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 在《中国报》第8、9期合刊发表时评《福建事变一周年》。[206]
年初 约胡秋原夫妇到家中晚餐，在座的还有康生和米夫。餐后，王明从口袋中取出一份准备好的草稿，讲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说，为了全民团结，抗日救国，他们决定办一份周刊，名为《救国时报》，在莫斯科编好打版，寄到巴黎印刷发行。因为久仰胡秋原多年来主张抗日，文章又好，所以特地请来帮忙办这份报纸。胡秋原接受了邀请。第二天，王明即委托胡加可夫带胡秋原到瓦尔加图书馆看资料。[207]
年初 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给教职员和学生作报告，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也来听，并称赞王明是“列宁通”。[208]
2月 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敌人破坏，东北党组织与中共中央断绝了联系。此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直接领导东北党的工作及抗日游击队。
同月 为《中国民族革命战争问题》小册子写序，说“这本小册子，是一九三三年末一个中国工人训练班的教员向我提议并帮助我搜集的。当时编辑这个小册子的目的，是为的给工人训练班的同志们作为上课的参考材料的。小册子的内容，主要的是我几篇论文和演讲的摘录和转载”。全文共分“东北事变底意义与中国共产党底策略”，“中国反帝运动的新高潮”，“东北情形与反日统一战线策略”，“上海抗日防卫战及其教训”，“中国民族革命战争能否胜利问题”，“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是反帝革命底唯一领袖”六个部分。这本小册子当年由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209]
3月7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听取李福生关于中国职工运动的报告。
3月10日 胡秋原给王明和康生写信，转交《中国人民革命委员会[210]给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说“在这封信中谈到了关于该委员会现在的状况及其原则。我希望你们能够正式答复这封信”。中国人民革命委员会的信说他们在福建事变时决定与共产党和红军联合反对蒋介石，在事变失败后以中国人民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活动，现在关于如何粉碎日本对中国的进攻，如何推翻日本的工具——蒋介石的统治，以及如何使蒋日联盟瓦解的问题，就成为世界革命最迫切的问题之一；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唯一的真正的同盟军和今后我们与之联合的政党；我们完全公开地承认，我们像对待同路人那样对待共产党，但是将来的密切合作和统一的斗争战线，要求我们相互尊重和理解；如果上述一切能得到充分理解，我们就想开始进行具体的谈判和采取相应的措施，以便在各地和所有工作领域共同进行斗争。[211]
3月19日 与康生、米夫联合给斯塔索娃写信，内容是：“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打算为旅居欧洲和美洲各国的华侨出版一种中文报纸[212]。出版的开支需要苏联货币99295卢布。中共代表团请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执委会拨出这笔款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出版社主编支配，报纸的整个出版工作由他承担。由于该报将向国外发行，并可以指望，至少每年从该报发行中可以获得四五千金卢布，这些资金可以寄往中国，供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之用。此外，如果您能拨出所需要的苏联货币数额，则也可以从中共的外汇预算中拨出四五千卢布供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之用。等待您的急速回复。”[213]
3月21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定解救鲁埃格两同志，关于他的小孩来苏联的问题留作悬案，责成米夫、阿布拉莫夫和王明解决他在中国的住所问题。[214]
3月22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讨论四川问题。
初春 派李立三、段子俊和一个熟悉无线电通讯的波兰人前往中亚的阿拉木图，李立三专门派了两批人，携带无线电密码本经新疆回国寻找红军，但都未获成功。[215]
春 于莫斯科作七律《归思》一首。其中说：
连年辗转劳心计，常梦依稀长翅飞。
万里烽烟征路远，满城风雨密行归。[216]
4月8日 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上，听取萧三关于“文学国际中中国左翼代表的工作”的报告。
4月19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讨论湘鄂区、鄂豫皖区及其他苏区工作，会议对过去的工作“不满意”。
同日 米夫致斯大林信说：“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王明和康生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完全可以信赖的同志）很想和您谈谈并聆听您就与中国苏维埃运动和红军战争有关的一些问题提出的建议。”“请告，您是否有时间进行这次谈话。”[217]
5月3日 与康生一起给上海临时中央局老秦（刘仲华）写信，说“在这次破坏后所剩下的一切中局的机关及和中局直接有联系的机关，要无条件的解散”，“上海目前不需要任何中央局的组织”。“江苏省委破坏后所剩下的机关，无条件的解散”，“要设法从好的产业支部中找出几个在业的可靠的同志组织上海市委独立工作”。上海临时中央局根据这封信的精神，于8月宣告结束工作。
