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的学者指出，关于季米特洛夫对王稼祥讲的这段话，前苏联中国问题专家季托夫对它的真实性予以了否定。季托夫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一文中声称，王稼祥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联手搞的“阴谋诡计”。季托夫说：“共产国际根本没有（决定毛泽东为中共领袖）那个意思。王稼祥是在1937年初作为毛泽东密使被派往莫斯科的。为了完成毛泽东的委托，王稼祥本人同共产国际个别工作人员（指季米特洛夫——引者注）进行了交谈。曾谈到似乎中共中央认为必须选毛泽东当党的总书记。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并没有提出什么建议，认为这个问题应由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285]
《传记与回忆》说：六中全会前没有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而且王稼祥传达的意见主要是曼努伊尔斯基的意见。回忆中说：“六中全会前没有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王明、恩来、博古等同志因要去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在全会开幕后不久即离开延安。后来知道这是毛泽东安排的诡计。他知道在中央政治局会上打击王明同志的威信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不开政治局会议。他叫王稼祥在会上传达曼努伊尔斯基的意见——中共七大应选毛泽东做党的总书记（据季米特洛夫夫人——罗莎尤里叶夫娜说这不是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而是曼努伊尔斯基的意见）。毛泽东在王明等同志离开延安到重庆去后，或明或暗地打击王明同志，暗中建立毛刘联盟作‘整风’准备……”
王明在1965年秋关于《由宣传毛泽东到提毛泽东做中共总书记》的谈话中又说：
……六届六中全会是毛泽东取得党权的最重要的一步。这是因为曼努伊尔斯基用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的名义叫王稼祥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说：“季米特洛夫同志说：‘中共应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应选毛泽东同志作总书记。’毛泽东叫王稼祥不要把真实情况说出，而且不要在政治局传达，只在六中全会上并且等王明、周恩来、秦博古等离开全会到重庆去（开第二次国民参政会）才作了上述的通知……在王稼祥作了上述传达后，到会的人谁也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
1950年底我们来莫斯科后□□□□见到时说：“……曼努伊尔斯基说好几次和王稼祥一起去见季米特洛夫谈这个问题，季米特洛夫都没有同意。在王稼祥临走的那一天，曼努伊尔斯基先去找季米特洛夫哭着说：‘一定要选毛泽东做中共总书记。’他请季米特洛夫同意用季米特洛夫名义。季米特洛夫说：‘就用你的名义好了。’曼努伊尔斯基说：‘我不是ИККИ的总书记，又不管中国问题，不好提。无论如何你和王稼祥谈话时要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请你点点头表示同意就可以了。’后来王稼祥临走前又来见季米特洛夫时，曼努伊尔斯基当着王稼祥面又说：‘要选毛泽东做总书记。’曼努伊尔斯基说这句话时看着季米特洛夫，意思是要他点点头。结果，季米特洛夫就点了一下头！”
王稼祥回去后把这种情况告诉了毛泽东。所以毛泽东不准王稼祥先在中央政治局会上通知，而只能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通知。王稼祥就这样办了。所以毛泽东在1949年春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稼祥有两大功劳：一是遵义会议时助毛反博；二是六中全会时助毛反王。”
但是，1945年中共七大时，毛泽东还是把王稼祥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都取消了，只给他留了一个候补中央委员。所以七大后（1945年秋）某日，我到王家坪（当时八路军总政治部所在地）去讨论宪法起草工作时，王稼祥就把上述曼努伊尔斯基的意见提出经过告诉了我。他说他回来后把这种情况告诉了毛泽东时，毛泽东说：“不必先在政治局会上通知，而你在六中全会上就说是季米特洛夫提的，其他一句多的话也不要说。”王稼祥就这样办了！而毛泽东事前知道重庆什么时候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所以要我们将去初期开会的人先在六中全会上发言，等我们离开全会时才叫王稼祥通知曼努伊尔斯基的意见。因此从1938年10月—11月初六届六中全会到1941年9月开始“整风”前，毛泽东就实际上作了总书记了。[286]
但是，王明的这个回忆并不可信。第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是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王稼祥作的《国际指示报告》也是在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的，王明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第二，王明说曼努伊尔斯基“哭着”向季米特洛夫要求选毛泽东做总书记，这也不可能；第三，王明说曼努伊尔斯基找季米特洛夫的情况是另外一个人告诉他的，那个人怎么会知道曼努伊尔斯基与季米特洛夫的谈话，以及曼努伊尔斯基、季米特洛夫与王稼祥的谈话呢？
