秘密的反革命托派组织，在这次斗争中操纵广大党、团员群众向党支部局进攻，反对党的领导；他本人就是该组织的一员，深感对不起党，所以负疚“自杀”云云。
这样一来，学校里的形势和气氛又为之大变：王明一伙于是诬陷广大党、团员群众联合反革命托派向党进攻，并谎报区委和联共中央。中央和区委当然大怒，指示严厉查处，于是帽子棍子铺天盖地而来，终于通过欺骗手段而大逮捕起来了。
大逮捕的第一批是一些从“东大”过来的和1928年以后从国内来的同志。因为这些同志曾签名要求回国，于是就在一个晚上以送他们回国为名，按他们自己签的名单一一聚集送进“木得已耳卡”大牢；当这些同志到了大牢过道，还以为是“车站”哩！第二天一早，学校里放出风声说，这些人都是托派，其实内中好些人根本与托派没有任何瓜葛。之后，又陆续逮捕了好些人……
从以上所述，不禁使人产生合乎情理的疑问：麻马也夫既已决定改过自新、主动揭发秘密的反革命托派组织，还提供了名单，这对党不是有大功吗，为什么还要轻生自杀呢？那么，是不是王明一伙感到走投无路而策划出“杀人灭口”的毒计呢？既然有遗书、名单，为什么不把来公开给大家看，为什么不根据名单“按图索骥”地一网打尽呢？事实却是：第一次大逮捕是根据他们自己签字上书的名单，其中有人根本不是托派；后来逮捕的一些托派，肯定是根据李剑如同志的检举材料；托派陈尚友（陈伯达）没被捕，证明当时除同他单线联系的组长万志鳞之外再没谁知道。从这三点事实可以明显地看出，压根儿没有过什么麻马也夫提供的托派名单。[66]
赵言轻的自杀，立即在中山大学引起很大的震动。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回忆说：“他的悲剧性的死亡使学校蒙上了恐怖气氛。全校学生和教职员人人自危。在清党会议上，气氛低沉，不论是被盘问的人或不是被盘问的人，大家都是心神不定。”[67]
同期 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清党”运动全面展开，许多好同志遭到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关于这次清党的时间，说法不一。孟庆树根据王明回忆谈话整理的《传记与回忆》说是“1929年夏秋”。孙耀文《风雨五载》一书说：1929年9月，“新学期一开始，联共（布）中央监委派出的清党委员会进驻中山大学”，也就是说“清党”是从9月开始的。[68]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说是10月，他说：“中山大学的第一次清党大会，我想大概是在一九二九年十月举行的。”[69]曹仲彬、戴茂林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70]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年谱》上卷，[71]也持这种说法。但张仲实说是“1929年底到1930年初”。[72]江泽民说是1929年冬至1930年2月，他说：“1929年冬，联共中央监委派出清党委员到中山大学依靠支部局进行清党。”“1929年12月‘中大’开始清党以后，王明一伙控制的支部局借机对并非托派而只是反对他们倒行逆施的广大党团员，极尽望风捕影、栽赃诬陷之能事，并协同格勃乌机关，对他们无情迫害，残酷镇压。”“这次清党直到1930年2月底才结束，历时几个月。”[73]陈修良说是从1929年冬开始，但正式清党“是在一九二九年底到一九三○年上半年”。[74]师哲说是“从1929年底到1930年”。[75]吴玉章说“清党十一个月”，到1930年7月才完。[76]此处采盛岳、《张闻天年谱》等说法。
关于这次“清党”的做法，中山大学支部局委员兼秘书、参与对“中大”被捕学生严刑逼供的盛忠亮曾说：清党委员会“安排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会议由这些委员主持，学校的每个党员要面对其他党员接受可能的指责。学校党支部局仔细挑选认为是可靠的党员，我是其中之一，事先给他们作了布置，让他们散坐在到会的人员中间。他们为受到别人攻击的合格党员进行辩护，同时一齐起来用有力的控告来攻击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党’分子。对于被审查的每个人来说，这些会议可称是丧魂落魄的经历，因为每个过去那怕是一点极小的缺点都可能受到盘问。甚至要彻底考查一个人好几代祖宗的家史。这是一种残酷的讯问方法。在众口交织向你提出种种问题和指控的情况下，许多脆弱的人一下子就垮台了。就连我们中那些身强志坚的人，也都要在这种盘问中汗流如洗。”[77]
