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关于三青团问题复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可向蒋提出关于三青团的最高要求，即各党派各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民主集中制的青年群众的独立团体，以试探蒋的真正意图，然后再作具体决定。应看到三青团以后的趋向主要的并不决定于CC、复兴社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以后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及我们正确的方针与工作，这是一种斗争任务。[219]
6月4日 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洛甫、朱德、彭德怀，说依八路军扩大的情形来看，拟向蒋介石要求增编3个师，共有6个师。[220]
6月5日 中共中央长江局就关于国民党中监会恢复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籍问题致中共中央电，说：“昨晨玉竣（章）飞渝，重庆报已登恢复党籍事。”“今早见邵力子，邵当几［即］云，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委均以此事未得武汉同意即发表颇荒谬，蒋且电渝质问，国〈民〉党中委会明日将发表谈话，声明此项决议未经中监委批准，蒋答应待回电到后约我们面谈，邵答应去电重庆，要中监会〈委〉取〈消〉前议。”[221]并附上他们起草的一个《关于恢复国民党党籍事毛泽东、周恩来等七人紧急声明》（一九三八年六月×日），核心意思是表示不承认其恢复的党籍。
同日 与周恩来、博古等出席国民政府在汉口举行的悼念在空战中牺牲的分队长张效贤、杨慎贤及队员陈怀民、孙全鉴四烈士大会，送了“捐躯报国”的挽联。[222]
6月6日 中共中央就国民党中央恢复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籍问题致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指出：（甲）“国民党中央此次恢复毛周等党籍，我们认为是国民党公开容共的表示，是国民党在徐州失守后前进一步的表示，不论国民党此举还含有何种阴谋，我们应慎重警惕，但对于国民党这种基本进步的行动，我们应表示欢迎，应积极利用之，以求得国共合作之进步，而不应采取消极拒绝的态度。”（乙）“我们认为在保持共产党独立的条件下，应公开表示接受国民党恢复毛周等国民党党籍的决定，指出这是国共合作的进步，是国民党十三年孙中山容共遗教的恢复与执行，是挽救目前危急时局的重要步骤，而且通知他们正准备其他名单请求他们批准恢复，我们认为这样做，对于我们与全国均有利益。”（丙）“为挽救我们声明上的缺点，我们主张恩来应同蒋及国民党其他要人先行交换意见。”
6月7日 根据叶挺的提议，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洛甫，拟组织新四军委员会，以叶挺、项英、陈毅、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邓子恢或张鼎丞七人组织之，项为主席，叶为副主席。[223]
6月8日 《新华日报》刊载由毛泽东、朱德、陈绍禹（王明）、周恩来、张闻天等联名代表中共中央给美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美共中央主席福斯特、总书记白劳德的复电，感谢美国共产党和美国人民对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同情和帮助。[224]
6月9日 洛甫、毛泽东复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并告项英：同意关于组织新四军委员会的提议，以项英、叶挺、陈毅、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为委员，项为主任，叶为副主任。[225]
6月11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226]
6月15日 与周恩来、博古在《新华日报》联名发表《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的意见》。文章共分为“对于武汉及武汉卫戍区须要采取的主要办法”，“对于第三期抗战的军事问题底一般意见”，“我们对第三期抗战的政治问题底意见”，“我们对于第三期抗战中的经济政策和社会生活问题底意见”，“解决一切问题的中心枢纽”等几个部分。
文章认为：“武汉是我国最后一个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武汉的得失，不仅对于整个第三期抗战有极大的影响，而且对于整个内政外交方面均有相当的影响”，因此要实行“总动员”，向各界居民“指明保汉的必要”，使他们“一心一意地为保卫武汉而共同奋斗”；认为“保卫武汉的最好方法，是能够将敌军击败和消灭在一切进入武汉的门户之外”，因此“要认真地进行建立有新式武装和能担负对敌决战的几十师坚强部队的工作”，“只有认真地建立起几十个战斗力强的现代国防师，只有使中国几百万武装部队中有几十个这种新国防师作骨干，才能说得上与敌人进行决定最后胜负的战斗，才能在长期抗战和顽强决战中最后战胜拥有全副新式武装的敌寇”。在这同时，还应“积极进行民众动员与民众组织”，“领导和帮助民众武装和实行武装民众”，“领导和辅助民众武装和发展游击战争”。[227]
此文于1938年6月由新华日报馆作为“新群丛书”第10种印过单行本，并刊载于6月18日出版的《群众》周刊第2卷第2期，7月15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45期，《共产国际》俄文版第9期，后来作为附录三收入《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集》，并收入解放社1939年4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5册。