9月17日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就关于国民党对中共在沦陷区域内的活动对策致电王明、周恩来、博古。[287]
9月20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政治报告，一共讲了五个问题：（一）一年来中日战争的基本总结；（二）目前抗战形势与保卫武汉问题；（三）怎样持久抗战与争取最后胜利；（四）新工作条件下的中国共产党；（五）抗战前途与民主共和国问题。这个报告与他以前的报告、文章相比，内容上有不少改变，如开始改变速胜论的观点，也主张持久战，认为“非长期抗战不能胜利，即是说非击破日本速决战的计划，以长期持久战去消耗敌人，逐渐地消灭敌人，不能达到最后反攻的胜利”；不再贬低游击战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提出战略上要“以运动战游击战为主，以阵地战为辅的方针，来进行持久的战斗”；“应变敌人后方为前线，创造新的抗日根据地”；“敌人深入中国领土几千里，我们应在敌人后方要道保留必要数量的军队，组织发动广大民众，发动游击战争，给敌人以极大困难，调动更多的部队，配合正面作战”；并说“建立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这一年得来的伟大成绩，同时并证明平原游击战也可存在和发展成为根据地”。报告还提出，国共合作的更大责任还在国民党，现在许多坏现象应停止、纠正，在合作中应“保持中共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中共应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要“提高革命警惕性”。但是，王明在这个报告中继续强调保卫大武汉的特殊意义，宣扬军队的“统一”等等。
9月24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长篇发言，着重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统一与斗争的辩证关系，他说：“统一战线下，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发展与巩固统一战线，适合情况的斗争是需要的，对付顽固分子，推动他们进步是必要的。”[288]
9月26日 凯丰、董必武、叶剑英就关于撤离武汉之计划致电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并中央书记处。
9月27日 鉴于王明在1937年12月会议以来一系列严重违背组织原则的做法，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建议在六中全会上通过一个中央工作规则。[289]
9月29日～11月6日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王明参加了会议，并被选为主席团委员。
9月至年底 为勤务员和刘少奇秘书打架事致信刘少奇，说要给其秘书“一个处分”。
中央党校第一部王为群于1943年11月16日写的《知道王明的几件事》说：三八年时，少奇同志的秘书到中央礼堂看戏，王明同志的勤务员亦来看戏，两人因座位问题吵闹起来。王明同志的勤务员拿着凳子要打少奇同志的秘书，而为他一挡，撞了勤务员的头了。王明听说此事后大发雷霆，即写了一封信给少奇同志，说他的那个秘书如何不好，将他勤务员的头打破，怎样称个共产党员？要给一个处分等。少奇同志即交由我们总支委处理。我们很感为难，认为王明同志只听一面之词就说得如此严重，会使下级不好工作的。
10月2日[290] 与周恩来、秦邦宪、凯丰、叶剑英、董必武致电叶挺、项英暨全体指战员，祝贺新四军建军一周年。[291]
10月4日 周恩来将毛泽东、王明信件送交蒋介石，然后详细介绍了刚刚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坚持抗战和发展统一战线问题的看法。[292]
10月10日 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开幕，王明等出席了会议。[293]
10月12～14日 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一方面强调全民族的一个重要任务，“在于号召全国，全体一致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合作，拥护全国团结，反对敌人所施任何不利于蒋委员长，国民政府，国共合作与全国团结的行为”。“为达此目的，必须调节国共两党之关系……提倡公平合理互助互爱之精神，减少磨擦，减少意见分歧现象，反对利用困难与政府为难之行为。”一方面强调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他说：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才能胜敌，“但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论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一样的……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中，独立性不能超过统一性，而是服从统一性，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是也只能是相对的东西。不这样做，就不算坚持统一战线，就要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但同时，决不能抹杀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无论思想上也好，政治上也好，组织上也好，各党必须有相对的自由权，如果被人抹杀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或自由权，也同样将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破坏统一战线。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同时也是每个友党党员，应该明白的。”[294]报告还指出，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关系也是这样，在抗日战争中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否认这种事实是错误的。
