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华北、华中反磨擦问题，并在会上发言。[344]
2月10日 在《新中华报》以陈绍禹的名字发表《全国人民对于国民参政会第三次会议的希望》，说全国人民希望“国民参政会第三次会议，不仅继续贯彻反对汪精卫等汉奸降敌反蒋反共的阴谋，正式通过要求国民政府明令通缉汪逆等归案法办的决议，不仅一致拥护蒋委员长去年12月26日驳斥近卫声明的演讲所昭示的抗战到底的国策，动员全民族有生力量为贯彻此国策而努力奋斗；同时，更提出实行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具体办法，以推进和保证抗日民族自卫战争的胜利”。同时还希望这次会议“不仅在决议方面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的希望，而且能在会后真正求得决议的实行，避免前两次会议的‘决而不行’的缺点”。
同日 为《新中华报》题词：“向着全国模范报纸目标前进。”
同日 张君劢对王明1月15日在延安各界民众讨汪大会上的演讲写出《答陈绍禹——延安演词中之附带质问》。[345]
2月12日 毛泽东和王明致电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并转蒋介石：“因事不能出席本届参政会，特电请假。”[346]
2月13日 《新中华报》报道：毛泽东、陈绍禹有事不能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三次会议，电渝请假。
2月16日 《新中华报》刊登关于《新中华报》改组召集的延安文化界座谈会记录，王明出席座谈会并讲了话。
2月中旬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关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报告。会议讨论了国民党五中全会和妇女工作问题，张闻天提议《共产党与妇女解放》一文由王明写。[347]
2月28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目前形势问题。[348]
3月4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陕北公学教育方针问题。[349]
3月8日 《解放》周刊第1卷第66期发表《共产党员和妇女解放运动》，谈为了动员和组织占人口半数的妇女参加抗战建国，我们党必须很快地在妇女工作方面从思想上、组织上、工作方法上进行坚决的转变。此文同时发表于4月14日的《新华日报》、《中国妇女》第3期，收入12月出版的《妇女运动的理论与实践》、解放社1940年7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7册。
3月8日后 担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
《传记与回忆》说：“1939年‘三八’节后到1941年秋，王明同志曾担任过中共中央妇委主任。”
3月16日 以王明的名字在《新中华报》发表《在延安纪念马克思、孙中山晚会上的讲话》。
3月29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问题。[350]
4月5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罗瑞卿关于抗大工作检查报告。[351]
4月19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陕西省委工作。[352]
4月26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张闻天提出的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第二次指示（草案）。[353]
同期 于延安作五绝《列宁风范》一首悼H.K.克鲁普斯卡娅和M.N.乌里扬诺娃。诗曰：
有幸亲承教，列宁若面聆。
先后皆永诀，老辈痛凋零。[354]
5月1日 以陈绍禹的名字在《中国青年》第1卷第2期上发表《五四运动的二十年》一文，提出“知识青年与广大贫苦民众相结合，知识青年与先进思想和先进政党相结合，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力量”。
同日 《解放》杂志第70期刊登王明的题字。
5月4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晋西北工作。[355]
5月7日 《新中华报》发表延安各界精神总动员宣誓、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的消息，其中有王明在会上讲话的要点。
5月10日 出席鲁迅艺术学院召开的周年纪念大会并作了讲演。
5月17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宣传部工作。[356]
5月20日 在中央干部教育部学习动员大会上作讲演，说明学习联共党史的重要意义。
5月28日 《群众》第3卷第2期刊登王明的题字。
5月31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形势问题。[357]
5月 写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诸问题》，后摘录收入《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的补充材料——《王明论统一战线》。
