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2月底，王明又以讨论九十六号通告为名，由江苏省委出面，召开了一个扩大的区委书记联席会议，进一步进行他的反党宗派活动。王明集团布置召开这个会议的意图，是要公开打击以何孟雄为首的一批反对他们的干部。会前，王明集团预先组织好了发言内容，会上王明作报告，除几个省委和区委的干部作简短的表态性的发言之外，主要是由沈泽民和陈昌浩发言。陈昌浩的发言，主要是以他在上海搜集到的所谓材料来吹捧王明的报告的正确，攻击中央和江苏省委的某些干部（实际是指何孟雄等同志）是在“反立三路线的掩盖下发挥自己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煽动到会者要“与之进行坚决斗争”。陈昌浩还指名攻击了何孟雄等同志，并对有人要求改组中央的意见表示支持。在他们之后的发言，都把矛头指向了何孟雄等同志，实际上是对何孟雄同志进行围攻。
王明还利用他主持会议的权力，几次阻止何孟雄等同志的发言，直到何孟雄、蔡博真等同志严正地提出抗议，他才不得不作让步。
何孟雄同志的发言，以立三路线使上海工作受到损害的实际教训为据，有力地驳斥了王明一伙的错误主张，指出他们的纲领是“新的立三路线”，并指责他们在上海党组织内进行宗派分裂活动，是破坏党的团结的；号召上海各区委的党员干部起来反对王明宗派集团的错误主张和分裂党的活动。
这样，在会上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两种意见一经交锋，有的原来站在王明一边的转过来反对王明了，有的采取沉默态度了，王明看到会议的发展对他不利，就马上宣布休会，并急忙密商对策。当会议继续进行时，王明集团就更加猛烈地围攻何孟雄同志，污蔑何孟雄等同志是“右派”，帽子满天飞；并且限制何孟雄等同志的发言，后来便匆匆结束了会议。最后王明作结论说：会议通过了对九十六号通告的意见和对中央的建议。何孟雄等同志当即表示不同意这个结论，更不同意王明对他们的批评。王明就借口“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蛮横地宣称：谁不遵守这个原则，将按组织纪律处理，以此来压制反对他们的同志。这次会议以后，反对王明的干部反而增加了，何孟雄等同志的活动也更加积极了，王明并没有达到完全控制上海党组织的目的。[278]
12月底 在中共江苏省委扩大的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上通过反对中央，要求改组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其要点是：
1.“只有迅速采取适当的而紧急的办法，将中央政治局加以组织上的改造，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负重要责任之同志执行纪律，才能巩固国际路线的中央领导，否则是没有保障的。”
2.“在中央政治局未改选以前，要求国际加强对中央的领导，参加中央政治局政治上组织上的一切决定。”
3.“江南省委在12月18日以前，在政治上、在组织上犯了执行立三路线与调和路线的严重政治错误……因此要求中央即刻改组省委。并在中央新的政治决议以后……改选各级指导机关（从省委起直至支部）。”
4.“要防止用各种方式掩护立三路线，继承立三路线的派别观念的小组织活动，以及把原则斗争恶化为无原则斗争的倾向，诬蔑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为派别，以掩护立三路线的诡计等，尤须给以无情的打击。”[279]
有的论著评论说：“王明主持下通过的这个决议是极其反常的，省委竟然对中央发出指令性决定，甚至决定要国际代表直接决定中央的一切工作，为米夫进一步干预中国党内一切事务提供依据；王明是抬国际以令中央；又为打击不同意见的同志发出信号。”[280]
12月30日 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干事会成员徐锡根在同埃勒斯谈话中谈到王明。他说：“基层党组织不信任这个中央。对回来的大学生[281]也一点儿不信任，在基层党组织中对他们存在着强烈的反感情绪。当然，他们会写，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实践经验。戈卢别夫曾经在上海工作过，但是他进行过原则的斗争。”[282]
1931年1～10月 27岁
1月4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的草案时，针对任弼时提出的应当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的主张，王明以汇报情况的口吻说：在区委书记联席会上，有人以为用实际工作来压制同志是不对的；中央是在国际的压迫和同志们的反抗之下才被迫接受国际决议的；九十六号通告中央的企图还是想维持领导；恩来、秋白、立三应离开指导机关，由远东局召集在沪的中央委员和反立三路线的分子开会。接着，王明强调说：“我意要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右倾，反对调和，反对取消，反对无原则的斗争”，等等。他要求中央有所答复。会议决定由任弼时、康生和王明三人起草给中共江苏省委的答复，由任弼时负责。[283]
