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透过整风这一背景，看得出政治局中的思想斗争有个特点。毛泽东谴责王明、博古、洛甫和其他人为‘教条主义’——机械地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验，而不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朱德和林伯渠同‘莫斯科反对派’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令人遗憾的是，不知道这次斗争的详细情况。”“杨尚昆是王明的拥护者之一。”还说：“毛泽东把在苏联学习过的共产党员，把在党内负责政治工作的党员，以及在工作中以联共（布）的经验为指导的党内知识分子，都算成‘教条主义者’。”[598]
10月8日 毛泽东起草中共在延安的四位参政员毛泽东、陈绍禹、林伯渠、秦邦宪致重庆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电：“闻参政会定本月二十二日开会，弟等因事不克到会，特此请假。”并复电周恩来，告知在延安的四位参政员已于今日致电参政会秘书处请假。[599]
10月19日～1943年1月14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着重检讨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批判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下陕北党内少数同志所犯的错误，特别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600]
10月21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王明病了。奥尔洛夫[601]很着急。”
10月25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中共中央主席[602]的观点不是每个人都同意的。有个时期，杰出的国际主义者、中国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领导人王明，把朱德、周恩来、博古、洛甫都团结到自己身边。依我看还有现役军人中许多著名的军官。”[603]
10月26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王明身体很不好。他的妻子很着急。”“王明由专为中共中央领导成员治病的中国医生来进行观察。”[604]
10月30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王明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是共产国际执行主席团的成员。公开攻击他就意味着蔑视共产国际的路线。这种棘手的局面使毛泽东很恼火。换上另一个对手，毛泽东早就把他干掉了。”“博古不重视毛‘对党的贡献’，很有主见。这就使毛泽东特别容不得他。”“‘教条主义’的帽子有助于清算‘王明—博古集团’，不必正式攻击共产国际的政策。”[605]
11月14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中共党内毛泽东与‘莫斯科派’的斗争是在中国内战期间开始的。”“王明从莫斯科一回来，就向中共中央汇报，提出需要改变策略，同国民党搞抗日统一战线。”“中共中央一致同意王明的建议。”“可以想得到，从那天起，毛泽东就把王明视为头号政敌了。”[606]
11月21日、23日 毛泽东在西北高级干部会议上结合中国的情况，讲解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
有的著作认为：“显然，这是针对王明所谓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命题而来的。毛泽东将斯大林所讲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标准与中共的历史和现状逐条加以比照，得出结论：理论是从客观实际中抽出来，又从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坚持马列主义，就必须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明确地指出，斯大林所讲的十二条，是我们全党的‘圣经’，而不是教条，是可以变化的。”[607]
12月3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王明住在女子大学附近。我们按俄国人的习惯管他的中国妻子叫罗莎·弗拉基米洛夫娜。”[608]
12月6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教条主义者’受到谴责，说他们想把革命斗争的主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想‘通过夺取城市’获得胜利。”“毛泽东认为，这是‘教条主义者’的主要错误。”“毛泽东点了博古、王明和李立三的名，把他们列为‘教条主义者’的思想领袖，并说共产国际是他们的基地。”“他蓄意把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与博古、王明等人联系起来。”“既然李立三已经受到党的谴责，那么，博古、王明等人自然就该受谴责了。这步棋真高！”“毛泽东把博古和王明叫做‘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使党的革命斗争遭到惨重失败的就是他们。”“毛泽东说，1935年1月在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撤了‘共产党内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的职。现在摆在议事日程上的问题，是要从思想上根除‘教条主义’的一切残余。”[609]
