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538] 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到他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作的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草案要点。
由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写的《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和“历史草案”》稿说：“10月13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首，有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和彭真参加，并由王稼祥负责起草文件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在这次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谈到了他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作的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草案要点。他说：（一）说明这一时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比之立三路线，形态更完备，时期更长久，结果更悲惨。（二）这一错误的时期，从1932年开始，到1934年五中全会时发展到最高峰。（三）对我党二十年来的历史的初步分析：五四运动至大革命时期——在指导思想上是唯物辩证法的时期，我党生动活泼的时期；1927年下半年——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指导思想的机械唯物论时期；立三路线与苏维埃运动后期——这是‘左’倾机会主义时期，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六届三中全会虽在形式上克服了立三路线，但在实际政策上没有执行正确的转变，四中全会决议对于当时形势与工作政策没有具体决定，只说明交新的政治局讨论，但新的中央政治局没有完成此任务……毛主席还对以上几个错误时期的主要负责者的情况作了分析，指出：1927年大革命后期的错误，主要负责者是陈独秀；立三路线时期的主要负责者是李立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要负责者是博古同志。”“毛主席的这些意见是他写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即“历史草案”）的基本思路。”[539]
10月13日下午 任弼时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转达说：王明因病不能到政治局会议，他提出以下意见：“1.关于王明在武汉时期工作，同意毛泽东十月八日的结论”；“2.关于他对目前时局意见，请政治局同志到他住室交谈，以后由政治局讨论，他好了再看记录。今天富春参加医生的复诊，医生提出休息三个月。王明向我提出休息时不参加书记处工作会议，只参加政治局会议。王明病中还问我季米特洛夫批评他什么，我记起一点告诉他：季说王明在中央工作，不应在外工作。”
毛泽东在会上说：王明生病，关于武汉时期工作只好停止讨论。关于王明在武汉时期工作中的错误，就以十月八日书记处工作会议的意见作为定论。对他说明，他在武汉时期的工作，路线是对的，但个别问题上的错误是有的，我们就是这些意见。如他还有什么意见，等他病好后随时都可以谈。以上意见委托弼时同志向他说明。关于政治局会议讨论苏维埃后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问题，我准备在此次政治局会议上只作一个结论草案，提交七中全会。七中全会也只作结论草案，再提交七次大会作成党内的结论。结论的要点是：（一）说明这一时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比之立三路线，形态更完备，时期更长久，结果更悲惨。（二）这一错误的时期问题，从一九三二年开始，到一九三四年五中全会时便发展到最高峰。（三）我党二十年来的历史问题。五四运动到大革命时期，是唯物辩证法运用比较好的时期，是我党生动活泼时期。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其思想是机械唯物论的。立三路线与苏维埃后期是“左”倾机会主义时期，是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四中全会虽在形式上克服了立三路线，但在实际政策上没有执行正确的转变。[540]
10月21日 作七律《病中即事和谢老原韵》一首送谢觉哉。
