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医疗讨论会在研究病历时，发现了服用甘汞的记载。”“医生们要求金作出解释。事情竟发展到这种地步，以致中共中央主席禁止再向金提问题，并中断了会议。”“医生们感觉到，事情牵涉到某些高级官员。在第二次会议上，有些权威宣布，他们对这个问题没什么说的了，有的则居然置常识于不顾而为金撑腰。”“没想到罗莎·弗拉基米洛夫娜拿出了一些金开的甘汞和其他药物的处方，这是她收起来以备将来作证用的。”[664]
8月6日 关于王明中毒事件的调查委员会开会，《委员会记录》标明到会人员有：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李富春、李克农、傅连暲、王斌、王鹤峰、廖鲁言、陈一新，对金茂岳进行了审讯。金茂岳“承认犯了很大的错误”，承认王明是“甘汞中毒”，但认为“不是有意的，而是主观主义的错误”。[665]
8月8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大会上的讲话中公开点出“王明、博古、洛甫教条宗派”。他提出党的四中全会以后党内存在两个宗派：一个是教条主义宗派；一个是经验主义宗派。教条宗派只有罪恶而无功劳，危害也最大。因此，反对整个宗派主义，要从破坏教条宗派开始，在全党揭露，对犯错误的同志“将一军”。整风以来就是反对教条宗派。王明对洛甫说，“整风时整你和我”，这话又对又不对。说是对的，首先是要揭破教条宗派，要“整”王明、博古、洛甫，对这些同志要“将军”，要全党揭露。说是不对的，还要把一切宗派打坍，打破各个山头；我们只“整”思想，不把人“整死”，是治病救人。[666]
8月14日 王明的主治医生金茂岳写出给康生转中央各首长的亲笔信，即检讨书。其中说：“我再诚恳地向党坦白地讲，我没有一点意思来用药毒害我亲爱的王明同志，也没有受任何人的指示、利诱、威胁等等，及利用红十字会而来害王明同志及破坏党、破坏边区的情形及行动，这完全是因药发生的副作用，肝炎，而又用其他药来治发生中毒现象。”[667]
8月19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1938年，当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国民党代表小组在汉口时，毛泽东在延安，忙于巩固他的地位，以便与‘莫斯科派’作斗争。”“中共领导中的两派都认为，他们推行各自的独立政策，是有其理由的。”“王明派实行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并积极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武装斗争的政策，这个政策是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制定的。”“毛泽东则尽量避免与侵略者作斗争，准备把军队用来跟国民党打内战。”“1941年底，毛泽东以为苏联注定要灭亡了。他抛掉一切政治伪装，开始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改组党。那时，中共中央主席和王明的分歧就变得特别尖锐起来，虽然他们之间的斗争在更早的时候已经开始了。”[668]
8月30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抗日时期党的路线问题，再次批评王明在1941年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所说的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意见。他说：我们对国民党的斗争是以斗争求团结，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王明同志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的路线是错误的。王明同志抹杀国民党内部的区别，反对抗日阵线中有左、中、右之分，只分抗日阵线和非抗日阵线。他认为中国是被侵略国就没有法西斯主义。现在证明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更加反动了，如出版《中国之命运》，调兵进攻陕甘宁边区，同时又更软弱了。毛泽东又说：王明同志一九四一年进中央医院前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新民主主义论》要修改；两年来他还向人宣传中央路线是错误的。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继续举行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抗日时期党的路线问题。[669]
同日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大后方情况，说：大后方的工作方针是争取无产阶级对中小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过去王明的意见是错误的。我们的口号是抗战、团结、进步。我们主张：（一）积极抗战，反对消极抗战：（二）坚持团结，不怕分裂；（三）同国民党平等合作；（四）真正进步，反对落后倒退；（五）争取外援，反对依靠外援。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我们对党内教育的口号应是争取好转，不忘逆转，争取合作，警惕突然事变的到来。[670]
同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
王明留在延安了。我们的机务人员尽可能地一直推迟行期，可是中共中央主席终于如愿以偿。
康生现在可以松一口气了。王明处于他的监视之下，可以说已成瓮中之鳖。
康生在延安的一个相当有代表性的党的会议上作了一次报告……