12月22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王明受到高压，要他承认自己的‘路线错误’。他拒不认错，使中共中央主席很恼火。”[610]
12月30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王明的健康每况愈下。安德列·雅科夫列维奇为他的生命担忧。”[611]
本年 于延安中央医院作五绝《思往增悲（悼张浩同志）》，诗曰：
往事忆当年，临风泪不干；
星霜千万里，政策送延安。[612]
本年 于延安中央医院作七律《旧游（悼杨松同志）》，诗曰：
十七年前一旧游，同舟横破楚江愁。
……
风云变幻海神庙，烟雨依稀黄鹤楼。
回忆莫都添别绪，遥知关外更悲秋。
伤情最是延河水，萦绕清凉日夜流。[613]
本年 还作七绝《百团大战》。[614]
1943年 39岁
年初 刘少奇回延安后，王明听到刘少奇曾批评华中个别地区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时出现过左的错误，就“兴奋不能自主”，向刘少奇宣传了他在1941年10月提出的那些意见，要少奇同志“主持公道”。不料刘少奇听了以后，马上对他有了警觉，指出这些意见应该在政治局会议上讲。[615]
王明1943年12月1日写给毛泽东并中央政治局诸同志的信中说：“当我和少奇同志谈后，我很快即感到这是不对的”，“所以当刘少奇同志提议把我的意见提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讨论时，我曾再三的坚决的不同意。又当少奇同志通知我他已将我的意见提到政治局会议上，并已经政治局决定由少奇、弼时、稼祥三同志来和我谈这个问题时，我又再次地向少奇同志表示，我已放弃这些意见，不愿再谈。同时，我又请了毛主席来我处，向他声明我决不坚持自己的这些意见，请求不必再谈。毛主席当时也表示同意”。
1月初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他同他的政治秘书廖鲁言作过一次谈话，谈党的历史上所谓三次反对“莫斯科集团”的问题。书中说：“关于我们党内三次反‘莫斯科派’问题，一九四三年一月初我同当时作我的政治秘书的廖鲁言谈过。他把谈话写成报告向毛泽东告密。柯庆施同志知道这件事后，来向我说：毛可能有很大反应。可是毛泽东始终未敢把这个告密报告公开宣布。”[616]
1月8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延安给重庆发电，要求派一名有经验的医生到延安来。发电之前发生了几件事”：“中央医院的医生起草了一份电报稿，谈到王明的病情，提出需要把他送到成都或苏联去治疗。”“电报是在王明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之后起草的。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现在生命垂危。肝和肾的功能都在衰退。他说他头痛欲裂，而且浑身无力。”“一次，主治医生开会时，提出需要电告蒋介石派飞机来接病人的问题。中共中央主席勾掉医生们拟的电文，另拍了自己的一份：要求重庆派一名有经验的医生来延安会诊——如此而已！”[617]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两位军事记者同志来看我。我问可否经由他们的电台代我发报给季米特洛夫同志。他们回答说可以。当时我的病情很重。我想也许这是我能尽的最后一次国际主义责任。我请同志们报告共产国际领导，从我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回延安后五年来，毛泽东犯了许多原则性政治错误和罪行，特别是他已经实行了一年多的实质上是反列宁主义、反共、反苏和反党的所谓‘整风运动’。只是在最后我提出可否派飞机接我到莫斯科治病的问题，以便我同时可以向共产国际领导报告毛泽东所犯罪行的详情。”[618]
1月14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毛泽东一伙还在王明身上搞阴谋。尽管医生们坚持要把病人立即送出去，毛泽东再次拒绝给蒋介石拍电报。”“因为王明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成员，所以王稼祥和任弼时劝毛泽东要防止事态扩大，不要等季米特洛夫来干涉。”“王明被康生吓怕了，惟恐我们去看他，他通过奥尔洛夫转告我，要我帮助他赴苏治病，但又要把事情安排妥［帖］，以免毛泽东进行报复。”[619]
1月15日 当苏联情报部门人员将所谓毛泽东不想放王明离开延安治疗的电报交给季米特洛夫后，季米特洛夫的态度是：“我劝侦查局的这位代表不要干涉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些内部事务。”[620]
1月19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凡是去过苏联的人，在特区都被称为‘教条主义者’。”“毛泽东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同这些党的工作者见面。对他来说，在苏联学习过的中国同志都是‘教条主义者’，都是康生和其他整风领导人严加惩处的对象。”[621]
