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部分中，报告指出：“在国共合作基础上，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在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上，达到：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之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队之创造，全中国人民之抗日救国大团结的开始形成——这就是保障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最主要的条件。”关于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报告说：“虽然还没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的真正全中国统一国家军队，但是，中国军队正向这个方向前进，且已开始有了初步的基础，这一点对于抗战及抗战前途有极重要的意义。”关于中国的民主制度，报告说虽然“距民主共和国的制度还远”，但“已经开始民主化”。[18]
在第三部分中，报告指出“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合作，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枢纽”。为要加强国共合作，报告提出：就要以抗日与不抗日作为“划分友敌之主要标准”，如“分成左中右三派”，也“主要地是以抗日降日为分野（西班牙例与中国实例）”；要“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奋斗，互相帮助，共同发展（西班牙，德国经验，满洲经验）”。“在个人中——以现有的合法的工会为基础，组织统一的职工会”；“在农民中——利用原有的合法形式进行合法工作”；“在青年中，——建立抗日救国统一的青年组织”。要“在国民政府基础上建立真正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在现有军队基础上建立和扩大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八路军在新占领区域，“行政制度及政策均须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发点”。虽然要实行“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但八路军还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19]
在一个更详细的记录稿上，这个报告还有如下的内容。
第一，说全国抗战后政治制度“开始民主化”，对国民党“不能用分成左、中、右三派的分法”，“过去提出国民党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对于CC与复兴社过去是叫法西斯蒂，现在应公开纠正过来”等。
第二，说“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问题，这是将来看力量的问题，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因此我们不能说是谁领导谁”。在军队问题上，报告虽然谈到“八路军如何保障独立性问题”，但认为“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并说“红军的改编不仅是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报告提出：“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
第三，说“不要提出改造政权机构”，不要“过早提出肃清汉奸分子”，“行政制度在山西等地区不能建立与特区同样的政策，要同样用旧县政府，县长，不要用抗日人民政府等”，并批评刘少奇写的小册子“提得太多，提出打大地主当作政策是不对的，提出单打维持会也是不对的”，还说“对于中国的军队不是说旧军队不行，要改造旧军队这是不策略的口号，总的是在旧的军队基础上改造军队”。
第四，说“今天不是组织狭小的群众团体，而是利用既在合法的团体，要登记，读总理遗嘱也可以，要利用合法，取得合法，争取一切宗教的合法的团体”；“现在中国需要统一的群众组织，不要分裂的群众组织，在抗战条件下不怕国民党限制，而是我们的方法不好，一定要争得合法，到国民党去立案，市党部来参加”。
第五，说“没有统一的国防军和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不能战胜日本”等。
王明在晚年写的《关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路线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回忆中说，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此外，还传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从莫斯科回国前同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谈话的内容，并作了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六年工作的报告”；“在讨论中，所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包括毛泽东）一致同意王明同志的报告及报告中提出的政治路线，即以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建立在国共合作基础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主要内容的路线，以便进一步动员和组织几亿中国人民及其武装力量抗日救国，直到在苏联全面帮助下和其他各国反日力量的同情下，取得最后胜利。同时，政治局一致赞同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和上述王明同志的报告”。说“中共中央政治局1937年12月会议根据王明同志的报告所通过的路线，是什么‘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因而整个武汉时期“全党是在这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统治下”，这完全是“毛泽东的伪造”。[20]
