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没有参加过中山大学的这次“清党”，但有时也参加“清党”会议。他在《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中说：到1930暑假前，“清党”结束，700名学生中只有200多人顺利通过，党员被开除党籍者七、八十人，团员大多开除团籍，其余分别受警告、劝告等处分。[91]
同期 由于瞿秋白领导中共代表团反对“江浙同乡会”冤案等原因，在这次“清党”运动中，王明小宗派还借机打击瞿秋白等人。
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回忆说：“一九二八年中大反第二条路线的斗争一开始……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着手收集他们[92]幕后活动的材料。我们同时仔细审查他们自中共六大以来的各种讲话，从中找出同中共中央和国际立场相抵触的地方。我记得有个周刊，是共产国际的刊物，内部发行，那上面载有他们的大部分言论，我们逐字逐句地仔细地把它翻阅了一遍，这可以说是我们为对瞿秋白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发动全面政治攻势，作好了思想上的准备。按照我们的计划，发动攻势的实践就定在中山大学清党的时候。联共清党有一个惯例，在对每个党员进行考查以前，先要对那个有关单位的情况进行一次讨论。因此，我们决定在清党的第一阶段即一般讨论阶段，发起对瞿秋白和代表团其余成员的攻击，因为他们在清党的尔后阶段不会再来中山大学接受询问。”“中山大学的第一次清党大会，我想大概是在一九二九年十月举行的。共产国际、联共中央、联共区委等来宾出席了大会。巴维尔·伊凡诺维奇·贝尔津将军被派来中山大学任清党委员会主席……在他就清党程序作了简短讲话后，我走上讲台作了我在莫斯科期间的第二个重要发言。我公开谴责瞿秋白及其同伙犯了机会主义的罪行。瞿秋白犯了左倾机会主义，我说，而张国焘则是右倾机会主义。我谴责他们在中山大学培植‘反党第二路线联盟’。为了论证我的指责，我引证了大量他们的讲话和文章，和提供了他们关于进行幕后活动的充分证据。我用中文讲，用不着停下来等译成俄文，王稼祥和另一个我忘了名字的中国人，轮流着替我作同声传译。发言只限五分钟，可贝尔津允许我讲了四十五分钟。”“由于我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其他人随后的公开攻击，国际中共代表团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关系迅速恶化。瞿秋白及其同伙的政治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93]
陈一诚回忆说：“王明等人在劳大搞宗派活动，他们所攻击的主要对象是瞿秋白。瞿在‘六大’后是我党驻国际代表团团长，他经常到劳大来了解情况，同大家交谈。他支持同学们的合理意见，对王明等人的错误言行进行批评斗争。王明等人因此对瞿恨之入骨。大约在1929年，苏共展开清党运动，清除托洛茨基、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王明等人趁机对瞿造谣中伤，恶毒攻击。诬瞿是‘布哈林分子’、‘右倾机会主义’，是‘反对中共中央’的，并造谣说瞿参加劳大的江浙同乡会（事实上，关于江浙同乡会问题，早在1928年已经澄清），如此等等。他们还利用职权，在校内以清党为名，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同志。”[94]
陈铁健在《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中说：“他们[95]先是召集了为期十天的党员大会，与反对他们的党员摊牌，并提议请中共代表团出席会议，置他们于被公开批判的地位。瞿秋白拒绝出席会议。随后，他们又在清党的一般讨论阶段，召开大会，发起对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的攻击。事先，他们收集和捏造瞿秋白和代表团的‘幕后活动的材料’，把自从中共六大以来中共代表团及其成员的各种讲话和文件，逐字逐句加以审查，找出可以攻击之点。大会开始后，他们在发言中集中攻击瞿秋白等犯了机会主义错误。米夫派以及参加会议的联共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一致鼓掌，表示支持这种攻击，以孤立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96]
瞿秋白后来在回顾这一段不愉快的经历时说：“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内斗，觉得互相攻许［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奉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消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97]
