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给工作，就是不给饭吃。在秘密工作环境里，当然更是困难！绍禹和博古住在苏州河边上（离浙江路不远）的一家小面馆楼上的亭子间里，时常饿肚子。幸而面馆老板有时愿意赊些面条给他俩吃。他们住的小屋里，只有一张很窄的小木床，一个小木凳。绍禹经常睡在地板上。不仅没有任何其他家具，而且连便壶便盆也买不起。我在1930年7月30日被捕入狱。到10月初，绍禹才把我的行军床、一张小桌、两个小凳等搬去，才算有了副家具。
绍禹和博古每天看着苏州河里的很多小船和船上以运送粪便为职业的船工及其家属们，都是常年的住在小船上。由这些小船组成的这个贫民区，简直破烂不堪！而他俩的床上床下都堆满了中俄英文的马列主义书籍，俩人感到很愉快了。绍禹翻译了罗莎·卢森堡著的《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改良主义？》一书，得了几十元稿费。博古的妻子从无锡老家来看他，带来了母亲的温暖。俩人一刻未停地领导着对敌斗争和反立三路线。小屋里时常人满，有的同志来向他们学习马列主义和联共党史，有的同志来商量反立三路线问题。经常很忙。
10月17日 给米夫和马耶尔写信，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已开过近三周了，可中央仍未公布共产国际七月决议和指示。在全面否定中央的同时，信中还指控江苏省委领导李维汉和中央领导周恩来等人。信中写道：“在江苏省，为首的是这样一个人[190]，他在政治理论方面是第二个李立三，在实际组织工作方面是第二个‘老头子’[191]和陈独秀。直到现在他仍然是李立三的忠实弟子……如果他仍留在领导岗位上，那就永远别想改进江苏的工作，而首先是上海的工作。”接着控告周恩来等人，“应该根除对公司[192]中某个人，特别是对莫斯科文[193]等人的任何幻想……他到处发表维护李立三和抹煞老板和巴黎[194]之间分歧的讲话，根本不想提高巴黎的威信”。他还向米夫告状诉苦说：“我和其他人（以及古多克），无法真正地工作，到处都有来自领导方面的罪孽。过去和现在所有批评理论和实践不正确和在这方面表示怀疑的人仍处于罪人地位。领导机构直接或间接地在残酷地惩罚、迫害、监视和分派他们。”最后，王明写道：“我认为，为了改善和挽救公司和贸易[195]，应该在政治和组织问题上立即采取更坚决的措施。”[196]
10月19日、26日、11月2日 与孟庆树的二叔孟涵之一起三次到监狱探视孟庆树。王明于1958年6月曾写诗《探监》追忆当时的情形：
化装三探龙华监，亲织背心递我穿，
高话家常低话党，铁窗加紧两心牵。[197]
10月23日 给米夫写信，说他于10月22日才收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部分材料，了解了共产国际7月29日决议等文件精神。他说：“在我看来，巴黎公司[198]的决议完全正确地考虑和估计了中国市场[199]的行情，并为开展贸易[200]作出了完全正确的指示。第三次全会的决议贴近巴黎的决议，并承认和考虑到自己过去的错误、缺点和愚蠢做法，当然，还有部分不很清楚、不很准确、不很肯定和不很令人信服的地方。但是问题的提法和道路的确定已经比今年6月11日的决议好得多和正确得多了。”在这封信中王明基本肯定了六届三中全会的成绩，但他还是指出了中央有不足之处，“特别是在领导开展自我批评和教育工作方面，老板们做得很不够”。[201]
有的文章说：“王明等最初并不是共产国际要推上高位的人选，这从1929年其归国后只是负责一般的宣传工作就可以证明。但是，王明借着共产国际反‘立三路线’的浪潮，不断写信对李立三、瞿秋白等中共领导人进行投诉。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现米夫的回信，但从共产国际对李立三和瞿秋白的处理中就可以看出共产国际认同了王明的投诉。应该说，王明的告状增加了其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分量，被视为反‘立三路线’英雄，自然也被认为是忠实于共产国际的，因此使共产国际产生了重用王明的决定。”[202]
10月 共产国际执委向中共中央发出《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即“十月来信”。信中说李立三“所犯的错误，并不是个别的错误，他造出了整个错误观点的系统，定下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这个方针，脱离了具体的事实，脱离了群众。自然，不能不在自己的发展之中，引导到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然而这个方针，虽然用‘左倾’的空谈遮盖着消极，实质上亦是机会主义”。因而，“这条路线是非布尔塞维克的，非列宁主义的”，“是和国际执委的路线互相对立的”，“这条路线引导到消极，引导到失败，而可以引导到极危险的冒险”。信中还说：“模糊混淆这两条路线的原则上的不同……那就不但有害，而且要包容将来重复这些错误的极大危险。”[203]
有的学者说，共产国际之所以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不满，除了三中全会没有指出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外，“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共产国际信任的陈绍禹等人，六届三中全会没有重用，而六届三中全会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又是共产国际不信任的瞿秋白。因此，共产国际不仅要把李立三赶下台，而且借口‘反对三中全会调和路线’，把瞿秋白赶下台，以便扶植陈绍禹上台，保证‘国际路线’的贯彻执行”。[204]
