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 巴黎《救国报》发表王明撰写的社论《中国人民之曙光》。[267]
10月2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首先讨论满洲问题，决定成立满洲问题委员会，由杨松、赵一民、冯空、白林、史宾、唐谷、王明、康生、孔原组成，由杨松、赵一民、冯空共同写一小册子，并决定以后继续讨论满洲问题。中共满洲省委代理书记杨光华在会上作了满洲工作报告，但王明借故不让他拿笔记本，反而说他故意丢失一个秘密的本子。接着，杨光华便被拘留审查。这次被审查除了王明在上次见面时提出的四个问题外，又加上个“本子泄密事件”。后来杨光华被下放工厂劳动，又被判处5年徒刑，流放到北冰洋一个集中营服苦役，直到1956年才被允许回国。杨光华做梦也没有想到，曾任过中共高级领导人的王明，竟会用这种手段无辜地加害一个地方组织负责人。[268]
另外，代表团这次会议还讨论了李明作的出版部工作报告；关于纪念中共建党15周年的通知；王明起草的对于意阿战争和共产国际对于反战的斗争（关于与第二国际谈判的问题）；代表团工作分工和工作计划等。并决定代表团的正式代表是王明和康生，王明为代表团书记；“解放王明同志二星期秘书处工作，写文件给中央”。
10月7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主要由王明传达共产国际中国部组织的通知，欢迎季米特洛夫领导中国部。会议还讨论了红军与苏区状况，通过了一些宣言。
10月10日 为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报告写《作者附言》，说明略加修改和补充，并改名为《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由巴黎亚洲出版社出版中文单行本。
同日 与康生联名撰写关于中国代表人选问题致青年共产国际的信。[269]
10月11日 以杨靖宇、吴义成等人名义发出给关内军政领袖及各法团的通电。[270]
10月18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会，主要是讨论孔原关于北方工作的报告。
10月28日 在《救国报》发表《怎样了解布勒斯物合约底教训》。[271]
10月29日 给季米特洛夫写信，“通报中国方面的几件比较重要和比较紧急的事情”。他谈的第二件事情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外举行党的代表会议一事，这个会议应在本月举行，但由于来自美国的主要代表在取得护照和签证方面遇到了困难，至今还不能举行。我们正设法使它尽快在最近一个月内举行。”[272]第三件事情是“关于中国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主要是谈中华民族革命同盟[273]的情况。第四件事情是“由于日本对中国发动新的进攻以确立它对中国的完全保护国地位，也由于要求撤换蒋介石等，以及由于红军与蒋介石之间斗争形势的变化，蒋介石与其他集团之间斗争的加剧，特别是包括军队在内的全民对蒋介石的不满情绪的增长，中国的局势有可能发生重大的变化。已经有消息说，连蒋介石也宣称他知道我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讲演，并确信共产党只是现在才真正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并想改变自己的战线，也就是同我们建立统一战线进行抗日斗争。以后事情会怎么发展，目前还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实行正确政策和进行顽强斗争的条件下，在中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局面”。[274]
10月 作七绝《长汀噩耗（悼瞿秋白同志）》：
意料随军北抗日，忽闻噩耗泪如泉。
长汀取义成仁日，国际歌声动九天。[275]
还在《共产国际》第20～21期发表《纪念瞿秋白和何叔衡同志》。
秋 与即将返国的中国共青团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黄药眠谈话，说中共应在战略上实行转变，逼迫蒋介石抗日。黄药眠回忆说：
正式要通知我动身的时候，我去找王明，因为这时他是代表团团长……他把我领到走廊角落上同我谈：他说你要回去，好。现在有个重要的事情交待给你，回去后转告党中央。就是现在我们在战略上需要有个大的转变。我们同蒋介石的反动军队打了好几年了，现在看来，他们消灭不了我们，而我们的力量目前也消灭不了他们，因为他们背后有帝国主义支持。长期这样打下去，就会使日本帝国主义有机可乘，他们已经占领了东三省，现在正在逐步侵占华北。很明显，这样打下去对中国人民不利。所以现在要改变一下策略，就是要同国民党妥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目前我们坚持要打倒国民党，而蒋介石就说：他们本来是想抗战的，只是因为共产党在后面打他们，他们腾不出手去打日本。这样，对中国人民不利，而且很多的人也不能够理解和踊跃支持我们。所以应该从战略上作个大的转变，组织“抗日统一战线”。
我问他：“组织统一战线，我们和蒋介石是什么关系？如果蒋介石要领导我们，要我们服从他的指挥，怎么办？”
“这个，我们要采取让步的政策。我们组织爱国统一战线，是为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争取广大的中间阶层的人士，这样才能壮大我们的声势，逼着蒋介石不能不同意抗战。”
我听了之后，觉得这个主张很对，是个很大胆的战略上的转变，就说：“你是不是打电报去，或者用文件寄到国内去？”
“我们共产国际的联络局很不健全，常常拖的时间很长，而且往往传达得不够全面，或不够清楚，所以还是专人口头传达比较好。”
“这个意见我是接受的；不过，我不清楚，这是你自己的意见呢，还是共产国际的意见呢？这一点我应该知道，并应该向党中央说个清楚。”