后来，王明在留守兵团军事会议上作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诸问题》的报告，内容共分四部分：1.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和特点；2.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问题；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磨擦问题；4.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中国共产党。
这个报告是王明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一个总结。其中有些方面表现了他思想上的进步，如基本正确地论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特点及与国共合作的关系，批判了国民党关于“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一个党”的口号，认为“一个党”的口号就是破坏统一战线，指出国共之间的磨擦是不可避免的，国民党的磨擦是反动的，共产党的反磨擦是进步的，革命的；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要在政治上组织上保有自己的独立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是“正确的原则”，“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条，就是没有统一战线，而且只有这样，才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正确最坚决的执行者”等。但是，其中仍有不少错误的观点和思想，如还在讲“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最标本的执行政策的办法”。在讲产生磨擦的原因时，说什么“进步与磨擦是分不开的，越进步越有磨擦，进步与磨擦是同时并进的。进步在客观上便是磨擦，譬如，国民党进步，他拉青年，在敌人后方工作发宣言，宣传政纲，这在客观上便产生了磨擦”；还说什么磨擦产生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只晓得升官发财，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他们的生活是与共产党不相容的”，因此就产生了磨擦等。报告中虽然批评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的行径，但又错误地认为，国民党执行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路线”，“自从发表了停止‘剿共’后，也没有再‘剿共’的人了”，国民党军队“不会再反人民反共产党了”，“现在所有国民党军队，共产党军队都在一起流血，不分彼此，共艰苦，共患难，以后要叫他们再自打自，谁还愿意呢”。
报告中还有一些错误观点，如说什么三民主义“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就是今天的中国具体化了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包括了三民主义”；“现在可以把满族取消”；民族自决权在当时中国的环境中“是不适合了”等。
有人看了这个报告后在旁边写了很多批语，指出了王明的错误思想，例如在三民主义“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就是今天的中国具体化了的共产主义”等话旁，批有“除了王明之流，谁信仰三民主义？说三民主义就是今天中国具体化的共产主义？这完全是叶青思想”；在“越进步越有磨擦”一段话旁批有：“这不仅是错误的，而是为国民党制造的反共理论根据。共产党说：国民党反共是投降的准备。王明说：国民党反共是进步的必然，共产党是国民党进步的障碍。”
同月 新中国出版社出版陈绍禹、徐特立等著《托派在中国》。
春夏之际 有人说看见王明“时常独自漫步街头，也不带一名警卫，低着头，不发一言地，沉重的脚步声中若有所深思”。[358]
6月1日 出席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并作讲演，同时以王明的名字在《中国妇女》第1卷第1期上发表《论妇女解放问题》，后收入12月出版的《妇女运动的理论与实践》，1940年出版的王明著《论修养》，1945年3月出版的《抗战以来妇运文件选集》。[359]
6月2日 《新中华报》载：延安青年记者协会举行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王明冒雨讲话，提了三点要求。
6月6日 《新中华报》发表王明写的代论《反共是日寇汉奸和投降派的阴谋》，指出“反共在日寇口中成了灭华的代名词，在汉奸口中成了卖国与投降的卖身契”，“反共是投降派的阴谋，反共是投降派的准备”，“时局的最大危险，就是妥协投降的可能”。文章驳斥了反共的主张，批评了轻视反共、对反共坐视不理、不偏不倚的种种错误态度，揭露“有些人一方面仍想继续抗战，另方面又想进行反共，幻想抗战与反共可以同时并行”，呼吁他们“及早回头”。文章指出：“要抗战建国，就必须联共，要反共，结果就只能卖国投降，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每个中国人，只能在这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恳切希望主战派的朋友认清反共与投降问题之间的有机联系，“为坚决抗战而起来打击那些以反共去准备投降的阴谋分子”。此文同时刊载于《解放》第73期，后收入8月10日出版的《时论丛刊》第5辑，解放社1940年7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7册。
6月8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保卫边区问题。[360]