还有的学者说：“共产国际这样做，并不是要纠正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错误，而是要反对‘右倾’，以便为彻底贯彻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思想扫清道路。”“所谓‘调和主义’只是一种借口，问题的表象。实际上，共产国际在批判所谓‘调和主义’错误时，却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共领导人的人事安排上。直至把王明推上台取代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坚持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的瞿秋白才算了事。这就充分表明了所谓反‘调和主义’的实质就是以王明取代瞿秋白。”[205]
同月 劝李初梨写检讨，并同意到苏区去。
李初梨回忆说：“10月的一天，我在省委秘书处发牢骚：立三路线从头到尾都错了，为什么不是路线错误？李维汉知道了，把我撤了职。王明闻讯后来看我，劝我赶快写检讨，埋怨我不该这么干。这是中央已决定王明、博古、王稼祥、张闻天到苏区去。他们也同意了，准备去苏区。”[206]
同月 作《秋夜观星》诗一首，赞美他和孟庆树的结合。[207]
秋 由于留苏学习的中国学生多数回国参加革命工作，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宣布停办。此后到苏联留学的中共党员和革命青年多数到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大学等院校，其人数已远不如前，留学的方式也多是分散地派遣或个别前往。[208]
有的人认为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之所以停办，与1929年的“清党”是分不开的。李一凡即回忆说：
至于“中大”，也因这场斗争而被取消；所有尚在学校的学生全被遣散。李剑如、余笃三、郭秉元、郭妙根和还有好些工农同志，由于克拉笑吉姬·伊万诺夫娜·基尔三诺娃[209]同志……的坚决力争，被转到了列宁学院。其余的，大都被分别遣送到苏联各边远地区，或外蒙与新疆。能回祖国内地的，多是王明一伙的“自己人”，如果是“异己分子”而能回到国内，则多方受到排斥、刁难、打击，如对柳圃青、李小妹等。被送到远东的周达明［文］和王长熙，后来被格贝屋打成“日本特务”而被枪决；方洛舟和刘希吾死在新西伯利亚市狱中。被送到新疆的俞秀松和董亦湘，由于王明（从延安返苏途经新疆时）的出卖被盛世才杀害。被送到外蒙的一个外号“张和尚”的，当他从外蒙返回莫斯科时带回所赢得的鉴定之后，据基尔三诺娃同志告诉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上从没任何人曾经得到过，简直像俄罗斯谚语说的“纯洁如雪”，可王明和康生硬是拒绝了他的回国请求，以致他的头发在几天里全白了。此外，还有好些老党员如方维夏、江浩、钱介磐、李国轩、李仁一……被送往何处，至今下落不明，大概早已物故了。
王明的反党宗派活动给吾党所造成的损失与危害，撇开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一切不谈，即已有如此者，言之痛恨罔极！[210]
11月13日 沈泽民携带国际十月来信抵达上海，他先会见了陈绍禹、秦邦宪等，使陈等先了解到来信内容。[211]
于是，王明立即改变了对六届三中全会表示拥护的态度，也不肯到苏区去工作。他把消息到处传播，造成党内严重的思想混乱。周恩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报告中说：“一九三○年十月共产国际来信，说中央不对，是调和路线。王明他们就闹起来了。”[212]
同王明在一起工作的李初梨回忆说：“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决定王明、博古等去中央苏区。王明就离开省委宣传部，搬到斗鸡桥。国际来信以后，他们就不去苏区了。”[213]黄理文也证实说：“我碰着王明、博古、陈昌浩，还有一人，在兆丰公园开秘密会议，研究不去苏区问题。这事是当时博古向我讲的。”[214]
但李初梨说给王明传达信息的不是沈泽民，而是陈昌浩和王盛荣。他回忆说：“过了不多天，王明又来找我，兴奋地说：现在可以干了，从莫斯科回来两个人，她们是少共国际派回来的，少共国际支持我们。我问他：开除我们党籍怎么办？他胸有成竹地说：少共国际给你恢复。抗日战争时才知道这两个人是陈昌浩和王盛荣。”[215]
一份题为《关于王明同志的几件历史事实》的材料说：十月底我到上海，他就谈他那时反对立三路线、反对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这一套，并说秋白同志非常宗派，因为他们提出意见，就撤销他们的工作，他已写信报告国际云云。这份材料还说：他们的确是有组织的宗派活动。有一天晚上，王明带我去他家里看他那篇文章（即立三路线的理论与实际），当我去不久，即看到沈泽民、博古，好像还有王稼祥都去了。当时他们谈的是沈泽民所报告的中央对他们活动的动态，商量如何继续斗争，等等。后来我又去过一次，他们也在商量关于宣传部开会反对他们的问题。[216]