6月16日 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将中共参政员定为七名：毛泽东、秦邦宪、陈绍禹、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228]
6月17日 与周恩来、博古将发表《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的意见》一事电告中共中央。电报说：“徐州失守后，战略进入新阶段（第三期抗战）。我们认为战略重心应是保卫大武汉。战略总方针，应将正规军主力组成许多野战兵团，依托太行山、嵩山、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黄山、天目山一带有利地区，开展大规模山地战，以打击敌人西侵……这样造成战略上夹攻形势，大量消耗敌人，争取时间建立新的军队，在战略上实施反攻。”
同日 与周恩来、博古致电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229]
6月18日 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根据抗战建国纲领的规定，遴选各党各派人士及社会贤达150人，组织国民参政会，并于21日在《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59号）上公布了名单，[230]其中有中共党员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7人。从此以后，王明担任了第一至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5年他写的简历说：从这时起到1944年底，由我党提做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6月30日 撰写《十七年来的中国共产党——纪念中共十七周年》，这是原计划撰写的《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和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文章的一半，当时未发表，后以王明的名字收入真理出版社1940年出版、洛甫等著的《英勇奋斗的十七年》。文章介绍了中国共产党英勇奋斗的历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历史和共产党的主张，同时也宣扬了他在《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等文章中的右倾思想。
6月 与周恩来、博古在《民主》第2期发表《改善行政机构与设立各级民意机关》。[231]
7月1日下午 参加参政员茶话会。会后王明与周恩来、秦邦宪等将会议情形向毛泽东等作了报告，说明会上我们的态度是“参政会不应有在朝党和在野党之分，刻应谈各党派一致团结、议决抗战建国问题，以表示中华民族团结，借增国内民众抗战胜利信心和巩固中国国际地位的意见”。这些意见得到各民主党派的支持。在电报中还汇报了中共方面担任起草提案的内容。[232]
7月5日 与周恩来、博古电复项英，指出东南分局工作区域应放到赣北，利用一切机会加强上层统一战线活动，赣南等处仍需注意秘密工作。[233]
同日 包括王明在内的中共七参政员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说：“在目前抗战剧烈的环境中，国民参政会之召开，显然表示着我们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显然表示着我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域的团结统一的一个进展。虽然在其产生方法上，在其职权的规定上，国民参政会还是不尽如人意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但是并不因此而失掉国民参政会在今天的作用与意义，一步一步团结全国各种力量为抗战救国而努力的作用，企图使全国政治生活走向真正民主化初步开端的意义。所以，我们共产党人除继续努力于促进普选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在将来能够建立之外，将以最积极、最热忱、最诚挚的态度去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工作。”并说：“我们在积极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工作中，当忠诚地执行本党中央的一切指示，继续为实现本党抗战时期中的各项主张而努力。”“我们认为最迫切的问题莫过于如何保卫武汉与取得第三期抗战的胜利。”[234]此文还刊载于8月1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47期，解放社1939年4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6册。
7月6日前 傅斯年、梁实秋等想在参政会上提出弹劾孔祥熙案。王明、周恩来、秦邦宪等立即召开会议研究，认为傅斯年等弹劾孔，其目的在于拥护汪精卫上台，便于实现汪与日本妥协的阴谋，经指出后，将这一风波打消了，否则首次参政会就要闹出乱子来。[235]