7月3～4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对时局宣言和致国民党书等文件。会议决定“致国民党书”由“毛、（王）明、周三人起草，恩来为主”。[361]
7月5日 郭沫若之父郭朝沛逝世，王明与毛泽东、秦邦宪、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合送挽联：“先生为有道后身，衡门潜隐，克享遐龄，明德通玄超往；哲嗣乃文坛宗匠，戎幕奋飞，共驱日寇，丰功勒石励来。”[362]
7月7日 以王明的名字在《新中华报》、《新华日报》发表《坚持抗战国策克服投降危险》。文章指出武汉被占领后，日寇“主要的是着眼于逼诱中国投降”，因此，“全中国人民当前的紧急任务，就是坚持抗战到底国策，克服妥协投降危险”。但是文章对抗战时间的估计是过于乐观的，谈抗战一般地来说，“大概要4年左右”，“因为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能坚持4年以上而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或经济破产的，而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内力量和国际环境更无法支持长期的战争，我们已经抗战两年，我们差不多已走了整个抗战和取得胜利道路的一半”。此文同时发表于《解放》周刊第75、76期合刊，《群众》周刊第3卷第8、9期合刊，《新华日报》（华北版）号外第4期；并收入7月出版的王明著《当前时局最大的危机》，8月10日出版的《时论丛刊》第5辑，1940年6月出版的《统一》杂志第7期，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7册。[363]
同日 在抗战两周年纪念会上讲话，指出投降是目前主要危险，“反共”是投降的准备。7月11日的《新中华报》以王明的名字发表了他的《在抗战两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投降是目前的主要危险，“反共”是投降的准备》。
同日 廖承志就香港政府压迫抗日言论及请示在菲律宾等地建立办报据点事致电王明、洛甫。[364]
7月20日前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中国女子大学。当时在中共中央分管妇女工作的王明被任命为女大校长。据《王明诗歌选集》一书中的注解说，这年春天，他就应女大校友会主席丁雪松等之请，并根据她的意思作了一首歌词，经冼星海修改和谱曲后，就作为《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校歌》发给了女大同学。这首校歌的歌词是：
我们是妇女先锋，我们是妇女榜样。
来自不同的四面八方，在女大亲爱地欢聚一堂。
女大是我们的母亲，比母亲更慈祥。
女大是我们的太阳，比太阳更光亮。
要努力学习革命方法，学习理论武装，
学习职业技能，学习道德修养。
我们要深入农村工厂，
我们要英勇地走上战场。
一个个锻炼得如铁似钢；
一个个锻炼得如铁似钢！
争取民族社会和妇女的解放！[365]
7月20日 在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作报告。报告共分四部分：1.为什么要创办女大？2.女大需要培养什么样的干部？3.女大现状。4.女大能否完成任务？主要是说明女大举办的意义、宗旨和介绍女大的情况。他说，为什么要创办女大？第一个原因是为了适应抗战建国大时代的需要，第二个原因是根据妇女运动的特点，第三个原因为的是使中国妇女运动起一个历史的转变，第四个原因是为的特别提高妇女的地位。女大需要培养什么样的干部？他说，从女大的简章、校训、校歌所标明的宗旨和方向看来，“一般地讲，女大要培养的是为民族解放为社会解放为妇女解放而奋斗的妇女干部。特殊地讲，女大要培养的是能在抗战建国时代忠诚献身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妇女干部”；其次，“就是女大培养出来的干部，不仅在革命工作革命事业方面是优秀的妇女代表，而且在个人生活家庭生活方面，也应当是新时代的新女性”。总而言之，女大培养出来的人才，应当具备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她们是不依赖男子，有独立人格，独立生活，独立工作，独立斗争的能力的革命女性”；“另方面，她们是新时代的新贤妻新良母新孝女的模范。凡是女性，差不多都要经过女儿、妻子、母亲这三个阶段。所以，新时代的妇女，应当在社会事业社会生活中是先进革命的战士，在个人生活家庭生活中，是高尚模范的人物”。关于女大的现状，他说学生人数将近500人，一般生活如衣食住行与延安其他学校没有什么差别，与他们一样很艰苦，各方面还有很多的困难和缺点，课程一般地分为必修与选修两种，教育方法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集体学习与个人专修并重”。最后他说，女大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学校，它有着共产党的坚定的政治方向和艰苦的工作作风，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难，它有中共中央领导的热烈关心和各方面的爱护与帮助，经过本校工作人员和全体学生的努力，女大的成功是有保证的，定能完成任务的。此报告发表于8月8日《新中华报》及8月31日出版的《中国妇女》第1卷第3期，[366]以及7月29日出版的《新华日报》（华北版）号外第11期；并收入12月出版的《妇女运动的理论与实践》。[367]
《传记与回忆》说：王明同志自己在女大教联共党史时，除马列主义研究会的人以外，“所有边区领导人——西北局、边区政府、中央各机关工作人员等都去听课。直到毛泽东搞‘整风’，才只准学毛泽东思想了”。
李逸平在延安整风中写的一份材料说，王明说“要从女大出现几十个卢森堡”。
一份题为《王明及小孟（庆树）的材料》说：王明把女大的校风规定为“紧张的学习，活泼的生活，互助的作风，高尚的品德”，而且最强调道德。但王明实际上最不尊重女同志，遇有机会他就调戏女同志，被他调戏的就有五六个人。