“这是共产国际的意见。”当时在中国党内，共产国际的威信比党中央的威信还高些。我想，既然是国际的意思，党中央会听从的，我答应一定传达，而且我心里也相信这个战略决策是正确的，因为那时全国人们最关心的，是不要作亡国奴。
我们两个人就在这走廊角里约莫谈了四十分钟，这是我和王明谈话最长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谈话。[276]
回国以后，黄药眠就向中共上海中央局派来和他联系的黄文杰转达了王明的建议。黄文杰说他将把这些意见转达给中央。上海局还通过地下电台将此意见向江西苏区作了传达，但是王明的建议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得到博古等中共领导人的任何响应。[277]
11月5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讨论1935年出版计划、出小册子等问题。决定出版下列小册子：王明的“新政策的解释”、“三民主义与国民党”；史宾的“党内问题”；米夫的“中共十五年”；郭净、周和生的“土地农民问题”；徐杰的“经济政策”、“苏维埃建设”、“青年工作”、“红军”；李明的“民族革命战争”；康生的“职工问题”；梁朴的“职工运动史”；杨松的“东北问题”。
同日 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等，其中以陈绍禹、项英、张国焘等11人“组织中央政治局”。[278]
11月6日晚 李明邀请一批中国同志在莫斯科联盟饭店聚会欢庆十月革命18周年，接着把恋人丽扎带到共产国际“柳克斯”[279]招待所去见王明，但“丽扎发现王明与李明的谈话相当冷淡，李明与王明也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丽扎不理解李明为什么要带她去会见王明，事后她才被告知，李明要同她结婚，按照党内规定，必须经过党组织的批准，所以不得不找王明”。[280]
11月7日 在《布尔什维克》俄文版第20期发表《中国共产党的新任务》。
同日 在巴黎《救国报》发表《答反帝统一战线底反对者》，驳斥了蒋介石关于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都不愿与我和我们的军队发生关系，因此我们不得不与红军作战”的“诳话”，明确提出了“联蒋抗日”的思想：“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已屡次宣言，表示我们准备与任何军队和任何将领，订立战斗协定去共同进行反日斗争，南京政府的军队当然也在内。至于讲到蒋介石个人，那么，我们公开宣称：虽然他作了无限卖国殃民的罪恶，但是，如果他真正停止与红军作战，并掉转枪头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不但给他以向人民和国家赎罪的自新之路，而且准备与他及南京军队一起，在共同的一条战线上，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此文收入巴黎救国出版社1936年出版的王明著《救国文选》，[281]及在苏联出版的王明著《新形势与新政策》。[282]
11月10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会议，谈论反日新策略、苏区经济、土地政策、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很多同志发言谈到王明的报告。
11月17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研究的主要内容有：1.中国部工作计划；2.纪念中共15周年，其中关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文集，由王明写序言；3.反帝学生运动与党的任务。
11月19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讨论苏区职工会、济难会纲领、杨明斋党籍、张宝的问题、国际通讯中的文字问题等。关于杨明斋的党籍问题，会议“认为〈杨〉1929年未得中央及北方省委同意私自逃跑到苏联，是错误的。已经苏联国家机关处罚，现在中共代表团承认他是中共党员”。
11月20日 致依斯科贝什夫同志信。[283]
11月28日 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名义致各级军队领导人电。[284]
11月 撰写《中国共产党的新任务》和《中国共产党新政策的基础》两篇文章。《中国共产党的新任务》发表于《布尔什维克》俄文版第20期。1936年1月将这两篇文章合编成《新形势与新政策》的小册子，在苏联出版，并在1936年1月9日～3月10日的《救国时报》上连载，同时刊载于《共产国际》中文版1936年第1、2期合刊。抗日战争初期改名为《抗日救国政策》，收入《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285]
《新形势与新政策》共分为六个部分：一、中共的新政策——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二、中共新政策产生的根据；三、驳复反日统一战线底反对者；四、论苏维埃政府与国防政府之间，红军与抗日联军之间的互相关系；五、必须在工作各方面都起转变；六、中国共产党的新政策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底“新”政策。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底新政策，就是使全国人民总动员，使全国军队总动员，使全国财富总动员，使全国人民总武装，使全国各党派大团结，以便进行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的政策。”中国共产党采取这种“新政策”的根据是：1.