张国焘在回忆中说：“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我当时就料定王明斗不过毛泽东。”“王明这些话使毛泽东的神情，显得有些尴尬，似是受到当头一棒。他也许想到他已往发表过的言论和所做的一切，竟与莫斯科的简直大有出入。现在莫斯科，竟要他与国民党形成长期而巩固的合作。”[21]倒是刘少奇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须要具体解释”。[22]
杨奎松说：“把自己凌驾在中共中央之上，颐指气使，这在做惯了莫斯科代言人的王明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他一上来就批评：‘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说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有组织的力量，如果不联合蒋介石，客观上等于帮助日本。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我们不能提出要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的地位，共产党也不能投降国民党，两党谁也不能投降谁。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的问题，这是将来力量的问题，没有力量空喊领导是不行的。空喊只能吓走同盟军。西班牙现在实际上已经是无产阶级领导，但没有喊无产阶级领导。因为欧洲资产阶级知道无产阶级领导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萌芽，高喊无产阶级领导会吓退资产阶级。‘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从抗日的角度出发，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介石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给养，不过要注意不要受到无谓的牺牲。”[23]
有的学者认为：王明在报告中批评洛川会议没有突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批评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对国民党的进步认识不足，不同意毛泽东在1937年11月12日所作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提出的某些论断，点名批评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各种基本政策》一文中对国民党提出的各项要求“过高”、“过多”，而没有反映“抗日高于一切”的中心问题。“王明自恃有斯大林作靠山，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踌躇满志。毛泽东为欢迎他回国而刻意作出的友好姿态麻痹了王明，无形中膨胀了他的自我中心意识，使他陷入了错误的判断。王明在报告中无视毛的权威，将他个人自1934年以来与毛修好的努力毁于一旦。王明以为刘少奇没有实力，以批刘来影射毛，也造成严重的后果，促使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反对王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加紧联合。”[24]
在这次会议上，王明诬陷陈独秀，反对与刚刚出狱并主张抗日的陈独秀等联合抗日，说“中央过去对托派实质认识不够”，“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诬指陈独秀是每月领取日本300元津贴的间谍，并说“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他在会上大讲苏联反托派的“经验”，主张中国也应加紧反托派的斗争。由于他和康生的反对，也由于陈独秀没有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三项条件，致使陈独秀等与中国共产党一致抗日的愿望没有实现。后来他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吹嘘说：“一九三七年底我回到延安后，就得知毛泽东同陈独秀的代表罗汉已经谈好，允许托陈派全部回党（这个‘回党’计划由于我到延安而没有实现）。”[25]有的学者认为，阻止陈独秀回到党内工作，是王明抵制毛泽东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一部分，目的是树立自己在党内的权威。[26]
在王明反对与陈独秀等联合抗日的同时，康生接着写了《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公开诬陷陈独秀等与上海的日本侦特机关“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陈独秀等“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的津贴，并由托派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27]
对于王明、康生的造谣诬陷，陈独秀十分愤慨。他于1938年3月17日写给《新华日报》的公开信中说，“近阅贵报及汉口出版之《群众周刊》及延安出版之《解放周报》，忽然说我接受日本津贴，充当间谍的事，我百思不得其解”；“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28]，要求拿出真凭实据来；同时还对包惠僧说：“老干们（指王明等人）不会欢迎我，我也犯不着找他们。”[29]就是其他很多人，也深为陈独秀不平。因此，在当时武汉的报纸上发生了一场公开的辩论。1938年3月16日，傅汝霖等9人在《武汉日报》发表公开信说：“诬及陈独秀先生为汉奸匪徒……殊出情理之外”，是“莫须有之诬蔑”；九人之一的张西曼还单独给《新华日报》写信说，他之所以“敢负责为陈独秀先生辩护”，就因为“由他那抵抗倭寇侵略的坚决态度”等等，“可以证明他至少是个爱国的学者”。[30]当事人罗汉也在汉口《正报》上发表公开信辩驳：“以这样严重的卖国谈判，参加者又有当时政府要人在内，而其结果乃以300元之代价成交，真可谓极廉价之高峰。”又说：“康生君说去年六七月间我和独秀曾与美国侦探接洽……只管造谣造的高兴，竟连陈、彭那时尚在南京狱中的事实也忘记得干干净净了！”[31]