康生报告的绝大部分是用来批评（要是只是批评就好了）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派。对他来说，国际主义者就是投降派，是陈独秀和李立三的追随者，是最恶劣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而且一般说来，党的一切灾难都源于国际主义者。这些“中国共产党内的共产国际的空想家，在共产党员的头脑里灌输幻想，说什么有可能同蒋介石合作。国际主义分子早在武汉时期（1938年）就已开始了这种两面派的活动。他们对共产党造成很大破坏。这些‘投降分子’和‘妥协分子’的活动所造成的损失，确实无法估量”。
因而，这个报告具有特别明显的反对国民党的性质。同时，康生强烈谴责“莫斯科派”成员和党的其他“教条主义分子”的“可耻幻想、冒险主义和目光短浅”。
……
康生挑动党的积极分子反对“教条主义者”和其他“机会主义者”。他说恐怖是革命的需要，说惩办是应当的，并赞扬整风的成绩。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杀气腾腾的讲话提到，各党组织行将召开会议，来详细讨论投降分子、机会主义分子和一般的“教条主义分子”所犯的错误。情报局局长列举了主要“罪状”，包括使国民党和日本特务充斥于各根据地，以及使新四军陷于溃败的投降活动。[671]
8月31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康生原定要对‘教条主义分子’和‘莫斯科反对派’（‘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妥协分子’、‘投降分子’）的活动进行讨论，现在延期了。”“毛的政治欺骗是靠特区的党政机构来实现的。毛的反对派没有机会诉诸党员。所有的渠道都被堵死了。只能通过一个途径传出消息——就是毛的支持者在无耻地对党政积极分子进行思想灌输。这样，王明派和国际主义分子在党的面前一般都被描绘成革命的敌人，人民的敌人，新四军溃败的‘罪魁祸首’。把所有的一切——战友的牺牲、饥荒、灾害和时疫——都归罪于他们。并非人人都能经得住像党这样一个集体的谴责，而这恰恰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672]
8月 关于王明中毒事件的调查委员会写出《王明同志现病临时诊断和今后治疗初步意见》，其中说：根据王明同志全部病历研究，原只有心脏病、慢性扁桃腺炎、痔疮，在治疗过程中，因为药物而引起中毒，其中以慢性汞中毒为主，以致全身衰弱并存在下列各种病变，即：慢性胆囊炎、心肌衰弱症、慢性轻度肾炎、自主神经失调、多发性神经炎等。[673]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
金茂岳在总结上签名后，跑到我处，跪在我的床前，哭诉说：
“王明同志！我真对你不起，我把你毒成这个样子。我每次毒你，心里都很难过。”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问他。
“李富春叫我做的。他说你是教条主义者，是反对毛主席的人，所以决定把你搞掉。我是主治医生，所以要我搞……”[674]
据1937～1944年给王明当警卫员的巴方廷回忆说，金茂岳由于在给王明治病时用药不当，感到很痛心，确实曾经来向王明承认错误，赔礼道歉，“金抢着叫他哥哥，叫原谅”。但是，金茂岳当时“并没说别人要他来害王明……”[675]
同月 王明的妻子孟庆树写出《有关王明患病经过的报告》。[676]
同月 毛泽东开始主持编辑《两条路线》，作为进一步整风学习的更为系统的材料。
由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写的《编辑党的历史文献》稿说：“从8月开始，毛主席……着手选编耽搁了半年多的党的路线学习材料，即编辑《两条路线》。”[677]
9月7日～10月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主要批评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会议开始后，博古、林伯渠、叶剑英、朱德首先发言，点名批判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路线。博古在会议上明确表态赞同毛泽东关于抗战初期存在两条路线斗争的提法，他说：武汉时期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毛泽东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布尔什维克路线；一条是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孟什维克的新陈独秀主义。这条路线，只看见国民党抗战的一面，忘记了它反动的一面，只看见并夸大它变化的方面，忘记了它不变的方面；对八路军，不敢大胆深入敌后，不敢大胆扩充，华中、华南失去许多机会；对根据地，不建立政权，一切要合国民党的法；对国民党不敢批评；对抗战，强调运动战，忽视游击战，对持久战基本观点是不同意的。[678]林伯渠指出：王明是“洋共”，引用了许多马、恩、列、斯的话来欺负我们许多“土共”；他是“洋钦差”，硬搬外国经验来指导中国革命，这是新陈独秀主义的手法。叶剑英说：我们要同国民党进行斗争。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上，王明是身在毛营心在蒋，不能不犯投降主义错误。朱德批评抗战以来的王明路线的错误，说：王明路线错误的实质，是不要领导权，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具体来说，就是不要政权，不要枪杆子，不要游击战争，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色就是靠游击战争来发展我们的力量；对党内，是站在共产国际立场来指挥中央，党内关系也采取统一战线一打一拉手段，因此，形成对外一切服从，对内“独立自主”的特点。朱老总还比较了新旧陈独秀主义的异同，指出：王明路线与陈独秀路线的相同点是，（1）都不要革命的领导权，甘愿让给资产阶级；（2）不要武装力量，又幻想革命成功，这完全是空想；（3）看不起无产阶级自己的力量，而把资产阶级的力量看得很强大；（4）忽视游击战争，陈独秀也骂红军是土匪；（5）怕统一战线破裂，打烂家当，其实无产阶级是没有家当的，有家当的是资产阶级，怕打烂就会产生投降心理。对两者的不同点，朱老总认为，王明有共产国际招牌，穿上马列主义的外衣，把人吓住了，老陈独秀主义则是反对共产国际的。[679]