同日 协助米夫做陈郁等人的工作，劝他们同意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周焱等著《陈郁传》说：1931年1月4日，在停泊在黄浦江边的一艘苏联船只上，米夫召见了余飞、徐锡根、陈郁等七位反对召开四中全会的工会干部。米夫说：“国际对中国革命了如指掌，你们没有学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懂得革命理论，不了解国际指示的意图，因此，才采取了反对召开‘四中全会’的立场。我不责备你们，但是，‘四中全会’必须召开，否则‘立三路线’不能纠正。李立三是一个打着‘左’的旗号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瞿秋白执行的仍然是‘立三路线’，这样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人必须用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来代替。”王明得意洋洋地把这一番话翻译给陈郁等人听。陈郁镇定地说：“我们承认不懂得多少马列主义理论，但是我们亲身参加了中国革命的实践，亲眼看见了战友们的鲜血，我们最有发言权！”王明说：“你的这些话不好翻译吧！”陈郁瞪了他一眼：“你照译！”米夫听了王明翻译后，火冒三丈，厉声斥责：“你们一贯右倾保守，从广州暴动到‘海总’的工作，都没执行国际指示！现在，你们又想结成宗派反对国际！”陈郁说：“我们拥护国际，只是反对召开‘四中全会’，我们建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当前实际工作问题。”米夫说：“一定要召开‘四中全会’！任何有觉悟的工人领袖都要无条件地拥护共产国际的领导！我是国际代表，你们反对我就是反对国际！就要考虑你们的党籍！”王明在旁边打圆场说：“召开‘四中全会’，总书记也同意嘛！你们有什么意见也可以在全会上讲嘛！”余飞问他：“你是用什么身份教训我们？”王明说：“我是一番好意！你们固执己见，后果自负！”米夫见说服不了大家，最后说：“外地的中央委员有一些已陆续来到上海，你们也不要离开上海，等候开会的通知！”他说完，站起来和陈郁等人握手告别。陈郁说：“我们还有话没有说完，是不是可以改‘四中全会’为工作会议？”王明用俄语向米夫讲了几句，米夫点点头先退出船长室。王明说：“他（米夫）说他知道了你们的意见，请你们听候通知。”[284]
1月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撤销瞿秋白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在回忆中说他并不同意。
《传记与回忆》说：“在四中全会开会的前一天，政治局常委和远东局开了联席回忆，讨论了四中全会问题……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参加联席会议。不料在这次联席会议上，决定除撤销李立三政治局委员外，也撤销瞿秋白的政治局委员。结果秋白不高兴，他未出席四中全会。关于这点，绍禹在四中全会开会前两小时，才在中央接头处看见四中全会的议事日程上，有开除瞿秋白政治局委员一项。当时绍禹即提出疑问。向忠发说：‘秋白也犯过很多错误。’绍禹说：‘……但他已承认了这些错误，并愿到四中全会上批评这些错误。为什么要和对立三一样，开除秋白的政治局委员？我们党内有马列主义修养，政治上比较强的人并不多。所以我不赞成开除秋白的政治局委员’……‘……我提议，找远东局同志谈谈，把秋白留在政治局内。’”但周恩来、向忠发却说来不及了。他认为“这样做是不合适的，应该留秋白的政治局委员，让他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更好些”。“后来，米夫仍然坚持不同意留秋白作政治局委员”。
1月7日 米夫直接操纵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
会前，米夫包揽了会议的重要筹备工作。他自己起草四中全会决议，拟定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名义提出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候选名单，拟定了参加会议的人员，规定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各地方、各部门的代表外，还让莫斯科回来的一些学生代表参加，而且凡参加会议的人都有表决权。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因为被视为持不同意见，没有通知他们到会。徐兰芝时任全国铁路总工会的负责人，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按理应通知在上海的他参加六届四中全会，只因为他赞成全总党团书记罗章龙的观点，就没有得到参会通知。正巧六届四中全会召开那天，他偶然得知开会消息，便气愤地闯入会场。据目击者张金保回忆当时情景说：“会议开始不久，全国铁路总工会负责人徐兰芝闯进会场，质问向忠发：‘你们开的什么会？’有人替向忠发回答：‘六届四中全会。’徐兰芝拍着桌子大声责问：‘我是候补中央委员，为什么不通知我来参加六届四中全会？’问得向忠发张口结舌说不出话。这时，王明站起来帮助向忠发解围。他拍着徐兰芝的肩膀，把他拉到另一间房子去了。”他还说：“通知去开紧急会议，到会后却宣布四中全会。他们设圈子，让我们往里跳。结果把我们骗了，他们学了马列主义，吃的洋面包，却学会资产阶级的一套，他们品质太恶劣了。”[285]
向忠发在会上作的《中央政治局报告》，完全接受了王明在《两条路线》小册子中的观点和意见，批评“立三路线”，批评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批评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没有在工作上“真正转变”过来，提议取消赞助“立三路线”的中央委员，引进反“立三路线”的人到中央委员会来，重新审查政治局的成分。《报告》检查了处分王明等4人的错误，点名批评了瞿秋白。