秋 写七绝《工农同悲（悼彭湃、杨殷同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农委书记彭湃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军事部长杨殷因叛徒白鑫（原军委秘书）告密，于8月24日被捕，30日被国民政府杀害在龙华。王明诗的内容为：
牺牲留学打江山，不为称王不为官；
只为工农齐解放，大同世界看明天。[98]
同期 写五绝《悼金伯棠同志》，悼念被捕牺牲的英商电车公司工人领袖、中共沪东区委组织部长金伯棠。
11月7日 在《红旗》报第51期上以慕石的笔名发表《准备着应战》和《太平洋会议的内幕——赛狗会》两篇文章。前一篇文章根据10月2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的《中俄交涉破裂声明书》推论说：“随着南京政府这一声明书而来的，一定是更无耻的、更大胆的向苏联武装进攻，苏联政府也一定迫不得已，要实行武装保护工人祖国的任务。”“进攻苏联的战争，毫无疑义的是世界战争，参加这一战争的：一方为全世界帝国主义，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法西斯蒂，中国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国家主义派等等，反动力量的大联合；另方为苏联工农，全世界革命的……大联合。”后一篇文章说：所谓“名流”、“学者”参加的太平洋会议，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中国劳苦群众要加紧“拥护苏联和反对瓜分中国”的工作，这是对这个会议的唯一有效的回答。
11月10日 在《红旗》报第52期上以慕石的笔名发表他在11月7日写的《六万劳苦群众的武装斗争》一文，通过赞扬北平人力车夫的自发斗争，鼓吹城市进行没有准备的武装暴动，说这是一次“有异常伟大意义”的“自发武装斗争”。文章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作了过高的估计，并由此作出全局性的结论，提出不切实际的斗争任务，说“国民党压迫和欺骗群众的政策……一天一天的走向破产……群众斗争的情绪日益紧张，斗争发展的进程日益向上，直接的武装行动已成为广大劳苦群众所采取的斗争手段，加紧了党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因此，党应当把党员军事化及武装工农的工作立刻实行起来”。
11月13日 在《红旗》报第53期上以慕石的笔名发表《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一文。说“国际帝国主义借中东路问题去进攻苏联，同时就是瓜分中国。为的要瓜分中国，不能不进攻苏联，同时，为的要进攻苏联，更不能不瓜分中国，所以中国的广大工农兵劳苦群众反对进攻苏联，同时就是保护中国革命，要保护中国革命，必须拥护苏联”。
在同一期《红旗》报上，还以慕石的笔名发表《与一个工人同志的谈话》的第一部分，11月16日出版的第54期发表第二部分。文章强调：“我们现在的革命，一定要反对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投降帝国主义，妥协了封建军阀，成为中国反革命的主要力量之一；它们剥削中国工农，压迫中国工农，屠杀中国工农，与帝国主义、买办、地主、军阀、官僚、豪绅一样的残酷。现在阶段中国革命任务的完成，只有在同时彻底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条件下，才能做到……到中国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广大农民群众起来赶走帝国主义和实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时候，它绝不会不动中国资本家的财产，让中国资本家继续握有工厂、矿山、铁路、轮船、银行……去继续剥削中国工人阶级来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它一定要把……中国资本家的企业都国有起来，与苏联的经济融成一片，来走向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王明把反对资产阶级提到和反帝反封建并列的地位，并明确提出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财产，是他在实践上犯“左”倾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同一期《红旗》报上，王明还以情淑的笔名发表《笨郭同的话》，说国民政府外交部特派东北调查专员郭同，无意地说出东北问题在日不在俄，至少揭穿了国民党极无耻的几种谣言。
11月16日 在《红旗》报第54期以慕石的笔名发表《太平洋会议的总结》。用主观猜测代替客观分析，武断地说中国军阀战争一定要引起帝国主义“亲自出马”的帝国主义战争。文章说：“中国民众有左右将来太平洋大战的力量，所以各帝国主义者都想把中国拿住作为自己有力的后备军，中国统治阶级各自甘心作各个帝国主义的走狗，反映各帝国主义矛盾的中国军阀战争，终于要引起各帝国主义亲自出马的战争；中国一定是太平洋战争的战场！”“太平洋上各帝国主义相互间的战争危机愈紧迫，他们进攻苏联的决心也愈紧迫。”战争危机，只有“以武装暴动的力量”，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才能根本避免”。
