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7] 施巨流：《王明问题研究》，第1～2、370页。
[248] 周文琪、储良如：《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第264页。黄允升在《毛泽东与王明》中说这些内容是周恩来在12月7日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所作的批评。见氏著《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创新》，第297页。
[249]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322～323页。
[250] 即周恩来，下同。
[251] 分别为王明、沈泽民、秦邦宪。
[252] 《米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资料丛书》第9册，第503页。
[253] 1930年1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
[254] 《共产国际执行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3期，第60～61页；又见《资料丛书》第12册，第430页。
[255] 《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九日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503～504页。
[256] 这份材料存王明档案里，未署名。
[257] 李初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纪事》，《中共党史资料》第73辑，第47页。
[258]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说此文1931年还改名为《反对李立三主义》（韶玉），第42页。
[259] 载《党的建设》1931年第1期。
[260] 指中国共产党。
[261]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
[262] 指李立三路线。
[263] 原文如此。从意思看应为“继承的立场”。
[264] 指共产国际代表。
[265] 可能指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
[266] 指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267] 可能指的是向忠发。
[268] 指李立三路线的支持者。
[269] 指莫斯科。
[270] 指共产国际路线。
[271] 指中国。
[272] 《资料丛书》第9册，第540～541页。
[273] 黄允升《毛泽东与王明》认为是22日，见氏著《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创新》，第299页。
[27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547、549页。
[275]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323页。孟庆树整理的《传记与回忆》说王明担任江苏省委书记是1930年11月25日。
[276] 王明在延安写的简历说“12月25日～31年5月中旬江苏省委书记”；1950年填的简历表说自“1930.12～1931.6，在上海，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277]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316页。
[278] 《党的六届三、四中全会前后白区党内斗争的一些情况》，《中共党史资料》第14辑，第99～101页。
[279] 金立人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上海》，第53页。
[280] 金立人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上海》，第53～54页。
[281] 这里说的是1929～1930年间返回中国的、曾在苏联学习过的中共和中国共青团工作人员。
[282] 《埃勒斯同徐锡根谈话记录》，《资料丛书》第9册，第569～570页。
[283] 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第194页。
[284] 周焱等：《陈郁传》，第91～92页。
[285] 曹仲彬、李海文：《访问张金保谈话记录》，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212、213页。
[286] 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第196页。
[287]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学习文献简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190页。
[288]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327～328页。王明在延安写的简历说“31年1月四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及中央政治局委员”。
[289] 这份材料存王明档案里，未署名。
[290] 米夫那时还没有来中国。
[291] 指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会议。
[292] 曹仲彬：《罗章龙谈被开除党籍的前前后后》，《百年潮》2009年第9期。
[293] 李初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纪事》，《中共党史资料》第73辑，第48页。
[294] 《英勇奋斗的十五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1936年，《米夫关于中国革命言论》，第523页。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的译文与此不同，第246～247页。
[295] 即《为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29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6、49、47页。
