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健全民意机关问题，提议中说：“为增强政府与人民间的互信和互助，为增加抗战救国的效能，健全民意机关的建立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民意机关的形式，或为更扩大的国防参议会，或为其他形式均无不可，最主要的在于此机关要真能包括各抗日党派、各军队、各有威信的群众团体的代表，即包括真能代表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公意的人材；同时此机关要真有不仅建议和对政府咨询的作用，而且能有商量国是和计划内政外交的权力。”
关于动员和组织民众问题，提议中说：“关于此问题，敝党敬向贵党提议将工、农、军、商、学各界，根据其职业地位而组织各种职业联合团体，即将已有组织的群众团体，加以健全和充实，将还无组织的民众，组织在各种群众团体以内去；同时根据地域原则，在各地方组织统一的各界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在全国范围内成立统一的全国性的领导机关。青年、妇女、文化界等应根据其切身利益和特殊需要，而组织成各种统一的群众团体，以便真正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以便真正达到全国人力、物力、财力总动员的目的。当然所有群众团体及其领导机关，均应向政府机关登记，并采取政府及党部的领导。敝党愿尽力赞助贵党在抗日救国大前提下，造成统一的群众运动和统一的群众组织。”[159]
3月24日 将自己3月21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送交国民党，同时报中共中央一份。
同日 中共中央长江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发出了关于恢复党组织关系的通知，并发出了“猛烈地十倍百倍的发展党员”的指示，规定了“细心考虑，大胆发展”的方针。在不长的时间内，长江局所辖地区从省委（工委）到支部，各级党组织迅速建立，党员数量大量增加。[160]
但据王瀚回忆，王明曾提出“发展一千，进来一个坏人也没关系”的论调，给发展工作带来了不好的影响。又据《董必武传》说，在台儿庄战役胜利后，王明得意忘形，对湖北省委负责人钱瑛说：“怕什么，要公开（指党组织）！”还要中共湖北省委打着省委的旗帜到街上游行，甚至要“共产党员必须时时、事事、处处服从国民党当局领导”。[161]
3月25日 中共中央收到王明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后，感到这个提纲没有明确提出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到底和坚持反对妥协投降、悲观失望的倾向问题，武装群众的问题及改善民生的问题，为补救其错误，另外起草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提出如下八条意见：1.用一切宣传鼓动方法，号召全国人民以中华民族必胜的信心，克服一切困难，忍受一切牺牲，誓与日寇抗战到底。2.继续动员全国武力、人力、财力、物力，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3.继续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4.继续扩大与巩固国民革命军。5.继续改善政治机构。6.继续全国人民的动员。7.为使政府与民众进一步结合起来，为更能顺利地动员民众参加抗战，必须采取具体的办法，实施改善民生的法令。8.组织抗战的经济基础，建立国防工业，发展国防工业，改进农业。[162]
同日 与周恩来、郭沫若等出席在汉口总商会礼堂召开的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并接见全体代表，还与周恩来等为《新华日报》全国学联代表大会特刊题词。
3月26日 为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题词，第二天以陈绍禹的名字刊登于《新华日报》。
3月28日 朱德、彭德怀、朱瑞致电中央书记处并陈绍禹、周恩来、博古，提出北方局解散决死队内党组织问题的意见。[163]
3月 延安解放社出版王明的《救中国人民的关键》。
同月 根据王明的提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派任弼时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工作。[164]
有的学者对王明提议任弼时赴苏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提议派任弼时赴苏汇报的竟是王明。任是王明的老熟人，在1931年初六届四中全会上，两人同时进入政治局，王明返国后，任也和政治局其他同事一样，对王明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表示拥护，于是王明就认为任是自己可以联合的盟友。殊不知，上层风云可以瞬息万变，到了1938年春，已有迹象显出任已明显偏向毛泽东一边，而王明竟浑然不知。于是王明无意中就做了一件令毛拍手称快的事，毛实在有太多的理由为王明的这项提议感到高兴。”这“客观上为毛‘借洋师助剿’王明提供了便利的条件”。[165]
任弼时1938年到共产国际后，发现王明和康生在共产国际期间竭力奉行宗派主义的干部路线，利用“清党”、“肃托”的机会，排除异己，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对他不满的干部，对一些同志既不让回国，又不安排工作，长期把他们放到基层进行劳动惩罚。他们申诉无门，精神上遭受折磨，生活上发生困难。任弼时到达后，认真地进行调查，负责地解决了以下一些人的问题。
