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定：责成米夫、王明和库西宁在皮亚特尼茨基建议基础上起草给中共的复电，认为同广州人在一定条件下签订临时协议是可行的，也是所期望的。并认为《中国论坛》杂志有必要继续存在，必要时要为此拨出资金。责成王明和米夫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起草关于编辑部人员组成的建议。[147]
2月10日 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上报告《两个月来的工作计划》。会议决定集体写一本“民族革命战争”小册子，王明分工写“理论”、“实际”、“中国发展之重要阶段”等部分。
2月21日 上海油印的《斗争》第64期发表在王明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反帝与土地革命中的唯一的领袖》。
文章列举了“最近数年来，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苏维埃与红军获得了最伟大的成绩”，“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布尔塞维克化”的表现，强调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领导之下开展了不调和的两条战线斗争”。指出：中共中央“时时进行了和进行着严格的斗争反对目前主要的危险右倾”，反对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表现的“消极的和张皇失措的情绪和观点”，同时也反对“个别领导同志的左的情绪”。文章还指出，在劳动政策上、土地问题上、非苏区工作上、反帝民族革命运动中还存在着缺点，“克服工作中的基本弱点与缺点，就是中国共产党现在的基本任务，而且又是苏维埃与红军迅速而胜利的冲破国民党五次‘围剿’”之基本保障。
该文还发表于1934年4月28日出版的《火线》第15期，同年6月30日苏区中央局铅印的《斗争》第66期，12月31日出版的《起来》，并收入1936年出版的《共产国际论中国共产党》。
2月27日 写七绝《光辉的凯旋》，以庆祝季米特洛夫到达莫斯科，诗曰：
法西诡计尽烟消，共产光芒万丈高。
展翅腾空归祖国，众欢声响彻云霄。[148]
2月 撰写《第二次苏维埃大会的改选运动和苏维埃的民主》一文。
文章说：“对于地主、资本家、富农以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必须特别鲜明地实行专政，对于广大的工农群众，则必须发展最大限度的民主。”但是，“我们在系统的发展苏维埃的民主方面的工作做得非常不够”，“经常发生那种绝对不能允许的现象——对民众强迫命令”。我们“对民众的主要工作方法必须采用劝导、说服、教育”。“要教育、改造、训练小资产阶级的民众，首先应该让广大农民群众管理自己的国家。”“但是，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言论、行动违反苏维埃政权的利益和苏维埃的法律时，苏维埃应该随时使用武力、权力机关把他们逮捕、监禁甚至枪毙”。“对于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地主、资本家、富农等，苏维埃政权要比处理劳苦民众中的罪犯严厉十倍”。[149]
3月21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定：责成米夫（负责人）、王明和阿基莫夫根据交换的意见为政治委员会下次会议起草给中共中央的全面政治战略计划，还责成这些同志起草给中共中央的关于开展敌后游击运动和关于瓦解敌人工作的简短指示。[150]
3月27日 中共上海中央局李竹声致电共产国际皮亚特尼茨基，并抄送王明，说毛泽东已长时间患病，请求派他去莫斯科。他已停止工作。您是否认为可以派他去作为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您的代表A.埃韦特和中共上海局认为，他的旅行安全难以保证。此外，应该考虑政治后果。[151]
4月3日 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参加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会议责成米夫（负责人）、王明、康生等在5天内根据交换的意见起草军事政治指示草稿，并将其提交政治委员会批准；责成米夫和王明起草关于《中国论坛》杂志的拨款和性质的建议，并将其提交政治委员会批准。会议还认为毛泽东不宜来莫斯科，必须尽一切努力在中国苏区将他治好。只有在中国苏区绝对不难医治时，他才可以来苏联。[152]
4月9日 与米夫、康生联名写出《关于帮助中共在满洲工作的建议》。
同日 与米夫、康生联名写出《关于〈中国论坛〉性质的建议》。其中说：“《中国论坛》报（如果不能继续用以前的名称出版，或者用别的名称出版）应该是与中共中央局有联系并由该局领导的，但它不应具有公开的共产主义性质，而按其方针应该是反帝反法西斯的刊物，它奉公守法，同情中国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反帝运动，包括（在国民党地区的）游击运动和苏维埃运动。”“它每月出版应不少于两次，一有机会可更多次出版，至少每周一次。它应同时用两种文字出版，英文版面应面向中国大学生、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中文版面应使用更通俗易懂的语言，使中国工人能看得懂。”“在《中国论坛》报周围要组织读者小组和广泛的工人通讯员、农民通讯员和学生通讯员网，并对他们加以利用，作为我们做群众工作的方式。”[153]
4月11日 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听取关于《中国论坛》报的性质问题的报告，会议决定采纳米夫、王明和康生起草的建议。[154]
