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月 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致电罗炳辉、董必武、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指出：“南方学生来此甚少，望改变方法，不必举行考试，亦不必要介绍信。通知武汉、南昌、安庆、广州、福州、贵阳、昆明、河南（四川不在内）各地八路军办事处、共产党部、左翼团体，左翼同情者向外放出空气，凡纯洁、坚决、吃苦劳动者不拘年龄、性别、职业、学历均可自动北来入学……”[83]
本年 抗日战术研究社出版毛泽东、洛甫、陈绍禹（王明）、李富春、凯丰著的“抗日战术丛书”《抗日救国指南》第一辑，其中第一章便是王明的《日寇侵略中国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
本年 还在《党的建设》第22期发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并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信、致别洛夫信。[84]
1938年 34岁
年初 与周恩来、博古等致电毛泽东、洛甫，要求派“能做游击队工作”的干部来武汉，以便“迅速发展我们的军事工作”。说明“长江流域各种条件均逊华北”，若没有“一批军事干部，工作发展将陷入极大困难”。[85]
1月1日 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战略问题和共同纲领问题的报告。会议认为目前应动员一切力量阻滞日军占领郑州、武汉，争取三至六个月的时间准备和组织新的抗战力量，为此应派大批干部到安徽、河南发动和武装广大民众。并建议中共中央加强西北工作和巩固西北交通。会议还认为对国民党提出的改组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各部等意见，一般宜采取赞助的立场，应该同国民党开诚合作。[86]
同日 中共中央长江局讨论国民政府和军委会下各部改组及国防参议会扩大问题。
1月2日 与周恩来、项英、博古、叶剑英、董必武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政府与军委各部改组及国防参议会扩大问题向中共中央的请示电，报告昨日的讨论和通过的决议，说为有利于坚持对日抗战和挽救目前危局起见，我们对其改组一般地采取赞助立场，目前与坚持抗战和挽救时局最有关系的是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因此我们至少应达到在军委会的政治部内去积极直接帮助工作，对国防参议会问题，向国民党建议多吸收坚决抗日和真正代表民意的分子参加，各军至少各集团军应有代表出席，此外在国防工业方面，我们亦应直接积极帮助工作等。并请示说：“如有可能，请转告远方，国民党现在绝无请共产党员参加政府之意，对于军委会下之政治部及民运工作，有请共产党方面参加之表示，但具体采取如何方式近未见提出，国防参议会为各党派代表之某种狭隘形式的战时民意机关，如独请我党方面人物，则可否参加？望速示复。”
1月7日 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分析河南、湖南的政治形势，讨论党在这些地区的任务，指出河南将成为中日战争的重要地区，党的总任务是实行武装保卫；湖南已成为抗战的近后方或不久将成为前线，党的总任务是建立广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发展党的力量，并对这两个省的工作作了具体部署。[87]
1月8日 与周恩来、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报告何应钦已核定新四军编制：（一）该军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共四个游击支队，每月发给经费一万五千元，及军部经费等，〈为〉每月共一万六千元。（二）所请以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俊［敬］亭分任第一、二、三、四游击支队司令一节，准予照委。（三）拨遣〈散〉费，准发给三万元。（四）所称垫借伙食费，应另案清理。（五）开拔费准发给一万元，由该军长统筹支配。（六）准发给五瓦特无线电机五架。（七）该军归陈总司令诚指挥。（八）集中地点，由陈司令决定之。要叶挺继续向陈诚增加经费至少十万以上及发表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等委令。[88]
1月9日 与博古、董必武等出席新华日报社在汉口一江春餐厅举行的招待会，报社经理潘梓年在会上向各界来宾宣布《新华日报》将于1月11日创刊，并详细介绍了报纸创办经过。
1月11日 《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
根据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联席会议决定，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华岗、潘梓年、黄文杰及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组成党报委员会，王明任主席，华岗任书记。[89]王明与各党派、各界知名人士40多人先后为《新华日报》题词，并在《新华日报》董事会上发言，以示祝贺。