[297]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6～67页。
[298]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5页。
[299] 《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江汉论坛》1982年第6期。
[300]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43页。
[301] 《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302] 《中共半世纪》，第21页。
[303] 施巨流：《王明问题研究》，第11页。
[30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84、92页。
[305]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47～248页。
[306] 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第199页。
[307] 原载《党的建设》第3期，见《资料丛书》第12册，第483页。
[30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上卷，第110页。
[309] 杨奎松：《民国人物过眼录》，第360页。
[310] 《陈云年谱》上卷，第110～111页。
[311] 周焱等著《陈郁传》，第95～96页。
[312] 周焱等著《陈郁传》，第101～106页。
[313] 《陈云年谱》上卷，第111页。
[314] 原载《党的建设》第2期。
[315] 《杨尚昆回忆录》，第49页。
[316] 刘晓：《党的六届三、四中全会前后白区党内斗争的一些情况》，《中共党史资料》第14辑，第101页。
[317] 刘晓：《党的六届三、四中全会前后白区党内斗争的一些情况》，《中共党史资料》第14辑，第102～104页。
[318] 《党的六届三、四中全会前后白区党内斗争的一些情况》，《中共党史资料》第14辑，第105～107页。
[319] 《反对王明路线的一场斗争》，《陈修良文集》，第321页。
[320] 《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
[321] 奚金芳整理《张金保谈何孟雄及四中全会》，载《何孟雄研究文集》。
[322] 原载《炎黄春秋》1991年创刊号，转引自汪幸福《林氏三兄弟》，第240～241页。
[323] 原载《博爱》1994年第4期，转引自汪幸福《林氏三兄弟》，第238～243页。
[324] 吴基民：《谜一样的一段情》，第205～206页。
[325] 《陈云年谱》上卷，第112页。
[326] 《陈云年谱》上卷，第112页。〔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说此文件为王明撰写，第42页。
[32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53页。
[328] 即陈绍禹，下同。
[32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74～75页。
[330] 《陈云年谱》上卷，第112页。
[33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64～65页。
[332] 《资料丛书》第12册，第486页。
[33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81页。
[33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成员同陈绍禹谈话记录》，《资料丛书》第10册，第38～43页。
[335] 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第200页。
[33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82页。
[337] 《为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第三版序言》，《王明言论选辑》，第114页。〔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说1931年此书还曾以《两条战线》（绍禹著）名字出版，第41页。
[338] 载《党的建设》第4期，1931年2月；又见《资料丛书》第12册，第512页。
[339] 《一九三〇至一九三四年上海党组织的一些问题》，《陈修良文集》，第258～259页。
[340] 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第391页。
[341] 载《党的建设》第4期，1931年2月；又见《资料丛书》第12册，第512～513页。
[342] 《埃斯勒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资料丛书》第10册，第93页。
[343] 《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电——报告四中全会经过》，《资料丛书》第12册，第522页。
[344] 分别是王明、王稼祥、沈泽民、夏曦、陈原道。
[345] 即M.A.雷利斯基。
[346] 即郭妙根。
[347]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34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的信》，《资料丛书》第10册，第117～118页。
[349] 原载《党的建设》第4期（1931年2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7～1931》下册，第510、511页。
[350] 杨奎松：《民国人物过眼录》，第360～361页。
[351]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上册，第62页。
[352] 戴茂林：《六届四中全会前后有关王明研究的几则史实辨析》，《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1期。
[353] 《张闻天给雷利斯基的信》，《资料丛书》第10册，第180页。
[354] 《六大以来》上册，第126～127页。
[355] 陆定一口述《关于不要戴政治帽子》，《光明日报》1984年11月23日。
[356] 《盖利斯同周恩来、向忠发和张国焘谈话记录》，《资料丛书》第10册，第211页。