10月22日前[541] 毛泽东写了题为《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的长篇文章。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说：大概在起草结论草案以前，“毛泽东还写了题为《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的长篇文章，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以及策略方面逐篇地系统地批判了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九篇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指出它们的主观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特征。毛泽东当时只把这篇文章给刘少奇、任弼时看过，一直没有发表……因此，当时这篇文章不但在社会上，并且在党内也没有直接发生影响。但通过写作这篇长文，使毛泽东对那个时期中央的路线错误的认识大大深化了。”[542]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批判的九个文件中，有两个是王明在国内时由临时中央政治局发出的，即《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9月20日）、《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9月2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对〈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一文的批语》注释说：“文章着重从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方面予以展开，根据九个文件写成九个部分，亦称为九篇文章。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九个文件，都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共中央发出的，时间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二年五月。这些文件大致反映了王明等人的指导思想和主要政策的内容。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初稿写出后，曾作过好几次修改。初稿题目是《关于和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后来先后改为《关于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关的一些主要文件》、《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内容上也作了一些较大的调整。”[543]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开始使用“从‘九一八’至遵义会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提法。这说明他已经把王明的错误包括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之中。文章说：“从‘九一八’至遵义会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所谓两条战线斗争是主观主义的”[544]，并说王明等人的路线并不是真正的“国际路线”：
“左”倾路线随时都把自己的路线冒称为国际路线，许多文件上都可见到。这是不对的……我们不说共产国际在这个时期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上没有错误，这是有过的，并且是严重的；但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路线就是纠正李立三冒险主义的那个路线，就是反对先锋队不顾主客观条件，脱离群众，冒险激进的“左”倾机会主义，同时又反对不顾主客观条件，脱离群众，畏缩不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那种路线。王明、博古、洛甫的路线并不是共产国际的路线，共产国际并没有叫我们举行上海暴动，又没有叫我们号召罢操，抢劫军粮与举行飞行集会，又没有叫我们强迫示威与强迫罢工，又没有叫我们率领灾民在武汉、九江、芜湖、江北成立苏维埃，又没有叫我们否认革命不平衡，又没有叫我们在华北建立苏维埃，又没有叫我们在广东、江苏、山东组织义勇军，又没有叫我们指挥红军打大城市，又没有叫我们成天地说什么帝国主义全体一致地进攻苏联，又没有叫我们成天地说什么国民经济总崩溃或国民党统治总崩溃，又没有叫我们成天地说什么兵变潮流普及全国，又没有叫我们不顾实际地实行那些错误的脱离群众的土地政策、劳动政策、肃反政策与文化政策，又没有叫我们指定几个毫无经验的新党员成立临时中央这样一件大事也不告诉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与中央委员一声，就大摇大摆地垄断一切与命令一切……又没有叫我们幼稚得像个三岁小孩子，蠢笨得像个陕北的驴狗子，滑稽得像个鲁迅的阿Q，狂妄得像个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一切这些，共产国际都并没有叫我们做过，都是我们这批坚决执行“左”倾机会主义的老爷们自造自卖的道地货色，这一点是断不可以不辨的。[545]