《新华日报》创刊后，王明说“我要用欧洲的经验来抓宣传工作”。[90]据石西民回忆：“王明的领导作风完全是家长式的，架子大，盛气凌人，常常抓住一点差错，一骂就是半天。当时报馆的主要干部，从社长、总编辑、总经理起，对王明的作风都很反感。工作之余，大家谈论也很多，很不满王明那种浮夸的好出风头的作风。那时，王明经常要发表谈话或文章，每次都要报纸把它登在最显著的地方，还要登上他的照片。署名忽儿是王明（陈绍禹），忽儿又是陈绍禹（王明），也很不合中国人的口味。王明的老婆孟庆树，老爱跟在宋美龄的屁股后面，参加一些上层的妇女界座谈会、茶话会，每参加一次，同样要报纸在显著的地方登载出来，标题还要突出，稍不满意，王明那里的训斥电话就来了。平时，王明借故把报馆一些同志找去训斥的次数也很多。其结果，除了增加大家对他的作风厌恶外，什么也没有得到。而他每次把报馆主要同志找去痛骂时，从来没有看到过中共长江局其他负责人参加，这也可以看出他的独断与专横。”[91]
金、森某年3月19日于河南写的《从新华日报看投降主义》的材料说：“创刊词中，就完全显出了自己投降主义路线的面貌……没有阐明自己是共产党的机关报，是中国人民最忠实的代言人，相反的，它自愿的把‘自己变成一切抗日的个人，集团，团体，党派的共同喉舌’。”[92]
同日 与周恩来、博古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明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改组，蒋介石以陈诚任政治部长，要周恩来任副部长，周曾再三推辞，请中央考虑具体意见。[93]
1月14日 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听取林恺汇报鄂豫边的工作，并就此进行讨论，决定河南省委须以这个地区为中心发展工作，鄂豫边特委须加强对由该地区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的领导，并帮助做好巩固和发展工作，同时加紧发展党组织。会议还决定，第八团队的行动由长江中央局参谋处指挥，开出作战时归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指挥，林恺代表河南省委指导该地工作。[94]
同日 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关于鄂豫边工作的决议中说：“鄂豫边特委所发决议因有不妥善处，应收回，由王明、博古与林恺同志谈后商量具体办法，并根据长江局决议再由特委重作决定。”
1月15日 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洛甫、张国焘、康生、陈云、凯丰，说明长江局工作量过重，现有力量难以应付，再次要求中共中央派军事、政治干部和能独立工作的人来。[95]
同日 曾山就关于皖浙赣边党的组织问题致信王明、博古。[96]
同日 汉口星星出版社出版《西北的新区》，其中有王明的《新区的各项政策的实施》。[97]
1月16日 项英致信王明、周恩来、博古并中央书记处，报告新四军整编及东南地方工作情况。[98]
1月17日 国民党特务机关指使暴徒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及印刷厂。中共中央长江局立即就此事作出决议，决定“王明要利用这一事件的发生，揭露汉奸托匪在日寇特务机关指挥下破坏团结的阴谋”；具体办法是由周恩来、叶剑英出面同武汉国民党党政军当局交涉，要求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99]
1月18日 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听取彭德怀报告前方情况及参加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洛阳召开的军事会议情况和罗世文关于四川工作的报告，并就此进行了讨论。[100]
1月18、19日前后 与周恩来、博古等同前来武汉的彭德怀交谈，得知蒋介石不愿八路军扩编，不肯发枪和增加经费，要彭德怀与何应钦商谈。[101]
1月19日 撰写《列宁逝世十四周年纪念》，后收入王明著《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文章说，中国共产党主张民族统一战线，“但这决不是说，无产阶级政党因此就应该完全依赖自己的同盟者，放弃自己的立场，投降资产阶级，相反，中国共产党及无产阶级由于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失败的教训，深知资产阶级的中途脱离革命是一定的”，之所以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是“因为我们一方面可以尽量运用中产阶级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在统一战线进行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争取在资产阶级影响下的群众，夺取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1月20日 与周恩来、博古、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洛甫说：“蒋对人、枪、钱都抓得紧，不愿我军扩大，不肯发枪加钱，加发了临时犒赏费五万元。”[102]
1月21日 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周恩来提出并起草的关于四川工作的意见，说我们根据目前战局和（罗）世文报告，认为四川无疑地成为抗战最后根据地，成为连接西南和西北的枢纽，而且很快地会变成全国各党派各实力派争夺的中心，但目前党的工作却极落后，因此，迅速加强四川党的工作，使上层联络活动得尽力掩护和帮助党的影响和组织力量之发展，应成为四川工作的中心任务，其具体办法为：1.请求中央迅速派得力的及川籍的干部赴川主持党的工作；2.请中央从抗大党校陕北公学中挑选一批川籍学生回川工作；3.决定在重庆设新华日报分社，筹备印厂，准备必要时的新华日报社西迁；4.努力发展军事工作；5.不放弃运用上层联络；6.开始建立各方军事工业等；7.加紧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与宣传工作，印党报；8.特别着重反对大批托派在川的阴谋和活动。如何请即复。