在同一期《红旗》报上，王明还以情淑的笔名发表《共产国际反右倾与调合派的斗争》，说“在这样严重的历史时期里，我们共产党的队伍的动摇分子，便发生了不正确倾向——右倾倾向。就是机会主义的倾向。”“但与右倾有同样危险的，还有对于右倾倾向取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调和派是右派的同情者……是懦怯的机会主义者！”所以共产国际“坚决的号召共产国际各支部，坚决的进行反右倾及调和派的斗争，这一斗争在目前中国的政治环境与党内状况的情势之下，更有特殊严重的意义！”
11月20日 在《红旗》报第55期上以慕石的笔名发表《第二次太平洋劳动会议的总结》和《反对派还是反动派？》两篇文章。前一篇文章报道了8月1日在海参崴召开的第二次太平洋劳动会议。在叙述会议背景时再一次说到战争危险的迫近，说进攻苏联的战争，借中东路问题在“正式爆发中”，从“大西洋到太平洋都布满了帝国主义大战的战云”。在后一篇文章中说，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不是“反对派”，而是“反动派”。文章把苏联的做法神圣化，说“苏维埃是工农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唯一形式”。
在同一期《红旗》报上，王明还以情淑的笔名发表《收回租界的两种方式》，以膺时的笔名发表《“建设与民意不能兼顾”！？》。
11月23日 在《红旗》报第56期上以慕石的笔名发表《两个策略与两个政纲》。说在中国革命中有两个政纲，一是六大提出的十大要求，一是陈独秀、彭述之提出的四大要求。和两个政纲相联系，有两个策略：党的策略“以建立苏维埃政权”为中心，陈独秀等人的策略“以召开国民会议”为中心。在概括两个政纲时，把六大政纲说成反资产阶级与反帝反封建并列，即“以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余孽，反资产阶级，推动革命向前发展，使中国革命不仅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使之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
在同一期《红旗》报上，王明还以慕石的笔名发表《党的主要实际政治危险，究竟是什么？》。文章反复强调党的“目前主要实际政治危险是右倾思想”，“取消主义及一切右倾思想是目前党的主要政治危险”。文章列举了许多右倾表现，如“对于武装暴动的根本观念的认识模糊”，“对于武装暴动的实际意义的了解欠缺”，“对于武装暴动的必要技术的准备忽略”，“党团员军事化、武装工作的实施工作……还未正式开始”，“在党和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中，都很少进行武装暴动经常的宣传工作，对夺取和分裂敌人武装的工作也作得不充分”。这对正在形成过程中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在同一期《红旗》报上，王明还以情淑的笔名发表《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以膺时的笔名发表《反军阀战争周与广暴二周年纪念》。
11月27日 在《红旗》报第57期上以慕石的笔名发表《论陈独秀》一文。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王明的文章报道了这一决定，并试图论证“革命的陈独秀变成了反革命的陈独秀”的原因，说“陈独秀自始至终是个自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现在已“成了无产阶级及整个中国革命的叛徒，成了一个只起反动作用的工具！”
11月30日 在《红旗》报第58期上以慕石的笔名发表3篇文章。
《以革命联合回答反革命联合》一文说：国民党军阀借中东路问题武装进攻苏联遭到失败后，发表了《国民党政府告友邦书》，“公开声请各帝国主义国家出兵帮忙”。“国际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在进攻苏联问题上，结成一个庞大的反革命大联合。”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以“武装拥护苏联和反对瓜分中国”，“变进攻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使各国资本家地主的政府塌台”。中国应“以工农兵联合的武装暴动，消灭正在进行着的军阀战争，消灭国民党的统治，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这就是“武装拥护苏联和反对瓜分中国的实际行动！”此文还刊载于《烈火》第2卷第1期。[99]
《第三次暴动与“第四次暴动”》一文说，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暴动，“还要干个第四次暴动”。“国际的与中国的革命形势，都使工农兵武装暴动的任务日益迫近”，“反对进攻苏联和反对军阀战争的目前两大革命任务，只有中国工农兵武装大暴动才能完成”。文章要求在广州暴动2周年纪念日12月11日和反军阀战争周（12月9～15日）举行政治总示威，以作为“伟大的暴动的预演”。不顾时间、地点、条件的普遍号召总示威，就为冒险行动提供了依据。