胡乔木在1990、1991年《关于党的历史文献的编辑和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的谈话中说：“‘九篇文章’表示毛主席对第三次‘左’倾错误的认识深化了，以前没有这样深化。尽管里面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后来还有发展，但当时毛主席的这种认识是比较系统的，从毛主席的思想上来说是弄清楚了的。”[546]编写组在帮助胡乔木写的《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和“历史草案”》稿中说：“‘九篇文章’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批判，在毛主席对这条错误路线的认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跨越。”“毛主席是三十年代初最早认识并坚决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苏区领导人之一。他也因此成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经常打击的对象，被他们骂为‘右倾机会主义者’，‘丝毫马克思主义也没有’的‘庸俗的保守主义者’，并在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和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被排挤出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但那时毛主席并没有认识到临时中央领导者的错误是路线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在长征路上，毛主席深入分析了红军失败的原因，得出了临时中央领导者在军事领导上存在着一条错误路线的结论，但对其政治路线还没有明确提出疑义。这从张闻天同志根据毛主席的发言起草的‘九篇文章’在‘九月会议’对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所作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其实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其理论的理论，脱离群众四字尽之矣’；其代表人物是王明（创始者与支持者）和博古、洛甫（继承者与发展者）；其特征是比立三路线形态更完备、危害时间更长久、造成损失更惨重；其形成标志是王明中央1931年9月20日发表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这一点，在起草历史决议过程中，毛主席的认识又发生了变化）。此外，‘九篇文章’还指出了苏维埃运动后期在形势估计上、在党的策略任务上、在党内斗争上，在对中国革命许多根本问题——阶级关系、土地革命、反帝斗争、革命战争等的解决上存在的错误，并列举了大量的证据。”[547]
10月21日 于延安中央医院作七律《阴谋毕露》，说毛泽东阴谋谋害他，内容是：
季电力争尚未完，王突病倒毛开颜。
令轰岩石山腰畔，直逼我窑门面前。
日夜炮声无止息，身心疾患更加添。
因知理屈阴谋使，危害行污共党员。[548]
同日 于延安中央医院作七律《病重即事和谢老原韵》，诗曰：
一身僵卧脑难停，静瞰碧空数列星。
有病方知键时乐，失眠深感梦中馨。
欧亚战息长矛盾，今昨脉评总径庭。
寄语谢公善珍摄，食多事少自遐龄。[549]
10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讨论通过了前此中央学习组有关过去历史的基本结论之后，毛泽东当即开始起草《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
这个草案长约两万字。主要观点是：“中央政治局在收集详细材料经过详细讨论之后，一致认为四中全会及其以后一个时期，中央领导路线虽有缺点、错误，但在基本上是正确的。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这一时期内，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
关于六届四中全会至九一八事变这个时期的中央路线，草案首先肯定了“四中全会的成功方面”，接着指出了四中全会的五条错误：（一）四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路线的思想根源是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水火不相容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埋伏了后来“左”倾路线的思想根源。（二）四中全会没有对于当时的国际关系与国内阶级关系作出任何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没有具体指出中国革命特点的极大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因而没有具体规定当时苏区和白区的策略任务。他们只是抽象地了解立三路线，而不能反对其具体的错误策略，并认为白区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应当继续“举行集会、游行示威”一类的盲动策略，这就埋伏了后来“左”倾路线的政治根源。（三）四中全会在组织路线方面犯了类似立三路线“压迫政策”的错误，打击了太多的人，如瞿秋白、关向应，还有何孟雄、林育南等，这些同志在本质上都是好的，这就埋伏了后来的“左”倾路线采取宗派立场的根源。在组织政策上的宗派立场还表现为，不相信苏区党与红军的原有领导，派遣自己相信的人去取而代之。所谓“钦差大臣”制度自此始。