4月20日 与康生一起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在“目前党内的几个严重问题”这部分中，指出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问题上有“不可忽视的严重的弱点”，其中主要的是：
A.对于缺点和错误的过分和夸大的批评，时常将个别的错误和弱点都解释成为路线的错误……没有一个白区主要的省委或直接在中央领导之下的群众团体的党团，不被指出过（甚至不止一次的）犯了严重的或不可容许的机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两面派的错误……如江苏省委几次的被中央指出过犯了机会主义、官僚主义、两面派等路线上的错误，如满洲、四川、陕西等省委都曾被中央指出过犯了一次或二次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如C.Y.中央全总党团同样的被指出过犯了路线上的错误，当然在指出的一些党部的错误中，有许多带有非常严重性的，但是绝不能说他们都是路线上的错误，或者都是有了自己机会主义的路线……决没有领导机关的路线正确，而一切被领导的机关的路线都不正确的道理，此种过分和夸大的批评，既不合乎实际，结果自不免发生不好的影响，一方面不能真正推动工作，另一方面使地方党部的工作人员发生害怕困难，对困难投降的情绪，而且甚至于使一部分幼稚的同志发生跳不出机会主义的泥坑的烦闷心理，以致有的发生对党和革命抱悲观失望的态度。B.对于党内斗争的方法有时不策略，比如在中央苏区反对罗明路线时，有个别同志在文章上，客观上将各种的错误，都说成罗明路线的错误，甚至于把那种在政治上和个人关系上与罗明路线都不必要联在一起的错误，都解释成罗明路线者。这样在客观上不是使罗明孤立，而恰恰增加了斗争中可以避免的纠纷和困难。C.将两条战线的斗争变成无内容的空谈……这就减轻了两条战线斗争党内教育的意义，而且模糊了真正原则路线的斗争。
在这里，王明批评了党内路线斗争的扩大化和斗争方法的不策略。但是，他不肯承认当时所开展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罗明路线”等等的斗争，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更不肯承认这些斗争，以至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所谓“江西的罗明路线”的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在他本人一再强调“反右倾”的号召下开展起来的，自己对此负有极大的责任。这说明，王明对当时的“左”倾错误还是缺乏认识的。
4月23日 致电共产国际代表埃韦特和中共上海中央局李竹声，说：“注意到日本人的声明[155]，有必要发表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签署的声明，反对日本厚颜无耻的勒索，同时强调指出，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背叛行径导致日本提出了这种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耻辱的要求。声明中应该强调指出，国民党从华北撤军并把军队调到华中，这就便于日本人占领华北和进而占领整个中国。在这个声明中，要再次呼吁国民党军队共同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还要重提六项条件[156]，表明可以开展神圣的对日国民革命战争。请保证中国红军同奴役中国人民的行为作斗争。同时要加强反帝组织活动并准备在5月9日[157]国耻周年日开展广泛的宣传运动，把以前的21条同日本今天的声明联系起来。有可能的话，要组织短时间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为表示抗议在厂门口和学校里组织示威活动。”[158]
4月25日 与康生联名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对4月20日信作了补充。信中说：“我们的斗争是为了组织，组织是为了斗争，二者是不可分离的。”但有人“借口注意组织，不愿去发动群众斗争，有的在领导群众斗争时完全不注意保护和巩固我们的组织，因此时常看到一个斗争下来组织完全塌台”。这是因为“在斗争中将我们的干部完全暴露出来”，或者是“不顾一切‘轻易的’、‘不断的’浪费我们的组织力量”。信中还说：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稍为先进些的群众组织都不能存在，但群众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旧的组织形式，我们要“善于利用这些组织的外壳，将他们充实我们的新的内容”。这封信还谈到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和进攻苏联的关系。说：“日本占领满洲和北中国的行动，是积极准备武装进攻苏联的步趋［骤］，但是在我们的宣传鼓动上，必须首先指出日本进攻中国吞并中国的事实，号召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中国的行动，然后再指出日本积极进攻苏联的阴谋。”
5月7日 撰写关于刊物问题的信。[159]
5月16日 在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上发言。[160]
5月20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讨论邮寄书报问题，决定成立寄书委员会，王明在会上发了言。
5月27日 撰写关于共产国际第六～七次代表大会期间中共情况的报告。[161]
