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 毛泽东在致谢觉哉信中说：“你的各信我都转给弼时、王明、高岗、陈正人四同志看，使他们多了解你。他们都愿意多和你及林老谈，都愿把事情把关系弄得好些”；“弼时决定［任］党中央秘书长，中央机构亦大加改革，王明同志管西北事务，望多供给他材料，多谈，求得打成一片。”
8月11日 与吴玉章、邓颖超等合挽参与国共谈判的国民党要人张冲：“大计朝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斯人独憔悴，始病寒，继病疟，深沉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
8月18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际形势等问题。[490]
8月24日 在陕甘宁边区政府谈粮食问题。[491]
8月27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组织与编制问题。关于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问题，会议决定在七大前不改变中央书记处的组织，但为增强中央工作效能起见，除每周一次政治局会议外，以住在杨家岭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张闻天、陈绍禹、陈云、何凯丰七人组成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暂定每周开会两次，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492]
有的学者评论说：“在9月会议召开前，确实看不出毛泽东有把矛头指向王明的意思。”[493]
8月28日 谢觉哉致王明信，“论徐老保健及军队财政事”。[494]
8～9月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编辑《六大以来》。
由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写的《编辑党的历史文献》稿说：“中央决定编印《六大以来》这本书，是在1941年8、9月份。毛主席为准备‘九月会议’，在审核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的几个月中，深切地感受到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对我党领导机关的严重危害。这种危害通过领导机关下发的一系列决定、命令、指示等流毒到全党，在党内形成了一条比以往各次‘左’倾错误路线更完备的新的‘左’倾路线，就是这条错误路线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程。但是即使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在1941年，也还有一些人对这条‘左’倾错误路线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根本否认有过这么一条错误路线。在这样一种思想状态下，要成功地召开七大是不可能的。为了确保七大开得成功，毛主席认为有必要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一个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的活动，以提高高级干部的路线觉悟，统一全党的认识。于是在1941年8、9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建议把他正在审核的为七大准备的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汇编成册，供高级干部学习与研究党的历史用。会议同意了毛主席的这一建议。”[495]
胡乔木在1990年、1991年《关于党的历史文献的编辑和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的谈话中说：“编《六大以来》是要解决一些历史问题。王明是什么人？从苏联回来是什么背景？回来干了什么事？”“编辑《六大以来》主要是把两条路线点明，从四中全会开始产生了党内的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496]
9月1日 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女子大学，将它与陕北公学、青年干校合并为延安大学。[497]
一份题为《王明及小孟的材料》说：王明在女大提拔干部的标准“主要是出风头，会讲话，敢强调问题，恭维他们的人”。他拉拢女大干部及同学的做法是：首先使大家佩服他，觉得他是天才，是少有的领导者，是党内最正确的，听他的话不会错。其次，在全校大会上常表示他是最关心爱护女大同学的，是无微不至的。有一次在全校大会上大骂总务工作不注意，使同学受了委屈，有些人感动得说他是“妈妈”。又如说别人骂女大是阿房宫，说女大学生作风不好，使同学觉得真正关心我们的只有学校，只有王明校长。另外还用党籍送礼，大骂总支是关门主义。总之，拉拢的办法不胜记述，主要办法是利用群众干部的弱点，恭维、夸奖、拍马，使干部群众从他这里得到满足，反过来再恭维他，拍他马，于是他威信更提高。
这份材料还说，对于与他意见不同的人，他则不满、轻视和打击。如看不起张琴秋，反对项中华、李初梨，而胡嘉宾在女大最受打击，总之老同志在女大受排挤，吃不开。打击的方法多半是会议上批评打击，如在大会上骂胡嘉宾，孤立他，谁也不和他接近等等。但是，对于和他观点一致的人，则极力加以吹捧。例如柯庆施任女大副校长、统战部副部长，在女大很少有独立意见，大多附属于王明，王明常夸他是老实人，有很大进步，过去在上海吃喝嫖赌，现在能思考问题了。