“中国全体人民”要求抗日救国，“现在不仅工人阶级、农民和一切劳动者”，“不仅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都觉悟到“必须采取坚决办法”，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2.“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特点”；3.“中国红军和苏维埃势力底增长”和“他们的弱点”，“从军事实力的观点看来，仅仅靠今天红军底力量，还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从政治趋向的观点看来，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民，因为种种关系，在今天还没有脱离其他政权和其他政党的影响”；4.需要纠正我们党“理论上和实际中所表现的错误和弱点”，最“主要的是‘左的’关门主义性质”的错误和弱点，它“妨碍着我们的党，使党不能成为全体人民公认的领袖和整个民族的团结的核心”。文章指出为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必须在经济政策（包括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劳动问题、政治制度、对外政策等方面，都需要“转变”。[286]
《传记与回忆》说：“1935年11月上旬，王明同志给《布尔什维克》杂志和《共产国际》杂志写了内容基本相同的两篇论文，为了解释在新形势下的中共新政策。在这两篇论文里，解释了中共新政策产生的各种根据；驳斥了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种论据，进一步说明了苏维埃政府与国防政府之间和红军与抗日联军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在苏维埃区，在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劳动政策、政治制度、对外政策等各方面，都要转变到适合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意见。”“这两篇论文发表的直接结果，一方面是蒋介石被迫派遣代表团同王明同志进行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谈判，另方面是北京学生发动著名的‘一二·九’抗日运动。”“蒋介石之所以被迫派遣代表，是由于王明同志把原来逼蒋抗日的策略，发展成为联蒋抗日的策略，也就是在他的论文里说：如果蒋介石停止反共战争，而掉转枪头去反对日本的帝国主义的话，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准备同他和南京政府及军队一起，在共同的一条战线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里说的那两篇文章，就是这两篇文章。
同月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在瓦窑堡向中共中央领导人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八一宣言》的各项内容，还传达了为季米特洛夫所肯定和赞同的王明在演讲中的重要论断和倡议。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说：“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全国人民的，不只是代表工农的。”他的原话是：“按照自己的政纲和目的说来，中国共产党首先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可是同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全体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政党。”“在目前的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不仅具有头等意义，而且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在民族危机日甚一日的条件之下，除了我们的伟大民族全体总动员去进行坚决的、无情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而外，别无其他的救国方法；同时在共产党方面，除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策略而外，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动员全体中国人民去与日本帝国主义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斗争。”考虑到我国人民的民族生存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我们的党应克服“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应当继续发展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应当把这个政策极彻底地、极大胆地、极广泛地和极坚决地运用起来，以便把全中国人民在极短期间内真正联合起来，去进行抗日救国的共同战斗”。[287]
12月1日 在《共产国际》俄文版第33～34期发表《反帝统一战线斗争与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
12月初 共产国际领导决定要王明和潘汉年与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谈判。
