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说：“一九三一年九月一日，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在《中共给各苏区的指示信》[375]中再次向毛泽东作了挑战。这一指示信是给所有苏区的通报，但它实际上是攻击毛泽东直接控制下的中央苏区。指示信指出，中央苏区的主要问题是没有一条内容明确的阶级路线，群众工作不够先进，这两者都是立三路线影响的产物。信中提到的苏区党政领导的严重错误，尤以中央苏区为甚。例如，关于红军和苏区，指示信指出没有很好建立稳固的总部，坚持必须解放和占领一个到几个大城市，以此作为总部。关于对富农的政策，指示信反对给富农分好田。它还攻击红军愚蠢地单纯打游击，强调红军的编制不适应准备进行大规模作战。”[376]
8月 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充分肯定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说：“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满意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四次扩大会议，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中，击退了右的分裂派和取消派的进攻，坚决打击了李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立场及对这立场调和的态度……四中全会，使中共在继续布尔塞维克化的道路上向前进了一大步，它纠正了政治路线和刷新了党的领导，同时开始了党全部工作中的转变，去实际地和彻底地解决摆在党面前的那些刻不容缓的任务。”[377]
9月 国民党政府向各地发出密令，悬赏通缉共党要人瞿秋白、周恩来（赏金各为两万元）和张闻天、陈绍禹、沈泽民、罗登贤、秦邦宪（赏金各为一万元）。[378]
9月中旬 共产国际派来为周恩来、陈绍禹安排交通的人到上海，远东局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
《传记与回忆》说：共产国际派来的人“9月中到上海，他又传达了国际要周陈立即离开上海的意见。因而共产国际远东局决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请国际领导批准。国际领导回电批准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共有5人，即把平时已经参加处理日常工作的4人：博古、陈云、洛甫、康生加上（福）坦（原为政治局委员，在全国总工会工作）”。[379]
不少论著说王明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是他自己提出的。例如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说：“七月间，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机关及一个秘密印刷所被破获，包括罗绮园、杨匏安在内的二十三名宣传部重要人员被捕。陈害怕再留在上海，在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间辞去了中央总书记[380]。他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回到了莫斯科，直到一九三七年才去延安。”[381]杨奎松也说：“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建议王明等人撤到中央苏区去，王却坚持要去莫斯科。又是米夫推荐，共产国际特批王明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结果，王明就成了莫斯科与中共中央之间的中介和传声筒。”“然而，这一特殊地位，使他两面讨巧。对中共中央，他俨然是莫斯科的代表，可以居高临下，随意发号施令；对莫斯科，他俨然又是中国革命的化身，因而各种光环纷纷落到他的身上，使他身价百倍。正是这种扭曲的地位，造成了王明多少有些扭曲的心态。当然跟‘得’紧也是王明这种人致胜的法宝之一。”[382]
9月18日 日军侵占沈阳，旋即占领东北三省。王明看到这个消息后，让博古起草《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
《传记与回忆》说：9月18日晚，绍禹到博古家去见共产国际派来安排交通的人，“决定周陈即日起程赴莫。不料绍禹回来时，在街上听到卖报童喊着：‘号外！号外！日本炮轰沈阳，国民政府下令不抵抗！’绍禹买了一份报（号外），一面看着，一面又回到博古处去。他告诉博古：要马上起草一个‘中国共产党为日军攻占沈阳事告全国同胞书’。”[383]
胡乔木在1990、1991年《关于党的历史文献的编辑和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的谈话中说：“立三的‘左’，大家都清楚。但王明却强调立三是‘右’。这就比较明显地表明四中全会比立三更‘左’。四中全会纠正了立三的一些过激措施，但它的决议，王明的小册子，对‘九·一八’事变以后形势的分析，都是‘左’。‘九·一八’事变本来应当是党的一个转机，党的工作应当有一个变化，但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央没有这样做。”[384]
9月19日 于上海作双七绝《“九一八”夜》。[385]
9月20日 临时中央政治局发出《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这个指示指出：“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主要特点，是江西工农红军冲破了敌人第三次的‘围剿’与其他苏区红军的胜利，是普及全中国的灾民斗争，与澎湃着冲击前来的反帝潮流”，“对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是最大的威胁，而且将加速的促进中国反革命内部的崩溃过程”，“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的进行着”，“因此，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为了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应该立刻执行12条“紧急任务”，其中有苏区的党应“集中力量追击敌人退却部队，消灭它的一方面，在政治军事的〈顺〉利的条件之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尽可能的把零散的分散的苏区连成一片”；非苏区方面应“尽可能的在某些城市（如上海，唐山，天津等）中努力去准备和组织某一产业的同盟罢工”，等等。这个指示还说“目前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机会主义”，“党必须对他们作思想上与组织上的斗争”。[386]
很多论著认为这个决议是王明起草的，但王明一直否认这个决议由他起草。1944年2月27日王明写给周恩来的信即说这个决议“是博古（或李竹声）起草的，绝非我起草的”。