7月6～15日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武汉召开，中国共产党代表陈绍禹、董必武、邓颖超等出席。会议一致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作出了保卫大武汉的决定。7月12日，陈绍禹等提出《拥护国民政府实施建国纲领案》，并作关于《拥护国民政府实施建国纲领提案》的说明。[236]因郑震宇等28人提出《精诚团结拥护〈抗战建国纲领〉案》，王家桢等21人提出《拥护〈抗战建国纲领〉案》，大会于12日合并以上三案通过《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237]7月15日闭幕时，陈绍禹及董必武、秦邦宪、沈钧儒等25人被选为驻会委员。
《传记与回忆》说：
由各党派代表参加的参政会，每五个参政员有权提出提案。在以下五个重要问题上，我们要和反对分子作斗争：
（1）我们提出拥护抗战建国纲领的提案（国民党在1938年开的临时代表大会上通过此纲领，现在拿到参政会来通过）。这是签名最多的提案，以陈绍禹领头提的。在参政会上所以作了解释，说明虽然我们还有自己的最高纲领，但我们拥护此纲领。这样就把抗战团结的旗帜拿在我们手里……
（2）我们提出保卫武汉的提案……
（3）揭露汪精卫和平救国的主张的实质是向日本投降……绍禹讲话驳斥时，汪亲自出马，他手指着孙中山的“和平奋斗救中国”叫喊着。绍禹说：“你知道孙先生什么时候讲的吗？那是他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反帝。现在完全是另一回事。日本帝国主义打到中国来了，谁主张对日和平，就是投降。现在进行的是抗日民族解放战，现在要抗战救国，不是要和平救国。谁主张对日和平，谁就主张对日投降，即是汉奸路线，谁即是亲日派。”……这也是轰动一时的：谁都知道陈绍禹揭露了汪精卫的汉奸投降路线。
（4）马乘风（又是CC，又是复兴社的反苏反共分子）主张反共……绍禹驳道：“抗日救国是那个党首先提出来？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那个党首先提出来的？是不是共产党首先提出来的？……
……马乘风是国民党员，他讲这样的话，不仅反对我们共产党人，而且是反对以蒋介石先生为首的国民党人，因为现在的国民党正在联合中国共产党一起抗日救国，所以我们要求马乘风参政员公开向我们道歉，声明他的话说错了。我们要求国民党的领导出来纠正马乘风的这种破坏抗战团结的言论。”
汪精卫说：“在这个参政会里，各方面都有表示自己意见的自由。”这时所有中共参政员都一齐走上主席台。绍禹说：“汪先生，我们国民参政会是抗战团结的机关。这里不允许宣传反苏反共的言论，更不允许宣传德意日路线。你是参政员的议长，又是国民党的副总裁，你必须责成马乘风公开道歉，承认错误，否则我们下午不出席你这个参政会了。”
汪精卫脸色发白，一面向后退一面说：“这个兄弟一定考虑照办。”
下午会上，马乘风交了一份短的声明，让汪精卫宣读。其中说明对自己上午的发言“深感不安”……
绍禹说：“既然马乘风参政员承认他错了，那么这个问题也就结束了。”
（5）保护工人阶级：王云五（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资本家的代表）的提案说：“在国难期间，资本家不得关厂，工人不能罢工。”理由是很公道的，说是为了劳资合作抗战，为了增加生产（王本人很会讲话）。绍禹驳道：“王云五先生说了很多理由，好像是为了国难，为了抗战，实际上是中国资本家企图利用抗战，利用国难的名义，是实现旨在无限制地剥削中国工人阶级的提案……”
绍禹的说话，不仅得到我们的朋友和同情者的热烈鼓掌，而且引起了许多中间人士的鼓掌赞同。王云五自己也离开座位到绍禹面前来。他说：“陈先生，我的提案的意思和你的意思差不多。我并不想反对工人阶级。”……
《大公报》的总编辑张季鸾走到绍禹面前，拉着绍禹的手说：“绍禹先生真雄辩也！”
据《林伯渠传》说，召开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前后，林伯渠曾向王明提出，发表文章时“应与中央商量”，王明不但不接受，反而说“不必要”，“在外面的中央政治局同志还占多些”。[238]
7月7日 在《新华日报》发表《过去与将来》一文，纪念抗日战争爆发一周年。文章再一次提出“建立政治坚强和具有新式武装的几十个骨干国防师”等主张，并提出“要以三年血战，粉碎日寇的侵略”。
7月7～11日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发起5天的献金活动，以支援前线抗战。王明与秦邦宪、董必武、林祖涵、吴玉章、邓颖超将参政员7月份月薪350元献出，周恩来将政治部副主任7月份月薪240元献出，孟庆树等亦将月薪献出。
7月8日 与博古、叶剑英等代表中共和八路军在汉口总商会礼堂祭奠为抗日而牺牲的烈士。
7月10日 洛甫、毛泽东、陈云、康生致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发出《关于向参政院提出要求承认边区问题的指示》，指出：“请你们考虑在保卫西北巩固西北国防的题目之下，向参政院提出关于边区问题。在保卫西北各项条件之中，把要求承认边区，保持已有民主制度及民众已得土地，牲畜，房屋，确定疆界，并要求经济帮助等作为重要之一项。”[239]
7月上旬 中共中央要长江局在《新华日报》上刊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但王明等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随后中共中央要他们分期登载，但王明等仍不同意。由于同样的原因，《群众》周刊也未刊载。以后，只是在《新群丛书》中作为第15种出了个单行本。1941年10月初，毛泽东在与王明谈话时对王明的这个做法提出批评。10月8日王明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搪塞说：“我对这小册子只有两点不同意见的，一点是认为西安兰州会失守，另一点是国际援助问题”，根本不承认他不同意关于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结论。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当有的同志再次批评他时，他在3月7日的发言中更把拒不刊登《论持久战》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说什么好像他是同意发表的，不同意的只是别人，对《新华日报》不刊登《论持久战》一事，他没有任何责任！