《传记与回忆》说：“蒋介石在1935年12月初，委任他的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为他个人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经过苏联政府机关介绍，到共产国际找王明同志。共产国际领导同志决定要王明同志和潘汉年同志（即当时化名白灵，作为王明同志秘书）参加谈判。”
12月9日 得知一二·九运动消息后，写七绝《“一二·九”运动》诗一首。[288]
同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办的《救国报》改名为《救国时报》，继续在巴黎出版。[289]
在《救国报》最后一期上，以“明”的名字发表《福建事变一周年》，其中作了一些自我批评。[290]
12月14日 在《救国时报》第2期发表关于抗日讨蒋问题编辑部给陈奉奇的公开信。[291]
12月20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给戈帕涅尔的便函中说，根据现有需要并考虑到近来中国事态的发展，应采取扩大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分校的方针，并应“责成由曼努伊尔斯基、戈帕涅尔、米夫、王明、康生、施平[292]、基萨诺娃、赖特、梅利曼等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审定中国分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以便使之更接近中共的需要和新的情况”。[293]
同日 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294]
12月23日 米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295]提出的1936年第一季度中国工作计划，要求组织撰写并发表一些根据中国的情况阐述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的小册子和指导性文章，其中包括王明的《论中共的新政策》、《论孙文主义与国民党》。并准备出版王明、克雷莫夫、米夫的《中国苏维埃》第2卷、王明的《民族危机与中国共产党》[296]，以纪念中共成立15周年。在“季米特洛夫同志秘书处会议日程”中，安排1936年1月5日听取王明的“在中国实现统一战线的具体途径”，3月5日听取王明的“红军斗争的问题”。[297]
12月26日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讨论学生反日运动及少共的任务。
12月27日 《中共新政策产生的根据》，后收入1936年2月在苏联出版的王明著《新形势与新政策》。
12月 作五律《喜闻李罗两同志安抵瓦窑堡》[298]一首，诗曰：
闻悉抵窑堡，浑身顿觉轻。
风霜万里路，马列一条心。
统战方针达，中华局势新。
全民齐抗日，鸣鼓到东京！[299]
冬 作五绝《不死之人（悼方志敏同志）》，诗曰：
就义歌声壮，遗书党性高。
千秋恨蒋日，万众哭英豪。[300]
本年底或明年初 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研究学生运动、纪念方志敏被捕一周年、工作计划等。
本年 为在苏联出版的《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一书作序，作七律《得东北抗日联军组成报告》，[301]《东北抗日游击队将领为华北事变告全国民众书》，[302]并由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新条件与新策略》一书。[303]另外，还撰写《告满洲里人民关于中国北方事件书》、《纪念同志们》、《中国工农红军告阿比西尼亚人民书》、《关于创立中国东北抗日民族防务政府和组织抗日联军的声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呼吁书》、《阿比西尼亚与中国》、《中国红军宣言》等。[304]
本年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曾由莫斯科派洪波、周历（皆系列宁学校学生，广东人）二同志回上海去建立与远东局和地方党的联系。[305]
本年 苏联党出版社出版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前的共产国际》中称：“中国共产党终于铲除了李立三路线，在炮火连天的严酷斗争中，在极其秘密的地下环境中，当时已经造就和锻炼出一批以陈、秦、王、沈、何[306]等同志为首的坚强而又正确的共产党干部，当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出现李立三的纲领性文章时，他们就起来同反共产国际的、非布尔什维克的李立三观点展开了斗争。”这充分说明了共产国际对王明等的信任。[307]
1936年 32岁
年初 作五律《惊人之计》，反对红军东征。[308]
1月4日 致季米特洛夫信。[309]
1月4～9日 在巴黎《救国时报》连载《第三次国共合作有可能吗？》。
1月11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小型会议，研究是否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首席武官邓文仪会见的问题。
