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党要在红军同桂军、粤军和川军建立统一战线方面开展活动，以便共同同蒋介石作斗争。
（3）成立一个共同的政治组织，也就是以集体或个人资格参加的所有抗日政党和团体的同盟，以便在统一的政治领导下，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和群众组织，首先是把19路军集团、原满洲抗日将领、方振武集团（方至今还在等待我们对他的请求作出具体答复），以及所有著名的抗日人士和群众组织的活动联合起来。
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切，那么全国的形势将会完全不同于现在，特别是南京政府军的状况必然会发生有利于抗日斗争的变化。
2.今天的直接行动计划
（1）必须争取使张学良的东北军以及阎锡山的军队切实停止在山西和陕西对红军的作战行动。
（2）在我们的江西和福建的游击队同隶属于19路军集团的所谓人民军及其他队伍之间缔结统一战线，进行共同的抗日活动。
（3）同19路军集团和其他组织在抗日宣传和鼓动方面进行合作。
实施这一计划的必要条件如下：
（1）加强党在国统区的领导工作，改善它同共产国际的联系。
（2）加速同中国红军和中共中央的直接实际联系。
（3）确定红军的行动方向，以保证它有最佳的内外斗争条件。
（4）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的相应帮助。
（5）加强党对满洲抗日游击队斗争的领导工作，安排好满洲抗日游击队和军队同国内政界人士之间的经常性接触。[340]
4月20日 《解放》（北平）第1期发表王明撰写的发刊词。[341]
4月25日 在《共产国际》俄文版第8期，中文版第7卷第5期发表《为中国的抗日人民统一战线而斗争》。
4月30日 在巴黎《救国时报》第27期上以陈绍禹的名字发表《怎样准备抗日？》的文章，揭露“国民党不仅空说准备抗日，不仅实际毫不准备抗日，而且反对真正准备抗日”，“国民党借口准备抗日，把抗日事业推延到遥遥无期，实际上就是不抗日”。文章还说：“我们共产党提出的真正准备抗日的办法，即是建立中国各党派、各军队、各团体和各界同胞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以便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实行抗日的民族自卫战争”。为此，“在对内政策方面”：“立即停止内战”，“发展民众救国运动”，“给予人民以民主自由”，“实行中国各党派抗日救国联合”，“我们欢迎南京国民党和蓝衣社内的抗日救国的同志与我们合作”，“如果中国军队……已经自动地起来实行武装抗日战争，使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感觉到众叛亲离和命在旦夕的时候”，他们“有可能”“参加‘抗日’”。这篇文章还同时以陈绍禹（王明）的名字发表于5月15日出版的《全民月刊》第4期，6月6日出版的《先锋》。
4月 指示潘汉年与胡愈之一起启程回国。[342]
5月17日 致季米特洛夫信。[343]
5月19日 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与康生、戈帕涅尔、切尔诺莫尔季克和米夫提出关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外国部的建议，批准米夫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外国部校长等。[344]
5月20日 听取关于为中国干部工作设立顾问问题的报告，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飞行表决。[345]
同日 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就“对外宣传口号及国内外政治形势与国焘关系”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等，其中说：“党的十二月政治决议及七次政治宣言与绍禹同志在七次国际大会的报告，均得到全国广大人民包括知识界最大多数人的同情与拥护。”
5月25日 致信季米特洛夫说：“请看一下陈铭枢的书面报告[346]，他要就此报告同我们进行谈判。我同康生和施平同志正在准备同他协商的方案。”“近几天我们将把方案呈送给你，以便得到您的指示，尽快地结束谈判并着手做实际工作。”[347]
5月27日 撰写《致纽约商报主笔的信（关于中俄同盟及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和反蒋派别之间底关系问题）》，以王明的名字发表在6月5日出版的巴黎《救国时报》第33期上。信中对中俄同盟、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反蒋派别的关系等问题作了阐述。关于中俄同盟问题，信中说：为了保障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除极力设法团结和动员全中国人力、财力、武力和物力供对日抗战外，并对使中国人民取得抗日的有力外援的问题，时刻深为注意”。关于对蒋介石的关系问题，信中说：“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共产党鉴于亡国灭种之大祸迫在眉睫，对于国内政敌之态度，日有改变”，“无论蒋介石或其他任何军政人物，只要他们真正参加抗日救国的行动，中国红军和苏维埃政府一定与他们共御外侮”。关于与反蒋派别的关系问题，信中说：“当内争未息的时候，从中国内部政争的观点看，蒋介石毫无疑问地是中国人民及其红军的主要敌人，因此，一切反蒋派别，主观上或客观上不能不是红军反蒋的朋友。”
6月16日 与米夫联名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信。[348]
同日 就关于国共协商抗日救国问题致电毛泽东、王稼祥。[349]