其一是吉合的问题。吉合（张期生）原是中共绥远省委组织部长，1935年组织遭受破坏后，和省委书记刘仁（王崇义）、临河县委书记王逸伦假道外蒙到莫斯科找中共代表团。负责组织工作的康生，先是要吉合带着电台回国到陕北去找红军，吉合准备起程时，康生突然变卦，责问吉合：“你怎么带王逸伦来？他什么人？”吉合说他是模范县委书记，康生竟然说：“越是敌人，他才越好好工作，争取信任。”不但不许吉合回国，而且一并加以“审查”。吉合从此被放在国际列宁学院中国部，一“挂”就是三年。后来他给任弼时写报告，任弼时立即批准，吉合等同志才于1938年7月得以回国。
其二是师哲的问题。师哲是1925年赴苏学习的，1929年被派到远东和西伯利亚等地实习做地方工作。在王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他几次要求回国工作，但王明等都不予理睬。1938年苏联政府规定非苏联公民不得在苏联国防、外事和保卫部门任职，师哲被解职了。他再次到中共代表团要求回国，任弼时接待了他。两三个月后，师哲被调到中共代表团工作。师哲说，任弼时“是多么地不同于那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啊，在我这种交织着激动与感激的心情中，我真的觉得自己酷似重新回到母亲怀抱的婴儿！’”
其三是陈郁的问题。陈郁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6月到莫斯科，多次受到王明等人的打击。“清党”结束后受了严重警告处分，被改名“彼得”，放逐到斯大林格勒（即伏尔加格勒）拖拉机厂做工。他虽然没有被开除党籍，但代表团一直没有把他的组织关系转到工厂去，整整五年，被排斥在党组织之外。他先后写了12次申诉信，工厂党委也发过两次公函，但王明一概不予理睬。直到王明回国时，也没有向干部处作交代。1939年初任弼时为首的代表团在清理王明、康生留下的档案时，发现了陈郁的多次申诉信。在周恩来、任弼时的关怀下，由王明、康生强加给他的处分，沉冤六载，终于撤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任弼时传》感叹说：“陈郁是幸运者，在王明的打击迫害下，象李立三那样被逮捕入狱，象周达文、董亦湘、俞秀松那样长期下落不明或含冤而死者又有几许呢！”[166]
师哲回忆说：“王明、康生一九三七年从苏联回国时，遗留下许多未处理的问题和纠缠不清的糊涂账，无论是对干部的培训、管理问题，还是对党的文件、资料或档案以及经费等等，都搞得象一团乱麻。这些问题都是在弼时同志的指导下，进行了清理和相应的处理。”[167]
春 据有的论著说，王明曾下令解散七里坪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这个训练班是中共湖北省委工作委员会利用新四军第四支队驻地的合法名义，于1937年11月底在湖北黄安七里坪举办的，方毅任班主任，聂鹤亭任总队长。训练班在办第1期时，蒋介石便对王明说，你们延安办了个抗大，为什么又在七里坪办训练班呢？于是王明便对中共湖北省委郭述申、钱瑛说，训练班不要办了。湖北省委进行了抵制，坚持办了第2期，并且扩大了规模。这时蒋介石又质问王明，王明便又三令五申要省委解散训练班。湖北省委不得已，只得将公开的训练班停办，暗地办了个党员训练班，可是王明又批评说是“破坏统战”，湖北省委只好把这里的干部训练工作转移到汤池训练班和后来的汤池学校去。可是，王明又下令解散汤池训练班。这个训练班是董必武通过朋友关系，由陶铸以训练农村合作社干部的名义，于1937年12月20日在湖北应城汤池举办的，实际上也是培养抗日军政干部。这个训练班开办不久，便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蒋介石也对王明说这个训练班“是挂羊头卖狗肉”，“影响统一战线”，要王明立即通知训练班停办。于是王明指责董必武和中共湖北省委负责人说：“国民党出钱，贷款就贷款嘛，为什么搞游击战呢？不要搞党的建设、游击战争、马列主义，只讲讲办合作社就行了！”要训练班立即解散。在周恩来、董必武的支持下，陶铸进行了抵制，训练班才在武昌又办了第4期。[168]
同期 中共中央代表团与国民党的几位中央代表共同协商和草就了一个包括抗战建国许多重要原则的纲领草案。王明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说，这个草案及1937年秋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国民党提出的一个根据三民主义原则的包括40余条的纲领草案，“均未曾得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正式意见，但是今年三四月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可以说实际上在基本原则方针方面，与两党负责同志一年多所再三交换过意见的纲领草案的内容，大致是一致的”。[169]
同期 于武汉作七绝《见柳思乡》，诗曰：
数年未见柳枝青，一见柳青快我心；
记起故乡无限好，柳林春意最清新。[170]
同期 作七律《记长江》，诗曰：
众水通天涪万会，合劈三峡竞东流。
瞿塘一泻蛟龙舞，千里荆扬下海游。
多少英雄成过客，连绵吴楚入边愁。
三来武汉无穷感，风雨又唤黄鹤楼。[171]
同期 作七绝《久别重逢——见父忆母》（二首），其二说：
几度锒铛作罪囚，为儿辛苦为儿愁。
发须斑白母何在？背父沾巾泪涌流。[172]
注中说其父“在解放前曾被反动派捕去5次”。
同期 作五绝《武汉春怀旧》，诗曰：
我三来武汉，江汉浪潮新。
故友不能见，百花空复春。[173]