这份材料还说，王明向中央组织部闹独立性，反对中央组织部从女大调干部。王明常常在大会上强调，不许从女大乱调人，谁也没有权力调人，同学们要放心好好读书。这样，就使女大的学生养成习惯，只要中央组织部一谈话，干部科一分配工作，自己认为不合适，就去找王明校长，而王明便批准不去，并大骂干部科去谈话的人。结果引起学生对中央组织部和干部科的人的不满，说“只有校长是关心我们前途的，愿意培养我们的”。例如，有一次河防吃紧，中央组织部要调女大的三四个人，去乡下帮助妇联会工作，女大干部科长陆光给中央组织部介绍后，结果王明大发脾气，给陆光打电话说：“什么组织原则？谁允许调人给她们？”那时女大才成立，把大家都吓坏了，最后陆光写信向王明承认错误，才算了事。又如1939年秋天王明去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时，中组部调了10个人，王明从重庆回来后大骂，说可惜了。1940年，因延安广播要在新年开放，中央组织部想从女大要几个广播员，谈话后有的人不愿去，找到王明，王明便说可以不去，并当着她们的面说：什么人敢调，为什么不经过我？！立刻让她们带一封信给干部科，问谁敢乱调人！第二天去了又骂，干部科的人说“并没有调，人家问一问再告诉你”，王明就说：“问一问也不许说！什么情形不经过我不许说！”这年中央决定要调10个人去做机要工作，王明不愿意，又没有办法，便拖延时间。在女大第一、二、三班学生100多人毕业后，孟庆树和王明的意见是应多送给妇委，分配做妇女工作，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要分些给地方，孟庆树去商谈后未获同意，便大骂陈云态度不好，耍小孩子脾气等等。王明还说陈云不会办事，哪里找不到地方工作的干部，这样来挖人。总之，王明和孟庆树和中组部的关系是恶化的，而挑衅起磨擦多是由王明、孟庆树开始，主要原因多是干部问题，他们的要求是不许调一个女干部出去，所有来延安的女干部全归妇委管。为了和中组部斗争，他们经常挑拨中央组织部和女大学生、干部的关系。
这份材料还说，孟庆树在女大还经常散布对毛泽东的不满，并吹嘘王明的功绩。例如她说：“毛主席在抗战前理论很差，抗战后才稍有进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国际威信是王明给提起来的，在苏联很少人知道朱毛，国际七次大会时就没有中国领袖的挂像，王明去力争才添上”；“毛主席担心得很，看见了王明在武汉左有博古，右有周恩来的发表文章，而周、博又是一贯反对过他的，他就更担心王明了”。“毛主席劝王明……一定要经得起打击，不怕打击，为什么让一个好好的同志准备受打击呢？”“王明刚从苏联回来，想去前方根据地做实际工作，毛主席不让，怕王明搞出局面来”；“康生真有一套，见了毛主席就毕恭毕敬的脱帽鞠躬，我们不会，所以别人也不喜欢”。
惠枫林于10月27日[498]写的《王明同志领导的又一个事实》说：1941年8月底女大结束时，王明给了边区妇联40个干部，先将干部交了妇联，隔了两天，才将党员的介绍信交与西北局。此事表明：（一）闹独立性：对妇联表明着40个干部是妇委给妇联的，而不是西北局给妇联的。（二）扩大王明同志的影响，向妇联卖人情。
9月10日前 不止一次地在背后告诫博古：毛泽东是那种睚眦必报的人。因此，他深信这回毛泽东肯定是要借着这个机会和他算总账了。[499]
9月10日～10月22日 参加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500]会议确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等人领导的党中央所犯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一些受王明影响而犯了错误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
9月10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有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在延安的学校中、文化人中，都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现在，延安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研究组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501]
毛泽东报告后，张闻天和博古都紧接着表了态。张主动承认：过去的错误，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博古也表示，他应当对1932～1935年之间的错误负责。他说，其实我和一些同志当年都还是些学生，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和教条就回国了。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在四中全会上和王明等一道反对立三路线的教条主义，也只是站在更左的观点上，用洋教条来反对土教条罢了。因此，过去党的许多决议，不过是照抄照搬国际的指示而已，完全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在邓发检讨之后，王明发言。他首先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说：“毛主席报告对1932～1935年的错误说是路线问题，今天又有洛甫、博古的讲话，现在我都同意了。”