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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何孟雄等被捕的消息传到江南省委时，省委正在开会。好像是潘汉年或李竹声来会上通知的，当时王明的表情异常冷淡，只说，这是他早就意料到的。后来，他又幸灾乐祸地分析：这是何孟雄等反党反中央，搞分裂活动的必然结果，是什么“咎由自取”；他们是“右派反党分子”，是在反党活动中被捕的，与一般同志在工作中被捕性质有所不同等。接着就布置兼管特科的潘汉年同志进一步了解情况。
当大家提到如何处理善后，如何设法营救时，王明说他将与中央商量解决，叫省委不要管。在以后的省委会议上，王明没有主持过如何营救这些被捕同志的讨论，也没有详细地提到这批同志被捕的原因以及中央准备如何营救他们。只是在有人问起时，他回答说：“正在了解中。”……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九日，何孟雄等大批同志英勇就义的噩耗传来，王明的冷淡态度简直令人寒心。他不但没有提出上海党组织如何追悼纪念这些壮烈牺牲的烈士的问题，相反的，还继续向烈士身上泼“污水”，继续攻击污蔑他们。他胡说他们的牺牲是“个人野心”“反党分裂党”的必然结果，并提出要以此为教训来警告、争取那些何孟雄的支持者们，乘此时机进行分化、瓦解工作。他还恶狠狠地布置：何孟雄等虽然已经牺牲了，但对这些人的错误还要严肃对待，彻底清算；并罗织了何孟雄的若干条错误，要省委宣传部根据中央精神组织批判文章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他还要省委宣传部根据他的讲话起草一个文件，指出何孟雄等同志被捕牺牲的所谓教训，和继续批判他们的错误，发给各级组织。
在江苏省委会议上，王明嘱咐大家：对下面一定要讲清楚中央、省委虽然采取了营救被捕同志的种种措施，但毕竟无效。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王明不仅是一个个人野心家，也是一个阴险毒辣的人。
何孟雄等同志在王明宗派集团排斥异己、无情打击下壮烈牺牲了。[318]
陈修良也回忆说：“80年代，刘晓同志曾对我谈起过，1931年他任江苏省委秘书长期间，听到24烈士被杀害后，王明在中央组织部讲过：‘中央早知道他们这些人一定要被捕的。’当时，刘晓觉得很奇怪：既然中央知道他们将遭不测，为什么不及时通知他们呢？24位烈士牺牲以后，米夫、王明竟立即以党中央名义开除了他们的党籍，说他们都是‘反党的右派分子’。王明还专横地不准在党内纪念这些死难者，更趁机扩大打击面。凡曾经表示过不同意六届四中全会决议者，或提出过书面意见者均遭到打击。”[319]
李海文、余海宁在《东方旅社事件》一文中说：何孟雄等被捕前，“当时工部局内潜伏有我党中央特科的敌工人员，得到情报，立即通知了组织。可是，王明这时已酝酿将何孟雄等激烈反对四中全会的同志开除出党……王明早已视他们为反对中央、分裂党的右派敌人。结果，林育南等同志没有得到敌人即将进行逮捕的通知，他们全部被捕了”。[320]
有的人甚至认为是王明告密的。张金保曾说是张文秋告诉她何孟雄等人被害的事情的，并说这是陈绍禹（王明）告密的。她说我听了如同火上加油。何孟雄他们大纯洁了、太傻了。王明他是在借刀杀人啊！[321]麦阳在《谁是告密者——龙华24烈士被捕之谜》一文中，即说龙华24烈士被捕是王明告的密。他说，是王明告密的说法最早由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反对王明和六届四中全会的王克全传出的。他说，王明是通过他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做事的一个安徽籍同乡告的密。麦阳在文中还说，据曾任过中共中央委员的张金保回忆，解放大连接收伪公安局时，发现有一本日本小版的书，里面也说到林育南、何孟雄等人被捕是王明告的密。他还分析说：这次集体被捕事件，不可能与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及王明无关。被捕人员几乎全是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及王明的，而烈士们被捕时所在的中山旅社6号房间、东方旅社31号房间则是他们聚会商议的地方。1月17日江苏省委也在此开秘密会议，因这些人都是拥护六届四中全会的，一个也没有被逮捕。[322]
还有的人认为是康生告的密。1992年，美国著名学者翰拜伦在纽约出版的康生传《龙爪》书中，谈到康生当年出卖林育南、何孟雄等人一事时写道：事实上，真正杀死这30多个共产党员的凶手不是蒋介石。最近发现的证据表明，向国民党密探提供情况的不是别人，而是康生。1967年，解放初抓获的国民党特务吴炳叔交代说，在何孟雄、林育南一批人被捕之前，国民党已掌握了他们每个人的详细背景材料，包括入党的时间、入党后的活动，还有些连当事人自己也不易记起的细枝末节，因此后来的审讯过程只是核对一下事实而已。吴炳叔相信资料来源于共产党内部。但具体是谁，他不清楚。康生当时身为共产党组织部的头头，掌管每个党员的档案材料，只有他才能接触并提供这些能置人死地的文件。除了吴炳叔的证词外，还有更直接的证据。另一个新中国成立后被抓的国民党特务王云城，曾亲眼目睹康生出卖了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及“左联”五烈士。王云城本来是留苏回国的共产党员，一度当过共青团的书记，是王明的亲信（他在中山大学读书时是王明的保镖之一）。1933年被国民党抓住后，他写了投降声明，转而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他写道：“像何孟雄（包括林育南）和他的20多个追随者，都死于赵容（康生的名字）领导下的红色恐怖活动。”康生为什么要出卖林育南、何孟雄等人呢？翰拜伦在书中分析说：“后来，随着王明的逐渐得势，康生最终选择了他的立场，把政治赌注押在王明这一边。而王明也正需要像康生那样的人，才能对付敌手，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为了表示器重，王明把康生加进了新的中央委员名单之中。康生自然急于证明自己在派系斗争中的才干和效率，不惜使用借刀杀人计，帮助王清除了障碍，也为自己捞到了好处。不久，康生成为中共特工部的首脑，负责共产党在整个国民党白区的安全和谍报工作。他抓住这一行使权力的良机，大显身手，或暗杀国民党密探，或惩罚共产党叛徒，直到两年后受命离开上海去了莫斯科。”