同日[217] 以陈韶玉的名字和秦邦宪联合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说：“李立三同志的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混合物”，是“和国际路线不能并容的”。信中虽然也说“三中全会有重大的意义”，但中心内容是指责三中全会犯了一系列错误。例如关于敌人进攻红军和苏维埃根据地问题，不仅中央政治局作了“错误的分析，而且三中全会决议上竟将国际的正确路线，能够冲破敌人‘围剿’的和实行革命进攻的正确的策略和办法，作了机会主义的曲解和修改”；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三中全会“不依照”国际平分一切土地的指示，“还是继续着过去李立三路线的错误，这路线实际上反映着富农的要求，他的结果必然会妨碍土地革命的彻底进行”；在组织上，不加紧赤色工会的组织——特别是雇工工会。三中全会决议“忘了”国际指示中关于“确立阶级工会之自由”这极重要的一点，这是代表着“李立三的机会主义路线”；在经济政策上，三中全会将无产阶级在工农民主专政时应有的正确的经济政策代之以一般的承认自由贸易为原则的政策，“这在客观上反映着富农和投机商人的要求”；在群众工作上，不曾指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之间暂时的不平衡，对于过去无条件地发动地方暴动士兵暴动，忽略和放弃农民群众日常斗争等错误，没有加以严重的打击和纠正。并说：“这些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过去立三同志为领导的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意义上的继续”；“三中全会的最大的缺点就在对于国际路线完全相反的立三同志的路线没有充分的揭露其机会主义的实质，没有使全党同志了解过去领导的差误而实行迅速的转变”。他们向中央建议：“请中央以自我批评的精神，马上用正式的文件，指正这些错误，号召全党坚决执行国际的正确路线”，“要求中央和过去立三同志的路线要明白地分开”，“并且迅速的纠正目前的各种策略上分析上的错误”。[218]
他们还把这封信的内容透露给他的小宗派，用传播小道消息的方法制造舆论。中共中央派人和他谈话，希望他改正错误，他却指责中央对“立三路线”是“调和主义”。
11月16日 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
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说：“此信于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六日送到上海的中共中央。国际来信实际上否决了三中全会认为李立三犯的不是路线错误而是策略错误的决定。而且，来信加强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在中共的政治地位。”[219]
11月17日[220] 再次以陈韶玉的名字与秦邦宪联名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大写自己反“立三路线”的事实。第一，反得“早”。“在立三同志的《中国新高潮前诸问题》[221]的文章发表后”，就开始反。第二，反得原则性强。信中一开始就指出，李立三“不是简单的个别错误，而是有一贯的错误的政治路线，在这种总路线下产生的策略路线，组织任务和工作方式与方法将都要形成‘左’倾与右倾的机会主义错误”。第三，反得持续不断。第四，反得最勇敢。“不顾立三同志对我们的再三威吓……我们依然提出自己的列宁主义的意见。”第五，反得顾全大局。“我们为顾全中央及立三同志的个人威信和免因残酷争论引起工作损失起见，在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我们只提出我们自己的正确意见。”第六，反得有信心。“相信共产国际的来信一定能够证实到底哪种路线是符合于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哪种路线是反共产国际的路线。”信中认为向忠发、李立三说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给他们处分，是错误的。最后，提出三条要求：（1）“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教育全党”；（2）“正式公开在多种会议上及党报上宣布我们与立三同志争论的真相，撤销〈对〉我们的处罚”；（3）“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会议上继续对我们的污蔑和造谣”。
李初梨回忆说：“中央发一个通知，王明这伙人就攻，弄得中央被迫收回去。中央发了四五个通知，都被迫收回去了。”[222]
同日 向忠发在宣传工作人员会议上借着批评留苏学生沈泽民，把王明等痛骂了一顿。[223]
11月1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检讨六届三中全会和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问题。党中央在接受“十月来信”基本精神的同时，仍在维护三中全会所制定的路线，对于王明、博古等人的宗派活动予以批评。周恩来针对王明等的宗派活动，强调指出：“已经知道国际来信的同志（如新由莫回国的），必须召集一次会议，要他们站在巩固党、帮助中央领导的立场上来做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党的方式上去。”[224]
11月中旬 共产国际派远东局领导人米夫来到上海。[225]
他“下车伊始”，就指责中共中央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提出要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中心议题是反对中共中央的右倾。他还赞扬王明的《两条路线》是忠于国际路线的“杰作”，并向中共中央提议由王明担任中共江南省委（三中全会后一度改江苏省委为江南省委）书记。[226]
