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月 调离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到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任《劳动》三日刊编辑。[125]
在总工会，他曾找全总党团负责人罗章龙表示，共产国际对他很信任，只有像他这样的真正懂理论的布尔塞维克，才能担当起中央的领导任务，希望全总的同志支持他的工作。王明的话遭到罗章龙和全总许多同志的反对。罗章龙回忆说：
我们按照组织的决定，安排王明、博古两人在全总宣传部工作。我们在一起办公。王明到全总宣传部后，一直不好好工作，他认为是被大才小用了。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王明对我说：“想与你谈谈。”我们如约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王明说：“我们的斗争在东方大学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东方部派我们回国不是做普通工作，而是要做领导工作的。”他对我反复强调：“我们是共产国际直接派来的，你要认识这一点。”他还对我说：“中国的党自建立以来一贯幼稚，不懂马列。苏区的人更不懂，他们什么也不晓得，一贯右倾，搞富农路线……我们要把党从上到下加以改造。”……我当即严厉地批评了他。王明强辩说，“我说这些话是代表国际而不是个人”，并要我回去“向大家传达”。我义正词严地拒绝，并对王明声明：“我不赞成你的说法。”但王明还是执意要我在全总会上提一下。我要王明打消这个念头，并再一次提醒他注意：“你的这些想法很危险。”我回到全总机关，同志们都来问我，王明找我说些什么，我把王明说的话与大家转述了，同志们听了之后都十分气愤，纷纷要求把王明打发回去。在这种情况下，王明很苦闷，认为在中国想达到他们的目的希望渺茫，要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也极困难，因之他一度非常消极，不干工作，而且也因大家不理他那一套使他无事可做。[126]
4月5日 李立三在《红旗》报第90期上发表《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的条件》。文章说：“最近政治事变与革命形势的发展，已显示出全国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因此在准备全国革命的胜利的任务之下加紧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已成为党的目前的总的战略。”为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首先要有全国的配合，要有中心城市工人的政治罢工、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暴动，要有农民暴动、兵士哗变、红军的有力进攻。
《传记与回忆》说，王明曾对李立三的观点提出批评。其中说：“1930年4月，绍禹被送去全国总工会党团作秘书兼《劳动》三日刊编辑。从这时起，开始了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因为在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和《红旗》上发表了李立三的几篇带原则错误的论文。开始时，绍禹找中央政治局委员、全总负责人项英同志谈了十多次话，项英同志表示完全同意绍禹的意见。又与向忠发谈了几次，请他转告李立三注意纠正错误。但是李立三不听。”
4月10日 以“兆雨”、“石”、“慕”、“玉”的笔名在《劳动》第28期上，发表4篇文章。
第一篇《南京四三惨案的意义与教训》，就4月3日英帝国主义的水兵惨杀南京和记工厂工人事件，得出结论说：“革命与反革命的肉搏一天一天地加紧了”，“已迫在目前了！”“革命高潮已经加快地到来了。”在这样的时刻，“政治罢工，同盟罢工，已经是我们日常工作的迫切任务”。这时，“不仅怀疑这些行动‘有没有可能’的观点是机会主义，就是把这些行动只当作‘一般的策略和很远的前途’，而不积极马上实行准备、组织与实现，也同样是右倾”。
第二篇《“四一二”与蒋介石》，主张打倒一切。它说：张发奎、冯玉祥、陈公博、李宗仁、阎锡山、段祺瑞，“这些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哪一个比蒋介石好一毫呢？”“改组派为的争夺卖国殃民的权利反对蒋介石，他们的忠实同志没有一个不是‘蒋介石第二’，国民党政客这一群狗窝里，绝对找不到一条‘少通人性’的好狗，都是一样凶恶的帝国主义与地主资本家的屠杀工农的猎狗！”我们要打倒蒋介石，国民党各派军阀，整个国民党，“打倒中国的一切地主，买办，资本家”。
第三篇《汉口蛋厂的同盟罢工》。3月23日，汉口和记、安利英等七八家蛋厂，发生群众自发的同盟罢工，提出“恢复民国十五年的条件”等7项经济要求，在得到“相当胜利”的条件下复工了。这篇文章根据这一事件，对形势作了过高的估计：“同盟罢工已经成为群众实际行动的迫切要求，群众已经自动地干起来。”“在这一斗争的影响下，同盟罢工，政治罢工，一定在武汉区域继续扩大和深入，这不仅是赤色工会发展的有力基础，而且是一般革命运动尤其是湘鄂赣三省苏维埃政权运动的有力推动和领导，更加要加速实现工农兵武装暴动夺取武汉和全国革命胜利的前途。”