对王明、康生叛卖林育南等人一事，鲁訇在《康生迫害张文秋的历史恩怨》中还说出了另一层原因。即康生做中央组织部长时，利用职权，包庇他的情人、妻妹、叛卖山东省委负责人的曹文敏，引起已知道曹文敏叛变的张文秋及山东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的强烈不满。他们向中共中央揭发了曹文敏的罪行，并要求将曹文敏清除出党组织。中央派人调查这件事时，张文秋如实揭发了曹文敏的问题，并写了书面材料。张文秋的正义之举，深深地触犯了康生。康生认为是林育南保护了张文秋，因此也向林育南下了毒手。当林育南等人开会时，事先得到消息的王明、康生一伙，把他们开会的时间、地点和人员名单，故意泄露给敌人，使敌人突然包围会场，将林育南等同志一齐捕获，很快全被杀害于上海龙华。[323]
有的书还说王明反对营救何孟雄等人：“东方旅馆大破坏，一下子被捉去二十几个人。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曾提出，利用关系在国民党将他们从工部局引渡到龙华时打一个埋伏，劫囚车。恩来也同意了，说可以试试。但陈绍禹坚决反对，说他们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犯不着替他们冒这么大的险。结果二十几个人就白白丢了命！对于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他（顾顺章）说不上与他们有多少交情，但毕竟是在一张饭桌上吃过饭的人。他很怀疑这是陈绍禹让人告的密，借刀杀人来排斥异己。”[324]
1月18日 在中共江南省委召开的上海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六届四中全会的总结与上海工作》的报告。[325]
1月2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一月十七日全总党团会议与江苏省委报告的决议》，严厉批评罗章龙、徐锡根及王克全等人的活动，指出其目的是企图改变国际路线，分裂中央，分裂党，号召全党坚决反对这些活动。会议决定：批准江苏省委十七日关于要求王克全停止分裂活动的决议；撤销王克全在江苏省委、上海工联党团的领导工作，以及罗章龙、徐锡根、余飞等人在全总党团的领导工作；要求王克全、徐锡根等人公开在书面上和会议上承认错误。[326]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军阀进攻苏维埃区域的决议案》。指出：为着“最高限度的集中并巩固我们在苏维埃区域斗争的领导”，“必须增加并巩固苏维埃区域中央的成分”。根据这个决议，中央向各苏区派了中央代表机构和中央代表。决议还说，中央代表机构或中央代表，“必须即刻改正在经济的土地的组织上政策所犯的错误”。[327]所谓“改正”各苏区“所犯的错误”，实际就是推行“左”的政策，使全党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1月21日 罗章龙等14人在六届四中全会后，召开了“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通过了罗章龙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不久又发出《反四中全会代表团告同志书》。
《大纲》认为王明也犯有立三主义的错误，而且是在继续维持“立三路线”，其中说：“立三路线派是极端仇视紧急会议的，因为他们知道紧急会议是要葬埋立三主义及其统治的，同时还有那些在思想上同样犯有立三主义错误的陈绍虞[328]等自然是怀着同样的恐慌，因为陈绍虞等过去是站在‘左’倾的口头上的反对立三路线的，他们在中央工作人员会议讨论六月十一日决议案时是完全同意立三路线的总策略的（即布置全国暴动总同盟罢工等），他们是用‘左’倾的口头禅认为全国已有直接革命形势，而说六月十一日的估量为过低的，他们在三中全会后是承认‘三中全会有重大的意义’，认为立三主义只剩有‘残余’，只要中央承认错误‘可以避免论’（引文见陈绍虞十一月十三日意见书）。因此在紧急会议迅速发展之中他们是用种种不正确的宣传破坏紧急会议的工作，他们说‘立三主义已不存在’，‘反立三主义的理论争斗应该停止’，‘国际路线已在党内完全实现’，‘中央省委已承认错误同志便不应该再谈改造党的组织’，‘紧急会议是左倾分子的活动’。这些便是证明立三派及投降分子是时时在企图破坏反立三路线的运动继续维持立三路线的领导，并且他们这种企图是受着国际代表米夫不正确的指示，米夫是公开地向着全总党团，工联党团，海总党团负责人用派别的观点估量反立三路线的整个运动，命令他们离开反立三路线的运动，服从陈绍虞等领导（自然上述各党团负责人是当面拒绝并指斥了他）。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们便暗中布置合于旧中央及陈绍虞小组织派别的目的的四中全会，以代替党员群众需要的紧急会议。”[329]