12月10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第二次发言，着重讲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做的工作及取得的成绩，列举了“代表团对中国党的政治上的帮助”。最后说：“我们现在估计党中央的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要估计到较大的错误便是五中全会的决议。”
12月11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三天的发言中，表示同意王明所说的“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他说：统一战线工作“总的方针要适合团结御侮”，“目前应该是和为贵”，“使国共合作，大家有利”；“我们对国民党的态度要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委曲求全，仁至义尽”。对不同意王明的一些意见，毛泽东作了基本的辩白和正面的阐述。他强调：“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有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低到国民党方面去。”“八路军与游击队应当使成为全国军队的一部分，但是要政治上的区别，要在政治工作上、官兵团结上、纪律上、战场上起模范作用。”“共产党在八路军出动后，政治影响更扩大。在全国群众中组织力量虽不够，但不能看数量少，在群众中力量是大起来的。”他又说：“章乃器说少号召多建议，我们是要批评的。这是只适宜国民党现时状况。我们要在政治上有号召。”[32]
毛泽东1943年11月13日、1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说：“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作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33]
胡乔木在1990、1991年《关于党的历史文献的编辑和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的谈话中说：“王明刚回国时，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现得不可一世。对王明的这种表现，毛主席一时摸不着头脑，没有多说话，但还是坚持了他原来的正确主张。”[34]
但在1988年6月28日～7月4日，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全国党史研究会和东北师范大学联合召开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第五次全国学术讨论会上，有的学者提出当时大多数同志同意王明的观点，毛泽东本人在会上没有与王明发生交锋，原因是什么？是毛泽东的斗争艺术、策略问题？还是当时毛泽东也未认清王明的右倾错误？这一点，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35]
12月1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增补王明、康生、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常委增为九人：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张国焘、博古、项英。会议决定中央实行集体领导并有分工：日常来往电报“党的交洛，军队交毛，统战交王，王外出时交洛”。[36]
据张国焘回忆：“在我们讨论组织问题的时候，王明事先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提出一张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共十六人的名单。毛泽东对王明的这种单独举动，似感不安。王明所提出的名单，在人选上只增加了和他同回国的赵云[37]陈云两人，其余多是旧人，不过将席次略加调整而已，所以原则上毛是赞成的。毛所不愉快的似是事先没有征求他的同意。因而毛极力推崇王明为中共中央领袖，并说自己在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上和反托派斗争上，都没有把稳住这个舵，愿意减轻自己的责任，力主将王明的名字列为第一名。经王明极力表明，他之提出这张名单，决无‘夺帅印’的意思。毛知道了王明的真意之后，没有再发言，名单也算通过了。”他还说：“身为中央书记的张闻天的名次，在王明的名单上被降至第七名了。王明的表现似有取张闻天而代之的意向。张闻天却在那里一言不发，除了表示过赞成王明从莫斯科带回的政治主张外，从不对实际问题作任何表示，尤其不谈到改选书记的问题。”[38]
12月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王明的发言通过了《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其中说：“政治局听了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陈云三同志工作报告之后，认为在王明同志领导之下的代表团，在国际领导和特米脱洛夫[39]的帮助之下，几年来所做的工作成绩，首先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政策的确定与发展上给了中央以极大的帮助，此外如培养干部，出版报纸书籍，反对隐藏在某些党的组织中的奸细敌探，对满洲与华侨工作的直接领导和进行国际宣传等，是满意的完成了党中央与共产国际所给与他们的任务。”[40]