但很多材料说明，不同意《论持久战》观点的正是王明本人。晚年他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这篇文章在延安发表后，毛泽东曾把它送到武汉，要求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该报编辑部是由我领导的）。我和秦邦宪（博古）、项英、凯丰及其他同志一致不同意这篇论文的内容，因为它的主要方针是对日消极抗战和坐待日本进攻苏联。这是既不合乎中国的民族利益，也不合乎中共的国际责任的……因而我们决定不把《论持久战》一文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此外，我曾把我们对毛泽东《论持久战》一文的意见，请当时在武汉的一位苏联同志转告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同志。季米特洛夫同志下令不准该文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240]
有的学者认为，王明那时不在《新华日报》发表《论持久战》，并不是对毛泽东的不尊重。文章说：“1938年7月，正是武汉会战的关键时刻，我广大爱国官兵正与敌人浴血奋战，此时应该宣传的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民族精神、奋斗精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牺牲精神，来激发斗志，鼓舞士气，而抗战前期失败不可避免的理性分析显然不符合当时的气氛。所以当时《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主要刊登的是鼓动军民保卫大武汉的社论、文章和报道。当然到8月下旬，知道武汉失守已经不可避免的时候，就需要镇定人民的情绪，不致因为一时的失败而对前途悲观绝望，此时对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理性分析显然就是鼓舞人民长期奋斗的最好的精神食粮了。所以王明马上就大张旗鼓地宣传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专门出了单行本，并在8月的《新华日报》上刊登了37次广告，并将它誉为‘划时代的重要文献’、‘坚持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指南’。”[241]
7月12日 在国民参政会上作《关于“拥护国民党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提案”底说明》，第二天以陈绍禹的名字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提出此案的意义、基本内容、抗战建国纲领与其他党派纲领的关系等。此文又名《国共合作在发展和加强》，同时发表于《群众》周刊第2卷第6、7期合刊，《解放》周刊第48期，《共产国际》俄文版第10期，并曾收入解放社1939年4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6册。
7月中旬 据有的著作说：武汉党组织召集部分工厂支部负责人开会，有人提出把工人组织到农村去打游击，王明却说“军队干部派不出来，打游击不行”。
长期以来，很多论著认为在王明的影响下，武汉党组织对动员工人到农村打游击的工作，抓得不及时，不得力，使华中地区的敌后游击战争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但有的论著认为：“这种看法是对历史的歪曲，不符合王明的实际”；王明到武汉虽然主要是为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但对这方面的工作也是重视的，“王明是拥护支持游击战争的，华中游击战争的开展是迅速的，华中游击战争的迅速开展与王明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这是王明对待游击战争的主流。当然也可以找到王明对开展游击战争一些缺点和错误，但是不是主流。因之过去对王明‘反对游击战争’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以推翻，以恢复王明和华中游击战争的本来面目”。[242]
7月13日 《新华日报》、《悉尼华人报》刊登王明的《国共合作的发展和巩固》，此文还发表于《共产国际》俄文版第10期。
7月30日 与周恩来、博古、凯丰致电毛泽东、洛甫、陈云、康生、胡服[243]并林伯渠、任弼时转冯文彬：“对于以西北青救代替民先、取消民先问题，我们有不同的意见，提议在政治局会议以前各地青年工作照旧进行，停止取消民先的言论和行动。”[244]
7月 撰写《用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一文，希望文艺界同仁“抗敌不忘文艺，文艺为着抗敌，工作不忘创作”。此文以陈绍禹的名字收入1938年7月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集》。
同月 汉口中国出版社出版《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集》一书。[245]
同月 继王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行前，季米特洛夫同他和前去汇报工作的任弼时谈话。
王稼祥在1968年写的《我的履历》中回忆说：“他（季米特洛夫）说：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246]
