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学者评论说：“他选在全党学习运动刚刚起来的时候，重新出版这本书，不但说明他仍然坚持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而且还在坚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后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企图以他的错误观点影响更多的人，来改变自己的形象。这是对党中央、毛泽东提出学习马列主义要联系实际、‘把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严重挑战。”[419]
还有的著作说：“毛泽东深知，王明的言行有明确的政治意图，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决不是空穴来风、无的放矢，它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不对它进行反击，势必会影响到目前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甚至会断送伟大的全民族抗战事业。”“毛泽东决定予以反击，首先是向全党揭露王明错误思想的历史渊源。”[420]
在此前后 到处作报告。
有的论著说：“王明还凭藉其对马列原典的熟稔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广作报告。在当年的延安知识分子中‘王明同志’是一个令人敬仰的名字，其受尊敬的程度和‘毛主席’不相上下。口若悬河的王明，作起报告来条理清晰，出口成章，几个小时的报告可以不要讲稿。报告完毕，‘再从头到尾归纳一遍，一二三四大项，下边又分甲乙……再分，大家对照记录竟能丝毫不错’，有时一席演讲，竟受到数十次掌声的欢迎。王明的‘口才’和‘理论水平’赢得了延安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尊崇，人们普遍认为王明是‘天才’，被公认为是‘活马列主义’。”[421]但“这一切不仅把王明捧毛的效果冲得一干二净，更增添了毛对王明的憎恶”。[422]
2月21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对国民党采取和平攻势策略问题。[423]
3月26日前 周恩来和任弼时即将离开莫斯科回国，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都明确讲过，王明有一些明显的个人缺点，如总是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做中央的意见，一向喜欢拉帮结派，比较滑头，不够诚实，缺乏工作经验，等等。季米特洛夫委托周恩来、任弼时告诉毛泽东，对王明要进行帮助。[424]
3月26日 参加为周恩来、任弼时、博古、邓颖超、蔡畅等返抵延安举行的盛大欢迎会。[425]
3月31日 作为名誉主席团成员参加蒙古文化促进会成立大会并被选为理事。
4月10日 《群众》第4卷第10期刊登王明的《语录：反对汪精卫汉奸卖国》。
4月15日 贺龙、关向应就关于成立晋西北统一战线形式的军政委员会致电毛泽东、王稼祥和王明。[426]
4月17日 与陈云、胡乔木、任作民讨论湖南地区中共组织工作的意见。[427]
4月29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关于中共粤委工作报告。[428]
5月1日 在延安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上作《全中国是工人的，全世界是工人的》讲话，后发表于5月7日《新中华报》。
5月3日 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举行开学典礼，王明到会作《学习毛泽东》的讲话。他说：“对于青干学生学习问题，我只贡献五个字：‘学习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既以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名字来命名，那就要名符其实，就是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那么怎样学习呢？王明在这个讲演中说：
第一，“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代就努力于革命事业。从党的一大以后，“毛泽东同志便是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便是中国革命一个优秀的领导者”。1927年中国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则如鹤立鸡群一样英勇坚决地继续革命工作”，“领导党和红军经历了无数的痛苦，克服了各种的困难，在任何条件下，在任何艰难困苦环境中，能始终如一地忠于革命事业”。
第二，“学习毛泽东勤于学习的精神”。毛泽东同志没有进过任何专门学习革命理论的学校，“但毛泽东同志却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多，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好，真正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真正地善于把马列主义灵活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正由于毛泽东同志不断地工作，不断地学习，不断地从工作中学习马列主义，从马列主义学习中处理工作，所以他才能把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所以他才不仅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而且是伟大的理论家”。