8月1日 出席延安各界人士追悼平江惨案遇难烈士大会。[368]
8月2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对国民党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的态度问题。周恩来主张王明、林伯渠出席会议。[369]
8月4日、6日、9日、11日、14日、15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作关于两年抗战和国内外时局的长篇报告。[370]
8月7～12日 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其中包含了对王明等人的批评。[371]
8月13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学联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作讲演，该讲演后以王明的名字发表于8月18日《新中华报》第56期，题为《在陕甘宁边区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8月16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党的工作路线、陕甘宁边区等问题。[372]
8月18日、19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博古关于南方党的工作报告。[373]
8月20日 在《解放》周刊第81期以王明的名字发表《为死者求冤》。
同日 《解放》第81期刊登陈绍禹的题字。
8月21日、22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张鼎丞关于新四军与东南党的工作报告。[374]
8月23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连日来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375]
9月1日下午2时 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于8月23日抵渝，王明与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等人前往拜访，双方会谈约两三个小时，就中国抗战情况、中国反帝民族斗争与内部阶级关系、国共合作及各党派合作情形、苏德协定与对欧洲远东影响等问题交换了意见。[376]
9月4日下午2时 尼赫鲁特约王明与秦邦宪会谈。双方就印度民族在此次欧战中间采取的态度、中印两大民族共同求解放、加强中印两大民族联合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谈诚恳坦率，气氛融洽。[377]
9月5日 在《新中华报》、《新华日报》以王明的名字发表《在欢迎尼赫鲁大会上的欢迎词》。
9月6日 作为名誉主席团成员参加延安各界青年纪念国际青年节大会。
9月7日 《新华日报》刊登王明9月6日的题字。
9月8日 包括陈绍禹在内的中共七参政员合写《我们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认为在目前新的急剧变化的国内外局面之下，“全中国人民当前紧急任务，就是明确认清新的国内外情势之各种特点及各种可能的发展趋势，坚持抗战到底国策，反对中途妥协危险，力求全国团结加强，反对各种分裂阴谋，力求全国向前进步，反对一切反动倒退现象”；同时抓住有利时机，争取外援，“以便克服一切危险，冲破一切困难，增加力量，准备反攻”。为了达此目的，意见书从政治、军事、经济、财政、外交、党派合作六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378]此文载于9月9日《新华日报》、10月3日《新中华报》、《解放》第86期、《新华日报》（华北版）第133期、《抗战报》第97期，收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9册和1942年7月出版的《抗战以来重要文集汇集》。[379]
9月9～18日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王明参加了这次会议，与董必武等提出《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380]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取消各种政治压迫行为，保障各抗日党派的合法权利。黄炎培日记记载此会辩论激烈情形：“你起我立，火并似的舌战，没有一分一秒的停止。”同时，各进步民主势力的参政员也纷纷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施宪政，使得要求实行宪政成为会议上最强烈呼声。会议合并审查讨论通过了《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案》，明确要求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381]
开会期间，王明与博古等人曾会见梁漱溟。梁漱溟在《一个英雄两个恶人》中说：“当时在曾家岩五十号出席者有陈绍禹及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诸公。我先述说各地见闻实况，秦执笔记录甚勤，而对面问答交谈者唯陈一人，诸老者均静默不发一言。我主要指陈在山东等地两党军队（正式军和游击队）互相火并情形，大局极为可虑。我切挚地说，为杜绝爆发内战，必实行军队国家化而脱离党派关系。陈问我：你的主张和国民党方面谈过吗？他们有什么表示？我答：他们总说我用心虽好，事实恐难以办到。于是，陈就说：他们若能办到，我们亦必照办。——谈话至此终止。”[382]