《反四中全会代表团告同志书》说：“只有李立三派陈韶玉派的小组织（立三派小组织是公开的事实，陈韶玉等也公开承认与米夫小组织的关系，承认与米夫密电往来及秘密活动等）才是做得出种种反党与破坏党部的行为！只要看一看陈韶玉等奉中央命令组织空招牌的江南省委机关，组织上海各区党的机关（因为党员群众都是反对四中全会，反对陈韶玉省委的，所以成为空机关），他们拿这些机关去与多数党员群众所拥护的旧省委，区委对立。”“他们为着要掩饰自己反国际路线的行动，就不得不勾结远东局代表（当然只是代表个人）……不得不采用惩办制度……不得不采用国民党官僚式的委派命令制度，甚至于贿买威胁的手段（最近江苏省委陈韶玉派孟超收买闸北黄包车同志，赵容收买沪西同志均被同志告发）。”
1月25日 中共江苏省委作出关于六届四中全会总结及目前任务的决议，认为四中全会是完全正确的，赞同全会对中央领导机关的部分改组，并批评江苏省委内部反四中全会的部分领导人。[330]
《写作要目》说：这个决议是《江苏省委常委会议对中央第四次扩大会议总结及目前党的任务的决议》，由王明撰写，后作为附录收入《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
1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会及党籍的决议案》，并决定开除王克全的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决议案指出“四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下，在国际代表指导之下而为国际所批准召集的，四中全会的结果，又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所以反四中全会即是反党反国际的”。[331]
1月28日 瞿秋白被迫写出第二个声明书，检讨自己的调和主义及处理中山大学问题的错误。其中说：“我的调和主义的错误，是和莫斯科代表团对于‘学生问题’的错误相联系的。当时对于莫斯科学生中反对中大支部局的李剑如等同志，对于这个小组织，我采取了保护态度，以至不但不能反对派别斗争，反而自己陷于派别斗争的泥坑，这是因为我当初有过对于富农问题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这些观点之中有些是他们所赞成的。”表示“完全抛弃自己的一切错误和离开国际路线的政治立场——三中全会至四中全会间之调和主义立场，而站在共产国际路线的立场之上，拥护四中全会。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之下来为党为革命而奋斗”。[332]
1月 作五律《雪晨过大马路》。诗曰：
昨夜北风起，天寒细雪飘。
黎明过马路，冻饿死同胞。
警犬踢屁骂，行人含泪瞧。
何时驱暴帝？重责在吾曹！[333]
2月4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成员同王明谈话，王明说：“右翼反对派已被粉碎，并已完全投降”；“在工会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他还谈了何孟雄被捕的情况及罗章龙的活动，并说“周〈恩来〉近来有点玩弄手腕”，而“张国焘表现不错，向〈忠发〉也不错”。[334]
2月6日 这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及1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将原定由任弼时、沈泽民、刘峻山三人组成的苏区委员会扩大至五人，增加周恩来、王明两人，负责讨论远东局交来的五个文件稿，并对苏区军委和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名单提出方案，苏区的工作包括军事工作在内统一由周恩来负责。[335]
2月7日 在此前后写《而今“二七”——悼“二七”龙华死难烈士》诗一首，诗曰：
廿六英雄同遇难，而今“二七”更怆然。
育南师辈孟雄友……泪洒春风泣杜鹃。[336]
2月10日 为他的《两条路线》小册子写《几点必要的声明》，“请求中央”将小册子“全文向全党同志发表”。于是，《两条路线》在上海出版。[337]
2月20日 在王明的操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发表《关于一九二九—一九三○年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批判瞿秋白等人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期间及回国后的错误，宣称李立三处分王明等人是瞿秋白施加影响的结果，说“当着中共代表团还在国际的时候，秋白同志即曾以中大学生反支部的派别行动来影响过去的中央政治局，所以当时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路线领导之下，对于陈绍禹等四同志所施的压迫制度，完全是站在代表团多数的派别观念上做成的错误”；“过去中央政治局对于邓中夏、李剑如、余笃三三同志回国工作不久即派往苏区负责重要工作，都是不合适的”。[338]
陈修良回忆说：“这个决议的要点：是肯定王明、博古等领导的支部局路线完全正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即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陆定一、余飞）的团长瞿秋白，影响了‘中大’学生的派别行动，进而再在国内影响了中央政治局；李立三领导的政治局处罚了王明、博古、王稼祥、何子述四人，完全是站在派别观点上给他们的错误处分，应即撤销；代表团应负李剑如、余笃三（反王明的‘中大’学生领袖）派别行动的责任，这一派在‘中大’内进行无原则的斗争，实际上与托派是联盟。”“这个决议的政治后果极坏，王明后来就把凡是反对过他们的人都打成了‘托派’、‘右派’，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339]