5月4日 与米夫、康生联名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写信，说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违背我们的指示，开始会见在上海的一些做地下工作的外国人（他们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由于警察很了解她，并且在对她进行密切的监视，所以根据她的行径，一些外国同志和（通过他们）一些中国同志可能会暴露。因此，我们建议以征询意见方式作出以下决定：“（1）放弃最近一个时期在上海出版合法反帝机关报的计划”；“（2）立即从上海召回艾格尼丝·史沫特莱”。[218]
5月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听取并通过了东方地区书记处关于近期停止在上海出版合法的反帝机关报并立即召回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建议，即5月4日米夫、王明和康生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的信。[219]
同日 与康生一起再次给上海中央局老秦（刘仲华）写信，强调5月3日信必须坚决执行。信中说：“为什么我们坚决的主张解散中央局一切的机关和中局直接有联系的机关呢？”因为从一年多来几次被敌人大破坏看，“内奸是最主要的原因”。“从去年到现在敌人之所以能够从容不迫的有计划的破坏我们，是因为我们中局的组织是全部被敌人监视之下。”因此，“不采取解散一切中局组织的办法，就不能肃清内部奸细，使党的组织及剩下的同志脱离敌人的监视”。
5月15日 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创办的《救国报》在巴黎创刊，编辑部设在莫斯科，编好后在巴黎出版。[220]
5～6月间 同康生与中共满洲省委代理书记杨光华谈话，实际上是进行审查。王明说我们今天是请杨光华同志搞清几个问题：一、你在上海被捕后是怎么被释放的？二、你在江苏省委的反党问题；三、在上海中央局老龚被隔离后，你为什么还与他联系？四、身为满洲省委书记，为什么不执行代表团的电令，擅自决定把文件送往莫斯科，致使文件中途丢失？杨光华克制自己的情绪，镇定地对四个问题一一作答。王明和康生听了杨光华从容镇静、有条不紊的申辩十分气愤。康生说：“中共代表团命令你们销毁全部文件，没有让你们送文件到莫斯科来。你们擅自决定送文件，应负违反电令的主要责任。”[221]
6月3日 与康生联名给中共吉东特委写信，论述了在东北如何开展游击运动等问题，其主要内容如下。
1.游击运动的新特点与我们的策略。认为“目前的状况，不是最后决定胜负的时期，而是准备群众的时期，准备争取最后胜利条件的时期”。因此，我们的策略现时不是将所有的反日力量，孤注一掷，而是要更大的准备群众，蓄积力量，保存和发展游击队的主力，培养大批军事干部，以作为准备将来的更大的战争和更大事变的基础。
2.关于游击队的问题。首先是扩大游击运动与联合一切反日力量共同抗日。因此，第一，要打破各地的关门主义，吸收一切愿意参加武装抗日的分子来扩大游击队的组织；第二，要实行全民的统一战线，现在东北各种反日队伍一般的都有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必要与可能，我们不应机械地背诵过去四种游击队的方式，而现在是要普遍的与各种反日武装队伍建立下层与上层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统一战线的纲领不要太高，与各种反日武装的临时的作战协定条件不要太严格，要从实际环境和具体条件出发；各地军队的名称，不要加以“赤色”或“工农”字样，而应称作“抗日救国军”或“人民革命军”等；除了现在各地的游击队，还要创造不脱离生产的、只是一定条件下行动的游击队；政治部的工作，不要机械地运用红军的政治工作条件，要适合当地的情形与民众的觉悟程度；在军事上，要用灵活的战术反对敌人的“讨伐”。
3.政权与根据地的问题。为要广大的组织反日游击战争与群众的反日运动，党应在各地进行广泛的群众运动，准备召集反日代表大会，成立或改造地方的反日政权机关，名称或叫“抗日救国政府”，或最初仍用“反日会”、“农民委员会”的名称，要看各地的具体情形而定，政纲要适合广大人民抗日救国的需要。
4.群众工作与士兵工作。对于反日会的工作，要打破一切关门主义，取消种种的限制（如一家只准一人等），吸收一切愿意反日的民众到反日会里来。
5.党的工作。首先要在党内进行广大的教育解释工作，并加强组织建设，改善干部政策。为了要使党的组织强有力的领导游击运动，必须将党的机关一部设在游击区里，改造党组织庞大的机构（尤其是上层领导机关），缩小管理区域，使之灵活地巧便地独立工作，适合于战争环境。
此信在1935年秋经中共吉东特委传达到东北各地的党组织和抗日部队，并由他们分别加以贯彻。从这封密信的内容本身来分析，应该认为基本上是正确的，并且是对1933年“一·二六指示信”的一个发展和深化，其基本精神与不久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及《八一宣言》是一致的，并且是从东北的特殊情况出发的。从这封信贯彻执行的实际情况来看，它对于促进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对于促进抗日联军的形成以及党的领导机构的相应改变，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然，由于对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实际情况缺乏全面、具体的分析，信中也提出一些片面的、不切实际的主张，从而使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部队的思想上产生了一些分歧，造成了一些混乱。
6月5日 与康生联名致信周洪二同志，谈关于白色恐怖下进行秘密工作问题。[222]
6月 在苏联基斯洛沃德斯克疗养。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北的侵略以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迅速高涨。鉴于这种情况，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吴玉章等，提出统一战线的范围应该扩大，并应发表一个宣言。于是，中共代表团急电王明回莫斯科共商对策。王明于本月下旬回到莫斯科后，代表团开会，决定发表一个宣言，即后来的《八一宣言》，大家讨论了宣言的内容，由王明起草。[223]