4月1日[174] 与周恩来、博古、凯丰致电中共中央说：“我们根据政治局决议原则所起草的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建议后于24日已送去，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昨夜已开幕，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能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对此问题的详细情形，我们有信交可靠同志带给你们。”
4月6日 朱德向陈绍禹及毛泽东、周恩来等发电报告山东聊城地区抗日将领范筑先情况。
4月初 张国焘借清明节祭黄帝陵之机叛逃。
有的文章认为，除了他不思改悔，反而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产生怨恨，对共产主义理想产生动摇，萌生了脱离中共的念头外，王明对他说原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李特、黄超已被当作“托派”杀害，使他非常惊慌，也是他叛逃的一个重要原因。[175]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说：“王明反托派的矛头，竟是指向着我的。有一次我和王明的单独谈话中，他问我毛儿盖会议争论的症结究竟何在？我答：‘除批评党中央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军事领导权。’他说：‘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诉我：‘李特、黄超就是托派，他们在迪化经邓发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由于这种重大的刺激，我经过一番考虑，最后决定脱离中共。”[176]
4月8日 中共中央长江局收到中央和西安的电报后，与周恩来、博古、李克农等负责人立即商量，一定要抢在国民党之前，把叛逃到武汉的张国焘接到长江局来。[177]
4月9日 洛甫致电汉口王明、周恩来、博古说：“对《救亡日报》发表的谈话[178]应作如下声明：（甲）谈话发表未经本人允许，谈话记录未经本人看过，因此对发表的谈话本人不能负任何责任。（乙）中共中央有几个书记，向无所谓总书记。”[179]
4月11日 与周恩来、罗炳辉、李克农、钱之光等到汉口大智门车站迎接坐国民党军用列车准备叛逃的张国焘，劝他回党工作。
当日晚 与周恩来、秦邦宪、何克全赶到旅馆和张国焘见面，批评他来汉口不报告中央是错误的，希望他搬到办事处去住，便于商量问题，还做了很多教育和争取工作，希望他回心转意继续为党工作。[180]
同日[181] 与周恩来、博古、凯丰致电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报告张国焘到武汉后的情况：“国焘今日十九时抵汉口，仍与胡宗南派的一个便衣住旅馆。我们已去与他谈话。他表示是否可在相当独立性下与国民党解决党派问题，同时认为边区是丢了可惜，吃了没味的问题。对于他不辞而别问题，我们要他致电你们承认错误，并请示对今后他的工作指示。他即起草一电，今将他的电转于下”：“毛、洛：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别，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国焘。”现请你们电告：（一）究竟联络参谋交机密文件事是否属实，内容如何。（二）对国焘问题如何处理。（三）对杨子烈[182]及其孺子，请勿予以难堪。[183]
同日 与周恩来、博古等为即将回美国的汉口圣公会鄂湘教区主教吴德施在“八办”举行告别宴会，并合影留念。
4月12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陈绍禹、周恩来等：“为表仁至义尽，我们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照转。”书记处电内容如下：“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急，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弟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184]
4月14日 任弼时在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所作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的报告大纲中说，自“去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中国统一战线，有了许多的进步与发展”，其表现是：1.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间某些摩擦乃渐减少，使着统一战线，得着发展与成绩。2.十二月会议，王明同志等带回季米特洛夫同志关于巩固发展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后，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有着更详细的讨论，认定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不仅是党的策略上的改变，而且是战略性质的改变（与苏维埃革命时代的任务，有基本的改变）。确立国共两党合作，是长期性的。