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春季，王明检查中国部民族组工作，并要学校召集在莫斯科中国同志都参加讨论。他们要借故撤销中国部周达文等那些反对他们的人的职，和打击学校校长。我不知道他这一阴谋。
讨论民族组工作，发生两种分歧意见：王明及其宗派认为，民族组工作是政治路线错误。另一种意见认为，民族组工作有缺点错误，但绝不是政治路线错误。会议连续几个月没有解决问题，影响到同志间很不团结。最后由共产国际KucuhCH同志召集会议，由国际做出此决议是“无原则争论”。
我与王明宗派的斗争，也随着各种争论问题而发展。他们不仅要打倒周达文，而且斗争目标转移到我身上。问题很多，例如：
学校总支委指定我担任学生部支部书记，大多数同志同意。王明宗派的人怕我负责支部工作会给他们宗派活动不利，就集中火力打击我，公开散布谣言：“右派首领到莫斯科组织右派和党对抗”，“勾结周达文派反对中央代表团领导……”。他们每天做反对我的活动，煽动学生不要接近我。他们的房子是宗派活动大本营。学校领导也知道，但因他们有王明保镖，校长因斯大林问题犯错误受处罚不敢干涉。有一次，职工国际派我出席汉堡运输国际会议，并叫我准备在大会上作报告。学校和代表团批准我去，他们也知道。可是他们散布说我随便不上课。学校总支委负责同志在党的会议上，证明是因工作。他们连总支的解释都不算数，会后仍然反对我。再一例，军事课结束，教员俄国同志给学生估计成绩。这个教员不知他们的情形，对我的成绩估计比他们好。他们马上在班里闹起来，公开责备教员估计错误。他们要同学们不敢接近我。仅靠造谣还不够，还运用了组织手段。他们煽动一个东北学生王以文，叫他捏造事实反对我，这个同学在会议上把这件事揭露了，并辱骂他们。不几天，王以文同志被王明派到工厂做工去。“谁不愿意学习就到工厂去！”因此，他们的话，同学们不敢不听。谁接近我或同我谈话都是危险的。
在理论和策略的问题上，他们斗争我的事实也很多……[40]
林铁回忆说：王明到莫斯科后，仍然千方百计要把陈郁同志打下去。他诬蔑陈郁是“右派”。并且把凡是不赞成他们整陈郁的人和同情陈郁的人，都说成是“右派”。只有那些紧跟王明，按他的旨意办事的人，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有一次，学生支部开会，王明强行要批判陈郁同志。会上，在我和杨秀峰等同志的支持和力争下，陈郁同志发了言。驳斥了王明的诬蔑，使他的企图未能得逞。王明在整陈郁同志的时候，公开威胁跟陈郁站在一边的同志说：“你们要和陈郁划清界限！谁和他站在一起，就停止谁的学习，送到工厂去做工！”蛮横之极，根本不讲道理。许多人对王明那一套很反感，我对王明说：“我宁可去工厂做工，也不反对陈郁同志！”结果，我就被送到乌拉尔附近的工厂去做工。这在当时是对共产党员的一种惩罚形式。王明就是用这种宗派主义的手法，打击坚持党的原则，不同意他的错误做法的共产党员。[41]
何一民回忆说：“他为了推行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扩大他的宗派主义势力，不择手段地在中国学员中拉拢一批人，打击一批人。在四中全会上反对过王明的陈郁同志，更是他千方百计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王明为了煽动一些人孤立、打击他，多次在背后诬蔑他。我几次听一些同学讲王明对他们说：‘陈郁犯过错误，你们不要接近他，同他搞在一起，我很怀疑他。’后来，我把这个问题向院党委作了反映，当党委同王明谈到此事时，他却大耍两面派，不承认说过这样的话，说：‘他们都是好同志，我怎么能说那个话呢？’但同时他却进一步加紧了对陈郁同志的打击报复。”“中国民族组党支部委员会五个成员，其中只有一个人是紧跟王明的。王明对这个支部非常不满，到处散布说：‘这个支部软弱。陈郁、何一民做一点工作可以，当领导不行。’想方设法打击陈郁同志和支持他的一些人，要把这个支部委员会都换成王明的人。另外，王明一伙还拉拢支部委员会的人，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一个星期日，一个王明的追随者约我去王明家，我不去，他劝我说：‘你不要和王明闹僵，将来回国或在莫斯科都有好处。’我说；‘我又不是为他革命的。’我不买王明的账。”“在列宁学院期间，王明还借周达文（即丘古洛夫）问题来整陈郁同志和其他不赞成他的人。周达文曾任学院中国部党支部书记，工作中有些错误。但更重要的是他不听从王明的话，王明就要把他彻底打倒。王明及其一伙硬说周达文是‘反党分子’，要狠狠地整。那时他们的人数多，声势大。但陈郁同志等根据事实，认为周达文有错误，但不是反党分子。后来把这个争论的问题向共产国际报告请示，结果是同意陈郁等同志的意见。王明恼羞成怒，更加痛恨陈郁同志，在学院宣布共产国际的批示时，王明便不来参加。”“以后，王明又发动对陈郁同志的批判，说他是‘右派’、‘反四中全会路线’等等，并声称，凡是同情陈郁的，不批判陈郁的也是右派。”[42]
