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 致季米特洛夫信。[426]
6月8日 致党内同志信。[427]
6月17日 洛甫电告王明：“王稼祥将于日内成行，他坐的船名叫西佛，他要求在海参崴有人接他。”
6月18日 致曼努伊尔斯基信。[428]
6月20日 致季米特洛夫信。[429]
7月初 到苏联治病的王稼祥到达莫斯科。
王稼祥后来在《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一文中说：“我因治疗弹伤，于一九三七年初[430]到莫斯科，见到了王明。这个靠投机发迹的机会主义头子，对他自己危害革命的罪恶行径毫无悔改之意，他对我津津有味的叙述米夫现在已在他手下工作，他又怎样高升至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书记处了，还负责管理拉丁美洲各国党的问题，满副得意嘴脸，毫无愧色；根本不提他历次所犯的路线错误，不提在他指挥之下中国革命遭受失败，濒于垂危，不提我革命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革命干部损失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痛心教训；他半点不承认错误，反而认为我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领导是完全正确的。他更闭口不谈及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了捍卫马列主义和拯救中国革命事业作出的伟大功绩，和在毛主席正确领导下，中国革命事业重新获得欣欣向荣、向前发展的大好形势。反而恬不知耻地把一切功劳归于他自己，他厚着脸皮吹嘘他如何制定了‘八一宣言’，斯大林同志如何敬重他。他的一派胡言使我气愤，我质问他共产国际怎样决定李德去中国的？你和李德事先谈了什么？为什么博古完全靠李德指挥军事工作？他却推脱说没有给过指示，共产国际没有参与此事，而是苏联军队参谋部派了李德去的。我断定这完全是骗人，不可置信的鬼话，因为共产国际已于一九三四年左右改组，取消了东方部和西方部等机构，各国党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执委的指导之下进行工作，除了由王明出面派遣李德，不会有别人。把李德派往中国，美其名曰军事顾问，实则是掌握我党军权，此阴谋手段出之于王明无疑。当我把中央苏区遭到五次‘围剿’的经验教训与他谈时，他不耐烦听，却把四中全会以来的所有错误统统推在博古一人身上。”[431]
7月6日 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王稼祥、贺诚平安到达，开始治疗。”[432]
7月7日 七七事变爆发，全面的抗日战争兴起。
同日 与邓发陪同王稼祥前往会见季米特洛夫。[433]
7月7日后 陈郁要求回国参加抗战，王明等人不予理睬。
袁溥之回忆说：“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了，陈郁再次提出申请回国参加抗战，却仍然得不到批准。他一直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劳动了六年，直到任弼时同志代替王明担任中国党驻国际代表团团长之后，第三国际东方部干部在清理王明遗留下来的大堆档案材料时，才发现陈郁历次申请的信件，都被积压未作处理，他们对陈郁不知犯了什么错误而受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而且拖延了六年之久也不撤销处分大为惊讶。于是打电报把陈郁调回莫斯科来了解情况，这才搞清了陈郁的冤案。”[434]
周焱等著《陈郁传》也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郁又一次给中共代表团写信，要求批准他回国参加抗战，“效命沙场”。但是，他的火热的赤子之心，却感动不了王明等人的冰冷的心肠，他们把陈郁的信随便扔进文件堆里，不作任何回答。1938年10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到莫斯科任中共代表团团长。他的秘书师哲在清理王明、康生留下的文件时，发现了陈郁的多次申诉以及到工厂后写来的八封信。他们才知道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工厂有个叫彼得的中国工人是中共中央委员陈郁。任弼时和共产国际东方部干部处长马尔特洛维夫都感到异常惊讶，立刻把此事报告给国际东方部部长。部长说：这是多么令人难以理解的事，他们处理了一位中央委员，自己回国去了，却撇下同志不管，似乎对他的存在都忘记了，对于他恳切地要求回国参加抗战的要求都不予理睬，这是不能容忍的。[435]
7月10日 巴黎《救国时报》第110期发表王明、康生等《悼东北烈士夏云杰、陈荣玖、李红光、史忠恒、傅显明诸同志》。[436]
7月14日 中共早期重要人物和中国共青团的创始人之一周达文，被苏联内务人民部以“托洛茨基右派反苏组织成员”的罪名逮捕，1938年4月13日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莫斯科秘档中的中共秘史——潘佐夫（A.Pantsov）2004年6月2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演讲（摘要）》说，周达文就是因为王明的“陷害而被枪毙的”。[437]
7月17日 致季米特洛夫信。[438]
8月5日 在巴黎《救国时报》第115期上以陈绍禹的名字发表《悼冯洪国同志》。7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北平郊区南苑，学生军训练员、中国共产党员、冯玉祥将军的儿子冯洪国率领千余名学生，英勇奋战，均在激战中殉国。王明的悼念文章说：“我们对于洪国同志及其所率之千余勇敢有为的青年殉国的纪念……不是空洞的悲哀……而是更加十倍地为完成全中国人民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武装驱逐日寇出中国而努力”。
8月10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举行会议讨论中国问题。王明在会上作了题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新阶段和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的报告。