不仅共同抗日，在抗日胜利后，还要共同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但不是非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3.认定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是抗日，“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民主，民生，均在其次。依照觉悟的程度和迫切的需要，提出要求，不要太高太左。4.指出了统一战线内容是各党各派合作，在国民政府现有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在现有的军队基础上，扩大与建立统一的国防军；建立统一的民众团体发动群众运动。5.在民族统一战线当中，各党派在共同纲领下，是互相帮助，互相发展，共同领导，共同负责。不应有谁投降谁，谁推翻谁的企图。6.说明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指出三民主义应该是为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而斗争的。7.巩固与扩大民族统一战线，是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与先决条件。组织无组织的群众，加入各种合法的群众组织等。8.在党内外宣布这种统一战线的原则，并发布十二月宣言以后，国共两党关系，在基本上有了进步。然后，讲了各个党派合作的组织形式与国共合作中的障碍与困难，八路军在抗战中的壮大与困难。[185]
据任弼时后来说，他在汇报中共工作时，首先是曼努伊斯基向他提了有关王明的三个问题：第一是问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作中央意见的倾向？第二是问王明是否总是习惯于拉拢一部分人在自己周围？第三是问王明与毛泽东是否处不好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任弼时自然不能不介绍了王明向延安中央争权力及闹意见分歧的种种表现。据任弼时回忆说，季米特洛夫听了介绍之后明确讲，他对王明的印象一直不好，说“这个人总有些滑头的样子”。说根据共产国际干部部反映，王明在一些地方不很诚实，在苏联时就总是好出风头，喜欢别人把他说成是中共领袖。杨奎松认为：季米特洛夫等人这时对王明表现得如此反感，还有一个十分微妙的背景。那就是，前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那个扶植王明上台的俄国人米夫，在斯大林发起的肃反运动中被怀疑为反革命，这时已遭到整肃。米夫的倒台和被怀疑有敌对背景，不仅使王明失去了一张强有力的保护伞，而且也促使莫斯科的领导人对米夫一手扶植起来的干部，表示出严重的不信任态度。此后中共领导人到莫斯科时，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又曾几次谈到王明的问题，除了对王明表示不信任以外，都特别提出过王明与米夫之间的关系值得怀疑的问题。[186]
4月16日 同周恩来、博古、凯丰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书记处负责同志利用作报告和讲话的机会说明张国焘路线应由他一人负责。对原红四方面军干部应表示亲切团结，以便为最近公开反对张国焘事作政治上的准备。同时不要因此事增加红一、四方面军的隔阂，而应更加增强全党的团结。[187]
4月17日 与周恩来、秦邦宪从大华旅馆找到准备叛逃的张国焘并劝他搬到八路军办事处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向他提出了三点办法：1.改正错误，回党工作；2.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3.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当时张国焘说可从第二、三条考虑，并请求允许他闭门两日考虑答复，但谈话后一小时，他竟跑到太平洋饭店见了国民党特务机关负责人，写信给王明、周恩来、博古说：“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寓别处，请不要派人找，至要”，声明自己最后脱党。[188]张国焘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在汉口的时候，周恩来、王明、秦邦宪等曾对我的脱党行动加以阻难，但我意已决，无法挽回，因而他们发表指责我的文件。”[189]
4月18日 因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向中共代表团征求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的名单，认为中共出10人为宜，王明与周恩来、秦邦宪、何克全研究后，此日向中央请示，提出：“国民参政会汪提出我方可推选十人，其职权可商讨，并决定国家大计，但仍须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蒋并保有紧急处置权力。”“十人名单提议以泽东、绍禹、恩来、邦宪、项英、伯渠、玉章、必武、汉年及一陕北同志（洪涛或高岗）。以上名单提议，我们以从最大多数能出来开会及一部分人如林、吴、董、潘能专门做此事的观点上想的，如何？能争取党的领导公开，张闻天、赵容、陈云、何克全、少奇等亦可加入。如何？仍请你考虑决定电告。”[190]