他说：“反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对我有很大好处”，接着他为自己评功摆好：“1930年反立三路线我写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我在莫时看了很多中国报纸，对博、洛在中央苏区时对毛的关系是不同意的；对五中全会认为是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的决战是不同意的。我在国际十三次全会上发言开始说了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十四次全会上便提出了反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办法”等等，缺点仅仅是“没有很好研究中国问题”，“不了解蒋介石是抗日的”，所以表示要“从头做起向下学习”。[502]
有的论著说：“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为在政治上彻底摧毁王明、博古等国际派，小心翼翼，稳扎稳打，将王明等成功地加以分隔，逐步缩小包围圈，已取得了对王明、博古等的绝对优势。经过三年的精心策划和细致的准备，毛泽东在1941年9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向王明等下战书。”“毛泽东为这次会议确立的目标是具体和明确的，这就是重新解释1931～1935年中共的历史，从根本上摧毁王明、博古等国际派的政治合法性基础，逼王明、博古彻底下台。”[503]
9月12日 任弼时在发言中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并追溯党的历史说：从有党以来的二十年看，思想上如果受主观主义统治，政治上的具体表现必然是“左”右倾机会主义。六届四中全会后是比过去高明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是更充分地发展。主观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主义。主观主义的领导脱离实际，规定了许多任务要人家来做。主观主义的领导者要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组织上必须用宗派主义来维护。他们否认过去的经验，又不愿与群众接近，便用宗派主义手段打击异己者。其中也有些是经验主义的主观主义，做过许多实际工作的狭隘经验论者，便是狭隘经验的主观主义。[504]
王明这天在会议上发言，不但没有作一点自我批评，反而批评别人。他抓住李维汉发言的一句话大做文章。李维汉表示，经过检查后，思想上放下包袱，觉得“轻松愉快”。这句话并无不妥，但王明咄咄逼人地指责他“不诚恳”，“不彻底”，说：“1932～1935年的主观主义危害很大，罗迈认为轻松愉快，是没有法子纠正的”，“如认为自己可以马虎过去，这是不能改正错误的”。然后，他转移目标，凭着六大期间他担任翻译时知道的一些内情，随意指责，点了许多同志的名，这个是右派代表，那个是立三派，或暗藏的托派、奸细，唯独对他自己的错误讳莫如深。[505]发言到最后，他突然又一本正经地提出，他还要揭穿一个“秘密”。他要揭穿一个什么样的“秘密”呢？据他说，博古、张闻天当年领导的中央其实是不合法的。因为当年，即1931年秋，他与周恩来离开上海时，虽然推荐博古、张闻天等组织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但当时已经说明，由于博古他们既不是中央委员，更不是政治局委员，将来到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将权力交出来。没想到，博古、张闻天他们到中央苏区后却不提此事，竟领导起那些真正的政治局委员来了。这个“秘密”顿时在不明真相的部分政治局领导人中间引起震动，并且也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本人。几天后，原定的全党动员的计划，和研究自六大以来的党的决议的提议被暂时取消了。毛泽东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先花半年时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20年历史两个题目”。[506]一场触及灵魂的党史问题大讨论在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内部迅速展开了。[507]
由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写的《整风运动：1941年“九月会议”前后》稿说：“在九月会议上，王明的表现使与会者普遍感到不快。尽管他发言两次，但未作丝毫的自我批评。他表示同意毛主席的报告，承认1932～1935年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是强调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他对博、洛在中央苏区的政策和做法是不同意的；还说博古是苏维埃运动后期最主要的错误负责者，与他没有关系。他还抓住罗迈同志的一句话（在检查和认识了错误之后会感到‘轻松愉快’）作文章，说‘轻松愉快’就会检讨‘不诚恳’、‘不彻底’、想‘马虎过去’，‘这是不能改正错误的’，云云。谁都听得出，这是恣意歪曲，节外生枝。他在发言中谈论了到会的与未到会的、担任中央领导的与未任中央领导的、活着的与去世的约二十人的这样那样的‘错误’，惟独未说他自己有什么政治性错误。这无疑是在转移目标，把水搅浑来保护自己。”[508]