袁溥之回忆说：“陈郁在列宁学院中国部学习时，被选为党的支部书记……王明蛮横无理地说什么：陈郁不能担任支部书记，强迫中国部党支部改选。但是改选的结果，陈郁仍以多数票当选。王明老羞成怒，竟然造谣诬蔑陈郁和国内的‘右派’有联系，是反党反领导，胁迫中国部的学生和陈郁划清界限，不准学生和陈郁来往、说话。王明甚至公开宣布，谁要是不反对陈郁，就叫谁下厂劳动（在当时，下厂劳动是一种惩罚）。但是还是有些同学宁可下厂劳动也不反对陈郁，象林铁、何一民、杨秀峰等主持正义的同志，都是因此而被下放到乌拉尔电机工厂劳动去的。”“王明、康生等还强迫陈郁检讨错误，陈郁坚信他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并没有错，只从组织观念的角度，检查了自己对待王明的领导不够尊重的问题。王明、康生对此大为不满，蛮横地训斥了他。王明本来要开除陈郁出党，只是因为学院领导人的反对，才作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下放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劳动。”[43]
同期及以后 在打击周达文、陈郁等同志的同时，还反复批判、打击李立三。
《传记与回忆》说：“王明同志不仅对瞿秋白同志很好，而且对李立三同志也很好，例如：帮助他钻研马列主义，改正错误；吸收他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遇事和他商量；经常地谈笑自如；从未对他记仇或歧视过。”
但唐纯良在《李立三传》中说：李立三是1930年底达到莫斯科的，向共产国际作了检查。王明到了莫斯科以后，“李立三虽然被吸收作了代表团成员，并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但是，打击李立三是王明执行自己的错误路线和吓唬不同意见同志的手段。自从王明到达莫斯科就在东方大学、中共代表团和共产国际东方部等处，没完没了的召开批判李立三和‘立三路线’的会议。即使别的内容的会议也往往在开会前加上一段批判李立三的内容作为前导。通常的做法是先由主持会议的人（多数是王明亲自主持）讲一通开会的意义，然后就联系到‘立三路线’的错误和王明路线的正确。于是李立三就被叫起来，站在那里作一通自我检查和批判。如果这次会是专门批判李立三的会，就要由很多人接着发言批判，说李立三检查不深刻，态度不老实，必须有深刻反省，彻底改变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立场，必须真诚拥护以王明为代表的共产国际路线等等；如果不是专门批判李立三的会议，那就要直接联系到会议的目的，要会议参加者按照反‘老实联系’的战斗精神，把当前的斗争搞好。当时在莫斯科的同志回忆说：这样的会，重重复复，没完没了，一直搞了三、四年。李立三曾经回忆说：‘我在王明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七年，好象是过了七年小媳妇的生活，终日提心吊胆，谨小慎微，以免触怒，但还是不免经常受到斥责。’”[44]
春 有人反映王明用挂毛泽东、朱德照片的事情抬高自己。
卢竞如1943年10月25日写的《有关王明一些事情的反省》说：1932年春，王明说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相片之所以五一节能在莫斯科挂出，是他向共产国际争来的，并要我们在列宁学校每次开纪念大会选举名誉主席团时提出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名单来（以前是没有的）。的确，以后名誉主席团就有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名单了。他说这样做的理由是：中国有红军，应在国际上做宣传，至于毛主席、朱总司令在中国党、中国革命上的重要作用是没有提出的。我们要把毛主席、朱总司令在国际上坚决提出，并不说明他从政治上来尊重毛主席、朱总司令，只是说明他拿毛主席、朱总司令来作为他在国际中取得更高地位的资本。他本人呢？却是居于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领导地位之上的。下面几件事就足以说明这点：
（一）他曾几次谈到四中全会的正确与四中全会后的中央的正确领导的有力论证是：“朱毛还是原来的朱毛，领导正确就能决定他们打仗的胜败。四中全会前朱毛打败仗，四中全会后朱毛打胜仗。”
（二）对于毛主席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查田运动册子两文件，记得有一次他说内中有不对的，似乎经他修改过了。
（三）在列宁学校的学生中，从没有提到过毛主席、朱总司令在党内的作用。
（四）中国有些负责同志到苏联去了，在学生中组织报告是极少的，只是晚饭后应同学的要求，陈云同志才和我们讲过一些关于苏区的故事（有关财政经济劳工政策等）。
5月19日 致米夫信。[45]
同日 致萨发洛夫和米夫信。[46]
5月 “提议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名义”“对日宣战”。[47]
同月 写七绝《抗日何计》一首，诗曰：
东北沦亡淞沪战，中华命运发千钧。
苦思抗日应何计？团结全民内战停。[48]
6月7日 作关于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概要的报告。[49]
6月17日 谈中国共产党的一般组织情况。[50]
6月23日 致皮亚尼茨基信。[51]
6月 将林铁、杨秀峰送到乌拉尔伽里第一矿当矿工。[52]
何一民回忆说：“当时，林铁同志、杨秀峰同志都不同意王明的作法，并且公开顶了他。他就把杨秀峰、林铁同志下放到乌拉尔山区工厂劳动……王明当时就用这种办法来惩罚那些不跟着他跑的共产党员。”[53]