王明等人不仅从政治上打击瞿秋白，还从经济上打击他。在这时期，瞿秋白的处境十分困难，政治上的打击非一般人所能承受，肺病日趋严重，经济上也十分拮据。每月只发给他十六七元生活费，当时上海工人每月最高工资50～90元，中等工资二三十元，最低工资8～15元。瞿秋白的这点生活费仅可以维持他和杨之华的最低生活需要，连温饱都说不上，更不要说医病了。[340]
和瞿秋白一起曾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邓中夏，也因为同情中山大学多数学生反对王明小宗派，而受到残酷打击。这个决议案说：“中夏同志当时也没能接受国际代表的意见来反对立三同志的错误，反而到鄂西以后尽量去发展立三路线的错误。”[341]随着决议的发出，邓中夏被调到上海浦东区委宣传部任发行干事，做跑腿的工作。但王明一伙仍对他加以打击，有时还无中生有地指责他工作不努力，有时故意让他起草小的宣传提纲，又故意加以东涂西改，羞辱他。
同日 埃斯勒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中赞扬王明，他说：“在上海、天津、□□和唐山，尤其是在上海，在支部、基层组织、党员积极分子中、在共青团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中，出现了广泛的运动，要求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政策，克服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戈卢别夫和其他许多中国同志，特别是几个月前刚刚从苏联回国的青年同志在这种情况下起了特别积极的作用。他们是保证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政策的动力。”[342]
2月22日 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报告四中全会的经过”，以求得共产国际对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的正式批准和肯定。报告中两次点名表扬了王明，说：“在立三主义还统治着全党的时候，中央指导机关中便遇到了陈绍禹、王稼蔷（祥）、秦邦宪、何子述四同志的反对。”[343]
2月22、23、25、28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谈到王明，说当时中国共产党分成了两派，第一派当时号称“青年共产国际派”（戈卢别夫、科穆纳尔、古德科夫、梅塔洛夫、涅夫斯基[344]等），公认这一派在共产国际来信前早就对李立三路线进行了原则性的斗争；另一派包括〈工会〉总委员会的几名工人，以何孟雄和罗章龙为首，在四中全会前夕活跃起来。起初，这两派以“不成文的协议”（或未商定的联盟）方式共同反对立三主义和立三派分子。但很快——越往后越明显——暴露出了这两派之间的分歧。在反立三主义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实际上党内展开了这两派之间的斗争，这实质上构成了四中全会前夕（12月）和全会期间整个党内斗争的内容。两派分歧的实质是什么呢？最初可以感觉到的只是下列几点：1.戈卢别夫派要求在同“左”的立三主义倾向作斗争的同时开展反对右的危险的斗争。对此，罗章龙派宣称，现在谁提出右的危险的问题，谁就是在以此取消同立三主义的斗争。2.第一派把同立三主义的斗争与转向实际和完成共产国际提出的所有任务联系在一起。第二派提出了与前一种情况类似的论点，认为谈论实际任务无非是企图抹杀和放弃同立三主义的斗争。3.第一派反对大喊大叫的、纯粹是蛊惑人心的口号，反对对立三路线采取不正确的、派别的和分裂主义的斗争方法。而第二派正是这样做的，它要求立即撤销所有中央委员的职务并将他们开除，立即停止政治局的活动，紧急召开代表大会，它把从原则高度同立三主义的斗争完全转化为狭隘小集团的、纯粹个人的斗争。为了全面评述第二派，还应补充一点，何孟雄在同奥斯藤[345]同志谈话时完全否认党内右的危险，而瓦日诺夫[346]则重复了陈独秀关于红军是匪帮的胡言，他公开讲中国苏维埃运动没有前途，共产国际七月来信[347]的方针和决定是不正确的。我们很清楚，第二派实际上没有同立三主义进行斗争，而只是利用这一斗争和打着这一斗争的旗号追逐小集团的而不是党的利益，它所谓的反对立三主义的斗争不是从共产国际的立场出发的，而主要是从右派立场出发的。因此，第一派把党内优秀分子（其中包括旧领导的优秀部分）聚集和团结在自己周围，而第二派则把党内所有最坏的分子，其中包括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拉到一起并把他们组织起来，这并不是偶然的。[348]