同日 与周恩来、博古、彭德怀、叶剑英、董必武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同国民党当局交涉关于陕甘宁边区所辖地域、政府组织等情况：（一）管理县份，限于十八县，不允增加。我们坚持要求增加西线各地，直达黄河右岸。（二）边区政府，丁（惟汾）正林（伯渠）副并代理（正职）。可发表。下分民、财、教、建四厅，不允设农工，并要丁派两人做事（此事请考虑）。（三）边区行政经费，依各县、各行政专员总和，定津贴两万多元。我们要增加〈的经费〉及教育费在外。（四）保安队编制及经费，依陕、甘、川省原例（见定额），改由省发给津贴。（五）善后费仍给二十万，不肯加。（六）确定联络参谋四人，好随彭（德怀）去。（七）补充师名义不肯〈给〉，且不允增经费。我们要彭（德怀）、叶（剑英）与军何（应钦）直接解求［决］下列问题：1.必须给陕北部队以名义。2.必须增加经费、米津及临时费。3.反对说八路军伤亡少，要求发特赏伤兵费。“各事很明显，蒋及其左右不愿我们扩大部队，扩大领土，也不愿发枪加钱。”[103]
同日 鉴于蒋介石、陈诚坚持要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王明、周恩来、博古等再次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政治部属军事系统，为推动政治工作，改造部队，坚持抗战，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可以担任此职。如果屡推不干，会使蒋、陈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使反对合作者的意见得到加强。[104]
1月22日 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讨论鄂豫皖特委的工作，作出《关于鄂豫皖工作的决议》，批准新四军第四支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的决议，决定特委的主要任务是：在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基础上尽力扩大部队；加紧培养干部，健全党的组织和工作；尽可能在最近期间集中队伍加以训练后参加抗战；留一部分队伍保护后方根据地。[105]
1月23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王明、周恩来等对四川工作的意见，要求迅速加强四川党的工作，使上层联络活动能尽力掩护和帮助党的影响及组织力量的发展，并派王维舟等赴川工作。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复王明、周恩来、博古、彭德怀、叶剑英、董必武：陕甘宁边区问题请设法争取下列各点：（一）增款；（二）增地；（三）给陕北部队以名义；（四）边区政府可以丁惟汾正、林伯渠副，但不须派人。[106]
同日 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成立，宋庆龄、蔡元培、毛泽东、冯玉祥、王明等72人当选为名誉主席，周恩来等被选为理事会理事。[107]
1月24日 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康泽、刘健群等在昨天的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会议上诬蔑八路军在华北“游而不击”，宣传“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情况，提议用争取八路军在敌后取得新的、较大的军事胜利和新四军迅速出动抗日前线，在长江南北创造新的军事力量等办法来给以回击。[108]
1月27～29日 在《新华日报》连续刊登启事，说明《抗战》三日刊第32号刊载的实甫先生写的《与周陈秦三位先生谈话纪略》，系他凭记忆所写，未经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三人之同意，与他们历来谈话内容及词句均不能相符。
1月28日 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转朱德等，对于晋察冀边区致全国通电事提出下列意见：（一）关于我军在华北驻区遵守形式上维持原有的政权形态实际上政权在民众手中之原则，政治局会议上已有讨论，此次所采取的已成事实方式，通电逼蒋阎承认，对全国统一战线工作，将发生不良影响。（二）以边区名义出面，在客观上帮助“抗战胜利后是共产党天下”的谣传。（三）通电不从临汾发出而从延安，更增加对国民党之刺激。因此我们提议：甲，以后务须避免此种工作方式。乙，对此事应首先设法取得阎百川之谅解。然后由阎批准，再经过阎呈报中央。丙，最好不用边区名称。
1月29日 与周恩来致信郭沫若、于立群：“明日（30日）下午一时半，上海孩子剧团来办事处，请您们来和我们一起和小朋友们聚谈。他们很想见见您们谈谈。此外，请您们明天晚上来和我们一起过年。”[109]
1月30日 在欢迎抗战孩子剧团和欢迎国际青年代表团会议上讲话。[110]他在欢迎孩子剧团时说：“……首先我觉得我们这一辈子人太对不起你们。因为我们没有把中国弄好，所以使你们这样小小的年纪的孩子们，便不能在家庭中生长，不能在学校里念书，不能在花园里游玩，过着幸福生活，竟而至于被敌人炮火把你们逼迫到街头流浪，还要你们冒千辛万苦和我们这辈人一起来救亡……”[111]