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说：“为了确保中共完全忠于共产国际，国际派米夫为代表于一九三○年十一或十二月去中国。米夫到中国去的重要使命是：用把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拉进中共中央的办法，来对中共中央加以改组，从而加速实现中共‘布尔什维克化’。换句话说，他的使命就是把中国共产党人置于俄国共产党人的绝对控制之下。”[227]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米夫到中国的目的，就是“准备将他手下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取李立三而代之”，并说：“李立三的异动给予陈绍禹等米夫派在中共内抬头的机会。恰于此时到达中国的米夫，和那时已经回国的陈绍禹，立即里应外合的行动起来，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的旗帜之下，反对李立三。陈绍禹等因曾受李立三的压抑，早就满肚皮怨气，现在有此机会，自然要摩拳擦掌。”[228]
11月21日 陈原道在致米夫的信中说：中央“根本不接受下层职员和工作人员的正确批评意见，其中包括我、库特科夫[229]和戈卢别夫以及那些不久前到达这里的同志”。[230]
11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王明等人的两封信，一致认为王明等人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同李立三没有什么原则分歧，他们只在一些“很小的问题”上纠缠，这是影响“目前工作”的。指出他们“重新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巩固党、帮助党，而是反对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是别有用心的。有人发言说：陈绍禹等有一个提议，要求讨论“立三路线”，并且要求将他们与立三争论经过公布于党，这观点是算旧账的方式。会议不同意王明等人要在党内挑起争论的要求。瞿秋白指出：“沈泽民的方式与精神是离开政治局的领导……他们知有国际来信，但不公开说已知国际来信，请求政治局如何办，反而突然在工作会议中提出来，这可使一般同志很惊奇与发生其他倾向”，“使同志们惊慌不明”。[231]
同日 孟庆树出狱。[232]
11月23日 与孟庆树结婚。
孟庆树回忆说：“23日，我和绍禹结婚，在一个小客栈里。不仅没有任何婚礼仪式，而且没有换洗的衣服，没有住处。24日，绍禹和我来到他和博古住的小面馆楼上亭子间里。三人很高兴地谈笑着。我觉得像回到‘家’里来了。但是，博古还盖着我的棉被，绍禹的一床棉被很破，而且小得可怜。我们又只好离开这个小屋，另找住处去。”[233]
一份题为《关于王明同志的几件历史事实》的材料说：小孟同王明结婚，我记的是在四马路云南路的一个小旅馆里，他们结婚后即去江苏省委工作了。[234]
同日 作《结永伴》诗记其结婚事，诗曰：
出狱两天便结婚，双心结合胜千军。
三年多少悲欢剧，银汉女郎不可分。[235]
11月27日 由陈原道、陈绍禹、秦邦宪组成的“临时小组”作出决定，全文如下：
我们在讨论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236]、〈中共〉三中全会决议、11月16日共产国际来信[237]和25日中央政治局决议[238]之后，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1.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是唯一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小组完全同意这一路线。
2.过去在李立三领导下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反共产国际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和反列宁主义的路线。三中全会没有对它进行布尔什维克式的无情打击。相反，三中全会怯懦地采取了机会主义的、“市侩式的”和妥协的方针，而且还支持这种路线。把共产国际路线和李立三路线混为一谈，并认为李立三路线是协同一致的——这就明显证明，三中全会是在口头上有条件地接受共产国际路线，同时它在继续坚持李立三路线。三中全会本身还以种种借口从原则上和策略上以及许多重要问题（如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相互关系、革命的不平衡性、关于土地革命、关于中国革命的前景等问题）上歪曲共产国际的路线，并且继续坚持中央过去在李立三领导下执行的路线。
3.三中全会后，政治局在对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进攻红军问题的分析上，又重复了“吉德”（？）[239]式的分析。在实践中没有带来任何变化。李立三路线在领导机关中仍然很有势力。政治局11月25日决议只是耍外交手腕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还在试图使人们的注意力离开关于路线问题的原则性分歧。这表明，他们仍不愿意放弃李立三路线，不愿意坚决按照共产国际的路线进行工作。
4.因此，我们认为，党中央领导已经垮台，他们不能保证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为了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我们应该做好以下工作：