据吴玉章回忆：“1935年6月在莫京听到何梅协定及天津日寇屠杀我爱国人民及上海新生事件等等难忍的消息，我们急电王明同志共商对策，出了展开革命新局面的八一宣言。”[224]
据孟庆树说，《八一宣言》的产生过程是这样的：“1935年6月初，即在王明去莫斯科疗养后从基斯洛沃德斯克回来的第一天，他在和来看望他的同志们谈话时就曾说过：‘日本加紧了对华北的侵略，形势很紧张。还在基斯洛沃德斯克疗养院里我就想到，必须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并发表一份新的文件，以便进一步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第二天他就开始写《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后来叫做《八一宣言》的文件。一连三天，他一直工作到深夜三点，首先完成了草稿。第四天，他又进行修改。第五天就召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来讨论这个草稿。讨论继续了好几天，会上，王明做了关于起草告同胞书的报告，而后又在讨论结束时发了言。”[225]
同月 邀请胡秋原夫妇到黑海的克里米亚半岛修养。[226]
7月14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会议，讨论王明起草的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依照原文一致通过”，并决定组织一个由王明等7人参加的委员会，对文字进行修改与写一解释的信。另外还讨论了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与有发言权的代表、长期与临时旁听人及工作人员，以及准备大会文件等问题。
《传记与回忆》说：“在中共代表团讨论这个文件草案的会议上，王明同志对当时中国的国内外形势作了必要的分析，不仅提出了必须使苏区各项政策转变，以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的意见，不仅提出了我们向国民〈党〉要求的各项条件，而且提出了在国共谈判时期，为达成国共合作抗日的目的，我们方面可能提出的所谓让步条件，即：（1）为的真正达到停止内战，我们必须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因为反对或赞成土地革命是国共内战的中心关键；（2）为的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可能将中国苏维埃政府改名为地方民主政权；（3）为的组成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可能将中国工农红军改名为中国人民革命军。王明同志说明：这三个条件表面上是我们让步，实际上不仅是必要和可能的，而且是对我们有利的，因为这种政策使我们扩大社会基础，使全中国人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真正合乎人民利益和真正合乎民族利益的政策。在会议上，这个文件引起米夫、郭绍棠和康生的原则反对……但是，中共代表团会议一致同意王明同志起草的上述文件。文件的俄文稿送请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批准。”
熊经浴、李海文著《张浩传》也说：“王明回到莫斯科后，即与中共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的新政策和国内华北事变的严重局势，酝酿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初稿，经代表团7天反复讨论修改，于7月14日在代表团的会议上得到一致通过。随后译成俄文，送交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227]
7月19日 致库西宁信。[228]
同日 致信米夫，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和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229]初稿俄译稿送上，说“这个呼吁书是我和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共代表团一起起草的。中文稿相当简短，写得不错，但由于我的俄文知识浅薄，译稿刚好比中文稿多出一半。因此，请首先注意文件的基本思想和含义。此外，恳请你腾出一点时间，以便〈我〉在两天内能得到你的指示和修改意见，好尽快结束文件的审定工作并把它发下去”。[230]
同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讨论王明等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发言大纲。
7月中旬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讨论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共代表名单、组织及分工问题。因为中共中央正在长征途中，无法派代表，就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在苏联的中国同志中选人组成中共代表团，并决定王明、康生为正式代表；代表团主任代表为王明，秘书处主任康生；在各个议程中的发言人中，第一议程为王明。
师哲回忆说：“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时，由于国内代表来的不多，就让中国班的部分学生参加了。当时，有很多人建议应该让陈郁同志来参加大会，遭到王明、康生的反对。这时，有两个海员（其中一位叫孔波）建议让陈郁做职工国际代表，也遭到他们的反对。”[231]