[357] 《雷利斯基同向忠发和陈绍禹谈话记录》，《资料丛书》第10册，第228～230页。
[35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221～227页。
[35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258、262页。
[360] 《毛泽东选集》第3卷，1953，第987页。
[361]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55页。
[36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83页。
[363] 即王云程。
[364] 《资料丛书》第10册，第317页。
[365] 指向忠发。
[366] 《传记与回忆》。
[367] 《传记与回忆》。
[368]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52页。
[369] 戴茂林、刘喜发：《访问陈绍杓谈话记录》，见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236页。
[370] 《陈云年谱》，第118页。
[371] 王荣华主编《上海大辞典》上册，第136页。
[372] 《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和博古当总书记问题》（未刊稿）。
[37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84页。
[37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355～375页。
[375] 似是指1931年8月30日《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关于中央苏区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中心任务》。
[376]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55页。
[377]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3册，第242页。
[378] 据《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第19126号公函》（1931年9月），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转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修订版），第95页。孟庆树整理的《传记与回忆》则说：“顾顺章向陈立夫保证他能设法逮捕向忠发、周恩来和陈绍禹。同时蒋介石更悬赏通缉向、周、陈三人，每人赏格为十万元。”顾顺章被捕叛变后，对于捕捉向、周、陈三人的赏格更有了增加。
[379] 《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和博古当总书记问题》（未刊稿）。《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为9人，由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刘少奇、卢福坦、黄平、陈云、李竹声、王荩仁（王云程）9人组成，博古负总的责任。（第2卷，第62页）。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1900～1976）》（上卷，第135页）、程中原《张闻天传（修订版）》（172页）亦持此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12页）和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1898～1949》（修订本）（第294页）却说临时中央政治局由“秦邦宪、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六人组成”。吴葆朴等编《博古文选·年谱》亦持此说（第368页）。
[380] 王明当时并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此处说法有误。
[381]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52页。
[382]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67页。
[383] 《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和博古当总书记问题》（未刊稿）。
[384]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8～49页。
[38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87页。
[38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01、402、406、413、414页。
[387] 转引自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第216页。
[388] 《毛泽东选集》第3卷，1953，第987～988页。
[38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86页。
[390] 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第97页。
[391] 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第220页。
四 在共产国际
1931年10月 27岁
10月18日 与孟庆树、吴克坚、卢竞如一起，秘密乘日本船赴苏联。先到海参崴，然后改乘火车到莫斯科。[1]
《传记与回忆》说：共产国际于9月中旬派人来安排交通以后，“周、陈又推迟了一个月，还未离开上海。共产国际又来电说：你们一定要立即来莫斯科参加国际第十二次执委会，如再不来，是不服从组织决定，要受纪律处分。于是绍禹、庆树和吴克坚、卢竞如四人于1931年10月18日启程赴莫（吴克坚、卢竞如两同志是中央特科工作人员，特科决定要他俩护送王明并允许他俩留莫学习）”。