6月20日 与康生等7人在巴黎《救国时报》第37期上发表对瞿秋白殉难一周年的纪念词，标题是“我国共产党领袖王明等之纪念词”，并与康生撰写《追悼瞿秋白同志》一文，其中说：瞿秋白“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中是最有名的活动家之一”，“与陈独秀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了斗争”，“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优秀行政家”，“毕生行动可为中国革命者的模范”，但也说“他自己也难免犯了或右或‘左’的错误。特别犯了调和主义和立三路线的错误”。此文收入《瞿秋白同志牺牲周年纪念》。
6月22日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信。[350]
6月23日 听取关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外国部委托的报告，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飞行表决，决定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系统中分出外国部作为独立的高等学校。[351]
6月23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自陕北瓦窑堡致电王明，报告西北地区的局势和打算。[352]
6月30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王明，说：“中共中央2月的政治决议，完全贯彻了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精神。已着手坚决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的抗日反蒋广泛统一战线路线。”[353]
6月 通过胡秋原联系陈铭枢和鲁迅，请他们访问莫斯科。鲁迅因病不能行动，仅陈铭枢前往。胡兰畦陪陈铭枢到莫斯科后，中共代表团盛情接待，王明与陈铭枢分别代表中共和民族革命同盟单独谈话。月底胡秋原离开莫斯科时，王明特别约他到家中谈话，参加的还有康生和潘汉年。王明再三地诚恳地要求胡秋原参加中国共产党。30日晚，王明设宴为胡秋原夫妇饯行，并送给他们一副宝石袖口。作陪的仍是康生和潘汉年。[354]
7月1日 莫斯科为中共诞生十五周年举行庆祝宴会。会上，康生连连举杯，虔诚地“祝王明同志身体健康”，并领头高呼“王明同志万岁！”[355]
同日 潘汉年在给王明的信中说：“陈济棠已经同意同我们的项英和张鼎丞部队缔结协议（这两支部队驻扎在江西和福建——王明注）。已经派人去找他们，但没有把握会找到，因为他们的驻地不详，而且也没有他们认识和信任的人。很希望唐古[356]同志立即来中国，否则就可能错过时机。陈济棠、李宗仁和白崇禧都希望同我进行谈判，但是眼下未必能达成具体的协议，因为他们都希望弄清楚有关苏联援助的可能性问题。”“有消息说孔祥熙（南京财政部长——王明注）和宋子文（前南京财政部长——王明注）希望同我们进行谈判，这得到了实际情况的证实。宋〈子文〉已经派董健吾牧师去苏区，他是穿过张学良军队的辖区到苏区去的，但没有结果。”“同张学良已经达成协议，我们在他那里已设有代表”。“董健吾牧师派人带一封信通过朱德去见毛泽东。”[357]“为了谈判，陈立夫和陈果夫积极寻求同我们联系，但是他们没有同邓〈文仪〉联系。”[358]
7月3日 致电中央书记处。[359]
同日 致罗英信。[360]
7月8日 与康生联名在巴黎《救国时报》第41期上发表《高尔基追悼词》，并撰写《悼高尔基逝世》。[361]
7月12日 在巴黎《救国时报》第42期上以陈绍禹的名字发表《目前中国政局的出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7月14日 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季米特洛夫写报告，说：“鉴于我承担着繁重的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工作，并应为预期的回〈国〉做准备，特向书记处提出解除我所担负的拉美国家方面工作的问题。”[362]
王明在1966年1月27日谈的《关于拉丁美洲工作问题》的回忆录中说：1933年底（或1934年初），在莫斯科开过一次拉丁美洲共产党代表会议。拉丁美洲工作那时归曼努伊尔斯基管。他认为拉丁美洲已处于俄国十月革命前夜的情况，党的主要政治路线是孤立小资产阶级政党，推翻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三次全会后，1934年春决定我去管拉丁美洲部的工作。我一看到上述关于拉丁美洲的决议，就开始研究巴西、智利、阿根廷、乌拉圭等国家的情况。研究的结果，认为这些国家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建立反帝的民族统一战线（有些国家是反美帝的，有些国家是反英帝的），同时反对本国的与帝国主义有密切关系的大买办阶级和大农场主。因此，不仅不应当孤立小资产阶级政党，而且要联合反帝的民族资产阶级党派。因为那里当时的革命性质是反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以不能在巴西马上就组织苏维埃政权。巴西当时有个民族解放联盟，参加的有一切反帝的党派，是一个反帝联盟。我告诉巴西同志要参加进去并发展它，不能马上组织苏维埃政权，因为苏维埃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而不是斗争的开始。巴西同志同意我的意见。拉丁美洲部和巴西同志一齐开会起草了一封信给巴西党，要他们不要搞苏维埃红军，而搞反帝统一战线。在共产国际七次大会时，我在讲话里实际上纠正了拉丁美洲共产党三次代表大会的错误。拉丁美洲同志都同意我在共产国际七大的讲话，曼努伊尔斯基也不好反对。但是，曼努伊尔斯基瞒着我和季米特洛夫等国际领导同志，他经过共产国际驻巴西的代表，又直接去指挥巴西共产党，还是搞原来的一套：要他们武装起义，首先在巴西的京城起义！在1936年夏天的某日，曼努伊尔斯基拿出电报来给我们看，并且说：“收到巴西党来电，今晚就要在巴西京城起义，明天可以胜利！”我们都很吃惊地问他：为什么事先不和我们商量？结果，次日起义失败。因此，我向季米特洛夫提出辞去管拉丁美洲部工作的任务，季米特洛夫也只好同意了。