7月25日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在各国共产党代表向大会致贺词时，来自中央苏区的代表滕代远第一个发言，他高度称赞了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苏区所取得的经济建设成就。这个发言稿，由王明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拟定，并事先经过了共产国际的批准。[232]
据王明说，在共产国际七大主席团上，他和斯大林讲到“抗日政策问题”。他告诉斯大林，中共中央准备发表抗日救国的宣言，在宣言中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组织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和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口号。斯大林说，中共这个路线是正确的，但主要的问题在于统一战线的具体条件。当王明讲到“中国人民要武装抗日”时，斯大林指出，“日本军阀有一个特点就是怕打，就是软欺硬怕”。“你们中国这么多的人民，只需团结合作，只要抗战到底，一定能得到胜利。”斯大林这次谈话，给了王明个人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了解和发展上有很大的帮助”。[233]
《传记与回忆》说：“国际七大开幕时，王明同志和斯大林同志在主席台上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其中包括他起草的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斯大林同志当时即同意了。于是季米特洛夫、别亚特尼茨基和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在次日早晨，一字未改地将文件草案交回王明同志说，他们也完全同意，可以公布。”
由孟庆树整理的《王明同志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一）》中还说：共产国际七大时，王明曾请斯大林给中国红军以军事技术援助，苏共中央政治局同意了。从那时起，就做了实际准备，经过新疆给1936年初向甘肃西部进军的红四方面军的西路军以军事援助。可是毛泽东破坏了这个援助计划，使西路军坐困山丹一带，遭受回军袭击而失败。
同日 科普林尼格提议将42人选进共产国际七大主席团，其中第42名是王明。康生、周和生也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他的动议受到鼓掌欢迎，并被一致通过。[234]
7月30日 设家宴为回到莫斯科的胡秋原夫妇洗尘，并让胡秋原看了他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235]
8月1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概括起来，这篇宣言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1.客观地分析了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后国内的政治形势，指出中华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并痛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投降卖国政策。宣言沉痛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进攻，南京卖国政府步步投降，我北方各省又继东北四省之后而实际沦亡了！”宣言明确指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除少数汉奸卖国贼以外，绝大多数工农军政商学各界同胞，正前仆后继地英勇作战，我民族抗日救国必须胜利。
2.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宣言指出：“我同胞抗日救国事业之所以还未得到应有胜利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日寇蒋贼的内外夹攻，另方面是由于各种抗日反蒋势力互相之间，存在有各种隔阂和误会，以致未能团结一致。”“因此，当今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国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3.号召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提出国防政府应实行的抗日救国，收复失地；救灾治水，安定民生；没收日寇在华一切财产，充作对日战费；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加薪加饷，改良工农军学各界生活；实行民主政治，释放一切政治犯等10项方针，并明确宣布“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天职”[236]。
从上述主要内容可以看出，《八一宣言》显然比1933年1月17日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的《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以及1934年4月20日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名义发表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的思想，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它提出的除蒋介石等少数卖国贼和汉奸以外一切抗日的党派、团体、阶级和阶层抗日大联合的思想，冲破了关门主义的小圈子和下层统一战线的框框，反映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愿望，适应了抗日救国的新形势。因此，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这一重要宣言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在共产国际策略转变的推动下并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写出的。