王稼祥在《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还说：“临动身时，季米特洛夫向我和任弼时同志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主要内容是：‘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的人如王明，不要再争领导人了。’我当时很高兴，毛主席的威信已使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人信服了。”[247]
8月1日 与周恩来、博古致电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估计江淮河汉之间的游击战争将有较大发展，建议中共中央抽调二百名军事干部到武汉。[248]
8月3日 与周恩来、博古等会见蒋介石，就当前形势、两党团结、保卫武汉等问题交换意见，第二天长江局将会见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主要内容是：蒋已答应中共代表团和湖北省委代表参加保卫武汉工作及行动委员会，并希望以后遇事更多地当面商量。
8月4日 与周恩来、博古致电毛泽东、洛甫、陈云、康生、王稼祥、胡服及朱德、彭德怀（并发四军及西安），报告武汉危急，我工作人员撤退准备情况。[249]
8月6日 洛甫、陈云、康生、王稼祥、胡服、毛泽东致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发出《关于保卫武汉的方针问题的指示》，指出：“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因目前许多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如前，若再损失过大，将增加各将领对蒋之不满，投降派与割据派起而乘之，有影响蒋的地位及继续抗战之虞。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总方针。而军队力量之保存，是执行此方针之基础。请加注意为盼。”[250]
同日 毛泽东致电陈绍禹、何凯丰：“致参政会贺电，《新华日报》改易了一些文句，与我发致该会的及在解放报发表的不符，对外显示了一点分歧，似不甚妥。尔后诸兄如有意见请先告后方，以便发时一致。”[251]
8月7日 与周恩来、博古、凯丰致电毛泽东、张闻天等，请求中央派王稼祥速来武汉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如王万一不能来时，请将共产国际指示的主要内容迅速电告。[252]
同日 与周恩来、博古、项英、凯丰致电毛泽东、洛甫、陈云、康生、胡服、王稼祥。[253]
8月10日 毛泽东、张闻天等复电陈绍禹等：“王稼祥不能来汉，决议原文尚未到达，为有充分时间研究共产国际内容起见，请长江局负责人在政治局会议前早几天回到延安。”[254]
萧劲光回忆说：“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央通知在武汉的王明回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听王稼祥同志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意见。王明不仅推故不参加，竟无理要求把六届六中全会搬到武汉去开，毛主席坚决反对，并讽刺王明是涂了胭脂抹了粉送上门去的。毛主席说：我住在清凉山，靠留守兵团吃饭，哪里也不去。随后，王明又提出要稼祥同志去武汉向他单独传达，当即遭到稼祥同志的严辞［词］拒绝，并在复电中向王明严肃地指出，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概由他自己负责。”[255]
同日 毛泽东同张闻天、陈云、康生、刘少奇、王稼祥致电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我们提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召集中央青委扩大会议或中央青年工作会议，讨论全国青年工作问题，要各地青年工作负责人参加。[256]
8月16日 毛泽东、洛甫复电林伯渠并告陈绍禹、周恩来、博古：“一、在谈判中请坚持所提三个条件：（甲）陕甘宁边区区域为二十三个县；（乙）人员由国民党政府正式委任；（丙）每月津贴十万元。二、谈判中心是区域问题，各县都须是完全的。”[257]
8月18日 毛泽东、洛甫、陈云、王稼祥、胡服致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项英、凯丰并告朱德：“我们同意提早开政治局会，日期定于本月二十八日，请你们按时动身，如期赶到。延安政治局扩大会仍照旧不改。”[258]
8月20日 武汉卫戍司令部下令解散青年救国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蚁社等14个抗日救亡团体。[259]
上述团体被解散后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宣言、启事和敬告各界人士书，抗议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新华日报》也在第二天为此发表社论进行抗议，指出：“当武汉危急的时候，正是需要动员民众保卫武汉的时候，而最有工作历史，最有群众基础的三个团体却被解散，这不但违背了全国人民一致动员保卫武汉的呼声，而且也违背了政府坚守武汉的国策。”[260]
长期以来，很多论著都认为这14个群众团体被解散，是王明右倾错误贯彻的结果。但有的论著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解散抗日民众团体，禁止民众抗日活动，是国民党统治区各地都存在的问题，这是蒋介石反共的一面所决定了的。“怎么能把武汉卫戍区解散的14个抗日团体，从整个情况中孤立突出出来，而说成是王明在民众运动中‘统一’、‘合法’的右倾投降主义所造成的结果呢？怎么能把蒋介石等和武汉卫戍区反动行为的帐而挂在王明头上呢？”[261]