1月13日 安排潘汉年到胡秋原家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首席武官邓文仪进行接触，了解其意图。在会见时，潘汉年说：“王明同志听说你要找他谈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救国问题，委托我先来了解一下。”邓文仪说：“我这次来莫，完全是受蒋先生的委托，要找王明同志讨论彼此间合作抗日问题。我们曾经在上海、南京等地找过共产党的关系，进行了一周的时间，全无结果。后来，我们想到四川和陕北直接去与红军进行谈判，但事先毫无联系，恐怕进不去。最近蒋先生看到王明同志在共产国际七次大会上的讲演，以及最近在《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立即决定派我来找王明谈判彼此合作的问题。我们在南京曾召集过几次高级干部会议，蒋先生亲自提出统一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大家全都同意蒋先生的主张。可以说联合共产党的原则是已经决定了。因此我可以代表蒋先生与你们谈判合作的初步条件。具体的合作条件，双方当然还要请示。”潘汉年说：“我可以代表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领袖朱、毛两同志和王明同志，向全体国民党员以及南京军队的全体将士宣布说：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表示抗日，我们愿意与你们谈判合作问题。”[310]
1月17日 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首席武官邓文仪在莫斯科中共代表团驻地会谈。他说：“关于我们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已经屡次发表宣言和各种文件加以说明，我也多次在文章中谈论过这个问题。我们主张，对于任何政党和任何军队，只要他们愿意参加抗日战争，我们都愿意与他们谈判建立统一战线。我甚至公开说明，不管蒋介石过去对国家和人民犯过多少罪行，只要他掉转枪口，对准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也一样给他以自新赎罪的机会。”当邓文仪询问对于成立抗日同盟协定的具体意见时，王明说：“我们准备和一切决心参加抗日斗争的党派团体及军队共同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邓文仪说明了蒋介石关于国共合作的如下意见：第一，关于政府问题，取消中国苏维埃政府，邀请所有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的工作；第二，关于军队，红军应当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因为同日作战必须有统一指挥；第三，关于党的问题，有两个办法：首先是恢复1924～1927年的两党合作形式，其次是共产党继续独立存在。这个问题可以以后再来解决他。第四，关于防线问题，南京政府打算派一些军队和红军一起到内蒙古地区参加抗日斗争。王明说：“红军与国民党如果要建立密切的联盟，第一位的条件恐怕是：（1）互相信任；（2）停止内战。如果国民党不能结束对红军的战争，红军的领导人是不会信任你们的。因此你们必须首先采取措施证明你们与红军合作的想法是真实的。”“有关具体的谈判条件问题，你们必须同毛泽东、朱德他们去谈去。”[311]
1月21日 季米特洛夫将三份王明与邓文仪谈话的记录送交伏罗希洛夫，并说一名中国同志将动身，“他一定要通过王明得到指示”。[312]
1月22日 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首席武官邓文仪在莫斯科中共代表团驻地进行第二次会谈。他批评了蒋介石关于国共合作的意见，说：“我党代表团嘲笑过南京政府的协议条件，因为代表团认为，你们关于协议条件的谈话是不严肃的，因为蒋介石作为政治家不能只向红军和中国苏维埃政府提出那些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而只会带来害处的条件。例如在政府问题上，你们建议取消苏维埃政府，而在军队问题上，你们建议改组红军。关于抗日前线，你们提出最困难最艰苦的前线条件，即你们给红军提出内蒙古战线。那么蒋介石给红军提出了什么有利条件呢？代表团不相信，蒋介石希望同我们谈判而只提出这些条件。因此最好你也说一说蒋介石委托你转达给我们的、能给红军和中国苏维埃政权带来某种好处的另外一些条件。”他还说：“谁会相信蒋介石会像对待自己的军队一样对待红军？这不仅我们不会相信，而且所有中国军人，例如，甚至广东集团都不会相信蒋介石。”[313]
1月23日 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首席武官邓文仪在莫斯科中共代表团驻地进行第三次会谈。当邓文仪说两党之间的协议是一定要达成的时，王明说：“我已经对您说过，无论如何，协定只能在苏区签署，因为我们不知道红军目前的具体要求，所以不能代替毛泽东和朱德来签署这份协议。关于原则问题，我们当然可以在这里谈。这不仅取决于我们，而首先取决于你们。如果你们继续提出这三个对我们不利的条件，那么我们很难和你们进行具体的谈判。如果你或者其他来这里的人，确实提出所有具体的不利或有益的条件，而且蒋介石也提出这些与我们谈判的条件，我们才能对你们的条件发表若干意见。但现在还难说，因为你方仍然没有〈提出〉对我们有益的具体条件。此外，你们还缺乏诚意。”[314]
王明在《曼努伊尔斯基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态度和意见》中说：“在第三次谈判中，邓文仪提出要潘汉年同他一起回国，首先到南京，再一同到陕北去时，曼努伊尔斯基坚决地主张要邓文仪代表蒋介石写一份保障潘汉年安全的声明书，并且给中共代表团30万美元作保证金！结果便谈判破裂，推迟了一年多，直到西安事变时，才又恢复国共谈判。”
《传记与回忆》说：王明“在莫斯科旅馆内，和邓文仪举行谈判。一共举行了四次。在头两次谈判中，达到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原则协议。对一般条件，如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给人民民主自由和抗日自由，停止压迫共产党和释放一切政治犯等，也达到了双方原则上的同意。但是关于何时国民党实行抗日战争，红军驻防地区和担任抗日作战防线地带，给红军发饷和武装等具体问题，未能达成协议，以及其他某些问题未能谈妥，而暂时告以终结。一直到1936年底，西安事变时，才恢复国共谈判”。