王明报告后，季米特洛夫说：“王明同志的报告是有点儿鼓动性，有点儿乐观的。他很清楚，我们也不止一次地同他谈过，摆在中国党面前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党内情况是很特殊的”；“需要很了解国际形势的新人去援助中共中央。中央本身也需要援助，特别是在战争时期”；“王明的这篇很好的报告需要改写成文章。要从这篇报告为国际新闻写这样一篇文章，使它能动员群众保卫中国人民”。[439]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共在新形势下的基本政策方针的建议。
此文发表于巴黎《救国时报》第123、124期合刊，《共产国际》中文版第8期、俄文版第8期、英文版第10期，《布尔什维克》俄文版第17期，《解放》周刊第26期，随后由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青年书报社、延安解放社、上海文粮书店出版单行本，上海南华出版社还于1938年1月以《全国总抗战和保证抗战的胜利》为名出版单行本，并收入《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叶晴编《陈绍禹（王明）抗战言论集》、《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抗日战术研究社出版的《抗日救国指南》第1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2册等。
8月 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中文版第8期刊登了毛泽东、朱德分别致西班牙人民书，以及王明为此写的《远东与远西（对于下列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及朱德同志的信说几句话）》。他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朱德的信，指出：“西班牙人民在远西，中国人民在远东，同样得到一切进步者及爱自由者的热烈同情，因为这两个民族的斗争，是保障战胜法西斯主义的极大因素。”
8月 于莫斯科作七律《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了》。[440]
夏 抓住印刷厂工人排错字的机会，与康生再次严厉批判李立三。
李思慎、刘之昆在《李立三之谜：一个忠诚革命者的曲折人生》中说：“不久，又发生了一件工作责任事故：外国文工人出版社中文部在出版共产国际七大文献时，印刷厂排字工人在‘七次大会’一词中，错将‘大’字排为‘犬’字。两字词意不同，写法上只差一点。校对员发现后向李立三作了汇报。李立三经过认真调查，确认是一个偶然错误。原因是当时有一个学徒工把铅字分格放进字盘时，错把‘犬’字放入‘大’字格里，排字工人没有发现，偶然弄错。所以只限于在生产会议上向这个工人提出批评而已。王明、康生得知后，更是抓住这个问题，不依不饶，借题发挥，小题大做，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说是故意所为，定性为一起反革命事件，要追究李立三的政治责任。”[441]
9月18日 以陈绍禹的名字在巴黎《救国时报》“九一八纪念特刊”即第123、124期合刊上，以王明的名字发表《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同时发表于《共产国际》中文版第8期、俄文版第8期、英文版第10期，《布尔什维克》俄文版第17期，《解放》周刊第26期，随后由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延安解放社、上海文粮书店出版单行本[442]，上海南华出版社还于1938年1月以《全国总抗战和保证抗战的胜利》为名出版单行本，并收入王明著《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叶晴编《陈绍禹（王明）抗战言论集》、《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抗日战术研究社出版的《抗日救国指南》第1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2册等。[443]
文章分为“日寇对中国新进攻的原因何在呢？”“中国武装抗日能否得到胜利呢？”“如何组织对日全国总抗战和保证抗战的胜利呢？”“中国共产党在现在环境中的任务”等四个部分。
文章说，日寇对中国的新进攻，“就是征服全中国和奴役全中国人民”。文章驳斥了“中国抗战不能胜利”的论调，同时也指出进行反日斗争“有极大的弱点和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组织对日全国总抗战和保证抗战胜利呢？”中国共产党提议：“在国共合作基础上建立全中国反日各党派的抗日救国大联合”，“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全中国军队总动员、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全中国人民总动员”，“全体人民总武装”，“全国经济总动员和实行国防经济政策”，“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国难教育，安置失业青年”，“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一切财产，肃清汉奸敌探”，“实行抗日外交政策”。在谈到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时，文章说：“必须要建立包括有全中国各种武装力量（南京中央军、各省地方军、抗日人民军、东北抗日联军等等）而同时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供给和武装，以及对敌作战有统一军事计划的全中国统一国家军队。”
文章说：为了共同建立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公开声明：在中国人民斗争底现在阶段，取消‘中国苏维埃化’底口号”，但“中国共产党员无论在任何情形之下，一分钟也不会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一分钟也不会停止其为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的信徒”。同时强调：我们主张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可是，“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任何情形之下，一分钟也不允许丧失自己的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一分钟也不允许掩藏自己共产主义的面目和旗帜”。