1月26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王明的景况不佳。他长期卧病在床，已经虚弱不堪。康生把他隔离起来，由金医生给他治病。”[622]
2月1日 据季米特洛夫日记记载，他“收到王明发自中国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存在分歧的电报。他认为毛泽东执行的政策不符合共产国际关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他请我们加以干预，以避免党分裂。电报是发给斯大林和我的”。[623]
《写作要目》说：王明发给斯大林的这个长电，是“俄文，口述，别人代记的。主要内容为从1937年到1942年年底，毛泽东反对列宁主义，反对共产国际，反对苏联和反对中共的主要事实；王明同志在这些问题方面同毛泽东的分歧；请斯大林同志考虑设法帮助毛泽东克服这些错误等，——其中有两三个问题，被笔记人和发报人偷加删改”。
2月～6月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金茂岳对他的“危害活动更加剧了”。“按毛泽东的命令，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二日金茂岳给我开了大量甘汞，并同能使甘汞变为升汞的小苏打和硫酸镁一起配成内服的水剂；二月十九日又开百分之十的旦宁酸浓剂给我灌肠。这两次处方都是企图把我立即消灭。”[624]
但1943年7月20日延安医生所作的《关于王明同志病过去诊断与治疗的总结（自一九四一年九月到一九四三年六月）》会诊总结并没有这么说，只是指出在治疗上有些“缺点和错误”。会诊总结说：“回杨家岭后，王明同志是由傅（连暲）、金（茂岳）、阿（洛夫）共同治疗的，决定权由傅处长。但在此时期中（十个月）没有很好推求病因，及仔细研究治疗办法，因而在治疗上有以下的缺点和错误”：第一，“从1942年十二月廿六日到三月五日共服硫酸美十三包，每次一包，每包十五克，平均三四天吃一包，以致在此期间，病人拉了八十多天黄疸，王明同志卧床不起，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第二，“只顾王明同志有慢性肾炎，都没有注意营养，而减少吃蛋白质，也没有确定一个饮食谱（这是对肾脏患者应有的），因而营养不够，每天的卡路也是少得太多（每天要差一千），以致使病人连发十天的心脏病”。第三，“注射葡萄糖与胰岛素的比重□也不对”。第四，“病人不能睡眠，未用其他办法，专靠服安眠药，安眠药用的过长，致使病人头晕”。第五，“二月十九日，金主任为王明同志开‘单宁酸’灌肠，处方是4%，未说明用法，取回来的药，瓶子上也未注明成份及用法（过了两天病人问他，他始加注10%的标记），这是不对的。幸而病人未用此药灌肠……如果用了，则更有严重危险”。
2月17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王明卧病在床。康生利用这种情况把他严密地隔离起来。不可能见到王明，我们也不想去见他，以免引起中共领导的责难。”[625]
3月10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王明打算到莫斯科去，这激怒了中共所有的领导人。”“毛泽东害怕王明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中共党内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在拼命地设法对付。可是，他不准王明走。”[626]
3月16～20日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3人组成，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从这时起，王明不再是中央书记处成员和南方工作委员会主任。
3月22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奥尔洛夫去看望了王明。”“给王明治病的是金医生。当他开的处方拿到药房时，值班药剂师被这种不寻常的配方吓了一跳。照料王明的护士也说了这回事。”“金开这药方时，王明还没有严重的肾病和肝病。”“罗莎·弗拉基米诺夫娜马上去找开这种药的医生，而金坚持要病人服用这种药，即便药最后变了颜色（变成深绿色），也照样服。”“由于金坚持，病人继续服用这种药。”“奥尔洛夫把金的处方抄了下来，并断然禁止病人再吃这药。”“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向我解释说，这个处方从表面看是对的，但是这种合剂时间一久会分解，这就有毒了。”[627]
3月23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致电周恩来，向蒋介石提出允许苏联飞机到延安接王明等去苏治病。但未能解决。然而，王明却认为毛泽东不愿让他离开延安，以此报告了共产国际领导人。于是，季米特洛夫在日记里又写道：“来自延安的有关王明病重的消息。必须到成都或苏联治疗，而似乎毛泽东和康生不想放他离开延安，担心他会提供于他们不利的情报。”[628]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中共中央主席怕大家知道，也怕共产国际揭露，正设法‘说服’王明。为了这个目的，他‘特派’任弼时、王稼祥和刘少奇去协商。”“王明借口身体不好，拒绝协商，但是他声明，毛泽东在处理所有党内生活的问题和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时，执行的都是他自己的政策，未经任何人同意。”“毛泽东建议在王明家里召开政治局会议，后者再次拒绝。但是，医生都坚持王明应该去长期住院治疗，毛泽东才让了步，决定派王稼祥作为中共中央的正式汇报人和王明的对手，陪他去莫斯科。”[629]