第四篇《加紧准备“红色的五一”！》。文章说：“‘红色的五一’马上要来了！”届时要“组织五一的罢工示威”。在筹备中，要“尽力用斗争方法取得公开地点……作为开群众大会，代表会，委员会，以及组织，宣传，纠察各部公开办事的场所”。
春 于上海作七绝《念故乡》。诗曰：
屡跋高峰涉巨洋，为谋域内变风光。
金家寨上红旗满，我更因之念故乡。[127]
5月上旬前后 撰写《什么是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小册子。[128]
《写作要目》说：这本小册子“未署名”，是为1930年5月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代表们用的，由“中共中央铅印，中共中央决定作者写的。当时作者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129]
5月1日 在《劳动》第30期上以石的笔名发表《要饭吃！要工作！要土地！》、《援助英日同盟罢工的兄弟们》2篇文章。
前一篇文章要求：“在全体工人阶级引导广大劳苦群众与资本家搏斗的‘五一’这一天，失业工人应该积极起来走向战争的前线，举行广大的群众示威，包围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的办事机关，行政机关及工厂作坊，打开资本家的米仓钱库，向他们要饭吃，要工作，要土地！”
后一篇文章说，“五一快到了！英日同盟罢工兄弟们的斗争勇气一定更大”，全中国的工友们，要以实际行动援助英日的兄弟们，“在五一这一天，我们举行伟大的政治罢工，政治示威”。
5月14日 在《劳动》第31期上以兆雨、石的笔名分别发表《上海水电工人的同盟罢工》和《“赤俄”与“白俄”》2篇文章。
前一篇文章号召工人与资本家拼个你死我活。文章说：“上海安迪生祥昌，南京和记，青岛英日烟纱各厂的斗争，给了我们明确的教训，现在已经是资本家与工人肉搏血战的时候……我们只有下决心与资本家拼个你死我活的斗争！”
后一篇文章说：工人要求米贴，加工钱，国民党就说是“赤化”嫌疑；工人罢工，资本家就招雇“白俄”代替工人，破坏罢工。“白俄”在中国有好几万人到10万人，他们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死对头”，我们要“坚决地以群众武装力量驱逐‘白俄’”。
同日 在《红旗》报第101期上以雨的笔名发表《坚决地反对黄色倾向》。文章说：“目前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便是黄色倾向！”其表现是“对反国民党反黄色工会的实际斗争不坚决”，“有时还多少保有合法观念的幻想”，等等。对这种倾向，要“在理论上，组织上，斗争上，工作上加紧的克服”。
5月15日 在《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4、5期合刊上以韶玉的名字发表《目前军阀战争与党的任务》。
文章对形势作了夸张的估计，说：“反对军阀制度与军阀战争的斗争浪潮，卷进千百万亿的群众，全国主要城市的工人斗争，已经走到政治同盟罢工和直接武装冲突的形式，农民运动在南中国各省表现出显著的高潮，苏维埃区域已蔓延八九省的地域，工农红军迅速在七八省范围内建立和扩大，兵士成营成团成旅的哗变，很多投到革命群众方面去”，“统治阶级本身也深切地感觉到‘赤化’全中国和红军占领武汉的危险已经迫在目前。帝国主义及整个统治阶级都一齐在革命怒潮之前发抖！”文章提出，在这样的形势下，要夺取武汉这个中心城市。“从目前革命形势及军阀战争的形势看来，在武汉及附近各省（湘赣）开始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行动，并非什么很远的前途。”“夺取武汉毫无疑义地是建立全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开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要“加紧反改组派的斗争”，在党内“加紧进行反对各种右倾倾向及对右倾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加强中心城市的领导作用和工作，加紧组织主要城市的政治罢工，同盟罢工，以至总同盟罢工”。文章列举了“右倾”的十种表现，说各种右的倾向“是非常主要的危险。右倾倾向的第一种表现是对于目前国际革命形势及中国革命形势的日益完备高潮条件的怀疑与动摇；第二种表现是在群众斗争中党的尾巴主义；第三是职工运动中的黄色倾向与对于赤色工会建立的忽视；第四是农村中的富农路线的领导和对于反富农斗争的犹豫和不坚决；第五是地方观念、保守观念和一般的农民意识；第六是对士兵运动的忽视与对于兵变的取消倾向；第七是对于争取公开工作路线的怀疑与不坚决；第八是对于红军、游击队及苏维埃区在一般革命运动中的比重成分估计得不够；第九是对于‘中小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不正确估计和‘幻想’；最后，非常危险的是对于党的本身力量估计得太过分薄弱。非常明显地，第一种倾向能阻止、妨害、动摇甚至反对党的目前一切中心策略路线的执行。”有的学者认为：“王明这篇文章，是一篇追随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代表作。”[130]
