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这封指示信第一次提出在东北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提出针对不同的抗日武装采取不同的态度，在群众斗争中注意斗争的灵活性，并提出在统一战线中要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是有重要意义的。比过去中央推行的“左”倾政策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推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和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但是，这封指示信的内容也有很多错误，仍保留了许多“左”的思想。
1月 撰写《东北情形与抗日统一战线策略》（又名《东三省情形与日本对中国的新进攻》），以王明的名字发表于《共产国际》中文版第4卷第2期，俄文版第4、5期合刊，《太平洋工人》第5期。文章共分为“东北在被日本占领后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情形”，“东三省游击运动及其性质”，“共产党员在东三省的任务”，“东三省现时群众斗争的要求和口号”，“必须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加强东三省党的组织”五个部分。
这篇文章的基本内容和思想与“一·二六指示信”大体相同，不同的是它明确批评了“中国共产党的东三省组织，犯了许多策略上的错误，东三省组织不懂得和不善于实行反日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文章根据“尽可能地建立一般民族的反日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提出如下的“一般的政治口号”：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卖国贼的财产，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满洲国”政府实行总抵制，发展广大的反日运动，建立选举的人民革命政府，等等；并说为要实现这些一般的政治口号，首先就要正确地和敏捷地实行特殊的一般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首先是反日的统一战线和策略，且要取得和保证无产阶级在这个统一战线的领导作用。但文章仍然坚持下层统一战线等观点，说“必须牢记着：无论如何，下层统一战线都应成为我们的工作底基础。任何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只有当我们能够保持下层的统一战线和上层分子处在下层群众革命情绪逼迫下面的时候，才有可能而且于我们有益”。文章还强调“党应毫不容情地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认为这种斗争“应成为党的全部工作及领导的基础”。后来，这篇文章被收入1935年作者在莫斯科出版的《中国民族革命战争问题》和1938年中国出版社在武汉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
《写作要目》说这篇文章名为《满洲的情形和日本对中国的新进攻》，主要内容是：“日本占领后满洲的经济情况和政治情况，反日游击运动及其性质，党在满洲活动和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同月 撰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祝词，刊载于《共产国际》第4卷第1期。[92]
3月14日 在苏联共产主义学院举行的马克思逝世50周年纪念会上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讲演，载于共产主义学院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汇刊及《共产国际》。主要内容是：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策略的基本论点，并说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怎样运用这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原则指示。[93]
同日 作自由体诗《卡尔·马克思（纪念逝世50周年）》一首。[94]
3月27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上海分部致电共产国际，讨论王明回国的具体途径。[95]
4月21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非常会议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起草的给中共中央的信，决定以王明名义发出，其中说：“现给你们寄去：1.原则性的基本条款草案，中国共产党必须从这些条款出发，提出为消灭帝国主义、中国封建主、资本家和国民党政权对中国非汉族人民的民族压迫而斗争的问题；2.关于这一斗争在满洲、内蒙古、甘肃和华南的近期任务的建议草稿。我提请中国同志们特别注意所寄材料的非常初步性质，以及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工作，不仅是收集、审查和修改实际材料，而且要十分明确地提出具体的民族问题。我强调一下，中国共产党应当考虑到，争取消灭对非汉族人民的民族压迫的斗争，应看作是整个中国反帝和反封建革命的一个从属部分。每个民族运动都将具有和已经具有反动的或者进步的色彩，这取决于它如何对待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如何对待中国的国内革命。”“必须让中共中央组织对上述问题的广泛研究和讨论，以便起草中共中央的必要策略决定。”[96]