8月28日 由于收到新四军军长叶挺与项英两人关系不和，叶挺准备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的电报，王明与周恩来、博古致电叶挺表示挽留，并说：“项英同志已赴延安，王明不日也往延开会。关于新四军工作，请兄实际负责。”“当前战役已到紧急关头，兄必须到前方督战，万万勿误。我们深知兄在工作中感觉有困难，请明告。我们正帮助你克服这一困难。延安会毕，我们拟来一人帮助整理四军工作。”[262]
夏 作七绝《战斗中的新四军》、《论持久战（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中心错误）》。后一首内容为：
四亿弗凭斗志哀，空谈持久力何来？
一心坐待日苏战，阶段三分只盾牌。[263]
8月29日 与周恩来离武汉前往延安参加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王稼祥在《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说：“毛泽东同志指定我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文件，并且打电报叫王明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的文件。王明不服从，竟然蛮不讲理，反而要毛主席、党中央到他那儿——汉口或西安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是一个狂妄的阴谋，他是要以国民党统治地区作为开会的地点，而不以我党自己的根据地延安为党的开会地点。不难看出，王明仍一心要抬高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妄想把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随时随地奉送给蒋介石，连我党中央的重要会议也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开。不仅如此，王明还妄想拉拢我个人，要我去武汉向他单独透露共产国际讨论问题的经过，和传达文件内容，以及在莫斯科谈话的情况。我及时看穿了他的诡计，没有上他这一圈套。我打了电报，告诉他速来延安，听取传达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同志的重要意见，应服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否则后果由他自己负责。”[264]王明只好回延安。
关于在武汉期间的工作，王明在《关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路线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回忆中说：
政治局在会议[265]结束后，也和共产国际领导一样，决定王明同志应当马上到武汉去见蒋介石，代表中共中央向他表示坚决支持反对国民党内外亲日派的捣乱和阴谋，继续抗日救国，并向他转达斯大林关于坚决支持和继续帮助中国进行抗日战争的委托，以及季米特洛夫关于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坚决支持他和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委托。此外中央政治局委托王明同志飞抵武汉后，以中共中央名义写篇《关于时局的声明》。同时王明同志还发表了《救时局的关键》一文。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一个主要目的——支持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首的反日力量，揭露和打击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的阴谋；而后者当时正用散布各种反共亲日的说法和谣言的方法来达到其在国内外瓦解和分裂抗日阵营的目的，正全力勾结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力图促成所谓“中日和解”，实际上是等于要中国投降日本。正是由于他们这一卖国亲日活动的加紧和日军不断的进攻，使南京失守后中国新的首都武汉处于危机中。大家知道，王明同志完成了上述共产国际和党的领导赋予他的使命。
在武汉这段时期，王明、周恩来、秦博古及其他同志在执行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及政治局十二月会议路线时，不仅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作了尖锐的、不调和的斗争；同时他们也同蒋介石及其一伙对抗战的动摇和没有信心及对内反共反人民的行动作了系统的，有时是尖锐的斗争。这一斗争，他们不仅是在同蒋介石谈判和在国共两党委员会谈判中进行，而且也在刚建立的中共中央全国性的公开报纸《新华日报》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公开的机关报《群众》上，在战时中国民意机构的会议上，在各政党团体的活动中，在民众面前演讲时，在国际宣传方面等等进行。这一斗争比反对亲日派更困难，更复杂。它要进行得既原则，又灵活，因为这一斗争是为了及时揭发和克服蒋介石一伙的有害的和反动的活动，而另一方面继续巩固和扩展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基础的国共合作。
所有这些，当时不但国内各界知道，而且国外也知道。
许多当时国内外报刊上的文件和材料也可以说明这点。
正因为在日本在军事上不断进攻的严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和全国执行了正确的共产国际路线，所以武汉时期成为抗日战争史上一个著名的时期。在这一时期：