3月25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
莫斯科来电说：“配方对，但有差错，会危害健康。甘汞放一段时间，会分解成升汞和汞，长期服用这种已分解的药物，就会慢性中毒，并导致汞中毒。严重时还会因急性贫血而死亡。”
……
毛泽东对王明抱有很深的成见。主席对他的敌视态度，现已发展为仇恨了。王明也许是他夺取党内不受控制的权力的最大障碍。因此，康、毛以及他们所有的支持者都竭尽全力孤立王明，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王明在党内是孤立的，王明的观点不符合中国革命的民族特点，因而也就与中国共产党背道而驰。虽然至今还没有公开这样说，但是康生和毛的全部活动的目的，实际上就在于此。不然，又怎么来解释洛甫的突然被召回呢？洛甫在思想上是追随王明的。无论如何，洛甫赞成过共产国际的活动。在遵义，他是毛打击的对象之一。不错，他仍然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这似乎难以解释。毛保留洛甫，显然有其一定的原因。但是，在这次运动中，洛甫实际是作为“教条主义者”来参加的。
对洛甫要特殊优待和关心，私下则不断在他耳边吹王明的种种坏话，这就是毛的一套做法。
他们原谅了洛甫的一切——他的“教条主义”和不妥协行为。
在此之前，刑官[630]把洛甫赶出延安，惟一的目的是拆散“莫斯科派”，孤立王明，对这派人逐个进行威胁，使他们都无所适从。
现在，毛和康企图借“莫斯科派”成员之力从思想上摧毁王明。如果他们得逞，那么，不仅对毛泽东，对其他人来说，王明也将成为一具政治僵尸了。[631]
3月28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
这样，就产生了“处方事件”。
王稼祥就使用甘汞的问题，一直在问奥尔洛夫的意见，并解释说，他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他妻子是个医生。
奥尔洛夫对他已经知道金的处方一事不露声色，向王解释说，大剂量的甘汞配上盐碱药物，产生毒性，影响肝肾，并损坏牙齿。
晚上，江青非常意外地跑来看我。她大谈什么“金医生靠不住，可能是国民党特务”等。
尽管毛和康耍尽了花招，党的领导机关中还是没有出现他们所期望的那种一致。甚至像刘少奇这样的要人，显然也被“党员干部和非党人员审查委员会”采用的那些办法激怒了。他认为，从党的政策标准来看，康生领导的这个委员会所采用的办法是不能容许的。
他亲口对我说，他认为批判王明和其他一些同志是错误的。
刘少奇劝王明坚持要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分析这个委员会及其主席康生本人的活动。[632]
3月30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同意由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国共谈判问题复周恩来、林彪电。电文中讲到拟安排王明、王稼祥去苏联治病事：“王明、稼祥病重，不论彼方允否，请提出要求。”由于国共谈判情况复杂，周恩来考虑再三，为慎重起见，并未向国民党方面提出。[633]
3月 刘少奇在《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中，总结了抗战初期华中工作的经验，批评了抗战初期华中党的领导，实际上是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右倾错误。指出华中党的领导在当时是有成绩的，但“工作中还有重大缺点”，“这就是：没有在上海、南京、武汉及其他重要敌占城市的附近组织起党所领导的广大的游击战争，没有在敌后建立根据地，敌后及乡村中的工作特别薄弱或者完全没有工作。新四军的发展还很小，在给养方面很困难，在战略上所处的地位很危险。华中敌后许多自发的抗日游击战争，很久也没有得到我党我军的领导。因此，我党我军在华中抗战中所占的实际地位是很微弱的。这就是当时华中党的工作中最大的缺点。我认为，这些缺点主要是由于以下的错误观点造成的”：“第一，是不了解芦沟桥事变以后民族革命高涨的新形势和主要斗争形式的新变动，不懂得根据这种新形势和新变动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路线与布置自己的工作。”“第二，我们华中的负责同志在最初一个时期对于抗战形势有不正确的估计。”“第三，华中党的领导机关在当时情况下，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执行中采取了不正确的方针。”“第四，不能不说到华中负责同志的组织纪律问题、党性问题以及思想方法问题……他们不执行中央的屡次指示，轻视在华北实践中已经证明了的经验，而强调华中的特殊性，在行动中坚持自己的与中央抵触的错误路线，才在工作中造成这样不美妙的结果。”[634]
同月 张闻天偕夫人刘英去看望有病的王明。