7月15日 致电中央书记处。[363]
7月22日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严厉批评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抗日反蒋”的决议。对此，季米特洛夫当场说：“我认为，王明同志在书记处面前对政治局决议的批评，很大程度上也是适用于王明同志本人的。”[364]
7月23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听取王明《中共中央关于成立抗日人民阵线问题的决议》的报告，决定“采纳王明同志的建议作为基础。责成王明同志和中国同志——康生和施平以及米夫同志和曼达良同志最后审订这些建议，并呈报季米特洛夫批准”。[365]
同日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中说：“王明同志对党的批评态度绝不意味着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这种批评态度应该是有利于党的。”他“建议以王明同志的建议为基础委托王明同志和一些中国同志跟我一起校订”8月15日发出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366]
7月25日 以陈绍禹（王明）的名字在《共产国际》中文版第4、5期合刊发表《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为中共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和中共新政策实行一周年而作》（又名《为中国人民独立自由而斗争的十五年》、《新中国论》），同时刊载于《共产国际》俄文版第14期、英文版第44期，巴黎《救国时报》第55、56期（“九一八”五周年纪念专刊）、《全民月刊》第7、8期合刊，《民族殖民地问题》第1期，后收入《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上海南华出版社出版的《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文章共分五个部分：“中国国家和人民的地位”，“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的九年”，“新环境与中共为新中国而奋斗的新政策”，“为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而奋斗”。
文章明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进一步宣传“联蒋抗日”的主张，说“我们共产党员应当把国民党和蒋介石不与日寇一样看待，因为中国人民的基本敌人是日寇，在现在阶段上一切应当服从抗日”。“此外，也不能把整个国民党及其全体军队，看成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同盟军和助手；尤其主要的是，为的真正的和严重的武装抵抗日寇，必须要国民党的党〈军〉队或其有决定意义的大多数部队来参加”。并说：“如果蒋介石今天能够同意与我们进行共同斗争去反对外国仇敌对于我们国家和人民利益底侵犯，那末，为的反对共同的和强大的敌人，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与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呢？”[367]
这篇文章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共产党要组织什么样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联军和国防政府的问题，指出：“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具体地应当表现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及其他组织在共同的抗日斗争纲领的基础上订立政治的协定，同时，保存各党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应当是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及其他军队根据共同反日武装斗争的政治协定而组成的联合军队……所有参加的武装力量，均完全保存其原有的政治制度和组织制度，均保存其原有的军官成分和政治工作人员成分”，“没有得到同盟军方面自愿的同意，任何一个参加联军的部队，没有权利去干涉另一参加部队的内部事情”；“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应当是一切参加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党派和组织的真正的代表机关”，“这个政府不是任何一党一派的政权，而是反日民族战线的政权”。[368]