2月 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通过的《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国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指责中共代表团“用一种完全不正确的方法，努力在自己的周围，团集中大的学生”，“实际上帮助了中大学生中间的派别斗争”。硬说“中共代表团须担负李剑如余笃三派别行动的部分责任，这一派在中大内部进行无原则的斗争，走到实际上与托派联盟的道路。中共代表团的多数（瞿秋白、邓中夏、余飞）领导了李剑如、余笃三派的活动。其中少数（张国焘）不是在当初而是在后来，才对中大内派别的斗争，表示与其他代表立异”。共产国际“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对于中大派别斗争的行动，并请中共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并与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商定新的成分”。[349]
同月 开始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杨奎松在《王明上台记》中说：共产国际远东局与向忠发、周恩来等于1月9日确定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常委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候补常委为陈郁、卢福坦、徐锡根后“不过一周，即发现徐锡根、陈郁均卷入罗章龙一派人的分裂活动之中。因此，从2月份开始，王明就再度得到提名进入常委了。从这以后，王明渐渐在政治局里，因而也在中国党内，成了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了”。[350]
孟庆树根据王明晚年谈话整理的《王明同志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一）》，说王明从向忠发被捕前就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在回答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后党的领导机关是由哪些人组成的问题时，明确地说：“向忠发被捕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为：向忠发、周恩来和陈绍禹三人。向被捕后没有补新人参加常委。”
孟庆树根据王明晚年谈话整理的《关于顾顺章和向忠发的材料》，虽然没有明确说自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说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三人，为躲避敌人的追捕，决定不再开常委会，轮流在三人住处接头，“结果只有周（恩来）、陈（绍禹）二人住处常作常委接头地点”，向忠发因为家里有个小老婆，“从来不约周、陈到他的住处去接头”。这也清楚地表明，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是向忠发、周恩来、王明三人。
孟庆树根据王明晚年谈话整理的《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和博古同志当总书记问题》的材料，虽然没有明确说自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说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就是周恩来、陈绍禹二人，这也表明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孟庆树根据王明晚年谈话整理的《传记与回忆》，也明确地说：“四中全会后，由向忠发、周恩来和陈绍禹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向忠发在被捕叛变前，也只是挂名的总书记，因为他政治文化程度都很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是绍禹。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博古、洛甫都是名义上的总书记。从反立三路线四中全会到整风运动前，你（王明）是中国共产党的总司令，你实际上是总书记。’”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也说王明在这个时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351]
但有的学者认为，王明是1931年4月张国焘到鄂豫皖以后才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352]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看出，王明2月份进入常委会后可能还只是候补常委，到4月张国焘到鄂豫皖以后才增补为正式的常委。
3月20日 张闻天在给雷利斯基的信中谈到他和王明的分歧，他说：“由于我对工人运动的估计不同于戈卢别夫同志，我们之间发生了争论。我说，上海工人运动放慢了发展速度，这是无可争辩的，但不能闭眼不看它还带有分散的、自发的、而主要是经济的性质。它正在经历由防御向反攻过渡的时期。而在戈卢别夫同志看来，工人运动正由反攻走向进攻。显然，他过高估计了我们的情况。”“今天在政治局会议上，我们对此又争论了起来。我高兴的是我取胜了。”[353]
3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据王明自己后来说，这个决议是他起草的。