王明见面之后就对张闻天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尤其是你，因为你的教条比我们更多。”还说恩来同志（莫斯科治伤）回来传曼努伊尔斯基的话说，你是我党的理论家，毛主席听了这句话大发脾气说，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所以要特别反对你。王明还说自己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什么话都随便说，所以遭了毛主席的忌，毛主席此人实在太厉害，真是睚眦必报。张闻天听了这番话没有附和，并说：“我们过去确有很多错误，应该好好反省……我这次出发同实际接触接触，得益不少。”王明见挑拨不成，马上转了口气说：“我过去也要下去工作啊，后来不幸又生了病。”[635]
吴黎平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模范——学习张闻天同志的革命精神》中说：“一九四三年，在延安整风期间，有一次，王明生了病，闻天同志同刘英同志一起去看望他。对于过去‘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负有主要责任的王明，在整风中一直拒绝检讨。这次他见到闻天同志，一开头就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尤其是你，因为你的教条比我们更多，而他王明自己的错误只不过是什么不懂人情世故，说话随便，遭到别人的猜忌等等。闻天同志面对王明这种有意挑拨的言论，态度冷冷地说：我们过去是有很多错误，应该好好反省。后来闻天同志确实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他的严于解剖自己的革命精神，对于王明的挑拨是一个有力的打击，对于顿风运动的健康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636]
4月3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
毛泽东千方百计想叫王明走不成。
因为怕王明真的会去莫斯科治病，正在仓促地训练一批党的工作人员，其中有凯丰。康生正在加紧训练他。
显然，凯丰要去当情报局长的耳目了。
这里人人都知道，这些延安同志即将飞往莫斯科。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刑官的那个局正极力放空气。他们的盘算倒是够简单的：重庆定会侦悉这个消息，而且无论如何也不会让苏联飞机通过。蒋介石不是个傻瓜，他很想使中共领导内部保持紧张状态。
不通过中共中央主席所信任的人，是无法与王明接触的。[637]
4月6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记载：“毛泽东和康生确信我们已经知道蓄谋毒死王明的‘处方事件’的内幕。”“这迫使他们放弃了谋杀王明的念头，因为中国医生可以被吓唬住，但是拿我们怎么办呢？”“江青的来访，关于处方的喋喋不休的谈话，以及加紧对我们的盯梢，都证实了这个结论。”[638]
4月15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在罗莎·弗拉基米洛夫娜的坚决要求下，我去看了王明。他情绪很不好，折磨他的与其说是身体上的病痛，不如说是精神上的痛苦。”“罗莎·弗拉基米洛夫娜事先提醒我，她还没有把‘莫斯科派’遭受的疯狂迫害告诉她丈夫。”“王明气愤地跟我谈到康生在莫斯科的所作所为。在莫斯科，这位未来的刑官在职务上是王明的下级。他曾经曲意奉承王明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所有知名的领导人。”“王明回想起当时每次开会，康生总是第一个一跃而起，热烈鼓掌，并狂呼‘××万岁！’”[639]
春 作诗《斯大林格勒的伟大胜利》。[640]
5月1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为适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并考虑到各国斗争情况的差异和复杂，需要各国共产党根据本国的情况独立地解决面临的问题，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5月21日 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发来电报，通知他：“共产国际主席团将于五月二十二日向各支部公布关于解散国际工人运动领导中心——共产国际的提议。该提议的主要原因在于，这种国际联合的集中的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各个国家共产党进一步发展成为本国（本民族）的工人政党的需要，并且还成为其障碍。”[641]
有的学者说，收到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后，毛泽东迅速地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据莫斯科驻延安的联络员报告说，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指出共产国际的存在太久了，它不能理解中国革命的条件和需要，因此是该解散了。毛泽东还特别批评了党内那些不听中央的话，只听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话的人们。据说是王明告诉俄国人说：“毛和他的拥护者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的双手被解放了，道德上的责任感也不会有了。尤其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过的话：现在可以举行党的代表大会了。”预计在对待“国际派”那些人的问题上毛的态度不会有任何改变，这些人“甚至可能被开除出党”。[642]