有的学者评论说：“王在12日会议上幸灾乐祸，落井下石，明显地是想进一步表白自己，以争取毛泽东的信任。然而众怨难犯，这次他做得太过头了，终于引火烧身了。”[509]
还有的学者评论说：“王明作为毛泽东的头号政治对手，对毛的意图洞若观火，可是他的嘴却被自己和毛泽东双重地封死。王明多年前就曾批评‘苏维埃后期左的错误’，现在毛只不过是重复王明昔日的指责，王明已无任何理由对毛的批评提出异议。因此当毛抨击‘苏维埃后期左倾机会主义’时，王明明知其中隐藏凶兆（‘左的错误’与‘左倾机会主义’，在共产党语汇中有质的区别），却也无可奈何。王明表示赞成毛的报告，承认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在博古落难之际，王明的这些话无疑是对博古落井下石，同时也进一步把事情搞复杂化了。诚然，对于王明而言，是没有什么‘朋友’概念的，只要能保护自己，随时可以‘翻脸不认人’。”[510]
9月18日 同毛泽东、秦邦宪、吴玉章、林伯渠电唁《大公报》总编辑、国民参政员张季鸾逝世。[511]
9月中旬 毛泽东找王明谈话，想要具体了解王明所说的那个所谓篡位问题的来龙去脉。在谈话当中，毛泽东也顺便委婉地提到了希望王明能够正视他在抗战初期所犯错误的问题。[512]
9月26日 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延安高级干部的整风实际上从此开始。
9月29日 中央学习组开始深入检讨江西时期党的历史问题。博古、张闻天、李维汉、邓发等人均先后发言，具体说明自己当年所犯错误的情况，并指出了他们的错误和王明的关系。博古说：错误路线从1931年9月20日中央发出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这个文件起“大致即萌芽”，“已初具面貌”，因为文件中已经提出了要夺取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提出了和反革命“决战”，说“目前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否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说“急速发展的革命运动正在使不平衡逐渐走向平衡”。博古认为：这是四中全会后“第一个全般〈盘〉性的重要决议”，是王明赴莫斯科临行之前主持制定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央决定周恩来进江西苏区，王明则要求去莫斯科，所以，20日前后，在王明主持下解决了几件事：经远东局批准，成立了以博古为首的临时政治局；通过了上述决议和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决议。博古又说明：共产国际对这条路线“有些助上〈长〉，否则没有那样的气和劲。国际代表没有纠正，而是批准”，王明在共产国际第十三次全会上的讲话，“也没有纠正，有些是助长”。张闻天也承认：当时路线的确错误，临时中央到苏区后也确有篡位问题，但王明当时在国际不打电报来纠正也是不对的。况且，五中全会的名单也是国际批准的，这些事情王明当时为什么不起作用？邓发表示：对于当时的错误，博古的确要负第一位的责任，李维汉、张闻天其次，但这些错误政策莫斯科是否也批准了呢？在夸大红军力量、断言党的路线正确等问题上，王明不是也同意了吗？就连当时同在代表团负责的康生也批评王明说，王明在莫斯科其实与当时国内博古中央也犯着差不多同样的错误，他在个别策略上有对的地方，但基本思想与博古相一致，这是应该承认的。康生还特别提到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问题，称王明从莫斯科回延后，不听劝告留在延安，非驻武汉不可，以及在武汉时期所犯的错误，都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513]
同日 谢觉哉听完报告后顺道去看望王明的病。[514]
9月29日后 毛泽东约任弼时等人一起正式向王明提出他在武汉工作时期犯有四个方面的错误，并具体提到了王明当时对独立自主原则的态度问题、王明当时拒绝发表毛《论持久战》的问题、王明在武汉会战期间的形势估计问题、和王明领导的长江局与中共中央的不正常关系问题。[515]
10月初 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发来一封措辞严厉的质询电，一连提了15个问题，主要是针对皖南事变以来毛泽东对蒋介石的不妥协立场，和苏德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苏联求援的冷漠态度而发的。[516]
10月3日 毛泽东给王明看了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后，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王明后来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一九四一年十月三日夜，毛泽东把季米特洛夫同志的电报拿来给我看。这个电报向中共中央提出十五个问题，其中几个问题是关于在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准备采取什么办法在中日战场上加强抗日军事行动，使德国在东方的同盟国日本不能开辟进攻苏联的第二战场。毛泽东请我研究一下这个电报，并说：‘明天我们一起讨论怎样回答。’”“十月四日和五日，在我们之间展开了异常尖锐的原则争论。我的意见是，应当加强中国抗日军事行动，使日本不能配合德寇攻苏。毛泽东不同意，但也说不出理由。但是，我有充分根据的论证，时常使他瞠目结舌，无话可说。尤其当我提醒他实行的反苏和联日路线时，他除了拍案狂叫怒吼外，全无道理可讲。”他还说：在这次谈话里，“毛泽东实际上解答了他为什么把王明、博古、洛甫、王稼祥、凯丰、杨尚昆、朱瑞等当作所谓‘教条主义主要代表’，把周恩来、彭德怀当作‘经验主义主要代表’来打击”。“毛泽东后来给这些人加上‘教条主义者’、‘经验主义者’、‘主观主义者’、‘宗派主义者’等罪名，作为他打击的主要对象，不过是他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手段。”[517]