5月17日 在《红旗》报第102期上以韶玉的名字发表《为什么不组织雇农工会？》一文的前半部分，第103、104期连续登载后半部分，认为很多地方不组织雇农工会，是“农民意识——尤其是富农意识作怪”，强调不与“中小商人”、“小业主”建立统一战线。[131]
5月23日 在《劳动》第32期上以兆雨、玉、石的笔名分别发表4篇文章。
第一篇《上海水电工人同盟罢工胜利的意义与教训》。王明为鼓励工人继续蛮干，把这次罢工说成取得了“伟大胜利”。而且说“政治罢工的胜败，不能仅从直接条件的有否收获为鉴评”。
第二篇《怎样准备五卅工作？》，不是要人们怎样注意斗争策略，而是强调“组织全国的总政治罢工与总政治示威”。如果仅仅组织了政治罢工，“不能将广大罢工群众调动到街上示威”，或者“仅能零星地调动群众到示威地点”，都“不能算”完成任务。
第三篇《一个笑里藏刀的危险口号》，主要揭露改组派、青年党提出的“同情罢工，加紧反共”口号，指出这个口号“不仅是分离工人群众与工人政党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且是加紧压迫罢工加紧屠杀工人的指令！”
第四篇《国际劳工局与国民党》。文章说：国际联盟之下的专门压迫欺骗工人阶级的国际劳工局，要在南京上海设立办事处，其目的是“就近帮助中外资本家欺骗中国工人”。文章在论述当时的形势时说，“中国革命的浪潮又汹涌澎湃起来了，农民，兵士，学生的革命运动都普遍发展起来了，红军，游击队，苏维埃赤化了半个南中国。不仅国民党的统治快要垮台，帝国主义的命运也快告终”。
5月27日 在《红旗》报第105期上以韶玉的名字发表《上海水电工人同盟罢工的胜利》。
文章说能实现这次罢工，是“革命高潮的有力信号”，这一罢工取得胜利，是“革命高潮的具体象征”。[132]
5月 除任《劳动》三日刊编辑外，还兼任上海英商电汽车罢工委员会委员，编辑《罢工每日快报》。[133]
《传记与回忆》说：“虽然快报每日只出一张约三千来字，但编写都只有绍禹一人。他只有夜间三时以后，才有时间编写这个快报，因为他日间还要编写全总的《劳动》三日刊和处理一些其他日常工作——尤其是每天都要给罢工委员会找新的开会地址——为了安全不能不如此。找好后，还得通知项英、罗迈等。所以每夜三时左右，才能到全总的油印科去，就在那里才能开始编写罢工快报。所以一行一行的写稿，油印科的同志（当时也只有迅雷一人）就跟着一行一行的刻在蜡纸上。他刻完立即印好，并在每日早七时左右送给工人的罢工委员会。这个快报的内容，除报道英商电车工人自己的消息外，还尽可能报道一些国内外的主要消息特别是注意宣传苏联和中国的红军与苏区情况。”后来在工人复工问题上，王明也出了好主意，因而得到项英的好评。
《写作要目》说：《每日罢工快报》是“小型油印日报，上海英商电车工人红五月大罢工以后印行，5～6月初全为绍禹编写，作者当时为罢工委员会委员兼秘书”。
同月 米夫向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宣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委员会作出的决议案，指责瞿秋白等人在处理中山大学学生纠纷问题上的严重错误。
杨尚昆回忆说：“1930年5月，米夫向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宣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委员会作出的决议案，声称：李剑如、余笃三已‘走到实际上与托派联盟的道路’，中共代表团须担负‘部分责任’，‘中共代表团的多数（瞿秋白、邓中夏、余飞）领导了李剑如、余笃三派的活动’，政治委员会‘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并请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这是对瞿秋白等三人下逐客令。他们被迫来中大作检讨。为什么决议案没有点其他两位代表团成员张国焘和王若飞的名呢？原来，张国焘向米夫低头了，他在《申明书》中诬陷瞿秋白‘拉帮结派’，甚至把驻少共国际的代表陆定一也拉在一起，说他们都是反共产国际的。张国焘搞了这一手，共产国际就信任他了。王若飞那时被诬为有‘托派嫌疑’，正在列宁学院受‘清党’的考验。后来，共产国际要中共代表团统统回国。”[134]
同月 开始反对起李立三的观点。据《李立三自述》说：
早在5月间我的文章发表以后，陈绍禹同志就已经开始批评其中的错误，并几次找项英同志交换意见（项英同志此时领导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工作，陈绍禹也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虽然项英同志在政治局开会时讲到过这个意见，但我非但不接受，而且认为他（陈绍禹）的意见是“危险的机会主义倾向”，开始和他作斗争。6月间，秦邦宪、何子述、王稼祥等同志回国，看到政治局6月1 1日决议时，马上声明这是错误的决议，尤其是在有关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上错误更大。他们和陈绍禹一道立即开始斗争，反对这一决议。这时何子述在中央组织部，王稼祥在中央宣传部，秦邦宪在《布尔塞维克》杂志编辑部。他们在中央机关干部中进行解释工作，找很多同志谈话，并在各种会议上发言批评6月11日决议的错误。大部分中央同志受我的影响，不相信他们，认为这种批评是“反党行为”，但是，这些同志决不后退，继续反对这个决议和政治局的方针。[135]