5月26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完全同意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并宣布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共产国际的解散和中共义务的解除，为进一步清算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提供了条件。
5月29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中共中央主席一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的电报，就把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召去开会，毛泽东讲话后，“紧接着是刘少奇发言。从前他对康生的委员会用高压手段审干不满，对王明表示同情。可是现在这些都到哪儿去了呢？”“刘少奇重复了毛讲话的要点，可归纳如下：共产国际早就该解散了；它已经落后于时代并犯了严重错误；共产国际不理解中国革命的困难（纯属中华民族特有的困难），因此把事情办坏了。”[643]
6月10日 周恩来应约同张治中谈话，事后周恩来将情况电告毛泽东，并说这次未提王明、王稼祥去苏联治病事，因恐国民党方面将此事同谈判联在一起，不易答应。拟见蒋时提或下次再向张提。[644]
6月10日 共产国际正式解散，中国共产党解除了对共产国际章程、决议所承担的义务，并完全摆脱了它的影响。毛泽东1956年9月29日在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维塞林诺夫等人的谈话时说：“共产国际解散后我们比较自由些，我们就开始批评机会主义，展开整风运动，批判王明路线”了。[645]
6月12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王明经受着一场真正的灾难。拍康生马屁的金（我不能叫他金医生，因为他是个杀人犯，不是个医生），通过他的‘治疗’给王明的健康造成了无法恢复的损害。要不是因为发生了那个‘处方事件’，他就活不长了。39岁的王明成了个长期病号，他至今卧床不起，非常衰弱。”“但肉体的痛苦还仅仅是灾难的一部份，王明吃够了毛泽东对中共党内国际主义派进行镇压的苦头。毛把王明看作是主要的‘教条主义者’，是‘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和李立三的追随者’，是一个‘没有革命斗争经验的最大的异端分子’。这就把王明孤立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一个人敢和他保持哪怕是最起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646]
6月13日 延安医生鲁之俊、马海德、王斌、傅连暲、李润诗为王明进行第一次会诊，于第二天形成会诊记录《关于王明通知患病经过及诊断治疗的讨论》。[647]
6月30日 延安医生傅连暲、王斌、曲正、何穆、侯健存、金茂岳、陈应谦、鲁之俊、李润诗、史书翰、马荔、马海德、李志中、阿洛夫再次为王明会诊。[648]
6月 于杨家岭作口语体七绝《大会诊结果》，内容是：
物证分明人证清，金医跪哭诉真情；
阴谋毒害泽东计，揭露神衣蛇现形。[649]
7月1日 中央医疗所主任毕道文给王明诊断后写了诊断意见。[650]
7月7日 李志中将6月30日的会诊记录整理好，形成《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十日为王明同志会诊记录》，连同毕道文的诊断意见，一起交傅连暲等人审阅，然后呈送给了李富春。[651]
7月11日 中共中央总学委在《关于在延安进行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教育的通知》中不点名地批判王明。
这个通知说：要“利用这次国民党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具体事实，进行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革命和反革命的思想斗争，使全体干部和党员认识和拥护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和他所提出的‘既团结，又斗争’的正确路线，反对那‘只团结，不斗争’的投降主义，反对那些认为现在国民党还是民族联盟，共产国际取消后中国共产党可以‘取消’并‘合并’到国民党中去的叛徒理论”。由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写的《整风运动：1943年“九月会议”前后》稿说：“这里讲的‘反对那些认为现在国民党还是民族联盟’一语，是不点名地批判王明的。”[652]
7月13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国民党企图进攻边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事，进一步批评了王明在抗战初期的投降主义错误。他说：“抗战以来，我党内部有部分同志没有阶级立场，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对我进攻，对我大后方党员的屠杀等没有表示义愤，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国民党打共、捉共、杀共、骂共、钻共，我们不表示坚决反抗，还不是投降主义？代表人物就是王明同志。他的思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应声虫。他曾认为中央路线是错误的，认为对国民党要团结不要斗争，认为他是马列主义，实际上他是假马列主义。”[653]