同日 王明就邓文仪谈判之事，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写信，向陕北中共中央作了书面汇报，信中说：“南京军事委员会介石先生于本年1月曾派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为代表亲与弟及汉年面谈数次，表示同意我们所提出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原则，惟对于抗日救国之具体合作办法有待于蒋与诸同志直接商洽，故决定由邓君与汉年同志亲赴南京与蒋面商，并言定再由南京去苏区与诸同志协商抗日救国的合作具体办法。”[315]
1月25日 在《国际新闻通讯》第16卷第6期发表《论苏维埃政府与国防政府之间、红军与抗日联军之间的相互关系》，后收入《新形势与新政策》。[316]
1月27日[317] 与康生联名给春山[318]写信，要他“用一切力量来建立起和恢复起交通关系”，因为“这项工作是目前有决定意义的工作”。如果这项工作不做好，200名学生则不能来莫斯科学习，“吾党之新政策之执行人，执行吾党之新政策之坚决优秀干部之训练成为大问题”。这封信还说：“最近将派杨松到你处作一短时期之工作”，他“除帮助你建立交通工作外，并帮助你在远东中国同志中招收学生”。
1月29日 在《共产国际》俄文版第2期、巴黎《救国时报》第9、10期合刊上发表《方志敏同志等被俘一周年纪念》一文，[319]后将此文与其他文章合成《民族英雄方志敏》的小册子，由苏联外国工人出版局出版。同时还在《布尔什维克》俄文版第2期发表《勇敢的布尔什维克——中国的民族英雄方志敏》。
同日 在同一期《救国时报》上发表《论上海反日战争底教训》。文章说：“当上海实行英勇的抗日防御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曾经应用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共产党员与十九路军战士及上海居民手携手地在前线上作战”。“但是，因为我们党的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工、农、兵、学、商联合’的口号是不能容许的，因此采取了不正确的立场，以致真正广大的反日统一战线没有建立起来。”同时，“当时中国共产党本应当建立一切工会（赤色工会、黄色工会等）和一切工人（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反日统一战线，以便组织全上海反日总罢工并达到武装工人抗日的目的。但因为我们的工会工作人员，实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怠工，并犯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以致总同盟罢工的口号没有实行，武装工人上前线去参战，执行得异常不充分”。
同日 致电罗曼·罗兰，向他祝贺70寿辰：“当您七十生辰大庆的今天，我敬向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挚友，世界反帝、反战、反法西斯主义的英雄，国际文学界、艺术界的泰斗，致热烈的诚挚的敬礼！”[320]此电发表在4月10日巴黎《救国时报》第23期上，同时还刊登了罗曼·罗兰复王明的亲笔信。
同日 致信季米特洛夫，说他1936年1月17日、22日和23日同邓文仪的谈话记录已印好，每个文件印两份，一份给你等；并说：“我刚刚收到邓〈文仪〉的来信，他在信中说，他将于1月27日从这里动身，根据蒋介石新的电报，李荣清[321]是同我们谈判的南京全权代表。他请求我和博林[322]同志等他和李荣清最近来这里进行新的会晤。”[323]
同日 在《救国时报》发表《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人民外交委员王稼穑的最近谈话》。[324]
1月 将去年11月写的《中国共产党的新任务》和《中国共产党新政策的基础》两篇文章合编成《新形势与新政策》，并撰写题为《论两种统一战线》的小引，发表于1月9日～3月10日的巴黎《救国时报》第6～17期，《共产国际》中文版第7卷第1～2期、俄文版第2期，并以陈绍禹（王明）的名字由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其中说：“两月来的中国事变，完全证明了我们党对时局估计的正确。”“时至今日，中华民族必需为抗日救国而统一……在今天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我们必须做到各界同胞的抗日救国的统一组织，我们必需达到全国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的统一行动，我们必需做到使全国各种军队达到抗日救国的战斗统一。我们要组织各界的统一救国会，我们要召集全中国各界同胞的统一的救国大会。我们要达到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的目的！”[325]
据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说，这篇文章还收于1937年5月1日出版的《时论选集》，同年10月出版的陈绍禹著《抗日救国政策》，1938年2月5日出版的《抗日救国政策》，1938年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同年出版的陈绍禹著《抗日救国政策》。[326]
2月4日 巴黎《救国时报》摘发王明在苏联《真理报》发表的关于驳斥巴西反动报纸造谣的文章。1935年10月18日巴西反动报纸说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大会上荷兰代表王明讲述巴西革命运动，而这一点却成为乌拉圭政府与苏联绝交的理由之一。王明的文章驳斥说，他不是荷兰人，是中国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因为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剥削”，“中国共产党有多年的为中国独立自由为中国人民解放幸福的英勇斗争历史”，“所以同情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因此，“我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讲中国革命问题时，也讲到别国，特别是南美大民族巴西人民的革命事变”。