《调和倾向与调和派》一文说：“在整个共产国际反右倾的斗争中，在中国共产党反取消派……的斗争中，都同时严重的指出要反对调和派。”“调和派是懦怯的机会主义者，调和倾向走向公开机会主义的倾向。”所以，对调和派和调和倾向，是须随时随地留意与之斗争的。
在同一期《红旗》报上，王明还以膺时的笔名发表《取消派的政纲快要实现了！——召集国民会议》、《伟大英勇的青岛工人》两篇文章。
12月4日 在《红旗》报第59期上以慕石的笔名发表2篇文章。
《“西北问题解决”后》一文说：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的战争，各牺牲了几万人，因为“冯系军阀得了蒋系军阀的一两千万元收买费，收兵回陕”，这并没有真正使“西北问题解决”。文章认为冯玉祥和蒋介石毫无区别，“冯系军阀及改组派，都与蒋系军阀及其他一切军阀一样是工农群众的仇敌。苏联及中国共产党决不会对他们有任何的‘勾结’、‘联络’”。
《哈尔滨群众反日拥俄大示威的意义》一文，把11月9日哈尔滨群众反日拥俄大示威说成是“东三省群众运动正式发动的主要信号”，这次示威“表示出群众已走向直接与统治阶级武装冲突的形势”。此文还刊载于《烈火》第2卷第1期。[100]
在同一期《红旗》报上，王明还以“石”的笔名发表《检阅我们的工作》一文，说“广暴二周年纪念与反军阀战争周，马上便来了！”届时要举行“群众大示威”。这次示威“是我们武装拥护苏联和以武装暴动消灭军阀战争的群众力量大检阅”。“每一个觉悟的工人、农民、兵士、学生、贫民、店员、学徒，尤其是每一个共产党员与青年团员”，“须加倍努力”，“立刻动员起来！”
在同一期《红旗》报上，王明还以膺时的笔名发表《词穷理尽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青岛复工与“治安”问题》两篇文章。
12月5日 以慕石的笔名撰写《广州暴动二周年纪念》一文，发表在《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1期上。文章进一步宣扬混淆革命阶段的理论说：“广州暴动如果胜利了，毫无疑义的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完成，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正式开始。沿续着广州暴动而发展下去的中国阶级斗争的前途，很明显的告诉全世界的人们说：中国革命不胜利则已，胜利一定连续到中国的‘十月’！”
12月7日 在《红旗》报第60期上以慕石的笔名发表《极可注意的两个农民意识问题》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发表在1930年1月4日的第67期上。文章谈的第一个问题，是革命领导权问题。它正确地指出：农民是革命的可靠同盟军，但不能说“工农阶级联合领导革命”，这样说就是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可是，他又把这种提法错误地上纲为“农民意识”。文章谈的第二个问题，是反富农问题。它强调反对一切富农，说“中国富农因特殊条件关系，兼有半封建与资本主义的两种剥削，无产阶级的政党，决不能作出‘联合富农’、‘不反对不兼半地主半封建的富农’的结论来。同时，我们的任务也不是因此去辨别某一或某些富农的压迫剥削成分中，哪些是半封建性的，哪些是非封建性的，而是要在我们的政纲上策略上加倍的把纯无产阶级的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与一般农民的反封建的斗争更紧密联接起来”。文章强调谁不赞成反对一切富农，就是“农民意识”、“富农意识”：“只站在一般农民的观点上去反对富农的半封建压迫和半地主剥削，而不站在无产阶级的观点上去反对一切压迫和一切剥削（包括封建性与资本主义性的），这不是别的，是农民意识！（尤其是富农意识！）”文章还强调要同时反资产阶级和富农：“只有在反封建势力的民主革命中，同时进行反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唤起、促进和提高无产阶级的战斗心、觉悟性与组织力，以造成、加速和推进革命转变的条件。”“在这一策略坚决和正确运用之下，汇合其他一切有利的条件，必不可免的要促进和加速中国革命的转变过程。”
12月11日 在《红旗》报第61期上以慕石的笔名发表2篇文章。
《“中俄和平交涉”与进攻苏联的战争》说：为中东路问题举行的中俄谈判，“绝不是进攻苏联的战争危险，已经避免或和缓”。相反，帝国主义、国民党联合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的战争更加紧张。谁不了解这一点，“谁便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成了帮助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各派进攻苏联的工具”。此文还刊载于《烈火》第2卷第1期。[101]