7月14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致王明电，说“三个月来我们一直没有收到钱。财政状况极其困难。希望你们尽快汇钱来”。[54]
7月24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致王明电，电文中说：“四个月来我们一直没有收到钱。我们正处于十分窘迫的财政状况。在目前对苏维埃进行第四次‘围剿’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苏区的交通联系中断了，苏区本身需要经费，因此我们不可能得到苏区的财政援助。希望尽快寄钱来。”[55]
8月20日左右 几次找中央苏区去列宁学院学习的两位同志谈话，要求他们利用李立三，孤立“右派陈郁”，打倒“托派”俞秀松、周达文等人。
李国华1943年9月20日写的《关于王明同志的一些材料》说：1932年8月到莫斯科后，20号前后，王明同志叫我和陈贵前去谈话，问了我们中央苏区的一般情形，以后他告诉我们，你们学校有一个大的斗争，还未结束，这就是反托派的斗争。托派的人有周达文、于秋松[56]、蒋经国、李国煊等，都为托派。他们过去都是中山大学的学生，都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以外的人，他们都反对中央，反对四中全会，反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怀疑中国有苏维埃和红军，也怀疑你们是红军里的人，学校的领导人那个老太婆（即克利山洛夫雅）是包庇托派，同托派勾结在一块的，所有的教员都是托派分子，如果不把他们赶出去，你们就没有办法读书。因此你们的任务是回去团结苏区来的同志，团结在中央和国际的周围，拥护中央，拥护代表团，反对这些托派分子。同时告诉我们领导这个斗争的是吴克坚同志，你们以后有些什么具体的问题，去和吴克坚商量。不久吴克坚也找我们去谈话，也是上面的这些话，另外加上李立三、罗章龙右派（指陈郁）。没有多久王明同志又找我们两个去谈话，告诉我们有个缺点，就是幼稚，没有学习理论，不晓得斗争的策略，听说我们要把李立三、右派和托派一样的斗，他说这样斗不好，李立三、右派应该斗，但现在不应该斗他们，主要的要斗周达文等。现在应该利用李立三，孤立右派，达到打倒托派的目的。我们当然按照这样做啦，斗争的结果是校长撤职了，原来在学校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差不多都走啦，我现在所记得的有周达文、于秋松、董××[57]、蒋经国、捷可夫、教务处书记苏拉可夫（他是上海工人），陈郁的支书也撤换了，换了吴克坚同志，教务处主任换上普世奇，校长换上外国人。这些人走了后王明同志来学校一次讲话，说明了这一次的斗争，我和同志都是积极的，拥护党和中央，很好，但是有个别同志，表现得非常不积极，并和托派勾勾搭搭，如右派的头子陈郁、阿合斯基（中国人）、黄海等，这些人应该很好的表明态度。在斗争中，有很多事实都是捏造的。比如说于秋松等和列宁学院院长勾勾搭搭，并同她睡觉，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说周达文从远东回来后住在老太太家，也没有这回事，因周达文从离开学校就没有回来过。说陈郁同志同右派有联系，证据就是他同罗章龙通信，实际上我记得只是陈郁同志和国内的一个朋友写了封信。
李国华还说：“王明同志对于党内生活完全是家长制的统治”，并列举了几个事实：（1）普世奇任教务主任时，时常不到校办公，许多问题不解决，到学校也只看一、二班的同志，对三、四班根本不过问（三、四班是中央苏区去的干部多）。我曾代表第三班向王明同志建议过，希望王明同志能和普世奇谈谈改善他的领导方法，王明同志当时就这样答复：你们来到苏联就学坏了，这里比你们在红军学校还坏？你们还提意见。回去告诉他们，不准随便提意见。他是个红色教授，还当不了你们的教务主任？！没有丝毫的解释，只是严厉地批评了一顿。（2）克利莫夫任我们三班党史和列宁主义的教员，每次上课都要迟到10～15分钟，早退十几分钟，上课不准备，一句俄国话，一句中国话，学生没有办法记笔记，因此我们提议换教员。这消息被王明同志听到，马上要我和陈贵去（我当时为班的小组长，陈贵为班长），把我们责备一顿，认为我们学坏了，这也批评，那也不满意，自高自大，红色的教授还当不了你们的教员？
8月 将何一民送到乌拉尔伽里第一矿劳动。
何一民回忆说：“陆续地，王明把和他观点不一致，他又拉不过去的同志弄到工厂去了。1932年6月，林铁和杨秀峰被送到乌拉尔伽里第一矿当矿工。8月，我也被送到同一工厂。”“两年后，杨秀峰、林铁同志走了，我再给王明写信，他就不答复我了。一次，我寄了二百卢布，让王明转交我国内家中的父母，他给我退回来，说以后再说吧！但我从此再没听到回音。回国后，我才知道，母亲在那几年无依无靠，沿街讨饭，最后饿死了。我跑去找王明，他不见我。白天去，他说没时间；晚上七八点钟去，他又说睡觉了。回想起我临下工厂和王明交换意见时，他假惺惺地说：‘你年轻，来这儿不容易，到工厂深造一下，以后要常给我来信啊！’他还奉承了我半天，并亲自写好一大摞写明自己通过［讯］地址的信封，让我带走。现在，这些信封还没用几个，他就不来信了，我们的关系就这样断了。看来，历史上的两面派都是一个味儿，当面说好听的，背后总要捣鬼。”[58]
夏 曾想回国。