（1）我们应该把那些坚决支持李立三路线的不肯悔改的机会主义分子驱逐出（中央、各局、省委）领导机关。
（2）我们应该在党的报刊上向中央过去的路线（李立三路线）开火。在秘密工作环境允许的范围内，我们应该站在共产国际的路线上开展广泛的自我批评和加强两条战线的斗争。
（3）我们应该把那些在与李立三路线和其他错误倾向的斗争中表现坚定的同志推举和吸收到领导机关中来。
（4）我们认为，中央不重视同志们的政治性意见，不答复我们的声明，这是不能容忍的。本小组对这种态度表示抗议。
（5）至于一般政治性意见和其他问题，我们将向中央和共产国际递交另一个声明。[240]
11月底 抛出题为《两条路线》的小册子。
王明在《几点必要的声明》中说：“这本小册子是在三中全会决议发出后，利用那时立三同志停止了我的一切工作的空闲时间来写成的”，知道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内容后，又加以修改、补充，“差不多费了半个月时间写成的，当写的时候，多半是写一点被同志们拿去看一点”。完稿后“只匆促的抄过三份，但是曾经过几十个积极反立三路线的同志们看过的，有许多地方也曾经因看的同志的批评或建议而加以补正过的”。[241]
《写作要目》说：这本小册子原名《两条路线》，后改名为《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1930年写后，手稿在部分同志中传看过，1931年初由中共中央印发小册子，此文已收入1932年出版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内。内容为根据国际路线与批判李立三路线的理论与实际，其中包括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问题，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时局估计与党的任务问题等。毛泽东对这问题的基本观点有很多与李立三路线是相同的”。
小册子共分引言、李立三路线底理论与实际、结论三大部分。在“李立三路线底理论与实际”中，又分为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底根本问题、时局估计与党的任务、长沙事变与立三路线的破产、三中全会与调和态度、三中全会后维它[242]同志继续立三路线的错误等六个部分。
在这本小册子中，他以比李立三更“左”的立场反对李立三的错误，以比反“立三路线”更坚决的态度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及以后的中央。他在中国社会性质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在阶级关系上，夸大现阶段中反资产阶级、反富农斗争的作用；在革命性质上，夸大民主革命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意义。他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内的进攻路线，认为“直接革命形势”即将在包括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发生；在反对错误倾向问题上，极力强调当时党内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他在批判李立三的部分将要结束时，写了一段概括的话：“据上所说，我们可以看出以李立三为领导的中国党中央政治局一部分的领导同志在这一时期的错误，绝不是简单的‘个别的策略的错误’，而是整个的总的政治路线的错误。从工作方式方法起，到策略问题和原则问题止，没有一个问题不错，而且这些错误相互间是有一贯的密切的联系，错误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是产生于错误的组织任务和策略任务，错误的策略任务和组织工作，是产生于错误的政治路线，错误的政治路线是产生于错误的时局政治分析和估计，现在时局的错误估计，是产生于对中国革命根本问题（革命性质、革命动力、革命领导权、革命前途、政权等等）的错误了解；革命根本问题的错误了解是产生于对世界政治经济系统（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性质的不正确了解和认识。”[243]王明就是按照这个体系，批评李立三“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
他不顾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的事实，说维它即瞿秋白在三中全会上“对于以立三为领导的用‘左’倾空谈掩盖着右倾消极的整个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与实际和许多盲动冒险的策略”、“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只作了“轻描淡写”的批评，“未加以丝毫的揭破和打击”，“采取了拥护和调和的态度”，并全盘否定维它及其领导的三中全会后的中央，说“三中全会后维它同志继续立三路线的错误”，“现时的领导同志维它等，已经没有可能再继续自己的领导，他们不能执行布尔塞维克的政治策略来解决当前的革命紧急任务”，“只是使一般同志对于现在政治局的领导同志维它等更表示绝望”。王明还说维它等人“是自觉地对立三路线调和、投降，是立三路线的拥护者”，不但“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而且会“使党工作仍陷于混乱境地！”[244]