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295]
10月15日 在《新中华报》以王明的名字发表《在抗战建国的目标下来团结全国青年——在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其中说：“我们现在是处在历史最严重阶段里，在这个大时代中，中华民族担负着很伟大的历史责任——要打败东方的日本法西斯军阀。这个伟大的光荣任务，要依靠我们最优秀的后备军——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有没有完成这个任务的把握呢？有的！这就要全国青年的统一团结。统一团结才有力量。正如我们所相信的，我们能够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因为有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大团结，假如没有团结和组织，就不能战胜日寇。而民族团结的最中心的一环，就是青年的团结，他是抗战中最基本的力量。”[296]此文还收入1940年出版的《中国青运文选》。[297]
10月20日 王明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除作了《共产党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外，还于这天临时要求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发言，这个长篇发言共分五个部分：一、日本法西斯军阀是中华民族的死仇，是全世界先进人类的公敌；二、中华民族处在空前灾难的时期，同时也处在无上光荣的时代；三、目前的抗战形势正处在严重困难的阶段；四、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几个问题；五、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中国共产党。
发言一开始即表示：“毛泽东同志在其政治报告中，将我们党自五中全会至六中全会以来的工作，做了一个基本的总结，对中华民族十六个月的英勇抗战，和目前抗战形势的特点，做了一个详尽的分析，对中华民族和共产党的当前紧急任务，提出了正确的方案，所有这一切，我都同意的。”报告认为“今天中国抗战的严重困难关头，需要一切民族力量的团结，所以消除各党派间的误会和成见，建立抗日各党派间的亲密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中国共产党”这部分中，他讲了“共产党转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困难和成功”，“中共当前的历史任务”，“怎样才能正确的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正确了解”，“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提高党的理论水平”，“特别注意党员干部和非党人才问题”，“认识领导机关及领导者的严重责任”，“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统一，是抗战胜利的最基本条件”等八个问题。报告最后提出：“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领袖的作用，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298]
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报告明确指出：“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的合作不只是靠共产党一方面的努力，而且还需要国民党方面的努力，尤其因为国民党是在国家政权中及军队中居领导地位的政党，对这个问题不能不负更大的责任。为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的合作以利于抗战的事业起见，我们希望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方面对于许多不利国共合作的严重现象，立即加以合理的解决。例如：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域内，还有大批被监禁的共产党员，须立即释放；还有个别地方常有暗杀或逮捕共产党员的事实发生，须严加制止；还有公开反共的报章杂志出版，须严厉禁绝；还有许多地方公然不承认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地方党部合法权利的现象存在，须立加纠正；在有些训练班或学校内公然进行反共教育和反共宣传，须严加取缔。同时我们希望蒋委员长及国民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共六中全会向蒋介石先生和国民党的建议，讨论和实行两党更进一步在政治上、军事上、民众运动方面长期合作的办法。”[299]
关于国民党内存在不存在法西斯蒂的问题，报告也改变了过去的看法，指出：“中国虽然今天没有明目张胆的法西斯组织，但是确有一小部分人相当地受了外国法西斯思想的渲染，有时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自命为法西斯蒂的学徒——至少是法西斯的手段和方法的学习者。正因为如此，不仅有些局外人有时不免把他们看作是中国法西斯蒂派的分子，而且他们本身也时常过着思想混乱和行为矛盾的生活……我们诚恳地希望和忠告他们说：你们之中许多人是勇敢有为的青年，应该赶快从这种思想混乱和言行矛盾的环境中解脱出来，换句话说，应该毅然抛弃那些反民族解放和反社会进化的反动的法西斯思想，诚诚恳恳做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300]