王明虽然走了，但后来的中共党史仍然认为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前执行的是王明“左”倾路线，认为这条错误路线在党内统治4年之久。为什么呢？1985、1986年胡乔木在《关于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的谈话中说：“王明走了，博古上台，可还是说王明路线，因为第一，没有王明就没有博古上台，当时博古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完全是小宗派。第二，博古执行的路线与王明是一脉相承的。第三，王明到共产国际搞的还是四中全会那一套。”[2]
11月7日 到达莫斯科。[3]
王明后来回忆说：“到车站时没有人接，我提着小箱到共产国际去找人。值班的同志说：今天是节日，那有人办公呢？我不知别的地方，还有谁都住在那里，只记得米夫住的地方，因而就从国际到米夫家里，时已夜深了。”[4]
同日 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江西苏区瑞金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卢福坦、朱德、陈绍禹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为主席。[5]
11月10日 米夫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写一便函：“请批准王明同志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6]
11月13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听取了米夫关于批准王明同志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的建议，会议决定：“建议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通过飞行表决暂时任命王明同志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成员。这个问题的最终决定必须征询中共中央的意见。”[7]
11月15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扩大会议上作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整个报告分为三部分：一、关于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二、中国共产党目前的党内状况；三、中国共产党的战斗任务。关于党的任务，他说：“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把一切革命运动联合在为建立苏维埃而斗争的旗帜下……目前，党向苏区提出一项任务，要他们竭尽全力争取在一省或数省内首先取得胜利，先是在江西。”“中央认为，切实完成这些任务的重要前提条件是：第一，从组织上加强和扩大我们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第二，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无情的斗争，既反对右的机会主义倾向这个主要危险，又毫不削弱地反对‘左派’和他们搞调和主义的以及耍两面派手腕的行为。”[8]
11月 在《共产国际》俄文版第32期上以王明的名字发表《中国反帝运动的高潮》，赞扬群众“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没有突出反对最凶狠最野蛮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文章说：“在许多群众示威中通过的决议上，在许多群众的传单宣言和报纸上，都决不限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也不限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民众的压迫剥削的口号。‘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反对国际联盟，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反对英美法德等帝国主义乘机瓜分中国，反对太平洋帝国主义战争’等口号，在有些地方成为极普遍的口号”。这篇文章后收入1935年苏联出版的《中国民族革命战争问题》。[9]
《写作要目》说：这篇文章题目为《论中国反帝运动新高潮》，“叙述1931年‘九一八’沈阳事变后，发生广大的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和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群众运动”。
11～12月间[10]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报告，批评了瞿秋白、刘少奇等人。据黄药眠回忆：
王明来后不久，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一个报告，报告很长，讲了两次才讲完。他讲的内容很多，又隔了这么多年，我记不清了，但有几点还记得。他说：
一、瞿秋白回去时，共产国际交给他的任务是纠正李立三的“左”倾路线，李立三路线是半个托洛茨基主义。可是，瞿秋白回去后实际上同李立三妥协，是半个李立三主义。因此，他应该受到严厉的批评。
二、罗章龙乘机搞右倾路线，以反李立三“左”倾的名目搞右倾，还拉一批人，非法地组织伪中央。
三、李立三路线的残余和罗章龙路线的干扰，对于江西苏区的军事指挥，也发生了影响。
四、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去后，假借职工国际主席罗佐夫斯基的名义，说中国职工运动应该放弃公开的赤色的旗帜，隐蔽起共产党的面貌，采取隐蔽的形式，组织读书会、救济会、互助会等各种各样的团体进行活动，或者打入黄色工会内部进行工作，这样才能维持下去。又说什么公开打出赤色的旗帜是不对的，国民党不允许存在。并且说这是罗佐夫斯基的意见，用职工国际名义恐吓党中央。但是这意见与当年职工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不符。那个决议中讲要明朗地打出赤色职工会的旗帜进行活动。王明说他来莫斯科后还问过罗佐夫斯基，罗不承认对刘少奇讲过这样的主张，所以刘少奇是假冒职工国际的名义与党中央对立。我已经同罗佐夫斯基讲过，要打电报去纠正，并给刘少奇以处分。
五、在列宁主义学院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指王明去后，留在列宁学院学习的学生）当中有反对党中央的分子。共产国际办的学校是为了培养各国共产党的干部，可是令人奇怪，这里却出现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集团，必需加以清理！