2月6日 在《Rundschau》发表《必须在工作各方面都起改变》（又名《改变中的苏区各方面政策》），收入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新形势与新政策》，并发表于1936年4月20日出版的《解放》（北平）第1期，同年7月12日出版的《斗争》（西北）第105期。[327]
2月9日 致信季米特洛夫，说“根据博林同志收到的发自中国的来信，我们得知，同情中共的著名新闻记者胡愈之已于1936年1月20日离开香港前往巴黎，以便来苏联作短暂逗留并考察苏联”，“我认为允许他到苏联来是合适的，因为利用他的来访，我们可以达到以下目的”：1.从他那里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特别是与近来抗日事态的发展和抗日统一战线有关的情况。2.利用他来撰写关于苏联的新作品。3.利用他来为我们的公开杂志和报纸[328]做工作。“因此请您通过联共（布）中央的有关机关取得让他来访的许可。”[329]
2月10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和汤原游击队、海伦游击队的名义，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自此以后，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先后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2月11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做出关于为中共培养干部的决定，责成由曼努伊尔斯基、戈帕涅尔、王明、康生、施平、米夫、基萨诺娃、赖特和梅利曼同志组成的委员会修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在修改时要考虑到对于不同的学校须使之有所不同并使之更接近中共的任务，还要确定每个班的学习期限。决定在王明领导下为教员安排有关中共问题的系统指导，从组织上规定这些学习课程，并给这些课程保证必要的时间。并将检查、监督和适当协助执行本决定的责任交给戈帕涅尔、王明、康生和米夫同志。[330]
不久被派到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韩光回忆说：“一九三六年，党派我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学习期间，经常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史平[331]等领导人的报告。王明作报告，总要捧着马列书本，讲讲翻翻，翻翻讲讲，使听者听不明白，最终也不知讲的是什么。而史平作报告从来不拿稿子，讲的都是我们想知道又不知道的国内政治形势。”[332]
2月20日 致曼努伊尔斯基信。[333]
2月24日 《救国时报》第13、14期合刊发表王明撰写的社论《蒋介石竟自绝于国人》。[334]
2月29日 《救国时报》第15期发表王明撰写的社论《除三害》。[335]
3月12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出撤销中共满洲省委，以四大游击区为中心另行成立南满、东满、吉东、松江四个省委的指示。不久即分别成立了中共南满、东满、吉东三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中共松江省委没有成立，而成立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这年夏天，中共满洲省委作出“旧省委正式取消”的声明。
南满、东满、吉东、北满四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分别成立后，虽加强了对各个地区的领导，整个东北地区却失去了如同中共满洲省委那样的统一领导。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远离东北，并不十分了解东北的实际情况，靠它来统一领导，就不可避免地给东北的抗日斗争和党的工作带来许多困难，致使东北各地党组织和抗日联军遇到的许多问题和产生的许多不同认识，得不到及时的解决，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混乱与误解，并使一些同志受到无辜的伤害，给抗日事业造成许多损失。这些问题，主要是由王明、康生等人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左”倾思想造成的。
3月15日 在《全民周刊》第1卷第1、2期合刊上以陈绍禹（王明）的名字发表《抗日救国与全民族统一战线》。文章共分三部分：（一）武装抗日——“国民自救救国之要道”；（二）全民统一战线——实现抗日救国有效行动的唯一方法；（三）有两条统一战线，请问你加入哪一条？文章认为：“现在中国正在形成着两种统一战线：一种是共产党提出的反日统一战线，另一种是日寇汉奸提出的反共统一战线”，“我们要用抗日救国的全民统一战线来对抗日寇汉奸使我亡国灭种的‘反共统一战线’”。“全民统一战线是实现抗日救国的有效行动的唯一方法。”