在讨论《报告》时，王明俨然以理论家的姿态讲了四条意见。1.“立三路线的理论与实际”，说“立三路线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同时点名批评了瞿秋白。2.“党的改造问题”，说“党的改造”不只撤换几个领导人，还要“发展党内政治斗争”，用新的干部“代替旧的干部”。3.“党内斗争与党的进步”，说“党在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中，表现很大的进步”。今后，“需要加紧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4.“目前形势及党的任务”，说我们的任务，是“执行国际路线”，拥护苏联，反对敌人进攻红军和苏维埃。
米夫的结论除重复王明的观点外，还吹捧王明等人，说他们是“坚决的与站在国际路线上面来反对立三路线的”，是将在莫斯科学习到的东西“应用出来，坚决的执行国际路线”，[286]并严厉地批评瞿秋白，也批评了罗章龙的分裂党的活动。
会议通过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其中说：为着完成党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许多任务，“扩大的四中全会认为必须取消三中全会所补选的赞助立三同志的中央委员，引进反立三主义的斗争之中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里来，并且重新审定政治局的成分，以保障党的正确领导”。[287]
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说：“尔后，即补选中央委员和改选政治局。远东局和中央政治局事先拟定了一个名单，这个名单是让我和贺昌从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央委员中退出来，让瞿秋白、李立三和我从三中全会的政治局中退出来，并提出向忠发、王明等十六人为新的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这个名单一宣布，即遭到罗章龙、余飞、史文彬等人的反对。罗章龙不仅要求把李立三、我和贺昌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而且要求彻底改造政治局，说政治局的大半是立三路线的执行者……在米夫的操纵下，又由于罗章龙等人对原中央领导人采取打倒一切的态度，远东局和政治局提出的名单获得多数通过。结果，退出的中委是我和贺昌，补选的中委是韩连会、王荩仁、王明、许畏三、沈先定、沈泽民、黄苏、曾炳春、夏曦等九人；退出政治局的是瞿秋白、李立三和我三人，新选入政治局的是刘少奇、王明、王克全、任弼时、陈郁等五人。这样，在米夫支持下便实现了王明等人取得中央领导权的计划，使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进入党中央最高领导机关政治局。向忠发名义上虽然继续担任政治常务委员会主席，但实际上由王明等人独揽中央领导大权。”“王明等人之所以能够上台，我认为：一是得到共产国际的赏识和支持，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二是教条主义唬住了一些人，一部分同志对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三是八七会议以来党内一直存在着的‘左’倾情绪和政策还浓厚地存在着，容易为王明的一套更‘左’的理论和政策所迷惑。”“总之，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没有什么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新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它给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事业带来了更加严重的灾难。”[288]
从一份题为《关于王明同志的几件历史事实》的材料看，王明等人在四中全会前搞了很多非组织活动。这份材料说：决定我去参加四中全会，首先是王明告诉我的。当四中全会开会前三数分钟，陈原道来告诉我两件事情：一件是说罗章龙是右派，要我发言反对；另一件是说“右派”坚持要开紧急会议或预备会议，反对开四中全会，但国际代表与中央都主张开四中全会，要我反对开紧急会议的主张。所谓“右派”问题，当时对我不仅是一个突然的问题，而且我自己根本无法理解。那时我只觉得罗章龙他们有两个意见我是不赞成的：一是说中央过去没有做任何工作；另一个是主张中央全部改造。但我思想中绝无他们是右派的感觉，所以我没有发言。四中全会上，关于这个问题有些争论，开展反“右派”斗争还是四中全会以后的事情。四中全会只开了一天，决议与补选中央委员的名单，都是事先预备好的。在会议过程中，虽然发生过一些争论，但结果都照原来准备好的通过了。[289]
罗章龙在谈到四中全会时说：“三中全会时，米夫已来到中国[290]。他要李立三离职，由王明主持中央工作，但是大家认为不管从政治上还是从组织上来讲，王明主持中央工作是不合适的。苏区还派了代表团来上海，出席苏准会[291]，也表示不同意。这样王明要主持中央工作就遇到了阻碍。于是，米夫就主持召开四中全会来解决这个问题。米夫急于要抬出王明，又怕大家不同意王明主持中央工作，所以匆忙召开四中全会。”“我们与他们的主要分歧是：米夫主张由王明来主持中央工作，我们认为王明不具备主持中央工作的条件和资格。王明既不是中央委员，又不是候补中央委员。王明没有实际经验，理论也不行，品质道德又不好，被捕后向敌人提供了机关住址，在群众中没有威信，特别是工人们都瞧不起他。”“四中全会是米夫一手包办的，会议主持人实际是米夫。他在会上以命令口吻讲了很多话，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但没有解决大家的思想问题，会上有争吵，四中全会开得不正常。我不记得会上有谁作正式报告。当时会上没有通过决议，没有进行有效表决会就散了，会议没有真正开成。”“王明当选政治局委员并没有进行表决，是由米夫强加给会议的。甚至会上都没有通过任何决议，公布的决议都是后来补写的。”[292]