9月30日 致莫斯科林信。[444]
同日 作关于中日战争的报告。[445]
10月2日 主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会议议程有两项，其中一项是张烈[446]做关于中国现状和党的工作的报告。[447]
10月21日 与康生联名致斯塔索娃信。[448]
10月 作七绝《平型关告捷》，诗曰：
遭逢部分板垣师，八路锋芒初试时，
一战平关传大捷，共优国劣尽人知。[449]
11月7日 在巴黎《救国时报》第132～133期、《共产国际》俄文版第10～11期、英文版第12期上以王明的名字发表纪念十月革命20周年的文章《伟大的十月革命20周年纪念时之中国》（又名《苏联社会主义革命20周年与中国人民的对日抗战》）。文章宣传和解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但对国共合作的成果和进展作了过高的估计，例如文章说“已开始在国民政府的基础上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家政权”，“已开始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政治制度民主化的过程已经开始，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日益发展”。此文发表于巴黎《救国时报》第132～133期、《共产国际》俄文版第10～11期、英文版第12期，《群众》第1卷第7期，并收入1938年2月出版的叶晴编《陈绍禹（王明）抗战言论集》、同年7月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3册等。[450]
11月上半月 突然宣布不准李立三回国。本来商定李立三与王明、康生等人同机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在启程前，他不说明任何理由，就宣布李立三留下。两个多月后，即1938年2月23日，李立三被苏联内务部逮捕，坐了一年○九个月的牢。
唐纯良著《李立三传》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康生回国了。原先本来已经谈定让李立三同机回国参加抗日战争。李立三怀着参加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强烈热望，等待这一天的到来。但是就在启程的前夜，王明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就宣布李立三必须留下，使李立三回国的愿望完全落空了。但是更大的灾难已经临近了。王明走后两个月，即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苏联内务部突然在逮捕曾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米夫和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等人同时，也逮捕了李立三。从此他在苏联过了一年○九个月的铁窗生活。”[451]
李思慎、刘之昆在《李立三之谜：一个忠诚革命者的曲折人生》一书中说：王明、康生在11月动身回国前夕，一方面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宣布李立三必须继续留在莫斯科，同时又通知苏联保安机关：“李立三是个托派，这是一个危险人物。”他们还向共产国际诬告李立三在上海时“贪污三万美元”。从此，李立三的行动开始受到苏联内务部人员的监视。就在王明、康生离开莫斯科后两个月，1938年2月23日李立三被逮捕入狱。
师哲在《我所知道的康生》一文中写道：“李立三就是王明和康生在共产国际活动后被逮捕下狱的，幸而未被处决。1938年王稼祥和任弼时同志先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才逐渐审查了幸存而在押的中国同志，使他们重见天日，得以继续为革命贡献力量。对李立三的证明材料，就是我整理起草的，他于1939年获释出狱。”[452]
11月11日 斯大林会见王明、康生、王稼祥。季米特洛夫在座。[453]
关于这次会见的情况，王稼祥1941年10月8日下午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说：“当王明问中国革命战略阶段时，斯答复现在主要的是打日本，过去这些东西现在不要谈。当谈到军事工业问题时，斯说没有大炮是很困难的，苏联愿给以帮助。谈到政权问题时，斯说将来你们军队到了那里，政权也会是你们的。谈到战略问题时，斯说打日本不要先打头，这实际便是要打游击战争。”[454]
王稼祥于1968年5月写的《我的履历》中，也谈到这次会见的情况：“当我进入斯大林办公室时，我被介绍说，这是不久才从陕北来到莫斯科的。斯大林就问红军有多少人？我说，在陕北约3万人。王明就插上来说是30万。因为俄文中没有‘万’字，而是说30千或300千。斯大林就说，重要的是红军每个战士都是真正的战斗员，而不是吃粮的。后来谈话就涉及到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斯大林曾说，不要害怕共产党会淹没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地参加到民族解放斗争中。”[455]
王稼祥在《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一文中还说：“这一次王明又居心不良，他利用会见斯大林同志的机会来报私仇，说周达文、俞秀松二人是坏人，并在斯大林面前指责马列学院的凯撒诺瓦[456]包庇他二位。这以前，王明苦于无机会整垮周、俞二人；不久周、俞二人被捕，凯撒诺瓦也被撤了职，王明的丑恶灵魂随时随地都在害人。”[457]
王明在回忆中说：当时斯大林说中国还有不少的托洛茨基派，为了顺利地进行抗日战争，应该坚决地清除他们。[458]
11月13日晚 季米特洛夫同即将回国的王明、康生谈话，王稼祥参加。[459]
《传记与回忆》说：“11月13日晚，季米特洛夫请我们到他们家里作客。他委托中共代表团回国的同志转告中共中央：‘王明同志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仅是对中共而且是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民族的一大功劳。’”