《传记与回忆》说：绍禹“曾于32年夏、33年夏、34年夏，三次准备回国（有两次准备经西欧回去，护照行装都准备好了）都因负责建立交通联络的人被捕而未成行。以后又因红军长征未能回去。”
8月27日～9月15日 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并在会上作了两次长篇发言。他第一次发言是9月2日，第二次发言是9月12日。这次全会上，他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会后被选为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59]
9月2日晨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发言。发言共分“我们战胜了自己苏区内部的敌人”，“工农运动日益高涨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反帝高潮和关于民族革命斗争中的统一战线问题”三个部分。他说：“中国的发展开始倾向于中国苏区和白区的革命运动融为一体。正如提纲中所正确指出的，国内存在着革命的形势，而在大部分国土上是苏维埃革命的胜利。”“因此，我们的总纲领正确地规定了我们当前的以下一些基本任务”：1.在进行民族革命斗争、反对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者、争取中国独立和统一的口号下动员群众；2.发展和统一苏区、巩固红军；3.为推翻国民党政权而斗争；4.坚决采取使赤色工会变为群众性组织和争取那些加入国民党工会的工人的方针；5.开展游击运动，在满洲提出建立农民委员会、抗税和抵制政府命令、没收帝国主义者的走狗的财产和建立选举产生的人民政权等口号；6.广泛宣传苏区的成就和中、苏工农结成兄弟联盟的口号。并说：“中国共产党的所有这些任务的完成不仅意味着民族革命任务，而且意味着其国际主义任务的完成，不仅意味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结束，而且意味着它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时期的胜利开端。”“为了实现这些任务而斗争是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共产国际的所有支部都应该给中共以应有的帮助。”[60]
9月3日晚 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会议的执行主席。
9月12日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发言。该发言共分“从满洲事变到上海抗战”，“上海抗战”，“关于满洲的抗日游击战争”，“关于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反战工作的落后现象”等四个部分，主要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他一些兄弟党的反战工作做了分析。关于上海抗战，他否定蒋光鼐和蔡廷锴将军抗战的积极性，说：“蒋光鼐和蔡廷锴将军或者军阀投机分子张发奎和黄琪翔是上海抗战的组织者吗？不是。他们不是出于自己的本意，而是在士兵和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参战的，而且一直在寻找暂时停战或投降的机会。”“上海抗战主要是在全中国广大群众反帝高潮的背景下进行的，并且是中国人民多年来的民族解放斗争政策的必然继续。它的特点主要是自发性。上海抗战的真正组织者是积极参加了这次战争的上海工人。”关于满洲的抗日游击战争，他说：“当前，我们在满洲的主要策略方针是灵活和正确地采取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目的在于夺取、巩固与扩大对于统一战线的无产阶级领导和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满洲的军阀、官僚和保皇党，以便在斗争过程中为进一步发展满洲的苏维埃革命运动打下基础和动员满洲的劳动群众参加苏维埃革命。”[61]
《中国问题》俄文版1933年第11期刊登了《中国革命的苏维埃阶段——王明同志在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上的报告节录》。
9月15日后 继续批判陈郁。
陈郁回忆说：
国际十二次扩大会时，因我旁听了两、三次，他们一定要我在会议上传达。我根据大会决议“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提出这样意见：中国今天处在民族战争环境中，我们任务不仅要争取工人阶级，而且要争取工农小资产阶级大多数，这是符合中国革命迫切需要的……他们马上全体动员开大会斗争我，说我公开反抗国际决议，一贯右倾机会主义，撤销支书工作，强迫我承认错误。
有一次我和李立三谈到：关于武装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问题。李立三说这个行动口号适合中国各个角落。我表示意见：在全国范围是行动口号，各个地区不相同，有些地区仍是宣传口号。我开他玩笑说：“你的看法是立三路线残余。”以后王明等人打击我说：“陈郁反对‘武装人民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行动口号’，又说这是一贯右派理论。”