10月7日 于延安杨家岭作五律《据理力争》，说“毛泽东拒绝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抗日援苏建议，我批评他违背马列主义关于民族利益与国际利益一致的原则，发生激烈斗争。他理屈，阴谋危害我的身体”。诗的内容是：
侵苏希魔急，日寇德同盟
抗战倍加紧，夹攻少可能。
中苏兼有利；协助竟无心！
为党尽人责，力争不顾身！[518]
10月7日晚 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与王明谈话。[519]王明以为有机可乘，便滔滔不绝地提出许多原则问题，责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王明事后悄悄对博古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那边的方式我是知道的，先提问题，后来就有文章的”。[520]
10月8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继续批评王明的错误，王明在发言中全面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对大家的批评进行辩解。
毛泽东在发言中说：“昨晚王明与我、稼祥、弼时等同志谈话，提出了许多原则问题，今晚他说的有些问题和昨晚谈的不同，经过了一些修改。昨晚说我们现在只要与中产〈阶级〉关系弄好，当现在苏联与中国异常困难的时期，须要与大资产阶级弄好，说边区施政纲领与新民主主义只要民族资产阶级便不好，而要与大资产阶级蒋介石关系弄好。王明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太左了。恰好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521]
王明在会上第一个发言。他郑重声明：昨晚和毛泽东等“是随便谈的，今天我对时局及过去武汉的工作发表我的意见”。他讲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关于时局。他主要讲了以下几个方面：
在国共关系问题上，他说：“最近国际来电要我们考虑如何改善国共关系，我认为目前国际提出这个问题要我们考虑是有原因的，我认为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弄得更好些是有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现在中央军与地方实力派对我们关系都不好，各小党派除救国会、第三党与我们关系较好外，其他党派与我们关系也不好。我们应与地方实力派关系弄得更好些”；“现在我们与国民党关系弄好些是必要的”，“我党虽在国共磨擦斗争中仍能执行统战政策，仍然拥护蒋介石，但在军事磨擦中对地方实力派消灭过分，对地主搞得太过，如冀中苏北等地政策过左，这是妨碍统一战线的”。
关于中国革命的特点问题，他说：“中国革命过去各时期都是反帝反封建的，但有一个是主要的。毛著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革命要完成反帝反封建，我认为在目前统一战线时期，国共双方都要避免两面战争，要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别。含混并举是不妥的。”
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权问题，他说：“中国革命的政权是各阶级联合的政权，目前需要工农，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地主各阶级联合的政权，毛著新民主主义论中只说工农，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政权，只说要联合中产阶级，未说要联合大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论说到经济政策中，说不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是缺点。目前政权是各阶级联合专政，但有各种形式，今天的政府要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参加，新民主主义只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今天主要是共同打日本，我们今日还不希望国民党实行彻底的民主共和国。这个问题要向蒋声明，向国民党说清楚。我认为新民主主义论许多问题都是对的，但有上面的缺点。”
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他说：“过去我们的口号，或者是苏维埃政权或者是国民党政权，现在是改为共同的抗日政权”；“过去我们的军队也同样，或者是红军或者是国民党军队，现在是共同的抗日军队”；“国民党五中全会实行军事限共后，便发展到政治磨擦，此后合作的条件也变了，发生了两个战争，打掉一些地方政权，阶级斗争也尖锐了，这是我们被逼迫进行的。但有些地方执行政策是左了，有些斗争是可以避免的”；“现在要与国民党关系弄好，可否采取下列办法？我们要求释放叶挺，八路军新四军除发饷外，我们可否提出：我们的政权与国民党政权是大同小异，而实际内容是小同大异”；“今后阶级斗争要采用新的方式，使党不站在斗争的前线，而使广大群众出面，党居于仲裁地位，可有回旋余地”。