后来，毛泽东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长文中称这篇文章是王明路线时期，“从文件到实际在全国大打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它所描绘的“全中国成熟着的革命危机的图画”，表面上似乎好看，“其实却是一堆败絮”；它由一系列“左”的估量而得出的“中国政治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的“决战论”，作为“紧急任务”提出的要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后，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等，是“打大城市的根据”，推本寻源，“葬送红军自此始”。它强调的要“更深刻的发展内部的阶级斗争”，是后来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批评‘富农路线’的根据”；它以“绝对主义”立场，说革命力量发展“必然促进反革命的团结”。因而“九一八”日本侵满事变后，临时中央政治局根本无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动和争取中间力量一致抗日的重要性，后来竟然把包括国民党左派邓演达领导的、反蒋不反共的第三党等，一概列为“最危险的敌人”，同时把满洲事变看成是“世界大战尤其是反苏联战争的导火线”，并提出“武装保卫苏联”而不是“保卫中国”的口号，“这是后来认为可以向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决战的根据”；决议要求全党“在最短期间之内，百分之百的”完成“紧急任务”，如若不然，便是“对困难投降、消极、怠工与失望的情绪与行动”，于是就要在全党大打“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指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从此形成并以此为起点，向前发展成为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加完备的系统路线。[387]
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开始的进攻，又激起了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的新的高涨。新的中央对于这些事变所造成的新形势，一开始就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它过分地夸大了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了‘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强调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是要一致地进攻苏联的，各帝国主义和中国各反革命派别甚至中间派别是要一致地进攻中国革命的，并断定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它继续主张打倒一切，认为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它又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地实行武装工农、各企业总罢工等许多冒险的主张。这些错误，最先表现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央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决议》，并在后来临时中央的或在临时中央领导下作出的《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中央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等文件中得到了继续和发挥。”[388]
9月22日 临时中央政治局发出《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
《传记与回忆》说，这个决议是1931年9月18日晚王明让博古起草的，当时“绍禹告诉博古，此宣言起草后，立即送交恩来看并交临时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最好明日就发出”。此宣言发出后，得到广泛的响应。
9月下旬～10月中旬 与周恩来编《南针》杂志。
《传记与回忆》说：1931年9月共产国际一再催促他们去莫斯科后，“绍禹和恩来都认为：‘现在这样忙，哪能离开？’于是两人商量：既不能出去活动。就在家里合编刊物好了。于是出了一小型指导刊物，名叫《南针》。绍禹用韶玉等笔名，恩来用苏□等笔名写文章，帮助干部了解党的政策方针和领导群众运动的工作方法。韶玉写了一封信致中共中央（伪称发自庐山），内容是关于批评立三路线不懂得利用公开（合法）和争取公开（合法）的分别，因而使工作受到损失等。此文起了很好作用，可惜因陈、周相继离开上海，《南针》只出了几期就停刊了。（几期《南针》在共产国际都有，绍禹曾看到过）。”回忆中还说：上面说的“绍禹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也是一份重要文献”。
《写作要目》说：“关于如何正确利用合法和争取公开问题，并批评李立三同志等在这个问题方面的错误。此信载于《南针》，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作者和周恩来同志合编的小型杂志。当时周恩来用苏□等化名，作者用韶玉等化名。”
秋 作七绝《大水灾》。[389]
10月18日 参加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解决开会时谁当主席的问题。
《传记与回忆》说：“在恩来和绍禹离开上海前，开了一次临时中央政治局会，到会的有〈卢福〉坦、陈云、博古、赵容。恩来和绍禹参加。在这次会上，解决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开会时，谁当主席的问题。因为坦坚持要由他一人当主席，而他的工作能力不够（他基本上是个文盲）。当时周、陈说明临时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应轮流当主席。绍禹说明：临时中央政治局是由远东局建议，国际批准成立的。等将来正式中央政治局回上海，或迁到有相当人数正式政治局委员的地方，临时中央政治局应当结束，交出工作任务。”
10月 由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根据周恩来、王明8月30日起草的《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关于中央苏区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中心任务》的精神，再一次给苏区中央局发出编号为第4号的指示电，说：“欧阳来信，中央有一长信指示你们，恐未到，现电告要点如下”：“1.苏区伟大的成功在冲破‘围剿’、平分土地、建立政权、巩固红军、提高党的指导、AB团活动失败，而成为中国革命危机主要标志。”“苏区严重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党还未尽一切可能动员巩固根据地和红军，对消灭地主阶级，抑制富农政策还动摇，苏大会久未准备，临时政权组织又取消，忽视工人运动反帝斗争，党内缺乏思想斗争和教育工作，这都使阶级战争的进行遇到困难……”[390]
同月 中共《中央致苏区中央局第1号电》说：临时政府执行委员应增加王明、关向应、徐锡根及各地苏维埃政府主席、政治保卫部和教育部部长。[391]
* * *
[1] 孙耀文：《风雨五载》，第329页。
[2] 王明：《中共半世纪》，第108页。
[3] 即王明，下同。
[4]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以下简称《资料丛书》）第8册，第93页。