这篇文章还强调了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保持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的问题，提出要反对陈独秀等机会主义错误的倾向。文章说，关于保存各党派独立的问题，“参加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产党，国民党及其他组织，都有全权保存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政纲和自己的组织。无论参加统一战线的那个党派或组织，不干涉且不应当干涉参加统一战线的另一个党派或组织的内部事情”；“对于我们共产党员，就是说：在为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或者已经建立了这种统一战线的条件之下，我们不仅一分钟也不应当允许减弱我们自己的共产党及其组织，而且特别应当用尽一切力量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党，更加保障党的纯洁和统一”。“因此，必须坚决反对那些可以在实际上使共产党与某种反日斗争的政治同盟相混合的一切倾向，必须反对那些以为可以不加选择地允许一切宣布赞成或实际参加反日的人入党的提议。同时必须反对那些实际上可以造成重复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等机会主义错误的倾向，这种错误的实质，就是……使共产党丧失独立性和使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变成民族资产阶级的尾巴。”[369]
文中还称赞毛泽东是红军的领袖，并指出：“在全国革命形势低落和敌人残酷武装进攻情况之下，只有很少的地方能够抵抗敌人的进攻和巩固自己的阵地……特别重要地，在这些地方有那些天才能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作领导，例如举世皆知的毛泽东，朱德……等同志。”[370]
据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说，此文还发表于《斗争》第118期，并收入《共产国际论中国共产党》，1936年出版的《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论抗日救国统一战线》，1937年出版的陈绍禹著《时论选集》、朱戈编《今日的红军》、《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1938年出版的《民族革命之路》、陈绍禹著《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新中国论》等。[371]
7月26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听取王明请求解除他的中南美国家党的领导职务的申请，飞行表决接受他的申请，委托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暂时担任中南美国家党的领导职务。[372]
7月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发言。[373]
同月 致电中共中央政治局。[374]
8月20日 致洛甫信。[375]
8月25日 洛甫、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致电王明：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靠近苏联，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但这一地区遍布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城池和围寨，希望苏联能提供飞机、大炮。否则，由于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困难，红军以后的发展方向就不得不移向甘南与陕南。“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只有占领宁夏才能改变这一情况。”[376]
8月27日 致共产国际中国部信。[377]
夏 派胡兰畦带着大批《救国时报》到港沪传达共产国际的新政策。[378]
同期 以丢失文件包为由严厉批评李立三。
唐纯良著《李立三传》说：“一九三六年夏天，李立三在上班的路上丢了一个皮包，里边本来没有机密文件，而且第二天就由车站工作人员送还了李立三，但王明硬说李立三泄露了共产国际的重大机密，给予严厉批评。当时的苏联正处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时期，这件事引起了苏联内务部的注意，从此开始正式指定内务部人员监视李立三的行动。这也是后来逮捕李立三的借口之一。”[379]
同期 作自由体诗《蒙古草原牧群》。[380]
9月5日 致季米特洛夫信。[381]
9月23日 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382]
10月25日 在巴黎《救国时报》第63期上以陈绍禹（王明）的名字发表悼念鲁迅的文章《中国人民之重大损失》。文章说：“鲁迅不仅是在思想上和文学上赞助中国共产党及红军和苏维埃的伟大解放事业，不仅在言论上和著作上反抗一切黑暗势力对中国共产党及红军和苏维埃底压迫和进攻，而且在物质上和行动上积极赞助中国共产党的英勇革命斗争。”“当中国共产党去年发表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新政策时，鲁迅始终表示热烈地拥护并积极地参加组织文化界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事业。”
10月 作七绝《哀思重重——悼念高尔基声中惊闻鲁迅逝世》，诗曰：
世界文坛陨巨星，工人笔阵损干城，
天涯海角同悲惜，此际何堪丧鲁迅。[383]
秋 作七律《阴谋危害西路军》，攻击毛泽东阴谋危害西路军。[384]
此诗注明写作时间是“1936年秋（事件发生时）”。其中首联是：“大军失据困山丹，调走徐陈为那端？”但徐向前、陈昌浩是1937年2月离开西路军的，而且也不是中共中央调走的，可见这首诗是后来才写的，连时间都没有弄清楚。