有的论著说：“为了防范王明与苏联和外界联系，毛还严格限制王明前往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只是因为得到周恩来的支持，王明才出席了1939年9月在重庆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而在这以后，王明就再没有去过重庆。”[383]
9月10日 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关于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与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指示电。第二天，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陈绍禹、博古、凯丰，表示同意共产国际指示，指出中国共产党过去所采取的方针与国际指示是一致的。
9月12日 包括陈绍禹在内的中共七参政员，每人捐资50元，电慰香港反汪罢工工人。[384]
9月13日 周恩来到莫斯科做手术和治疗，带去王明给季米特洛夫的信。[385]
9月20日 在《新华日报》工作人员会上作《目前国内外形势与参政会第四次大会的成绩》的长篇报告。报告共分三部分：1.参政会第四次大会的政治环境和政治任务；2.参政会第四次大会的成绩和意义；3.全国人民今后应有之努力。报告认为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是：“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全力对华的敌寇政策，战降斗争的紧张局势。”报告指出抗战营垒内部还暗藏有主降派的妥协分子，他们用“散布对抗战悲观失望的情绪”，“挑拨国共两党的关系及尽力分裂国内民族团结”，“尽力作反共的言论和行动”等，来达到破坏抗战与对敌投降的阴谋，因此对他们“不能不力加反对”。报告还指出，为加强抗战建国力量，“必须拥护政府坚持抗战到底的国策——必须用一切力量反对敌寇汪逆招降的阴谋”等。[386]这个报告以陈绍禹的名字发表于9月20《新中华报》第75号，9月28日《新华日报》，《解放》周刊第89期，《抗敌报》第103期，香港时论编译社于10月、上海先行出版社于11月、解放社于12月分别出版了单行本，并收入1940年7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9册。[387]
9月28日 李克农就白崇禧作国际问题报告及我之对策致电王明、博古。[388]
9月 毛泽民到乌克兰共和国著名的旅游和疗养胜地雅尔塔休养，按照季米特洛夫要他写一份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工作情况的报告的要求，写出了题为《读后感》的汇报材料，其中几乎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重点历数了“左”倾错误路线给中共带来的教训。他重点剖析了“立三路线”产生的背景和基础，一针见血地戳穿了由米夫和王明一手操纵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的真正立场，认为正是在四中全会新的“左”倾路线的指导下，在1932～1935年这一时期，党不仅没有清除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相反，某些忠于错误路线的人仍然掌握着党的高层领导权，由此带来一系列沉痛的教训。在《关于对某些事实的造假和歪曲》一节中，毛泽民驳斥了王明在联共（布）十七大上关于红军反“围剿”中缴获、俘敌以及中共党员等极端夸大了的数字，最后得出如下结论：“我不知道王明同志从何处得到的这些材料。如果这些材料的依据是上海党组织的报告，那么，这些材料毫无疑问是虚假的，是不可信的，因为上海党组织当时被叛徒李竹声控制。如果是这样，王明同志是被叛徒欺骗了。”“如果王明同志被欺骗了，那么他也欺骗了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因为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说，他是根据王明同志提供的材料写的。”“总之，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都被李竹声这个坏蛋欺骗了。除此之外，别无解释！”[389]
10月6日 《新华日报》刊登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林祖涵、吴玉章、叶剑英、吴克坚等人写的《哀悼吴志坚同志》。
10月18日 叶青撰写《与陈绍禹论民主问题》，认为陈绍禹的《目前国内外形势与参政会第四次大会底成绩》的“错误之多与其字数之多成为比例。为了纠正纷歧与错误的思想，不能不予以批评”。[390]
10月19日 在重庆各界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作《在鲁迅先生纪念会上的演词》，第二天在以陈绍禹的名字《新华日报》上发表，同时发表于《群众》第5卷第15、16期合刊。其中说：“鲁迅先生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一个天才的政论家，一个坚强不屈的革命战士，一个忠实模范的青年导师，同时，因为鲁迅先生不但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光荣，而且是世界文化和人类解放事业中的一颗巨星。”[391]
10月 明明书店出版毛泽东、王明的《抗日战争的新阶段》。[392]
秋 于重庆作七绝《让他“死不瞑目”（评蒋介石与中共代表团谈的“肺腑之言”）》、七律《小官僚（听友人说国民党中央党部一机关故事随笔）》、七绝《过留侯庙》。[393]
11月4日 李立三出狱。