值得注意的是，王明在这个报告中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化的问题。他说：“马列主义理论中国化问题——马列主义理论民族化，即是将马列主义具体应用于中国，是完全对的。的确，只有使马列主义深广的中国化，成为中国人民血肉至亲的东西，成为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进化的必然产物，成为继承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从孔子到孙中山），才能够真正家喻户晓和深入人心。季米特洛夫在国际七次大会上对此问题指示的重要，毛、洛报告提出的全对。同时，要注意以下几点”：（1）“首先必须学习马列主义——不仅政治理论，而且军事理论；只有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然后才能运用和民族化”；（2）“不能庸俗化和牵强附会”；（3）“不能以孔子的折衷和烦琐哲学代替唯物辩证法”；（4）“不能以中国旧文化学说来曲解马列主义，而要以马列主义来了解和开发中国文化”；（5）“不能在‘民族化’的误解之下，来忽视国际经验的研究和运用。具体例子，联邦共产党经验的国际意义（列宁说布尔塞维克主义原则对于各国均是适用的）……”。[301]
但是，王明在这个报告中，仍然继续宣扬“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口号，并说“毛、洛均指出，我们要做模范，即是：一方面我们要以‘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战利益，一切为着抗战胜利’的原则，对友党、友军采取大公无私，仁至义尽，言行如一，表里一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友爱，共同工作，共同发展，同生死、共患难，祸福与共，相依为命的工作方法和方式”。[302]王明后来在《中共半世纪》中却说：他在这次会上“批判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中提出的错误路线”。[303]
《传记与回忆》说：“王明同志在会上作了《论武汉失守后的抗战形势》的发言。他根据列宁主义关于被压迫民族进行反帝民族国民战争的必然性、进步性和可能胜利的条件，说明拥有几万万人口，又得到社会主义苏联的援助的中国人民只要坚持对日作战，最后一定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同时他批判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中提出的错误路线。”[304]
10月25日前[305] 周恩来、秦邦宪、何克全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请陈绍禹、林伯渠、吴玉章速去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306]
10月25日 与吴玉章、林伯渠上午10时由西安飞抵成都。晚8时各报社、通讯社记者二十余人同往拜谒，王明作了较“详尽之谈话”，各报同时发表。[307]
刘文辉在其《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中说：“1938年夏季，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等由陕北去汉口[308]参加国民党参政会会议，途经成都，与我会面于我方正街住所。这是我同中共中央同志第一次正式接触。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逆流泛滥于国民党的权贵之中，抗日形势非常险恶，所以我们这次的话题也是以如何团结地方力量，坚持抗日战争，反对蒋介石投降妥协为中心。从他们三人的谈话中，我已初步了解了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同时我也把自己反对蒋政权和拥护中共抗日方针的态度向他们作了明确的表示。经过这次会晤，我同党相互间有了了解，为我进一步亲共开辟了一条坦途。”[309]有的著作还说：“1938年夏以后，中共领导人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和周恩来先后会见刘文辉，致使刘文辉与共产党的关系变得密切，中央在他的部队设立电台，与延安直接通报。”[310]
王明等人在成都期间，还会见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副主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311]
10月26日 与吴玉章、林伯渠从成都转赴重庆。[312]
10月28日 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王明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参加了这次会议。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中说：“我在六中〈全会〉发过言，并根据政治局决定起草六中〈全会〉决议草案后，离开六中全会去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313]
秋 于重庆与黄任之谈八路军太行山抗日根据地问题时，应黄之请赋《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七绝一首。[314]