4月28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会议上作《中国反帝斗争中的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会议决定：责成王明就反帝运动中的统一战线问题起草简要的指示，[97]其中建议：（1）重申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宣言[98]。（2）在实行广泛的反帝斗争统一战线事业中，加强我们工会和青年组织的活动。（3）为成立救国会和动员最广大群众同干涉者作斗争起草基本纲领。在这个指示草案中，应当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人民战争口号具体化。这个指示草案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审议。得到批准后，在其基础上制定更详细的指示[99]。[100]
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共上海党的领导人决定，要中共驻北平办事处与有抗日要求的冯玉祥进行联系。为此，李德化名奥托·斯特恩，携带史沫特莱写给埃德加·斯诺的一封信，以新闻记者身份从上海到北京进行活动。由于上海派去的帮助他与中共北平办事处联系的人被捕，同冯玉祥联系的工作只好停止，李德在北平逗留几天后又回到上海。
同期 宣扬“中国是超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
李国华于1943年9月20日写的《关于王明同志的一些材料》说：1933年春，王明来了一个与米夫完全一致的中国是超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所谓超种的民主革命，他认为中国革命在现在阶段上有许多成分是社会主义革命了，如无产阶级领导权，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形式，合作社，银行，工农红军等，他说中国革命的特点，就是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交流与不可分离。
5月1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定，责成王明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地区书记处关于中东铁路形势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精神写一篇文章，在国际报刊上发表。[101]这篇文章即后来发表于《共产国际》中文版第4卷第6期《苏中工农联合万岁！》。
5月23日 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请停止在报刊上公布有中共支部和共青团支部或工会小组的企业名称。在不具备有利条件的情况下，不应重复‘合法的招募运动’，要代之以真正单独地有步骤地招募那些在日常革命斗争中经过考验的最优秀的工人积极分子。在有大量支部的大企业中，要在这些企业的车间、班组和各个部门组建党支部。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我们生产支部今后遭破坏。”[102]
6月 在《共产国际》中文版第4卷第6期上以王明的名字发表《苏中工农联合万岁！》。《写作要目》说：这是王明“为解释苏联出卖中东路给日本问题而作”。
7月27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同意中共中央关于王明同志回国的建议”。[103]
7月 在《共产国际》杂志第4卷第7期上发表《“五卅”事变八周年与中国现状》。[104]
同月 康生离沪赴苏，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
《传记与回忆》说，康生赴苏是经过斯大林同意的，然后由王明、米夫等三人商量起草电报给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临时中央政治局四人（〈卢福〉坦已被捕自首了）中之赵容（康生）可来莫斯科治病（因他是著名的肺病人，〈在〉上海时，每年都住几次肺病医院，他自己也几次要求来莫治病。恩来和绍禹走前，曾允许他可能时来莫治病），并兼做中共驻国际代表，因王明准备回国。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其他三人到中央苏区去。他们三人去时，带去刘少奇、李富春、杨尚昆、凯丰等人”。[105]
据黄药眠回忆：“当时，康生对王明非常尊敬，遇事都征求王明的意见，出去发言时就事前把发言稿给王明看，或临走前向王明说明要讲的要点，看王明是不是同意。”[106]
黄药眠还回忆说，康生有一次按王明的意旨去否定了一个从中国回来的国际职工代表的报告。他说：“大约在王明来莫斯科半年多之后[107]，有一位由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去搞职工运动的同志回莫斯科作报告，说中国当时的职工运动是处于消沉时期，即处于低潮阶段。王明大概事前同他接过头，谈过话，知道他在职工国际要报告的内容，于是派康生去职工国际出席这个报告会。等那位同志（美国人）讲完之后，康生就按照王明的指示站起来驳斥。康生说，他不同意这个报告人的估计，中国的职工运动不是处于低潮和消沉的时期，仅仅是暂时的沉默（Temporary lull）。就是说，中国职工运动的形势很好，还是在蓬勃发展，不过临时有点暂时的沉默。这是两种不同的估计。康生出来驳斥这位代表的估计，目的是维护王明为首的党中央的‘左’倾错误路线。”[108]