王稼祥1941年10月8日下午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也谈到这次会见的情况。他说：“季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对于中国党的路线，我的印象没有听过国际说过路线不正确的话。”“对于张国焘的问题，记得季米特洛夫说过张国焘在中央不是一个好家伙。”[460]
师哲在回忆任弼时的文章中曾说，有一次季米特洛夫同任弼时谈话说，在王明回国前，他们就提醒过王明：虽然你在国际工作了多年，而且是执委会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之一，但你回国去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以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导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可是王明回国以后，处处以国际代表和领导自居，动辄指责别人，甚至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在工作中闹独立性，完全辜负了季米特洛夫的提醒和期望。[461]
* * *
[1] 见王明《中共半世纪》，第31页。王明1945年4月20日致六届七中全会的信说9月25日动身赴苏联。
[2]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7页。
[3] 见王明《中共半世纪》，第31页。
[4] 见王明回忆录《曼努伊尔斯基、王明与毛泽东》（未刊稿）。王明1950年填的简历表说自己“1932～1937.11，在莫斯科，中共中央代表”。
[5] 孔永松等编著《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第253～254页。
[6] 《资料丛书》第13册，第67页。
[7] 《资料丛书》第13册，第66页。王明在《中共半世纪》说自己从11月10日起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并担任共产国际领导机关的职务，见该书第31页。王明在延安写的简历说“1932～37年1月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有的论著评论说：“一方面王明是中共代表，另一方面又是共产国际的化身，王明所拥有的这种双重身分使他可以随时向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中共，表述其个人的意见……王明作为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一批人的精神领袖，对在国内的博古等人无可置疑地具有影响力。”那么，“王明在莫斯科是否对国内的中共中央实行遥控？从现在已披露的历史资料看，王明和代表团一般不对国内的具体活动进行直接干预，但是在某些时候，王明也曾就重大政策问题向江西表达自己的意见。在1931～1935年，王明与国内的中共中央既有一致的方面，也有分歧的方面”。（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第97页。）
[8] 《资料丛书》第13册，第68、72页。
[9]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附录《王明著述目录索引》，第467页。
[10] 这个时间是根据黄药眠的回忆判定的，因为他说是在王明“来后不久”。
[11] 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第184～185页。
[12]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45页。
[1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552页。
[14] 《王明言论选辑》所附《王明文章、讲话目录》说是《关于中国的革命工会运动——在赤色职工国际中央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的发言》，此处据俄罗斯科学院汉学图书馆编目。
[15]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116页。
[16] 《王明给红色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书记处和东方殖民地部的信》，《资料丛书》第13册，第88～89页。
[1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42、43页。
[18] 即库西宁，下同。
[19] 《资料丛书》第13册，第104页。
[20] 《传记与回忆》。
[21] 《资料丛书》第13册，第119页。
[22] 《资料丛书》第13册，第120页。
[23] 《陈郁自传》，《广东党史资料》第1辑，第211页。
[24] 《资料丛书》第13册，第122页。
[25] 指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居民在上海和吴淞对日本侵略者的武装抵抗。
[26] 原文如此，应为副总指挥。
[27] 《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资料丛书》第13册，第126～131页。
[28]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46页。
[29]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
[30]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32年3月4日），《资料丛书》第13册，第132页。
[31] 《王明言论选辑》，第310、313、316～317页。
[32]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说还曾收入《中国民族革命战争问题》，见日本汲古书院平成8年版，第46～47页。《写作要目》说王明本年曾写《中国的政治现状和中共的当前任务》，似乎指的就是这篇文章。
[33] 《王明言论选辑》，第194、215、257页。田中仁说1934年曾再版，东洋文库藏有该版本。《王明著作目录》，第46～47页。