7月14日 由中国医科大学校长王斌为主席，有鲁之俊、马海德、马荔、李润诗、金茂岳、阿洛夫、傅连暲、陈应谦、李志中、朱仲丽等11位专家参加的专家组再次对王明进行临床会诊，形成《王明同志现病临时诊断和今后治疗初步意见》。[654]
7月15日 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延安的抢救运动从此开始。据有的文章说，王明乘机诬陷给他治病的金茂岳医生政治上值得怀疑，“因为金是红十字会派来，又与侯大夫关系很好，而侯是东北人，有些可疑”，“因金是英美派医生”。[655]按照王明的逻辑，东北人、英美派医生都是政治上可疑的根据。接着王明就通过康生逮捕了金茂岳，诬陷他政治上有问题，最后又通过他的妻子孟庆树在暗地里散布是中央领导同志指示金茂岳对王明进行毒害。[656]
金茂岳晚年接受采访时说：
过了几天，王明和孟庆树告了我，告到中央去了。中央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审查我，我成了被告。王明有病没有去。孟庆树诬蔑说，我和傅连暲害了他们。我当时站起来，讲了我怎样来到延安中央医院，我勤勤恳恳为别人治病，不但为王明治病也为其他人治病，从来没害过人……当时孟庆树在庭上大骂，虽没骂我是国民党派来的，但却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我说我到延安来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林老欢迎并派汽车送我们来的，不是红十字会国民党派来的……当时承认没检查出来是我的责任，以后吸取教训。这时已是下午了，开了半天会，后来宣布散会、吃饭，都走了。让我到枣园去，当时骑马走的，到了枣园，把我绑了起来往枣园后沟走。这时我想政治问题，是不是枪毙？这时我就想，我是相信共产党的。相信党抗战，我是为了抗战，救人，却弄得这么个程度，当时我就想碰死，但又想抗战还没胜利，很多病人还等着我，让走就走吧。走到一个窑洞前，窑洞里面有灯光，就住在那里，一夜也没睡着。想起了以往的事情：我在学校时，一九三二年国民党怀疑我是共产党，押了十二天。现在真是共产党了，参加革命了，反倒成了国民党的特务了，而且还“害”中央领导同志，真想不通。这样，我天天写，白天写，晚上开会、审查，审家庭成分、上学，审成立医疗队、怎样到延安，闹了几天，还不行……当然后来到法院还是判定是“技术事故”。[657]
1986年6月4日中央档案馆工作人员又去访问金茂岳一次，向金茂岳一字一句地读了王明的《中共五十年》中诬控毛泽东、李富春派金茂岳来毒害他的那段文字。其中王明捏造说金茂岳大夫向他说“是李富春吩咐的，他说，您是个教条主义者，是反对毛主席的，因此决定除掉您。我是主治医师，他们就把这事委托给我了”。当时金茂岳已80高龄，因脑血栓而瘫痪在床，他听了这段话后，用劲地欠起身来说：“王明放屁！混蛋！没的事！”“那时候王明是教条主义者，我根本不知道！”“双十二连蒋介石都放了，说毛主席要害王明，小孩子也不相信！”[658]
7月15日后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在“抢救运动”中开过两次反王明的大会，并逮捕柯庆施，逼迫博古等写“三骂声明书”。
书中说：“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里举行过多次所谓‘抢救大会’……在开会前，先由‘整风运动委员会’指定的某些人对王明进行造谣污蔑的讲话，说他不仅是‘教条主义者’，而且是‘俄国人的走狗’，是‘叛徒’，是‘反革命’。毛泽东企图以此来把人们吓倒，使人们不敢为王明说话，尤其是不敢同情和谈论医生们会诊结果证明王明中毒病倒的事。因为那时人们对此事议论纷纷，很多人都猜测这大概是毛泽东干的，引起他的极大不安。”“果然，不久又开了一个第二次反王明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叫陆定一讲话，要求‘枪毙逃兵’。陆定一说：在任何时代，任何军队，在战争环境里都是要枪毙逃兵的；正当‘整风运动’热烈进行时，我们这里居然有人要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派飞机来接他到苏联去治病。这是逃避‘整风’，也就是‘整风运动’中的逃兵，这样的逃兵也应当枪毙！陆定一又把他的讲话内容改成文章，送到《解放日报》第二天发表。虽然在陆定一发言和社论中都没有提王明的名字，但他们到处去‘解释’说，这就是指的王明，以制造恐怖空气。”
书中还说：“在又一次大会上，李富春突然宣布柯庆施是反革命分子。他立即被逮捕，用绳子捆起来，押送家中监禁，并要他‘反省’。次日刘少奇奉毛泽东之命把柯庆施同志找去说：‘反对你，是因为你同王明二十年代末就认识；一九三○年你在他领导下参加过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从一九三九年起你又做王明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可是整风运动闹了这么久了，你还没有说过一句话反对王明。大家都知道，你是最老的青年团员和共产党员之一；你是王明的副部长，既然你是反革命，这就会使人联想到：王明可能也真的靠不住吧？！”“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他们为了鼓起人们反对王明的情绪，背弃共产党的原则和作风，走到何等可耻的地步。”