1）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行得最顺利，最有效；
2）中国各军队对日寇作战次数最多，规模最大；……
3）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影响、威信和力量很快地、广泛地增长，它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的影响和力量很快的增加了。
所有这些都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了。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这种造谣伪造不只是为了反对王明同志和其他所谓“莫斯科派”或“国际派”的中共领导人，而且也是为了反对列宁的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是为了“抬高自己，打击别人”。[266]
李德在回忆录中曾谈到对王明在武汉期间的印象，他说：“我们把华中局[267]叫做‘第二政治局’。事实上以后在华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员会之间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分工，华中局贯彻的是1937年12月决定的并得到共产国际委员会支持的统一战线的路线，而毛泽东在延安却采取了他自己的政策。”[268]
1941年10月初毛泽东向王明提出长江局与中央的关系等问题后，王明在10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中，虽然仍坚持说自己“路线是对的，个别问题有错误”，但也不得不承认“在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为什么会在组织上闹独立性呢？他在10月8日的发言中解释说：“这个作风是我在过去在国外单独发表文件做惯了，没有像毛主席那样慎重。”
周恩来1945年4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时说：“那个时候在武汉我们自己也有错误。就是说，当时在武汉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我也在内，着重在相信国民党的力量可以打胜仗，而轻视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在战争上强调运动战，轻视游击战。”[269]他在1960年7月作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还说：“一九三七年年底王明从共产国际回来，说他跟斯大林谈过话。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说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中国优秀青年的总汇。王明回来后，主持了长江局，蒙蔽了一批人，搞了第二次王明路线。第二次王明路线虽然时间不长，但对北方，对新四军，对上海，都有影响。第二次王明路线与共产国际不无关系。斯大林信任王明，季米特洛夫和王明的关系也好。后来我去莫斯科对季米特洛夫谈王明的错误，季米特洛夫听了还表示惊讶。”[270]
邓颖超1984年3月25日在与廖似光的谈话中说：王明的右倾错误“我们应该承认有一点影响”，“但是影响不大，不是全局性的影响”。[271]
梁漱溟在1977年11月16日写的《一个英雄两个恶人》中说：“陈绍禹为斯大林主持的第三国际内中国党的代表，其在党内权势高，气焰凌人。我初遇之于武汉，当时他对蒋记国民党的态度忽左忽右，传为笑柄。”“陈虽气盛而身躯则短，在参政会场发言，有时或纵身跳跃起来。”[272]
胡乔木在1990、1991年《关于党的历史文献的编辑和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的谈话中说：“在抗战中，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发展壮大起来了。这都是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结果，都是与王明的右倾主张相反的。王明回国后在延安指责党中央坚持独立自主的许多正确作法，到武汉时发表了许多宣扬右倾思想的文章。蒋介石对王明的一套根本不感兴趣。蒋介石并不认为王明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什么大人物，有什么分量。所以王明搞的那一套在武汉完全碰壁。以后王明要用他的那一套保卫武汉，结果越来越保不住了。仅仅靠讲演、游行、宣传，是保卫不了武汉的。”“王明搞了几个月，犯了右倾错误。”[273]
对于武汉时期王明的错误及其与毛泽东的矛盾，杨奎松是这样分析的：从1937年12月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赴武汉（以后又增加凯丰）工作，与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之间屡次发生矛盾的情形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第一，这个时候由王明引起来的矛盾，并不仅仅是与毛泽东个人之间的矛盾，它更多地表现为武汉与延安，即王明与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矛盾；第二，武汉与延安之间的这种矛盾，很大程度上也不仅仅在于双方对统一战线方针和策略问题的看法不同，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之前曾总结说：现在党内没有大的原则的分歧，对于国共合作、发展统一战线等原则都是一致的，只有工作上的不同意见。至少，在王明1941年在政治路线上明确提出不同意见之前，毛泽东还是这样认为的。