李初梨在回忆中也说：“何孟雄等人认为四中全会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王明说，现在的条件，会不能开得很长，前不久第三国际来了一批文件，有十几个决议案，具体问题已解决了。”[293]
对于六届四中全会上的“胜利”，米夫高度赞扬说：“因为三中全会（1930年9月）采取了调和立场的结果，党在当时，还未能走上正确的道路。可是，再过不久，在扩大的四中全会上（1931年1月）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已经完全纠正了。四中全会，革新了党的领导，揭发了立三路线反列宁主义的实质，同时又坚决排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要党走上失败退却道路的企图。四中全会在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事业上，起了极大的作用。”[294]
但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国共产党内一直受到批评。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即对六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全面的否定。
1958年3月18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陈伯达发言时插话批评说：“他（王明）历来就自己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就是反共产国际。中国过去不是共产国际支部吗？但是没有从组织上反对共产国际。在思想上，我是不赞成共产国际的一些不正确的东西。一个时期，共产国际有许多东西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搞了教条主义。一个共产国际的东方部长叫米夫，跑到中国来，强迫中国的党推翻自己的三中全会，封为调和主义、调和路线，由外国人（米夫）起草一个决议案，叫四中全会决议案，强迫通过，王明这条路线从此登台，愈搞愈‘左’。批评李立三，不是批评他的‘左’，而是批评他的右。他有一本小册子，叫做‘为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295]，那是他的理论纲领。就是那个决议案本身，也是不正确的。”
胡乔木在1990、1991年《关于党的历史文献的编辑和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的谈话中说：“四中全会时，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夺权，当时的中央招架不住。”“毛主席批评瞿秋白在党内没有多大经验，是一介书生。王明、博古在党内没有什么地位，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结果让他们夺了权。四中全会上王明实际上做了总书记。”他还说：“四中全会是夺权。”“四中全会不太合法，是闹出来的。推选的领导人不能反映出党的情况。王明、博古等人原先都不是中委，都是米夫等人搞的鬼。”[296]在1985、1986年《关于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的谈话中他还说：“为什么叫做王明路线，为什么说王明是四中全会及四中全会以后错误路线的主要负责人？这是因为四中全会以前就是王明在那里闹，米夫与他是搭档，互相配合，互相利用。四中全会把王明搞上来，非常不正常，不是像康生所说的什么既反‘左’又反右，而是把‘左’当作右来反，大家对四中全会义愤很大……不能说，四中全会是正确的，‘九一八’以后党的路线才是错误的。四中全会就错了，不仅是政治路线错误，所采取的组织形式也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很多同志说是篡权。”[297]在1991年《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七大》的谈话中他还说：“毛主席对四中全会时国内领导人的批评，主要是讲为什么拱手把中央的领导权交给王明，王明走了，又把中央的领导权交给博古。他最不满意的是在这里。这在决议里也有表现。”[298]
陆定一回忆说：“王明是靠‘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起家的。他同别的野心家不同之处，在于有共产国际东方部长米夫这个外国靠山。米夫是苏联的大国主义者，这些大国主义者认为苏联的党是‘老子党’，中国党和别国的党只能当儿子；中国革命靠中国党来领导是不能胜利的，只有靠王明集团这个宗派（也就是靠米夫自己）的领导才能胜利。”[299]