第二，关于过去武汉的工作。王明说：“我认为十二月会议（1937年）与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是一致的，我与中央也是一致的，但个别错误是有的。”第一，强调斗争性不够，“但我在武汉工作时是讲独立性的”；第二，论持久战问题：“我对这小册子只有两点不同意见的，一点是认为西安、兰州会失守，另一点是国际援助问题。”第三，对时局估计问题：“因为当时武汉形势很好，对形势估计是乐观的。”第四，组织上的问题：“我当时不愿留在延安工作是不对的。”“我的总结：路线是对的，个别问题有错误，在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这个作风是我过去在国外单独发表文件做惯了，没有像毛主席那样慎重）在这个范围内给我任何处分我愿意接受”。
王明的说法当即就引起了与会者的一致反对。王明讲话期间，不时有人插话。他发言刚一结束，凯丰、陈云等人就明确表示不能同意王明推卸责任的态度，指出许多问题的发生并非与王明无关，尤其是与中央的关系问题，是各种错误的根源，王明并没有实事求是地加以说明。而王稼祥和任弼时关于共产国际尖锐批评王明的发言，完全出乎王明的预料之外，本来还决心仗着共产国际的电报与毛泽东一搏的王明，一下子被打蒙了。据王稼祥和任弼时介绍说，王明关于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谈话的说法，有许多不准确，有些关键部分没有谈到。如斯大林明确主张用军队创造自己的政权，主张搞游击战争；季米特洛夫强调现在不要谈领导权问题，当面告诫王明要与国内同志弄好关系，不论谁推举，也不要当总书记等。另外，季米特洛夫委托周恩来、任弼时告诉毛泽东，对王明要进行帮助，因为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都明确讲，王明有一些明显的个人缺点，如总是企图着把自己的意见当作中央的意见，一向喜欢拉帮结派，比较滑头，不够诚实，缺乏工作经验等等。[522]
任弼时的发言是：“我与恩来在莫时，季米特洛夫与我们谈话说到王明一些缺点，要我们告毛泽东帮助王明改正，我们回来只对毛说过，对王明也没有说，因为感觉不好对他说。有一次毛找王明、洛甫、康生、陈云和我谈过话，批评过王明一些缺点。后来他担任边区工作，开始实际工作的调查研究，我感觉他有进步。但前次政治局会议，王发言批评别人无党性，对自己缺乏批评精神。前几次毛与王谈武汉时期的错误，王还不愿接受，昨晚谈话更提出新的原则问题。今天书记处会上我不得不把季米特洛夫对我说的问题谈出来，帮助王明来了解问题。”任弼时说：“首先是曼努伊尔斯基，问我三点，我只记得下两点：第一问，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作中央的意见。第二问，王明是否想团结一部分人在自己的周围。”而季米特洛夫的评语是“王明缺乏工作经验”，“王明有些滑头的样子”。据共产国际的干部反映，有一次出去参观，米夫介绍王明为中国党的总书记，王明居然默认。张闻天插话说，《救国时报》宣传王明为英明领袖。任弼时接着说：“根据国际说的这些话，和王明回国后的情形，王确有‘钦差大臣’的味道。王的主要问题便是个人突出，自以为是，对国共关系问题有原则上的错误，特别是忽视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复活。”[523]
在与会同志对他批评后，他针对这些批评和毛泽东前几天的批评，分别进行了反驳。他说，“我认为12月会议与六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是一致的，我与中央也是一致的。但个别缺点是有的”，如“强调斗争性不够”，“但我在武汉工作时是讲独立性的”；关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有些同志了解与我了解不同，我的了解不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便是一切经过蒋介石”；关于《新华日报》不登《论持久战》问题，不是他不同意登，他只有两点不同意见，“因为当时武汉形势很好，对形势估计是乐观的”，等等。总之，“路线是对的，个别问题有错误，在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
有的学者评论说：“由于自信有共产国际指示为依据，王明在发言时极力做出有恃无恐的样子，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以求一逞。但王明这回再度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聪明反被聪明误’了。”[524]
还有的学者评论说：“王明在10月8日的发言是他最后的背水一战。1938年共产国际在斯大林大清洗中遭到严重摧残，王明的恩师米夫因与布哈林有牵连，已被处决，王明失去了保护伞。共产国际出于现实的考虑，实际上已半抛弃了王明。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季米特洛夫未与王明直接联络（或许有联络，但电报被毛截留），备感凄楚的王明只能审时度势，违心地向毛低头。正当王明独自一人承受来自毛的巨大压力时，季米特洛夫的电报犹如一剂强心针，顿时给王明注入了活力。他抱着孤注一掷的心理，向毛作最后一搏。”但是，“王明的反击被毛泽东当场粉碎”。[525]