[5] 参见戴茂林《关于王明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考证》，《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2期。
[6] 曹仲彬：《访问黄理文谈话记录》，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99页。
[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60页。夹注。诗下注明写作时间是3月初，但据米夫1929年3月26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他这时还没有回国，所以时间应该是4月到5月初。
[8] 关于王明回国的时间，他本人有几种说法：他自己填表有时写4月，有时写5月。别人的回忆更是众说纷纭，如李维汉说他是4月回国，见《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党史通讯》1985年第11期。本书根据他的诗作，取3月。
[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64页。诗下注明写作时间是3月上旬，但据1929年5月6日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说：“陈绍禹（戈卢别夫）还没有来到上海，请电询海参崴。”（《资料丛书》第8册，第112页）说明王明这时还没有到达上海，他到达上海的时间应该是5月上旬。
[10] 王明在延安写的简历说1929年5～7月“任中央党报采访员兼送报”；1950年填的简历表说自己1929年4月后“在上海，作红旗报通讯员”。
[11]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115～116页。
[12] 仲侃：《康生评传》，第32页。
[13] 1929年7月，王明被调到中共沪东区委宣传部，但没有材料证明王明担任了宣传部长，更不可能代理区委书记等职，此处回忆有误。
[1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695、696页。
[15] 《吴玉章略传》，《中共党史资料》第11辑，第32页；《吴玉章文集》下册，第1310～1311页。
[16] 毛齐华：《我所知道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内部斗争的情况》（未刊稿），转引自孙耀文《风雨五载》，第299页。
[17] 姚守中等编著《瞿秋白年谱长编》，第272页。
[18] 孙耀文：《风雨五载》，第272页。
[19]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第101页。
[20] 《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陈修良文集》，第249页。
[21] 《回忆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革命史资料》第19辑，第94页。
[22] 《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十天大会”》，《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第42页。
[23] 《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革命史资料》第17辑，第193页。
[24] 《杨尚昆回忆录》，第35～36页。
[25] 《回忆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革命史资料》第19辑，第94页。
[26] 《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十天大会”》，《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第42页。
[27] 《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江汉论坛》1982年第6期。
[28] 《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革命史资料》第17辑，第193～194页。
[29] 《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沙尚之编《记孙冶方》，第261页。
[30] 《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陈修良文集》，第249页。
[31] 《孙冶方给陈修良的信》（1977年1月8日），沙尚之编《记孙冶方》，第207页。
[32] 《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斗争生活回忆》，《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第100页。
[33]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101页。
[34] 《回忆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革命史资料》第19辑，第96页。
[35] 戴茂林等：《访问李一凡谈话记录》，转引自戴茂林、曹仲彬《王明传》，第65页。
[36] 《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十天大会”》，《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第44页。
[37] 戴茂林等：《访问张崇文谈话记录》，转引自戴茂林、曹仲彬《王明传》，第65页。
[38] 转引自孙耀文《风雨五载》，第295页。
[39] 转引自孙耀文《风雨五载》，第295页。
[40] 转引自戴茂林、曹仲彬《王明传》，第65页。
[41] 汪云生：《二十九个人的历史》，第21～22页。
[42] 《吴玉章传略》，《中共党史资料》第11辑，第32页；《吴玉章文集》下册，第1311页。
[43] 王明：《中共半世纪》，第108页。
[44] 戴茂林等：《袁孟超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前后的一些情况》，转引自戴茂林、曹仲彬《王明传》，第66页。
[45] 程中原：《张闻天传》，第106页。
[46]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21～222页。
[47] 《杨尚昆回忆录》，第44～45、213页。
[48]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教学参考资料》下册，第115、128、129页。
[49] 王明在延安写的简历说1929年“7月下旬至10月半，上海沪东区党委宣传”；1950年填的简历表说10月前曾任“中共沪东区委兼宣干”。
[5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66页。
[51]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22页。
[52] 转引自刘文耀、杨世元编《吴玉章年谱》，第193页。
[5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67页。
[54] 曹仲彬：《访问桂尊秋谈话记录》，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199～200页。