（四）四中全会认为“右倾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对反罗章龙来说是对的，但对全党来说是错的。当时党内情绪以反映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急躁性为多，四中全会没有指出党内“左”倾危险的严重性，并强调反对所谓“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这就埋伏了后来“左”倾路线在全党大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源。（五）四中全会“全靠共产国际”，只克服了当作政治形态（其主要部分）的立三路线，不能克服当作思想形态的立三路线，这是后来形成新的立三路线的最主要原因。他们强迫推行共产国际东方部制定的极左的土地政策，大反其所谓“富农路线”，造成了在经济上消灭富农，在肉体上消灭地主，影响中农利益的严重局面。[550]
关于九一八事变到遵义会议期间的中央路线，草案认为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各方面都犯了严重的原则错误，形成了一条形态最完备、时间最长久、危害最严重的错误路线。草案概括地说明：“这条路线的性质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而在形态的完备上，在时间的长久上，在结果的严重上，则超过了陈独秀、李立三两次的错误路线。”草案分析：这条路线在思想方面犯了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在政治方面，对形势的估计，对策略任务的提出与实施，对中国革命许多根本问题都犯了过“左”的错误；在军事方面，犯了从攻打大城市中的军事冒险主义转到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保守主义（同时也包含着拼命主义），最后在长征中转到完全的逃跑主义的错误；组织方面犯了宗派主义错误。草案还指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实际上克服了当作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解决了当时最主要的问题——错误的军事路线、错误的领导方式和错误的干部政策，实际上完成了由一个路线到另一个路线的转变，即是说克服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这个结论草案的许多重要内容后来被吸收到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551]
这次会议，对十年内战后期中共中央领导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的认识。所说的“十年内战后期”，是指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开始的中共临时中央领导的时期。[552]
关于九一八至遵义会议期间错误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原来只写了博古，后来在修改时才加上王明的名字，将这条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改为“王明同志和博古同志”，认为“王明同志与博古同志领导的这条路线是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各方面都犯了严重原则错误的，集各方面错误之大成，它是形态最完备的一条错误路线”。[553]有的文章认为：“通过给王明戴上第三次‘左’倾路线代表人物的帽子，进而搞臭王明，最终目的是为了打倒王明，巩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554]
为什么当时没有提王明路线呢？1985、1986年胡乔木在《关于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的谈话中说：“1941年历史问题草案稿为什么写博古路线而没有提王明路线，这一方面是因为博古的错误时间较长，另一方面是王明1937年第二次回国，又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对毛主席的领导大有取而代之的味道。虽然六中全会批评了王明，不让他去南方局作负责人，留在延安，但王明始终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而说是博古的错误。”“《决议》最初不提四中全会是路线错误，这里有认识方面的原因。毛主席对四中全会不完全了解，情况不熟悉，对王明小组织也不很清楚。对博古的错误虽然知道，但还牵涉一些同志，他对这些同志的来龙去脉是逐步弄清楚的。至于共产国际这个因素，一般都会考虑到的。四中全会蒙上一个共产国际的影子，不了解内幕的人不容易理解。开始，中央没有集中力量考虑这些历史问题……毛主席最初把‘九一八’看得比较突出，因为‘九一八’后国内形势发生根本的变化。”[555]
有的学者评论说：“从毛泽东此时就王明问题所作的结论，和他起草的这一决议草案的定性都可以看出，他对王明的问题及反抗虽有诸多不满，但至少在这段时间里仍抱与人为善之心，对其在武汉时期的问题只提到个别的原则性错误的高度，对其在苏维埃后期的表现只提出反立三路线不够彻底。即使是对王稼祥、任弼时在书记处会议上介绍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个人品质方面的种种批评，毛泽东也明确提议不要扩散，包括在政治局会议上也不必再讲。这显示毛泽东这时并不感觉王明对他的领导地位存在任何威胁，仍准备王明病好之后重回政治局和书记处工作，没有借机上纲上线，把王明搞臭，一棍子打死，一了百了的想法。”[556]