1月下旬 在《战时青年》杂志第2期以陈绍禹的名字发表《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在武汉大学的演讲》。全文共四部分：一、为什么要建立统一战线？二、怎样建立？三、用什么方法？四、为什么统一战线能救国？演讲指出了建立抗日民统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指出“目前的问题在于打击亲日汉奸，肃清恐日恐民病患者，加紧团结，巩固和扩大民族统一战线”，但不同意民众对民主和民生的进一步要求，并继续贬低游击战的意义，说什么“我们相信没有统一的正规国防军决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大家都喊游击战，好象有了游击战甚么都不成问题似的，其实单有游击战，没有正规军队配合，是不能有决定作用的，将来与日本帝国主义最后决战必须是强有力的正规军”，“应该把军队以及一切地方如北方人民武力集中起来，作庞大的运动战”。[112]此文又名《抗日的民统统一战线》、《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之理论与实践》，收入民族出版社1938年2月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抗战言论集》，上海战时出版社出版的战时小丛书之62《国共合作的前途》等书。
1月 朱德、彭德怀曾向驻武汉的王明、周恩来告急：“部队扩大，使用费亦大增加，此刻已陷于极端困难，以至无法解决的严重状态中。”[113]
同月 上海南华出版社以《全国总抗战和保证抗战的胜利》为名，将王明1937年9月1日撰写的《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一文印行；上海文粮书店出版王明的《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汉口扬子江出版社出版王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发展》；巴黎出版王明的《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
同月 新出版的《统一战线下的中国共产党》一书收有陈绍禹（王明）的《中国共产党在现时环境中的任务》。[114]
同月 《群众》杂志在武汉创刊，第1期摘要刊登了王明原发表在《共产国际》俄文版第4期上的《为巩固和扩大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文。
2月1～2日 在《新华日报》连续刊登声明，说《战时青年》第2期上载有《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一文，署名王明，他对于此文的内容和发表毫不知道，因此决不负任何责任。
2月3日 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到武汉“普海春”参加留俄同学会之公宴，并与康泽致词。[115]
2月6日 由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联合各团体发起的反侵略宣传周在武汉举行。武汉地区各党派、各团体均参加了这一活动，王明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为宣传周题词并撰写了文章。
同日 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针对国民党中有一部分人拟取消国民党、共产党，另外成立新党，决议“起草向国民党建议书，指出取消各党派、限制信仰的错误，提议建立民族革命联盟，以更加巩固统一战线，并先电中央及国际请示”。[116]
2月7日 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最近政局中发生许多新的严重问题，提议在2月20日前后召开政治局会议。[117]
2月9日 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朱德等，提出关于对付国民党一党一政一军谬论的对策，并附了《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一九三八年二月二日）》。电报说2月7日扫荡报社论公开提出这种谬论，2月6日《武汉日报》亦有同样性质社论，此前《民意》、《血路》、《抗战与文化》等杂志上，反共文字连篇累牍，此为最近两月来国民党内及各方面进行活动之所谓一个主义一个党运动的表面化的结果。关于一个党一个主义问题，已成街谈巷议之资料，对于这一切问题，我们已到不能不公开答复之机会。我们决定，对于党和主义问题，用毛泽东名义发表一篇2月2日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谈话，此稿由绍禹起草，经过长江局全体同志校阅和修正，现用油印发各报馆杂志及通讯社，明日《新华日报》一次登完，此稿所以用泽东名义发表者，一方面使威信更大，另一方面避免此地负责同志立即与国民党正面冲突，不过因时间仓促及文长约万字，不及事先征求泽东及书记处审阅，请原谅。