同日 与周恩来、博古、凯丰将张国焘已经没有办法挽救的情况报告中共中央，说：“张国焘自十四夜被劝回之后，即住于办事处，外〈出〉一定有些人陪他，但动摇仍继续。”“连续出外访人，陈立夫、周佛海均访到。”“约戴笠在旅馆见面后，即由戴以武装汽车接去。”张之决心脱党，不论其过程如何波折，不过表示其机会主义的最后动摇而已，其趋势显然可测为动摇的发展，故我们提议：（一）发表下列的开除决定，宜于极端迅速向党内军内进行张国焘私逃〈脱〉党的解释，但绝不应因此提起所谓一、四方面军问题，而应当用开除张国焘机会加紧党与军队中的团结。（二）安慰国焘接近〈的〉干部，甚至其妻儿勿使他们不安心，以观张之究竟。[191]
同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同日 因蒋介石命令新四军集中出南陵，沿大茅山脉向芜湖、宣城一带行动，叶挺认为可行，项英于这天致电毛泽东、王明、周恩来说：同蒋介石交涉，由叶办，不能解决问题，“应由党负责直接交涉四军”，想撇开叶挺由他直接同蒋介石打交道，而毛则同意叶挺意见，并于5月4日致电项英，要他“始终保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192]
4月22日 与周恩来、博古、凯丰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对于中央关于国民党代表大会的宣言与纲领的立场的指示，我们有两点意见：“（甲）认为此纲领宣言的基本精神同我党主张是一致的说法似稍嫌笼统。我们以为抗战建国纲领若作为抗战时期的一般施政方针，我们愿意在基本上加以赞助并帮助其实施，但若以此纲领同时作为战后建国纲领则不仅与共产党所希望者相去甚远，即对三民主义实现方式亦大感不足。”“（乙）三民主义青年团还未成立，其领导者确利用他［它］来作为孤立和反对共产党的工具……如照现状成立且有变成新的特务机关的趋势，似此现在我们即表示赞助青年团的成立，似嫌太早，且政治上不利。请你们考虑这两点意见并速复。”
4月26日 与周恩来、秦邦宪接到一封署名为子健的来信，信中说：绍禹、恩来、博古三同志：我是一个在学校中工作的共产党员，昨天我和两个非党员的同学谈话中，发现了两个问题。1.共产党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纲领的态度……张国焘在他的登报声明中，也说到什么他主张中共中央对于《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应更恳切之响应……中共是不是准备最近也与国家社会党一样，致函国民党，表明共产党对国民党和三民主义态度呢？2.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的问题，据张国焘声明说，好像他不过有些政治意见想找陈绍禹、周恩来、秦博古三先生谈话，而中共中央似乎在他正在谈判的过程中，便把他开除党籍了，这是否太急了一点？[193]
4月27日 与邓颖超、博古、吴玉章等出席全国14团体发起的欢迎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代表色斯先生大会，吴玉章在会上讲话。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就中共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的策略问题致电长江局，指出：“今天全国政治总的方向是坚持抗战的最后胜利，国民党纲领的基本精神正是朝着这个方向的，在这个方向上说来，我党十大纲领（除此纲领外还没有其他整个纲领）同国民党纲领应说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坚决赞助其实现，亦即为此。至于其中缺点与不足处，我们在赞助的基本方针下，给以充实与发展；其中错误处，亦应在此方针下给以侧面的解释与适当的批评。”“共产党站在主动的积极拥护纲领并促其具体实施的立场上，不但能够取得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同情与拥护，依靠他们的力量同一切顽固分子做斗争，而且也能够取得国民党内一切进步分子的赞许，使他们更能勇敢的团结他们的力量同顽固派斗争。”为此，“今天的中心策略，不是要国民党定出一个更完善的纲领，而是站在主动的积极地位，帮助国民党实施这个纲领，在实施中发展与提高它。在抗战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只要今天认真的实施这个纲领，那这个纲领明天就会要求进一步的充实与修正，而更急进的、更高的纲领的提出，仍然是可能的”。电文还说：“我们党对国民党一切口头上要做的好东西，如扩大国民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都应该采取积极赞助的态度，使全国最大多数人民与国民党中一切进步分子，看到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以争取他们对我们的同情与拥护；并且这样也可认真的推动国民党进步，这种进步在坚持抗战中是必要的与可能的。”“如果国民党不管我们的赞助，而仍然不能把自己所说的话实现起来，或把原来企图进步的东西变坏，如青年团变为特务机关，那人家决不会责备共产党的赞助不好，而只会骂国民党的顽固派混蛋。”“国民党的一切进步的设施，都包含有同我党争取领导权、孤立我党的一面在内。我们赞助他们的一切进步的东西，即使口头上的允诺与企图也好，不但不使自己孤立，而正是替自己开辟更有利的场所。”[194]