秋冬 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代表朱新阳到莫斯科向王明、康生等汇报他们对《王康指示信》的意见，王明对他严加批判。[385]
11月12日 在巴黎《救国时报》第68期上以陈绍禹的名字发表《纪念我们的回族烈士马骏同志》，后收入这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丛书”《烈士传》第1集，1948年出版的《烈士传》第2辑。文章说：“现在，一部红军主力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之下，正在西北各省进行抗日救国活动，汉回两族合力共御外侮和合力共得自救的伟大前途，必能在不远的将来完全实现。”[386]
11月17日 致季米特洛夫信。[387]
11月20日[388] 季米特洛夫在致王明电中谈到国共两党关系时说：“我认为完全正确的做法是：（1）必须保持领导的团结一致，保持我们的组织系统、我们的指挥人员，不允许蒋介石和国民党干涉红军的内部事务；（2）同意在建立全国抗日战线和着手采取具体对日作战行动的条件下，成立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统一司令部；（3）红军在共同抗日战线的规定地区执行统一司令部的命令；（4）红军保留自己现在的名称，但宣布自己和南京军队一样，是全国救国军的一部分。”[389]
11月22日 致中共中央书记处信。[390]
12月2日 致洛甫信。[391]
12月5日 作七绝《光辉的苏联新宪法》。[392]
12月12日 西安事变爆发。王明撰写《论西安事变》，并在回忆中说他预见到有和平解决的可能，在文章中阐述了这种观点，后来得到斯大林的肯定。
《传记与回忆》说：“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夜，斯大林同志派人送给季米特洛夫和王明同志一个亲手用铅笔写的纸条。其中写到：‘西安事变是直接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并要他们立即发电给中共中央，作为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指示。季米特洛夫同志问王明同志对这个指示有什么意见，王明同志回答说：‘我感到这个指示只讲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而西安事变有两种解决的可能：一种是刚同希特勒会谈后，兼程赶回中国的亲日派领袖汪精卫到达南京后，能够发动空前大规模反共、反张（学良）杨（虎臣）的内战，那么西安事变客观上会产生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结果；另一种可能：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中国共产党、张学良和杨虎臣同蒋介石之间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那么西安事变就将产生有利于中国人民，而不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结果。’季米特洛夫同志说：‘公开地说：我同意你的意见。’王明同志说：‘那就请你马上打个电话给斯大林同志，请他立即接见我们，以便向他陈述我们的意见。’季米特洛夫同志说：‘斯大林同志既然直接派人送来指示，要我们立即发出去，那就是他完全相信自己的意见的正确，没有同我们交换意见的必要。在这样情形下，不能向他提出不同的意见，只能照他的指示办。’次日，斯大林同志要王明同志马上写一篇《论西安事变》文章，在《共产国际》上发表。王明同志把写好的文稿送给季米特洛夫同志看时，季米特洛夫同志提议把文章前面的一小段对西安事变两种可能的估计，改成为基本上符合斯大林同志估计的内容。王明同志说：‘我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如对西安事变只写一种如斯大林同志作的估计，那将给中共代表团在西安同张、杨接洽，以及同张、杨一起向蒋介石进行谈判，造成很大的困难。’季米特洛夫同志说：‘我了解你的意思。我叫人把那小部分改一下，不用你的签名，而用伊·杰克签名好了。’（斯大林同志见到此文后，问季米特洛夫同志：‘为什么王明同志的文章用伊·杰克签名发表？’季米特洛夫同志把王明同志对西安事变的意见，以及为何不用自己签名发表的经过，都告诉了斯大林。斯大林同志当时未表示任何意见。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一个半月后，斯大林同志告诉季米特洛夫同志说：‘假如王明给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的指示像王明同志提的那样，可能更合适些。’同时，他请季米特洛夫同志把他的这个意见转告王明同志）。”
12月13日 在有人请示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方针时，借机吹嘘自己写《八一宣言》和提出统一战线的功劳。
李国华于1943年9月20日写的《关于王明同志的一些材料》说：在西安事变后的第二天，我去请示王明同志我党对西安事变的方针，他向我解释了西安事变的原因、和平的解决方针以后，接连说明自《八一宣言》发出以后我党所得到的成绩，红军长征的成功，东征的出师，“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西安事变，内战停止，和平的取得，统一战线的形成，国共合作的奠定，所有这一切都应归功于《八一宣言》、统一战线。他向我说统一战线的真正意义是救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军，因此《八一宣言》、统一战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事情。吴克坚同志孟庆树同志多次向我们说过：《八一宣言》是王明同志写的，统一战线是王明同志手造的。