第三，“学习毛泽东同志勇于创造的精神”。“毛泽东同志在其理论和实践中很多新的创造”，例如在建设苏维埃政权的问题上，在建设中国工农红军的事业上，在创造革命的军事战略战术问题上，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在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问题上。“‘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不仅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军事指南，而且是马列主义在军事问题上的新发展”；“‘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革命政权问题的指针，同时也就是对马列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新贡献”。
第四，“学习毛泽东同志长于工作的精神”。毛泽东同志做过各种工作，“他能做最下层的群众工作，他也能做最上级的领导指挥工作，在农民工作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政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不管什么工作，只要放在他手里，他都能做好，只要你向他请教，他都能告诉你经验和方法”。
第五，“学习毛泽东同志善于团结的精神”。“毛泽东同志现在不仅是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党全党团结的核心，不仅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团结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众望所归的团结中心”。
最后他说，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各方面的特点多得很，上述五点，不过是举例而已。“我的总的意思，还不过是一点，就是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学生以及全国的优秀青年，应该以毛泽东为模范，应该学习毛泽东。”[429]
此报告以王明的名字发表于5月7日《新中华报》、7月5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2卷第9期，后收入冀鲁豫书店出版的《青年修养》，以及《青年学习问题》。1945年4月1日王明曾向任弼时说：“六中全会后，我觉得在外不好就想回来。回来时是想搞好的，故1939年[430]青干开学时弄好稿子，题为《学习毛泽东》，给毛看过，毛客气说，理论一点不好，不要发表，后来还是发表了。”[431]
有的学者认为，王明颂扬毛泽东，除了消除昔日的积怨和隔阂，保住他目前在党内的地位外，另一层用意是迷惑毛泽东，以图东山再起。但他提出了毛泽东理论的概念，客观上促进了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形成，这可能是王明始料未及的。[432]
也有学者评论认为：“王明的这番表演十分拙劣，这种丧失了意志力和自尊的行为，使其在毛泽东心目中原本就不高的形象，更加一落千丈。毛在得意之余，不仅毫不领情，反而视王明为一具可以任意摆弄的政治僵尸。”[433]
5月22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青年工作问题。[434]
5月26日 豫皖苏边宪政促进会在河南省永城县新兴集精忠堂举行成立大会，毛泽东、朱德、陈绍禹、吴玉章、卫立煌、李宗仁、何柱国、叶挺、项英等被选为名誉主席团成员。[435]
6月1日 毛泽东在延安宴请陈嘉庚等，王明与朱德作陪。
6月4日 《新中华报》第135号发表《妇女宪政辩论会结束后吴玉章王明两同志总评判词》。
当时，女子大学和马列学院曾举行关于宪政问题的辩论会，马列学院代表共产党一方，女子大学代表国民党一方。李逸云在延安整风中写的一份材料中说：这次辩论会的结果，在大家心里公认代表共产党方面的是胜利者，但在王明同志做结论时却说不分胜负，各有优缺点，他在辩论会结束时的讲话中还说：“世界上革命最彻底的是斯大林，所以苏联有办法；反革命最彻底的是希特拉，所以他今天也能其势汹汹。最没办法的是张伯伦，一会儿高喊打仗，一会儿只嚷和平。所以革命反革命都要彻底。中国也是这样，一方面是共产党的力量在增长；一方面是国民党的力量在增长，就是因为他们是彻底的。”
6月10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纪念“七七”抗战三周年问题。[436]
6月27日[437] 写信给毛泽东，说：“关于斯塔林同志六十生辰报告，因亮平同志的催促，最近将前三部分已整出来，第四部分正整理中，后四部分还只有提纲待写，兹特将前三部分送请阅正，即请抽暇于三日至五日内看完（如只看一部分或两部分，即请先赐还）并批示意见，以便修正为感。”
7月5日 在《新中华报》以王明的名字发表《抗战胜利的唯一保证》一文，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方策的出发点主要是自力更生”，目前形势更清楚地说明，“只有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出路”，“只要中国人民以自力更生的信念和方策坚持抗战下去，则最后胜利的取得是没有疑问的”。此文同时发表于《大众日报》第167期、《解放》第111期、《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7期、《中国工人》第7期。[438]