有一次王明在中国学生部报告：《中国党的工作问题》，我在讨论时说：“目前中国党在白区工作的主要危险不是右倾，而是要集中力量反对‘左倾危险’。”他们说：陈郁这种提问题的方法，不仅右倾，而且遮盖国内右派的反党行为。
讨论职工运动，我又与他们意见不同，由中国回去的国际代表在会议上报告职工工作。王明骂他右倾。我同意国际代表的说法，结果又被他们大骂：“一贯右倾机会主义。”
所谓和国内右派通讯问题，当时学校每月发给五元美金优待有家属和小孩的学生。我经过柏林转给家里，后收到回信。在莫斯科收到国内来信是很欢喜的，给同学们传看。这封信的内容是家庭事情。过去有位同志，我离开上海时，他病倒了。他在信上写几句问候我的话。几天后，王明要这封信，我答应送去，回宿舍到处找不到。我告诉他有谁看过，可以证明信的内容。王明说我和国内右派通讯，瞒骗党等严重错误。据吴克坚同志说，这封信是他们偷给王明了。
再一事实证明他们无恶不作。他们威胁一个青年同学，叫他反对我。但这个同学没有执行，以后便受压迫，结果得了神经病（这个人后来生死不明）。他们还利用这个病人反对我。后来他们承认是他们干的。[62]
李国华1943年9月20日写的《关于王明同志的一些材料》说：1932年10月革命纪念节以后，又来了一个反陈郁同志右派的斗争，王明同志的指示：（1）说陈郁同志同国内的右派有着联系，并在莫斯科组织右派分子；（2）陈郁同志同托派有联系，表现在反托派斗争中，陈郁表现不积极，态度不明显，并与他们勾勾搭搭；（3）陈郁同志反对新的中央和东方部的领导，企图重新爬到中央政治局的位置上去；（4）陈郁同志没有清算他在国内的右派错误，还继续地进行两面派的活动。因此，他让我们展开斗争，斗争方法应该鼓励罗迈同志，说明他承认错误是比较彻底的，是比较快的，争取阿合斯基，还要利用李立三，同学校当局的关系搞得好一些，有什么问题可以请示校长。结果，斗争开始了。首先由罗迈同志作报告，传达斯大林同志关于布尔什维克历史上的几个问题，报告以后就讨论。在讨论中，首先请陈郁同志表示态度。陈郁同志在发言中联系到中国党内的几个问题，认为党内目前主要是“左”倾的危险，当时在会议上就斗陈郁同志，认为他贩私货，掩护右派，在党内活动，转移我们党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样一来，差不多在每次的会议、每次的文章中，陈郁同志都是不对，都是要受到批评的，一直到33年底34年初（大概），清党委员会给陈郁同志最后的严重警告，并送到工厂做工。
周焱等著《陈郁传》说：陈郁列席共产国际第十二次扩大会议后，在向中国部支部传达会议精神时，谈了自己的心得体会。王明的追随者把陈郁的谈话掐头去尾，加以歪曲，成了“对抗国际决议的言论”。王明很高兴，认为抓住了陈郁的反对国际的把柄，找到了攻击陈郁的炮弹。他在批判陈郁的动员会上说：陈郁的关于国际决议的言论，是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观点的露骨表现，是反党、反国际的明证，他除了必须向党交代上述反动言论外，还必须向党交代：一、同李立三谈话中提出的反对党武装人民抗日的主张；二、诬蔑攻击我的关于白区工作主要危险的论断；三、同国内右派通讯，并拒绝向党交出右派来信。陈郁还未作“交代”，王明一伙即对他接连开了两天批判大会。王明的一个追随者声嘶力竭地叫嚷，说陈郁关于白区工作主要危险的观点是“左”倾的谬论，是直接针对王明的列宁主义的论断的，是不甘心自己在六届四中全会的可耻失败而进行的疯狂反扑。另一个身为支部委员的王明追随者揭发说，国内右派不断给陈郁写信，要陈郁在国际替他们申冤叫屈，妄图推翻“伟大”的“四中全会”决议……在两天多的批判会上，陈郁几次站起来要求答辩，都被王明制止了。第三天，陈郁有条不紊地批驳了王明一伙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罪名。[63]
9月20日 在《共产国际》俄文版第3卷第12期发表《国民党组织中国反革命的新策略》[64]，《共产国际》中文版第12期。[65]
9月 以王明的名字在莫斯科出版《中国民族革命战争问题》的小册子。
10月3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王明很快返回”。[66]
10月2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中共中央的电报，其中提出让王明回国。此后，在莫斯科和上海之间的电报往来中，多次讨论了派王明到中央苏区去的具体途径。[67]
10月26日 撰写中共中央给日共中央的贺词。[68]
同日 致信革命作家国际同盟书记处。[69]
同日 作关于中共组织及党员人数的情况报告。[70]
10月 到列宁学院作政治报告，题目是《第一次全苏大会的总结和民族革命战争问题》。