毛泽东在会议上第一次坦率地说出了他多年来对王明不满的两大原因：第一是他的正确意见长期被压抑，党的工作不断受到不应有的巨大损失；第二是无论在江西，还是在延安，王明宗派到处篡党夺权，即使在六中全会以后，延安实际上仍是诸侯割据，一国三公的局面。时至今日，王明一面养病，一面还做破坏活动，向一些同志讲怪话，批评中央不对，党仍存在发生破裂的可能。因为，现在的中央并不是“六大”选举的，而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举的，“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只剩下6个人，其中只有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人是受“左”倾路线排挤打击的，其余多是拥护王明宗派的。也就是说，王明宗派长期控制了中央码头，并且打着“国际”旗号，用马列的招牌，欺骗了党十多年。要清算他们的罪恶，需要一个相当困难的过程。当然，毛泽东表示，即使在内战时期，错误路线的代表也是王明，博古、张闻天是执行者和发挥者。
毛泽东还说：王明是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创造者与支持者，博古是执行者与发挥者。1937年洛川会议通过的决议，实际上有人是不同意的，在形势估计、国共关系、战略方针这三个问题上有不同意见。现在党内主要的危险是闹独立性，我们要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六届六中全会在政治路线上是克服了，但未作结论，组织问题也没有说，目的是希望犯错误的同志慢慢觉悟。到了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680]，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1941年9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1941年9月会议是一个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作整风报告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整风也整不成。另一个关键就是今年中央的九月会议与高级干部现在的学习。中央检讨党的路线的会议开了很久，现在提议把会议暂停，等前方负责同志回到延安再开。先进行高级干部的学习，时间定为三个月。这次的九月会议是有收获的，以前许多同志未注意的问题引起了注意，例如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现在有几位同志议论四中全会是错误的，此事大家可以研究。[681]
在毛泽东表明内战时期的错误路线创造者也是王明的意见之后，一些发言者干脆断言，王明是身在毛营心在蒋；陈伯达也说，王明的心始终都是放在国民党身上，而不是放在共产党身上的，他实际上可以说与共产党是两条心，对共产党是仇恨的，有许多反共言论，他的理论根本就是叛徒的理论。[682]
9月9日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在重庆的董必武说，“如有此机会，你可顺带交谈王明、王稼祥等大小7人乘这次来延飞机去苏治病。此间亦经过联络参谋向国民党交涉。如得许可，苏机当可照办”。[683]由此可见，苏联驻延安军事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中共中央不让王明去苏联治病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同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周恩来一直率领中共代表团驻重庆，由于他效忠于王明集团而在今年七月被调离工作。几个星期来他一直在作检讨，立誓要忠于‘毛主席’。”“除王明和其他几个同志外，凡受到不同程度批评的党的官员和军队领导人，都染上了‘检讨病’。”[684]
9月11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
从八月底到九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一直在开会。
……
中共中央主席的号召得到了响应。讨论明显集中在两个主要方面：主席的政治路线保存和加强了中国共产党，而博古、周恩来、洛甫和王明的政策，则是在瓦解党，使党面临毁灭的危险。
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发言都贯串这一精神。他们称毛的政策英明，成熟，有创造性，是极好的政策，等等，而对博古、周恩来、王明和洛甫的政策，则从各个方面加以贬损。他们本人都受到了谴责，因为他们的观点是违反中国人民的民族愿望和党的利益的。国际主义者的政策即便不说是有罪，起码也是有害的。谁也不反对这种说法。
这个运动之所以卑鄙，还在于卧病在床的王明不能出席会议，不可能为他自己作任何辩护。一切恶毒中伤的话正是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堆到他身上来的。
主要罪责都与王明有关，其他人只是附带提到。这是中共中央主席有意采取的策略——你们不必特别为此担心，你们都是被共产国际的支持者王明引入歧途的，他才是罪魁祸首，是他搞乱了你们的思想，使你们处于困难境地，使你们几乎成为党的敌人。毛的这个策略分化了国际主义派。这为他们解脱了对党应负的一切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他们也就放宽了心，立即表示支持。而且，王明原先的一些同志和追随者，用谩骂和揭发的办法来“赎罪”。就我所知，博古是惟一没有堕落到这种卑鄙程度的人。王明受到怀有刻骨仇恨的人发出的无耻咒骂，他被称为“投降分子”、“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和“没有经验的革命者”，还有人甚至把他说成是一个“有法西斯思想和作风的人”！