7月9日 作为主席团成员参加在延安举行的抗战三周年纪念大会。
7月24日 参加延安各界举行的成吉思汗夏季公祭并讲话，扼要指出纪念成吉思汗的三点意义。这个讲话以王明的名字刊登于8月3日的《新中华报》。
8月15日 参加延安追悼张自忠将军等大会，并送挽联：“壮志未酬身殉国，临风凭吊泪沾巾。”
8月18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财经问题。[439]
8～9月间 黎民在1944年10月22日写的《王明对海南岛工作领导的敷衍态度》中说：海南岛的党从没有与中央发生过直接关系，1944年初，由于出席七大，就派二人到中央来，3月间到延安报告工作。当时中央领导南方工作的是王明同志，本来那位同志返海南岛之前就应该讨论该处工作，但当时他没有这样做。等到那位同志离延一个月后，他才叫我去讨论，迁延又迁延一直到八九月间才完成。会议也是不郑重的，好像（记不清楚）当时对海南岛工作总的精神，并不是按照中央普遍发动群众，组织与发展群众游击战争的原则，而是长期准备，以待全国反攻。讨论以后，自己不去负责，交给我和邓□同志去商量电稿，延了许久，还没有打电报回海南岛去。从此可见对海南岛工作的领导完全是采取敷衍的态度。
9月5日 在旅居延安侨胞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刊载于10月16日出版的《新华日报》。
9月8日 《新中华报》载：女子大学举行成立一周年纪念和第一届同志毕业大会，校长王明到会讲话。这个讲话以王明的名字发表于9月8日的《新中华报》。
9月11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陕甘宁边区工作问题。[440]
9月18日 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延安各界纪念“九一八”9周年及庆祝百团大战胜利大会。
9月25日 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成立。从此王明不再分管边区的工作，改由任弼时主管。[441]
9月29日 出席陕北公学建校3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说。
10月初 黄火青从新疆返回延安，毛泽东在接见他时，特别关照他一定要去看望王明。
黄火青回忆说：“我告辞走的时候，毛泽东特别关照我一句话，有两个人要我一定去看望一下，就是王明和高岗。我体会他的意思是顾全大局，从团结出发。”[442]
10月5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形势等问题。他在会上提出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及其人员名单问题。会议决定：由王明去电征求周恩来意见。[443]
10月7日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分会、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成立大会及边区回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同时开幕，王明到会讲话，载《新中华报》第172期。
10月12日 撰写《关于保护母亲儿童问题》，刊载于12月8日出版的《中国妇女》第2卷第7期，收入1945年3月出版的《抗战以来妇运文件选集》。[444]
10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陈云、王明、王稼祥、洛甫、邓发等人分头负责收集材料，陈云负责收集组织问题和青年问题方面的材料，王明负责收集妇女问题方面的材料，洛甫负责收集宣传问题方面的材料，邓发负责收集职工问题方面的材料，限定在11月底完成。[445]
10月 作口语体七律《亲法西斯的汉奸路线》，内容是：
德意日苏盟何自？联汪联日费疑猜。
座谈虚报横行者，国际中央安在哉？！
愿作汉奸缘底事，策同托派胡乱来；
野心斗禹超斯季，马列离开路线歪！[446]
王明在此诗下面特别加注，毫无根据地诬蔑说：“毛泽东主张在国际上实行德、意、日同盟路线，在中国实行联日联汪反蒋的统一战线，并宣布他‘不怕别人骂他实行亲法西斯的汉奸路线，也不怕做汉奸’。”此诗很可能是后来写的。
10～11月中旬 惠枫林于10月22日[447]写的《兹有关王明同志领导的一个问题》说：此间开边区妇联扩大执委会时，王明同志来报告妇运工作。在休息时，有一个同志说“有些男同志叫我们妇女干部是破鞋”，王明回答说，“以后他们叫你们是破鞋时，你们就叫他是破袜子”。大家听了哄笑。
秋 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时带回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曼努伊尔斯基关于王明的四点意见。
王明在《所谓“关于王明的四点意见》的回忆中说：
1940年秋，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前，曼努伊尔斯基叫周带回去“关于王明的四点意见”，就是：1）王明被捕后怎样出来的要考查；2）考查王明和□□□□□□的关系（因为他俩当时早已被捕）；3）考查王明在莫斯科作的有系统的反对毛泽东的活动；4）据得到的消息（情报），康生是王明的人，而康生做社会部长，是王明康生要消灭毛泽东（当时国民党CC派也造过这种谣言）。