有的著作说：王明曾向苏共中央提出，要把李立三流放到荒凉的西伯利亚去，欲置李立三于死地。幸亏当时周恩来帮说话，李立三才得以留在莫斯科。但是李立三在莫斯科没有户口（当时苏联当局规定，凡坐过牢的人，户口必须迁出莫斯科101公里以外），没有了党籍，没有职务，没有正式的工作，不得不靠写文章、翻译文学作品挣些稿费维持生活。[394]
11月中旬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的报告。[395]
l1月24日 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康生等共同发起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并于这天召开发起人会议。[396]
11月下旬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彭德怀作的关于华北工作报告。[397]
11月 作七绝《谒黄帝陵》。[398]
12月5日 新四军第四师《拂晓报》出版百期纪念特刊，毛泽东、刘少奇、陈绍禹，王稼祥、滕代远、张闻天、谭政、徐海东等题词鼓励。[399]
12月9日 在《新中华报》以陈绍禹的名字发表《促进宪政运动努力的方向》一文，指出各界同胞注意的是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三大问题，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虽作出了这些决议，但“把现实的中国变为实行宪政的中国，还有待于全国各界男女同胞促进宪政运动的坚强不屈百折不回的努力”。此文同时发表于《新华日报》（华北版）第156期、《大众日报》第101期、《抗敌报》第112期、《解放》周刊第93期、《群众》周刊第4卷第5期、1940年3月9日的《新华日报》，后收入抗敌报社1940年5月出版的《宪法问题指南》、解放社1940年8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10册等。[400]
同日 作为名誉主席团成员参加延安各校学生及青年团体召开的“一二·九”四周年纪念大会，并在会上作《“一二·九”四周年》的讲演，指出一二·九运动的重大意义，“今后中国青年所应该努力的方向，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所奋斗的目标”，在今天“就是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国共合作方针之下，拥护蒋委员长，实行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坚持向前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目前实行这种正确政治主张的中心枢纽，就是展开促进宪政的群众运动”。这个报告以王明的名字发表于12月16日《新中华报》，1941年1月15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2卷第3期。
12月20日 在《中国妇女》第1卷第7期以王明的名字发表《中国妇女与宪政运动》，后收入1945年3月出版的《抗战以来妇运文件选集》。
同日 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庆祝斯大林60寿辰的盛大集会，并作了《论斯塔林——为庆祝斯塔林同志六十大庆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以王明的名字全文刊载于12月30日《新中华报》。报告共分八部分：1.职业的革命家的模范；2.十月革命的英雄；3.伟大列宁的忠实战友；4.马列主义的发扬光大者；5.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元勋；6.联邦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领袖；7.民族殖民地问题的专家，中国革命的挚友；8、全人类解放的旗帜。
12月25日 在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召开的自然科学讨论会开幕式上作长篇讲话。1940年1月6日，《新中华报》以王明的名字刊登了他的这篇讲话，题为《在自然科学讨论会上的讲话》。
同日 在边区政府召开的古从军追悼会上致悼词，悼词以王明的名字全文发表于1940年1月6日《新中华报》。
12月28日 在抗大三分校作关于宪政问题和目前形势的报告。
年末 周恩来在向季米特洛夫汇报时曾谈到王明回国后的表现。
据师哲回忆：“1939年末，周恩来到了莫斯科，有一次同季米特洛夫的谈话中，季米特洛夫问周恩来：王明回国后的表现如何？同毛泽东的关系如何？周恩来回答说：不够好，甚至有一个时期，王明跑到武汉去，拉了一部分同志，企图组织自己的班底，另立中央。季米特洛夫立即严肃地说：‘王明回国前，我们再三告诫他：不要以为自己是国际执委会成员，又是书记之一，就可以翘尾巴，不听党领导的话，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毛泽东之上。须知，他（指毛泽东）才是在人民群众中，在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才是中国人民、中国革命和中国党的真正领袖，而绝不是别人。希望王明回国后放下架子，尊重毛泽东，服从党的统一领导。我和斯大林都这样告诫过他，可是他竟然不听我们的劝告，这使人很失望。他，看起来是个精灵的人，为什么在实际活动中又这么愚蠢呢？’”[401]
年底 作口语体五律《新民主主义论（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根本错误）》，内容是：
新民主主义，理论自托陈；
资革成功后，资行社不行。
苦心劝其改，怒意流于形。
列义被修正，前途迷雾存。[402]
在此前后 就关于《新民主主义论》问题致信毛泽东，“批评他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阶段问题的错误”。[403]
