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士人思想的激进化尚隐伏着更深层次的心态紧张。中国士人虽然渐以西方为本位，却只是有意为之，未必能完全做到。因为中国社会实际上没有西化，知识人不管意愿多么强烈，终不可能完全超越社会存在而悬想。同样，即使那些西向的中国知识人自身也未能真正的西化。正如傅斯年对胡适所说：“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56]胡适、傅斯年虽然处处努力以西方标准衡量中国事情，但到底只是心向往之，终不能完全摆脱羁绊，到达彼岸。这样的社会存在与士人愿望以及知识人安身立命的基本行为准则与其思想取向的双重差距，以及与后者密切关联的个人认同问题，造成一种更难化解的心态紧张，[57]进一步促成了近代中国思想的激进化。
同时，这里面也有一些中国士人在主动推波助澜。中国士人向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超越意识。康有为以为：“民不可使知。故圣人之为治，常有苦心不能语天下之隐焉。其施于治也，意在彼而迹在此……可以犯积世之清议，拂一时之人心，蒙谤忍诟而不忍白焉。”[58]梁启超对此领会独深而行之甚力。他说：言救国者不可不牺牲其名誉。“如欲导民以变法也，则不可不骇之以革命。当革命论起，则并民权亦不暇骇，而变法无论矣……大抵所骇者过两级，然后所习者乃适得其宜……导国民者，不可不操此术……吾所欲实行者在此，则其所昌言不可不在彼；吾昌言彼，而他日国民所实行者不在彼而在此焉。”这样，即使后人笑骂其为偏激无识，“而我之所期之目的则既已达矣。”[59]故梁氏自己虽不真想革命，在其《新民说》中，却昌言冒险进取和破坏主义。
惟梁启超对中国国民的保守恐怕估计过高。特别是在中学不能为体之后，中国思想界本已不复保守而趋激进。以梁在世纪之交的影响，更有意识地操此术以“过两级”的方式昌言破坏，干柴遇上烈火，“破坏”遂成彼时思想言说中的口头禅。梁氏本意虽或未必真那么偏激，但其追随者在激进的道路上就走得不知有多远了。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自谓：“非有不忍破坏之仁贤者，不可以言破坏之言；非有能回破坏之手段者，不可以事破坏之事。”但破坏这样的观念，岂是轻易可以提倡的。梁氏自己不仅没有回破坏之手段，后来更被其追随者视为保守而摒弃了。民初和梁氏一样开一代风气的胡适自谓受梁的影响甚大，但也遗憾地指出：“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望前走，他倒打住了……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60]胡适是以温和不激进而著称的，尚且有这样的感觉，遑论其他。
此时从西方输入的使命感更加强了中国士人因多层次心态紧张而产生的激进情绪。清末民初之人“毕其功于一役”的观念甚强，其实这个观念恐怕也多半是舶来品。中国传统观念是趋向渐进的，主张温故知新，推崇十年寒窗、滴水穿石的渐进功夫。汉灭秦，尚承秦制。清灭明，亦承明制。虽有改变，大抵是出新意于旧制之中。鼎革之时尚且如此，遑论平素。只有感染了西方的使命感之后，才会有一举全部推翻之气概。清季人在本朝而非鼎革之时，即主张将全国的大经大法一举全部改革，这样的观念多半是受西潮影响的。
结果，积极入世的近代士人对也是积极入世的西方思想的建设性一面接受的并不多，倒是对近代西方那种与传统决裂的倾向颇有领会。陈独秀就将“近世欧洲历史”化约为一部“解放历史”，即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与传统决裂。[61]陈氏的认知最能体现这种对西方历史的选择性领会。而这又与中国传统的“反求诸己”的取向暗合。再加上前述中国领土主权基本保存所产生的潜在信心在一定程度上又支持了“反求诸己”的取向，导致一种“我自己能够败，我必定自己能够兴”[62]的自信观念。这种种因素与近代中国的激进化扭结在一起，便产生出特殊的后果。近代中国士人的一个共同心结即大家为了中国好，却偏偏提倡西洋化；为了爱国救国，偏要激烈破坏中国传统。结果出现破坏即救国，爱之愈深，而破之愈烈，不大破则不能大立的诡论性现象。[63]爱国主义与反传统在这里奇特地结合在一起。
不过，近代中国知识人反传统固然有爱而知其丑的一面，其潜意识里也未尝没有以夷制夷这个理学模式传统的影响在。因为中国知识人要打破传统，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新更强的国家。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学习西方。且西方文化本主竞争，中国若真西化，亦必与之一争短长。故中国人学西方的同时又要打破自身的传统，无非是在“毕其功于一役”这个观念的影响下，想一举凌驾于欧美之上。以前是借夷力以制夷，后来是借夷技、夷制、夷文化以制夷，最终还是为了要“制夷”。这一点大约是西方诱导者始料所不及的。