[34]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47页。
[35] 《资料丛书》第13册，第126～131页。
[36]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47页。
[37] 《写作要目》。
[38] 《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陈郁》，该书编写组编《回忆陈郁同志》，第28页。
[39] 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第191～192页。
[40] 《陈郁自传》，《广东党史资料》第1辑，第211～213页。
[41] 林铁：《我和陈郁同志在列宁学院》，该书编写组编《回忆陈郁同志》，第18～19页。
[42] 《学习陈郁同志》，该书编写组编《回忆陈郁同志》，第35～37页。
[43] 《一生保持工人本色的共产党员》，该书编写组编《回忆陈郁同志》，第52页。
[44] 唐纯良：《李立三传》，第114～115页。其中李立三的回忆见李立三在1956年9月23日在中共八大上的发言。
[45]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48页。
[46]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48页。
[47] 《传记与回忆》。
[4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88页。
[49]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48页。
[50]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48页。
[51]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48页。
[52] 何一民：《留学苏联片断》，《革命史资料》第18辑，第185页。
[53] 《学习陈郁同志》，该书编写组编《回忆陈郁同志》，第35～37页。
[54] 《中共中央给王明的电报》，《资料丛书》第13册，第186页。
[55] 《中共中央给王明的电报》，《资料丛书》第13册，第190页。
[56] 应为俞秀松，下同。
[57] 应为董亦湘。
[58] 《留学苏联片断》，《革命史资料》第18辑，第185～186页。
[59] 王明在延安写的简历说“1932年国际十二次全会补选为执委委员”。
[60]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的发言》，《资料丛书》第16册，第50～79页。
[61]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的发言》，《资料丛书》第16册，第94～119页。
[62] 《陈郁自传》，《广东党史资料》第1辑，第211～213页。
[63] 周焱等著《陈郁传》，第122～126页。
[64]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48页。
[65] 李东朗：《王明到底有什么国际背景》，《百年潮》2008年第12期。
[66] 《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第457页注1。
[67] 《资料丛书》第13册，第211页。
[68]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49页。
[69]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49页。
[70]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49页。
[7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89页。
[72] 《王明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资料丛书》第13册，第224～226页。
[73]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册，第327页。
[74] 《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满洲形势的报告（摘录）》，《资料丛书》第13册，第237～250页。
[75] 《资料丛书》第13册，第253页。
[76] 《资料丛书》第13册，第283页。
[77] 《资料丛书》第13册，第285页。
[78] 《资料丛书》第13册，第286页。
[7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92页。
[80]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333页。
[81] 《写作要目》；《王明言论选辑》所附《王明文章、讲话目录》，第646页。
[82] 即托洛茨基。
[83] 《写作要目》。
[84] 1931年8月4日在广州被敌人杀害。
[8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90页。
[86] 《资料丛书》第13册，第457页注1。
[87] 《王明给库西宁的信》，《资料丛书》第13册，第291页。
[88]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458页。
[89] 即杨虎城，杨虎城字虎臣。
[90] 《资料丛书》第13册，第457页注1。
[91]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上册，第78～79页。
[92]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49页。
[93] 《写作要目》。
[9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93页。
[95] 《资料丛书》第13册，第457页注1。
[9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非常会议第307（A）号记录（摘录）》，《资料丛书》第13册，第402～403页。
[97] 对此决定有批注：“已完成。”
[98] 指1933年1月10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