《广州暴动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说：“广州暴动本身还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广州暴动如果胜利了，则毫无疑义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完成和正式转变到无产阶级的开始。”文章强调民主革命中要反对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及地主阶级有密切的政治的经济的联系，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斗争，不能不同时反对资产阶级。”
在同一期《红旗》报上，还以膺时的笔名发表《纪念广暴的战士》。
12月18日 在《红旗》报第62期上以慕石的笔名发表2篇文章。
《“中俄和平交涉”的现状与前途》说，在“中俄和平交涉”中，帝国主义、国民党各派，都不愿使中东路问题和平解决，即使“得到某种暂时的、‘和平的’解决，则不仅不是进攻苏联问题的得到任何的解决，即中东路问题本身也是未得到任何的真正解决”。要真正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唯一的条件”，“就是中国工农兵以武装暴动驱逐在华的一切帝国主义势力，推翻中国国民党各派的统治，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新中国”。
《军阀战争与取消派》说，军阀战争不能统一中国。要统一中国，只有“以武装暴动”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才能实现。
12月20日 在《红旗》第63期上以慕石的笔名发表《没有一个好东西！》和《唐山五矿工友的斗争》两篇文章。
前一篇文章说：“中国的各派军阀，无论是国民党‘左派’也好，蒋派也好，阎派也好，冯派也好，桂系也好，奉派也好，以及那些还想爬起来的直系‘吴大帅’、‘孙巡帅’也好，安福系的段祺瑞也好，鲁系的张宗昌也好，都是一个娘养的，‘没有一个好东西！’”
后一篇文章说：“唐山五矿五万工友中，正酝酿着更伟大更英勇的群众斗争。”斗争的趋势是“由日常的经济斗争”走向“政治斗争”，走向“反对整个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由“局部的怠工，派代表向国民党交涉”，“转向直接群众行动”。“我们的任务”是“加紧一切政治上、组织上的工作，促成这一总斗争的爆发”。这一斗争的爆发，“不仅可以掀起北方职工运动的新高潮，一定还鼓起全国工人阶级更加兴奋作战的情绪，一定更能促进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速度”。
12月22日 撰写《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工作——苏联的五年经济计划的研究》，以慕石的笔名发表在《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1期上。
文章介绍了苏联五年经济计划的背景、内容、意义，说它是“人类历史上的新事业”。“正因如此，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更不能不急于实行对苏联的武装进攻。”在这种形势下，“变进攻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是我们劳苦群众作战的总战术！”文章最后说：“全世界无产阶级努力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建设一个世界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共和国”，“这才是我们纪念十月革命的真正敬礼！”
12月25日 在《红旗》报第64期上以慕石的笔名发表《为哪一种“民主政治”而战？》和《欢迎朝鲜的五卅》。
前一篇文章说：民主是有阶级性的，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民主”，“到底为哪一种‘民主政治’而战？是每一个战士当前即须决定的态度”，“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具体的‘民主政治’的政权形式是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后一篇文章报道朝鲜光州因日韩学生在电车上发生冲突，引起全朝鲜爆发了广大民族解放运动。
在同一期《红旗》报上，王明还以膺时的笔名发表《贫民生活问题》。
12月28日 在《红旗》报第65期上以慕石的笔名发表《阎张通电后的政局》。
文章说阎锡山、张学良给南京政府通电，声称“拥护中央统一”，这绝不可能制止军阀混战。相反，“阎张等通电的发表，只是表示出中国军阀混战已经把整个北方以及东三省军阀都卷进公开武装战斗的局面”，把整个中国“都变成军阀战争的屠场”。
冬 曾给中共中央办的一个训练班讲政治课。
江华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这一年的冬天，福建省委派交通送我到上海，进中央举办的训练班学习，主要学军事、巷战、爆破技术等……教员有向忠发、陈绍禹、顾顺章、李翔吾。向讲工运，陈讲政治，顾讲特工，主要是讲如何同叛徒和敌特斗争；李讲巷战技术，主要是讲如何搞城市暴动和使用炸药、工具的方法等。学习有一个月的时间，住在闸北路一个学校里……”[102]
1930年 26岁
1月1日 在《红旗》报第66期上以慕石的笔名发表《一九二九年的中国》。