这个决议指出：红二十军一部分人的行动，“实质上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他们的斗争机关‘AB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他们企图消灭党与红军的队伍，破坏党与红军的领导，他们的目的是帮助着南京政府来进攻和消灭红军和苏维埃运动”。为此，决议发出了如下的号召：“苏区中央局以及一切党和团的组织，要严格的执行以下的任务：（一）严厉的消灭‘AB团’，一切反革命组织，一直使它们在苏区内无法抬头与进行它们反革命活动；（二）立时将一切反动分子剥削分子，由党、团、苏维埃、工会的以及一切群众组织中清洗出去，特别是旧官僚分子；（三）建立严密的苏区，肃清苏区内一切反动的武装来武装农民，并打破苏区内反革命的集群——这些我们还未实现的最主要的军事任务；（四）在城市与农村中组织与扩大阶级斗争……”[354]
正是根据这个精神，被派往江西的中央代表团全盘否定了苏区中央局的意见，重新按照总前委的观点，把参与富田事变的人均作为敌我矛盾处理，并把红二十军相当数量的排长以上干部先后处决，致使许多党和军队的优秀领导者和大批忠实于革命事业的同志，没有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却无辜葬身于错误的肃“AB团”运动中。不仅如此，王明起草的决议还为“福建的社会民主党，湘鄂西的硬肚会、北极会，各苏区的改组派、取消派”等定了基调，说它们都是“反革命的组织”，从而为这些地区的肃反扩大化提供了根据。事实上，这些所谓“反革命的组织”，绝大部分是根本不存在的。但由于中央作出了决议，各根据地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大规模进行“肃反”了，从而造成了一场场悲剧。对于各根据地的错误“肃反”，王明是难辞其咎的。陆定一曾说：“在共产党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从王明开始的。只要不同意王明的意见，就是反对‘国际路线’，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对革命，反对革命就是反革命。斗争要残酷，打击要无情。”[355]
但在孟庆树根据王明晚年谈话整理的《王明同志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一）》中，王明却说：“所谓1930年12月的富田事变，中共中央政治局不知道这回事。只知道31年春苏区中央局（书记任弼时）派欧阳钦同志向上海中央政治局报告说：富田事变后，毛泽东利用反AB团口号扩大肃反斗争，已经快肃到项英（原中央局书记）和曾山头上了，问中央政治局怎么办？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决定由我（绍禹）起草一指示信，经常委讨论通过。信内除指出肃反运动错误外，并指出肃反错误的主要原因是：阶级路线不明显，群众工作不充分。此信到中央苏区后，才停止了这种所谓肃反运动。可惜当时恩来同志……没有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上述这封信送到各苏区去，因而后来其他苏区犯过乱杀人的错误，未能即时纠正和防止。”
《传记与回忆》也说：“1931年春，绍禹代中央写的‘中共中央给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纠正肃反工作错误’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献。富田事变后，毛泽东用反对AB团的口号扩大肃反运动，连中央政治局委员、原苏区中央局书记项英同志和江西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同志都被怀疑为反革命分子，造成一片恐怖状态。任弼时同志（当时的苏区中央局书记）派欧阳钦同志到上海向中央报告情况，请求指示。此指示信内容即绍禹在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指示信中除批评扩大肃反运动错误外，同时指出肃反错误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阶级路线不明显，群众工作不充分。可惜此信未发到其他苏区，因而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亦曾犯过扩大肃反运动的错误。”
《写作要目》还说：“富田事变后，毛泽东用反对AB团口号扩大肃反运动，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中央局书记项英同志和江西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同志都被怀疑为反革命，造成一片恐怖状态。任弼时同志（苏区中央局书记）派欧阳钦同志向中央报告情况，请求指示。此信基本上是由王明同志在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稿整理而成。王明同志修改后，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发出。信中除批评扩大肃反运动错误外，指出肃反错误的主要原因是：阶级路线不明显，群众工作不充分。”
3月底 据廖华说，周荣生曾大骂王明。
廖华在1943年12月6日写的《我和王明等被捕的经过》中说：周荣生和我原来都在沪西工作。我出狱后，在马路上遇到他，他大骂陈绍禹说：“我看见那王八蛋，要搞他一顿，因为在反立三时候，陈绍禹要我到沪西工人方面活动，说如果推翻了李立三，要我当中央委员。结果立三打倒了，不但没有当中央委员，而且连组织都丢掉了！”1931年3月底，我在互济总会当组织部长，在路上遇到王明，就告诉他周荣生大骂他的事情，他说：不要信他胡说八道。