关于这个问题，1941年4月3日夜（4日晨）毛泽东亲自送季米特洛夫电报（给中共中央的）时，曾谈到说：“恩来从莫斯科回来，带来了曼努伊尔斯基对你的四点意见。季米特洛夫不同意曼努伊尔斯基的意见。但当恩来走前住在医院检查身体时，曼努伊尔斯基派国际干部部的人……告诉恩来说，要把曼努伊尔斯基的意见只告诉毛泽东一人，不要告诉别人。”接着毛泽东又说：“曼努伊尔斯基讲了有关你的四个问题，我们认为都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我没有什么兴趣。我只调查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说你在莫斯科组织小组织反对我。我调查了许多人，他们都说没有这样的事。他们说政治上你批评过我——在中共代表团会上和你的文章里（虽未提名），这是事实。从调查里我知道你和曼努伊尔斯基之间有过很多矛盾，关系不好；这次是曼努伊尔斯基对你的报复行动。”
毛泽东只说了这一点，曼努伊尔斯基对王明的其他三点意见是后来周恩来说出来的。当时周还说：你和曼努伊尔斯基的关系问题，不止是看我们怎样看法，还得看莫斯科怎样看法。
……
毛泽东说对曼努伊尔斯基提的“四点意见”除第3）点外都没有兴趣，但他在“整风”前已在中央同志中散布这“四点意见”（只是我们本人不知道）。“整风”时他除了公开宣传曼努伊尔斯基对王明的“四点意见”外，还更加伪造了许多污诬王明的谣言。
同期 为争一个勤务和青委的同志吵架。
一份题为《关于王明同志的一点材料》说：在1940年秋，为了和青委争一个勤务，在王明同志房门外，当场和青委钟效培、丁琇、周惠等吵了起来，孟庆树还追着骂钟、丁等为什么要乱到妇委那里拉人，给人很坏的印象。
11月2日 得悉印度国民大会领袖尼赫鲁被捕，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博古和叶剑英联名致电慰问。[448]
11月11日 撰写《纪念白求恩同志》，收入当年出版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449]
11月15日 参加延安举行的白求恩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
11月20日 在《共产党人》第12期以王明的名字发表《论马列主义决定策略的几个基本原则》的长篇文章，后改名为《论马列主义决定策略的几个基本问题》，由胶东联合出版社出版。文章按照斯大林1927年的《时事问题述评》提出的三个策略原则和《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提出的理论，论述了中国的民族特点，利用最小可能去保证无产阶级有群众性的同盟军，依靠群众自己的亲身政治经验来在政治上教育千百万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或退潮，抓住中心环节等问题，并指出除上述五个一般的策略原则外，在决定策略任务时还必须顾及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的特点，认为它应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决定策略的第六个原则。
这篇文章肯定和宣传了毛泽东的一些学说和思想，如谈到对同盟军的团结和斗争问题时说：“对同盟者只知团结，而不知斗争，便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失去其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而成为同盟者的尾巴，结果一定不免于失败，陈独秀机会主义便是标本的范例。对共产党以外的一切力量，只知斗争而不知团结争取，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完全从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中孤立起来，而成为狭隘的宗派主义的小团体，结果也不免于失败，李立三路线便是明显的例证。”
有的论著认为：“该文在歌颂毛泽东革命策略思想的同时，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博古。王明不点名地批评了在博古领导下的中共在三十年代中期所犯的错误，声称‘苏维埃革命后半期，我们不能利用反动统治阶级各派别及各种军事、政治力量的许多矛盾和冲突，以利于苏维埃革命的发展’。固然，王明的上述看法并非首次发表，早在1934年王明就有类似的意见，但当1940年博古正面临毛的巨大压力时，王明再次重申这类批评，无疑具有与博古划清界限、着意摆脱干系的明显意图。对于王明此番表演，毛只会暗中称好。因为至此以前，毛还没有充分的把握，公开批判苏维埃后期的错误。王明对博古的攻击，使毛看到了国际派即将土崩瓦解的景象。”但他对王明丝毫没有表示“欣赏和支持”。“当王明等正在为与毛关系的改善而暗自庆幸时，毛泽东已将他们引入早已布设好的包围圈，正待一举‘歼灭’之。”[450]
11月 延安与莫斯科新的通讯系统正式开通，但只有毛泽东一人有权使用。
有的论著说：这就“切断王明与莫斯科的联系渠道”，这是“毛泽东对付王明最厉害的措施”。[451]
12月3日 在延安1941年生产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刊载于12月19日《新中华报》第189期。
12月4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发言。[452]毛泽东在会上首次对苏维埃后期极“左”的政策作出判断，认为这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他说：我党在历史上有三个时期。在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止工农运动。到苏维埃时期，在初期暴动时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了。但到苏维埃末期又是打倒一切，估计当时是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的决战。实行消灭富农及小地主的政策，造成赤白对立。这种“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在苏维埃后期土地革命潮流低落了，但民族革命潮流高涨起来。在过去这两个时期的“联合一切”、“打倒一切”的东西，的确不是马列主义，当时主持的人认为是马列主义，实际上这都是绝对主义。现在我们的统一战线的路线是又联合又斗争，不是绝对的联合或斗争。我们总的政策是在团结中要斗争，在斗争中又要团结，是统一中的独立，统一是主，独立是辅。