概言之，胡适回国之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典范所针对的时代问题尚在，而此一典范所能给出的解答却已被许多人认为不合时宜。中国思想界急需却又未能产生出一个新典范来。余英时师指出：“五四的前夕，中国学术思想界寻求新突破的酝酿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境地，但是由于方向未定，所以表面上显得十分沉寂。胡适恰好在这个‘关键性时刻’打开了一个重大的思想缺口，使许多人心中激荡已久的问题和情绪都得以宣泄而出。当时所谓‘新思潮’便是这样形成的。而胡适的出现也就象征着中国近代思想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64]一句话，时势造英雄的条件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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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段全据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7—8页。
[2] 胡适：《归国杂感》（1918年1月），《胡适文存》卷四，第2页。
[3] 蒙文通：《治学杂语》，收入蒙默编《蒙文通学记》，三联书店，1993，第3页。
[4] 这方面理论甚多，但从史学的角度讲得最好的，大概还是剑桥大学的Quentin Skinner。其主要论述均收在James Tully，ed.， Meaning and Context：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
[5] 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台北：允晨出版公司，1987，第1页。
[6] 罗荣渠：《论美国与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输入中国》，《近代史研究》1986年2期，第78页。
[7] 胡适：《非留学篇》。
[8] 参见E.A. Kracke，Jr.，“Song Society：Change within Tradition，” Far Eastern Quarterly，14：4（Aug. 1955），pp.479-488.
[9] 钱穆：《中国思想史》，香港新亚书院，1962，第175页。
[10] 即使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虽然也确实结合了一些中国文化因素，但以孙本人常用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来概括其主义，即可见其渊源之一斑。
[11] 胡适日记，1926年11月26日。
[12]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1991年8月第6期，第23页。
[13] 《吴宓诗及其诗话·空轩诗话·二十一》，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第250—251页。即使这样的吴宓，在东南大学还算不够尊西的。他注意到，该校得一从美国学教育获硕士而仅“并及历史”的徐则陵归，即任命为历史系主任，取外间视为旧学象征的柳诒徵而代之。同样，一般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梅光迪也并未将柳氏放在眼里。可知以“守旧”著称的东南大学，其实际的尊西倾向并不弱于他校。参见《吴宓自编年谱》，三联书店，1995，第228—229页。
[14] 参见张汝伦等《人文精神寻思录》，《读书》1994年3月号，第3—13页；葛佳渊、罗厚立《谁的人文精神？》，《读书》1994年8月号，第58—64页。
[15] 参见柯文（Paul 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7。
[16]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5页。
[17] 俞樾：《自强论》第3册，《春在堂全书》，凤凰出版社，2010，第852—853页。
[18] 罗志田：《胡适与社会主义的合离》，《学人》第4辑，1993，第18—19页。
[19] 蒋梦麟：《西潮》，台北：中华日报社，1961年4版，第4页。
[20] 参见林毓生《五四式反传统思想与中国意识之危机》，收入其《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第147—159页。
[21] 参见Arthur O. Lovejoy，“The Chinese Origins of a Romantism”，in idem，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New York：Putnam，1960），pp.99-135，particularly 102-110.
[22] Chinese Repository，III：8（Dec. 1834），p.379；Eliza G. Bridgman，ed.，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New York：Anson DF Randolph，1864），p.216.