会议还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准备召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了毛泽东、王明等25人的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任书记。[41]并决定在七大上由王明作政治报告，毛泽东作工作报告。[42]会议还决定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中国党的工作。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继续与国民党谈判。[43]
杨奎松评论说：“实在不知道一个准备委员会，在‘主席’之外如何出来一个不伦不类的‘书记’职务？大概是王明不想要那个‘副’字想出来的办法吧？无论如何，王明推举毛作‘主席’，自己又弄个‘书记’坐，这种一山二虎的架式，很符合王明的作风，显示了他不甘寂寞的扭曲心态。而更让人要猜疑王明用心的是，在这个文件上，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全体成员还破天荒地被要求依次签名以示赞成。这在中共历史上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44]
1945年8月25日，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1938年12月全会通过召开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之后，毛泽东意识到他是孤立的，意识到大会很可能选出一个新的中共中央主席——王明！”“因此，毛决心要搞掉王明。是一场争权斗争，同时也是为争取实现他的思想而进行的斗争。”“毛泽东在中共中央12月会议上发言以后，发现他自己是孤立的。他感到震惊！”[45]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并未召开全会，他说的似乎就是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12月1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
任弼时1938年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的报告大纲，充分肯定了这次会议。他说：“十二月会议，王明同志等带回季米特洛夫同志关于巩固发展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后，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有着更详细的讨论，认定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不仅是党的策略上的改变，而且是战略性质的改变”；“认定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是抗日，‘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过去“由于对统一战线的认识，还有某些不足够的地方；工作方式上存在着缺点，和国民党人们的深刻成见，在过去曾发生过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间某些磨擦；在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乃渐减少，使着统一战线，得着发展与成绩”。[46]他在5月17日对这个报告大纲所作的补充报告《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中，再次对这次会议作了肯定。
但与会人员明显地看出了会议上的分歧。彭德怀在回忆这次会议的时候曾说：“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从王明这些论点看来，显然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论点有很大的原则上的分歧。对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如何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他是忽视的。这就可以肯定他这条路线，是一条放弃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失去无产阶级立场的和投降主义的路线。什么西班牙、法国和满洲的经验，所有这些经验都是失败的教训。假如真的按照王明路线办事，那就保障不了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一切事情都得听从国民党反动集团所谓合法政府的命令；就不可能有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的存在；同时也区别不开谁是统一战线中的领导阶级，谁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谁是消极抗日的右派，谁是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派。这些原则问题，在王明路线中是混淆不清的。”他还说：“会议时间很长，似快天明才散会的。会议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觉回去不好传达。王明所说的内容，没有解决具体问题。蒋介石根本没有承认统一战线，工农红军要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强迫戴国民党军队的帽子，与国民党军成一种隶属关系；企图改变八路军性质，同化于它的体系，根本没有承认合作。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经过蒋介石，他决不会容许八路军扩大，决不会容许我们有任何独立自主，也不会有平等待遇。回去传达就只好是，毛主席是怎么讲，王明又怎么讲，让它在实践中去证明吧。”[47]
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说：王明回国后，“无疑他满以为是凯旋而归。也许他和俄国人都以为，他将在抗日统一战线中领导党，并以为在此过程中可能要由他重新担任中央总书记。他是一个骄傲自大的人，他到达延安后，就着手在党内培植他的势力。毛泽东看出了陈绍禹的野心，机智地设法让陈和另一些人先去武汉后去重庆，担任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商谈有关在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两党关系事宜。毛把陈送出延安，暂时从党的总部去掉了一个强大的政治对手。还可以说，毛深知陈享有国际声望。这时张国焘对毛的威胁已被解除，但毛泽东一定感到，他在对付陈的时候，一定要精心策划才是。于是，一场毛、陈之间隐蔽的权力斗争随之展开”。[48]