六、瞿秋白回国前，曾就纠正李立三错误的问题拟了一个提纲，瞿把这个提纲给共产国际东方部长米夫看过，米夫曾严正地指出过他提纲中有错误，但瞿秋白没改正，坚持自己的意见，所以这错误应该由他自己全部承担。[11]
12月27日 致普其尼茨基信。[12]
12月29日 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出《共产国际指示——关于反帝斗争问题》。这是王明到共产国际后参与制定的第一个共产国际文件，其中有许多“左”倾思想。第一，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它仍把“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作为中心口号，根本不讲斗争策略。第二，它明确提出“推翻国民党是反对帝国主义民族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意味着不先打倒国民党就不能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照这种说法，首先就要集中力量反对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个派别，然后再去反帝，因而不可能提出与各爱国党派、爱国军队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第三，它依然坚持“城市中心论”，指出“发展工人运动，经过你们的纠察队将抵货（指抵制日货——引者）运动抓到你们的手中来”，“领导学生运动，利用学生来煽动起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农民群众”。[13]这个指示根本没有提到建设、巩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问题。
冬 在《国际工人运动》俄文版第36期上以王明的名字发表《关于中国的革命工会运动——在赤色职工国际中央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的补充发言》。[14]又以《中国的革命危机和革命工会运动的任务》的名字发表于《赤色职工国际》俄文版1932年第1～2期合刊。
自本年起 共产国际派遣大批中国留学生回国，凡被王明器重的都事先做好安排。
师哲回忆说：“自1931年起，共产国际从苏联各地把中国留学生和已参加工作的中国同志召回莫斯科，又大批地派遣回国。在回国的人员当中，凡是被王明器重的，在莫斯科就被指定回国后到某地，找某人，担任某项工作等等。”[15]
1932年 28岁
1月8日 给红色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书记处和东方殖民地部写信说：“在我从上海动身来莫斯科时，中华全国劳动联合会委托我一项任务，要我以中华全国劳动联合会的名义提出红色工会国际、国际劳工救济会等组织帮助为中国罢工运动募集基金的问题。因为你们都知道，中华全国劳动联合会没有任何资金来为罢工运动建立基金，而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中华全国劳动联合会没有一定的基金，就很难把群众性罢工运动长期坚持下去，特别是在轻工业的男女工人中间，而后者恰恰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近来，上海和其他城市组织反帝罢工时资金上的困难明显地反映出来了。”“中华全国劳动联合会打算建立为数100万中国元的基金（合25万美元）。中华全国劳动联合会认为，通过开展广泛的群众性运动在中国苏区和非苏区可以募集到大约50万中国元，而其余部分可由红色工会国际通过广泛的援助中国苏维埃革命的群众性运动来募集。”“请你们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讨论这个问题，并积极加以解决。”[16]
1月9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发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其中指出：“在目前形势之下，国民党的破产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扩大苏区，将零星的苏区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议程上面了”。[17]
在孟庆树整理的《王明同志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一）》中，当问到1931年底到1932年初给苏区的军事指示是由谁和什么时候制定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是否曾讨论过类似的决议的时候，王明说：我已不在上海，所以不知道这回事，并说他反对这种主张。他说：我记得1932年春，米夫同志找我谈话，说：“中央苏区红军已冲破敌人三次围剿，力量比以前大得多了，但他们直到现在，连吉安、赣州等这类省级的二等城市一个也没有打，可能是反立三路线后在苏区军事领导同志中发生另外一种偏向，就是以为红军不仅不能打省的中心城市，而且连省的二等城市也不能打了，这是不对的。所以我和古西宁[18]同志商量，起草了一个电报给中共中央，要他们纠正这种偏向，去打吉安、赣州这类城市，不然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以上几省首先胜利呢？”米夫把电报稿给我看，内容就是上述这些。我看后告诉他：“我请你和古西宁同志考虑，最好不发这个电报。”米夫问：“为什么？”我说：“第一，红军不仅没有炮队，而且机关枪也很少，主要的靠步枪作战。红军过去占领县城，主要的是那些没有敌军坚守的地方或者城市暂时空虚（例如红军第一次所以能够攻占长沙，是因为长沙敌军调走去打冯玉祥去了，长沙很少军事）。吉安、赣州这类城市是次于省城和大于县城的府城。这些城市平时也都筑有高大和坚厚的城墙，又处在红军白军作战交通要道上，一定都驻有重兵防守，所以攻占它们非常困难，实际上大概不可能。立三路线时曾几次打过吉安、赣州，从未打下来。所以反立三路线后，红军领导没有再企图攻占这些城市；第二，国际离战场万里之遥远，发这样具体的军事行动指示是否合适很值得考虑。因为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都非常重视国际意见，得到这样指示后它们会感困难：不执行吗？这是国际指示，执行吗？行不通。使红军遭受损失也不好。”后来我和米夫又去见了古西宁和另一位领导同志，我都说了不赞成的理由，以后这电报究竟是否发出去，我不知道。有可能他们商量后还是发出去了，因为在以前和以后都有这样的事实。如果上述电报是发出去了，如果的确有此决议，那它们之间可能有连带关系。那时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以及洛甫同志在党的刊物上把所有省委、少共中央、全总党团等都骂成“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关于这问题，我曾经写过专门的信去帮助他们纠正乱打“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提醒他们要利用合法的群众组织，要注意利用公开（合法）与秘密工作的联系。