书中还说：“正是在这种严重恐怖的气氛中，毛泽东派李富春、彭真、高岗和林彪到清凉山《解放日报》编辑部博古同志住处（博古从一九四一年秋到一九四六年牺牲前都是《解放日报》总编辑），要求他按照毛泽东指定的写‘三骂声明书’。三骂的主要内容，按照毛泽东的规定，就是‘骂自己，骂王明，骂俄国人’，‘骂俄国人——就是骂共产国际，骂苏联’。如果博古不写，就把他立即逮捕和枪毙，然后在报上宣布为反革命分子。据毛泽东后来对我说，博古同志不同意写，哭了一夜。直到他们要把他捆起来带走时，他才答应写。又据毛泽东说，对洛甫和杨尚昆同志他也是采取类似的办法威胁他们写同样的‘三骂反省书’。”[659]
7月18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王明可能要去莫斯科一事使毛泽东焦虑不安。围绕他的病和‘治疗’问题，争吵还在继续。”[660]
7月20日 专家组经过17、18、19日的研究，并由史书翰、曲正、侯健存、魏一斋参加的大会上，讨论通过了《关于王明同志病过去诊断与治疗的总结（自一九四一年九月到一九四三年六月）》。[661]
这份会诊总结开头即说：“这个总结是经过王斌、鲁之俊、马海德、马荔、李润诗、金茂岳、阿洛夫、傅［连］章（暲）、陈一千、李志中、朱仲丽组成小组，从过去王明同志病历史及各方面调查搜得材料；整理后，并在除以上小组十一人外，还有史书翰、曲正、侯健存、魏一斋等同志组成的大会上讨论后通过的总结（大会主席：王斌。记录李志中、孟侃）。”
接着，会诊记录把王明自1941年9月到1943年6月一年以来的病状和治疗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自王明同志病到服用“Streptoclde”（自1941年9月到1942年3月13日）；第二阶段：服“Streptoclde”到服甘汞（自1942年3月13日到1942年3月21日）；第三阶段：服甘汞时期（自1942年3月21日到同年6月）；第四阶段：服用“Sulfidine”时期到出中央医院（自1942年6月29日到1942年8月13日）；第五阶段：回杨家岭后到现在（自1942年8月13日到1943年6月）。会诊总结最后说：“以上研究所得的经验教训，这都是有事实根据的，根据的材料，详见下列附件”：（一）根据病历摘要下来的三表（病历表）——附件一；（二）三天（1943年7月17、18、19日）的回忆记录——附件二；（三）护病记录、病历、化验报告等——附件三；（四）护士司药的证明信及各次会诊记录——附件四；（五）金茂岳开的汞剂处方之一部分——附件五。
在会诊记录上最后签名的有：王斌、史书翰、鲁之俊、李志中、马海德、马荔、金茂岳（其中数点另外声明）、李润诗、陈应谦、魏一斋、傅连暲，标明时间为“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日”。
从这份会诊总结可以看出：王明在1942年确实曾中毒，导致了肝、肾等病，严重损害了王明的健康，使其病情更加恶化。但这次中毒是医疗事故，并不存在毛泽东指示李富春安排金茂岳有意害死王明的情况。在王明这次中毒的事件中，金茂岳、阿洛夫、傅连暲等都是有责任的。特别是王明的主治医生金茂岳，更负有主要的责任。
同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毛泽东说，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国际的策略是目光短浅的，不现实的，脱离了中国的具体条件。”“这些说法的用意是使中共的国际主义派丢脸，而且实际上矛头也是针对他们的。在党看来，洛甫、博古、王明和支持共产国际原则的其他人，都是失败主义者。”“毛泽东和我在私下谈话时，把所有这些情况都告诉了我。他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者’，他们对国民党采取投降政策，干了这么多危害党的事。他管他们叫做目光短浅的理论家，蒋介石的应声虫。”“在另一次同我谈话时，中共中央主席（这次他和康生，还有他的一个秘书在一起）又一次责难博古和王明宽容了蒋介石，谴责他们所持的种种荒谬的‘教条主义’观点。”“毛的一切活动，都是朝这个方面去做。举例说，他把洛甫、博古、周恩来、王明、王稼祥、陈云和康生都调离政治局书记处。毛是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把这个决议拿到手的。这样一来，这位中共中央主席在书记处弄掉的就不仅是他的对手，而且也还有他的支持者。这一着棋有助于毛掩盖他公开拆散他的政敌的做法。”[662]
7月24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王明在吃有毒的药。”“很明显，有人在给王明下毒，而且，毛泽东和康生显然与此有牵连。要公开杀害中国共产党内国际主义者的领导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一个在共产国际受爱戴和尊敬的人，那是不可能的。虽然如此，毛泽东认为，时间紧迫。目前的形势——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共产国际已经解散，延安地方偏僻，不易来到——大大有利于干掉不服从的人。”“开了一次医疗讨论会，延安总共十二名医生都参加了。他们在中共中央所在地杨家岭呆了两个星期。可以想像得到，他们已经很好地接受了一次‘精神训练’。”“毛泽东和康生确信我们已经知道对王明的蓄意毒害，因此肯定莫斯科也已了解真相。所以，郑重其事地召开这次医疗会议，完全是为了蒙蔽那些往最坏处怀疑的人。”[6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