有的学者还认为：“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暂时处于下风，王明虽然获得普遍响应，但王明获得的成果也仅此而已。毛泽东、王明一时势均力敌，谁也不具特别优势……事实上形成了毛泽东、王明分享中共最高权力的格局。”“至于王明，则有很多理由为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结果而高兴。首先，他的报告被与会者一致接受，政治局的同事们都对他表示了热诚的欢迎；其二，政治局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代表团‘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政策的确定与发展上给了中央以极大的帮助’，中共中央表彰了代表团，也就是对王明本人的表彰；其三，王明的地位在会议上得到确定，成为党的第二号人物，由于自己显示了政治领袖的水平并具有雄厚的国际背景，争得了在政治上‘帮助’毛泽东的资格，跟随自己从莫斯科返国的康生等也都成了书记处成员；其四，会议决定成立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谈判，这将使王明成为国内活跃的领袖人物。在胜利的喜悦中，王明没有看见笼罩在他头上的乌云正慢慢聚集。”“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取得的胜利使他对自己的前途充满自信，王明只看到政治局委员们支持他的一面，而没看到这种政治支持的脆弱一面。王明与多数政治局委员只存在一般的工作关系，并无历史渊源、个人友谊作这种关系的基础。他忘记了，这种建立在政见一致基础上的政治上的结合，经常会因形势变化、人际关系等因素而处于波动中。少年得志的王明只是一个深受俄化教育的共产党新贵，对这种世故哲学似乎理解得不深。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中共核心层的内部关系十分微妙，尽管王明影响上升，但支持王明的力量缺少稳定性，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并没有把‘宝’押在王明一边，而是谨言慎行。在毛泽东、王明之间犹疑摇摆。”“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投下了长长的阴影，王明在严重冒犯了毛泽东之后，也许并不知道自己已被毛视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党内头号敌人。正当王明自鸣得意，陶醉在眼前的胜利时，毛泽东则在妥协、退却烟幕的掩护下，为打败王明卧薪尝胆、积蓄力量。”[49]
1945年4月21日，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也说：“1937年12月，王明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讲了话，他讲了巩固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他的讲话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只有毛泽东对王明的报告进行了一些批评，但是经过辩论之后，他明白自己有被孤立的危险，于是终于投票赞成这个决议。决议认为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是日本侵略的条件下唯一正确的策略。”“不久，王明和后来成为‘莫斯科反对派’的大部分成员前往汉口，代表中共参加蒋介石政府（当时叫做‘国防政府’）。”“王明在汉口一直呆到1938年10月汉口被日军占领为止。在这期间，毛不失时机地积极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准备整风。康生的侦缉机关的实力也就是在这时候增长起来的。同时，毛泽东着手推翻1937年12月的会议决议以及中共六中全会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决定，并从而否定了共产国际所持的立场。”[50]
毛泽东对这次会议明显不满意，后来多次进行批评。例如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问题的讲话中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共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王明）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51]
12月18日 因蒋介石为了了解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战特别是对国民党的态度，特邀王明赴武汉一谈，王明于这天同周恩来、邓颖超、博古、孟庆树等到达武汉，住在第十八集团军驻汉办事处（简称“八办”）内。“八办”设在汉口原日租界中街89号（现汉口长春街57号）四层楼的大石洋行内，长江局也将机关秘密设在这个楼上。
《传记与回忆》说：“我们在延安住了几天，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王明同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做了关于几年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报告和当前国内外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等。中央做了决定，同意国际的意见，要王明等即日飞到武汉去见蒋介石，以便给他以大力的支持，告诉他不仅中共而且苏联和共产国际都积极地支持他抗日。”