李国华1943年9月20日写的《关于王明同志的一些材料》说：1932年10月间，第一次听到王明的政治报告，题目是《第一次全苏大会的总结和民族革命战争问题》。在这个报告中，王明自以为超出国内所有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就是他们都不能将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提到理论的原则上加以整理、发挥、宣传，唯有他才能把第一次全苏大会的材料，加以整理发挥，提到理论的原则高度上——两个中国的对立，两个政权的对立，立三主义者不懂，现在国内许多同志，甚至于中央的负责同志，仍然不懂这个基本问题。闹了多年的革命，从井冈山搞起，都停留在革命的低级阶段上，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村革命委员会，不懂得建立革命政权的实际意义与作用，他认为这是个理论问题，同时也是列宁主义关于革命的基本问题——政权问题，是四中全会后新中央领导之下的伟大成就之一。“他的目的与出发点完全不在于教育同志与总结革命实际经验的，而是抬高自己，巩固个人威信，在内容方面也不过是教条与党八股而已。”
秋 代表中共中央给满洲省委写信。
《传记与回忆》说：王明在这年秋“代中共中央政治局致信满洲省委，制定了中共及其领导的各抗日游击队与东北军及满洲一切抗日力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
同期 作七绝《秋风思沪》一首，诗曰：
草黄木落又秋风，故国人民水火中。
昨夜梦忙回上海，今宵不寐月当空。[71]
11月2日 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写信，说：“谨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请求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帮助我们解决以下对于中国革命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1）“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向我们提出了联合苏区和进一步加强红军的任务。这样做的必要性是毫无疑义的。但这里产生一个问题：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动进攻，应该掌握哪些中心城市和如何持续进行下去，以便解决把单独的苏区联合起来，把分散作战的红军部队联合起来和开展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活动的任务。”“关于进一步扩大苏区的方向问题，现在在中国领导同志中间引起了尖锐的意见分歧。以毛泽东为首的前委主张（以师为单位）所谓把我们的武装力量分散在国民党地区的计划，等待敌人的进攻并在居民中进行群众工作。而中央苏区中央局的大部分委员把毛泽东的策略称为防御性策略，担心重犯去冬的错误，即红军失去良机，没有利用业已取得的胜利，没有展开广泛的进攻，因此主张较为积极的进攻策略。”“对此问题，中共需要并期待着你们的指示。”（2）“关于中共在满洲的工作问题。中共在满洲的总的政治和策略任务已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所确定。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具体执行这些任务。除了缺乏足够的训练有素的干部外，主要的困难还在于中共中央几乎没有能力领导满洲的工作，而满洲党委则没有能力同各地方组织进行联系和对它们进行日常领导。因此需要联共（布）在建立联系方面和在派遣在远东工作的合适同志方面给予帮助。”（3）“关于中共中央的所在地问题。根据一般政治上的考虑和由于骇人听闻的恐怖，党的领导中心几乎没有可能在上海存在，因此提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我党在上海的机构并将中央迁往中央苏区的问题。”（4）“关于派中国飞行员去苏区的问题。中国红军的主要军事技术弱点之一是没有航空部队。据一些信息说，红军从敌人那里缴获了12架飞机。但那里没有飞行员和机械师，不能利用这些飞机。在苏联领土上有中国的飞行员和机械师。中共中央已几次向联共（布）中央提出请求，派一些中国共产党员飞行员到中国中央苏区来，但迄今为止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请尽快将这些问题提交讨论并让斯大林同志参与解决这些问题。”[72]
11月7日 在莫斯科再次翻印《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编辑部的话》说：“韶玉同志底这本小册子，是中共进行两条战线上斗争的武器之一。因此，这本小册子不仅有很大的历史的原则的理论兴趣，而且有很大的迫切的实际政治意义。”[73]
11月28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作关于满洲形势的报告。其中说：我们的红色游击队还远远不是满洲游击运动的决定性的和主要的力量。迄今为止还没有这种力量。有一些共产党员在王〈德林〉、马〈占山〉等的某些部队里工作。但是，我们的基层支部和政治机关至今还不起独立的政治作用。此外，我们的党组织不仅在自己的游击运动中没有起到领导作用，而且在其他游击部队中也没有足够的影响。因此，现在满洲的游击运动面临着很大的危险，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这些队伍必然会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强攻下崩溃瓦解。然而尽管如此，迄今为止在满洲和其他党组织内还存在着在满洲问题上的右的和“左”的倾向。