4月28日[195] 与周恩来、博古共同署名写了《答复子健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第二天在《新华日报》发表。信中就中国共产党是否准备最近致函国民党表明自己对国民党及五届三中全会的态度，共产党对于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的态度，以及中央为什么开除张国焘党籍这两个问题作了答复。文中将王明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公开发表，并说《新华日报》几篇社论的主张，“即为中共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的响应”。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问题，信中除写明了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基本内容外，又详细地叙述了张国焘叛变的经过。最后说：“由此可见，确如来信所说：‘共产党中央对每个党员的党籍问题，素持慎重的态度。而对于处理张国焘问题，真是已仁至义尽。由此可见，张国焘在声明中假装声势地说，好像他正在拿诚恳的态度与我们三人谈判政治问题时，中央忽而开除了他的党籍，是一种完全抹煞事实的欺人自欺之谈。”“但凡知道张国焘的为人及此次事实经过者，相反均恰恰异口同声地说党中央对张国焘太宽大了……有不少同志要求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以维党纪，中央始终希望以教育方法改正一个较老同志的错误。但是，张国焘既已不能再留存于共产党的队伍之内，共产党为党的纪律、党的统一和党的政治纯洁起见，只有将张国焘这类自甘暴弃于革命队伍之人驱逐出党。”[196]这篇文章对澄清社会上的各种传谣，批驳张国焘的《声明》起了明显的作用。
此文还发表于5月7日出版的《群众》周刊第1卷第21期，4月29日出版的《解放》第36期，5月7日出版的《群众》周刊第1卷第21期，6月6日出版的《先锋》第317期，6月出版的《新华日报社论》第4册，后来作为附录之二收入中国出版社1938年7月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集》，1939年4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4册。[197]
4月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成立，厅长是郭沫若，许多左翼文化人都在三厅给安排了一个职位，可是没有胡风的份，他对此有些不满。吴奚如向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推荐胡风为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周恩来同意了，但被王明否决。因为胡风是“鲁迅派”，过去是反对“国防文学”的。吴奚如在《我所认识的胡风》一文中说：王明在多次和我谈话中，不满鲁迅先生过去反对“国防文学”。说鲁迅是个“读书人，脾气古怪，清高，不理解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了反对鲁迅先生，王明还把和鲁迅有友谊的内山完造诬蔑为“日本特务。”曹靖华因事找他，他也拒不接见，要我出面婉言谢绝，这是1938年春的事。[198]
春 有的著作说：在一次中共中央长江局会议上，王明要把爱国侨胞和外国友人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捐款交给国民党，还要共产党在广东不搞抗日游击队，周恩来严厉批驳了他。另外，当时有一个兄弟党召开代表大会，毛泽东从延安把贺电发到武汉，要武汉转发出去，王明竟扣下不发。周恩来知道后，严厉批评了王明，这才把电报转发出去。[199]
4月～5月间 中共中央长江局下属机构国际宣传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国际宣传组成立。委员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凯丰、吴克坚、王炳南组成，主要工作是翻译出版中共领导人著作，为国际刊物撰稿，以及同外国友人进行联络。[200]
5月1日 在《新华日报》以陈绍禹的名字发表《今年的五一节与中国工人》一文，向工人阶级提出更积极地参加抗战、努力改良生活、强大职工组织等三个任务，以使工人阶级在全民抗日救国斗争中能尽其应尽的先锋队作用。此文还发表于《解放》周刊第36期，收入中国出版社1938年7月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集》，及解放社1939年4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4册。
5月4日 中共中央电示项英、长江局和中南局，指示在长江流域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电报说：“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电报还强调：“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201]
5月6日 与周恩来、博古、凯丰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请示关于三青团的性质及组织原则之意见。其中说：“我们认为对青年团不能长期缄默，更不宜无条件赞助。现拟根据下项方针进行，如你们复电同意，即用中央、用周恩来名义送给蒋，并准备在适当时期公布此函。”并说：三青团应该建成“统一青运的青年组织”；“不分党派，容纳各党派参加领导，共同负责指导青运”；“依三民主义总方针决定青运统一纲领”；“在纲领下统一训练方针”。[202]
同日 张国焘在《敬告国人书》中说，他在武汉时曾“用至诚态度，与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三同志初步商讨”抗战建国诸问题。[203]