8月3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定：责成库西宁、皮亚特尼茨基和米夫同志，吸收王明和康生参加，讨论中共中央的领导机构和人员组成问题。如果在委员会中没有任何不同意见，那么它的决定将被看做是政治委员会的决定。并责成阿布拉莫夫、米夫和王明制定一些改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共中央联络机制的措施，并提交政治委员会下次会议批准。[109]
8月11日 中共上海中央局李竹声致电共产国际皮亚特尼茨基和王明说：“我们的财政状况很危急。7月我们只收到61900法郎和2000元。我们不得不停止联系和把机关人员压缩到最危险的极限。光是党每月就需要不少于4.3万，青年[110]需要1417，此外，还有工会。绝对需要给予明确的答复。”[111]
8月20日 在《共产国际》俄文版第24期、中文版第4卷第9期，《中国问题》俄文版第12期上以王明的名字发表《中国苏维埃区域底经济政策》。文章批评有的党员“在实际上犯右倾错误，完全抹煞反资产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反富农的斗争”。文章也提出了一些修改对富农、土地、工商业、劳动政策等方面的“左”倾错误的意见，批评说：有“好多地方，特别是湘鄂西苏区，那里的苏维埃将一切富农的机器，农具商店一概没收了，至于完全禁止土地买卖和租佃，禁止雇工等那更不消说了”。还批评了“再三不断地重新分配土地”，说“这种办法一定要减低农民对于改良土地及提高生产率的热心”。关于资本主义问题，文章说：“必须明白，我们暂时还不能在中国苏区内消灭资本主义，而只是准备将来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前提和条件”。目前“还不从苏区经济中铲除资本主义，而是利用它在苏维埃政权机关所能做到的范围内以谋振兴苏区的经济生活”。在劳动政策方面，文章批评了有的同志提出的一些在当时条件下实际上做不到的主张。在工业政策方面，文章建议：苏维埃政府可以利用“家庭工业和农业结合，手工业与农业结合”的方法，改良经济状况。“苏维埃政权应当组织合作社和劳动组合”，同时也“应该去鼓励私人手工业及私人手工作坊工业”。在商业政策方面，文章提出：“在现今的革命阶段上绝对不应当消灭商人阶层和取消私人贸易”，“要执行贸易自由的原则，同时要反对投机买卖及尽力保证红军经常供给”。文章对一些“左”倾错误进行了批评，这是王明的一个新的进步。[112]此文还刊载于《中国问题》俄文版第12期，国内的《斗争》杂志曾转载，[113]上海中国书店曾出版单行本。[114]
王明在1969年冬谈的《和古西宁的争论》的回忆中说：对于这篇文章，“他们都不同意，虽然这一文内写得很委婉。实际上，当时苏区政策很‘左’，都是古西宁、米夫和瞿秋白等一齐起草的，因而他们都不同意纠正。1930年瞿秋白和周恩来把这些关于宪法、土地法、劳动法草案都带回去了——（参见‘关于富农问题’等王明的回忆）。古西宁因为不同意我关于苏区经济政策的意见，于1933年他宣布以后他再不管中国问题了”。
8月 在《共产国际》俄文版第18期、中文版第8期上以王明的名字发表《中国红军的伟大胜利》。全文共分为“国民党与红军斗争的新策略”，“国民党底大失败”，“红军和苏维埃底胜利”，“击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115]底教训”四个部分。文章认为红军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就在于夺得了领土，值得炫耀的是“敌人始终没有一次能够侵入中央区的中心区域”，而红军反“围剿”中的错误和困难，主要表现在不善于“争夺大城市（依各种新式军事技术而筑有防御工事的）的斗争”。他这个批评，对以后的第五次反“围剿”制定错误的战略战术产生了严重影响。
9月8日 致波特尼茨基信。[116]
9月19日 与康生联名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根据中央苏维埃政府的请求[117]，我们在开展反对美日英干涉苏维埃中国、反对瓜分中国的运动。请不断寄给我们材料。请向苏联政府通报。”[118]
9月25日～10月间 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
据孟庆树整理的《王明同志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一）》说：当时共产国际领导根据王明的提议给中共中央发了两次电报：1.纠正当时中央领导提出的“不放弃苏区寸土”的口号；2.纠正当时中央领导提出的“同敌人拼消耗”的口号。
9月27日前 撰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总司令告世界劳苦民众宣言》。[119]《写作要目》说：这是“为反对国民党六次围剿[120]写的，见莫斯科《十月》报第一期，《苏维埃中国》法令汇编序言引用”。
9月27日 撰写《〈苏维埃中国〉引言》。为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两周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及革命军事委员会两年来所发的最主要的法令和其他文件，汇编成《苏维埃中国》小册子，王明为之写了《引言》，介绍小册子以及苏区情况，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造谣”。其中说：国民党说共产党、苏维埃政权和红军“不要国家”，“不要民族”，“不拥护民族利益”，“事实的答复是：只有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对日宣战，只有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再三提议全体人民和一切军队共同武装抗日，只有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对于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每一暴行，表示壮烈的反抗，只有苏维埃和红军自始至终坚决主张武装收回东三省，热河，察哈尔及一切失地，主张根本消灭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底在华统治”。