4月2日 盖利斯在同周恩来、向忠发和张国焘谈话中谈到王明，他说：“丝绸工业几千名工人于4月1日举行了罢工。4月2日有1.6万工人罢工。他们要求提高工资，增加物价上涨补贴。因为自己信息不够灵通，莫斯克文不能详细通报罢工的情况。奇怪的是，戈卢别夫4月1日还不知道罢工的事（4月1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戈卢别夫参加了这次会议，关于丝绸工业的情况他只字未提）。”[356]
4月7日 雷利斯基同向忠发和王明谈话。王明汇报了中国共产党在工人中的工作和成绩。[357]
4月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王明到一个尼姑庵里住了一段时间。
《传记与回忆》说：“顾顺章向陈立夫保证他能设法逮捕向忠发、周恩来和陈绍禹。同时蒋介石更悬赏通缉向、周、陈三人，每人赏格为十万元。”“为了躲避敌人的追踪，时常一日两三次搬家。某日我们搬到新闸路上的一个小尼姑庵里去住（她们楼上的房子出租）。三个尼姑日里穿着袈裟，敲木鱼，夜晚擦脂抹粉地‘招待顾客’。我们住在她们的楼上，被她们吵得不能安静，正想搬走，恰好陈庚〈赓〉同志来了。他首先说：‘你们为什么住到这里来了，这一带有很多流氓来往。’”
为纪念这段日子，王明于这年夏天写了一首《尼庵小住》的“口吟”诗：
警犬觅踪何所之？尼庵同隐学禅师。
党人本领通天大，结伴神仙鬼不知。
5月1日 中共中央通过《中央巡视条例》，建立了派巡视员指导各级党部的所谓“活的领导”体制。《条例》规定了巡视员的条件、任务、工作方法以及职权，明确规定：“巡视员是中央对各地党部考查和指导工作的全权代表”，“巡视员对中央须负绝对的责任”，要“尽量参加一切工作会议，在日常工作中，审查地方党部的工作方式”，“遇有当地发生的新事变必须迅速予以解决和布置，报告中央关于处理事变的详情，以便保证国际和中央路线百分之百的执行”。[358]
5月9日 中共中央发表《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中共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指出目前的政治形势是“反革命与革命阶级斗争的紧张和尖锐”，“表现国民党统治的不稳而日趋崩溃”。可是，苏区的“富农路线与反革命分子还占据在许多党及苏维埃的领导机关内。在非苏区的工农群众斗争中，党的力量也表显［现］得非常薄弱”。因此，“在剧烈的阶级斗争前面，执行国际路线到一切实际工作中，根本消灭立三主义的工作方式与目前最严重右倾机会主义消沉态度。这是全党的战斗任务”。[359]
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所发表的决议，表示新的‘左’倾路线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和发展。”[360]
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说：1931年5月9日中央决议宣称，“右”倾路线依然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决议中提到的所谓富农路线，就是指江西中央苏区和毛泽东的。毛泽东指责为表示“新的‘左’倾路线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和发展”的，正是中央的这一立场。这一中央决议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和毛泽东之间即将到来的公开的权力斗争的序幕。[361]
5月 于上海作五绝《海南（悼李硕勋同志）》。诗曰：
奉调海南去，依依竟夜谈。
琴音犹在耳，难信隔人天。[362]
6月10日 雷利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中说：“戈卢别夫1931年6月1日在同我们谈话时讲述了江苏，更确切地说是上海的工作情况。梅尔库洛夫[363]现在被任命去接替戈户别夫。由三人组成的省委会在戈卢别夫的领导下工作。”[364]
6月21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传记与回忆》说：“这天晚上，中央常委在恩来家开会，讨论常委是否暂时搬到哈尔滨或苏区去的问题，并决定把这个问题和国际远东局去商量。这晚常委决定：老头[365]从今晚起，在常委搬家问题未决定前，不要再出去，就住在恩来家里，老头当时同意了。”但“向忠发不遵守中央常委决定，当夜回去住，次日他到汽车行去租汽车”时被捕了。
6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被捕叛变，王明住进东方饭店，参与了对他的营救。
《传记与回忆》说：得到老头被捕消息后，正在进行中的讨论中央军委工作的会议立即停开。立即通知有关地方搬家并立即设法营救老头。特科负责同志和陈庚［赓］、老大（即欧阳新，又名胖子，陈［赓］为副，后来到了莫斯科）已在东方饭店开了三间相连的房间，中间住恩来、绍禹和陈庚［赓］、老大……周陈和特科负责同志商量如何营救老头。决定立即送五万元银行存折给杨度去找杜月笙设法营救。杜月笙是全上海最大青帮头子，在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面前是个有面子的人。但是，经过两小时后，杨度把五万元存折退回来了。他说：“杜月笙说没办法，因为捕向的人是南京直接派来的，向被捕后经过法租界巡捕房引渡，不过是法律手续。”几天后，向忠发就被枪决了。[366]
6月27日前后 参加商讨怎么应付紧急情况的会议，得知向忠发因小老婆被捕的情况。