[23] “Griffith John to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ca. 1869，in R. Wardlaw Thompson，ed.，Griffith John：The Story of Fifty Years in China （New York：A.C. Armstrong，1906），p.254.
[24] 参见詹森（Marius B. Jansen）为罗兹曼（Gilbert Rozman）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所写的第二章“国际环境”，特别是第41—57页。
[25] 关于the Nemesis，参见Daniel R. Headrick，The Tools of Empire：Technology and European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New York &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pp.43-54.
[26] 说详罗志田《传教士与近代东西文化竞争》，《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
[27] 胡适日记，1926年10月8日。
[28] Jean-Francois Revel，Without Marx or Jesus（Garden City，N.Y.：Dell，1971），p.139.
[29] 具有诡论意味的是，一旦中国士人自己承担起输入西方文化的任务，传教士的影响立刻式微。西学在中国能形成大潮，传教士起了最主要的作用。但这股大潮却反过来把始作俑者推到边缘的地位，这个结局大约是传教士未能始所料及的。
[30]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之《采西学议》《制洋器议》。
[31] 转引自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第177页。
[32] 各家说法皆转引自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7，第522页。
[33] 攻法子：《敬告我乡人》，原载《浙江潮》第2期，1903年3月，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编》第1卷（下），第500页。该书全3卷，由三联书店1960—1977年出版。
[34] 《严复集》第3册，第558—559页。
[35] 宓克著、严复译《支那教案论》，南洋公学译书院重印本（光绪十八年初版），第28页A。需要说明的是，宓克本人并不赞同这种“吾非除旧，何由布新”之势不两立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晚清那些主张“翼教”的人，在文化不可分这一点上倒与西方传教士的观念接近。此不详论。
[36] 冯友兰：《新事论》，商务印书馆，1947，第26—27页。
[37] 叶德辉：《郋园书札·与皮鹿门书》，长沙中国古书刊印社1935年《郋园全书》汇印本，第9页B。
[38] 参见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第244—247页。
[39] Jonathan D. Spence，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New York & London：Norton，1990）.
[40] 转引自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第177页。
[41] Archibald Little，Gleanings From Fifty Years in China（London：Sampson Low，Marston，1910），p.37.
[42] 黄远庸：《新旧思想之冲突》，《黄远生遗著》卷1，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上海1938年增订本，第120页。
[43]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第6期，1991年8月，第23页，邓实的话也转引自同页。
[44] 转引自Benjamin Schwartz，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p.87.
[45] 《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原载《游学译编》第6期，1903年4月，《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编》卷1（上），第381—84页。
[46] 章太炎：《清美同盟之利病》，转引自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2，第81页。
[47] Cf. Isaiah Berlin，“The Bent Twig：On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in idem，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London：Murray，1990），pp.238-261.
[48] 陈王：《论婚礼之弊》，原载《觉民》第1—5合刊，1904年，《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编》卷1（下），第854—858页。
[49] 章太炎：《清美同盟之利病》。
[50] 钱穆：《中国思想史》，第165、175页。
[51] 陶希圣：《北大、五四及其应负的责任》，《学府纪闻——国立北京大学》，台北：南京出版公司，1981，第41页。
[52] 《筹办洋务始末（同治朝）》卷47，第24页；卷48，第16页。
[53]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之《采西学议》《制洋器议》。
[54] 章太炎：《五无论》，《章太炎全集》（4），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433页。
[55] 参见Erich Fromm，Escape from Freedom（New York：Farrar & Reinhart，1941）.
[56] 胡适日记，1929年4月27日。
[57] 参见Joseph R. Levenson，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2nd ed.（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lia Press，1967）.
[58] 康有为：《康子内外篇·阖闢篇》，中华书局，1988，第3页。
[59]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编》卷1（上），第221页。
[60] 胡适：《四十自述》（以下径引书名），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1939年版，第100页。
[61] 陈独秀：《敬告青年》，《新青年》第1卷第1期，1915年9月，第1—6页。
[62] 君衍：《法古》，原载《童子世界》第31期，1903年5月27日，《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编》卷1（下），第532页。
[63] 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收入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第188—222页（以下简作《激进与保守》）；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
[64]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