同日 与周恩来等出席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举行的欢迎上海孩子剧团的招待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2月10日 《新华日报》发表由王明起草的《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第二天出版的《群众》周刊第1卷第10期亦全文刊载。谈话指出：苏联虽然只有一个共产党存在，但并不是以党专政；德国意大利虽然只有一个党掌握政权，但并不是只有一个当权的政党。中国虽然是由国民党一个党掌握国家政权，但“并不一定要采取‘专政’的办法；……今天国民党虽可以维持一党掌握政权的局面，但为的集中抗日救国的人才和表现抗日救国的民意，似应当采取相当的民主办法”。“各党派力量结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对日抗战的必要前提”，因此，“今天有些人宣扬的不许国民党以外的任何政党存在的理论，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事实已经否定了的理论，是使中国回复到抗战以前的纷争局面的企图，同时就是使中国已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形成的统一局面不能继续，因而也就是使中国再形成无力对日抗战的局面。因此无论宣扬这种理论的人，口头上如何空喊‘国家统一’，如果他们的理论不幸而见诸实行，实际上所得的结果，一定是破坏今日既经形成的统一局面；因而无论宣扬这种理论的人，口头上如何高呼‘抗日’，如果他们的理论不幸而见诸实行，实际上所得的结果，一定是破坏抗日团结，使对日抗战不能继续。”[118]这个谈话曾收入新华日报馆出版的《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并收入1945年苏中版《毛泽东选集》。
1938年2月27日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这个宣言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后，于右任等也赞成。蒋介石感觉不要用毛的名义，不必小题大作。蒋企图利用新华日报与扫荡报来闹，蒋介石出来作结论。现在各处都取消了一个政党的口号，只有一个三民主义的口号，现在他们说停止谈党派问题”。蒋介石想“改变国民党的名称，允许共产党加入，成为一派，不要独立的共产党。现在毛宣言发表后，蒋在理论上受了一个打击，说扫荡、武汉日报的言论他不能负责”。
《传记与回忆》说：“这篇谈话影响很大，驳斥了国民党提的所谓‘一个党，一个主义和一党专政’等口号。这篇谈话发表后，使高呼‘一个主义、一个党’的人们哑口无言了。”
1938年5月17日任弼时在共产国际的补充汇报中说：“毛泽东同志的谈话发表后，一般是得到很好的印象，国民党中一部分元老和许多党员及进步群众，都认为取消共产党是办不到的，而对复兴社和托匪分子所引起两党关系之恶化，表示忧惧，惟恐因此而引起两党的分裂，对于复兴社利用与勾结托匪，表示不满意。”[119]
1959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同王稼祥等人的谈话中提及这篇文章，说蒋介石当时要封我们武汉的报纸，封新华日报，王明用我的名义写了一篇文章，顶了一家伙，蒋介石不封了。[120]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说：“二月十日，《新华日报》发表王明起草的《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对国民党这些言论提出批评。这种批评是必要的，但王明并不经过毛泽东本人同意就借用他的名义发表公开谈话，也反映了王明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的心理已到了何等地步。”[121]
吴葆朴、李志英著《秦邦宪（博古）传》说：“这篇‘谈话’迫使国民党报纸暂时停止宣传一个党、一个主义等有关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谬论，取得了舆论斗争的胜利。但是，在未得到中央及毛泽东本人同意前，就以毛泽东谈话名义发表文章，显然是错误的，反映了陈绍禹将自己凌驾于中央之上的思想，也引起毛泽东强烈不满”。[122]
同日[123] 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致电毛泽东、洛甫及中共中央书记处并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汇报周恩来今日会见蒋介石的情况，说综观蒋之态度：（甲）对一党思想仍旧，但目前并无强制实行意，这与复兴社贺（衷寒）、康（泽）等有别。（乙）对八路军，态度尚好。（丙）对边区，想拖延。[124]
同日 巴黎《救国时报》第152期刊登王明的《挽救时局的关键》。
同日 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中国抗战与世界和平》，称赞这天国际反侵略大会在伦敦举行的反日援华大会，希望国际朋友们从各个方面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此文后收入中国出版社1938年7月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集》。
2月13日[125] 鉴于日军以突破黄河、夺取武汉为新的战略中心，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联名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毛泽东、中央书记处，提出：为确实建立长江、黄河间的党的力量，必须急切地发动鲁、豫、皖、苏群众参加战争。为此，拟调彭雪枫由晋来豫，组织和领导鲁、豫、苏、皖四省的军事工作。[126]
2月14日 张克侠日记记载：“上午，周恩来、陈绍禹来见先生，余参加倾谈，饭后，在院内合影拍照数张而别。”[127]
2月15日 与周恩来、博古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并任弼时等，提议在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保障继续抗战和取得抗战最后胜利问题，以及党的七大的具体准备工作问题。[128]
后来他们又致电中央书记处，提议举行政治局会议的日期为两天，“由王明、恩来将长江局会议讨论结果，向政治局建议，会完后立即返汉”[129]。