满洲党组织犯了一系列策略上的错误。它不懂得也不善于贯彻反日、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在我们的农民游击队中和我们能够掌握的那些队伍中，我们要进行真正广泛的工作来建立统一战线。为了切实保证对游击运动的领导，首先需要加强我们党在满洲群众中的工作。需要建立真正群众性的工会组织。为此需要利用已有的经验来具体制定满洲工人群众的需求。其次，我们必须为农民和饥民提出具体的要求。此外，必须为满洲的少数民族、为蒙古族人等提出专门的要求。为了实行所有这些措施，首先要加强我们满洲的党组织。要在那里建立坚强的、独立的和有首创性的省委。此外，还要在各地，在南部、北部和东部以及一些游击部队中建立党委会。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我们才能真正争取到抗日运动的领导权，才能胜利地跟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争取中国的独立。[74]
12月3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定：“采纳王明同志的建议，将中共中央、〈中国〉共青团中央和赤色工会总理事会从上海迁往苏区，在上海只留下这些机构的全权代表。”“责成米夫（负责人）、王明和瓦西里耶夫同志拟订给中共的必要指示。”[75]
12月21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说：“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只应在王明到来后召开，他应是这次全会上的主要报告人之一。”[76]
12月22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王明能否直接去香港。你们能否从那里把他及其夫人送到中央苏区？请立即回复。”[77]
12月26日 《写作要目》说：王明于这天起草了《中共中央给满洲省委的信》，主要内容是“关于满洲情况，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
12月27日 格伯特在从上海致共产国际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中说：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由13名委员组成，其中第12号为王明。[78]
12月30日 在莫斯科中国问题科学研究所工作人员会议上作《广州公社五周年与中国现状》的报告，刊载于俄文版《中国问题》杂志、《共产国际》俄文版1932年第35～36期、中文版1933年第1期。《写作要目》说：此文的主要内容是：“中国革命发展情况，国民党的失败，工人运动，广州公社意义，反对李立三路线和反革命罗章龙派问题，几点总结等。从此文起，作者把‘暴动’二字改为‘起义’。此后，党的文件把所有‘武装暴动’都改为‘武装起义’。”
年底 于莫斯科作七绝《苏联的历史性胜利》。[79]
下半年 与李维汉谈话，要他回国工作。李维汉回忆说：“一九三二年下半年，当短训班快结束时，王明找我谈话，要我回国。他说，国内的党组织被破坏得很厉害，要人回去工作，决定让你回去做特科工作。我答应了，准备立即回国。”[80]
本年 在《革命的东方》俄文杂志第3～4期上发表《反对中共党内的李立三主义的斗争》，在《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第23期上发表《苏维埃中国是开展土地革命和民族革命战争的根据地》。[81]
本年 伯力远东国际出版社出版《在中国的战争与共产党员底任务》一书，其中除收入王明的《中国革命危机的加深和中国共产党底任务》，还收入王明写的《中国的反帝运动》。文章说：“要进行和组织反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国革命的民众只有推翻国民党的政权方行。”中国共产党要完成自己在苏区和非苏区的任务，“首先必须与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作十倍加强的思想上的无情的斗争，应无论在何时何地，给国民党派别……所宣传的实质上的三民主义，民族改良主义，托落斯基[82]主义的思想，及一切毒害反帝国主义运动和阶级斗争的顽固思想以无情的打击”。
同年 曾致信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内容是“关于领导群众斗争和发展党的组织相互关系问题，以及批评乱加地方党组织右倾机会主义罪名问题”。[83]
同年 作《云天南北（悼蔡和森[84]同志）》七律一首，诗曰：
同舟赴莫七年前，会罢欢欣赠勉言。
再幸晨昏领教益，那期南北隔云天。
每日风雨忧寒暖，常盼鱼鸿报健安。
犹忆临行语衷曲，生死离别倍凄然。[85]
1933年 29岁
1月初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由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王明的“左”倾错误，白区的革命力量受到极大的损失。
1月6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上海分部致电共产国际，讨论王明回国的具体途径。[86]