毛泽东在王明发言后对他进行了批评，说：“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的许多错误，我们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地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最近我和王明同志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现在又提出目前时局的原则问题，我们大家来讨论是好的。王明在武汉时期的工作，我和他谈过在下面几个问题上有错误：（一）对形势估计问题——主要表现乐观；（二）国共关系问题——忽视在统战下的独立性与斗争性；（三）军事策略问题——王明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四）组织问题——长江局与中央的关系是极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打通电给中央与前总，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得到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王明发言说：“前几天我与毛主席谈过下面四个问题：（一）统一战线下独立性问题；（二）《论持久战》问题；（三）对武汉时期形势估计问题；（四）长江局与中央关系问题。”[526]
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提出：“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王明提出的政治问题。王明提议检查中央政治路线，我们要提前讨论一次。关于苏维埃后期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希望王明对六中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上说明。”[527]
10月8～9日 据王明《中共半世纪》一书说：毛泽东曾和康生、陈云找他谈话，把他们拉来“参加讨论，想请他们给他帮忙”。[528]
在此前后 撰写关于季米特洛夫来电要求中共中央加强中国抗日战场活动使日寇不能在东方开辟第二战场问题和毛泽东四次争论的综合笔记。[529]
10月12日 突然宣布有病，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向任弼时提出向中央请假。
由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写的《整风运动：1941年“九月会议”前后》稿说：“书记处会议后，领导同志们准备三天，拟定12日开政治局会议。毛主席准备了较为详细的讲话大纲，介绍7日谈话和8日会议情况，逐项批驳王明的观点，对前些天指出的王明四个方面的错误作了进一步展开。‘大纲’认为王明的首要错误是统一战线中的迁就倾向，不分左中右，只分抗日不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全无列宁主义原则；否认政治上我党有提高国民党的任务，民主、民生要求不提了，没有了开放民众运动的任务；认为国民党一切都好，要求立即加入政府，全无阶级警惕性，全然忽视它们反共；放弃了阶级立场，只有一个民族立场，混同于国民党，一切迁就国民党，离开共产主义者的原则。这种倾向，说好一点，没有清醒头脑，被民族浪潮冲昏了；说坏一点，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是陈独秀主义、孟塞维克主义、张国焘主义。这是严重的原则性问题。……毛主席认为，王明的其他错误是：在中日战争问题上，不作具体分析，有盲目乐观偏向；军事问题上，只是空谈五个统一与七个统一[530]，以对抗‘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对中央关于发展长江流域游击战争的意见置之不理；在处理党内关系上，坚持要到武汉去，使武汉长江局成为实际上的中央，反对延安用书记处名义，对延安、华北下命令，不印《论持久战》小册子，开六中全会不肯回来，到了西安还想回武汉去，形成‘独立自主局面’。‘大纲’也指出了王明还有一些‘对的地方’，还指出他犯错误的原因是主观主义（唯心形式），宗派主义（个人主义），这两个病根如不拔去，将来是很危险的。”[531]
杨尚昆回忆说：“会上，洛甫和博古带头作了自我批评和批评，会议对所谓‘国际路线’的错误取得了共识，连王明也不能不表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毛主席‘说是路线问题，今天洛甫和博古的讲话，我都同意’。但是，一涉及到抗战初期王明在武汉工作中的严重右倾错误，他便以攻为守，指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央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太左’，同斯大林的观点不一致。这自然遭到同志们的批驳。从此，王明便称病不出席会议，大家只好等待他的觉悟。”“王明为什么那么傲慢？他说《八一宣言》是他起草的，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是他创造的。实际上这些都是从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那里来的。他主张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事实上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一切服从蒋介石，放弃独立自主。有同志问我，如果王明老老实实认错，事情的发展是否可能会不一样。我认为王明根本不可能老老实实认错，他自以为有后台，有资本，顽固地坚持所谓‘国际路线’，而把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说成是离经叛道。”[532]