1月28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三人小组召开会议，听取王明关于“中国共产党纲领大纲草案”的报告，“责成王明同志起草纲领草案，并由他酌定吸收一些中国同志参加”，“确定这项工作的期限为一个月”。[19]
同日晚 日军突然向驻上海闸北的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随后又进攻江湾和吴淞。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副总指挥蔡廷锴的率领下，奋起抵抗，“一·二八事变”爆发。当时，“王明同志曾经过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提出同意群众自动提出的‘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斗争’的口号，并提出‘全力支持英勇的十九路军反击日本侵略’的口号”。[20]
2月1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认为有必要改善《中国工人通讯》的开支费用并同意拨款，决定库恩、米夫和王明等“务须在一天内决定《中国工人通讯》的工作方针问题，并确定具体拨款数额几期来源”。[21]
2月17日 参加《中国工人通讯》问题委员会会议，决定“《中国工人通讯》必须改组。在关于中共工作、中国工农运动、苏维埃中国和红军的报道中，《通讯》应特别注意发表关于日报在满洲和长江流域一带活动的材料，注意在报刊上阐明日本人的野蛮暴行，等等”，并决定了出版日期和经费等事项。[22]
2月19日 在列宁学院中国部民族组作题为《中国革命形势与中共当前的任务》报告。说：“如果以前中国革命危机只表现于在广大的区域建立苏维埃红军，那么现在在主要的中心城市同样正在成熟直接的革命形势。”“在有直接革命形势而我们具有力量的地方，我们应即刻开始夺取政权。”“对党主观力量估计之不足，对革命形势估计之不足，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
陈郁回忆说：上海“一·二八”战争后，我们学校的中国同志开大会讨论。从来不到学校的属于王明宗派的中国同志十多人都参加了大会。大会发生争论，对上海战争的性质共同认识是革命战争，但对战争的领导问题有两种意见：王明派认为，上海战争是我们党领导发动起来的。我说：“看到真理报片断消息，这些材料不够说明上海战争是我们党领导的，但是在十九路军内有我们的同志。”……王明派说：你不相信党领导。这就是我和他们发生争论的开端。“以后王明在学校作了一次民族革命战争的报告，讨论时与周达文等人发生争论。王明一点领导气味也没有，对周达文等人完全是宗派报复。简直不象党内会议，我开始讨厌他们。”“我在国内不知道莫斯科中山大学情形……这次会议上，王明及其宗派种种行为给我很坏的印象。这也可说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碰着这种人。”[23]
2月21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定，讨论中国问题时应吸收王明、格哈德和雷利斯基参加。[24]
2月29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上讲话，主要讲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上海的战争，[25]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中日战争和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关于上海的战争，他不相信第十九路军是真的在抗战。他说：“有些人认为，19路军的将领们是作战的组织者。但实际上也并非如此。举个例子，19路军的军长[26]蔡廷锴将军不久前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实际组织者和参与者“是19路军的士兵、工人、贫民和革命学生”，“上海战争现在正是由工人、士兵、城市贫民和革命学生进行的”。关于目前的苏维埃运动，他说：“我们应该利用一切机会来开展对国民党的进攻，以便扩大我们的红军及其根据地……如果战争在我们的领导下，在我们红军周围爆发，那么我们真的能够战胜国民党，战胜帝国主义……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把土地革命与反帝斗争联系起来，把上海的民族斗争与江西、湖南和湖北等地的苏维埃运动联系起来。如果我们能把中国革命的两股洪流：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到那时我们就能战胜帝国主义。”[27]
2月 在《共产国际》俄文版第23期、中文版第3卷第2期发表《苏维埃中国——开展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战争的根据地》。[28]
3月初 到旅馆看望到莫斯科学习的何一民、张达。
3月4日 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如果第十二次全会[29]到一定日期还是不能结束，那么伊万诺夫（王明）就不必等待了。我们希望，伊万诺夫立即回来担任领导工作。也请尽快派来其他同志。”[30]
3月31日 在《布尔塞维克》杂志俄文版第5、6期合刊、《红色国际工会》第1～2期上以王明的名字发表《中国革命危机的加深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文章共分“两个中国的对立”、“瓜分中国与民族革命战争”、“中国革命形势的生长与中国共产党的目前主要任务”等三个部分。