王明在晚年写的《关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路线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回忆中说，他这次去武汉，是“代表中共中央”向蒋介石“表示坚决支持反对国民党内外亲日派的捣乱和阴谋，继续抗日救国，并向他转达斯大林关于苏联坚决支持和继续帮助中国进行抗日战争的委托，以及季米特洛夫关于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坚决支持他和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委托”。[52]
同日 与周恩来、博古致电毛泽东、洛甫并转中央政治局，说他们中午已抵武汉，蒋介石亦到，明后日或可见面，请项英同志早日来汉，以便赶快解决新四军问题。[53]
12月20日 与周恩来、博古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进行了接触和谈话。[54]
同日 与周恩来、博古就关于在西安与小蒋谈话情形致电书记处。[55]
12月21日晚 同周恩来、博古与蒋介石就国共关系等有关问题进行了谈判，当晚王明、周恩来等的《关于与蒋介石谈判情况向中央的报告》说：
（甲）今晚见蒋，蒋表示等候已久，亟须知道肤施[56]讨论情形。已由王明说明目前抗战形势、两党关系、合作任务及国际活动情形与远方某些提议。次由博古将边区、联络参谋、办事处、参观等问题加以回答。再次由恩来说明具体提议，如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决定共同纲领、出版日报、成立国防军事工业、机关军事工业部、征兵委员会、补充扩大和改造部队，协助政府组织扩大国防参议会为民意机关。
（乙）蒋当答复：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是见好转，彼想的也不过如此，对我们所谈完全同意……今后两党关系已告陈立夫等与我们共商一切，最后并留王明在汉相助。
（丙）两党关系委员会，闻国方为陈立夫、康泽、张冲，我们提议加入邵力子，不日即可开始商谈合作各事。
（丁）各项具体提议，既已取得其同意，拟再以书面交蒋，并与有关各方讨论计划实行。
（戊）宣言决定即起草。
（己）共同纲领待与陈等见后即写。
（庚）日报已着手组织，周报刊已出两期，将在第四期分类作文发表。我们主张将在第四期分类作文发表。
（辛）昨晚会见立夫谈话尚接近，彼亦承认两党关系须调整，规定共同纲领，努力实现。[57]
在与蒋介石会谈后，王明、周恩来与陈立夫再次谈判，王明明确提出：为了更加巩固和扩大两党合作，现在应争取以下具体办法：第一，须协商和通过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纲领；第二，须成立一个由国共两党代表组织的经常协商和计议各种问题的组织；第三，在军事问题、政府问题和民运问题各方面，国共两党应该更加巩固和扩大合作的范围和程度，以便达到巩固和扩大全中国统一的革命军，加强和充实中国统一的国民政府，以及真正达到全中国人力、武力、智力、物力、财力总动员，对日战争并取得最后胜利的目的。陈立夫表示同意中共的看法，并将与王明谈判的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汇报。[58]
12月23日 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在讨论组织问题时做出以下决定：第一，鉴于代表团同长江局成员大致相同，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见，合为一个组织，对外叫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第二，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由项英、博古、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组成。第三，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以上三项需呈报中央政治局批准。第四，长江局下设五个机构：参谋处，叶剑英为参谋长；秘书处，李克农为秘书长；民运部，董必武兼部长；组织部，博古兼部长；党报委员会，王明任主席。[59]
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说：“王明在十二月会议结束后前往武汉，是因为蒋介石想了解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态度而特地邀请他去的。那时，蒋介石和国民党党政军机关的大部分在南京局势危急的情况下已先后迁到武汉。中共中央原来要王明见过蒋介石后很快就回延安，在中央工作。可是，王明离开莫斯科时就已把国民党看得比共产党更重要，把武汉看得比延安更重要，因此，到武汉后就留了下来，把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合并，由他担任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60]
同日 与周恩来、项英、博古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告林伯渠，要求把交给新四军和东南党部的干部，从曾山起均请加速送出，并拟以周子昆对调周士第。[61]
12月24日 与周恩来、博古、项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派人来武汉领导工人运动。[62]
12月25日 在武汉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他起草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其中说：“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国同胞宣布：当此民族危机更加紧迫之时，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更加团结，实为挽救时局的中心关键。团结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根本方策，在于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巩固和扩大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环节，则为巩固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中共中央认为当前足以告慰于全国同胞的，就是在国共两党方面不仅都有了更加精诚团结必要的认识，而且都有了更加亲密团结的决心，共产党不仅诚意在抗战阶段中与国民党并肩携手地共同救国，而且决心在抗战胜利后和衷共济地共同建国。”为达此目的，要“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足够数量的有新式武装的和政治坚定的国防军队”，“充实和加强全中国统一的国民政府”等等。[63]