同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收到新疆军阀盛世才给王明的信，信中称王明为“热爱的革命导师”，说：“虽然我本人从来没见过您，但是我不仅打心眼里尊敬您，而且很早就认定，您是真正的中国青年的领导者，而读了您的大作（著作：《新形势与新策略》、《中国当前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中国民族革命战争问题》以及《苏维埃中国》）之后，我深信，您不仅是未来新中国的领导者，而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者。”“您提出的同日本作斗争的反帝统一战线口号确实是正确的。它不仅是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策略，而且也是目前同帝国主义和日本进行斗争并解放中国的唯一正确的策略”，“我非常希望得到您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落款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追随者盛世才”。[336]
3月23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发言，说“我们拟作出重大的修改，要使我们的政治方针发生从未有过的转变。如果我们在苏区实行这样的政策，这将影响到全国人民”。第二项措施是“应该召开所有公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拥护人民阵线的政党的代表大会”。第三是“要成立在全国民族救国联合会集中领导下的统一的群众性组织，以便联合一切力量”。关于对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策略，他说“如果我们直接提出打倒南京政府，打倒蒋介石的口号，这样收效就较小，而采取另一种更迂回性质的政策收效就更大些……我们应当继续把抗日的口号提到首位，并在这个口号下，要求南京政府履行自己关于统一战线和对日作战的诺言，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揭露蒋介石的伎俩，否则我们正好中了圈套”。那么，“我们共产党和红军是否想让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的主要部分，其中甚至包括国民党很有影响的军政领导人在目前加入人民战线？我认为，我们应当回答：是的，我们关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面临一个强大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利用一切力量来进行这场斗争，因此我们越能争取更多的国民党组织投入这场斗争，就越容易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所以，我们的口号是：我们希望同所有国民党军队，其中包括南京军队联合起来，这不是一种手腕，而是我们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真实口号”。[337]
同日 与康生联名致季米特洛夫信。[338]
3月27日 巴黎《救国时报》以《共产党愿与一切抗日者亲密携手——王明氏之郑重宣言》为题，摘发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的发言有关统一战线部分和王明《答反对反帝统一战线者》一文的有关部分，并介绍王明是“中共领袖”。
3月 吉合为离苏返国之事，曾去共产国际招待所——“留克斯”找过康生。康生当着王明的面，径直介绍说：“王明同志，即陈绍禹同志，是我们党的总书记”，并嘱咐吉合同志：“回国后，要好好学习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339]
春 在《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第8期、中文版第4～5期上以陈绍禹的名字发表《为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而斗争》。文章说：“最重要的政策问题，就是把包括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指挥下的军队在内的一切国民党军队的基本兵力争取到统一战线方面来。”为了真正结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我们要“改变”苏维埃：“如果我们的苏维埃过去是工农兵代表的机关，那末，我们要把这个苏维埃改为不但是劳动阶级的而且是为抗日救国而战的一切人民的民主机关。”“我们对于是否让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参加苏维埃的各个机关有过疑问。我们认为，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可以让资产阶级分子也参加苏维埃机关。”关于红军问题，文章说：“我们中国共产党员所面临的第一个实践的任务，就是扩大红军的社会成分。”文章还说：“我们还打算把我们党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农业政策来个显著的改变。”这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切政治方针有了决定性的转变”。
4月16日 与康生联名提出《近期中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资料和计划》，其中说：根据他们得到的消息，“最近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动，就是说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条件已经成熟”。因此，提出下列计划：
1.近期计划
（1）把党的精力集中在争取张学良在甘肃和陕西的12到15万军队上，以便在中国西北省份建立抗日同盟（参加同盟的除了红军外，还应有大约30万军队参加，即张学良的12到15万军队，阎锡山的8〈万〉到10万军队，杨虎城的3.5到5万军队，傅作义的2万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