5月12日 毛泽东、朱德、康生、陈云、刘少奇就关于三青团问题答复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指出三青团为国民党的青年团，是国民党候补党员性质的组织。我们的目的是使三青团成为各阶级各党派广大革命青年的民族联合，经过三青团去改造国民党。因此，我们的提议既要为国民党所接受，对国民党有利，又要对我们有利，“团体会员亦可加入，但各团体除执行青年团的各种决议、决定外仍应保持其本身的组织”。[204]
同日 《新华日报》刊登××先生给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的一封信。信中揭露：“国共两党正亲密合作共同抵御民族公敌日本帝国主义者之际，此地襄阳中学里面，突然发现一种惊人传单，标题为《从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解放周刊〉看共产党的真面目》，后面注明‘欢迎传阅’等字样，但没有下款。这种传单究竟何人、何党、何派、哪一机关印发的，完全没有人负责。”“及细看传单内容，完全是破坏统一，破坏抗日，破坏国共合作。”[205]
5月13日 毛泽东致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指出“《大公报》否认持久战，提出‘准决战’的论调是不妥的。徐州决战只应该是某种程度的战役决战，而不是应该看作战略决战。必须准备在徐州决战失败后，仍有充分力量，为保卫武汉而战”。[206]
5月14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长江局、东南局及项英，发出《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指出：“根据华北经验，在目前形势下，在敌人的广大后方，即使是平原地区，极便利于我们的游击活动与根据地的创造。我们在那里更能自由的发展与扩大自己的力量与影响。”因此，“新四军正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的、积极的深入到敌人后方去，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的纪律与群众工作，大大的去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与团结无数的游击队在自己的周围，扩大自己，坚强自己，解决自己的武装与给养，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207]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林伯渠、伍云甫，发出《中央关于防备国民党用各种组织形式派人来破坏边区的指示》，指出：近来彼方用经济的文化的卫生的各种组织形式派多人来边区，其总企图是破坏边区，因此请注意：（一）“介绍人进来须经过考查，别有用意者设法拒绝”；（二）“用各种形式来边区工作者，告以必须得边区政府或留守处同意，受边区政府或留守处指挥，否则不负招待及保护之责”。
5月15日 与周恩来、博古电请蒋介石不惜任何牺牲坚决保卫武汉。电文中说：必要时，当以武装工人，负防御任务，俾不让马德里工人防守西班牙城之事迹得专美于前。“对于能否保障武汉之问题，吾人可答之曰‘当然能’。盖以大军数百万，若干武装民众，及素有革命历史之武汉工人等力量，当可保卫武汉而无虞，何况该处地势而极利于华军耶！”[208]
5月17日 任弼时又对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的报告大纲作了说明和补充。其中肯定了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及发布的宣言，指出“这使得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在基本上有了一些进步：如建立两党委员会，准许我党公开在武汉办日报，周恩来同志被邀请为中央政治部副部长等”，肯定了王明起草的《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209]
5月18日 与周恩来、博古写出《答复××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在21日的《新华日报》上登出。信中说：“关于‘从共产党机关报《解放周刊》看共产党的真面目’一传单在今年1月间，已在西安散布，后来时有增补。最近在长沙、常德、广州、武汉、重庆各地均发现此一传单。正因为该传单没有署名何人、何党、何派、哪一个机关印发的，所以未置答辩。”“从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中，也可看出散发这种传单的阴谋何在。”“散发这种传单的行动，无非企图破坏抗战，破坏统一战线，挑拨国共的合作关系。不管印发人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只能有利于日寇。”“我们希望这些人能够停止这种不负责任的行动，有什么问题尽可能公开讨论共同商量。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不但不足以损害共产党的威信，而且恰好激起人民对于他们自己的不良反感。”“我们希望政府对这些人深加劝责，同时希望全国人士当发现这些人的这种幼稚行动时，亦须当面批评，善意规劝，使其深明大义，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210]此信后收入向愚编、战时出版社1938年7月出版的《抗战文选》第7集。