王明在晚年写的《关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路线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回忆中说，这个声明是“中央政治局委托王明同志飞抵武汉后以中共中央名义”写的，“同时王明同志还发表了《救中国时局的关键》一文。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一个主要目的——支持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首的反日力量，揭露和打击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的阴谋”。[64]
王明起草这个宣言报告过中央，并经中共中央长江局集体讨论通过。毛泽东在1938年10月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曾对此加以肯定，说在1937年“十二月，为着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党又发表了愿与国民党不但合作抗日而且合作建国的宣言”。[65]但王明1938年2月2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也承认，这个宣言“在词句上是太让步了”。
同日 在汉口与美国合众社记者白得恩谈话，回答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等问题，说：“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现在阶段上与国民党共同救国，而且准备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员共同为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
这个谈话名为《与合众社记者白得恩的谈话》，又名《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政策及对抗战的各种主张》，发表于1938年1月18日《新华日报》，后来又以《陈绍禹（王明）先生与美国合众社记者白得恩先生的谈话》为名，收入扬子江出版社1938年1月出版的真理文库之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发展》；以《国共统一合作的前途》为名，收入上海战时出版社出版的战时小丛书之62《国共合作的前途》；以及民族出版社2月出版的叶晴编《陈绍禹（王明）抗战言论集》，3月出版的《关于团结救国问题》，中国出版社7月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集》，解放出版社同年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3册等。《写作要目》说曾收入《抗战指南》第3册。《王明言论选辑》附录《王明文章、讲话目录》还说收入了《国共合作与抗战》。[66]
12月26日 由国共两党代表组成的、经常协商和计议各种问题的组织——两党关系委员会成立，王明是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委员。同日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出席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67]
同日 与周恩来、博古就关于两党关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等情况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今日两党委员会开第一次会议，彼方为陈立夫、刘健群、张冲，康泽因事未到会。我方为恩来、王明、博古、剑英。推定由恩来、刘健群起草共同纲领，并决定每五天见面两次。我党对时局宣言已脱稿，旬日可发表。美国新闻记者白得恩昨日见王明，谈话记录日内可发表。[68]
12月27日 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举行联席会议，认为在日军加紧进攻中国南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向前发展的时候，长江局应发展广东和广西的工作，并将两广工作的中心从香港移至广州。会议决定派长江局组织部干部黄文杰赴两广巡视工作，并决定在武汉开办短期职工运动训练班，教育和培养职工运动骨干。[69]
同日 写出《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解释了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原因、目的，指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全民族抗日力量的团结，是目前挽救时局的关键。文章说：“对同盟军的应有态度和方针应当是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共同胜利”，说国民党同共产党一样也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国民党中“没有什么法西斯蒂派”，蒋介石等“坚决领导抗战的人物，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70]
该文以陈绍禹（王明）的名字发表于1938年1月1日出版的《群众》杂志第1卷第4期、《解放》周刊第30期及巴黎《救国时报》第152期，后收入扬子江出版社1938年1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发展》，2月出版的周恩来、王明等著《抗战的新形势与新策略》，叶晴编《陈绍禹（王明）抗战言论集》，3月出版的《关于团结救国问题》、《怎样进行持久战争》、《统一战线下的党派问题》，5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3册，6月出版的《抗战文选》，中国出版社7月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集》等。[71]