6月初 于全总办公室作《英电工人罢工总结》诗二首。[136]
同期 任中宣部秘书。[137]并曾“管理过上海文化党团的工作”。[138]
6月7日 在《劳动》第34期上以石的笔名发表《与印度安南兄弟们共同行动起来！》，报道印度、越南人民的斗争，揭露英法帝国主义镇压人民，要求中国人民与印度、越南人民共同行动：“罢工，罢操，罢岗，罢市，向英法领事馆门前示威，向一切帝国主义示威！加紧准备武装暴动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而代之以苏维埃政府的工作。”
6月1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标志着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传记与回忆》说：“六月初，绍禹被调去中央宣传部做秘书（立三为该部部长）。绍禹和王稼祥（当时在中宣部工作）、秦邦宪（博古）、何子述同志都曾诚恳地和立三谈话，希望他们改正错误；曾忠告中央政治局，不要把立三的错误意见采纳到中央决议中去。但是，作为李立三路线最高峰的中央六月十一日决议，终于发表了！”
6月21日 在《红旗》报第112期上以韶玉的名字发表《什么是“流氓”与“匪”？》。
文章说：“‘流氓’！‘匪’！总算中国最普遍最流行的社会现象了。”国民党用屠杀政策，只是“越杀越多”。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以工农兵贫民武装暴动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而代之以工农兵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
6月26日 在给米夫的信中诉说自己的遭遇：我今天收到一张奇怪的条子，其中说（我逐字逐句照抄如下）：在你的几次发言时老板[139]指出了你严重的政治错误和组织错误，要求不仅作出口头声明，而且作出书面声明，但你既没有以口头形式也没有以书面形式明确而肯定地承认你在政治上是右倾分子，组织上是派别活动分子。这意味着你对老板批评的错误承认得很不诚恳，相反，你以手法掩盖自己的错误。老板近来收到报告说，你给巴黎[140]写了信，其中说老板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不行，通知马克松、博格涅尔、康穆松[141]不久回国。这非常清楚地证明了你的派别活动。老板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事实的内容，要求你在三天内就此问题作出解释。非常重要！王明在信中接着写道：“现在我和所谓的派别（马克松、博格涅尔、康穆松）时时刻刻都有被永远赶出公司[142]的危险！当然我是首当其冲，因为我在许多问题上不同意老板的看法已非今日始。”王明祈求米夫说：我敬爱的！如您所知，虽然我还年轻，但我在同反伊卡路线[143]的种种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时过去和现在都非常非常不喜欢痛哭流涕。但这一次，尤其是现在我给您写上述一切时，我不能不失声痛哭，因为问题是迟早会弄清楚的（我坚信这一点，毫不动摇），但不知道究竟到什么时候才会真正弄清楚。我在哪里？！或许我已经不在自己心爱的公司里了！！！唉“怎么办？”我敬爱的！心如刀割，（泪水）不断！这并不意味着我在斗争中不勇敢，而是意味着我也许不久将因完全莫须有的罪名（在政治和组织问题上）被开除出与我生死攸关的公司。信中明确提出：“中央办事处[144]不从组织上和政治上认真改组，生意即使现在也决不能取得彻底胜利的发展。”[145]
上半年 请老同学王逸常出面办秋阳书店，并把那里作为自己活动的据点。
据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说，当时王明请王逸常出面办个书店，房租由王明出，稿件由王明组织留苏的同学提供或帮助翻译，而且表示不要稿费。王逸常当时尚未接受党分配的工作，又受老同学之托，就答应了王明的要求。于是，王逸常找了安徽籍的党员同志和同乡集资，在上海英租界蒲柏路办起了“秋阳书店”。书店设门市部、印刷所，主要是卖书和印书，大力销售进步书刊和介绍苏联的期刊，而且自己还印刷一些书籍销售，主要是翻译苏联的书籍，如《震动世界的十天》、《世界妇女》、《苏联农村》、《巷战战术》等，在销售进步书刊，印刷介绍苏联革命与建设的书籍，向读者宣传革命思想与马列主义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秋阳书店也成了王明等人搞宗派活动的据点。据当时书店经理王逸常证实说：“这书店被王明所利用。他利用我们这些安徽人和同学关系，把书店作为他的联络地点。1.书店给他印刷《世界妇女》、《苏联农业》、《震动世界的十天》、《巷战战术》。这些书都是他们这些留苏学生翻译的，不要稿费，不要版权；2.王明常来这里研究问题，一两人常来接头、联系。书店成为他们接头地点、联系据点、活动场所。”“常来接头的有博古等人。”有人说秋阳书店是“国际的联络点”，“国际通信机关”。对此，王逸常加以否认。他说：“王明叫我开秋阳书店，不是国际联络点，没有来过国际代表，也没有收到过国际文件和什么经费。”1931年夏，英租界老闸捕房查抄了秋阳书店，逮捕了书店经理王逸常及其弟弟王亦良、店员詹振华、董事长胡萍舟（胡允恭）等四人。得知王逸常等被捕后，党为营救他们，请了李世蕊大律师为之辩护。因为敌人没有抓住什么共产党的证据，所以胡萍舟、王亦良被无罪释放，王逸常、詹振华被宣判拘役三个月，送提篮桥监狱执行。店中书籍等财物被宣布没收，秋阳书店从此停业。三个月后，王逸常出狱了，据他回忆说：“出狱后还受到陈绍禹批评。他说《巷战战术》是同志们点着蜡烛翻译出来的，还没有来得及印出，就被焚毁了。我不服气地回答说，我被捕，生死置之度外。稿子是别人焚掉的，我不知道，没有落在敌人手里就不错了。为此，我们闹了矛盾。”对于王明的非难，王逸常十分不满，与王明从此断绝了关系。[146]