12月14日深夜12点 斯大林在收到一份电报后给季米特洛夫打电话，询问：“王明在你们那里做什么事？他是个挑衅者吗？他想发电报让他们枪毙蒋介石。”季米特洛夫说“我不知道有这种事！”[393]
同日 写七绝《西安事变》一首，诗曰：
应停内战救危亡，共产宣言民意昂。
兵谏一心为抗日，千秋青史写张杨。[394]
12月15日 参加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395]
12月23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通过王明给中共中央信，说根据书记处决定，在国际列宁学校组织讲座培训班，任务是造就具有马列主义思想修养、足够的理论素质和政治坚定性的讲师和宣传干部，以便领导对党的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396]
12月27日 与康生等致电中央书记处。[397]
12月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第一次提出“左倾机会主义”的问题。他说：“一九三二～一九三五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苏维埃战争受到严重的损失，产生了五次‘围剿’中不能战胜反而丧失了苏区削弱了红军的结果。这个错误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议时纠正过来了。”[398]
本年 在巴黎《救国时报》发表《东北抗日联军宣言》、《论两广事变》，[399]作七绝《西班牙之战（向西班牙人民和国际志愿军致敬）、五律《在格克尔特床前》各一首。[400]
本年 莫斯科出版“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丛书”之一《烈士传》第一集，其中收有王明写的《纪念我们英勇牺牲的先进革命战士》。文章说：“在党的成立十五周年纪念的时候，在我四万万伟大中华民族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浪潮当中，我们纪念我们死难的战士，我们正是要在抗日救国的神圣旗帜之下，承继他们为国为民的革命事业，发扬他们所积累的丰富的革命经验，踏着他们的血迹，向前迈进……争取中国人民民族的社会的解放斗争之彻底胜利。”此书的前言，据郭绍棠说也是王明写的。[401]
本年 在肃反运动中揭发米夫。
在肃反运动前，王明一直吹捧米夫。李国华于1943年9月20日写的《关于王明同志的一些材料》说：王明说米夫是斯大林的门生，是七十几个人的训练班的学生，苏联现在大多数的省委书记是那个训练班的人担任的，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就是在这个训练班讲授时用的讲义。米夫是个中国通，中国党的八七会议、六次代表大会，米夫都是积极参加者和领导者，四中全会上米夫为国际的全权代表，现在又著了《中国革命问题》一书，这是中国革命的指南，也是我们的党史。因此，米夫在中国革命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
但是，米夫在肃反运动中被清查以后，王明立即起来揭发。据师哲回忆说：“1935年清党，1936年肃反，接着几个案件，都牵扯到米夫。米夫被揪出来，在共产国际全体人员大会上斗。有人揭发米夫是托派，说他和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迪克都有联系。这时米夫一手提拔起来的王明，看见米夫倒台了，摇身一变，大力揭发米夫，打得米夫晕头转向。有一次季米特洛夫曾告诉周总理：唉！事情已经过去三、四年了。王明可不得了，他本来是米夫一手提拔和培植起来的，米夫又是他的老师，但在肃反时，王明反戈一击，把米夫搞得体无完肤，这个人太机灵了。弦外之音，即此人危险。”[402]他还说：“王明平时在米夫面前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两人俨然是师生父子。但在1936～1937年米夫被揭发为政治反革命、托派分子时，被米夫一手提拔和培养起来的王明立即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反戈一击，把米夫揭批得体无完肤。王明这么摇身一变，又成了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感叹道：‘王明真机灵！’”[403]1939年末季米特洛夫在同周恩来的谈话中还说：“王明本来是米夫的学生，也是米夫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同米夫共事多年。王明是很机灵、精明的，当他一嗅到米夫出了问题时，就立即转过头来同米夫做斗争，而且极力揭发批判他。这样，王明就站在了正确一边，同米夫划清了界限。王明是个很机灵、很会转弯子的人。”[404]
1937年1～11月 33岁
1月8日 与康生联名在巴黎《救国时报》第75、76期合刊号上刊登为《救国时报》一周年的题词：“不分党派，不问信仰，团结全民抗日救国，这是贵报一年来始终贯彻的主张，同时也就是全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因此贵报成为全中国人民共同团结一致抗日的喉舌。”
1月17日 听取米夫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研究生班的建议，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飞行表决，同意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在研究生班一年级成立一个21人的学员班，由中国部的教员和翻译组成，目的是从中培养学校经济、历史和汉学三个系的高水平教员。[405]