有的学者认为：“王明、周恩来等在长江局的联合行动，构成了对毛泽东权威的严重挑战，长江局不仅对中共全局性的方针起着重要影响，对中共组织问题也曾一度拥有决定权。王明、周恩来联手，打破了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后一手独揽政治局的局面，迫使毛泽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得不按长江局的意见办。1938年2月末，在王明、周恩来等压力下，毛泽东被迫同意召开政治局会议，就是一突出事例。”毛泽东对他们这种做法非常不满，认为“这是王明、周恩来造成既成事实，逼其就范”[130]。几年后他回忆这件事时说，“三月会议，长江局先打一个电报，规定议事日程，决定某某要人回长江局工作，这种态度我很不满意”[131]。
2月16日 张闻天、毛泽东致电王明、周恩来，说书记处决定许光达留后方工作，暂做抗大训练部长。[132]
2月16日[133] 项英就江西政局、各方情形及工作意见致信王明、周恩来、博古并转毛泽东、洛甫。[134]
2月19日 与周恩来、博古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等。[135]
2月20日 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的行动问题，指出目前原则上以巩固部队争取出发到前线为中心；以“保卫河南”作为动员群众的口号；对其他部队要事先进行统一战线和联络工作。[136]
2月21日 为庆祝中国空军18日击落侵袭武汉的日军飞机的胜利，追悼在空战中牺牲的烈士，武汉各界在汉口举行“庆祝空捷追悼国殇”大会。周恩来、王明、叶剑英、邓颖超等亲临致祭，并为大会送挽联：“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功名不朽；有四百兆同胞艰辛奋斗，胜利可期。”[137]
2月23日 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提议请中共中央多派能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出来工作。[138]
同日 毛泽东、任弼时致电朱德、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诸同志，发出关于保卫西安、武汉的战略计划及我军将来之行动问题的指示，其中指出，“为保卫武胜关及武汉而战，首先须潼关确保在我手中，其次则用正面之阵地战，配合两翼之运动战”。[139]
2月24日 与周恩来回到延安。
2月27日 武汉各界在汉口总商会举行17日在上海病逝的钱亦石先生追悼大会，用王明、毛泽东、周恩来等名义送了挽联。
2月27日～3月1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27日下午，王明在会上作了一个政治报告，强调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决定的方针“是正确的”，但同时也指出“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在党内的教育不够，没有许多新的论文解释。其次是前次政治局会议没有形成一个决议。同时对国民党提出的意见也没有写出来，这是政治上的损失”。并说“国民政府在政治上有进步”，“现在比较严重的问题便是目前军事力量很难保卫武汉，许多人对此没有信心”。怎样继续争取抗战的胜利呢？他虽在反对国民党所谓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问题上提出了正确的主张，认为“不能取消共产党”，“过去的宣言在词句上是太让步了”，取消国共两党组织一个大党是“不可能的”，但继续反对强调游击战，强调军队的“统一”，群众组织的“合法”等。他说：“在蒋统治区域内不允许组织游击战争，只允许在敌人后方组织游击战争。一个是认为只有打游击战争，另一偏见便是不要游击战争，这都是不好的”；“国民党现在提出只要一个军队，我们也不能反对这个口号”；在特区“要允许国民党的公开活动，现在特区不允许国民党活动是不好的，我们现在要允许国民党活动，允许其他党派活动”。“八路军所占领的区域还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还是服从中央政府的”，“职工运动要进行统一工作，不分赤色黄色工会”，“在青年中不要强调党派的口号，要实行不分党派的运动”，要“在全国解释民主共和国即是中华民国”。毛泽东说：“关于统一战线与党的问题，我同意王（明）、周（恩来）意见。”[140]会议一致同意由王明代为起草会议的总结，还决定由王明代表中共中央起草致预定在3月下旬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书，由周恩来起草对国民党的军事建议书。
关于王明的工作问题，在会上引起了争论，毛泽东认为，“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不能再到武汉去”。最后，在5票赞成3票反对的情况下，政治局作出决定：“王明同志同凯丰去武汉，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再回来。”但王明去后没有执行中央决定，直到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时才回到延安。[141]关于这一点，他后来在1941年10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中承认，他当时“不愿留在延安工作”，“是不对的”。