孟庆树根据王明的回忆谈话整理的回忆录说：向忠发被枪决的次日，上海各大报上都登出他被枪决的消息和他的供词，还登出向有个小老婆是厦门路妓院的出名的妓女的消息。“次日，恩来、绍禹、博古、陈云、洛甫、赵容在刘国璋同志家里开会商讨怎么应付紧急情况问题。在这次会上由于绍禹等向恩来提出为何报上说向忠发有个小老婆？到底是怎么回事时，恩来才说：‘那夜他不愿留在我处，就是因为向不放心他的小老婆，不回去怕小老婆担心，因而他一定要回去看看。他的这个小老婆是李立三和关向应同意他花钱买的，因向常到妓院去，怕他出问题。我当时不在上海，在莫斯科。回来后才知道这个已成的事实！’”“绍禹当时即批评李立三对向忠发的态度不正确，任他腐化！又批评了恩来不早说出这件事来。”[367]
夏 由于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王明为躲避敌人搜捕，曾经到郊区一个疗养院去隐居。
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说：“他就像惊弓之鸟，很少在中央的会议上露面，不敢住旅馆、公寓甚至单独的私人房屋。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搬到上海郊区的一座疗养院去住。他委派康生为他安排此事。另一位中央委员陈云也担任他的副官，因为在顾顺章于一九三一年四月在汉口被捕后，陈云就被任命为中共的情报部长。陈云的职务，使他不得不服从陈绍禹的命令。陈绍禹和他的漂亮的妻子孟庆树不久就搬进了疗养院。为了安全，陈绍禹要租下整个一层楼。他们要康生、陈云去同疗养院院方商谈此事。康、陈二人力劝，这样做反而只会引起怀疑和危害他们的安全，但陈绍禹不听，坚持按他的话去做。康、陈没法，只好租了一整层楼。中共中央为此支付了一笔可观的租金。陈氏夫妇搬进疗养院后，足不出户，实际上成了隐士。陈绍禹事无大小，全都交给康生、陈云去办。由于缺少得力领导，中共的工作实际上陷于停顿。陈绍禹夫妇的隐居生活一直延续到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间。”[368]
王明一位远房弟弟陈绍杓回忆说：“1931年我到上海，我有一个侄子在美国教会办的上海沪江大学读书，我去找他。有一次上街买东西，遇到王明。当时蒋介石悬赏500元现大洋抓他。他坐着黄包车，戴着帽子，去郊区避风。他和我们在校餐馆吃饭，我看见周围有许多人带着短枪。他说：这都是保护他的，很安全。”[36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陈云年谱》说：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中共中央政治局由王明临时主持”。[370]还有的书也说：向忠发被捕叛变后，王明开始“主持中央政治局领导工作”。[371]但王明一直否认这一点。他1944年2月27日写给周恩来的信中说：“向忠发被捕，你和我即不能参加任何会议，我两个月住在医院，两月住在陈云同志处前楼上，我和你每月接头一次，我未担任中央任何部门工作。”王明1950年填的简历表，也只说自己“1931.6～10，在上海，中共中央管理江苏省委工作”。
《传记与回忆》说，因公开活动困难，共产国际决定让王明和周恩来到莫斯科。其中说：“向忠发被捕后，情况更加紧急严重，敌人更增加赏额捕捉周、陈。他俩根本不能活动，虽然时常搬家，但仍是随时可以发生危险。共产国际远东局报告了国际，国际决定调周陈去莫斯科，半年后再回上海。周陈因工作无人负责，不愿离开。但国际不同意，屡电催周陈早日离开”，同时派一保加利亚人“为周陈布置到莫斯科去的交通”。[372]
夏 作诗《青年痛——悼恽代英同志》，诗曰：
闻道代英遭毒手，青年万众泪沾襟。
人生寿命无长短，死为人民即永生。[373]
8月30日 与周恩来在听取欧阳钦关于中央苏区全面情况的报告后，于离开上海前起草了《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关于中央苏区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中心任务》。信中一方面从五个方面指出“中央苏区是获得了他的伟大成功”，一方面指出：“中央苏区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主要表现在巩固根据地和红军问题、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党与政权的关系和群众在政权中的作用、工人运动和反帝斗争、党内和群众中缺乏思想斗争和教育工作等五个方面。现在中央苏区的中心任务应是：最大范围地发动群众，巩固并扩大红军，支持长期的艰苦的阶级战争，以冲破敌人的“围剿”，并扩大苏区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在这个根据地上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最大限度地实施苏维埃政纲。第一，为着进行阶级战争，首先应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第二，为着进行阶级战争，必须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与实行苏维埃政纲；第三，为着进行阶级战争，必须更着力于改造和扩大红军的任务；第四，为着进行阶级战争必须加紧地进行苏维埃改选运动与建立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第五，为着进行阶级战争必须坚决地执行发展党巩固党的任务；第六，为着进行阶级战争和上述的各项任务，必须有明确的反AB团斗争与反一切错误思想和一切反革命政治派别的斗争，以巩固阶级战线。[3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