既然维它等人“不能领导全党工作”了，那该怎么办呢？王明在小册子的末尾，提出了八条所谓“救世良方”。主要精神是：一、“在国际直接领导之下，开始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以便根本改造党的领导”；二、“在七次大会未开始以前的准备时期内，由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以领导全国正在紧张的革命工作”；三、“立刻在国际路线领导和不妨碍秘密工作条件的原则之下，实行发展党内自我批评，在党报上及各种会议上（从中央到支部、小组）公开讨论最近国际各种决议及指示”；四、“立刻在党报上公布同志们的反立三路线的一切政治意见书”；五、“立刻在加紧反立三路线及一般两条路线上的斗争中，来肃清那些不可救药和固执己见‘左’右机会主义分子离开领导，以能积极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的斗争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245]
周恩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说：“米夫一来，更造成了党内的危机。王明写了小册子，要求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撤换中央的领导。所以，召开了四中会会……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小册子更加发挥了作用。他站在更‘左’的立场来反对立三的‘右倾’和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形成了更‘左’的路线，再加上中央几个负责人叛变，使我们党受到了很大的破坏。”[246]
但有的学者认为，“《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不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纲领”，把它说成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政治纲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是不符合《两条路线》的小册子的实际的”，因为小册子中“所反映的‘左’的东西，都是来自共产国际”，“如有错误，也是苏共和斯大林的错误，不能把账完全算在王明身上”。[247]
12月1日 周恩来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作报告，批判了李立三的错误，着重分析了其理论基础。同时，点名批判了王明的宗派活动，指出他借反对李立三的错误以扩大他们拥护国际路线的影响，这是不妥当的，他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观点，与李立三是同样错误的。他说：“尤其是要反对有小组织倾向的同志们的超组织活动，在过去与柏山（即李立三）同志争论的4个同志（即王明、秦邦宪等4人）在不平衡革命高潮等问题上是对的，但陈韶玉、秦邦宪等同志则借此扩大发展他拥护国际路线的影响，这是不应当的。在韶玉同志‘开始在主要几省甚至一省建立中国苏维埃政府问题’的文章上面‘夺取武汉这一可能的前途，成为不远将来的现实’，‘夺取武汉的胜利’，有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并且是中国现在阶段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正式开始，他这样的观点，与柏山同志是同样错误的。这证明韶玉同志对于这些问题也没有弄清楚。”[248]
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回忆说：“十二月一日，恩来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作了批判立三路线的报告；同时也指出王明、博古等人的错误。当时中央一再对他们让步，还是不行，分配工作他们也不干，硬要召开紧急会议。有一次政治局开会，我主张跟他们进行斗争。我说，他们不象话，没有实际工作经验，还闹，分配工作还不干，党中央开的会还不行，还要开紧急会议。这个时候中央很软，他们很硬。他们为什么很硬？后来才知道他们有米夫作后台。”[249]
12月2日 米夫给共产国际写信说周恩来和瞿秋白“到来之后，遇到了组织严密的李立三集团，他们开始有些动摇，因而采取了调和主义态度（莫斯克文[250]更甚些）。在三中全会上，他们事先不与远东局打招呼，就决定不把与远东局商定的表述写入政治决议（老的中国花招），从而把那个决议变成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文件。与此同时，一些党员（戈卢别夫、古德科夫、波戈列洛夫[251]等人）开始在会议上发言，向中央递交声明，批判李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252]
12月6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进一步批评王明等人的小组织活动。他说：党内的不满情绪，“中心问题是不承认三中全会，要改组中央的原因造成的，在人的活动上可以看出显然是小组织倾向的”，“首先是陈（绍禹）、秦（邦宪）信对中央文件批评，对立三路线反没甚揭发”。他说：“政治意见可以发表，但不可妨害工作。小组织活动是有计划的，完全不站在拥护党的立场，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政治意见也不是正确的，若是正确的，在组织上便不会如此。”[253]