[99] 指1933年5月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0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会议第15号记录（摘录）》，《资料丛书》第13册，第423页。
[101] 《资料丛书》第13册，第428页。
[102] 《王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资料丛书》第13册，第436页。
[103] 《资料丛书》第13册，第457页。
[104]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49页。《写作要目》说是发表在第7期。《王明言论选辑》所附《王明文章、讲话目录》，第645页。
[105] 《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和博古当总书记问题》（未刊稿）。
[106] 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第194页。
[107] 此处回忆有误，因康生来时，王明到莫斯科已经一年半多了。
[108] 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第196～197页。
[109] 《资料丛书》第13册，第471、472页。
[110] 指中国共青团。
[111] 《资料丛书》第13册，第475页。
[11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638～662页；《资料丛书》第16册，第349～371页。
[113] 《王明言论选辑》所附《王明文章、讲话目录》，第646页；《写作要目》。
[114] 俄罗斯科学院汉学图书馆存有此书。〔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说1934年7月出版的瑞金《布尔塞维克》第1期曾刊载，东洋文库还存有1935年版本，第51页。
[115] 即习惯上说的第四次“围剿”。
[116]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52页。
[117] 指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1933年9月6日发表的呼吁书，见《共产国际》杂志第28期，1933年，第22、24页。
[118] 《王明和康生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资料丛书》第13册，第497页。
[119] 《苏维埃中国》序言是9月27日写的，故判定此文写于这之前。
[120] 即通常说的第五次反“围剿”。
[121] 《资料丛书》第13册，第542、543页。
[122]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52页。
[123]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52页。
[124]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52页。
[125] 以上均见《王明和康生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摘录）》，《资料丛书》第13册，第561～573页。
[126] 原文如此，可能是周励，下同。
[127] 指1932年成立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国际委员会。
[128] 意即用英文和中文出版。
[129] 《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资料丛书》第13册，第586～590页。
[130] 《曼努伊尔斯基、王明与毛泽东》（未刊稿）。
[13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572～633页；《资料丛书》第16册，第134～189页。
[132]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53页。
[133] 王明在延安写的简历说：“34年初国际十三次全会补为执委主席团委员，会后指定为执委、小委员会（相当于书记处）委员，共产国际出席职工国际党团委员；共产国际执委的拉丁美洲（即中美南美）书记处主任（至1936年秋辞去此职）。
[134]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54页。
[135] 《写作要目》。
[13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96页。
[137] 《写作要目》，诗歌见《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94、95页。
[138]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53页。
[139] 指列宁学院，下同。
[140] 《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和博古当总书记问题》（未刊稿）。
[141]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附录《王明著述目录索引》说是发表于《周围世界》杂志俄文版第3期，第471页。
[142] 熊廷华：《王明曾经称颂毛泽东》，《党史天地》2004年第2期。
[143] 《陈郁自传》，《广东党史资料》第1辑，第214～215页。
[144] 周焱等著《陈郁传》，第127～129页。
[145] 师哲：《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陈郁》，该书编写组编《回忆陈郁同志》，第30页。
[146] 《中国革命是不可战胜的》，《资料丛书》第16册，第557～563页。
[147] 《资料丛书》第14册，第71、73页。
[14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97页。
[149] 收入〔日〕波多野乾一编《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成》第3卷，见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附录《王明著述目录索引》，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第471页。