有的学者评论说：“以王明此前极力违心地颂扬毛泽东的表现来看，可以了解王明并不是一个一贯勇于坚持己见的人。他在整个形势一边倒的情况下破釜沉舟，不顾一切反过来批评毛泽东，是冒了极大风险的，其内心之紧张和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他这时惟一的赌注就是季米特洛夫的电报。8日会议的结果，特别是王稼祥和任弼时讲述的季米特洛夫等国际领导人对他的不信任态度，不能不使他如坠深渊，心理上受到相当大的刺激。惶惶不安一天之后，王明竟因过于紧张使心脏承受不住突发休克病倒了。原定12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被迫延期。”[533]
还有的学者评论说：“毛泽东在10月8日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对王明的批驳，及会上出现的一边倒局势，使王明深感孤掌难鸣，只得全线撤退。”[534]
10月13日上午 中共中央书记处派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去医院参加医生会诊。医生们提出，王明目前的情况，至少应当卧床休息三个月。王明亦托李富春转告中央政治局，请求休养期间不参加书记处工作会议，只参加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听说后，马上又派任弼时去医院看望。王明见到任弼时时，已经没有了8日会议上的那股勇气了。他明确表示，他接受毛泽东在8日会议上对他在武汉期间错误问题所作的结论，即在政治上组织上有原则性错误，但不是路线错误。他很抱歉暂时不能出席政治局会议了，但关于对目前时局的意见，仍可请政治局同志到他房间去谈，然后由政治局讨论，他病好之后再看记录。与此同时，他最关心的还是莫斯科对他的看法，故拐弯抹角地向任弼时打听，季米特洛夫到底还说了他一些什么。[535]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却说他住院是被迫的，而且是毛泽东为了“毒害”他。他说：“我同毛泽东关于季米特洛夫同志来电问题，从十月四日到九日在他家里发生争论。因此从一九四一年十月四日起，我至少每日一次在他家吃饭。八日我开始严重胃痛腹泻并大量便血，头晕目眩，心脏衰弱。经医生检查，认为我的情况很象中毒症状。九日我已病重，但毛泽东派他的机要秘书叶子龙把我从床上拉起来去开会。十日我完全病倒不能再起。”“而毛泽东以‘紧急修建’中央大礼堂和中央办公厅为名下令李富春立即组织动工。在离我住处几十米的地方工人们日夜不停地用炸药炸石头。剧烈的爆炸声昼夜不断地轰鸣，使我完全不能休息，以致病情加重。我向李富春要求停工两天或另炸别处，他回答就：‘这是毛主席的命令。工一分钟也不能停。’十月十四日李富春和傅连暲（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央保健局局长）同来我处，用汽车把我送进中央医院，指定金茂岳为我的主治医师。”“入院后，金茂岳用一些有害疗法，使我衰弱无力，不能出院。”[536]
王明在这里的说法并不可信：第一，王明当时已经被批判，毛泽东不可能从10月4日起每天至少让王明在他那里吃一顿饭；第二，9日中央并未开会，叶子龙不可能从床上把王明拖到会上；第三，中央大礼堂和中央办公厅的施工可能对养病的王明会有影响，但这并不是为了摧残他。
但据延安十多位医生1943年7月20日所作的《关于王明同志病过去诊断与治疗的总结（自一九四一年九月到一九四三年六月）》说，自王明同志病到服用“Streptoclde”（自1941年9月到1942年3月13日）的治疗是存在问题的。《总结》中说：金茂岳大夫及1941年10月12日对王明心脏病的会诊，以及对病人有痔疮、扁桃腺炎的结论，是正确的，“但当时金主任对王明同志心病估计不足，只能想到王明同志官能性的心脏病而未想到既往的心脏器质的变化”。在治疗方面，有以下五个问题：第一，服Mistalla（盐酸泻剂）的时期过长，一共连续地服用八天，共120C.C，这样可引起肠胃衰弱，以致消化不良。第二，Mistalla可使盆腔充血，而致痔疮便血增加，不得已时偶用一次即可，最好用油类泻剂，或用油来灌肠，“而金主任却长期使用‘Mistalla’，这是不适合的”。第三，当时病人在吃了Mistalla后，已经通便，而至每天大便数次，便血及量亦增加，“金主任对此还没有注意，对病的经过缺乏严密的观察，没有即时吩咐停止使用‘Mistalla’”。第四，“在病人便血时金主任用腹部按摩是不对的”。第五，病人所患的是心脏病，“而金主任的治疗却是劝病人打铁球、打麻将、过劳的到河边散步，而致使病人过劳又犯病，但在休息几天后，金主任仍强叫病人继续作，这是违反治疗原则的”。有人根据这个《总结》做出结论：医疗过程中有缺点错误，属于医疗事故，与王明说的陷害无关。
有的学者说：“王明是于1941年10月13日躺进中央医院的，以后陆续有中共领导人前去探望。对毛泽东、任弼时等，王明总是做足表面文章，表示愿意接受批评，诚心检讨。而对王稼祥、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人，或刚从外地回来的刘少奇等人，王明则每每大吐苦水，甚或宣传他的两面战争打不得，互相牵制如何集中力量打日本援苏联那一套。特别是对在延安的俄国人，他更是一有机会就要进行煽动和挑拨，打探莫斯科有无进一步指示来。”[5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