有的学者还评论说：“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的结果表明，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控制力已基本丧失，在中共政治生活上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国际派已经土崩瓦解。王明实际上已退出中共核心上层，从此不再对中共重大决策起任何作用。”[557]
10月27日 作口语体七律《病中月夜感怀》，诗曰：
漫天星斗半轮月，上似电光下似雪。
中日战场少接触，德苏阵地拼热血。
夜阑壮士正游击，人静将军好划策。
我亦革命一士兵，思来想去眠不得。[558]
10月 于延安中央医院作自由体诗《莫斯科颂》和古体诗《杨家岭》，[559]孟庆树为此二诗谱曲。
本月至1945年底 王明1950年填的简历表说在此期间自己“因病未工作”。
11月2日 于延安中央医院作自由体长诗《—万三》，记日寇飞机轰炸重庆，因防空警察将防空洞门关闭，闷死1.3万人之惨剧。[560]
11月7日夜 于延安中央医院作七绝《遥望莫斯科》。[561]
11月9日 与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秦邦宪致电祝贺冯玉祥60诞辰。[562]
11月14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致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电：“寒午电悉。我们是被聘的参政员，蒋介石决无强迫我们出席之理，我们绝对不能在蒋介石压迫下出席参政会。请以下函即刻送达参政会。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王秘书长勋鉴：同人等因事不克出席本次参政会，特此请假，敬希谅察。毛泽东、陈绍禹、林伯渠、吴玉章、秦邦宪、董必武、邓颖超十一月十五日。因事二字请勿漏，并请你们即刻准备对付蒋介石从各方面给予我们的压力。”[563]
同日 冯玉祥六旬寿辰，《新华日报》出版庆祝冯玉祥六十寿辰专页，发表了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陈绍禹、秦邦宪、朱德、彭德怀、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以及各民主党派、地方实力派代表人士的祝词。[564]
12月7日 于延安中央医院作口语体五律《夜半狼声》三段。[565]
12月 毛泽东主持编辑的秘密文件集《六大以来》全书编成出版。有的论著说：这是毛泽东用了半年时间精心准备的“一块砸向王明等留苏派的‘石头’”。[566]
冬 于延安中央医院作七律《海上故人》一首悼任作民。[567]
本年底至明年初 康生跑到西北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作了一次与会议内容毫不相干的表白，大讲自己在莫斯科时就是反对王明路线的，是同王明作斗争的，而王明是一向压制他、打击他、排挤他的。为了让人相信这套谎言，康生又煞费苦心地编造了一个假证，就是他把过去王明赠给他的，一直视作珍宝的王明那本《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找出来作了批注。在“两条路线”四个字旁边批道：“实际是一条路线，即都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接着，又把“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中的“布”字改为“孟”字，并批道：“应该改为‘为中共更加孟尔塞维克化而斗争’，那就真正名符其实了。”[568]
师哲也回忆说：“他初到延安还极力吹捧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奋斗》，后来听到毛主席的批评，他立即又说：王明的小册子简直就是‘为中共更加孟什维克化而奋斗’，并把自己喊了‘王明同志万岁’的那份副报告文字稿立即销毁，随即向毛主席诉苦，说他在莫斯科如何受王明的排挤、歧视、打击，处处同他过不去，甚至受到迫害等等（此手法后来又用于别人身上）。应该承认，康生那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要比王明高明得多，巧妙得多。”“1942年初，西北局召开的一次约百人的高干会议，会议的任务本是讨论、推选、通过七大代表，然而会议期间，康生突然出现了，并要求在会上发言。他讲话长达两个小时，却与会议的任务毫无关系。他讲的内容，主要是说他在莫斯科如何受王明的打击、压制、排挤、限制，甚至给他造成了无法活动、不堪忍受的环境，以致后来他被逼病了，神经失常了，如此等等。尽管他自己讲得慷慨激昂，听众却没有被感动。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编造得太离奇，不近情理；另一方面是因为西北局的同志对共产国际方面的情况都不了解，所以听不懂。而康生选择的正是这样的对象，他只要给他们一个‘康生与王明不合’的印象便足矣，他们还可以替他宣传。”[569]
本年 曾起草《关于解放区政权工作问题的决议（草案）》、《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问题的总结》。《写作要目》说：前者是“中共中央决定起草的，原定为七大用的”；后者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准备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草案”。