5月28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决定组织共产国际七大筹备委员会。王明参加了筹备工作。他在筹备委员会中同贝拉·库恩、罗佐夫斯基、诺尔林一道，一度坚持“左”倾政策，认为“社会民主党仍是资产阶级的主要靠山”，“右倾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仅同意一定的策略变化，对共产国际的战略转变，抱有抵触情绪。经过共产国际七大筹备委员会的帮助，他们才转变了立场。
同日 在苏联斯维德洛夫全苏农业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扩大会议上作《中国苏维埃是特殊形式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报告。后发表于《共产国际》俄文版第31期、《马列主义函授教程》第11期。
《写作要目》说：这个报告原载该校校刊，《共产国际》俄文版转载。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他在此文中“详细地阐明了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可能的论点，并强调指出，这个转变将发生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162]
5月～6月 博古等派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部长高自立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报告了国内情况。高自立在报告中转达了博古的口信：毛泽东“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的”；“毛、周想到苏联养病”。王明插话说，毛泽东“能抓得大事”；“这大的人物来，谁保险？”后来共产国际来电，说在现在这样的情形下，苏区离不开毛泽东，所以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去苏联养病。[163]
6月1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讨论列宁学院的教务计划。
6月7日 致皮亚尼茨基信。[164]
6月22日 出席代表团会议，讨论准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问题，决定在党内外收集材料。
6～7月间 共产国际复电中共中央，同意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
在孟庆树整理的《王明同志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一）》说，这个电报是王明参加起草的。其中说：为的避免红军遭受蒋介石军队从东北两线来的包围，为的保存红军有生力量，1934年夏，根据苏军参谋部第四侦查局局长的提议，曾由王明和康生等一起共同起草了一个中央苏区红军应准备突围，放弃中央苏区，转移到四川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的电报。
7月2日 致皮亚尼茨基便函。[165]
7月4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听取王明关于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和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结果的报告，决定到8月底要准备好各种文件，这些文件应同中共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进行讨论，然后作为材料发给中共中央，其中“一般政治的”文件由王明负责。[166]
7月6日 致书记处信。[167]
7月10日 与康生一起致电中共上海中央局盛忠亮，说“在上海恢复我们的领导机关后，我们建议”：“1.江苏省委和省青年组织暂时从上海迁到该省另一个合适的城市。2.在上海成立由3到5名成员组成的市委，不下设任何机构，它应通过省委而不是直接与〈中共〉上海中央局取得联系。3.上海的主要工作重心放在地委身上，地委应表现出更大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并尽可能分散，相互不直接进行联系，而只通过市委。4.认真审查和挑选干部，特别是为〈中共〉上海中央局和技术单位挑选干部。这是我们从暴露事件中得出的初步结论，旨在从组织上进行改组，使我们能够把〈中共〉上海中央局机关同省委和地委分开，把工作分散，避免由于某一环节暴露而发生更大的暴露。请把我们这些建议寄给〈中共〉中央审批。我们希望〈中共〉中央批准这些建议，为了在得到答复前不丧失时机，我们认为，你们现在就应该着手进行所建议的改组工作，因为正是在这个时刻贯彻执行这些措施有重要意义，哪怕是暂时这样做也好。”[168]
7月23日 致切尔诺莫思科信。[169]
8月3日 与康生一起给中共中央写信，对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提出意见。信中说：
第一个问题是六次“围剿”问题，政治决议讲将冲破六次“围剿”，作为目前党的中心任务，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六次“围剿”的政治意义是这样的估计：“粉碎六次围剿的斗争，那是阻止中国走殖民地道路的斗争，那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像这样的措词，很容易引起不正确的结论。即是使一些人感觉到六次“围剿”的斗争，就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斗争……事实上中国革命是一种长期性的坚［艰］苦斗争，六次“围剿”，虽然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残酷斗争的严重的步骤，然而它不仅不是最后决定中国命运的斗争，并且也不是决定胜负的斗争。