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说：“所谓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是俄国人精心培养的。俄国人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控制中共，把它改造成一个无限忠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政党。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一回到中国就成了反立三路线的主力。在国际尤其是国际代表米夫的协助下，他们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大获全胜。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前，他们一直牢牢控制中央。”[300]
王明当时虽然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在实际工作中起着别的政治局委员起不到的重要作用。杨奎松在《向忠发是怎样一个总书记？》一文中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虽然向忠发仗着工人出身的金字招牌保住了总书记的位置，但反复公开地承认错误并把自己说得几乎一无是处，结果使他明显不再象过去那样争强好胜了。他开始把宝押在陈绍禹的身上，极力想让刚刚当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陈绍禹进入政治局常委，来帮助把关。因为他这次政治上的严重挫折使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再不能象过去那样逞英雄了，他几次提出需要有个‘帮手’。而这个帮手最好就是陈绍禹。其实他早就知道，陈绍禹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的最得力的干将。但过去他过于自信，竟没有把陈绍禹放在眼里。如今他翻然悔悟。虽然米夫和远东局最初并未同意让陈绍禹迅速进入常委工作，但他还是每每必定拉上陈绍禹来开会，并且一反过去那股从不服输的劲头儿，即使是陈绍禹当面顶撞他，他也尽量不动肝火，通常只是诺诺而已”。[301]
直到晚年，王明还在肯定六届四中全会的功绩，他说：“至于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的共产国际路线，是受全党拥护和享有很高威信的，在遵义会议上不仅谁也没有提出，而且也不可能，也不敢反对它的。因此，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伪造的并到现在还在宣传的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路线是什么‘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302]
但是，有的论著认为：“王明上台，也只是上到一个政治局委员的台，一个政治局委员就能把持一切，为所欲为，就能形成以王明为首的‘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的中央，有些解释还缺乏说服力。”[303]
1月7日后 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打着共产国际旗号，通过“反右倾”和“改造党”等方式，逐步把王明的“左”倾错误推向全党。
当时，中央发了许多文件。这些文件虽然不都是王明起草的，但因为六届四中全会实际上批准了王明的小册子，文件就不能不体现小册子的“反右倾”精神。例如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发出第一号《通告》，即《四中全会后第一号——目前政治形势及党的中心任务》提出：“革命的群众斗争是高涨的，尤其是农民土地革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将向前发展，而苏区与红军的存在也将更加推动着革命运动前进。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必须坚决执行进攻的路线，这不仅能击破‘围剿’，破坏反革命的武装势力，保持住已得的胜利，而且还可以更加扩展苏维埃运动。”为此，就要“反右倾”，“要不加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认定它仍是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则必不能正确的解决当前任务，而执行国际路线”。[304]
在以“反右倾”为纲布置各项工作的同时，“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的中央，还开始有系统地改造党。所谓“有系统地改造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实行“顺我者提，逆我者撤”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用“斗争干部”、“新生力量”“改造和充实”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第二，实行“钦差大臣满天飞”的领导体制，用中央代表、巡视员，就地指导和监督地方党组织执行“进攻路线”。
盛岳回忆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他们强调右倾机会主义者是中共的最大威胁。‘他们向全国各地派了他们的代表，去开展所谓的反右斗争。’他们不仅要控制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最高领导机关，而且企图控制每一个苏区。根据他们的庞大计划，他们先让陈绍禹当江苏省委书记，那是中共的最重要职位。殷鉴、王云程和朱阿根留在上海参加工人运动或搞共青团工作。李元杰派去山东工作；陈原道在满洲；何子述在河北。王稼祥调到瑞金当中国红军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当鄂豫皖苏区徐向前指挥的第四方面军的政治委员。之后，沈泽民和他的妻子张琴秋也被派到那里，以加强党的领导。夏曦担任中共中央驻洪湖——湘鄂西苏区代表。”[305]