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又一次受挫，被迫再次对王明、周恩来等让步。”“三月政治局会议批准了王明、周恩来提出的加强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把加紧筹备中共七大列入党在近期工作的主要任务”，“否决了毛提出的留王明在延安工作的意见，同意王明返回武汉继续主持长江局的工作”，“加强了王明、周恩来在党内的影响，尤其在中共政策制定方面的影响”。因此，“毛泽东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的受挫及王明、周恩来的成功，使得长江局的影响开始超出华南、华中的范围，向八路军和华北地区扩散”。但是，“对于王明、周恩来在中共党内地位的上升，毛泽东无时无刻不想予以限制”。[142]
2月 中共中央长江局讨论了河南工作，规定了“在加紧开展党与群众工作的基础上来准备与发动河南游击战争”的工作方针。但据朱理治回忆，中共河南省委根据中央精神作出了以游击战争为中心任务开展各方面工作的部署并报告长江局后，王明不同意，派专人去省委说报告“政治思想上有问题”，后来长江局开会时周恩来支持了河南省委的意见，这才有了长江局关于河南工作的正确决定。
同月 生活书店编印出版“救亡文丛之七”——陈绍禹（王明）著《抗日救国政策》，由张仲实写序言，内容包括王明的《新形势与新政策》、《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挽救时局的关键》等三篇文章。
同月 民族解放社出版叶晴编《陈绍禹（王明）抗战言论集》，其中收有王明的《目前抗战形势与任务》。[143]
同月 中国共产党的参与创立者、早期活动家，被周恩来称为“忠厚长者”的杨明斋在莫斯科被捕，5月被枪杀。《莫斯科秘档中的中共秘史——潘佐夫（A.Pantsov）2004年6月2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演讲（摘要）》说，杨明斋之死是被王明陷害的。[144]
2月末至3月初 康生在延安继续吹捧王明。[145]
据当时在延安的司马璐回忆：“王明（陈绍禹）给我们讲联共党史。但是他只来过一次，其余的课一直是吴黎平代的。王明是一个漂亮的中共人物，讲话煽动有力，人极机警灵敏，他说话的时候，全场自始至终，掌声不绝。康生当时领导我们高呼：‘我们党的天才的领袖王明同志万岁。’”[146]
3月3日 《新华日报》刊登广告，说汉口中国出版社即出王明所著新书《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
3月5日 毛泽东在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中说：“有人说，我们只主张游击战，这是乱说的，我们从来就主张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者的配合。在目前以运动战为主，以其他二者为辅，在将来要使阵地战能够有力地配合运动战，而游击战，在他对于战斗方式说来，则始终是辅助的。但游击战在半殖民地的民族战争中，特别在地域广大的国家，无疑在战略上占着重大的地位。”在回答国共合作是否具有永久性这个问题时又说：“现在及将来合作的目的是共同抗日与共同建国。”[147]
3月6日前 王明等回到武汉。[148]
3月6日 洛甫、毛泽东致电项英并告周恩来、王明，指出款项等事靠自己解决为原则，干部问题亦主要靠各方自力解决。[149]
3月11日 写出《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目前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一文。全文分四部分：一、目前抗战形势的估计；二、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三、抗战与中华民主共和国口号问题；四、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具体准备工作问题。
在关于抗战形势和保卫武汉问题上，该文认为：“保卫山西、河南、陕西以达到保卫武汉的目的，是一切抗日党派和全国军民今天最紧急最重要的任务。”并说政治局会议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是：“我国军民现在应当尽一切可能用一切力量来达到武汉不被敌占领的目的，同时，并且应当对保卫武汉事业具有最高度的热忱和抱着最坚强的信心。”[150]
关于国共两党关系，该文提出：“政治局会议一致认为：解决此问题的唯一正确办法，在于遵照中山先生的精神，建立一种包括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革命联盟。这种联盟建立的基本原则，应有下列三点：（1）各党各派各团体拟定一统一战线纲领作为各方宣传行动共同遵守的方针；（2）由各方代表组成一由上而下的即中央与地方的统一战线组织，以规划抗日救国的大计和调整各党派各团体间的关系；（3）参加此联盟之各党派仍保存其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统一战线纲领内容，应由各党派（国民党、共产党、国家主义青年党、中国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国家社会党等）代表共同商计和拟定。统一战线组织形成的方式，或采取各党派各团体选派代表组织的方式，或恢复民国十一年至十六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方式，或拟定其他的办法和方式，只要与团结抗日有利，中国共产党均愿与国民党及其他一切抗日党派诸同志共同计议和执行。”[151]