第二个问题是扩大百万红军的口号问题，这口号在热河战争时提出。换言之在蒋介石公开禁止抗日时提出，在政治上完全是正确的。这样使中国的民众可以认识只有苏维埃是真正准备力量，武装抗日，但是这一口号作为目前实际行动的口号，便不可避免的发生许多难于解决的困难（像武装、干部、供给等），同时还可以发生把地方武装都集中到红军来的现象，因之不能不减弱在敌人后方两翼的广大的游击战争……所以我们提议中央向苏区各级党明白解释这一口号的意义。
第三个问题是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与占领中心城市的问题。在五中全会决议上说，冲破六次“围剿”来实现这个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对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了解，在很久是当作占领中心城市的问题。实际上六次大会指出的中国革命有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可能，这个任务，一般的说是已经实现了，苏维埃革命在江西、湖南、福建、四川等地已经胜利的发展着……虽然我们还没有占领这些省的一个中心城市，但决不能因此否认苏维埃革命在这些区域的首先胜利。如果现在还把争取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口号，作为目前的中心任务，不可避免的一方面否认了这些省份内苏维埃革命的胜利，另一方面是把这个任务了解成占领一省与数省的中心城市。根据中国革命实际斗争的经验，证明占领中心城市□必须在下列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或者红军有了攻取敌人中心城市的新的军事技术，或者红军的进攻配合着郊区的暴动，□么在敌人内部的广大的兵士暴动……再者在敌人营垒中发生最大事变……但是像以上的那个条件目前还是没有的……当目前没有这些条件的时候，如果将占领一省数省的中心城市作为中心任务，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形，（1）使党员和群众觉到党提出的行动口号在几年斗争中不能实现；（2）使红军与苏维埃的发展方向，就不能适应目前环境和将来的前途的需要；（3）不能有计划的适当的分配和蓄积我们的力量。
关于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信中说“只收到开幕典礼，和毛同志报告结论，除与五中〈全会文件〉有同样措词的缺点，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历史文件，我们与国际同志认为是苏维埃的成绩与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同时反映毛同志丰富经验，单行本特将出版”。
另外，在这封长信中，王明等人还针对博古等人的打倒一切和关门主义主张，对统一战线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信中说：“建立反日反蒋的广大联合战线问题——我们党在原则上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和一切地主资产阶级的派别，但是根据目前国际和中国形势，根据敌我力量对比，根据广大群众的迫切需要，根据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策略原则，我们必须首先提出反日反蒋的口号。在这口号之下，团结一切有可能参加这个运动的力量，来反对目前革命最主要最凶恶的敌人，在这个口号之下，不仅团结工农小资产阶级，而且尽可能的利用和联合一切统治阶级内部反日反蒋的派别，如果这方面过去我多半是处在等待被动的地位（指利用和联合一切统治阶级内部反日反蒋派别方面），那末现在应当走到积极的和主动的地位，同一切力量组织一个反日反蒋的最大运动，能够使中国革命走到新的有利阶段。同时也就是真正的帮助红军冲破六次‘围剿’的有效方法。”
王明等人的这封信，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指出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路线是“左”的、错误的，也没有提出切实的、具体的改正“左”的错误的政策和措施，更没有先作自我批评，说明六届五中全会“左”的错误是在他们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发生的。但是，这封信毕竟触及了某些重要问题，毕竟是给“左”倾错误泼了冷水，降了温，因而是应该肯定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肯定了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结论，信中说：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和结论，除了个别地方有和五中全会同样的措词缺点外，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历史文件！我们与国际的同志都一致认为，这个报告明显地反映出中国苏维埃的成绩和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同时认为，这个报告的内容也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同志在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丰富经验。这个报告的中文单行本，不日即将出版（其中欠妥的词句已稍加编辑上的纠正），其他俄、德、英、法、日、高丽、蒙古、西班牙、波兰、印度等十几个国家的译本也正在译印。[170]