既然如此，这种矛盾主要是什么呢？概括言之，它就是周恩来、博古后来所说的：王明“目无中央”，甚或有另立“第二中央”之嫌。这突出地表现在：第一，不经过延安同意，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各种宣言、声明，及擅自以毛泽东个人名义发表谈话。第二，直接或间接地与延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分庭抗礼，竟至发展到公然否认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权威性的地步。早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时，毛泽东就已经对王明必欲在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中设一个“书记”的职务感到疑惑。王明此后的种种作为，或者打着“使（毛）威信更大”[274]的幌子，或者强调工作上的必要，更是不可避免地要让毛泽东和在延安的书记处的其他领导人深感不满了。毛泽东后来干脆说：“十二月会议后中央已名存实亡。”他认为：“王明的所作所为，确实与他在莫斯科形成的工作作风有相当关系。但不可否认，心理多少有些扭曲的这位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在政治上未必没有某种野心。像他一面表示希望‘使（毛）威信更大’，一面暗中请在武汉的苏联人把他对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批评意见转达到莫斯科去，就足以说明他内心其实并不真心尊重毛泽东的领袖地位。”[275]
有的论著认为：“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错误主要是：只看到蒋介石国民党积极抗战的一面，普通民族主义者的气味比较浓。对蒋介石的反动阶级本质，缺乏牢固的深刻的认识，缺乏警惕性与戒心，因而没有采取革命的防范和对策，没有象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那样，既看到了蒋介石国民党抗战的一面，又看到了他们反动本质，因而能够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对策。”[276]
还有的论著认为：王明右倾错误，主要不是在理论、认识方面的问题（虽然也存在认识方面的错误）。他在提出“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口号的同时，又强调了维护中国共产党根本利益的内容，似乎认识是全面的，谈不上右倾错误的问题。他的问题是在处理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具体问题上，不能坚持原则，应对乏力，表现右倾。王明在抗战初期的最大错误是把个人凌驾于中央之上，在组织上闹独立性。这是王明抗战初期错误的主要问题，也是其犯错误的根源。[277]
但有的论著认为：抗战初期，王明与毛泽东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方面并没有原则性的分歧，相反两者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并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发展和抗战事业的胜利。即使是分歧，也要具体分析。抗战初期，战局瞬息万变，情况错综复杂，每个人对事情的分析不可能一致，有分歧、判断失误也是很正常的。[278]言下之意，就是不能再把王明在武汉开展工作初期的错误看做右倾错误。
还有的学者指出，王明在抗战初期犯的并不是右倾错误，仍然是“左”倾错误。文章说：“第二次王明路线是第一次王明路线‘城市中心论’的继续”，它的上台“是其‘左’倾抗战观迎合了当时党内高涨的民族情绪的结果”，它的被克服“是其‘城市中心论’抗战观破产后的必然结局”。[279]
8月 新文出版社出版王明、毛泽东等著《鲁迅新论》。[280]
9月10日 与周恩来、博古、徐特立等回到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及部队战士、延安各界群众的欢迎。[281]
有的学者说：王明一到延安，就迫不及待地找王稼祥问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王稼祥把季米特洛夫的重要指示告诉了王明，还特别要王明注意：季米特洛夫说，毛泽东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你不要竞争了吧！王明听后出了一身冷汗。因为，此意见与他回国时季米特洛夫提醒的意见相同，觉得自己回国后太不以为然了，并且在这个关键时刻转达这种意见，就非同寻常了。尽管如此，作政治报告还是要力争的。[282]
9月14～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他在《国际指示报告》中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在我临走时他特别嘱咐，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间的团结。”[283]在《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一文中他还说：“临动身时，季米特洛夫向我和任弼时同志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主要内容是：‘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的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2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