王明在他1935年11月所写的《新形势与新政策》一文中说：“在筹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在讨论大会基本的策略方针的过程中，在总结党的历来的工作和斗争经验，首先是总结最近七年来的工作和斗争底经验和教训的过程中，在详细分析国内局面和国际状况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领导之下，十分郑重地研究了反帝统一战线这个策略问题。研究的结果，使中国共产党深刻相信：在民族危机日甚一日的条件之下，除了我们的伟大民族全体总动员去进行坚决的、无情的、英勇的反日斗争而外，别无其他的救国方法；同时在共产党方面，除了抗日救国的人民战线这个策略而外，没有其他任何办法能动员全体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斗争。开始认真应用这个新政策的具体表现，就是本年（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共同署名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237]
《传记与回忆》说：“由于八月一日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建军节和国际反战日，所以中共出席国际七大的代表团同意把这个文件发表日期签为八月一日，所以后来在中国这个文件就成为‘八一宣言’。”
8月7日 在共产国际七大第二十三次会议上讨论季米特洛夫报告时作长达数小时的发言，对季米特洛夫报告中的政治路线和策略路线表示无保留的赞成，说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已“成为首要的问题了”。“由于日寇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一系列空前的背叛行为（甚至低劣到按照日本的命令解散它自己的许多组织），中国的民族危机已经使挽救祖国危亡的斗争成为每个中华民族的儿女最神圣的职责。除了动员全中国人民，在反帝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策略的基础上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斗争之外，没有别的出路。”[238]
王明在1967年冬谈的《关于共产国际七大后书记处名单问题和其他》的回忆中说：当天他在共产国际七次大会上发言至一半时，斯大林打电话给苏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党组书记，叫他把王明带去一同见斯大林。到后，斯大林谈了他对共产国际执委会名单的意见，其中有王明，并说：“王明同志！你在主席团时和我谈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我已向你说过：我同意你的意见。要考虑一下实现这一统一战线的具体条件。我同意你关于帮助中国红军的要求，以后要商量一下具体办法。暂时就这些。”但苏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党组书记通知斯大林提出的名单后，曼努伊尔斯基提出让另外一个人代王明作正式书记，王明作候补书记。后来曼努伊尔斯基得知苏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党组书记的通知全为斯大林的意见，所以在七大后书记处照相时（即在季米特洛夫家里那次），他故意叫王明坐在前排，而自己站在王明的后面。
8月7日晚 在共产国际七大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讨论季米特洛夫报告时继续作长篇发言，其中说：“在民族危机日甚一日的条件之下，除了我们的伟大民族全体总动员去进行坚决的、无情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而外，别无其他的救国方法；同时在共产党方面，除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策略而外，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动员全体中国人民去与日本帝国主义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斗争。”“要真正组织和顺利进行抗日救国的民族革命战争，那么不仅要有工农红军参加，不仅要有一切革命的觉悟的劳动者参加，而且要有各种政治力量和各种军事力量的参加——哪怕参加这个战争的有一部分力量是暂时的、不可靠的和动摇的同盟者也不要紧；广大的和各种政治的和军事的力量参加民族革命战争这件事实，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和必需的。我认为：在目前的时候，考虑到我们过去好和坏两方面的经验，考虑到目前中国的形势，考虑到我国人民的民族生存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我们的党应当继续发展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应当把这个政策极彻底地、极大胆地、极广泛地和极坚决地运用起来，以便把全中国人民在极短期间内真正联合起来，去进行抗日救国的共同战斗。”那么应当怎样向前发展这个政策呢？他说：“我们现在实行抗日救国政策的具体步骤应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共同向全国人民，向一切政党、派别、军队、群众团体以及一切政治家和名流们提议，与我们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在非苏维埃区的党组织，要转变关门主义倾向和传统，在苏区应当重新审查经济政策方面的许多问题。这个发言还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说：“共产党员应当进行有系统的、不顾牺牲的实际斗争，去夺取这种领导权。”报告还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锻炼出了成千上万忠于革命事业的战士，培植出了许多英勇善战和智勇双全的干部，这些干部不仅不怕困难，而且善于克服困难。在这些战士当中，有出色的党内领袖和国家人才，如毛泽东、项英、周恩来、张国焘、张闻天、博古等同志。”[239]值得注意的是，王明把毛泽东远远地排在曾经拥有党内实际地位的博古之前，而且排在了第一位。