本年 为纪念八路军一二九师1937年10月19日夜袭日寇阳明堡机场两周年，作七绝《火烧阳明堡》一首，并于重庆红岩嘴一小庙中作《寻见丹桂》七绝一首。[404]
本年 在《共产国际》俄文版第6期发表《反对中国人民的叛徒》。据《写作要目》说，王明这年还曾写《中共代表团与蒋介石关于国共关系的一次最重要的谈话》的笔记。
1940年 36岁
1月4～12日 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王明写了“全中国文化界团结起来为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而奋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贺词，并报告了文化界统一战线问题。他在会上被选为执行委员。
1月11日 为2月7日出版的《中国工人》创刊号题词：“工人阶级只有在其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成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的领袖。”
1月11～4月21日 参加政策研究会对七项政策提纲（即文化教育政策、劳动政策、财政经济政策、土地问题和合作化政策、锄奸政策、“三三”制政权建设政策）的研讨。[405]
1月15日 《中国妇女》第1卷第8期发表王明的《一九四○年的展望》。
1月16日 参加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开幕式并发表演讲。2月3日的《新中华报》以王明的名字发表了他的《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工农展览会上的讲话》。
1月17日 参加延安妇女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并讲话。
同日 《新中华报》刊登曹禺《日出》在延安上演的报道：“《日出》在延安公演八天。中共领袖毛泽东、王明、洛甫等同志对于原作者曹禺先生备极赞扬。”[406]
1月17日～2月4日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召开，毛泽东、王明、洛甫、陈云、康生、王稼祥等到会讲话。[407]
1月中旬 共产国际执委会开会讨论中国问题。周恩来将他起草的长达5万多字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向共产国际进行了详细的宣讲，同时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中共干部问题，以及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及人事安排，等等。当听到周恩来报告中提到“七大组织报告由王明同志作”这件事以后，毛泽民立即提笔给季米特洛夫写信，言简意赅地提出三点书面意见。他认为，由王明作七大组织报告是不妥当的，“因王明同志从未做过中国党的组织工作”，“也不参加中国党的实际工作”，“如果他作组织报告，恐如在国际七次大会、联共（布）十七次大会中的演词一样，成为漂亮的外交式的演词，这是不应该的”。毛泽民建议，最好由周恩来同志作统战工作报告，由做了几年实际工作的洛甫同志作组织工作报告。[408]
1月20日 以王明的名字在《新中华报》刊登《论文化统一战线问题——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其要点是：1.为什么共产党在目前这个环境下提出了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与建立全国文化统一战线的问题；2.文化界统一战线的范围与目标；3.关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统一的问题；4.边区文化界怎样在全国起核心作用与模范作用。在谈到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时，报告说就是要创造一种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民主的，基础是科学的，服务对象是大众的文化。
1月24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1940年边区财政经济问题。[409]
2月1日 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出席延安民众讨汪拥蒋大会，与毛泽东等发出《延安民众讨汪拥蒋大会通电》，刊载于《新中华报》第184期、《新华日报》（华北版）第156期、《解放》第98、99期合刊，并收入1942年7月出版的《抗战以来重要文件汇集》。
2月3日 与毛泽东、林祖涵、吴玉章为“华北视察团”事联名致电国民参政会，指出由张君劢等组成视察团，完全是出于国民党的主张，他们“对于视察事项所搜材料及所作结论，必属偏私害公，殆无疑义。该团之与特务机关配合行动，尤属事有必至”，从而揭露了这一视察团的组成及其真面目。2月9日的《新中华报》、2月20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98、99期合刊均刊登了这一电文。
2月6日晚 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出席延安举行的二七惨案17周年纪念大会。