张仲实回忆说：“在清党委员会的领导下，各小组开会，对本组每个党员一个个进行揭发（凡对此人有意见的，都可到会揭发），搞‘人人过关’。所有的党员都被揭发完后，清党委员会既不核对事实，也不进行调查研究，便根据所揭发的问题，作出结论，认为某人是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就宣布开除党籍或予以警告处分。例如我所在翻译班有个陈定远（俄文名叫苏威托夫），他的老婆（俄罗斯人）在清党小组会上揭发说陈打了她，最后清委会就宣布开除陈的党籍。所以‘清党’的方法十分简单粗暴。”“‘中大’在这次清党运动中，开除或给予处分的达数百人之多。”[78]
吴福海回忆说：运动中，他们“随意给人扣上‘地主’、‘富农’、‘阶级异己分子’或‘流氓无产阶级’等帽子。他们召开斗争会，事先组织好发言，在会上进行‘揭发’，实际上是对过去不同意支部局领导的人进行打击报复。同时，他们采取拉拢的一手，拉不过去就再打。他们曾拉拢过我，我没有理睬他们。最后到组织处理阶段，由于我反对过他们，加上打过博古一拳，于是就被宣布为‘流氓无产者’，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在那些日子里，人心惶惶，有一个学生因参加托派，感到走投无路，就吊死在宿舍的铁床架子上。过了几天校内有几个同学不知下落，有人说是被格伯乌抓去了，我所在初级班中有一个同学也失踪了。”[79]他还说：“‘清党’时很多人被处分，估计一半还多。”[80]
杨尚昆回忆说：“清党的第二阶段是停课搞人人过关。由柏烈仁坐镇，中国学生逐个地在大会上‘过筛子’，从个人历史讲到现实斗争中的立场，不会俄文的有人翻译。讲完后，台下200多党员都可以向你提意见，揭发，追问，和‘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斗争会差不多，只是没有弯腰、低头和‘喷气式’，直到没有人提意见了，就算pass。提意见和通过的关键，是看你是不是紧靠学校支部局。紧靠的，就保护你过关；半靠的，特别是不靠的，就揪住不放，进行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是拥护支部局的，清党委员会对我的结论是：出身不好，但基本立场正确，派回国内做实际工作。清团的工作和清党同时进行，如法炮制。结果，全校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学员被扣上托派、托派嫌疑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右派等政治帽子，有的开除党团籍，有的送到工厂农村劳动改造，还逮捕了30多名‘主要分子’。瞿秋白的爱人杨之华被送到工厂劳改，陆定一的爱人唐义贞，沈泽民的侄女沈莲春，我的爱人李伯钊都被开除团籍。这些‘结论’，成为王明上台后推行宗派主义干部路线的重要依据。”“中大停课清党，先后闹了100多天。1930年秋，清党结束。中大宣布停办。”[81]
江泽民回忆说：“开始清党以后，王明一伙控制的支部局借机对并非托派而只是反对他们倒行逆施的广大党团员，极尽望风捕影、栽赃诬陷之能事，并协同格勃乌机关，对他们无情迫害，残酷镇压。”“王明一伙不但在校内大小会上盘问追查反对过他们的学生，还协同格勃乌机关提审逼供被捕的学生。例如盛忠亮就作为格勃乌的助理审讯员，参加过审讯。全校顿时被一片恐怖气氛所笼罩。被捕的学生中，有好多人，如唐有章、李一凡、张崇德、赵一凡、沈良等同志同托派毫无联系，也未幸免。一些同学的生活作风上的问题，都成为王明一伙打击迫害的口实。”“历时几个月的清党，一大批根本不是托派的学生，遭到逮捕、流放、处分，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据说有一二百人。那些人后来得以生还回国的为数不多。还有更多的人被遣送回国，或派往远东‘工作’，或送进工厂‘改造’。王明一伙在中山大学的倒行逆施，确实令人发指，使很多人终生难忘。”[82]