1月7日 在致库西宁的信中说：请您尽快阅读和审定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组织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并请您拨冗与我谈一谈中共的一些重要政治问题。[87]
1月17日 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即《一·一七宣言》。明确宣布：“在下列条件之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将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军阀的卖国与投降的斗争联结起来，开展武装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88]这个宣言，实际上开始突破下层统一战线的框框，有了向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转变的萌芽。
《传记与回忆》说：“这个声明立即得到国民党军队的良好反应。以正在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指挥官陈诚将军为首，正式要求蒋介石接受中共建议，而蒋介石拒绝了，暴露其‘攘外必先安内’的虚伪性。福建人民政府和红军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冯玉祥和方振武将军以及吉鸿昌（共产党员）将军于1933年在察哈尔起义，也声明同意中国红军的三条件；1936年夏，两广军事将领和西安事变时，张学良和杨虎臣[89]将军一样，也都同意三条件，愿意停止内战，与中共共同抗日。”回忆录还说：王明起草这个宣言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曼努伊尔斯基称赞王明：“王明！你比蒋介石狡猾些，你一定能战胜他！”并且同意把这个宣言发出去——发给中共中央。
王明在1969年冬谈的《和古西宁的争论》的回忆中说：他写的这个宣言开始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东方部部长古西宁并不同意。后来古西宁和另外两位领导人都休息去了，他说服了曼努伊尔斯基，同意把这个宣言发出去了。但“古西宁和米夫仍不同意，古西宁很生气地说不应该不等他们回来就发了电报！”
1月21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上海分部致电共产国际，讨论王明回国的具体途径。[90]
1月26日 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即“一·二六指示信”。这封信共分四部分：“日本占据满洲后一般的状况”，“满洲目前反日游击运动的性质和前途”，“我们党在满洲的战斗任务”，“我们党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巩固和发展是满洲群众斗争胜利的保障”，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分析了日本占据满洲后的政治、经济形势，提出联合一切可能的力量，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第二，分析了东北抗日武装的不同情况，提出了对他们应分别采取的不同态度。信中指出：“在实际执行统一战线的策略时，必须具体的注意的计算到客观的环境和主观的因素，须分别的对付各种不同的对象，如对上述的第一种游击队（朱霁青本人的队伍，这里不包括群众的反日义勇军，这些义勇军是暂时的和形式上的服从他的指挥）主要是从下面和兵士组织统一战线。并且在有共同作反日斗争必要时，订立具体的作战行动的协约。对第二种游击队，除下层统一战线外，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或能实行上层的统一战线。对第三种游击队，根据其反对反动领袖的斗争，以及我们在他们中间的革命政治影响的程度而决定具体的实行统一战线的程度和范围，甚至可与他们订立某种反帝联盟的形式。”[91]
第三，强调要夺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保持党的独立性。改变了过去“北方会议”提出的要普遍地组织工人罢工、农民没收地主土地、军队实行兵变、组织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等“左”的做法，根据东北的特殊情况，指出党在目前的中心工作是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民族叛徒的财产；保障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朝鲜、蒙古等少数民族的基本权益，改善群众生活；在伪军中组织兵变，在反日武装斗争中由最好的游击队编成人民革命军；建立选举的民众政权和反日会等，强调了斗争策略的灵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