王明的这个长篇发言，从总的看是符合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的，是正确的。但是，其中也有错误，如在谈到国内革命力量时有所夸大，说“在一切苏维埃区域里，在近年来艰难困苦的战斗中，红军底实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扩大了许多。根据敌人的中外报纸的消息，现时全国红军底人数已将近50万人”，并说“还有一个事实，也可以证明红军在最近时期内获得了新的大胜利，这就是中共中央所提出的口号：扩大正式红军到100万人，扩大苏区到1万万人口，在最近的将来已经可以成为实际行动的口号”。[240]当时中央红军因为执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失败，并且在长征初期遭到惨重的损失，可是王明还吹嘘为“新的大胜利”。
这个发言最早刊载于1935年8月9日苏联《真理报》，题为《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还发表于《共产国际》中文版第8、9、10期合刊，俄文版第25期，《革命的东方》俄文版第4期。同年10月，改名为《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由莫斯科联共（布）出版社、巴黎亚洲出版社出版中文单行本。次年3月，国内出版单行本，题为《论反帝统一战线》。抗日战争初期经作者修改后，收入《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等文集。[241]
据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说，该文还载于1935年12月30日出版的《社联盟报》第29期，1936年2月1日出版的《国民须知》，1936年出版的《解放》（北平）第1期，1936年5月14日出版的《斗争》（西北）第99期，1936年5月20日出版的《战斗》第6期，《中国人》创刊号，并收入1936年2月出版的《共产国际论中国共产党》，1938年出版的王明著《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1942年6月出版的王明著《论马列主义决定策略的几个基本问题》等。[242]
《传记与回忆》说：这个讲演和《八一宣言》“两项文件的发表，不仅引起了中国一切抗日反蒋的政治、军事力量和民众团体的积极响应和拥护，而且引起蒋介石和他领导下的国民党的各种派别的热烈响应和争论，因而对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给以极大的推动”。
师哲回忆说：“为了配合王明的报告，康生也在大会上发了言，他借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和苏区的发展壮大，极力吹捧王明，为王明歌功颂德。他竭力想说明，在王明的正确领导下，中国革命迅速向前发展了。”[243]他还说：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作长篇报告后，“康生在大会上为主子呐喊助威，也作了‘副报告’，报告的末尾高呼‘王明同志万岁’，于是他们的狼狈关系更加亲密了”。[244]
8月8日 与康生联名致书记处信。[245]
8月20日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闭幕。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和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一起，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康生、秦邦宪被选为候补执委会委员，周和生被选为监察委员会委员。
同日 陈云到达莫斯科。有的学者说：“从陈云那里，王明第一次了解到有关长征和遵义会议的全部详情。从此，在王明与毛泽东之间，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246]
8月21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上当选为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康生当选为执委会主席团候补委员。[247]
师哲回忆说：“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王明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常委、书记处书记，分工管理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的工作。于是，他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头衔给了康生。这样，康生成了正式代表，而王明则成为中共代表的‘太上皇’。”[248]
李国华于1943年9月20日写的《关于王明同志的一些材料》说：王明及其最亲信的干部曾经多次向我们表明，认为王明在党内历史上的伟大功绩有三：一是大革命时代在俄国学习时，开展反托派与右派的斗争，而产生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事情；二是在国内反立三路线和领导四中全会；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一向自称统一战线的政策是王明同志手造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35年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选名单中本来没有王明的名字，吴克坚同志马上起来说明主席团名单有增加的必要，他说明了王明的功劳，特别是强调在国际大会上各国党都没有提出新的政策来，唯有王明同志代表中央提出了新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结果王明同志当上了主席团的候补委员。[249]