《引言》还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行为，对工人、农民、城乡贫民、革命士兵、革命青年及其他同胞发出号召：要“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不顾个人一时利害，奋起身来为拥护真正武装抗日的政府（苏维埃政府）和真正武装抗日军队（工农红军）而战斗”。这本小册子由莫斯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于1933年出版。
10月7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说：你们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组成人员的建议，总的来说，我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其中政治局和书记处组成人员中都有王明。[121]
10月8日 与康生联名致信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122]
10月9日 在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会议上发言。[123]
10月13日 在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会议上发言。[124]
10月19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布置代表团当前要做的工作：1.准备文件，其中包括反奸细文件，关于满洲问题的文件等；2.准备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的报告，确定报告人；3.写文章等。
10月27日 与康生给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写信。
信的内容共分四个部分：“现在我们要说的是反日运动和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问题”；“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具体纲领”；“这个文件的目的，主要的有下列几点”；“此外还有几件事顺便告诉诸同志”。
关于反日运动和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问题，信中说：“所谓‘抗日救国’是目前中国民众最中心最主要的问题，谁能在实际上证明他能解决这个政治问题，谁就能取得广大民众的拥护，谁就成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在当前情况下，“我们的党，除了继续努力，揭穿国民党一切武断宣传的欺骗外，首先必须给广大民众一切共同的非常具体的非常简单的，明了的对日作战行动纲领”。目前中国的政治环境，“非常迫切的需要广大的非常灵活的具体运用这一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
《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说：“中国人民唯一自救的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为此，“目前有绝对必要提出几点最具体最根本的办法来，作为我们武装抗日的共同行动纲领”。其要点是：1.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2.全体人民总动员；3.全体人民总武装；4.立刻设法解决抗日经费；5.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6.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
信中还说，“这个文件的目的”，是“给全国民众一个具体的明显的容易懂的对日作战的行动纲领”，“尽最大可能团结一切反日力量，来建立真正广大的民众的反日统一战线”。[125]
这封信的基本思想，可以说比1月17日的宣言又进了一步，统一战线的对象已从愿意实行三条件的武装部队，扩大到愿意抗日的除国民党以外的党派、团体等中间势力及其上层人物。
在寄这封信的同时，王明等人还寄给中央政治局一种《红军须知》小册子。他们希望中央将小册子“很快的送给苏区”。
王明等人起草的这个《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具体纲领》，后来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经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签名，于1934年4月20日发表，题为《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同日，中共上海中央局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中央致各省委、县委、市委的一封秘密指示信——关于开展反日反帝运动和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问题》，将王明、康生1933年10月27日的来信转发全党。