11月1日 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通过王明等73人提出的《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紧全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案》，有王明参加的胡景伊等44人提出的《拥护蒋委员长持久抗战宣言案》，以及有王明参加的王造时等66人提出的《参政会应发表宣言，拥护蒋委员长告全国国民书，并号召全国同胞，一致奋起继续抗战，以争取最后胜利案》，《新华日报》于第二天全部刊载。
11月5日 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通过王明等22人提出的《关于克服困难渡过难关持久抗战争取胜利问题案》，有王明参加的林祖涵等20人提出的《严惩汉奸傀儡民族叛徒以打击日寇以华制华之诡计，而促进抗战胜利案》，以及有王明参加的吴玉章等32人提出的《加强国民外交推动欧美友邦人士敦促各国政府对日寇侵略者实施经济制裁案》，7日《新华日报》全部刊载。
11月5～6日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中，突出地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肯定刘少奇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批评。他说；“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至今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刘少奇同志说的很对，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抗战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或者估计国民党可能许可的，先斩后奏。例如设置行政专员，派兵去山东之类，先‘经过’则行不通。听说法国共产党曾经提出过这个口号，那大概是因为法国有了各党的共同委员会，而对于共同决定的纲领，社会党方面不愿照做，依然干他们自己的，故共产党有提此口号以限制社会党之必要，并不是提此口号以束缚自己。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在现时，有些应该先得国民党同意，例如将三个师的番号扩编为三个军的番号，这叫做先奏后斩。有些则造成既成事实再告诉它，例如发展二十余万军队，这叫做先斩后奏。有些则暂时斩而不奏，估计它现时不会同意，例如召开边区议会之类。有些暂时不斩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碍大局的事情。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该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315]
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还强调指出：“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他还进一步强调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指出：“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316]
在这个结论中，毛泽东还批评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左”倾错误，指出：“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名义上反对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实际上重新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一九三三年党的中央迁至红色区域以后，情形有了根本的改变，但对于战争问题（以及一切主要问题），又犯了原则性的错误，致使革命战争遭受了严重的损失。”[317]
对王明本人，毛泽东采取温和的同志式的帮助态度，希望他能改正错误。毛泽东说：王明在全会上已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318]后来，毛泽东对这样对待王明问题做过解释：“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的记录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出批评，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在实际上解决了问题。”[319]
周恩来在1960年7月作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王明，很多干部逐渐觉悟了，王明就逐步地孤立了。当时蒋介石也不要王明，连个部长都没有给他当。毛泽东同志说，要是给他一个部长当，也许情形更坏。”[320]
王明在晚年写的《关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路线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回忆中说：“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两个口号的真正含义是：1.强调和突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并得到中国一切抗日党派承认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为他们合作抗日救国的牢固基础，使他们都尊重和执行这一政策。2.强调蒋介石将来也像以往一样，只有经过与中共谈判来解决有关中共及其武装力量和地方民主政权的所有问题，而防止他利用自己的总司令和南京政府实际首脑的地位进行军事指挥和下达行政命令。毛泽东故意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蒋介石、阎锡山等同起来，这是完全不对的”。他还说：毛泽东“叫刘少奇在全会上把季米特洛夫与王明商量提出的两个口号中的一个——‘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是说一切经过中共在抗日战争的历史时期的总路线——歪曲成为‘一切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另一个口号是‘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以便准备反对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321]