在陈绍禹、秦邦宪、朱德、康生、张闻天、陈云等发言后，毛泽东再次发言。他说：抗战以来的倾向，在统一战线初期是“左”倾（主张苏维埃与国民党对立），国共合作后有一时期是右倾，反磨擦后又是“左”倾。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否认独立自主的方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错误的，这一口号到六中全会才取消。在战略问题上，洛川会议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前方同志不服从，到十二月会议及六中全会才得到正确的解决。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大体上要分大革命、苏维埃与抗战三个时期，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苏维埃末期犯了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与实际联系起来。[453]但是，会上有人不同意说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454]
12月19日 在《新中华报》以王明的名字发表《在延安1941年生产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12月22日 《新中华报》第190期以陈绍禹的名字发表祝词。
12月25日 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论政策》中，批判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出：“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当再简单地引用。尤其是土地革命的后期，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而产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例如以为第五次‘围剿’和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斗争，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这种过左政策，是所谓革命和反革命两条道路的决战，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过左的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和富农（分坏田），在肉体上消灭地主（不分田），打击知识分子，肃反中的‘左’倾，在政权工作中共产党员的完全独占，共产主义的国民教育宗旨，过左的军事政策（进攻大城市和否认游击战争），白区工作中的盲动政策，以及党内组织上的打击政策等等，适和第一次大革命后期陈独秀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相反，而表现其为‘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除基本农民以外），实为代表两个极端政策的极明显的例证。而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455]
与此同时，《论政策》还阐明了在统一战线中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并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内，由于只知道联合、不知道斗争和过分地估计了国民党的抗日性，因而模糊了国共两党的原则差别，否认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的政策，迁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迁就国民党，甘愿束缚自己的手足，不敢放手发展抗日革命势力，不敢对国民党的反共限共政策作坚决斗争，这种右倾观点，过去曾经严重地存在过，现在已经基本上克服了。”[456]但因为在12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人不同意说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这个指示在说到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时，没有用路线错误的提法。[457]