据黄药眠回忆，王明上台后提拔了大批从莫斯科回国的干部。他说：“在瞿秋白、李立三领导之下，常常有人说外国人不懂中国的国情，就是从莫斯科学习回来的学生也是如此，学习了外国的马列主义，但不懂中国国情。王明上台之后，一下子翻了过来，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受到国际教育，没有学好马列主义，都是土包子，执行土政策，不懂得马列主义的政治路线，是土派共产党。于是，王明上台之后，就让这一批洋派人掌权了。”[306]
同期 瞿秋白被迫写出声明书，声明对于四中全会对他的指斥“完完全全的接受”，对于四中全会的决议案，“完完全全拥护”，并检讨了自己所犯的调和主义的错误。[307]
1月8日 参加中共江南省委常委会议，传达《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308]
1月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分工及中央常委人选等问题。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王明为候补常委，周恩来提议王明仍应做江南（江苏）省委书记，会议未同意远东局提议。杨奎松在《王明上台记》中说：
王明没遇任何阻力就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不过他成为政治局常委还经过了一点周折。
四中全会召开后的第三天，即1月9日，远东局召集政治局向忠发、周恩来等商谈新政治局的分工问题。向忠发首先提议，为加强政治局的政治领导力量，使常委能够多注意一些政治问题，考虑以向忠发、任弼时、王明和张国焘为常委，周恩来因为党内争议较多，建议代理江南省委书记从事实际工作。
对此，远东局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们提议，分正式常委和候补常委，正式的仍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担任，候补的可考虑王明、陈郁、张国焘三人。但在随后的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王明是否应当马上回中央工作的问题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有人主张王明应当回中央做候补常委工作，而多数认为王明仍应负责江南省委一个时期，等有合适人选再考虑回中央。最后，会议通过了向忠发的提议，正式常委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候补常委为陈郁、卢福坦、徐锡根。[309]
1月12日 中共江南省委常委召开会议，传达并讨论了中央政治局1月10日会议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意见而提出的江南省委常委人选名单的意见，决定省委常委由王明、王克全、陈云等九人组成。[310]
1月13日 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密使的身份在上海英租界沪西花园洋房内，召集不同意王明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的二三十名干部开会。他说：“王明是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最高的布尔塞维克”，是“反立三路线最卓越的战士”，是“最优秀的党的领导”，还说他是百分之百能够执行国际路线的，你们信任他，就是信任共产国际。国际指示是绝对正确的，四中全会就是体现国际路线的。米夫宣布：反四中全会便是反国际，你们都应该受处分。
在此前后 与米夫找陈郁等人谈话，并开会斗争陈郁。
周焱等著《陈郁传》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陈郁等立即起草了《海总党团呈中央的声明书》，反对四中全会的决议，建议“重新召开一次会议，解决当前政治任务提出的实际问题”。于是，米夫和王明亲自出面找陈郁谈话。米夫说：“我们以为你已从错误的道路上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了，又考虑到你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所以提升你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没想到你却走得更远了，公然对共产国际承认的中国党中央举起了反叛的旗帜！你这种反党、反国际的行为必须立即停止！”王明帮腔说：“很明显，反‘四中全会’就是反对国际！你为人坦率性急，容易受人煽动，希望悬崖勒马，收回错误《声明书》！”陈郁说：“向党申明自己的立场是党允许的。我不认为《声明书》有什么错误！我建议政治局讨论我们《声明书》！”米夫说：“你那个错误的东西，根本不值得讨论！你要赶快检查自己的错误！”昏头昏脑的向忠发也在旁边帮腔，他用总书记的口吻说：“老陈！你们那个《声明书》字字都是错的，如果都学你们的样子，那不都反了吗？你要从党的利益出发，向党中央写一个‘悔过书’，让其组织吸取你们的教训！”陈郁愤然地说：“我检讨书都不写，还写‘悔过书’？我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讨论，如果认为我错了，再上报共产国际，怎样处分我都接受！”米夫、王明等人碰了钉子，本想开除陈郁党籍，但怕激怒了广大海员，并考虑罗章龙等人正在积极活动组织“非常委会”，因此不敢贸然处分陈郁。[311]