8月1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听取阿图尔[171]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责成米夫、皮亚特尼茨基、王明、康生、弗雷德和阿图尔讨论所提出的建议，然后再次提交政治委员会批准。[172]
上述人员起草的《关于中国的决议》，经过包括王明等人的飞行表决[173]，并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通过。其中第11项说：“委托王明和米夫停止对本决议的执行情况进行总的监督。”[174]
9月7日 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上提出：“1.中国是帝国主义战争之舞台；2.满洲问题是将来战争之缩影；3.神圣的民族战争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4.民族革命任务与国际革命任务是统一的。”
9月9日 致国际济难会执委会斯塔索娃信。[175]
9月13日 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讨论满洲问题会议上作结论发言。
9月16日 与康生联名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谈了准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问题、满洲问题、西北问题、士兵工作与游击运动、反蒋问题、干部问题、文件与材料问题等七个问题。
关于满洲问题，信中说准备给满洲党发几个文件，如游击战争与政权问题、职工运动问题等，希望中央在没有得到这些新的文件以前，“不要写给满洲省委关于游击运动等策略问题的文件”，以免双方意见不一致，给满洲同志造成困难。
在反蒋问题上，信中再次提出“不要像过去只等人家来找我们，而要我们去成为反蒋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者。这不是说在名义上到处去抬出我们党的招牌，而是说我们在实际上进行一切工作，在这运动中我们要利用一切可能反蒋的力量，即使军阀国民党内部一切反蒋的力量，我们都必须尽量利用。因此我们希望不要将北方已经有的以吉鸿昌为首的反法西斯蒂大同盟运动[176]放松，这个运动在目前反蒋的运动中有很大的意义，因此我们提议中央要派有力的同志去加强和扩大这个运动，特别要注意已经与吉鸿昌等有联系的军队，土匪，义勇军等当中的工作”。
信中还说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文的已经出版[177]，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的美观的书，与这报告同时出版的是搜集了毛泽东同志三篇文章（我们这里只有他三篇文章）出了一个小小的文集，题名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178]，装潢与报告是一样的。这些书籍，对于宣传中国苏维埃运动，有极大的作用，因此希望中央务必将五中全会的决议及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一切文件，报告，决议，记事，报纸，照片，小册子，书籍，杂志统统迅速送给我们，这里一切的同志，如得到这些文件，如获至宝，而摆在你们机关里，却危险之极，希望你们无论如何给我们”。[179]
9月28日 与康生联名致电中共中央：“现回复你们（1934年）9月17日N号电。我们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准备以主力对广州部队实施打击。须知，从你们的前几次报告来看，现在正在与广州人进行谈判，此外，即便我们现在不能利用，那么我们也应该为自己保留今后利用南京人和广州人之间矛盾的可能性，而现在向广州人进攻就会使我们失去这种可能性，并会使暂时还没有对我们实施积极作战的补充力量仇视我们，因此，请说明你们决定的理由。”[180]
9月 中共中央致电上海中央局盛忠亮，并抄送王明。[181]
10月1日 就中国共产党为迎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做准备一事写出给中共中央的信的草稿，其中说：“利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召开前的所有时间动员全党进行积极认真的政治准备，总结共产国际和中共自共产国际六大至七大期间斗争的共同的和主要的教训，检查共产国际六大和党的六大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全会的主要决议的执行情况，发扬成绩，揭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薄弱环节，分析当前国际和国内的形势，拟定革命斗争的近期目标并确定这个时期的策略方针，如果你们能通过讨论的方式在全党面前突出地提出下述方面的迫切问题，我们觉得那将是有益的，也是合适的。”下面，便分别谈了关于红军和苏维埃的斗争，关于争取和瓦解敌人武装力量方面的工作，关于反帝斗争和统一战线，关于工会运动，关于农民运动，关于满洲问题，关于几个党内问题等七个方面的工作。在关于反帝斗争和统一战线问题中，信中说：“应该坚决而具体地谴责在这个工作领域中的宗派主义。指出在这一斗争中利用一切可能的反帝的和诚实的‘爱国’力量、组织和人士的必要性。指出为建立广泛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而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一切矛盾和对抗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要使党意识到，我们的口号和争取组织和进行武装人民的神圣民族革命战争的斗争，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可能是现实的和有成效的，如果它们带有真正深刻的民族性和深刻的人民性，也就是说，在‘武装保卫祖国’的总口号下，它们涵盖最广泛的，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和同路的一切可能的阶层和力量。”[182]