8月25～27日 撰写《为争取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250]
8月 共产国际七大闭幕以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举行庆祝会，康生极力吹捧王明。
仲侃在《康生评传》中说：1935年上半年，康生就以共产国际招待所——“留克斯”为基地，串联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大的一些中国学生，联名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批准王明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事后，康生承认确有此事，但是多方辩解，说自己没有参与此事。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庆祝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的宴会上，康生又突然出面向与会者提议“拥护王明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带头举杯，“为王明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而干杯！”与此同时，康生还指示莫斯科东方劳大中国部举办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突出宣传王明路线的“正确”，吹捧王明“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251]
师哲回忆说：“康生与王明一唱一和，在驻共产国际的同志中间发起签名，要求让王明当中共领袖，高呼‘王明万岁！’”[252]他还说：“我们在共产国际工作时，为了培养自己的干部，将十五岁以上的孩子都送到专设的中学学习。但对他们的教育却很成问题。这些青年虽然都是中国人，可是对中国的历史和革命斗争情况一无所知，只知道一个王明。学校甚至让他们只喊‘王明万岁’。”[25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任弼时传》说：任弼时1938年到共产国际后，“发现王明和康生政治上极其不正派，一是许多场合竟悬挂着王明的像。据国际列宁学院中的中国学员反映，康生到处鼓吹王明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甚至串连一些人上书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批准王明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蔡畅也听到反映说，这里经常有人喊王明万岁的口号。而王明竟然心安理得”。[254]
阎明复在《康生其人其事》一文中也说：“1933年7月～1937年11月，康生在莫斯科作为王明的助手，竭力推行王明路线，把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说成是体现了党的路线，在莫斯科的中国人中搞了一次要王明当总书记的签名运动，串联一些人向共产国际写请愿书，要求批准王明为中共中央总书记。”[255]
对于王明、康生大搞个人崇拜，不少人持不同意见。作为白区党组织的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孔原对此表示了不满。王明等人就对他罗织罪名，成立专门小组进行审查，以致撤销他的职务。孔原曾到列宁学院特别班学习，也被开除学籍，还给他严重警告处分，不准回国。孔原说：1936～1937年我在党内生活历史一次受到最严重的打击，当时处境十分艰难。后来王稼祥到中共驻共产国际后，他的问题才得到公正的解决。[256]杨尚昆也回忆说：“后来，从莫斯科回来的孔原和冯锡等同志，向毛主席直接报告了实际情况。孔原是老资格，原名陈铁铮，后来到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当时王明和康生是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孔原讨厌王明，觉得他不正派，反对王明反对得很厉害，王明和康生也恨他，开除了孔原的党籍。回延安后，孔就找毛主席，说康生一直是宣传王明的，他不但没有反对过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而且在列宁学院讲中国革命史课时就以王明这本小册子作教科书；有一次，在中国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上，他还带头在祝酒时喊：‘王明同志万岁！’孔原跟毛主席谈话后，中央决定恢复他的党籍。这件事是孔原自己告诉我的。像这样去说的不只孔原一个人，从莫斯科回来的还有好几个人也去跟毛主席讲。”[257]
唐纯良著《李立三传》说：“在会议期间，王明曾经策划篡党的阴谋，他嗾使几个人发起倡议，以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国代表充当代表，召开‘中国共产党的临时代表大会’，并企图让这次非法的‘临大’选举王明作中共中央总书记。有两个人拿着倡议书，请李立三签名，也作为发起人之一。李立三认为尽管中共中央失去了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但是中共中央及全党是在国内；在莫斯科这些党员不能代表中国共产党，这里显然是有阴谋的。因此他严词拒绝了这个倡议，并立即采取行动进行抵制。他向代表团的其他领导汇报并指出了这种活动的非法性，表明了自己的反对态度，因而引起了其他人的坚决反对，迫使王明假称自己不知道此事，并在一次代表团会议上假意批评了发起签名的人，把事情掩饰过去。这个阴谋就这样破产了。从此王明对李立三更加仇恨了。”[258]李思慎、刘之昆在《李立三之谜：一个忠诚革命者的曲折人生》一书中也说了类似的情况。[259]