由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写的《整风运动：1941年“九月会议”前后》稿说：“在1940年12月4日和25日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形势，检讨抗战以来党的方针政策，决定以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时局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指示，提出了要总结党的历史上特别是苏维埃运动后期的政策错误问题。毛主席认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遵义会议的决议只说那时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遵义会议的决议需有些修改。毛主席说，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苏维埃运动末期又走到‘打倒一切’，‘联合一切’、‘打倒一切’都不是马列主义，而当时主持的人却认为是马列主义。这都是绝对主义。我们要以这样的历史主义态度来认识过去的问题。但是在讨论毛主席的意见时，有的同志不同意提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其主要部分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题名为《论政策》）时，只好妥协，没有讲这一时期是路线错误。一些同志表示，以后要专门研究这段历史问题，为党的七大作准备。毛主席同意对过去的经验教训作专门的研究，没有急于统一思想认识。”[458]
12月 以王明的名字在《中国妇女》第2卷第9期发表《陕甘宁边区妇联工作任务和组织问题（1940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妇联扩大执委会议上演讲记录摘要）》。[459]
冬 于延安作七律《题曾国藩篡李鸿章审定的〈十八家诗抄〉》。[460]
本年 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在七大上由周恩来作组织报告，王明不再作报告。[461]
本年 据《写作要目》说，王明这年曾写“关于反对毛泽东的德意日苏同盟的国际政策路线和联日联汪反蒋的国内统一战线政策的谈话”的笔记。
1941年 37岁
年初 被任命为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东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央党校委员会等三个机构的主任。[462]
有的论著认为：“从表面上看，王明一时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然而，王明的这些职务大多为空头闲职。”中央南方委员会、东北委员会这两个机构“形同虚设”。“任命王明负责中央党校工作委员会，却是毛泽东的别出心裁之举。毛以此举有意挑起王明与张闻天等的矛盾，指望坐收渔人之利。王明真正负责的工作岗位，只是中央妇委和中国女子大学。而安排王明担任中央妇委书记和女大校长，则有明显羞辱王明的含意。”[463]
《传记与回忆》说，在1941年中毒以前，王明还担任过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委员会主席、国民参政会中共党团书记、马列主义研究会主任等职务。
1月4日 在孟庆树赠送给金茂岳之子金德崇的《救国日记》上题词：“儿童是幸福的时代，不仅现在作幸福的儿童，还要立志为将来一切儿童谋幸福！”[464]
1月4日～1月14日 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所属军部兵力与皖南部队遭到严重的损失。王明为《新中华报》撰写题为《无法无天的罪行》的社论。[465]
有的文章指出：皖南事变为毛泽东整倒王明提供了“最好的契机”。“当他认为项英在江西苏区时犯了‘左’的错误、在抗战初期犯了右的错误时，作为整风主要对象的王明已经呼之欲出了。”“新四军的失败和项英错误的暴露，使王明难逃被彻底清算的命运。正像西路军血洒祁连后，张国焘再也无力与毛抗衡一样。”[466]
1月12日 主持召开中央妇委召集的保育工作会议。
1月20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皖南事变问题。这次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确定了任命名单，并决定用中共中央军委名义发表谈话。[467]
1月29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草案）。[468]
1月 作七律《工人柱石（悼皖南事变牺牲的项英同志）》，诗曰：
毛家诡计蒋家兵，主要目标杀项英。
举国劳工哭柱石，全民抗战损干城。
回思上海同风雨，直觉胸中尽刺针。
党事如今多邪道，无边忧虑望前程。[469]
2月初 中共中央酝酿取消《中国妇女》杂志，王明立即找人写文章，准备在《新中华报》上发表，进行反对。但过了两三天，又说“中央尚在考虑，暂缓发表”。
苏镜1942年9月20日写给陈云的信说，这件事的经过是这样的：去年2月初某晚，我已经睡觉，罗琼同志从王明同志处归来，在窗外叫我：“周俊！王明同志要你写篇文章，内容是反对取消妇女刊物，理由有三个：第一条是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第二是国民党也出版妇女刊物，第三是由于妇女工作的须〈需〉要。”次晨我去王明同志那儿，他给我一本共产国际的决议，叫我当天交卷，以便在新中华报上发表（因恐取消令已下无法挽回故拟早日发表）。但过了两三天，我听王明同志说：“中央尚在考虑，暂缓发表”，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2月13日 写信给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要求由中央组织部调做其他工作者的女大学生的比例降到25%，来延安女学生均送女大，各校女同志归妇委分配等，反对中央组织部把女大学生调去做其他工作。