10月4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会议继续讨论王明的报告，责成王明在两周内写出致满洲组织的信草稿。并基本上通过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致中共中央的信草稿，责成王明、康生、米夫、萨法罗夫对该信作最后修改。[183]
10月16日 致皮亚尼茨基信。[184]
10月14日 与康生联名致电中共中央：“鉴于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和红军在敌人侧翼实施迂回机动战术，以及红军有可能夺取所必需的弹药和药品，请告诉我们，现在是否还需要在南方建立采购武器的机构？请立即告知你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185]
10月15日 与康生联名致电中共中央：“红军主力是否已经离开中央苏区？现在情况怎样？同广州人的谈判结果如何？请立即告知。”[186]
10月16日 致电中共中央，说：“一切表明，最近在蒋介石和广州人之间可能爆发战争。如果他们之间爆发战争，不管广州人和红军之间是否存在军事协定，红军都应该在反蒋前线的相应地段大力加强作战行动。应该认真地考虑到，在中国目前条件下，蒋介石对其对手的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同时加强我们的主要敌人来对付红军。福建事变的教训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187]
10月 写七律《红军北上抗日》诗一首，诗曰：
三岛烽烟东北来，长城崩毁沪淞灾。
蒋家天下陈家党，内战热衷外战呆，
共党宣言齐抗日，神州到处响惊雷。
红军北上人心向，海可倒兮山可排。[188]
秋 应苏联老布尔塞维克协会邀请，作《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反对第六次“围剿”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得到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称赞。[189]
同期 曾涌泉被王明诬陷有政治问题，流放到加里宁城机械厂做学徒工达3年之久。后经共产国际查证澄清。[190]
11月5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会议“审查从前之工作”，讨论“最近工作”、“代表团成分问题”和“东大教育计划”，并原则通过。决定代表团由王明、康生、福生、李明[191]、万某、周和森、李光组成。
11月14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来信摘要》。[192]
11月15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听取周和森关于江西苏区的土地问题的报告。
11月19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听取周和森关于苏区经济问题的报告。王明提出几个问题要大家研究：与中农联盟问题，地主、富农、中农的界限问题，商业、财政、工业政策问题，夺取广大小资产阶级问题等。讨论后王明作了结论。
11月20日 在苏联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报告《六次战争与红军策略》（又名《中国红军反对蒋介石第六次围剿的斗争》），主要谈关于反对六次“围剿”战争与红军策略问题，分成下列四部分：（一）蒋介石的新计划和红军应采的新策略；（二）反对六次“围剿”战争的四个主要阶段；（三）反对六次“围剿”战争为什么具有这样长期性；（四）中国现状及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最近前途。报告说明了时局的新特点，说根据这些新特点，我党在做国民党军队的工作及利用军阀冲突问题上，就“不能不按照新的观点和新的办法来解决”。这些新办法是：第一，使军阀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有利于红军的武装斗争；第二，首先应该注意设法打碎蒋介石这个主要敌人的军事力量集团。据此，“红军领导不仅不应拒绝任何反蒋派别向他们提出的订立作战协定，以便反对共同敌人底要求，而且自己应当加倍地积极起来进行这一方面的工作；而当蒋介石与反蒋派别之间的战争真正开始了的时候，不管反蒋派别与红军方面是否订立过共同反蒋的作战协定，红军领导都应当在一定战线上实行最积极的军事行动去反对蒋介石的军队”；第三，我们“不应当对反蒋派别的军事行动采取旁观态度”，而应当使之成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民族解放斗争的组成部分。[193]这说明，王明不仅提出了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口号，而且主张在政治上、军事上主动地采取积极行动，促成这个统一战线的形成。以后稍加修改，以《中国红军反对蒋介石等六次围剿的斗争》为题，发表在11月30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俄文版第22期及《共产国际》第32～33期上。