本年 骂给他做衣服的同志。
中央党校第一部组织科王为群1943年11月16日写的《知道王明的几件事》说：四一年王明在中央医院养病，因为他做的衣服不合适，决定再给他做一套，即让被服厂兰厂长及徐亚文同志亲自去给他量衣服，还未说完，王明就骂起来。他们回来之后很感伤心。
40年代初 向斯大林打了一个小报告，说“毛泽东也是托派”。[570]
1942年 38岁
1月16日 《新华日报》发表以陈绍禹的名字发表《赞“大兵诗人”焕章先生六十大寿》。
2月1日、8日 毛泽东接连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反对党八股》的整风动员报告，发动了延安整风运动。
《整顿党风、学风、文风》的报告痛斥王明等人搞的教条主义“比屎还没有用”。报告说：“他们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只要你认得了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个什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晃脑的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杀它，它会叫，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肥狗，有什么用处呢？”[571]
有的学者认为：“坦率地说，整个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的进行，是挟战胜王明等头号教条主义代表之余勇，一鼓作气将中下级干部统统纳入其思想轨道的努力，目的在于肃清教条主义的余毒，和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风气，在他领导下造成真正思想统一、行动统一的党。”[572]
还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执意将上层革命引入中下层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摧毁王明等的党内基础，在全党肃清王明等俄式马列主义的影响，从而确立自己‘新解释’的至尊地位。多年来，王明作为俄式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代表，拉斯大林的大旗作虎皮，在中共党内已建立起广泛的影响。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共党内普遍存在的照搬马列原典和盲目崇拜苏联的气氛。王明等在这种气氛下，八面来风，如鱼得水，不仅争取到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派的合作和支持，王明本人也赢得了全党的尊敬。眼下王明虽然已退出中央核心层，但还未正式缴械投降，若不乘势打碎党内根深蒂固的苏联崇拜情结，斩断俄式马列主义伸向中国的须根，在全党搞臭王明及其同伙，一遇风吹草动，很难排除王明有挟苏联支持、在最高层卷土重来而获全党普遍拥戴之巨大危险。”[573]
2月16日 于延安中央医院作七绝《忆牡丹》。诗曰：
雍容傲骨岂凡流，荷菊梅兰未可俦。
自是凛然争气节，独逢乱谄不低头。[574]
有的学者评论说：“王明在这个时候作《忆牡丹》，还有深层次的含义。本编开头已经讲到，他遵照母亲的嘱咐学牡丹之所为，开始了他的人生追求。纵观他走过来的前半生，的确很像牡丹的性格及特点：生长庭园之中，刚长出一根枝条，马上就要向人显示；一件好事未做完，立刻想当众大吹大擂；招引朋友和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手舞足蹈，眉飞色舞。缺乏慎言多思的修养，大有轻浮喧嚣之气。像美女自己欣赏自己，简直不知羞耻。即使外表显得强大，实际是外强中干。名利还未受到毁坏时，贪欲日益强烈……牡丹虽是花中之王，但它只开花不结果，从事业上说断无成就，他母亲教他不学芍药而学牡丹，是要学牡丹有骨气，家穷志不短，不向阔少爷们低头，将来好有出息。但王明对抗整风运动的‘雍容傲骨’，是违背母意的，‘不低头’表示坚持错误到底的决心，也是违背母意的。”[575]
2月21日 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周恩来，说：“政治局在去年十月间曾详尽讨论了过去路线问题，一致认为四中全会至九一八中央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好几个严重原则错误。九一八到遵义会议（共三年又四个月）中央路线是错误的，遵义会议后中央路线是正确的。结论已写好，尚待七大前你及少奇、德怀回来方能讨论决定，交七大通过，在内部发表（对外不发表）。现在高级学习组中可以讨论过去问题，但不牵涉人的问题。研究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请加注意。”[576]
有的学者评论说：差不多在整个1942年，毛泽东都没有决定把整个斗争矛头指向王明。他在这一年的2月下旬给周恩来的电报，明确表示他仍然保持1941年10月会议期间的观点。在这封电报里，毛泽东明确认为，对中国革命危害最大、最需要清算的那段“左”倾错误，还应该从博古中央成立之日，即1931年“九一八”以后算起。[577]
2月 作五言诗《所谓整风运动》，诗曰：
名为整三风，实为行四反；
一切为个人，其他都不管。[578]