5月20日 孟庆树与邓颖超参加宋美龄在庐山召开的妇女座谈会，并作了《关于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概况》的发言。会上决定把1936年2月10日在南京成立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扩大改组为全国妇女组织的总机构。
5月21日 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并告陈绍禹、周恩来、叶剑英，说徐州失守后，河南将迅入敌手，武汉危急，要准备向豫皖苏鲁敌后发展。[211]
5月22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给长江局的指示》，指出：徐州失守后，对长江以北的工作，我们有以下建议：（一）立刻成立鄂豫皖省委，领导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浦信公路以南的广大地区的工作；将现在湖北省委的主要干部，大部派去，加强省委与各主要地区的工作。该省委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建立几个基干游击队与游击区；用一切力量争取高敬亭支队在党的领导下，使之成为这一区域的主力。（二）即指示河南省委，动员平汉、陇海两铁路线上所有中心城市的大批学生、工人、革命分子到乡村中去，组织与领导群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建立游击区。（三）应大批动员住在武汉的鄂豫皖三省的学生、失业工人、革命分子回到自己的家乡去，领导保卫家乡与反抗暴日的游击战争；应鼓励集中在武汉的人才大批地到长江以北的乡村中去工作。长江局应有计划地分配党员到这些地方，建立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大大发展党的工作与党的组织。为此目的，武汉城市工作受到部分损失是不应顾惜的。（四）汉水流域党的工作，应有必要的布置。（五）在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内，即应建立一个能独立领导工作的工委，其主要任务，为发展游击战争。江苏省委即应派一些得力干部去，并应从上海有系统的动员学生、工人、积极分子、革命分子、党员，到那里去工作。[212]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开展福建沿海一带游击战争问题给长江局、东南局的指示》，指出：“厦门失守，福建危急，福建沿海一带区域即将变成战区。请即指示闽粤赣省委、浙闽边省委派得力干部到这些地区指导工作，发展那里的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与创立游击根据地。”
同日 与周恩来、吴玉章等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办事处慰问19日驾机前往日本长崎佐世保一带散发传单凯旋而归的中国空军一队。[213]
同日 《解放》周刊发表毛泽东、朱德、陈绍禹、周恩来、洛甫、博古、项英、陈云致美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电，表示拥护中美兄弟党和两国人民的紧密团结。[214]
5月23日 与周恩来、博古、凯丰就三青团问题致电中共中央，说“必须仍如我们建议的原则，证明青年团为统一青年运动或是统一战线的组织，以别于其为候补党员组织、为国民党的附属团体”。[215]
5月25日 与周恩来、博古、吴玉章等中共和八路军驻武汉代表在汉口一江春餐厅举行茶会，招待世界学联代表柯尔曼、傅路德和雅德女士，并在会上作《中国青年和世界青年联合起来》的欢迎词（又名《世界青年与中国青年的团结》），希望他们回去尽量揭露日寇的法西斯暴行和中国人民英勇自卫的实情，并希望欧美青年及世界一切人士不仅给我国军民以精神上的同情，而且给以物质上的援助。此文以陈绍禹的名字发表于5月26日《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第l卷第25期，后收入中国出版社1938年7月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集》。
5月26日～6月3日 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论持久战》的著名讲演。
王明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并不以为然。据李国华1943年9月20日写的《关于王明同志的一些材料》说：关于持久战的战略思想，“一九三八年王明同志告诉是斯大林同志的思想和方针，毛主席不过把他具体化和充实了内容而已，民主共和国是季米特洛夫提出的”。
5月27日 参加新华日报社对战地记者的招待会并发言，希望记者们发表前方各种工作的缺点，以促成这些问题迅速正确的解决。第二天的《新华日报》以陈绍禹的名字发表了这个《在〈新华日报〉招待战地记者会上的发言》。
5月下旬 为了满足国民党关于停办汤池训练班、七里坪干部训练班的要求，将两个训练班的负责人陶铸、方毅撤职，强令他们离开汤池和七里坪，停办训练班。[216]
5月 毛泽东撰写《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217]
同月 与毛泽东、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为死守滕县的抗日名将王铭章撰写挽联：“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