《传记与回忆》说：《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是“由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李杜、胡汉民、章任卓等知名人士和上海工人代表共三千余人，作为委员会发起人签名发表的。后来，全国各地有数十万人在这文件上签名赞同，因而不仅引起了抗日运动普遍的高涨，而且在海外华侨中，也成立了类似的组织”。
10月29日 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上作《中国形势与中共任务》的报告。这次会议还听取了周立[126]关于“列宁学校中国班清党问题”的报告，大家进行了讨论，最后王明说：接受意见后“向清党委员会报告”。
10月 撰写《致巴比塞、罗曼·罗兰及一切出席行将在巴黎开幕之青年反战大会的代表们》，发表于《共产国际》俄文版第8期、中文版第10期。《写作要目》说：此文“号召为保卫革命中国，反对帝国主义而组织群众斗争”。
11月3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指出中国共产党工作中的两个不足：一是“我们党组织和代表团同黄色工会中的工人群众联系不够。例如在上海，有一个很大的黄色邮电工会组织。他们有合法出版物、合法报刊等。如果我们打算同他们取得联系，召开会议或举行大会，这可能是可以做得到的。那里有我们的革命工会反对派党团，并且工人情绪高涨。如果同这些工人取得联系，这会对暂时还参加国民党黄色工会的工人具有更大的意义……以后要纠正这些不足之处，并要更加深入到工人中间去，把他们吸引到这个运动中来，揭露国民党的卖国政策和黄色工会的伪善。还有一个不足，这就是我们尝试同帝国主义驻上海的军事力量建立某种联系不够”。接着，他提出了以下几条建议：第一，在中国方面，应该加强我们在上海的反战委员会，除了吸引地下的和诸如宋庆龄等半地下的人士参加外，还要吸引广大公开的人士、新闻记者、教授、教师、学生等参加，以便使我们的委员会以后在行动中有更多合法的或半合法的机会。第二，建议世界反战委员会[127]向上海派常驻代表，他在那里可以公开活动并同公开的和半公开的人士建立联系。第三，建议在上海创办固定的机关刊物，一方面使用英文，另一方面使用中文。[128]第四，建议在阿姆斯特丹和巴黎反战委员会的协助下，不仅同上海的反战组织而且同中国所有其他城市的反战组织建立更多的联系，以便从中国内部和外部一起采取行动，在这些城市的工人、知识分子和学生当中建立反战委员会，使我们的活动能够在全国展开，首先是在那些我们有很大可能做这方面工作的地区。还建议效仿美国建立中国人民之友协会。[129]
11月11日 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上严厉批评列宁学院、东方大学中国学生支部的负责人。
在“中国苏维埃第二周年纪念”会上，请了各国代表来参加。王明讲话时，中国的同志喊口号不多，送花的时候是先送给各国代表，后送给王明。因此，王明在代表团会议上说：“东大之某某同志工作不够……送旗时未鼓动（原记录如此）”，“送德党花而忘自己的党”，“某某同志之错误甚大”，以后“要消灭自己蔑视民族态度”，“不容许对于党的领袖不尊重”。此次会议还讨论了“清党问题”。
李国华1943年9月20日写的《关于王明同志的一些材料》说：有一次请各国的代表来参加一个纪念会，王明上台讲话的时候，中国的同志喊口号喊的不多，送花的时候是先送各国代表，后送王明同志。结果王明同志大发脾气，第二天专门将列宁学院的吴克坚、黄波、周立及东方大学的克利莫夫等同志（他当时为东大的中国部主任）叫到共产国际去，大骂一顿，说什么你们不尊重你的父母，叫人家来尊重你的父母；你们不尊重自己的党和领袖，要别人尊重你们的党和领袖啊！学了这么久，尊重领袖就是尊重党都不知道，真是岂有此理！
11月20日 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州发动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12月下旬，蒋介石抽调嫡系部队十余万人向十九路军进攻。本来，红军应该与福建事变领导人联合起来一起反蒋。可是，共产国际派往远东局的军事代表夫列得的“两个电报把事情弄坏了”。据《传记与回忆》说：“第一个电报，政治上他对福建事变的估计说：中国没有第三条道路，他认为或者是苏维埃道路，或者是国民党道路。他说：福建政府那边有军阀和社会民主党（指第三党），不能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接电后，王明起草，经皮亚特尼茨基同志同意并签字回电说：“对福建政府的这种估计不正确，他们既接受我们提的三条件，应和他们建立抗日联盟和反蒋的军事行动。但此电去后，未见回电。接着又来了第二个电报说：为的使蒋介石便于进攻十九路军，已将红军主力从赣江东岸（即江西福建一带）调去赣江西岸（江西湖南一带）。”“皮亚特尼茨基、王明和米夫接电后都大吃一惊！立即复电，叫他们把红军从赣江西岸调回赣江东岸。”但夫列得拖了些时才回电说：“红军东征已来不及了！”“而当时中共中央的领导竟同意了夫列得的意见！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等都同意了夫列得的意见。”“结果，很快连城失守，十九路军瓦解了。”在共产国际小委员会开会时，王明说：“原来红军守住连城，连城是福建北部之枢纽地带。蒋介石要打十九路军，必须经此处，否则他们过不去。现在情况非常危险，因为红军一去，连城则守不住了。而连城一失，蒋即可南下。十九路军见我军西调就会瓦解，而其他各地方军阀虽都反蒋，但见十九路军不能成功，对我们失去信心。而我们中央苏区就有遭受蒋介石从东北两方面夹攻的危险！”皮亚特尼茨基曾不止一次地夸奖过王明说：“王明是个有天才的人，他离苏区很远，却知连城对我们的重要。为什么在战争进行地方的中共中央不知道这一点？”曼努伊尔斯基也说：王明“不管军事，又离得这样远，他知道连城的重要，为什么他们离那么近也不懂得呢？”[130]