文章说：中国当前的革命形势不仅席卷了许多省的主要区域，“而且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许多最主要中心区域里（如上海、南京等区域）正在成熟着或生长着革命形势”。在这样的形势下，要“占领我们能够占领和能够保守得住的比较重要的中心城市”，现在“在实际上思想上反对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斗争，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文章把中间势力看作最危险的敌人，说上海资产阶级、十九路军将领都是上海抗战的“敌人”。“特别要反对那些表面上拿些‘左’的词句——什么‘民主政治’，‘保障民众利益’，‘保护工农’等等来欺骗民众的那些国民党派别——改组派、第三党等，用一切方法去揭穿他们投降帝国主义和反对人民的假面具；尤其是要用一切方法去抓破那些表面上站在国民党的政府反对派地位的那些反革命派别——国家主义派、人权派、社会与教育派、托陈派等的假的‘保障中国民族利益’的鬼脸。使广大群众认识和相信：这些反革命派别实际上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与中国民族及工农劳苦民众的死敌”。文章还特别强调“在党内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也比任何时候更加重要。坚决地反对各种各色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是目前的主要危险”。[31]
后来将此文稍加修改、补充，更名为《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与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于6月由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并收入伯力远东国家出版社1932年出版的《在中国的战争与共产党员底任务》一书。[32]
3月 将《两条路线》的小册子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在莫斯科出版，加写了近5万字的《再版书后（或对小册子的补充）》，谈了三个问题：“关于反立三路线斗争中的几部分问题”，“关于反对反革命的罗章龙派底斗争问题”，“党内目前两条路线上的斗争问题”。他在反对李立三在“‘左’倾词句下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的思想下，急于证明中国革命能首先胜利，说李立三“否认单个国家革命有胜利的可能，因此而走到对中国革命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底悲观失望消极的道路上去”。他在反对李立三的“消极”的同时，继续鼓吹红军攻打大城市，说“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因为一九三○年夏季占领长沙的错误，便根本作出无论如何都不能占领重要城市的结论”。在叙述反“立三路线”，反“罗章龙右派”的经过时，他夸大自己的功绩，并极力贬低别人。在谈到“党内目前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时，说“无情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右倾，同时，丝毫不放松反对‘左’倾的斗争，是使党更前向布尔塞维克化的保证”，“因此，把一切妨碍党进行两条战线上斗争的手段和方法，确切点讲，把那些掩盖错误和帮助反党倾向的各种暗藏的与‘灵巧’的手段和方法，揭穿出真相来，是使党能够顺利地进行反倾向斗争和克服倾向的保证”。[33]
《写作要目》说：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①三版序言——其中有批评篡改作品的原则错误一段。②反对立三路线，拥护国际路线。③再版书后——其中有：关于立三路线的补充说明，在这里有一段论中国工农运动发展不平衡问题，批评当时抬高农民革命作用，降低工人革命作用的各种观点……关于反对李立三路线问题。关于反对反革命罗章龙派斗争问题。”
4月7日 作关于中共的一般组织情况的报告。[34]
4月1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责成王明同志写一篇短文在国际报刊上发表，说明中国工人住宅区被毁和企业关闭所处的状况。这篇文章应包括号召中国工会以及全世界工人和工会组织举行募捐来支持中国工人并通过国际工人救济会转交给他们”。[35]
4月18日 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委员会，谈关于丘古洛夫发言问题。[36]
4月 在《革命的东方》俄文版第3～4期发表《反对中共党内李立三主义的斗争》。[37]
春 到列宁学院，以总结工作为名召开会议，攻击那里的“反党集团”，集中打击周达文同志。
师哲回忆说：“他下车伊始便排斥异己。他以总结工作为名召开会议，打击不同意王明某些看法的中国部负责人周达文同志。诬蔑周是‘反党分子’。企图以否定周个人，达到否定中国部的全部工作的目的。并八方相告，四处游说：‘列宁学院中国部出现了反党分子。’”“陈郁、林铁、杨秀峰、何一民等同志认为：周达文同志虽然有些错误，但并不是‘反党分子’。”“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就呈共产国际审批。结果共产国际同意了陈郁等同志的意见。”“王明拒绝参加宣读共产国际对周达文同志的审批结论。事后，王明决定把周达文同志送去远东伯力《工人之路》报社。从此，再也没有人听到过他的消息。”[38]
黄药眠回忆说：对于东方大学和中共代表团之间的矛盾，当时曾有一个决议，既批评了中共代表团的瞿秋白，也批评了学校领导和他们支持的中国学生。王明做了中央领导之后，他就把决议中不利于瞿秋白的那一条公开出来。对此，列宁学院的学生（工农干部出身的人多）有意见，说既公开就应该把决议中的几条都公开，否则不公平。于是，王明就召集了一次会，说列宁学院学生中有“反党集团”，“这是事实，不可否认”。并说：“我来莫斯科已经三个星期了，我本人并没什么了不起，但我是代表党中央来的，而列宁学院的中国学生并没有请我去作报告，这不是看不起我个人，而是看不起党中央。所以，我说他们中有反党小集团，肯定是事实。”他还说：“这个学校是给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培养干部的，可是这些学生却反对他们的党中央，对党不满，这是什么问题？学校的校长没有责任吗？”他不仅要追究中国学生的思想，而且要追究校长区尔姗诺娃的责任，而他们夫妇在苏联是很有威信的。“王明搞了这几手之后，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内部，在党里面树立了他自己的威信。利用刘少奇打击罗佐夫斯基，利用中国学生事件打击到区尔姗诺娃，乘她丈夫失势和她本人受到区委批评的机会，整得她不能在原来的岗位上呆下去。人们看到他敢于同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里的苏共老党员表示不同意见，好像是个马列主义者，有一套的。”[39]
同期及以后 在打击周达文的同时，集中打击不同意他的做法的陈郁同志。
陈郁回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