7月2日 在《红旗》第115期上以韶玉的名字发表《“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还是“没收一切土地”》。
文章正确地批评了“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主张，但同时又说：“因为富农已经是土地革命的仇敌，我们……一定要没收他的土地。”并宣扬实行“土地国有”。
7月初 和秦邦宪一起找王稼祥、何子述“交换回国以来的见闻和观感”。
在交谈中都谈了自己对当前形势、工作情况，特别是对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11日决议的看法。这时，王明已经知道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罗伯特反对6月11日决议，又见大家对决议都有一些异议，就说自己对决议的看法。他最后说：“今天的交谈很好，对李立三他们那一套，凡是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漠然置之，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过几天，中央机关要召开一个政治讨论会，大家都可以也应该去谈谈意见，为了维护马列主义和国际路线，这是非常必要的。”[147]
7月9日 在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发言，对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11日决议提出意见。秦邦宪等也发了言。这使李立三很恼火，便给王明等人扣上“右派”、“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小组织”等帽子。向忠发宣布，立即撤销王明的中宣部秘书等一切工作。正如杨奎松所说：“王明深受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的信任，雄心勃勃，回国后却得不到中共中央的重视。于是，他抓住这个机会，拉上对当时中央的做法同样有意见的博古，向李立三发难。结果，王明、博古几个人因此受了严厉的处分。”[148]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那时李立三把陈绍禹、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他们曾向李立三个人和政治局提意见，并在党中央工作人员会议上发表拥护共产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称之为‘右倾机会主义小组织’或‘陈绍禹的莫斯科派’而加以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严重打击。为反对李立三在中共中央的《布尔塞维克》杂志四、五合期上发表的《革命高潮前诸问题》的论文和政治局六月十一日决议，六月二十八日陈绍禹被给予‘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秦邦宪、王稼祥和何子述各被给以‘严重警告’的处分。八月七日陈绍禹原来的处分被加重为‘留党察看六个月’，秦邦宪、王稼祥和何子述原来的处分都被加重为‘最后严重警告’。”[149]
《传记与回忆》说：“李立三召开中央工作人员会议，公开斗陈、秦、王、何四人。除宣布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取消派的暗探’外，并派当时挂名的总书记向忠发找陈、秦、王、何谈话，准备给他们一组织处分。”“1930年6月底，向忠发带着项英同志一起，找四人谈话。向张口大骂，从‘小资产阶级意识’直到‘狗入的王八蛋’……都骂出来，强迫四人承认错误。项英同志始终一言未发。四人都不承认错误。向忠发代表立三中央宣布：给绍禹最后严重警告，给其他三人严重警告。”
但米夫对他们的行动高度赞扬，说“上海党的组织在陈绍禹（王明）同志领导之下，首先开始了反半托洛茨基的李立三路线的斗争，为正确路线而进行的斗争，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在绍禹同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有威望和最有天才的领袖之一，周围团结了党的最好的干部，他协同党内其他优秀的领导者，——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于1933年因遭受虐待病死于北平陆军监狱内），沈泽民（因积劳成疾而死于鄂豫皖苏区），陈原道（于1932年被国民党秘密枪杀于南京）等同志，在两条战线斗争上，坚持了正确的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路线”。[150]