2月7曰 在《新中华报》第103期以王明的名字发表《力争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一文。文章提出了《新中华报》和《解放》周刊目前努力的方针、达此目的的基本办法、中国共产党扩大抗战进步力量和抵抗投降退步力量的十大任务，这十大任务是：第一，开展广大的反对日汪密约反对汉奸国贼的运动；第二，用全力巩固和扩大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抗日民主的统一战线；第三，广泛地开展宪政运动，力争民主政治；第四，“坚决抵抗投降派反共派顽固派的磨擦进攻——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正确自卫原则下，对投降派反共派顽固派的一切磨擦，坚决实行反磨擦，对投降派反共顽固派的任何进攻，坚决实行自卫”，“对他们的反磨擦和还击，实际上是坚持抗战巩固团结推动进步的必要方法”；第五，大大地发展抗日民众运动，“尤其要注意动员和组织广大的抗日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使他们深入民众”，“深入武装斗争，与游击战争及抗日军队相结合，以孤立和打击一切投降派反共派顽固派分子”；第六，改善工农劳苦民众生活，提高他们的抗战热忱；第七，建立、巩固和扩大各处抗日根据地，还没有建立的地方必须努力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在所有根据地中必须普遍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第八，巩固和扩大坚持抗战的全国进步军队；第九，广泛发展抗日的文化运动；第十，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更加巩固和扩大共产党。此文还发表于《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2期、《解放》周刊第100期、《抗敌报》第127期、《新华日报》（华北版）第195期，并收入3月出版的王明著《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410]
2月8日 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八路军总政治部给新疆归来的200余名指战员等举行的盛大欢迎会，并讲话。
2月9日 与毛泽东等为“华北视察团”事再次致电国民参政会秘书处。[411]
2月20日 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举行成立大会，王明被选为名誉主席团成员和促进会理事。[412]
2月25日 陈郁回到延安，对王明那套理论不以为然。
袁溥之回忆说：“陈郁回延安后，在党校学习。当时，王明还是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经常口若悬河、哗众取宠作报告，很能迷惑一些青年。当时，鲁迅艺术学院就常有一些学生，从桥儿沟跑很远的路到女大去听王明的报告，听完报告回家天都快亮了，有个别人甚至还叫出‘王明万岁’来。陈郁从自己的革命实践和切身体会中，深知王明的那套理论是完全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的。”[413]
2月某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是否出席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大会问题。[414]
2月 周恩来在共产国际期间，向季米特洛夫陈述中国革命的情况和王明的错误。[415]
3月8日 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并发表讲演。3月29日的《新中华报》发表了这个讲话。
3月9日 《新华日报》发表王明撰写的“代论”——《促进宪政运动努力的方向》，提出各界同胞在促进宪政运动中应注意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及实行宪政的问题，呼吁要真正实行民主政治的宪政。
3月19日 抗大三分校为第五期学员一、二大队同学举行毕业典礼，欢送同学上前线，王明到会提出了三点要求。
同日 在延安三版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并在“三版序言”中说：“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是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并说“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416]
胡乔木在1990年、1991年《关于党的历史文献的编辑和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的谈话中说：“王明在延安时，重印了他在1930年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这样一来，王明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搞的一套究竟是对还是错，就成了一个问题了。这就要算历史账，才能搞清楚。这样才开始编《六大以来》。”[417]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评论说：“这是一个挑战性的行动。应该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这个问题，便更迫切地摆到中共中央面前。”于是，“毛泽东就从一九四○年下半年开始，亲自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他对编辑这部历史文献集十分认真，花了不少工夫。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读到许多他过去在中央苏区时没有看到过的材料，使他对问题有了一个系统的了解和认识，更深刻地感受到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4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