8月25～27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会，讨论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王明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的报告，指出中央制定新策略的出发点，一是中国发生了深刻的政治危机，二是“红军和苏区本身存在弱点”，“仅仅依靠红军力量，还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从政治趋向的观点看来，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民没有脱离其他政权和其他党派的影响，他们今天还不拥护苏维埃，而在其他政党中，国民党在当前则是一个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党”。[260]因此，党的任务是吸收一切可能的、哪怕是暂时的动摇的同盟者及同路人，甚至不排除同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只要“他真正停止反对红军的战争并调转枪头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261]在这里，王明由过去夸大红军和苏区的作用，开始对国内的政治形势作出较为切实的估计，正视国民党的力量及其在反日战争中的作用，并开始提出了联蒋抗日的思想。
《传记与回忆》说：引起这个报告的原因，是米夫和郭绍棠同志“利用陪同中共出席国际七大代表团赴南俄参观的机会，进行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活动，引起代表团同志们的愤慨，回莫后纷纷要求王明同志召集会议，批评他们的错误。米夫和郭绍棠同志在会议上，承认他们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所犯的错误。米夫同志承认错误是诚恳的，他后来没有再反对统一战线，但是郭绍棠同志后来还时常和康生一起暗地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其创始人。王明同志认为，必须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理论上策略上说清楚，才能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达到一致，所以才召集这次会议，作这个报告”。
9月10日 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告中华民族书草案》的飞行表决，9月24日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批准建议稿。[262]这个建议稿就是10月1日全文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的草稿。
9月下旬 参加青年共产国际[263]第六次代表大会后，与滕代远、陈云受到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的接见。[264]
9月 致美国中共党组织信。[265]
10月1日 《八一宣言》即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巴黎《救国报》第10期全文刊载，同时发表于《共产国际》中文版第11～12期合刊。
《八一宣言》发表以后，很快在国内传播开来。到这年年底，北平、上海、天津、南京、太原等各主要城市都流传着这一宣言。到第二年春天，一些边远地区如海南岛等地也看到这个宣言。同时，它也在国外40多个国家的华侨中广泛传播了开来。随着它的广泛传播，《八一宣言》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不仅极大地鼓舞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抗日爱国热情，推动了“一二·九”爱国运动的爆发，从而促使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还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势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推动了他们与共产党的合作抗日和国共两党间的直接接触，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开辟了道路；激发了海外侨胞和流亡国外的爱国人士的爱国热情，使他们更加了解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对于《八一宣言》在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方面的积极作用和王明起草宣言的工作，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党的文献都是肯定的。例如从1936年1月到8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到南京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谌小岑谈判的过程中，周小舟带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覃振、曾养甫等人的信件，每信都附有《八一宣言》。又据李德《中国纪事》说：1937年12月王明回国后，“我听说，毛泽东赞扬了王明在起草1935年8月1日宣言时的积极行动，这一行动为民族统一战线打下了基础”。[266]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都是正确的。毛泽东在他的许多著作中，也是把《八一宣言》同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的决议、1936年12月对西安事变通电、1937年2月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等并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