[55] 许俊基等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8～1943》，第93、96页。
[56] 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第161～162、191～192页。
[57] 王明在延安写的简历说“10月半至30年1月中央红旗报编辑”；1950年填的简历表说自己“1929.10～1930.春，在上海，中共红旗三日刊编辑”。《传记与回忆》说“从1929年11月到1930年1月1日，绍禹被调去中央宣传部编《红旗》三日刊”。
[58] 曹仲彬：《访问邵珍谈话记录》，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106页。
[59] 曹仲彬：《访问罗晓红谈话记录》，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106页。
[60]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3册，第205、206、208、213页。
[61] 《杨尚昆回忆录》，第36～37页。
[62] 有的认为是赵彦卿。
[63] 孙耀文：《风雨五载》，第307页。
[64] 江泽民：《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革命史资料》第17辑，第195、196页。
[65] 《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斗争生活回忆》，《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第101页。
[66] 《革命史资料》第19辑，第97～98页。
[67]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81页。
[68] 孙耀文：《风雨五载》，第302页。
[69]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45页。
[70] 曹仲彬、戴茂林：《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第148页。
[71]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第103页。
[72] 《二十年代莫斯科留学的回忆》，《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10期。
[73] 江泽民：《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革命史资料》第17辑，第195～196页。
[74] 《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陈修良文集》，第250～251页。
[75]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42页。
[76] 《吴玉章略传》，《吴玉章文集》下册，第1311页。
[77]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79页。
[78] 《二十年代莫斯科留学的回忆》，《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10期。
[79] 《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斗争生活回忆》，《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第100～101页。
[80] 戴茂林等：《访问吴福海谈话记录》，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第81页。
[81] 《杨尚昆回忆录》，第38、39页。
[82] 江泽民：《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革命史资料》第17辑，第195、196页。
[83] 《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陈修良文集》，第250～251页。
[84] 戴茂林等：《访问陈修良谈话记录》，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第80页。
[85] 《我所知道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内部斗争的情况》，转引自孙耀文《风雨五载》，第307页。
[86] 《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江汉论坛》1982年第6期。
[87] 戴茂林等：《访问杨树亚谈话记录》，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第81页。
[88]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第103页。
[89] 即格勃乌。
[90] 《回忆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革命史资料》第19辑，第99～100页。
[91] 转引自孙耀文《风雨五载》，第317页。
[92] 指瞿秋白等人。
[93]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28～230页。
[94] 《关于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第91～92页。
[95] 指支部局及其支持者。
[96] 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第354～355页。
[97] 《瞿秋白文集第7卷·政治理论编》，第710页。
[9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68、69页。
[99]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35页。
[100]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35页。
[101]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36页。
[102] 《追忆与思考——江华回忆录》，第100页。
[103]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36页。
[104] 王明在延安写的简历说1930年“1月被捕”。
[105] 回忆有误，王明不是这天被捕的。
[106] 曹仲彬：《访问邵珍谈话记录》，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142页。
[107] 与王明一起被捕。
[108] 即王明，下同。
[109] 即潘问友。
[110]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42页。
[111] 《上海东方饭店会议前后》，《新华文摘》1981年第5期。
[11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70页。
[11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71页。
[114] 王明在延安写的简历说1930年“2月18日出狱”。
[115] 可能即廖华。
[116] 王明那时并不是中央委员。
[117] 《上海东方饭店会议前后》，《新华文摘》1981年第5期。