12月9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扩大会议讨论米夫等《关于中国党三中全会与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有的人在发言中把要改造中共中央核心组织的意图说得更明白。例如皮同志在发言中，按“教条化”标准吹嘘王明、博古等人，说“在苏联有许多学校有好几百中国同志在那里学，他们之中有很好的同志知道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和实际。他们回去了，但是不能够作到领导工作，为什么我们以前不明白，而现在明白了，因为有一种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费了很多力量和钱才能够把他们派回中国去，然而秋白或者立三不要他们作党的工作，我以为这是无论如何是不能够允许的。现在怎么办呢？我以为应当发动一个公开的运动反对立三主义和那一部分政治局”。[254]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召集中央紧急会议的决议。
王明和何孟雄、罗章龙等都要求召集紧急会议，像八七会议解决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那样，解决“立三路线”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中央政治局实际上接受了这个要求，承认“三中全会虽然一般的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路线——但是这是在调和主义的立场上去接受的——就是对于立三同志的整个路线，取了调和态度，并且替这一路线辩护”，“这就不能彻底解决执行国际路线的任务，因此，三中全会的路线也就不正确了”。“政治局认为必须通过新的政治决议案，以纠正三中全会的严重错误”。[255]
12月14日 米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得到这个消息后，为了自己的小宗派独占中央领导地位，转而公开反对和他共同要求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何孟雄、林育南、罗章龙等。
一份题为《关于王明同志几件历史事实》的材料说：王明曾带罗章龙（好像也有何孟雄）来我处，罗、何他们也说一套反对立三路线的意见。我现在的印象，那时他们中间看不出什么分歧点来。如我在他们鼓动之下，向中央提出意见书，初稿也就写了请求召开紧急会议、准备召开七大等，他们看了都同意。过了一两天，王明才又来告诉我，说把紧急会议改成四中全会，准备召开七大一句不要，我当时也改了，但也没有听到王明说罗章龙有什么不对。[256]
但李初梨的说法与上不同，他回忆说：“关于召开紧急会议我从未听说过。要是召开紧急会议肯定何孟雄这派观点的人会去得多些。王明没有多少人支持他。他的个子非常矮，像个小孩子的样子，又没有实际工作经验，顶多是些知识分子拥护他。何孟雄和王明为什么由反对立三路线到破裂，这个原因我不清楚。我分析有两个原因，王明斗争不坚决，一段时间偃旗息鼓，同意去苏区；王明是书生没有斗争的经验。”[257]
同日 在《实话》杂志第3期上以韶玉的名字发表《立三路线与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
文章说：“第三时期是资本主义普遍危机更加剧烈更加尖锐的时期，是资本主义暂时的局部的稳定更加动摇，更加腐蚀而走向完全崩溃的时期。”还说什么“对于立三路线采取调和态度的主和派”“实际上不过是懦弱的立三主义者”。这样，王明就把反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的活动，在党的刊物上公开了。[258]
12月16日 在米夫的催促下，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处分问题的决议》。决议说立三路线是“一贯的反共产国际的路线”，“当时在中央工作人员会议中，韶玉等四同志反对此观点，是合乎国际路线的观点，但立三同志固执自己的观点，认为韶玉等四同志的意见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显然是很大的错误。中央政治局当时因为赞助与执行立三路线的缘故，竟因韶玉等四同志批评中央的路线而妄加他们以小组织的罪名，给韶玉同志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给其他三同志以最后严重警告，这显然是更不正确的”；“中央政治局现在站在拥护与执行国际路线与反对立三路线之不调和的立场上，认为过去对陈韶玉等四同志的斗争与处分是错误的。现在除正式取消对他们的处分外，并将此错误揭发出来，以加重韶玉等四同志对立三路线之不调和斗争的责任”。[259]
《传记与回忆》说：“一直到国际代表米夫来到上海后，周恩来才变了腔调。某日，他到小面馆的亭子间来看看这两位受了严重处罚的同志。周说：‘你们这地方来往的人太多，很危险，赶快搬家！’”