由孟庆树整理的《王明同志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一）》也说：当时共产国际领导根据王明的提议给中共中央发的电报，关于福建事变的有两次：1.纠正中央对福建事变的错误的政治估计，就是所谓“第三条道路不可能”，“不能和福建政府中的社会民主党建立上层统一战线，因而不能和福建政府建立真正的合作；2.纠正把红军主力从赣江东岸调去赣江西岸，使十九路军单独抵抗蒋介石进攻的军事错误。但后来才知道，这两个错误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的，而共产国际的电报要经过远东局转发，所以他们没有发给中共中央”。
11月28日～12月12日 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于11月30日晚和次日上午作题为《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长篇演讲。这个演讲共分“中国——革命，战争与武装干涉的舞台”，“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底唯一领袖”，“中国苏维埃革命最近的前途和困难与中共和兄弟党底任务”等三章。
王明在演讲中说“革命运动在中国更向前发展”，“然而把主观力量和客观形势的需要及可能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主观比客观相对落后的现象，毫无疑问仍然是存在着的”。“为消灭这个落后现象而斗争，是中共最近的战斗任务”。“无论在这种或那种情形之下，我们中国共产党认定我们底主要任务只有一个：就是为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得到决定意义的胜利而斗争”。“中国革命的根本敌人是一切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这就是我们的根本困难”。“中国苏维埃革命向前胜利底第二个主要困难，就是我们国家底经济上和军事技术上的落后。从这两个主要的困难就产生了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的弱点”。为完成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任务，要“更加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为理论纯一性，组织统一性和团结性，为反对各种各样离开共产国际和党的总路线底机会主义倾向而斗争，特别是为反对目前主要危险底右倾倾向而斗争”。这个演讲从帝国主义进行“瓜分中国”的“强盗战争”这一概念出发，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没有突出抗日。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演讲不是团结主张抗日的一切人，而只“对各种形式的反日游击队伍”建立统一战线。在兵运工作中又提出了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他还强调地说：“首先坚决反对目前阶段上底主要危险——右倾倾向。”[131]
王明这次演讲，是他1933年年初以来思想发生某些变化的一次“左”的反复，后来用王明的名字发表于《共产国际》俄文版第36期，1934年1月31日出版的《共产国际》中文版第5卷第1期，《中国问题》俄文版第3期，后收入1934年出版的王明、康生著《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132]
在这次全会上，王明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133]
11月30日 与康生在《共产国际》中文版第4卷第11期发表《东方劳动者底重大损失》，悼日本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袖片山潜。
11月 以王明的名字在《十月》特刊上发表《反革命的第六次“围剿”的特点与中国共产党的策略》。[134]
同月 在莫斯科红场追悼片山潜同志大会上讲话，[135]并作七绝《悼片山潜同志》。[136]
12月25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讨论干部问题。
12月28日 同即将从莫斯科回国的同志谈话。说在中共中央送来的材料上，“经常的看见‘左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名词，其实这些名词是不能够随便乱用的。把这些名词用得太滥的时候有两种不好：第一，用得太滥了，中国党的同志差不多没有一个没有机会主义的错误，失了‘机会主义’原来的政治上的严重（肃）性，第二，用得太滥了，大家都骇怕，因此压杀了同志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本年 在《真理报》第341号发表《广州公社六周年》，还作七律《念念不忘（悼陈原道、何子述两同志）》，五律《妇女英雄（悼黄励同志）》各一首，发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反帝与土地革命中的唯一领袖》，在红场追悼片山潜同志大会上的讲话。[137]
下半年至1934年春 曾想回国。
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说：“陈绍禹曾试图在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至一九三四年春回中国。一九三三年下半年，中共中央上海局，我当时是成员之一，接到国际指示，要为陈绍禹去江西瑞金作好安排。指示说，陈将经由欧洲到香港，要我们把他从香港转送到瑞金。上海局接到国际指示后，两次派人去香港进行安排，但均告失败。第一次，派去安排的人很快被捕。第二次，地下电台台长、接收国际关于陈绍禹问题指示电的李晋永被捕，李原是中山大学学生，在莫斯科受过专门无线电训练。自然，上述两个情况都影响了安全。再进一步试图把陈绍禹送去瑞金，实在风险太大，这样，陈就又在莫斯科呆了四年，直到一九三七年才回国到延安。”[138]