有的论著指出，毛泽东对王明的不点名批评是在王明不在的情况下提出的。毛泽东为了把王明孤立起来，“终于想出一条妙计。9月30日，毛以转交致蒋介石亲笔信为由，先将周恩来支去武汉。10月初，周恩来、凯丰自武汉来电，提议王明等速来武汉，出席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毛顺水推舟，又让王明、博古于10月下旬去重庆（国民党中枢机构此时已从武汉迁至重庆）。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不在延安使毛泽东大畅所欲，这样，毛已不再需要遮遮掩掩，他要直抒胸臆，将自己的真实观点在党中央全会上和盘托出”。“毛泽东利用王明等缺席，将自己的真实观点公开表达出来，这是毛泽东取得的对王明的重大胜利。但是，王明的观点毕竟没有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受到正式批判，《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仍然包含了王明大量的观点”。[322]
有的论著认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两句话太绝对、太极端，意思是强调团结，但任何一个组织和地方也办不到，参加统一战线的各党派之间，不可能把一切大大小小的问题都拿来讨论和协商。王明所说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指抗日战争和统一战线中的重大问题，而不是指一切大大小小的问题。事实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重大问题，都是由两党派出代表协商讨论同意了的，所以才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才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否则，统一战线也建立不起来。建立了如果不继续协商、讨论，统一战线也会破裂，一切重大问题经过协商讨论是必要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句话本身没有错。一切抗日党派团体都要照顾到统一战线的整体利益，都要服从整体利益。所以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一切服从抗战利益，一切为了抗战的胜利，一切为着统一战线。只有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不能简单化的认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服从蒋介石、阎锡山，就是向蒋介石国民党投降，就是投降主义。王明就是投降主义的代表，这种认识显然是错误的。”[323]
11月6日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政治决议案——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强调“应该坚持保证共产党本身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并指出必须正确地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左”、右倾不正确的倾向，其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危险，在于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牺牲党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把无产阶级为了反对共同敌人而与其他阶级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曲解成为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同时，他们在困难面前失望，而发生对抗战形势及前途的悲观主义”。另外，决议案还明确提出：“应当彻底肃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凶恶敌人——思想上及工作中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与机械主义”，加强党的团结和组织纪律性，“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324]
有的论著认为，这个决议案是“由王明起草的”，并说“决议案没有充分反映毛泽东在闭幕式讲话中有关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内容，而是根据《论新阶段》报告的精神，并且吸取了10月20日王明在六中全会上报告的精神，提出各级党组织应防止统一战线中的‘左’、‘右’两种倾向，保证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强调不要给党内同志乱加‘左’、‘右’的帽子。”[325]