[118] 曹仲彬：《访问邵珍谈话记录》，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142页。
[119] 曹仲彬：《访问罗晓红谈话记录》，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142页。
[120] 曹仲彬：《访问王逸常谈话记录》，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142页。
[121]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42页。
[122] 原件无年代，此日期是文件戳记上填写的时间。
[123] 黄允升：《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创新》，第290页。
[124] 王凤飞、韶玉：《给组织局的信——报告谈话经过》，1930年3月28日。
[125] 王明在延安写的简历说“3月～6月，全总团秘书兼劳动三日刊编辑”；1950年填的简历表说自己“1930.2～1930.11，在上海，全国总工会三日刊编辑，中共江苏省委宣传干事”。
[126] 罗章龙：《上海东方饭店会议前后》，《新华文摘》1981年第5期。
[12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72页。
[128] 《写作要目》没有说明写作时间。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是1930年5月召开的，故判定写于5月上旬前后。
[129] 当时王明已不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130] 黄允升：《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创新》，第291页。
[131] 《写作要目》说这篇文章发表于5月14日的《红旗》报第101期。
[132] 《写作要目》说这篇文章发表日期是6月27日。
[133] 王明在延安写的简历说“5月全月兼作上海英界电汽车罢工委员会委员，编辑罢工每日快讯”。
[134] 《杨尚昆回忆录》，第37～38页。
[135] 李莎《我的中国缘分――李立三夫人李莎回忆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第400页。
[13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74页。
[137] 王明在延安写的简历说“6月至8月半，党中央宣传部秘书”。
[138] 《传记与回忆》。
[139] 指向忠发或李立三。
[140] 指莫斯科。
[141] 分别为何子述、秦邦宪、王稼祥。
[142] 指中国共产党，下同。
[143] 即共产国际路线。
[144] 指中共中央。
[145] 《陈绍禹给米夫的信》，《资料丛书》第9册，第209～211页。
[146]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200～202页。
[147] 转引自朱仲丽《黎明与晚霞》，第97页。
[148]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35页。
[149] 王明：《中共半世纪》，第106～107页。
[150] 《英勇奋斗的十五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米夫关于中国革命言论》，第523页。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的引文与此不同，第239页。
[151] 《陈韶玉同志致中央信——关于在中央政治讨论会上与立三同志的争论》，1930年7月10日。原件无年代，这是文件戳记上填写的时间。
[152] 黄允升：《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创新》，第294页。
[153] 此处回忆有误，应为7月9日。
[154] 《李立三自述》，见李莎《我的中国缘分——李立三夫人李莎回忆录》，第400～401页。
[155] 指中国共产党。
[156] 指向忠发、李立三。
[157] 指右倾。
[158] 《陈绍禹和王稼祥给米夫的信》，《资料丛书》第9册，第223～224页。
[159] 指中国共产党。
[160] 指李立三。
[161] 指指示。
[162] 《陈绍禹给米夫的信》，《资料丛书》第9册，第226～228页。
[16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78页。
[164] 《资料丛书》第9册，第16页。
[165] 《陈绍禹给米夫的信》，《资料丛书》第9册，第252～253页。
[166] 指中国革命。
[167] 指莫斯科。
[168] 指中国共产党。
[169] 即王明，下同。
[170] 《陈绍禹给米夫的信》，《资料丛书》第9册，第269～270页。
[171] 王明在延安写的简历说“8月～10月江苏省委宣传部干事”。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认为是7月底，见第170页。
[172] 李海文、曹仲彬：《访问李初梨谈话记录》，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170页。
[173]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170～171页。
[174] 《传记与回忆》。
[175] 即米夫。
[176] 指在莫斯科的人。
[177] 即共产国际。
[178] 指中国共产党。
[179] 《陈绍禹给米夫的信》，《资料丛书》第9册，第342～343页。
[18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77页。
[181] 张国焘之弟，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30年5月被捕，7月5日被绞杀于南昌。
[18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73页。
[18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75页。
[184] 李初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纪事》，《中共党史资料》第73辑，第46页。
[185] 即李立三。
[186] 《柏山发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390页。
[187]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467页。
[188]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322页。
[189] 《周恩来政论选》下册，第817页。
[190] 指李维汉。
[191] 指向忠发。
[192] 指中国共产党。
[193] 指周恩来。
[194] 指莫斯科。
[195] 指中国革命。
[196] 《陈绍禹给米夫和马耶尔的信》，《资料丛书》第9册，第378～381页。
[19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89页。
[198] 指共产国际。
[199] 指中国革命。
[200] 指进行中国革命。
[201] 《陈绍禹给米夫的信》，《资料丛书》第9册，第438～439页。
[202] 刘峰、周利生：《论王明等与米夫的通信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党史文苑》2009年第22期。