同期 散布对瞿秋白、周恩来、李维汉等同志不满的言论。
李国华1943年9月20日写的《关于王明同志的一些材料》说：对瞿秋白、周恩来、罗迈等同志，王明一贯地向我们介绍，他们都是老机会主义，陈独秀机会主义有他们，盲动主义有他们，冒险主义的历史路线有他们，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有他们，现在于苏区又搞机会主义，因此王明同志认为这些人的前途有两个：托洛茨基主义或布哈林的前途（此话是1933～34年讲的）。
李国华还说：对吴亮平、郭化若、萧劲光等同志，王明同志向我们数次地说过，他们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同托派有联系，他们现在的工作是不适合的，国际已经去电给中共中央，叫撤销他们的工作，特别是吴亮平，在解放报写了一篇批评托派的文章以后，王明同志在会议上公开地说吴那篇东西是在吾党和机关报上公开的宣传托洛茨基主义在中国的理论与政纲的文章，他说中央的警惕性太差了，托派的言论侵入到中央的机关报上都不知道，因而国际与代表团也去了急电，要中央撤销吴的工作。
李国华还说：王明认为毛主席在创造苏维埃与红军中是有功劳的，毛主席是我们在国际上与国内建立统一战线的政治旗帜，是我党的领袖，但是很可惜的，是毛主席只有一点实际的工作经验，多年在农村中活动，而没有能够得到理论的学习，使经验不能得到总结，提到理论的原则，同时缺乏国际的知识，在一切东西中能大众化，但是在国际问题的分析上常常发生不充分甚至错误，因此我（指王明）的任务是回国去帮助他，当主席的秘书或助手。
1934年 30岁
1月6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讨论工作计划，决定给满洲的信先“与列校[139]满洲同志讨论修改”，然后再讨论。
1月10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讨论“列校课程问题计划”。
1月中旬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王明虽然没有参加，仍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传记与回忆》说：“在六届五中全会前，博古曾给国际电：提议在新选书记处成员中，不选王明、张国焘（此二人原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三人。理由是：王、张不在中央苏区，毛做政府工作。同时提出：选陈云、张闻天做书记。国际复电不同意这些意见。博古又来电说：‘可以不选陈云、张闻天为正式书记，但请批准他们作候补书记，不然书记处无人工作。’至于整个书记处、总书记和政治局名单问题，博古事前未和国际领导商量。但他在五中全会上提出一个书记处名单，即正式书记为：博古、王明、周恩来、毛泽东、张国焘。候补书记为陈云、张闻天，他说他的这个名单是和共产国际商量决定的。然后，由罗迈同志提议选举博古做总书记。”[140]但这种说法似不可信。其一，博古是坚决拥护和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对新的书记处、总书记和政治局名单，不可能不和共产国际商量，不向共产国际请示。其二，六届五中全会选举的书记处成员中并没有毛泽东，他只是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不是书记处书记，书记处书记是秦邦宪（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陈绍禹（王明）、张国焘、项英。其三，既说博古曾给国际电，提议在新选书记处成员中，不选王明、张国焘（此二人原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三人，又说整个书记处、总书记和政治局名单问题，博古事前未和国际领导商量，也前后矛盾。
1月 在联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中国革命不可战胜》的演说。
《写作要目》说：“因时间很匆忙，讲话不长，不是自己写的，是俄国同志记写的，没有中文。”俄罗斯科学院汉学图书馆编目说这个演说是库西宁等记录的，发表于《环球》俄文版第3期。[141]
同月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随后在2月3日举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王明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王明得知后特地通知中共中央说：共产国际很不满意，并批评博古：“关于选举名单，我们还没收到。此地同志都感觉到关于苏维埃政府的选举和改组这类重大问题，事先没有通知，作意见交换，事后许久不能得到确切消息，不能不是工作当中一个大的缺陷。”[142]
同月 在列宁学院的清党中重点清查和打击陈郁，不久把他送到工厂劳动，并且不给转党的关系。
陈郁回忆说：1934年1月我参加了清党，当我对自己的历史作了报告后，“康生和王明等人讲话。康生批评我认识错误还不够。王明的追随者说我反对代表团领导和帮助周达文派。王明演说，批评我对自己反革命错误认识不够，瞒骗党，在莫斯科学习犯了许多原则理论上的错误，并与周达文等人反对领导，在实际和理论原则上非常严重，严重到要开除党籍”。“清党委员会决定给我最后严重警告。中国代表团要开除我的党籍，清委不同意。王明和我谈话时说，不开除你的党籍，为的是不给在国内的右派同志政治资本，说‘我们的同志如何英勇斗争直到被开除党籍’。”“清党结束后，中国代表团决定我到工厂去生产劳动。”“我去工厂，代表团没有给我组织手续，叫我先去，以后给我转。开始时我写了八次信，工厂党委会写了两次，向中国代表团要组织关系。他们答应办，叫我等待。一九三九年夏天，逼得我亲自到莫斯科向代表团提出这个问题。结果表面答应，实际上没有解决，康生是清楚的。从此以后，我做长期打算，决心做个先进公民，更系统学习技术。我想有王明、米夫这些人，回国是极困难的。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写过多次信请求回国参加抗战。一九三九年又写过四次信，请求国际给我组织关系和回国工作。前后我写过请求书十二次。”[143]