文章过高地估计了革命形势，说1929年是“反动统治走向崩溃和革命开始复兴”的一年。这一年，在经济方面，“是整个经济处在危机的一年，尤其是工业‘非民族化’的一年”；在政治方面，“是国际帝国主义者加紧进攻苏联和瓜分中国的一年”，“是中国反动统治……走向崩溃的一年”；在群众斗争方面，工人斗争从零星的、局部的、少数人的怠工、请愿，进到几千几万人的群众罢工，从手工业、轻工业的群众斗争，进到重工业、市政工业、交通工业的群众斗争，从中心区域扩大到各个地方，从请愿、怠工、罢工，走到示威、武装骚动以至巷战，由日常经济斗争，走到公开的政治行动。在农民方面，湘鄂赣粤“又恢复了英勇广大的斗争，苏维埃区及游击队已普及到福建、四川、河南、安徽”，“在闽西有80万赤色群众拥护朱毛红军和游击队”。其他各地，也有广大的农民运动。士兵方面，整旅整团整营的反动军队投降红军，“兵变成了经常不断的现象”。在党的方面，“是加速布尔塞维克化的一年。党的组织有相当的建立和恢复，工作方式有了相当的改进，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不断提高”，“对于武装拥护苏联及反对军阀战争的两大任务，是毫不怀疑的加紧实行”。此文还刊载于《太平洋工人》第3、4期合刊。[103]
在同一期《红旗》报上，王明还以膺时的笔名发表《欢迎苏维埃的印度》，以应时的笔名发表《短评》六则。
1月4日 在《红旗》报第67期上以慕石的笔名发表《狐狸的尾巴都露出来了！》。
文章说1929年12月29日国民政府宣布“撤废领事裁判权”，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串通好了做出的骗人把戏”，“口头上撤废领事裁判权，实际上以‘特别法庭’来更加束缚中国的司法权”。这样，“狐狸尾巴都露出来了！”
在同一期《红旗》报上，王明还以应时的笔名发表《短评》五则。
1月8日 在《红旗》报第68期上以慕石的笔名发表《反对两个严重错误的倾向》。
文章说：“在反对反对派的斗争中”，有的同志“犯了两个严重错误倾向。一是否认或忽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倾向，二是否认或忽视革命现在阶段中存在有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倾向”，夸大中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和中国革命现在阶段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并说产生这两种错误倾向的“社会阶级基础”，是“标本式的农民意识的反映！”“这些倾向要发展下去，毫无疑义的要成为革命新高潮到来时革命转变期中的致命的敌人，他们将成为革命转变的公开的机会主义理论的根本源泉。”
1月11日 在《红旗》报第69期上以慕石的笔名发表《军阀战争的“成绩”》和《为什么反对派要自称“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
前一篇文章通过河南巩县人民“因灾情及战祸损失”的数字，揭露军阀战争给人民造成的严重损失。文章号召“武装暴动”，说“全国的工农兵贫民群众，除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以武装暴动消灭军阀战争而外，还有什么另外的生路！？”
后一篇文章说：马列主义的胜利，逼得敌人“不能不带上‘列宁布尔塞维克’的假面具”，来欺骗群众。
1月12日上午10时 参加上海工联会在垃圾桥附近召开的布置年关斗争的工会干部会议时被捕，被押到南京路北头老闸捕房。[104]
《传记与回忆》说，王明去参加这次会议是李立三有意安排的。其中说：“1930年1月1日[105]，李立三告诉绍禹说：‘中央和江苏省委决定今天召开上海各区赤色工会干部和积极分子会议，传达中央和省委的决定——布置年关工人罢工斗争。但今天开会的地方我不能去，你得代我去出席这个会议，并作有关国内外时事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立三接着说：‘本来约好项英和徐锡庚［根］和我一块去的，他们现在某茶馆里等着我呢。你先到他们那里，告诉他们说，我不能去。叫他们和你一块去。’当绍禹来到茶馆见到项英和徐锡庚说明情况时，他们两人不约而同地冷笑起来。项英说：‘啊！立三自己不去了。好吧！绍禹你先去，我们一会就来。’结果，绍禹刚到开会地方，还未坐下，巡捕房的囚车已到，把绍禹和开会的20多人全部捕去。这时绍禹才明白李立三自己为什么不去，而项英和徐锡庚为什么只冷笑而没有到会。立三等早已知道开会的地点被敌人破坏过，但他们仍然叫别人去‘争取公开’，他们自己不愿去争。”这是李立三对王明的第一次打击。
1月12日下午4时 不顾党的纪律要巡捕给党的机关送信。
下午4时，有一巡捕送饭来。一难友与巡捕商量雇他送信，巡捕答应。王明也写了信，由巡捕送到中央宣传部一个秘密机关，说他已被捕，请设法营救。在老闸捕房询问他的地址时，他供出了“鸭绿路号数不知”。这都严重威胁到党的机关的安全。当时在中央宣传部资料科工作的邵珍回忆说：王明的信是王铁江先接到的，后转交给中央。“由于组织上通知我们赶快搬家，我不愿意搬家，埋怨了几句。王铁江他们才把这个事情的经过给我讲了。他说，陈绍禹去曹家渡开会，被敌人捉去了。后来他叫个警察送来了一封信，我把信收了。由于咱们机关暴露，所以中央决定咱们机关赶快转移、搬家。搬家前，我把一般的文件材料全烧了，整整烧了一个晚上。”[106]