[20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645、650～651、644～645页。
[204] 于吉楠：《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和陈绍禹上台》，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专题讲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123页。
[205] 张秀华：《“调和主义”的实质：以王明取代瞿秋白》，《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汉文版）1991年第2期。
[206] 李初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纪事》，《中共党史资料》第73辑。
[20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79页。
[208] 戴学稷：《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二三十年代的留苏浪潮与中国革命运动》，《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米夫与中国革命关系纪事》认为中山大学是1930年夏停办的，见《米夫关于中国革命言论》，第583页。
[209] 亦译为基尔珊诺娃。
[210] 《回忆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革命史资料》第19辑，第100～101页。
[211] 王健英：《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历届中央领导集体述评》上册，第314页；戴茂林《关于王明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考证》说王明得知“十月来信”精神的时间约在1930年10月末或11月初。见《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2期。
[212] 《周恩来政论选》下册，第818页。
[213] 曹仲彬：《访问李初梨谈话记录》，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181页。
[214] 曹仲彬：《访问黄理文谈话记录》，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182页。
[215] 李初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纪事》，《中共党史资料》第73辑，第47页。
[216] 这份材料存在王明档案里，未署名。
[217] 原件无年代，此日期是文件戳记上填写的时间。
[218] 《秦邦宪陈韶玉给中央政治局信——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围剿”苏区的意见》，1930年11月13日。
[219]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39页。
[220] 原件无年代，此日期是文件戳记上填写的时间。
[221] 应为：《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
[222] 李初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纪事》，《中共党史资料》第73辑，第47页。
[223] 杨奎松：《向忠发是怎样一个总书记？》，《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224] 黄允升：《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创新》，第297页。
[225] 张国焘《我的回忆》说米夫“于一九三〇年夏季由共产国际派往中国”，见《我的回忆》第2册，第411页。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说11月或12月去中国，第240页。《米夫与中国革命关系纪事》说是12月上半月到中国，见《米夫关于中国革命言论》，第585页。黄允升认为是12月10日到中国，见《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创新》，第298页。戴茂林《关于王明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考证》说米夫是1930年11月中旬来华的，见《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2期。
[226] 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第190～191页。
[227]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16页。
[228] 《我的回忆》第2册，第411、441页。
[229] 即沈泽民。
[230] 《资料丛书》第9册，第464页。
[231] 黄允升：《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创新》，第297页。
[232] 孟庆树整理的《传记与回忆》说：“1930年11月22日，我被释放出狱。”
[233] 《传记与回忆》。
[234] 这份材料存在王明档案中，未署名。
[23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80页。
[236]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1930年7月23日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584～595页。
[237] 指1930年11月16日在中国收到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644～655页。
[238] 指1930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501～502页。
[239] 原文如此。
[240] 《临时小组的决定》，《资料丛书》第9册，468～470页。
[241] 《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王明言论选辑》，第117～118页。戴茂林《关于王明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考证》认为是10月底或11月初写的，《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2期。
[242] 即瞿秋白。
[243] 《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王明言论选辑》，第117～118页。
[244] 《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王明言论选辑》，第183、167、184、187、189、190页。
[245] 《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王明言论选辑》，第191页。
[246] 《周恩来政论选》下册，第8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