12月17日 给萨发罗夫、米夫、马季亚尔和马耶尔四人写信，这也是他给米夫的第九封信。此时米夫早已到上海。信中说：“现在情况十分严重。领导人正经受着最深刻和最严重的危机，因此在全公司[260]也出现了危机。开始出现消极情绪，走头［投］无路，绝望，各种各样的人逃离公司。工作到处还是老样子。领导完全陷入了泥潭并且已经绝望了。到处呈现出不满情绪。组织和个人递送的声明、决定、决议一天天多起来。斗争不仅在上海，而且在其他地区，如北方和苏区，也已经开始。执委[261]的决议和来信在各处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是领导不仅陷入了系统的实用主义路线，而且还对利波夫路线[262]采取了继承人的立场[263]。在执委干部[264]和强硬实践家的强大压力下，现在领导者圆滑而灵活地承认了一些东西。但是与其说他们认识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还不如说他们在公开地或半公开地捍卫和粉饰利波夫路线。遗憾的是，直到现在我们与多布罗夫[265]还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他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全面情况。所以他甚至承认三次全会[266]的路线总的说来是正确的。当然，我和其他人决不能同意他的看法。昨天我们与老板[267]进行了交谈，结果他认为三次全会及以后的所有文件都是不正确的，是调和主义的，是偏离执委路线的产物，并且同意我们关于取消所有上述文件的主张。”“机关几乎还完全处于‘利波夫人’[268]或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人’的手中。斗争进行得很艰难。不过我们还是赢得了相当不少的先进分子，斗争还在继续并且以很快的速度在发展。当然，一切都要靠斗争的力量和群众来解决，但是来自上面的压力具有重大影响。我们希望得到巴黎[269]的帮助。不对所有领导机构进行认真的改组，贯彻执委路线[270]是不可想象的。请尽快派几位可靠的和熟练的工程师来柏林[271]。”[272]
12月23日[273] 中共中央“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向全党发出《紧急通告——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号召全党》，即《中央通告第96号》，表示接受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指责，承认“三中全会的路线仍然成为立三路线的继续，并对立三路线加了一层保障”。决定“采取非常紧急的办法”，“产生新的政治决议来代替三中全会的一切决议”，“改造各级指导机关”，“必须引进积极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的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274]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米夫的提议，决定这时还在苏联的刘少奇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归国前由王明代理。还决定将博古补选为团中央委员，参加团的中央局工作。
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江南省委书记的李维汉回忆说：“本来我是主张同王明等人斗争的。后来共产国际代表来了，说他们是正确的，我的态度就转变了……既然共产国际来人了那还有什么说的。”[275]
12月25日 中共中央在米夫的压力下，任命王明为中共江南省委书记（习惯上仍称江苏省委）书记。[276]
这个省委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白区中最重要的一个地方领导机构，领导着江苏、浙江、安徽的党组织和党中央所在地——上海的党组织（上海没有设立市委，由中共江苏省委兼管）。米夫要王明担任这一职务，是给王明进入中央设置一个台阶。
李维汉回忆说：“1930年12月22日，江南省委又进行部分改组，我即离开了江南省委，准备去莫斯科学习。改组后的省委常委成员是：王克全（代理书记）、何孟雄、夏采曦、许畏三、沈先定、陈资平、蒋云。江南省委的改组，因没有实现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要安排王明等的意图，受到米夫的干涉而很快流产，省委工作陷于瘫痪。后来在米夫操纵下，中央于12月25日决定委派王明担任改组后的临时江南省委书记，博古为团中央宣传部长，这就为王明等人取得中央领导权在组织上作了准备。”[277]
刘晓回忆说：王明担任江苏省委书记后，立即在上海进行反对中央和何孟雄等人的宗派活动。他说：
中央政治局的1930年11月补充决议和12月的第九十六号通告下达以后，12月间，江苏省委作出了在上海党组织中对这两个文件进行广泛讨论的决定。王明等人即借此机会，在上海党组织中公开攻击中央，并进行夺取上海党组织领导权的活动。王明派出他的亲信到上海各区委参加讨论，并授权给这些人必要时可以改组区委。这样，上海各区委都召开了会议，攻击中央这两个文件是以调和主义反对调和主义等等。同时，王明把他赶写出来的《两条路线》（即后来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印发给各级党组织，以新的“左”倾纲领同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相对抗。
王明采取这种公开反对六届三中全会的对抗态度，理所当然地遭到各区的许多党员干部的反对和抵制。王明宗派集团就采取撤销工作，停发生活费，强迫迁移居处等卑鄙手段，使这些人在政治上受到孤立，在生活上受到折磨，陷于厄境。然后，王明再对他们进行分化、拉拢。如沪中区委书记蔡博真同志（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当时是坚决反对王明的。王明在打击他之后，又亲自两次找他谈话，强要他改变观点，甚至还让人向蔡博真同志传话，说蔡如能改变立场，王明就可以提名蔡为江苏省委委员。但遭到蔡博真同志的怒斥。王明见蔡博真同志不肯就范，便撤掉蔡的区委书记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