《写作要目》说：这个报告曾发表于《共产国际》第12期、《布尔什维克》俄文版第22期。在《王明同志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一）》的说明中说：《六次战争与红军策略》和《新条件与新策略》两篇论文，“不仅说明我们对六次‘围剿’的策略，而且据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们当时的估计，认为上述两篇论文，尤其是第一篇论文，‘不仅给六次战争和福建事变问题作了正确的总结，不仅把红军苏维埃运动作了历史性的总结，而且把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作了历史性的总结’。因此，苏军总政治部曾经把登有‘六次战争与红军策略’一文的‘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的）全部35万份买去作为苏军政治教材，因而这一期俄文的又重印35万份”。
同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听取王明关于中国反帝斗争中的统一战线委托的报告，责成王明在15天内起草出关于中国反帝运动的文件，并加快拟定告中国人民书草稿。[194]
11月23日 应英文《国际通讯》杂志记者之请，撰写《新条件与新策略》，发表于《国际报刊通讯》英文版第26期。[195]
文章说：红军长征，是“实行自己新策略中很重要的一点”。红军实行新策略“是根据新的斗争条件来决定的”。新的条件是：1.“为的粉碎蒋介石、赛克特在六次围剿中的新军事计划”；2.“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蒙和华北底新的武装进攻，中国民众有加快进行对日作战底必要”；3.“为的战胜中央区红军方面的物质困难”。因此，“中央区红军才拿出很大一部分军力去冲破各方面敌军的包围线，以便在那些更便利于我们军事行动的省份，去创造新的苏维埃区域和游击区域”。
这篇文章后收入王明1935年在苏联出版的小册子《新条件与新策略》，并发表于1935年1月18日的《斗争》第77期，同年1月20日的《铁锤》第3期，2月24日的《火线》第32期，5月2日的《解放》第2卷第5期，12月30日的《社联盟报》第29期。[196]
11月24日 为《新条件和新策略》小册子写《小引》。这个小册子包括《六次战争与红军策略》、《新条件与新策略》两篇文章。《小引》说：“这个小册子中的两篇论文，第一篇是我在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先由天微和周同志笔记下来，然后经过我自己的校对和整理的。第二篇是应国际新闻通讯记者的要求而写的。两篇论文解释的中心是一题，就是中国红军反对六次‘围剿’的策略问题。第二篇论文说红军放弃瑞金问题。”“为使读者对于中国红军最近策略方针有明白了解起见，我同意把这两篇论文合印成这个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第二年在苏联印行。
11月 撰写《十三年来的中国共产党》（又名《中共布尔塞维克化的道路和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发表于《共产国际》中文版第5卷第11期，《中国问题》俄文版第3期。其中说：“中国布尔塞维克底党，在斯大林同志为首的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领导之下，从成立到现在这13年期间，已经使苏维埃革命在中国得到部分胜利，在中国六分之一的领土内，已经建立了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达到布尔塞维克化，首先就是因为它学习了联共（布尔塞维克）底经验，经常不断地为列宁主义总路线而斗争，它用列宁主义底精神争取党内思想上的一致和组织上的统一，它用斗争的方法去克服党内的总分歧。”文章还说：“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发展上有一个优点，就是它一开始就是在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领导之下，它一开始就能应用布尔塞维克党的胜利经验。”
文章分四个时期叙述了中共历史。在五卅事件到广州公社这一时期中，根本不提打响武装反对蒋介石第一枪的南昌起义，也不提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秋收起义。在叙述“1930年到现在”的历史时，他极力夸大自己在反“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调和错误的作用，说：“当1930年四五月份的党中央机关报（《红旗》及《布尔塞维克》）上，李立三同志发表了纲领式的论文时，党的一部分工作人员（何、陈、秦、王等同志）马上就指出李立三同志这个不正确政治立场底莫大危害。”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上海党组织内一大部分先进积极分子，在上述那些同志领导之下，又能够及时地和坚决地揭穿了三中全会底原则上的错误，并要求政治局取消它的一切错误决议（从6月11日起一直到三中全会底决议止），并回到共产国际底布尔塞维主义的立场上来”。
文章还充分肯定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功绩，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会之莫大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正是在于它不仅对于李立三‘左’的冒险主义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及其调和派宣布了死刑，而且对于当时正抬起头来的那个罗章龙右倾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路线，也给了坚决的打击。负李立三路线责任的那些主要分子，被取消了领导地位，革新了政治局底人选，在其中吸收了共产国际路线坚定的拥护者，同时，不许右派罗章龙等参加党的领导机关。四中全会在两条战线上进行了真的布尔塞维克的斗争，这样就开辟了我们党历史发展底新阶段。四中全会所提出的‘对共产国际底列宁主义路线应无条件百分之百的忠实’的口号，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旗帜与胜利底保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会，在使中国共产党继续布尔塞维主义化的事业上，作了最严重的一步’（见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在1931年关于中国共产党底任务的决议案）。”[197]1935年，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将此文出版了单行本。[198]