1月20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听取王明关于中国最近的事态和中共的策略的报告，批准季米特洛夫宣读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决定改变党在苏区的方针，即从苏维埃体制转变为民主基础上的民族革命政府体制，并为建立全国民主共和国而斗争，这种改变是否合适，征询中共中央的意见。[406]
1月26日 宋庆龄在给王明的信中说：“我必须向您报告以下情况，这些情况有可能威胁我的工作和损害我将来在中国可能与之有联系的任何运动。我提出这些情况供您研究，希望您能着眼于业已发生的情况，给我提供关于今后行为方式的建议。”“几周前，宋子文得到释放蒋介石的保证从西安回来后，想与我见面。他对我说，蒋介石获释有一些明确的条件，这些条件经商定是严格保密的，并且蒋介石在过一段时间是要履行的。但是他说，共产党人出乎意料地通过西安电台公布了这些条件，而其英译稿也经史沫特莱报道出去了。史沫特莱小姐以自己的名义公开证实了这些消息的真实性，并补充说，周恩来同蒋介石、宋子文进行了谈判，等等。宋子文说，我们说好了，所有这些事情要绝对保密。”“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违背诺言和缺乏诚信’非常恼火，决定不再受这些诺言的约束，也不履行任何条件。他对宋子文说，别指望同这些人合作，‘他们没有起码的诚实’等等。这使宋子文极为不安，因为他知道不可能再保持其〈西安协议〉保证人的地位。”信中还对史沫特莱提出了批评：“至于史沫特莱小姐，我想说，她不顾不止一次的指示，继续保持着不好的关系，向他们提供资助，然后就要求党来补偿那些由她提议花费的款项。实际上这里的人认为她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她把《工人通讯》的出版者、工会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的工作人员和其他许多人带到同情我们的外国人的一个住所，结果这个用于重要目的的特殊住所遭到破坏。虽然她无疑是出于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给我们的利益造成了损失。”“我转达了您把她孤立起来的指示，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同志让她在西安工作，给我们造成了麻烦和困难。或许他们认为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407]
1月29日 听取曼努伊尔斯基的建议，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飞行表决，同意任命徐杰[408]为国际列宁学校“Ⅱ”部主任，免去康生该部主任职务，另有任用。[409]
2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在此之前，斯大林指示将王明提出的三个让步条件发给中共中央。
《传记与回忆》说：“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奠定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条件的基础。当时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三中全会，主要地为的解决国共合作抗日的问题。可是，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和盲目反共分子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三中全会施加很大的压力，攻击蒋介石在西安被捕后，向中共和张、杨投降，接受他们的条件；借口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政府和军队，而且进行长期的内战，没有团结全国进行抗日战争的可能；妨害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国共合作抗日的决议。斯大林同志此时打电话给季米特洛夫同志，要他告诉王明同志：立即把王明同志原来拟定的、在国共谈判最后时期为促进两党合作抗日而向国民党提出的所谓王明的让步的三个条件……正式电告中共中央，以便中共中央将我们要求国民党让步的条件，加在一起，发电报给国民党三中全会，打破亲日派的各种借口，促成国共合作的协定。”“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基本上起了上述预期的作用。”
2月23日 巴黎《救国时报》第83、84期合刊登载王明、康生、方林代表中共中央对苏联重工业部部长鄂尔卓尼基兹的吊唁词。
3月6日 中共中央致电王明，说王稼祥已到上海，请他设法通知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负责人，帮助办理出国护照，以便到苏联治病。
3月13日 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文如下：
我们得到消息说，周恩来在西安与宋子文谈话时似乎向后者通报了宋庆龄给红军寄5万美元之事[410]。此外，他似乎还对宋子文和宋美龄说，他们可以直接通过宋庆龄同红军的代表取得联系。
请核实，周恩来和宋子文是否真的有这样的谈话？
蒋介石和宋子文对我们的同志不顾保密协议，把蒋介石在西安承认的条件泄露出去非常不满，特别是对史沫特莱把这些消息播送给英语听众感到不满。
我们再次坚决主张你们方面必须公开声明，史沫特莱同中共或共产国际没有任何关系，使她没有可能以共产党的名义发表演讲和同革命组织取得联系。[411]
3月19日 与康生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412]
3月25日 与康生联名致季米特洛夫信。[413]