同日 在汉口抱冰堂对广西学生军发表题为《抗战中的几个问题》的讲演，讲了国际形势、组织民众、群众工作问题，并“从历史事实和理论基础各方面来说明和证明托洛茨基主义如何堕落到成为法西斯走狗和侦探”。讲演又一次提出为求得抗日救国的群众运动的统一，“诚恳亲切地与当地党政军各界社会团体的合作，取得合法的地位”，[72]主张把群众运动统统置于国民党的领导管制之下。该文又名《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之理论与实践》，以陈绍禹的名字发表于1938年1月20日《新华日报》、1月29日出版的《群众》杂志第1卷第8期，后收入1938年2月出版的叶晴编《陈绍禹（王明）抗战言论集》，中国出版社7日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集》，还以《托洛茨基派是什么？——陈绍禹先生在抱冰堂的讲演》为名收入新中国出版社出版的陈绍禹、徐特立等著《托派在中国》。
阳升在《点滴回忆》中说：“有一天，陈绍禹、秦邦宪也到抱冰堂来对学生军讲话，陈绍禹说话很动听，他一来就问：‘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随便提出来。’于是同学们有的立即口头提出，有的写在纸条上交去。他收集后把它分类归纳，然后一个一个的分析解答。有条有理、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同学们均聚精会神的听。给我们印象很深。”[73]
同日 《抗战三日刊》刊登其记者对王明、周恩来、博古就关于时局和抗战前途问题的采访。王明说国民党已动员了他的成千上万的军队上前线作战，“在这个抗日大前提下，一切困难，一切问题，我们都可开诚布公地加以解决，我相信抗日联合战线的前途是很光明的”；“现在大家应当号召优秀的青年投军。只要我们能用优秀的分子，组织五六十万精兵，而配以□□的新式技术，——坦克车，飞机，便可把敌人驱逐出去，收复失地。其次，我们应当赶快建立兵工厂，飞机场，来增强自己抗战的力量”。[74]
同日 与周恩来、博古就关于董必武不能离汉工作事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75]
12月28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共产国际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及决定事项，说明会议在组织上决定王明、陈云、康生留书记处工作，会议后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等均去武汉；并决定组织两党委员会，我方为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已开了一次会，决定由周恩来、刘健群起草两党共同纲领。
12月29日 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举行临时联席会议，听取傅秋涛、高敬亭、张青萍分别汇报红军长征后留在湘赣、鄂豫皖、鄂豫边地区红军坚持游击战争及党组织的情况，认为这些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在极艰苦的条件下英勇奋斗，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76]随后，博古在长江局的领导下，又正式组建了安徽省工作委员会。[77]
12月30日 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举行临时会议，讨论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抗日救国共同纲领草案。[78]
同日 参加两党关系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同日 洛甫、康生、陈云、毛泽东就日寇进攻的形势与我方之战略部署，关于长江南北作战部署的意见，两次致电陈绍禹、周恩来、项英、博古、叶剑英。第一封电报“判断敌占领济南、徐州、蚌埠或再进占郑州、开封完成第一期作战任务后，其第二期作战目标，当在占领兰州、广州、武汉三点，并使互相联络起来。但为早期切断中国对外交通，用以围困中国起见，似仍先占兰州、广州而置武汉之占领于稍后”，因此，请你们向蒋提议下列部署：“八路三个师主力以一师开甘、凉两州，此师须即开动；以一师开固原地区，此师亦须准备开动；以一师开豫西，此师待敌攻郑州潼关时开动。三师在晋各留一团兵力配合游击队，坚持华北游击战争。”第二封电报说“为使敌攻武汉处于我之战略包围，我军必须建立”两个主要军区及六个辅助军区。[79]
12月31日[80] 与周恩来、博古就关于两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等情况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国共合作问题，自我们与各方面开诚谈及中央对时局宣言〈已〉送出发表后，形势较前转好。我们对解决目前时局办法，各方均表示同情。大多数国民党政军领袖及干部对自力更生信心不足，以致将中心希望放在某国出兵方面，因此对守卫武汉及继续持久战之各项具体工作拖延不办。我们正从事于推动军人和发动民众工作，以便督促政府进行各项紧急工作。昨日两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由我方提出之共同纲领草案，彼方将讨论中心移到请求我方帮助达到使某国出兵问题，因将纲领问题移到下次讨论。边区问题提案已交康泽办理，下次见面时可知具体结果”。[81]
同日 就关于向蒋交涉发枪加响等事致朱彭毛电。[82]
12月下旬 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项英、叶剑英、叶挺等，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会见红28军军长高敬亭和郑位三、郭述申等，传达毛泽东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人民武装力量的指示，商定红28军的改编问题，部署了新四军东进的行动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