[150] 《资料丛书》第14册，第98页。
[151] 《资料丛书》第14册，第101页。
[152] 《资料丛书》第14册，第102～103页。
[153] 《资料丛书》第14册，第114～115页。
[154] 《资料丛书》第14册，第114页。
[155] 指日本外务省调查局长官天羽英二1934年4月12日发表的声明，声明中实际上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严厉限制它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在军事经济和技术领域同所有其他国家建立联系的要求。声明全文见《太平洋》杂志1934年第1期，第212～213页。
[156] 指1934年4月20日由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的条款，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681～686页。
[157] 指1915年5月9日，这一天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了“21条要求”，接受这些要求意味着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见《中国近代史》，莫斯科，1972，第541～543页。
[158] 《王明给埃韦特和李竹声的电报》，《资料丛书》第14册，第116～117页。
[159]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56页。
[160]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56页。
[161]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56页。
[162] 《写作要目》，第119页。
[163]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第372页。
[164]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56页。
[165]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56页。
[166] 《资料丛书》第14册，第163页。
[167]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56页。
[168] 《王明和康生给盛忠亮的电报》，《资料丛书》第14册，第165～166页。
[169]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56页。
[170] 有的论著认为：“博古对远在莫斯科的王明的上述意见完全置之不理……此时的博古正青春年少，位居中央苏区第一号人物的地位，在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博古更加坚持原有的僵硬政策。本来博古的立场在苏区内部就已受到张闻天的质疑，现在连王明也提出批评，但是，博古对所有这类批评都采取了坚决‘挡回去’的态度。博古的僵硬立场引致王明的强烈不满，正是在这个时刻，王明对毛泽东的态度也从冷淡转向热烈。”“王明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对党内高层关系的复杂性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是改善并加强与国内毛泽东的关系，就成了1934年后王明在莫斯科的主要活动之一。王明相信自己在党内所处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他已作好准备，和毛泽东等其它领导人携手合作。”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99、102页。
[171] 即A.斯韦特。
[172] 《资料丛书》第14册，第179页。
[173] 即不经过开会，而是用传递文件的方式进行的表决，后同。
[174] 《资料丛书》第14册，第206～208页。
[175]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56页。
[176] 可能指吉鸿昌领导的华北抗日组织，其主要核心是他的部队。
[177] 《只有苏维埃运动能够救中国》，莫斯科—列宁格勒，1934，第13～100页。
[178] 毛泽东：《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莫斯科—列宁格勒，1934。
[179] 以上均见《康生和王明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4号信》，《资料丛书》第14册，第243～250页。
[180] 《王明和康生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资料丛书》第14册，第255页。
[181] 《资料丛书》第14册，第264页。
[182] 《王明就党为迎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做准备一事给中共中央的信草稿》，《资料丛书》第14册，第267～270页。
[183] 《资料丛书》第14册，第271页。
[184]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56页。
[185] 《王明和康生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资料丛书》第14册，第278页。
[186] 《王明和康生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资料丛书》第14册，第279页。
[187] 《王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资料丛书》第14册，第280页。
[18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98页。
[189] 王明、孟庆树：《永不能忘的会晤》，1970年4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