2月14日 陈云给王明复信，根据党的组织原则，对他13日信中提出的问题作了答复。信中说：（1）你提出女大学生给中组部随时调动别项工作者均降低比例为25%，在现状下恕我不能同意。因我们党已经不是秘密党而是领导着政权的军队的党，因此必须有大量干部分配到各方面工作上去，没有各方面工作的配合全盘工作做不好。因此，我们彼此以服从书记处多数同志所通过的决定为好。（2）1939年书记处决定妇女工作系统中专任妇运领导工作的妇女干部，中组部在分配工作时需征求妇委意见以外，任何干部出入一律均经中组部，同时也并无各校女同志归妇委分配的决定。中央书记处也并未有过来延安女学生一律均送女大的决定。女大是党的学校，全部学生都应归中组部在中央总的意图之下分配工作，但估计到女大等各个专门性的学校有某些特殊的意义，因此留了一半学生将来做妇运工作，我认为我已充分估计了妇女工作的特殊性。（3）我向你声明，妇女工作是全党工作的一部分，我是党的工作者，我的责任和我的要求，也仅仅是“一视同仁”四个大字。陈云这封复信，实际上是对王明闹独立性和无理要求的严肃批评。[470]
王鹤寿在《沉痛悼念陈云同志》一文中回忆说：当时中央组织部把各地到延安的女青年大部分介绍到“女大”学习，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各地、各部门，或做妇女工作或做其他方面的工作。开始两期学习结业的学员，都是按照规定的原则，由中央组织部分配一部分给中央妇委，请他们分配作妇女工作，绝大部分由中央组织部根据需要情况，分配到党政军各部门及地方党委工作。但是后来这种分配原则行不通了，因为王明决定在“女大”学习结业的所有党员与非党员的革命女青年，都由他直接分配。对这种不合理的事，我们根据原则与“女大”具体负责的同志交涉，无效。他们声称这是校长王明的决定。我们把情况报告给陈云同志，为此陈云同志给王明写了一封信，请他改变他的决定。而王明坚持己见，声言他是“女大”校长，他有权对学员的工作进行分配。我们对王明的无理态度很不满，因而向陈云同志建议：如果“女大”不改变他们的方针，我们就不再介绍女青年去“女大”学习。陈云同志经过郑重思考后说：“我同意你们提的这个意见和办法，你们再和富春同志谈一下，如果他也同意，就照此办理。”与富春同志谈后他完全同意。因此，对到延安学习的党与非党的女青年，基本上就很少介绍去“女大”，而直接介绍到陕公、抗大、鲁艺、党校、自然科学院等院校学习。这样，“女大”的学员来源就成了问题。因为除了陕北地区的女青年直接由党的西北局介绍去的以外，绝大部分是中央组织部介绍去的。为此王明亲自到中央组织部找陈云同志，气势汹汹地说：中央组织部不向“女大”介绍学员是不合理的。陈云同志向他作了解释，王明只得说：“那好吧，就按组织部的办法，但是你们分配时一定要给中央妇委一个大的比例。”[471]
2月15日 包括王明在内的中共七参政员致函国民党参政会，说：关于政府对新四军之处置，我党中央虽有严重抗议，并提出善后办法十二条如下：1.制止挑衅；2.取消1月17日命令；3.惩办皖南事变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4.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军长；5.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6.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7.撤退华中的剿共军；8.平毁西北的封锁线；9.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10.废除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11.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12.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请政府采纳。在政府未予裁夺前，毛泽东等碍难出席。[472]2月27日的《新中华报》、3月10日的《新华日报》，都刊登了这个《致参政会秘书处删电》。
3月1日 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因蒋介石拒绝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皖南事变十二条善后办法，包括王明在内的中共七参政员拒绝出席。
3月5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时局和财经问题。[473]
3月8日 包括王明在内的中共七参政员致函国民参政会，重申不能出席会议之理由。其中申斥了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等分裂行径，指出：中共为挽救时局，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善后办法十二条。迟延期月，未获一复，而政治压迫、军事攻击反变本加厉……似此情形，若不改变，泽东等虽欲赴会，不独于情难堪，于理无据，抑且于势有所不能”。为顾全大局委曲求全计，“乃由在渝参政员必武、颖超二人提出临时办法十二条，请求政府予以解决，以便本党参政员得以出席大会”，但亦未蒙政府置答。复电重申这两个十二条是中共七参政员是否出席此次参政会的条件。如能在此会期内，“采纳泽东等所提各项办法，一有定议与实施上之保证，则本次大会虽届临毕之时，中共在渝参政员亦必应命出席，否则惟有俟诸问题解决之日”。[474]3月10日的《新华日报》、3月13日的《新中华报》都刊登了这个《复参政会秘书处齐电》。
同日 作为主席团成员参加延安举行的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大会。
3月19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当前时局的通知及出版发行工作。[475]