12月1日 联共（布）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书记谢·米·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人杀害后，联共（布）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开展“坦白和承认错误运动”。在运动中不少人被开除党籍和被捕。趁此机会，王明、康生在代表团成立了肃反办公室，并在驻地召开布置开展运动的会。他们认为：苏联共产党内部有问题，我们内部也不干净，我们要把党内的奸细、叛徒、汉奸、坏人彻底清理出来。结果有不少人无辜受害，也有人被迫害致死。
12月5日 作家胡兰畦受王明委托，写信邀作家胡秋原访苏。[199]
12月29日 中共上海中央局海兰（黄文杰）给王明和康生写信，说自10月党中央驻上海代表盛忠亮和其他五六位同志被捕，上海的三部无线电台暴露后，同你们和党中央的联系已经中断了三个月。为了使你们了解国统区的工作情况，所以写了这封信，信中讲了以下几个问题：1.敌人的进攻准备和计划及我们组织的暴露；2.领导机关的大暴露；3.地方组织的损失；4.组织力量尤其受到削弱；5.干部的缺乏和极其严峻的局势；6.活动的范围缩小；7.技术工作和联系方法的落后以及敌人更为狡猾的工作方法，请求给予具体的指示。同时，还随信寄去上海中央局的一些文件材料以及地方党组织的一些文件和材料。[200]
本年 派杨松（吴绍镒）同志到满洲游击区去领导组织东北抗日联军，共组织成和改编为七个军。[201]
本年 还在《青年共产国际》俄文版第3期发表《东方的第二个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问题》第7～8期发表《远东的斗争》，撰写《十月革命在苏维埃中国》。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再版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王明、康生的《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两书。[202]
1935年 31岁
1月9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作关于德国问题的讲话，其中谈到群众工作方法，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反对蒋介石的蛊惑宣传的，说“如果我们笼统地反对这种蛊惑宣传，反对这场运动，那么群众就不会听我们的，因为这些都是很好的词语，反对这些好的词语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上海的一些党支部，例如，企业中的支部就组建了‘新生活’委员会。这些委员会要求改善劳动条件，他们说，企业太脏了，这不符合新生活的精神，既不清洁，又不卫生，等等。或者，再例如，我们农村的党组织组织农民向国民党乡党部和市党部请愿，要求国民党在新年前向农民发放大米和衣服，因为在新年前每个家庭都应该有秩序，在新年团拜前大家都应该穿上好衣服。这样一来，某些地方的国民党不得不停止自己的‘新生活’运动”。“我认为，我们的德国同志也应该根据这种方针进行工作，以便揭露法西斯分子和社会民主党经常进行的很狡猾的蛊惑宣传和采用的伎俩。否则我们就不能揭露他们。”[203]
1月15～17日 中共中央在贵州省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博古“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区。“左”倾路线在退出江西和长征的军事行动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继续受到损失。党在其他绝大多数革命根据地（闽浙赣区、鄂豫皖区、湘鄂赣区、湘赣区、湘鄂西区、川陕区）和广大白区的工作，也同样由于“左”倾路线的统治而陷于失败。
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这个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很长时期内，却在所谓“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等武断词句下，竭力吹嘘同事实相反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及其所谓“不朽的成绩”，完全歪曲了党的历史。
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204]
1月16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在讨论报纸问题时，说要“改良工作”，注意收集材料，提议“少岩[205]任报馆政治工作”，建议“最近召集报馆会议”。会议决定写“抗日救国”小册子，并决定由王明写“红军、土地问题、满洲问题”的小册子。会议还讨论了“三月内计划”，并作了分工，决定“一般政治问题文件”由米夫、王明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