王明在诗后加注说：“四反”，“即反对列宁主义、反对共产国际、反对苏共和苏联、反对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个人”是指“毛泽东制造毛泽东主义，建立个人党内专制和个人军事独裁”；“其他都不管”是指“不管所谓整风运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造成什么损害，也不管它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运动造成什么损害”。
3月7日 《大众日报》第317期发表王明的《语录：关于保育母亲儿童》和《语录：关于妇女政治觉悟》。[579]
3月30日 作五律《病中惜春》二首。其第二首是：
蜷伏寒窑里，身心渐觉春。
天风催地绿，岸柳入门青。
诗切树云感，琴听山水音。
深怜多病客，忙里作闲人。[580]
3月～5月 在医院治病时发生了对他用错药的情况。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这是毛泽东通过李富春指示主治大夫金茂岳用大剂量的含汞药物来毒害他。他说：“在一九四二年三月至五月多次用大量汞剂毒害我。这期间正是毛泽东公开实行反共产国际、反苏、反党、反王明和其他所谓‘莫斯科派’的‘整风运动’之时。我时常昏迷不醒。只因陪我住院的我的妻子孟庆树同志细心警惕，我才免于一死。可惜，她当时还不懂医药，但每见服药后反应不好，她就不再给我服用或把它抛弃。后来她就把可疑的药方收起，不再取药，并找中西医同志们急救。”[581]
金茂岳晚年在接受采访时详细说了给王明治病的经过，认为自己在治疗中没有多少责任。[582]但据1943年7月20日延安医生所作的《关于王明同志病过去诊断与治疗的总结（自一九四一年九月到一九四三年六月）》说，王明在服用了金茂岳开的药以后确实发生了严重的肝胆病，以及汞中毒。
在服“Streptoclde”到服甘汞（自1942年3月13日到1942年3月21日）这个阶段，金茂岳在回忆中是这样说的：大概是1942年四、五月间，他给王明检查后，认为为了防止心脏病继续恶化，应把扁桃腺割掉，并向傅连暲讲了，又找黄树则、马海德一起进行了研究，决定了割扁桃腺，可是还没等手术，王明扁桃腺又发炎了，不能再做手术，于是改吃黄胺，但吃了两片后，王明感到肝脏的右边有些疼痛，发现后就停了这个药。但是，第二天不但肝区痛没有停，又发生了黄胆角膜发黄，诊断为卡塔尔性的黄胆。[583]可是据会诊总结，决定给王明割扁桃腺、割痔疮等不是发生在1942年四、五月间，而是在3月份。决定割扁桃腺也没有向傅连暲汇报，而是“在金主任决定要开刀割扁桃腺的前两天，由付处长（即傅连暲——笔者）、魏一斋临时不赞成，而才作罢”，“金主任对一个负责同志作如此大的手术，不经向上级商妥，也不顾客观条件就贸然决定，是不对的”。“至于割痔疮，金主任也没有估计到病人的身体，而要割那样大的面积的痔疮，也不对的”。决定不割扁桃腺后，金茂岳与侯健存主任、傅连暲处长商量，决定给王明服Streptoclde。但当时所服之药是否Streptoclde，还值得调查，因为“该药六粒是由金主任直接给王明同志的，没有第三人证明，也没有药方”；“直到大讨论会的第二天会上（1943.7.18）金主任的答复是模糊的”；“病人的记忆与卫生部拿来的大小形状也不相同”；“服此药后病人的中毒症状与某些其他药品中毒症状是相同的，例如砒制剂，服后肝脾都可肿大”。“即令金主任给王明服用的的确是‘Streptoclde’，但直到小组研究材料时，金主任对此药药理作用，用法禁忌，及副作用、特异质等仍没有很好的研究，当时轻易给王明同志用此药是冒险的。”正如金茂岳回忆所说，王明在服用了Streptoclde之后，就发生了严重的肝胆病，但会诊总结说并没有在吃了两片后就立即停药。会诊总结说：“王明同志服了此药（所谓Streptoclde）就发生反应与副作用，三月十三日服一片即头晕，三月十四服二片，即呕吐头晕、肝剧痛、脾肿大、心区痛、体温不升，金主任全未注意，未即时停止服药，在三月十五日又叫病人吃一片，于是吐及其他症状更加剧烈，肝区痛……这种情形说明金主任是未负起责任来的，这也是不对的。”“总之，王明停止服所谓Streptoclde的药以前，只有心脏病、扁桃腺炎、痔疮。吃此药后，就发生严重的肝胆病。”这说明，金茂岳是不是给王明吃的是Streptoclde，当时还不能确定。但吃了这种药后，王明就发生了严重的肝胆病。
在服甘汞时期（自1942年3月21日到同年6月），金茂岳在回忆中说，王明发生黄胆病以后，当时内科一般采取的治疗方法是清泄，清泄药当时就用甘汞。英国有个内科专家叫霍曼，他出的书中也是这么说的，用甘汞加点苏打，防止分解成氯化汞。服用这个药后王明吃饭就好一点了，于是就把它停了。但白班护士没通知夜班护士，夜班护士还继续给他吃，于是黄胆不但没继续减轻，而且又加重了。他并不知道夜班护士没有停药，以为他病的加重是甘汞用得不够，于是又用了药，没想到用药之后病情加重了。在这之后请李鼎铭先生开了中药，情况才很快好转。[584]但会诊总结并没有把服用甘汞的责任归于夜班护士，而是认为金茂岳用甘汞清泄和采用的剂量、方法都是错误的。《总结》中说：“金主任认为甘汞是治肝的唯一的圣药，是没有理论根据的。一切内科书上，对肝胆病的治疗，固可用甘汞，但还有其他盐类泻剂（如硫酸美（镁）、硫酸钠、人工盐等），所以并非唯一的”。至于剂量，也存在很多问题：第一，剂量不清。“第一次服用甘汞的处方（三月二十一至三十一共服二十六包）是找不到了。在金主任的吩咐上甘汞每包剂量是0.02克，但我们遍寻中央总卫生处下的各药房，也未查出此方，而各司药都一致说没有配过0.02如此小量的甘汞，而且在一般的药房是不好配的……同时有人认为王明同志服甘汞后病情变化的程度，也不像0.02的剂量所致。因此，第一次甘汞处方到底是0.02或是0.1，或是0.2（0.1及0.2的剂量以后都开过）还是疑问，待调查研究”。