在军事问题上，该文明确提出必须“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为了能够真正顺利地实行这一战略，必须：（1）组织相当数量的野战军团，在运动战中来消灭敌人、打击敌人和消耗敌人；（2）组织相当数量的挺进军团，深入敌人后方游击；（3）扼守几个重要支点，以阻止敌军的前进深入。另外，还要“建立几十师新的有新式武装的部队作为全军的骨干”。在建立统一的国民革命军的问题上，该文将过去所提的“五统一”正式发展成了“七统一”，提出统一军队“应有下列几个基本条件：（1）统一指挥；（2）统一编制；（3）统一武装；（4）统一纪律；（5）统一待遇；（6）统一作战计划；（7）统一作战行动”。[152]
在群众运动和群众工作上，该文明确提出：“在我政府统治区域的民众运动的工作方法，应该是以合法、统一和互助合作为原则。”[153]
该文发表于4月23日出版的《群众》杂志第1卷第19期、5月1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36期。后收入中心出版社1938年5月出版的《中日战争的新阶段》一书，并以《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为名出版小册子，解放出版社1939年4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4册亦曾收入。
杨尚昆回忆说：“六届六中全会前，王明在外面曾经写了个《三月政治局会议总结》，毛主席认为它是个纲领，非常恼火的。”[154]
但有的学者认为，王明提出的军队的“五统一”、“七统一”，“是有原则的，是有条件的”，“是统一战线的需要，而不是什么屈服于国民党的压力问题。七个统一中有几个统一我们是执行了的，并没有束缚我们的手脚，相反游击战争还是得到很大的发展”。因此，不能“像批判‘两个一切’一样，不管其总的意思如何，斩头去尾，只抓住‘五个’或‘七个’统一，就认为是取消共产党所掌握的武装，拱手交给国民党蒋介石，就是向蒋介石投降，这样做显然是简单化了”。[155]
还有的学者认为，王明提出的七个“统一”，即“统一指挥、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武装、统一编制”，主要是针对国民党的，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条件下，为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武装争取待遇的，应该说出发点没有错误。[156]
3月12日 在《新华日报》以陈绍禹的名字发表《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文章说：“我们纪念中山先生，要学习他的百折不屈的革命精神，要学习他的再接再厉的革命行动，要学习他的吸收世界先进文明和继承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实践态度，要学习他的天下为公大公无私的高尚道德，要学习他对国家对同胞的真诚的热爱，要学习他对社会对世界对人类热烈的同情，要学习他对于自己亲手缔造的政党的命运和前途的坚决信心和正确办法，要学习他对于国共两党合作所具有的一个伟大现代政治家所应有的诚挚和亲密的态度。特别重要的，要继续和完成他毕生奋斗的使中国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和经济地位平等的未竟的伟大革命事业，而当前最首要的，就是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达到驱逐日寇出境，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的伟大的中华民国的目的！”此文后收入中国出版社1938年7月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集》。
同日 与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董必武致毛泽东、洛夫并康生电。[157]
3月13日 洛甫、毛泽东致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决定派袁国平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副主任。[158]
3月21日 起草《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主要内容有三条：1.关于巩固和扩大各党派的团结等问题；2.关于健全民意机关问题；3.关于动员和组织民众问题。
关于巩固和扩大各党派的团结等问题，提议中说：“只许一党合法存在，同时不承认其他党派合法并存的办法，既为事实所不许，取消现存一切党派而合并为一党组织的办法，亦为事实所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解决办法，应遵照中山先生的精神，建立一种包括各党派共同去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革命联盟，即由各党派、各团体拟定一统一战线纲领，作为各方宣传鼓动共同遵守的方针；同时由各方代表组成一由上而下的（即中央与地力）统一战线组织，以规划抗日救国的大计，和调解各党派、各团体间的关系。而参加此联盟之各党派，仍保存其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统一战线纲领的内容，敝党愿与贵党及各方代表共同商讨和拟定，其发表方式，或由各党派、各团体共同署名发表，或由贵党用蒋先生名义发表，然后由各党派、各团体宣传拥护和遵守，均无不可。统一战线组织形成的方式，采取各党派、各团体选派代表组织各级组织的方式，或恢复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方式，或拟定其他的办法和方式，只要与团结抗战有利，敝党均愿与诸同志共同计划和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