当时任上海工联会秘书的廖华1943年12月6日写的《我和王明等被捕的经过》说：下午四点，有一个巡捕送糙米饭来了，陆友三[107]就找那个巡捕说话，内容是要他通消息给外面，他点头，于是王洁明[108]找到一个工人，在口袋里拿到一根短铅笔，并由一个人身上要出数张上茅厕的草纸，伏在墙角的地上写了一封信，陆友三也写了一张，接着交给巡捕，王洁明的信址是法租界什么地方。只听到说：信送到时，每封给大洋十四元为酬劳费。过几天送信的巡捕又来，说是信已送到了，记不清他们又送了什么信，但巡捕第二次回来，忽然向他们发脾气，骂他们，大概是送信的地方搬家了。
盛岳回忆说，当时王明请的是一个印度巡捕，收信的是潘文玉[109]。他说：“陈绍禹急于出狱，他不顾起码的安全措施，写信给中大毕业生、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潘文玉求救，从而危害了党。他买通了一个印度巡捕去送信给潘文玉，潘接信后大吃一惊。由于陈的愚蠢，大部分上海的中共地下机关不得不搬家，因为陈已派了一个巡捕直接到了一个机关。”[110]
罗章龙说王明的信是送给李求实的。他说：“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不久王明被工部局逮捕。当时王明非常害怕和惊慌，他乞求工部局的一个巡捕送信给宣传部，并对这个巡捕说将来会得到报酬。王明的信送到李求实手里，信中说，我已被捕，请设法营救。收到这封信，李求实大吃一惊，党内的同志哗然，都对王明为保命而不惜暴露党的机关不满，结果党的机关被迫全部搬家。”[111]
1月22日 在提问时说自己是卖茶叶的，等等。
当时任上海工联会秘书的廖华1943年12月6日写的《我和王明等被捕的经过》说：阴历的腊月二十三日，我们每两个戴了手铐，上车到北四川路会审公堂审问。问到王洁明，他的口供是安徽六安人，因为卖茶叶到上海被捕云云。当时没有人承认是为开会被捕的。于是就把我们送到提篮桥西牢东监的第三层楼上，在那里度岁。
1月 于狱中作七律《狱中除夕》。诗曰：
爆竹声知旧岁终，狱中何处有春风？
新年战友连窗祝，含笑交谈众志同。
死去一心留党国，生还百计为工农。
苏联茁壮苏区大，马列旌旗遍地红。[112]
同月 还于提篮桥狱中作五绝《狱情》。诗曰：
青春全献党，义士壮成仁；
同志多千万，伤心最一人。[113]
2月4日 再次被审问，要一名狱友承认，以减轻别人的罪状。
当时任上海工联会秘书的廖华1943年12月6日写的《我和王明等被捕的经过》说：到了阴历正月初六，王洁明又被提到会审公堂审问，结果被引渡到小东门总公安局。第二天，王洁明和陆友三、何照在背后密语，似乎看见当时的工人有些动摇，恐怕一打就供出来，弄得案子僵了，大家都不好办。于是，在第二天早晨八九点的时候，王洁明拉我在背后，暗地说：“这里分子很复杂，一被打一定都供出来，那时大家都不得了。为保存干部计，为救大家计，你是一个案首，可以承认了一些，说你是来做什么的，那就可以减轻大家的案件，你看如何？”以征求我的意见。我“感觉到这是损人利己的主张”，没有同意。以后他和陆友三斗不好意思见我。
廖华还说：过了几天，开预审庭。一直问到最后的第三名，还是王洁明。我只在外边听到他在里边又说又哭地说：“我是由安徽六安才来的，因为要卖茶叶的缘故，误被人捕”云云。详细的话我也记不清了，那时给我感觉是“要死就死，何必这么哭哭啼啼”，再过几天，看守提了条子叫王洁明、黄皓和那个云南省委的老婆签名，要他们三个招保释放。于是王洁明等又找看守，说送信给外面什么地方招保。我们一批20个人，第二天就送到龙华警备司令部。到了龙华，陆友三才告诉我那王洁明即是陈绍禹，因为恐怕我供出来，没有告诉我。
2月18日 因党组织的营救，再加上敌人未弄清王明的真实身份，被招保释放出狱。[114]
有两个材料，说王明是经过“党的内线活动”放出来的。廖化[115]1949年3月22日于大连写的证明材料说：“经过我党的内线活动，把王明同志等三人保释。”郭平（当时叫郭宝根）1955年8月8日写的交代材料说：“1930年1月份，因参加上海工联会纱厂工人代表会议讨论年关斗争，在上海厦门路被捕，一共有二十三人，其中有中央委员王明同志[116]……后来经过党的内线活动，将王明等同志保释，其余被送到苏州高等法院。”
还有一种说法：王明这次出狱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花几千元保释出来的。罗章龙即说：“由于当时王明年轻，工部局不明他的身份，米夫知道这事，认为非极力营救不可，便拿了几千元钱，通过关系把王明保释出来。后来米夫又为王明的这次被捕事件庇护。”[117]但当时与王明住同一机关的邵珍却说：“陈绍禹去曹家渡时化装成工人样子，和一些工人一起被捕的。敌人没有发现他。所以，以后他和工人一起被放了。我没听说党花很多钱把他搞出来。如果真花那么多钱，他就暴露了。不仅出不来，很可能枪毙。”[118]当时在资料科工作的罗晓红也说：“王明是否是花钱赎出来的，没有根据。”[119]
刘平若1953年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反革命陆京士的爪牙江菊林曾亲口告诉他，是“陆京士亲自放过王明的”，“至于何时何地，江菊林未曾详言”。