7月10日 以韶玉的名字给中央写信，重申他在政治讨论会上发表的意见。
信中共谈了四个问题：（一）关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问题。他认为“世界革命新的怒潮正在发展到直接革命形势，中国革命的大爆发更加加速世界革命直接革命形势的成熟，更加速世界革命大爆发，这是毫无疑问正确的，但有些同志以为只有中国革命爆发了，才能引起世界革命大爆发，只有中国革命胜利了，世界革命才能胜利，这是不正确的”。“中国革命现在不仅有先于他国爆发的可能，而且有先于他国胜利的可能，不仅有胜利的可能，而且有胜利持续的保障。”（二）关于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问题。他认为“直接革命形势是高潮的顶点，高潮发展成长而为直接革命形势，中间虽没有一道万里长城间隔着，但两者并不是混而为一的东西”，不能“把高潮或高涨与直接革命形势混为一谈”。（三）关于一省与几省政权问题。他不同意“以为主要数省以至一省暴动夺取政权后，如果不马上发生全国暴动，则这主要数省以至一省的政权便立刻塌台”的观点，认为“数省与一省首先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能够支持斗争到汇合全国革命胜利，不然，还是无意中取消了数省以至一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和意义”。（四）反右倾问题。他说“关于反右倾工作未做到支部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但我以为不仅未深入支部，而且未能深入一般干部”，“很少能对右倾观点有比较系统的认识”。在列举了右倾的五种表现以后，他还提出要特别加紧“反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更加重视托洛茨基派的问题。[151]
有的学者分析说：标志“立三路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11日《决议》和王明“反对李立三路线”给中央的这封信，两相对照，可以看出：两者都“左”，总的方面是一致的，在基本问题上王明不可能“反对李立三路线”，并多次称《决议》及其报告人是“非常正确的”、“我完全同意”等；两者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区别，对有些问题王明的观点和主张比李立三更“左”，他是站在更“左”的立场上反对“左”；王明不同意“把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混为一谈”，这是对的，但这是照搬斯大林的；两者在具体提法上有时有些不同，但王明不是通过讨论纠正李立三“左”的错误，而是找借口反对李立三，为自己上台打开通路。[152]
关于王明等人受处分的经过，李立三在自述中是这样说的：
6月底[153]，举行中央干部会议，在中央各个机关工作的同志几乎全都参加了。我作了关于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之后，以上同志，特别是陈绍禹公开出面，坚决反对我的错误主张和6月11日决议。但是，大部分干部在我的影响下反对他们的意见，支持了我的错误主张。我作总结时，谴责了他们的“机会主义倾向”，要求停止“反党斗争”。我表示，“他们如果不赞同这种路线，可以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即未来的‘七大’上发言，现在则必须服从并无条件地执行党的决议”。会后，这些同志提出来要和我谈一次话，要我对一些原则问题进一步作些解释。但是，我的一些支持者认为我的总结发言太软弱、让步太大了，我不应该允许这些人保留自己的意见直到召开七大为止，应该要求他们马上放弃自己的意见，服从中央，并把有关情况转告了向忠发和项英。第二天开会时，向忠发及其他政治局委员就批评我“过于让步”，坚决要求这些人立即服从中央决议。刚从莫斯科回来的邓中夏同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通报说，陈绍禹和一些莫斯科劳动大学的同学保持通信联系，在一封信中还向他们泄露了党的机密，对党的决议进行了讽刺挖苦和指责。我和其他政治局委员都认为陈绍禹的行为就是搞“反党小集团”，于是政治局作出决定，要求他们服从党的决议并安排向忠发及项英、邓中夏等同志同他们谈话，不允许我参加。谈话时，向忠发指责他们搞“反党集团”。并说，他们如果不停止“反党行为”，中央就要给以处分。但是，这些同志表现出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性和坚强精神，不怕威胁，继续反对中央的错误路线。几天之后，政治局作出处分他们的决定，理由就是他们搞“反党宗派活动”。陈绍禹留党察看6个月，“若不悔改，便清除出党”，其他三位同志受到最后一次严重警告。政治局还同时决定派他们去外地工作：何子述去河北，王稼祥去广东，陈绍禹去江苏。有关省委领导都接到通知说，这些同志是搞“反党活动”的，应当加以监督。省委领导就疏远他们，不给马上分配工作，也不关心他们的住宿和生活条件，使这些同志们受到不少冤屈。[154]