周焱等著的《陈郁传》也说：1934年1月，王明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宣布列宁学院的清党重点对象是陈郁。王明和他的副手康生亲自到列宁学院动员清党。他们把陈郁叫到办公室谈话。王明高坐在办公桌后面，康生靠在沙发上，对陈郁说：“我们是来通知你交代问题的。”他们也不叫陈郁坐下，就让陈郁站着听他们“训话”。王明说：“你的问题很清楚，一贯地反党，反国际，勾结右派，组成反党小宗派。本来要把你送集中营审查的，但为了教育群众，同时也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看你是否有转变的可能。你不要存侥幸心理，你的材料足足装了两皮包，根据那些材料怎样处罚你都行！就看你是否改悔了。”陈郁被迫作了三十分钟的交代，康生听了第一个跳出来说：“陈郁对错误的认识不够、不彻底。陈郁隐瞒了他在反党活动中最主要的事实，例如在莫斯科如何勾结右派周达文，公开反对中共代表团领导等重大问题。”王明说：“陈郁对‘四中全会’前后的反党问题轻描淡写，对来莫斯科后的严重问题只字不提，说明他仍然坚持错误立场，也说明这两个问题是他的要害！党号召每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必须勇敢地站出来，同陈郁作坚决的斗争！”大会以后，陈郁又不断被批斗。在对陈郁反复斗争以后，王明等人提出要开除陈郁的党籍，送西伯利亚劳动。学院党委提出给陈郁“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到工厂参加劳动”。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批准了学院党委的意见，否定了王明等人的意见。在把陈郁送到工厂劳动之前，王明在中共代表团驻地对陈郁“训话”。他说：“根据你的错误，完全够资格进集中营，考虑到你的血统工人的家庭出身，从轻处分，即使从轻也应该开除你的党籍。但为什么又不开除呢？为的是不让你在国内的右派同志捞取政治资本，免得他们宣扬。我们的同志如何英勇斗争，直到被开除党籍！”康生欺骗陈郁说：“你先到工厂报到，我们随后给你转去组织关系。”陈郁想不到他们会用这种伎俩来中断他的党籍，他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报到后很久，王明、康生仍未把他的党组织关系转去。他多次去信催促，总是石沉大海。王明一伙就是这样蛮不讲理地取消了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党籍。[144]
师哲也回忆说：1934年，苏共进行清党，开展反托派斗争。王明、康生趁机把陈郁同志送到了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工厂。临走时，王明找他谈话说：“这次不开除你的党籍，为的不给你在国内同志面前捞政治资本时说：‘我们的同志多么英勇斗争直到被开除出党。’”他要求带走组织关系，却遭到他们的无理拒绝。[145]
2月4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讨论报纸工作问题。会议指出：报纸“纪事须多”，“通讯要叙述活的事情”。
2月5日 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讨论曼努伊尔斯基《关于联共（布）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的报告时发言，介绍了一些最近时期中国状况的基本材料。他极力夸大中国革命的胜利，说：“关于第六次‘围剿’的结果，我们至今尚未掌握充分的材料，但据部分材料得知，红军在福建、四川和赣北等战线击溃了国民党18个师。缴获步枪2万多支，机枪180挺，驳壳枪500支。钢盔2000顶，子弹40万发，手榴弹5000枚，无线电收发报机3部，满载军用装备、粮秣和钱财的大轮12艘。（鼓掌）为了卸载这些大轮中8艘船上的物资，动员了1万多名工人。红军在福建战线也俘虏了第19路军的1名旅长和3名团长。”“正是由于红军取得上述各种胜利的结果，近几年来苏维埃中国的形势大大改善。截至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时，苏维埃中国的总面积（包括固定的苏区和红色游击区）已达1348180平方公里。仅固定的苏区面积就有681255平方公里，比法国的面积大19.1%，比德国大31.3%，比日本大54.15%，比英国大64.5%。现在，红军的正规部队已有35万多人，非正规武装支队有60多万人，这还不包括有数百万人参加的各种半军事性群众组织。但是，形势之好不仅表现在数量上的增长，军队的质量也有了非常大的改善。红军的主力部队中，共产党员占50%～60%，无产阶级成分占25%～30%。”关于胜利的原因，他说：“首先是，我们的党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始终一贯地执行着列宁的共产国际的政治总路线，而领导共产国际的，正是我们历史时代的伟大领袖，他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事业的最佳继承人，他的每句话都在鼓舞着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人、工人和劳动群众为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激烈的、坚决的斗争，并使他们牢固地树立起对自己事业的必胜信心，——这就是我们所敬爱的斯大林。（鼓掌）”[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