同日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将1937年12月会议关于七大由王明作政治报告、毛泽东作工作报告的决定，改为毛泽东作政治报告，不要另外的工作报告，王明作组织报告。[326]
根据武汉已于10月下旬失守的情况，这次会议在组织上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分别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原局，将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王明留延安工作，担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等职务。据王明在延安时写的简历说，自1939年到1941年10月中，他担任“中央统战部长兼管南委、东委、党校委员会、妇女及女大等工作”。这里说的南委即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东委即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妇女即中央妇女委员会，女大即中国女子大学。有的论著说：“为了将王明置放于自己的监督之下又不让他掌握实权，毛让王明担任了中央统战部部长的闲职并兼任了几个中央文宣方面的职务。”[327]
正是在季米特洛夫的支持下，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确立了自己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李维汉回忆说：“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328]杨奎松也分析说：“很难设想，如果季米特洛夫不支持毛泽东，而是支持王明的话，那对中国共产党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后果。所以，毛泽东后来不止一次地讲：‘季米特洛夫同志是个好同志，他帮过我们很多的忙。抗日战争中他帮助我们抵抗了右倾机会主义。这个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就是过去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人王明。’”[329]
同日 给《新华日报》编辑部写信，说明《国民公报》所载关于5日参政会会议特写的记载与事实不符，本人撤销的是提案第三部分中的前（一）（二）两点及（五）点中的一句，并非提案第一部分。此信第二天以《陈参政员绍禹给本报编辑部的信》为题在《新华日报》发表。
11月8日 重庆青年团体举行招待会，王明等参政员出席并发表演说，他主要讲了这次参政会上关于青年问题各案所得的结果，参政会开会的成绩，目前的抗战形势和抗战前途。第二天《新华日报》刊载了这个演说。
11月26日 出席新华日报馆在重庆举行的对于党政军当局、报刊同业、文化界人士及民众救亡团体代表的招待会。
12月5日 新华日报社在重庆社交会堂举行庄严隆重的追悼会，悼念新华日报及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殉难烈士，王明与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叶剑英、董必武、博古、凯丰、林伯渠、吴玉章等题了挽词。[330]
同日 《新华日报》刊登陈绍禹、秦博古、吴玉章、董必武、凯丰写的《悼新华日报及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殉难烈士》，对于新华日报馆和八路军办事处撤退重庆期间遭敌机轰炸牺牲的烈士，表示“沉痛之吊唁！”
12月12日 与周恩来、博古、吴玉章、董必武在重庆同蒋介石谈判。
12月13日 与周恩来、博古、吴玉章、董必武将12日与蒋介石谈判情况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中说：“关于两党问题，蒋介石说：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将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跨党办法是绝对办不到。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发展也不行，因为民众也是国民党的，如果共产党在民众中发展，冲突也是不可免。三民主义青年团章程如果革命需要可以修改，不过这是枝节问题。根本问题不解决，一切均无意义。我们分别解释一个组织办法做不到，如跨党办法作不到，则可以采取共产党提议的其他方式合作。蒋答：其他方式均无用。蒋说此问题时态度很慎重，见我们对一个组织问题不同意，即说：绍禹同志到西安时再谈一谈。同时晚间再派张冲来说委员长他太直率，并非说不合并只要分裂，请不要误会。”[331]
12月23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王明、林伯渠、彭德怀等，谈中央对彭德怀与蒋介石谈判内容的指示。[332]
12月 作七绝《访武侯祠》。诗曰：
成都郊外武侯祠，临近宛如杜甫诗。
鼎足三分终一统，人民胜利异当时。[333]
同月 国民党亲日派首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副总裁汪精卫叛逃，公开投敌。
冬 曾在重庆神仙洞李济深家里参加聚会，谈论团结抗战问题。
黄绍竑在《我与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中说：“一九三八年年底我去重庆出席中央会议，有一天李济深约我到神仙洞他家里茶会。座上有冯玉祥和中共方面的周恩来（那时是政治部的副部长）、秦邦宪、陈绍禹、叶剑英，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也在座，一共有十几个人，大家都是谈些当前的团结抗战问题。”[334]
年底 从重庆回延安。[335]在一次演说中，有人问，为什么毛泽东从来不去重庆参加国民代表大会？王明幽默地回答说，你们下过中国象棋吗？下棋的时候，双方的老将和老帅是不能直接面对面的，否则棋就“将”死了。这个例子似乎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王明当时已经明确地承认，毛泽东已经成为中共党内的“第一把手”。[336]