7月22日 和王稼祥给米夫写信，向米夫汇报他们的“不幸”，说中央认为他们是异己分子，甚至不愿和他们交谈，并认为他们同共产国际执委会有联系，如意见不合就把他们赶出公司[155]。信里还指出中共中央领导胡作非为、右倾，希望国际给予“治疗”。信中写道：“老板[156]的这些胡作非为，都是由于他右脑有病[157]。这种病需要好好治疗，而在贫困的中国很难进行这种治疗。我们希望，很快能找到良医良药，使老板痊愈，使公司状况得到改善。”[158]
7月24日 在给米夫的信中再次指出中共中央目前的状况是有些领导人犯了右倾错误，说他们因在中共中央6月9日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的争论受到指责和打击，现在“情况十分严重。现在我和其他人只做翻译和技术〈工作〉，此外，每日每时都有被赶出我们公司[159]的危险”。最后他谈了对目前形势的看法：“如果继续由李[160]领导，如果不发来更好的商品[161]，公司决不可能健全起来。”[162]
7月30日 孟庆树被捕，关押在上海龙华看守所。王明万分焦急，写了一首《三度七夕》的七绝：
天上当然织女好，星间难怪牛郎痴。
真情岂受银河隔，有限长空无限思。[163]
7月底 米夫被任命为共产国际远东局新的领导人。[164]
8月1日 在给米夫写的信中谈到李立三近来写了两篇文章，部分地窃取了他的观点，但有所发挥。他认为李否定中国革命在世界资本主义破产前胜利发展的可能性，在否定李的同时说他本人对形势的看法才是正确的。信的最后向米夫反映立三中央对他们一伙莫斯科派打击日益加强，“形势太严重了”。[165]
8月3～5日 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开联席会议谈论如何处分王明等人。
《传记与回忆》说：王明1931年底到莫斯科后，遇到1930年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之一的德国同志，那个人说：“1930年8月3～5日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开联席会议时，李立三和向忠发等都要求开除你们四人的党籍。因为我们反对，才改为留党察看和最后严重警告。我们仍反对，但他们不听！”
8月6日 给米夫写信，控告向忠发、邓中夏召集会议对他们四人进行批评，向忠发说他们已经成了明显的“反革〈命分子〉和中国贸易[166]最有害的敌人。你们在巴黎[167]搞宗派，你们是分裂公司[168]的人”。并且说他们无权反对李的文章和意见。最后向忠发宣布组织结论：伊万[169]“开除〈出党〉6个月……解除我们的一切工作”。王明向米夫表示“我们暂时等待最高一级的审理和处理问题”。[170]事实上，当时中共中央只给了王明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并没有把他开除出党，其他三人也只给了严重警告处分。
8月7日 《传记与回忆》说向忠发召集会议斗争王明等人。
这份回忆录说：“1930年8月7日，向忠发又找陈绍禹、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人到中央宣传部去开会，并叫邓中夏同志（该部副部长）和潘问友（立三的助手）参加，帮忙斗争陈、秦、王、何四人。”向忠发开始就宣布说：“红军已占领了长沙，谁还敢说中央的路线不正确？反立三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还说：“党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给你们处罚！处罚！再处罚！”“被斗的四人都再次地说明立三路线为什么是错的。绍禹说：‘立三文章《中国革命新高潮前的诸问题》是第一个错误，六月十一日决议是第二个错误，红军打长沙和在全国各地实行武装暴动是第三个更大的错误！第一个、第二个是理论错误，第三个是实际行动错误！”“结果，向忠发代表李立三的中央宣布给四人处分：陈绍禹由原来的最后严重警告改为留党察看六个月，其他三人由原来的严重警告改为最后严重警告。”这是李立三对王明的第四次打击。
8月15日 被调出中共中央宣传部，下放到江苏省委宣传部，被分配在秘书李初梨手下当干事。[171]
《传记与回忆》说：“会议后不久（八月十五日），取消了绍禹中宣部秘书的职务，送他到中央材料科去收集材料，后又被降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去，名为该部宣传干事，实则叫绍禹看守几大木箱旧文件。”
李初梨回忆说：“大约七月间，在总行委碰头。李立三对我说：‘现在派一个理论家到你那工作好不好。是全党有名的理论家。’我问：‘是谁呀？’李立三答道：‘是陈绍禹。他们反中央，到了你那里要好好地帮助他，注意他。’李立三为了这件事还专门到我家去了一趟。”[172]
因当时王明还没有结婚，而独身男子在上海容易引起警察注意，并且难以找到房子。于是，李初梨给王明找了个假妻子做掩护。李初梨回忆说：“我叫一位叫易坚的女同志与他住机关，大约住二三个月。”易坚是湖南著名教育家、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易培基的侄女。她要求革命，思想进步，1930年7月在上海入团，编入闸北区虹口街道支部。易坚回忆往事时说：“我入团不久，约在1930年8月，李初梨以党组织名义，直接调我去担任驻‘省委机关’的重要工作。夏天的一个晚上，李初梨带我去所谓省委机关，介绍与陈绍禹认识。他还说明：独身男子房东不肯出租房屋，要我乔装成陈绍禹的妻子。我听后很不愿意。当晚我准备逃回虹口，但陈绍禹借口不许泄露党的秘密，要我留下。”“我与陈绍禹住的这个机关在上海闸北横滨路一带，房间在二楼，是一间约十几平米的房子，还有一个阳台。”“我在这个所谓机关住了不到一个月，我担负了保护机关安全的工作……陈绍禹经常不在家，他不与我谈工作和斗争情况，我只记得他谈过一点在苏联情况。”“他的俄文名字叫克劳白夫。”“我与他一起看过一次电影，叫《魂断蓝桥》。”“以后，我向陈绍禹要求回虹口，经他同意才离开了。”[173]