3月26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增强党性问题。[476]
同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说明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与某些书籍小册子的急于出刊，决定《中国妇女》与《中国青年》、《中国工人》自4月起暂时停刊。[477]
卢竞如于1943年10月25日写的《有关王明一些事情的反省》说：关于取消《中国妇女》的问题，王明当着妇委工作的人说过好几次，要争到不取消，并叫周骏写文章以示抗议。
3月 毛泽东决定将《六大以来》的编辑作为清理王明错误路线的历史渊源的重要工作来进行，他要求加紧编辑《六大以来》，解决遵义会议以后的政治路线问题。[478]
4月16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苏日中立条约问题。[479]
4月19日 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跋》中，批评了土地革命后期王明“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错误，阐明了“联合”和“斗争”的正确关系。[480]
5月12日 周恩来与《新华日报》总编辑吴克坚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鉴于反动分子加紧曲解马列主义，诬我停止抗日；而我方人员疏散，又遭封锁，稿件来源断绝。拟利用目前时机，开展对反共宣传的反攻。建议叶剑英每月提供分析战局的军事论文；建议王明、凯丰指定人写理论和国内外时局的稿件；请转告廖承志、陆诒组织国际问题的稿件。[481]
5月19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干部学习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指出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倾向和党八股，号召开展全党范围的马列主义的教育运动。
有的论著说：这是毛泽东当着王明等人的面，向王明发起的“新的一轮攻击”。“在向王明发起的最新挑战中，一组组最具隐喻性和挑战性的新词汇被毛创造出来——‘言必称希腊’、‘希腊和外国的故事’、‘教条’、‘留声机’，尽管皆有其针对意涵，却并不明确所指，这就更加容易在词语与现实之间引发疑问和联想，从而猛烈动摇王明等的老语汇的神圣地位，为毛通过改变词语、夺取意识形态解释权扫清障碍。”[482]
据一份题为《王明及小孟的材料》说：王明回来召集女大全体同学传达时，先谈时局问题，占了全报告的大部分时间，最后提到毛主席报告要注意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我们今后学习要注意，但仍应注意好好学习理论，适当地联系实际，反对这也联系那也联系，变成“乱联系”。因此，报告后女大教育根本未变，仍是教条，谁也不敢“乱联系”。他还提出：“不要怕说教条，教条就教条，女大学生学它几百条，学会了，记住了，碰见实际自然会运动〈用〉，如果一学就怕教条，一条也记不住，哪里谈得到运用？把理论运用于实际是对的，但是先有了理论才能运用，一条也没有哪儿去运用？”他还反对自我批评，说“这也批评，那也批评，弄得大家都胆小，因为批评把同志关系圈弄坏了，要反对”。
6月 毛泽东主持编辑的秘密文件集《六大以来》第一部分编辑完毕。有的论著说：“该书立刻成为毛砸向王明等的一块石头。”[483]
1943年10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回忆起《六大以来》的出版所造成的巨大效应时说：“1941年6月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召开九月会议，大家才承认错误。”[484]
同月 被免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的职务，由蔡畅接任。蔡畅上任伊始，马上将妇委中原在中国女大学习的女干部召集在边区政府交际处会议室开会，“了解一下王明当女大校长时，有什么错误言论”。[485]在蔡畅的领导下，中央妇委开始批判王明在领导妇委工作中所犯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486]
7月2日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作《论党内斗争》的演讲，不点名地批评了王明等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搞的机械的过火的党内斗争。
7月13日 刘少奇给宋亮（孙冶方）复信，不指名地批评王明等人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
有的论著指出：这封信和7月2日的演讲，是刘少奇配合毛泽东“向国际派发起攻击”。他“顺应党内干部要求缓和党内斗争的心理，谴责王明等在党内人为制造斗争，‘借用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和形式在党内进行投机’，是一伙嗜好斗争的‘斗殴家’”。[487]
7月3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让王明接替任弼时负责西北中央局和陕甘宁边区工作。[488]
有的论著说：“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对王明虽然表面客气，但却在毛泽东面前讲王明的坏话，他对毛说：‘原来我们以为苏联飞机给我们带来什么好东西，却不知道这是祸从天降。’”[4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