第二，剂量过大。“用甘汞自小量加到最大量（曾开过一天0.4的甘汞的处方），同时甘汞粉子，一开就是十或二十或三十包，放在病人处是危险的，特别是见光后，可以分解，就更毒。”第三，用药时间过长。“第一次自1942年3月21日到1942年4月3日服用了十三天的甘汞”；“第二次自1942年4月29日到1942年5月5日又吃甘汞七天，而且在病人回杨家岭以后，直到今年二月金主任还开过两次甘汞，其中并有一日总量为0.6克者。据中华药典及中国人体质，这是超过极量的（幸而病人未吃）”。“因处方与吩咐与护病记录的记载都有出入，处方不全，所以王明同志到底吃了多少甘汞，是难于计算的。即仅就已经确实服下之甘汞而言，总量确实是大量的（若按医生吩咐服法，续服下去，则可吃到20.4mg的甘汞，如此大量足以引起数人中毒或致死）而致中毒，影响心肝脾肾肠胃、口腔、牙齿、神经等器官，这是事实。”第四，甘汞用法错误：“甘汞本不溶于水，而金主任给王明配甘汞水剂吃，服药前摇荡，□是不匀，可能先吃的含少量甘汞，而甘汞沉下去，最后一次服下更易中毒。”第五，甘汞配合不当：“甘汞与小苏打或与硫酸钠、硫酸美、溴化物等配在一起，可使甘汞变为升汞。或把汞变为可溶性的水银盐，则吸收更易，增加毒力。而金主任给王明服甘汞时又是把禁忌品配在一齐用，有时禁忌药品虽不与处方开在一个处方上，却把两个处方同时间给王明服，这是很不对的。”第六，“关于甘汞服法剂量等，都没有在会诊时向会诊医生报告、商讨”。第七，记载不合乎规则：“金主任的病历表中在服甘汞期间记载很简单（别的时期也有这样的现象），重要症状及处方没有记上，对护士的口头吩咐，与文字吩咐有时不一致，特别是甘汞的处方有改的，这都是不合乎医生规则的。”另外，这份《总结》还指出，在发现问题后，金茂岳并没有立即停药，而是坚持给王明服用甘汞。第一，病情恶化，出现汞中毒现象后，“金主任仍叫病人坚持服用”。第二，“司药提出甘汞不溶于水，请金主任改处方，金主任看了药典，仍继续又开数日处方”。第三，“护士报告金主任药水变色了，但金主任仍叫病人继续吃，病人不吃，金主任不高兴”。
4月6日 王明请李鼎铭先生为其开中医处方，服后病情好转。[585]
5月1日 王明再请李鼎铭先生为其开中医处方。[586]
春 于延安中央医院作五律《谢中医李老鼎铭》及《题志丹陵》。前一首内容是：
旧疾联新疾，呻吟逾数旬。
金医云无望，国手妙回春。
照世留肝胆，爱人以腹心。
忘年友知己，深感幸平生。[587]
5月19日夜 作双五律《陕甘宁边区地图漫题》。[588]
5月22日 被派驻延安的共产国际驻中共区的联络员兼塔斯社随军记者、苏联人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王明（陈绍禹）是政治局委员，女子大学校长。该校有1500多名学生。王明38岁。”[589]
6月11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看来，毛泽东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是错误的。王明（陈绍禹）坚持共产国际的立场。他和博古、洛甫等人，是赞成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以及与联共（布）的友好合作政策的。”[590]
6月29日 苏联医生阿洛夫到延安后，王明吃黄胺后得了急性肾炎。[591]
金茂岳在回忆中说：苏联医生阿洛夫来了以后，他请阿洛夫给王明看病，阿洛夫说吃黄胺应一个星期一个疗程，七六五四三二一，即第一天吃七克，第二天吃六克，依次类推。但第二天王明刚吃了两片，就肚子疼，尿血，得了急性肾炎。[592]1943年7月20日延安医生所作的《关于王明同志病过去诊断与治疗的总结（自一九四一年九月到一九四三年六月）》，也把这个责任归于阿洛夫，说：“王明同志在吃Sulfhldine前，内脏主要器官如肝肾等部曾被所谓‘Streptocidum’及甘汞所侵害，在中毒的肝与肾上用Sulfidin促进Sulfhldine（下面并列写有Sulfidin——笔者）可能有的副作用发展起来，所以在一九四二年六月廿九日到七月三日中间共服九克Sulfhldine使王明同志血尿，尿中有蛋白，肾区痛得难忍，为肾脏炎症。阿洛夫同志为了治肝病而未经详查病人肝病的缘因，就用Sulfhldine，是不对的。在发生肾脏炎后，阿洛夫同志仍认为不是Sulfhldine所致，所以在治疗上主张少吃水，这更是不对的。”
7月6日 据季米特洛夫日记记载，红军情报局人员“通报说，王明卧病治疗九个月后，现已濒临死亡”。[593]
7月18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我又去看王明。他说，如果日本进攻苏联，中共很可能会考虑自己和敌人力量的对比。所以，在不了解中共领导真正的政策以前，苏联不应把八路军的力量考虑进去。”[594]
7月24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毛泽东和他的反对派，即被他讽刺地叫做‘莫斯科派’或‘莫斯科分子’之间的不和，越来越明显了。‘莫斯科派’不同意毛泽东的政治路线。”“王明和博古支持忠于国际主义以及与苏联友好的政策。”[595]
8月13日 从中央医院回到杨家岭家中继续由金茂岳大夫治疗。据延安十多位医生会诊的总结说，在治疗中仍然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
同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三类是“所谓的莫斯科派，是毛泽东及其支持者的机会主义的主要反对派，即王明、博古、洛甫”。[596]
夏 毛泽东去看望王明，谈了半个多小时。[5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