《传记与回忆》说，王明被释放后李立三曾想杀害他。其中说：“1930年2月18日，绍禹被敌人宣布交保释放出狱。他把自己身上穿的夹袍脱下，送当铺当了两元，住在浙江路上的一个小旅馆里。次日到外面去走走看看，能否碰到同志，以便与组织上取得联系。走不多远，在四马路上碰到任弼时同志。弼时给了绍禹五元，并许诺通知中央组织部来找他接头。但是等了廿来天，李立三才派来陈庚［赓］同志。当时，绍禹还不知道陈庚［赓］是中央特科负责人，以为他是中央组织部的工作人员。陈庚［赓］问了绍禹一些情况后，说：‘你说的和我们知道的一样。你等着，会有人来找你，给你分配工作的。’”1931年春，当王明为了躲避敌人追捕住在一个小尼姑庵里时，陈庚［赓］对他说：“绍禹同志，我今天是来保护你的。一年前（即1930年3月初），我到你住的小旅馆去看你，可不是去保护你。相反，是立三命我把你带到我们特有‘大屋子’里去的。现在你已知道‘大屋子’是什么地方了吧？那是个只能进去不能出来的地方！我告诉立三说：‘和绍禹一起被捕的20多人，除张光明、廖华外，其余的都交保释放的。’但立三命令我说：‘你一定要找他（绍禹）谈谈。如果发现一点可疑的，就立即把他带到大屋子里去！’后面这句话，立三还重复了几遍，他怕我不懂得他的意思。我和你在小旅馆谈话后，更认为立三的做法是绝对的没有根据。”这是李立三对王明的第二次打击。
同日 在街上意外地碰到“三农”时的同学王逸常。王逸常当时担任中共安徽省六安、霍山联合县委书记，因与省委书记尹宽发生路线争执，到上海找中央解决。问题解决后，中央让他留在上海。这天，王逸常正在英租界的一条街上行走时，遇到刚刚出狱的王明。他回忆起这段巧遇时说：“1930年初，有一天，我在路上遇见陈绍禹，他刚从监狱出来。我把他送到了旅馆，给他买了饼干、面包，安排好后我才走的。我只记得他对我说：‘这个监狱有些资产阶级味道。他们看我是个小个子，看不起我，认为我不像一个革命的共产党员样子，就把我放了。’不久他自己找到了党组织。”[120]
2月18日后 给米夫写信。
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说：王明这封信“诡称在狱中遭到毒打，抱怨中共中央把他丢到了脑后。米夫大发雷霆。他在四中全会前给中共中央信中，赞扬陈绍禹的英雄主义并称他是英勇革命者的典范，攻击李立三的领导不给陈安排重要职务”。[121]
2月21日 给中共中央写信，报告被捕、受审及在监狱中的情况，承认“因一时确信送信人不会捣蛋且想不出其他地址，致命人送信（潘）问友处，虽然幸好始终未成问题，然而因此致问友搬家，且予人以不良口实”，这是“个人此次之错误”。
3月16日[122] 中共中央给他写信，指出他被捕后“犯了几种重大”错误：其一，着巡捕送信到中央秘密机关，影响机关的安全；其二，供出鸭绿路，虽没有说出门牌号数，但“同样可以影响机关的安全”，“给一般同志以极坏的影响”；其三，企图“躲避自己的错误”，“证明你仍是不能悉心承认错误，接受批评，更没有在错误中取得教训，改正自己错误的决心”；其四，指出他说中央解决他的问题“不要给取消派借口”，“表明你完全不接受中央批评的精神，更是非常错误的”。据此，中共中央决定给王明以党内警告处分，同时希望他能虚心接受批评，勇敢地改正错误。[123]
3月26日 在《红旗》报第87期上以韶玉的名字发表《再论富农问题》，着重“批判”了三个观点。第一，“对于富农的‘革命性’还存有幻想”。文章说：富农“大呼革命”，也“干些于群众多少有点好处”的事，这“并不是为的革命，而是为的缓和革命和消灭革命，为的反革命”。只有这样认识，“才能够坚决的彻底的从各方面进行反富农的斗争”。第二，“不认识富农意识领导的实质”。文章说：所谓富农意识的领导，绝不只是富农分子的领导。“即使不是富农分子，也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代表富农意识，在农村斗争中有意的或无意的执行富农路线”。第三，“将反富农斗争看成只是反富农意识的斗争”。文章说：“反富农斗争，决不只是反富农意识的斗争”，而是要“在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思想上种种方面进行无情的坚决斗争”。文章最后说，反富农斗争“是全党每个同志目前的迫切任务！”
3月28日 给中央组织局写信，报告他在10天前与王凤飞一起对中央发牢骚，说苏区里有“尾巴主义”、“保守观念”，“只干土地革命，以为土地分了，革命便成功了”，“不注意革命转变”；说六次大会决议案就是“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有的文件又写成“联合富农”，以致过去对富农问题发生了错误。承认以上说法是“错误的”。[124]
3月 说李立三想让他到豫皖苏区并杀害他。
《传记与回忆》说：“1930年3月，当陈赓同志没有执行李立三的命令，没有把绍禹杀害，于是李立三又想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迫害绍禹。他叫绍禹从旅馆里搬到中央招待所去住”，并“叫绍禹和豫皖苏区来的同志一块到豫皖苏区去。开始时，绍禹并没有想到李立三的用意不好。绍禹很快地就和豫皖苏区来的同志们谈得很合得来。许继慎和熊寿宣（受暄）二同志当时都是豫皖苏区的负责人，是豫皖苏区的创始人之一。绍禹和他们一起住了廿多天，每天给他们上马列主义课。不料招待所的主任把情况告诉了李立三，于是立三到招待所，向绍禹大叫着骂道：‘你不能到豫皖苏区去了！’绍禹问他为什么，立三说：‘因为你去了，会掌握军队反对中央的！’绍禹又问他，根据什么这样说？李立三大叫道：‘你不要问，叫你去，你就去；叫你不去，你就不去！’说完就走了。李立三走后，许继慎和熊寿宣二人告诉绍禹说：‘李立三说你是个危险分子，要把你送到我们苏区去解决掉呢！’”这是李立三对王明的第三次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