书中还说：在一次由王明亲自主持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会议上，王明貌似谦逊地要新组成的党团成员对当前如何开展工人运动发表意见。这时的“全总”党团除陈郁等少数原任成员外，绝大多数已是王明提拔起来的“斗争干部”。他们以王明的意见为意见，一开场就“请绍禹同志作指示”。王明却叫陈郁先讲。陈郁心直口快。马上就把曾在“海总”党团会议上议论过的主张讲了出来。他说：现在白区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基层，先恢复党、团、工会的正常工作，把公开机构与秘密机构分开，把非法斗争和合法斗争结合起来，要在努力发展红色工会的同时，伺机打入黄色工会，壮大我们的力量。我们要从关心工人群众的实际利益着手，解除他们对我们的恐惧。现在需要的是到工人群众中去做艰苦的工作，不能在旅馆里靠交通员来指挥……王明一拍桌子，大声说：“谁住在旅馆指挥？你是想让党中央暴露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吗？”原来，陈郁无意中的一句话却戳着了王明的痛处。那时，许多党组织遭到了敌人的破坏，国民党特务在共产党叛徒的带领下到处搜捕共产党人。身任中央领导并兼任江苏省委书记的王明，天天胆战心惊，根本不敢到群众中去，也不敢住在党的秘密机关。他不惜花费党的得来不易的大量经费，住进了一家外国人办的豪华医院。为了更加安全，他竟包了整整一层楼，由秘书、警卫人员戒备森严地住在那里，让康生等人替他传递消息，发布“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命令。他今天是在经过最严密的布置后，在向忠发亲自陪同下“冒险”来到这里的。陈郁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却并不知王明住在何处，而且在发言中也没有责备任何人的意思。王明本来就对他不放心，听他这么讲，以为他是指桑骂槐，所以先从这句话开始“回击”。当然，更重要的是陈郁的政治主张同王明格格不入。王明虽然感到了白色恐怖的真实存在，他躲在豪华的洋人医院不敢出来就是明证，但他却“坚信革命的高潮已不可避免地到来了”。他说：“陈郁的观点，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是‘立三’路线和‘调和路线’的典型观点，他根本没有从反对‘四中全会’的反党立场上转变过来，他的《声明书》是欺骗党的、欺骗国际的文件，就是在这个骗人的文件中，也充满了许多荒谬的、许多为自己开脱的论点。战斗的布尔什维克，必须同陈郁的反国际、反党的立场划清界限！”他还在最后作结论时说：“陈郁事件暴露了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不纯！正如列宁主义的党中央一再指出的那样，必须彻底改造各级党的领导，要用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忠于国际的斗争干部，代替仍然窃据着领导岗位的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分子！对他们不能仁慈，不能存丝毫幻想。陈郁事件就是一个极好的教训。我们必须在工会系统以及各级党组织、根据地全力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调和主义路线的斗争，把那些悲观失望、在敌人面前畏首畏尾的机会主义分子清除出党。在日本帝国主义即将进攻苏联的情况下，我们绝不能象陈郁那样提出取消‘拥护苏联’的口号；在红军即将击溃国民党主力、攻占大城市的时候，我们绝不能象陈郁那样提出取消‘拥护红军’的口号！在全国革命总发动就在眼前、全国苏维埃即将诞生的时候，我们绝不能象陈郁那样，提出取消‘建立苏维埃’的口号！相反，我们要更高地举起国际路线的旗帜，不惜一切代价，包括个人的生命，使这些口号马上变成现实！我们要不断组织进攻，不停顿地打击敌人，直到胜利！让一切机会主义分子在已夺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布尔什维克面前哀泣吧！”他口若悬河，越说越激昂。当他一拳打在桌上结束自己的“结论”时，向忠发用浓重的汉口话附和说：“绍禹同志讲得好，我完全同意，陈郁要在三天内写出检讨。”第二天，陈郁感到不好在上海工作，于是提出到苏联学习，这正中王明等人的下怀。当周恩来一提出来，王明马上同意。向忠发还说：“他还未就‘陈郁事件’写检讨呢？”王明说：“不必检讨了。叫他去吧！他不提出来，我还想派他去呢！他留在国内有害无益，他那些蛊惑性的观点，会涣散工会系统的斗争意志，他在工会系统有一定影响，又不能马上开除他，叫他马上去，越快越好！他到了苏联再不改正错误，我们另有办法！”陈郁后来在《自传》中写道：“‘四中全会’后，我与王明等人讨论工人运动时，王明骂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后来，到了莫斯科也是这样。”在周恩来心里，陈郁出国是“留学”，而在王明等人心中，把陈郁送出国不过是“流放”而已。[312]
1月17日 参加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会议，对上海各区委书记进行大调整，进一步排斥异己。
此前，中央决定将江南省委改组为江苏省委，领导江苏省和上海市区各区委党的工作。原属江南省委管辖的浙江省以及安徽皖北地区的党组织划归中共中央领导，安徽皖南（芜湖）、蚌埠（长淮）地区的党组织由江苏省委管理。会议决定了新省委分工：王明为书记，陈云负责组织，康生负责宣传，陈治平负责农委，王克全负责工联，沈先定负责职委。会议还讨论了有关王克全等人分裂党的问题，[313]通过了《拥护四中全会反对右派分裂党的行动的决议——江苏省委关于王克全同志分裂党的行动的决议》。[314]