王明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后，有一次由李初梨带着参加了复旦大学的党员支部会，他在会上批评了李立三的做法，说“现在没有什么暴动的可能，争取公开也要有一定的条件”。结果李初梨受到省委书记罗迈的批评。[174]
8月31日 给米夫写信，先是汇报了中共中央对他们四人的安排情况，何子述被派往北方，王稼祥被派往南方，他和秦邦宪留在上海无事可做。接着指出现中央反对莫斯科、反对共产国际，信中写道：“对伊万等人的攻击是同对屈珀[175]同志以及一般巴黎人[176]，特别是最高领导机构的攻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希望巴黎公司[177]尽快采取果断措施，不仅在政治问题上，而且必须在组织问题上整顿和健全公司[178]的局面，因为这样做比让斗争发展到极点对公司更有利。”信的最后表示了与中央领导斗争甚至牺牲的决心，“伊万等人不仅面临着被开除而且还面临着对其采取其他措施的威胁……就让个人的命运和生命在这种斗争中牺牲吧。但事业是千百万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事业是永恒的！我请求尽快解决这一切。再见吧！”[179]
8月 于上海作《从幻想到盲动（评李立三同志决定实行全国暴动）》七律一首。诗曰：
拒尊马列独称雄，乱写胡吹总不中。
海有鲸鱼陆有象，天无鹏鸟地无龙。
应以事实以求是，单靠主观便落空。
工未武装农未起，缺兵暴动与谁同？！[180]
夏 作五古《视死如归之人（悼念张国庶[181]同志并其妻晏碧芳同志）》，诗的第一联与后半部分为：
四载同风雨，交情似海洋。
……
梦闻比翼返，飞函到沪江；
遍寻都不见，生死两茫茫。
惊醒深思紊，翻身直下床。
开窗望明月，景色何凄凉？
忽闻双就义，涕泪满衣裳；
誓灭帝封蒋，遗责代担当。[182]
同期 作古体诗《闻母死》二首。其第二首为：
白军刚退红军回，两舅牺牲病体催。
无食无糖无水饮，死因休克永含悲。[183]
9月中旬 李初梨找王明谈话。他后来回忆说：“立三路线一再碰壁，9月12日红军撤出了对长沙的包围，长沙也没有打进去。这渐渐地引起我的怀疑。我问王明：你在中央闹些什么，同我讲一讲。王明说：中央打过招呼，不准我外传。我说：你在我这工作，我当然应该了解你的情况。王明反问我：‘你敢负责？’‘我当然负责。’王明这才讲。他很善谈，一讲就是半天，我同意他的观点。”[184]
9月24～28日 中共中央举行六届三中全会，在瞿秋白、周恩来领导下，会议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
柏山[185]在会上的发言《在国际指示之下来检查过去的策略与工作》中说，关于世界革命总危机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我们过去的确还有模糊的地方。“在六月十一号决议之前，与陈绍禹等斗争，他们只看见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忽视了世界的总危机，实际上就是用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来取消了世界的总危机。因此得出对中国革命的悲观和投降政策”。[186]
王明于9月24日致信三中全会，[187]表示拥护三中全会，并表示接受党组织分配他到农村革命根据地去的任务。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说：“王明对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的态度，在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到达中国以前，总的是拥护的，有些‘左’倾观点也是同李立三一致的。”[188]
周恩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说：“三中全会在组织上也有些错误，例如批评了何孟雄，也批评了陈绍禹（王明），这些批评，也有对的，也有错的。”[189]
9月底 被取消一切工作，生活困难，并受到周恩来的批评，但仍坚持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
《传记与回忆》说：“三中全会后（九月底），把绍禹和秦邦宪同志担任的一切工作都取消了。三中全会前，绍禹和博古听说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有了新的决议，他们曾两次写信给瞿秋白同志，要求和他见面谈谈，但秋白连信也不回，并且派周恩来代表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找绍禹和博古‘谈话’。周坚决要求他们俩同意到中央苏区去。他们俩早已听说李立三等宗派主义者善于借刀杀人，曾已把某某两同志送去中央苏区杀头……等”，所以他们坚决不去。回忆中还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