3月 在《共产国际》中文版第3期、《布尔什维克》俄文版第8期、巴黎《救国时报》第94期上以陈绍禹（王明）的名字发表《拯救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又名《救中国人民的关键》、《中华民族之出路》、《团结救国论》）。文章着重评论2月15～22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说在国民党举行三中全会之前，中共中央就向国民党致电，提出五项主张和四项保证，“然而从三中全会所通过的专门回答共产党中央提议的决议看来，亲日派分子对国民党三中全会工作及其所通过的文件，确有极大的影响”。“当中国民族危机的紧急关头，国民党三中全会本应当效法共产党的光荣先例，对建立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表示赞成的态度……但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决议，却又一次地表明一部分国民党领导者为日寇利益居然反对本国人民力量的团结”。但是，“在三中全会工作中，也有好的方面”，“通过了实际上赞成国共合作可能的意见”。文章说：“救中国人民的关键是将中国人民的所有力量团结成为反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就是要使国内两个有决定意义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即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上实行合作”。文章在谈到苏维埃和红军改名的问题时说：“对于红军问题，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中的爱国志士的了解是：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但仍保存红军原有的军官成分和政治工作人员，红军加进全中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这种军队在反对外敌的共同斗争中，为执行总的军事计划，应当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由此可见，这不仅仅是改变红军的名称，而是相当地改变红军的性质，即将红军改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中国统一的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其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队伍。关于苏维埃问题，共产党员和优秀的国民党员的了解是：变苏维埃政权为一般的民主的政权，由此可见，这也不仅是苏维埃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的名称，而且真正改变了苏维埃政权的性质。”[414]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曾将此文出版单行本。
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说，此文还收入1937年11月出版的朱戈编《今日的红军》，星星出版社1938年1月20日出版的《民族革命之路》，1938年1月出版的王明著《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1938年7月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王明著《救中国人民的关键》，1939年出版的天囚编《民族革命论》等。[415]
4月3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询问王明、康生、邓发：“王稼祥在上海极为苦闷，你们到底有无办法，使他能够到苏联。”
4月4日 王明等通知中共中央：“已采取办法使王稼祥问题得到满意解决。”
4月5日 《救国时报》第92期发表王明撰写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氏重要声明》。[416]
4月14日 致曼努伊尔斯基信。[417]
4月22日 致季米特洛夫信。[418]
春 曾涌泉被调到列宁学校任翻译。因在该校党的会议上对校长凯撒诺娃提意见而受到打击报复，被开除了工作。他曾向王明、康生申诉，他们借口不了解情况，又推脱是列宁学校校长决定的，不便过问。直到王稼祥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后，他的问题才得到解决。[419]
4月25日 与康生、李明[420]等在巴黎《救国时报》第96期联名发表《追悼我们的董振堂同志》。[421]
5月1日 巴黎《救国时报》第99期刊登国史《读了陈绍禹先生的“救中国人民的关键”以后》，称赞这篇文章是正确的。
5月5日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美国共产党代表信。[422]
5月7日 致季米特洛夫信。[423]
5月11日 由于苏联领事馆人员不了解情况，不给王稼祥以入境签证，因此中共中央由洛甫电告王明：“王稼祥同志护照已办好，但苏联方面反对，〈请〉给疏通。”
5月13日 王明答复中共中央书记处：须将王稼祥的护照姓名及号码电告并转知苏联方面，方才便于尽快取得入境签字。
同日 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424]
5月14日 致莫斯科林信。[425]
5月24日 洛甫将王稼祥及同去苏联的贺诚的护照号电告王明，再由王明转告苏联方面，王稼祥的签证问题才得到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