此后，王明向中央要了一批干部到江苏省工作，并对上海各区委书记进行了调整，进一步排斥异己。
杨尚昆回忆说：“王明进入政治局的初期，兼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那时江苏省委的管辖范围包括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上海在内，不同于其他省委，用向忠发的话来说：‘江苏工作是领导全国的。’他肆无忌惮地排除异己，对坚决批评王明的‘政纲’是‘新的立三路线’的原沪东区委书记何孟雄，进行‘无情打击’。同时，又点名要了一批干部，把上海的沪东、沪西、沪中、闸北和法南区的区委书记进行大‘调整’，有的调离或撤职，有的降为委员，据当时担任江苏省委秘书长的刘晓说，从省委到上海的区委，因对王明不满而受处分的有20多人。”[315]
刘晓回忆说：“六届四中全会以后，江苏省委在王明的操纵下，贯彻四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部署，就是孤立和迫害打击何孟雄同志。”“王明直接向中央要了一批干部由省委使用。事先，陈昌浩、李竹声在王明家里和王明密商人选，后来向中央点名要这些干部。陈昌浩、李竹声、殷鉴、朱阿根、潘问友等都是王明向中央要来的。这些人到省委后，王明就将上海各区的区委书记作了一番调整，不听话的撤职、调动，由这些人接任，如陈昌浩到沪东区委，朱阿根到沪西区委，殷鉴到沪中区委，焦明之到闸北区委，夏采曦到法南区委。原来的区委书记或调动或担任区委委员。凡是不同意他的意见的同志，他就一律加以无情打击，从批评直到撤职，有的还不发给生活费。我曾奉命到沪西区委去谈判，要区委的同志不要去反对省委，否则就不发给生活费。这些同志当时没有公开职业，没有任何收入，为生活所迫，他们不得不服从省委，从而使王明控制了上海的党组织。”[316]
对于王明残酷地打击何孟雄一事，刘晓回忆说：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接着召开了江苏省委扩大会议，会上王明宣布：上海党组织在贯彻四中全会精神时，首先要集中力量开展反对何孟雄等人的斗争；要把这一斗争与反对罗章龙的斗争结合起来。
1.他强调何孟雄等反对四中全会，不服从新的中央，是贯彻四中全会决议的主要障碍。他诬蔑攻击何孟雄同志是“老机会主义者”，“长期对党不满”，“有个人野心”，“与罗章龙右派同流合污”等等，把何孟雄同志反对王明宗派集团的斗争说成是江苏省委的主要危险，强令大家对何孟雄同志要“提高警惕”，进行坚决斗争。
2.他要求各区委紧急布置上述工作，把这一斗争从党内扩大到赤色群众组织和党的外围团体中去。他宣布何孟雄同志的活动是“反组织的非法活动”，已超出“党内斗争的范围”。他规定凡是参加何孟雄等同志组织的活动的党员必须立即退出并进行检讨，违者，一律开除出党。当时受到处分的江苏省委和区一级干部就有20余人之多。
3.他要检查各级组织、各级干部与何孟雄等人之间的关系，宣称那些不与何孟雄等划清界限的干部要清洗出党。对于那些一时不能与何孟雄割断联系的组织，要省委主动与这些组织切断关系。
4.他还派人对何孟雄等同志进行“分化”工作，并密切注意他们的动态。王明决定：江苏省的干部除指定者以外，都不准与何孟雄等有任何来往；对何孟雄等正在使用的一些机关和宿舍，省委就此撒手不管，并另外建立机关，不与何等发生联系；江苏省委还停发何等一切生活费和工作经费。
不久，王明召开了第二次扩大的区委书记联席会议。这次会议由他一手操纵，没有通知何孟雄等同志出席。会上，王明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攻击何孟雄等内容的报告；其他发言都是布置好的，因此，这次会议顺利地通过了王明的报告、拥护六届四中全会、反对何孟雄等人的决议。这以后，王明在江苏省委还经常散布流言蜚语，中伤何孟雄等同志，经常主持讨论如何对付何孟雄等同志的办法。他曾经布置过：
1.在反对何孟雄的斗争中，最主要的是要揭露何孟雄和罗章龙的同伙关系，这才能打中“何孟雄的要害”。要采取一切措施争取一九三一年四月底前结束这场斗争，使中央能在四、五月的会议上对何等作出政治上、组织上的结论；
2.中央经过调查，认为何“政治情况复杂”，历史上一贯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党分子；
3.和何孟雄在一起的蔡博真等几个老资格的区委书记，对上海工作“威胁最大”。对这些人，必须进行重点批判。省委应及早对她们的问题作出政治上、组织上的结论，将她们开除出党；他们的问题，不一定要与何孟雄的问题一起解决；
4.追随何孟雄的人中有一些是文化人，这是薄弱环节。省委要派人大力加强工作，对他们进行分化工作，并了解他们的动态。王明指定省委宣传部去进行这项工作，并要宣传部负责人直接向他汇报。[317]
同日 在王明加紧迫害，打击持不同意见的情况下，一部分反对王明掌权的干部在东方旅社（一说是中山旅社）开会，商量对策。由于叛徒唐虞告密，参加会的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欧阳立安、冯铿、柔石、殷夫、胡也频等人，被租界巡捕房逮捕，不久即遇难。
有的人在回忆和文章中说，王明等人虽然事先得到了有关情况，但他却不去通知何孟雄等人，致使这些同志全部被捕。例如刘晓回忆说：
记得有一次省委会议上，王明以紧张的口气提到：国民党特务已在东方旅社住下，随时可能逮捕何孟雄等人。还一再声称何等人情况复杂，活动暴露，有可能遭到敌人破坏，要省委和各级组织都提高警惕；并说要中央特科去通知何孟雄等人，是有危险的，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