陈修良回忆说：“一九二九年冬，联共进行清党运动，‘中大’看来是重点。派来一个清党委员会，主席是一个老党员、老将军。清党一开始，学校的功课几乎全停止，日日夜夜战斗在会场上，展开了一场生死的搏斗。王明一伙得意忘形，他们身任要职，动员一切力量，包括‘格柏乌’机关，以暴风骤雨的方式大规模进行镇压，开除了一批党团员，给许多人戴上了各种帽子。这恐怕只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才能与其相比吧。”[83]“‘十天大会’以后，受处分、被开除的在一半以上。”[84]
毛齐华回忆说：“中大‘清党’的时候，反对学校和支部局领导的那一派中，多数人并不是托派，对这一点领导上也是清楚的。但是清党过程中，却没有认真注意作好群众中的思想工作，只是片面地从组织上追查你对学校和支部局领导的态度，在学校两派斗争中的表现，以及家庭的阶级出身，本人成份等。这样，就在尚未正式清党审查之前，实际上对每一个人都早已有了一个主观的看法和固定的轮廓。有了这样一个框框，在清党过程中，对参加或支持反支部局那一派的人，审查和处理就特别严格。”[85]
这次“清党”，造成严重的后果。陆定一回忆说：“凡是反对支部局的，除了少数几个工人以外，都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团籍，开除学籍，送到西伯利亚作苦工等处分。”[86]杨树亚回忆说：“被处分的至少二百人。”[87]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年谱》说：“清党原为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委1929年4月决定，矛头所向为布哈林‘右倾’集团。劳动大学的清党则与拥护支部局和反对支部局的斗争相纠缠，而这一斗争又同大学领导与中共代表团部分领导同志的矛盾相交织。党员之是否拥护支部局成为其能否通过清党的重要标准。这次劳大清党的结果，三百多名党员中有一百多名被开除，一半以上受到各种不同的处分；六十多团员中则有二十多名被开除，五分之四以上受到各种不同处分。”[88]
李一凡更作了详细的回忆：
王明一伙为了替米夫、顾丘莫夫、别尔曼帮派篡夺中国党领导权的罪恶阴谋拼命效力，捏造了一个反党宗派小集团，并为之加上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完全用欺骗的卑鄙手段，在广大党、团员群众中滥施逮捕而横加迫害！我本人被送进大牢……
究竟逮捕了多少同志，无从准确知道。不过，若从在大牢时所见和后来在集中营碰到的加以粗略估计，大概有五、六十人；但实际上远远超出此数，因为从“中大”消失再没消息的人实在太多了。
我们这些被捕者，在被拘禁了半年多或一年之后，没经过任何法庭，由格贝屋[89]三人小组胡乱判决并无权上诉：一部份被经由中亚“遣送回国”（实际上不但没见到其中任何人回到国内，而且根本就再没见着其中任何人）；另一部份被分送到苏联各地工厂劳动；再一部份（反王明一伙最激烈而又较有影响的）被判了五年徒刑，送往集中营劳改。这后面部份人，后来又都遭到了第二次，甚至第三次逮捕迫害。所有这些人当中，已确知被折磨死在集中营的有季大才、沈良、王元盛、博小鬼等；下落不明的有黄包车夫（他很可能被折磨死在“木得已耳卡”大牢里，因为他在国内受过电刑，身体已经很坏而且神经也有点失常）、常英（女）、赵一凡、张崇德、努林（胡大胖子，安徽人）、江大头（湖北工人）、王元哲、刘蔚民、方绍原、谭伯揆、王靖涛、江翼谋、王文惠（印刷工人）、希什金（印刷工人，残废）、别笃霍夫（姓金）、胡鹏举、安复、李平、王晋……；能以劫余残生回到祖国的只不过我、唐有章、鲁也参、杨春、梁孝儒、马员生、范文惠、傅书堂、于为功、潘树人、万志麟、周肃清、林登岳13人而已，后面7人已先后死去，马员生也可能已经死了。[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