同期 于延安作七绝《〈论相持阶段〉与〈六中结论〉（评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和结论的错误和阴谋）》，内容是：
相持阶段只空吟，对日屈从是实情；
抗战心消反统战，诬加马列教条名。[337]
本年[338] 新中国出版社出版陈绍禹、徐特立等著的《托派在中国》，其中收有王明的《托洛茨基派是什么？——陈绍禹先生在抱冰堂的讲演》、康生的《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陈伯达的《评陈独秀的亡国论》等文章，全民出版社出版洛甫、陈绍禹等著《一党专政还是联合战线》。
1939年 35岁
1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的时局的指示》，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坚决打击卖国的汉奸汪精卫和一切投降反共活动。
1月15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对蒋介石暂时应取比较静观态度给陈绍禹、周恩来、博古电》，指出“蒋介石对以后政治上的具体办法，国共两党的关系及对我党六中全会决议对策，似还在考虑中，我们方面暂时应采取比较静观的态度，不必求之过急，对于其将要召集之五中全会，我们再度考虑结果，亦认为不必写单独给他的文件”。[339]
同日 在延安各界民众抗日讨汪大会上发表长篇演讲《旧阴谋的新花样》，声讨汪精卫的卖国投降行为，并揭露汪精卫的投降历史。演讲承认毛泽东是“中共领袖”。
此文又名《反对汉奸》，以陈绍禹的名字发表于1月28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62期，2月7日《新华日报》，《共产国际》俄文版第6期，《抗敌报》第51～52期，2月15日《新华日报》作为“新群丛书”第24种出版了单行本，3月出版的陈绍禹、凯丰著《旧阴谋的新花样》，3月10日出版的《文献》第6卷，4月20日出版的《时论丛刊》第2辑，4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6册，5月曾收入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出版的洛甫、王明等著《“防共”即是灭亡中国》，以及《前线丛书》之五。[340]对于这篇多次发表、转载的文章，王明没有制止，但后来的《写作要目》却说“此文系伪造的”。
同日 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号题字。[341]
1月23日 在一个扩大干部会议上作《从六中全会到目前的国内外形势》的报告。报告共分三部分：（一）关于国际形势；（二）国内的形势；（三）日本帝国主义的变化。其中批评了国民党顽固派“死也不相信工农”等错误，但又辩解说，“中国军官带领着他们的军队到日本那方去反对中国的事情，是没有的。中国今天只有秦桧，是文汉奸，没有武汉奸”，还说“最近政治部主任陈诚公布了一个政治工作条例，如果按照那样去办就很好了”。
1月26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开展生产运动问题。会议还讨论了东北抗日联军问题，肯定了抗日联军的精神。毛泽东提出要使中央与东北抗日联军联系起来。张闻天提议，在中央下面组织东北工作委员会，由王明等负责。[342]
1月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在开幕词中提出要清理国内问题，并在会上提出了“溶共”的主张，说“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我融化共产党是一定做得到的”。在此次会议以后，国民党加紧了对共产党的斗争，国共关系发生重大转折。
会后不久，王明写了一个《国民党五中全会与国共两党现存关系问题》的报告提纲。提纲共分七部分：（一）国民党五中全会的意义；（二）国民党内对所谓“和平”结束中日战争的三种想法；（三）国民党在联共下所实行的防共以至溶共政策的内容；（四）国共磨擦之原因；（五）国民党对外对内政策实行的障碍；（六）我们的对策；（七）总结论。提纲分析了国民党五中全会后政策的变化及国共发生磨擦之原因，认为“抗战同时反共不可能的，但磨擦增加是必然的——暂时消长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暂时的规律）”。我们的对策是：（甲）用一切力量继续抗战（揭露和说服和平幻想）；（乙）用一切力量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丙）思想上必要的反攻和方式；（丁）对民族国家统一等问题的态度；（戊）对三民主义与马列主义的态度；（己）巩固和扩大八路军新四军等革命军事力量；（庚）巩固和扩大党（教育与组织，秘密与公开）；（辛）爱护同盟者同情者；（壬）争取群众争取青年争取舆论；（癸）准备应付一切非常之事变。其总结论是：“目前形势——主要的仍为抗战，和联共抗日，但和平妥协的企图加强，防共溶共的政策加紧，抗战及团结力量仍强大，一切决定于斗争，我们向既定的正确目标前进，困难虽多，可能克服，向前更复杂更艰苦的局面到来。”
2月1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职工大队问题。[343]
2月6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南方局并林伯渠，指出：“因国民党五中全会决议对民主民生问题一无表示，对我党态度仍不甚好，且发指令各地对我党及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采取进攻方针并增加磨擦对立，同时，前次参政会决议亦毫未见诸实行，对此次参政会我们应采取较冷淡态度，以促蒋及国民党反省，因此不仅王明不出席并提议吴老因病亦不必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