中共中央主席达到了目的，他把王明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孤立起来了。同时，他把王明过去的同事都拉到了他的一边。
毛泽东就是用这样的办法把一切罪责都推到了王明身上。这里面还大有文章。王明是共产国际的知名人士，毛泽东是通过打击王明来打击共产国际。在这里，王明不过是共产国际精神及其观点的化身。而毛公开表示现在他是多么鄙视这种观点。况且，谁也不怀疑，王明和博古之所以受打击，恰恰是因为他们忠于共产国际并在中共党内贯彻共产国际路线，这就更清楚了。
毛泽东惩罚共产国际组织的中共代表王明，是为了毫不掩饰地表示他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从心底发出的厌恶。
揭露王明还使毛达到另一个目的，就是不承认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适用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只要分析一下主席爱用的“教条主义者”这一词的真正含义，就很容易看清这一点。
另外，毛憎恨共产国际纯粹是出于利己打算。对他来说，共产国际是对他所独霸的党的领导权挑战的力量，是敢于运用其权威向他的——毛泽东的——才智挑战的力量！的确，毛是一个不容别人分享其权力的人。
对他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拔除王明这眼中钉。主席在和我谈话时，并不掩饰他的高兴——王明及其支持者已经被“揭露”了！在谈到王明和博古时，照例把他们骂一通。[685]
9月13日 康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对前几天的会议提出批评，说：这样的讨论不仅问题不能彻底解决，还会延误很多应做的工作。因此，会议如何开法要研究一下。他提出，首先要用历史的方法来检讨王明的投降主义，不能孤立地看他抗战时期的问题，还要联系内战时期来找王明主义的来源。王明的“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小册子，在1940年不经中央同意在延安再版发行全党，使新干部新党员误以为他是反立三路线的英雄。我花了两天时间读完了这本书，发现这是一个大骗局。王明是扩大立三路线更加孟什维克化，因为他不是反立三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而是反对立三的右。王明比立三路线“左”得多，要从1930年的小册子算起，这是代表“左”的纲领。第二，要联系实际工作中造成的恶果来检讨。康生说，王明不仅是几篇文章的问题，而是长江局、东南局的领导路线，并影响到华北，这就要求长江局的同志有更多的揭发。博古讲话抽象，不揭发具体事实是不对的。王明说，他有三大功绩：一是反对立三路线，二是《八一宣言》，三是办《新华日报》。《新华日报》完全成为国民党的报纸，有许多反共的言论，如说蒋介石是全面抗战的，要时时、事事、处处帮助政府，这完全是投降主义思想。在武汉工作过的同志应当对这些情况多多揭发。第三，要用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进行。康生批评博古的自我批评精神不够，对王明也只是抽象地批评一下，这是不行的。同时康生自我吹嘘：在共产国际时期，王明说我要篡他的位，我哪敢？事实上矛盾是有的，政治上虽然跟他走，但组织上不愿与他同流合污。回国后，有组织上的阴谋，我是知道的，他想抓军队。我与王明的关系，如他得势是十年也说不清的。他派了人来侦察我。抗战以来，我在毛主席教育下，没执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真是一个幸福。但假如将来换一个环境，遇到一个不是王明，而是李明，是否受蒙蔽？这可是要常想到的一个问题。[686]
张闻天听了康生的发言后，回到家中对刘英说：康生这个人过去在莫斯科时候那样抬高王明，现在却这样不加分析的批判，做得太过分了。[687]
杨尚昆也回忆说：“会议的气氛相当紧张。一方面，从大家揭发的事实来看，‘左’倾教条主义对革命的危害确实十分严重，而王明的态度又令人十分气愤。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会上也出现了‘左’的偏激情绪，有人把教条宗派说成是反革命集团，说王明是特务，让他讲怎样出卖党的利益。也有人向毛主席提出：教条宗派面目已经统统暴露了，现在的问题就在经验宗派，它的危害也很大。康生甚至煽风点火，攻击武汉长江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完全成为国民党的报纸，有许多反共言论’。他还企图把矛头转向在长江局工作过的周恩来和叶剑英等同志，要公开批判周恩来。这个时候，毛主席阻止了。他说：周恩来同志自大革命以来做过很多好事，八一南昌起义是周恩来等同志打响的第一枪。这个阻止很重要。如果延安整风中在‘抢救运动’以外，再来一个反周，那就很危险。”[688]
由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写的《整风运动：1943年“九月会议”前后》稿说：“康生的这个发言，显然含有严重的错误。他对新华日报等的批评不合事实，混淆了错误的性质。他的这些看法对后来会议的进程发生了较大影响。”[689]
同日 毛泽东在康生发言后指出党内有两个宗派，并严厉批评了教条宗派的错误。
由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写的《整风运动：1943年“九月会议”前后》稿说：“在这次发言中，他（毛泽东）比较展开地讲了这个问题。他说：党从四中全会后，就有两个大宗派，一是教条宗派，一是经验宗派。过去反宗派主义是抽象的，现在要把原则变成实际。教条主义的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一形态，经验主义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二形态。这是反宗派主义的具体对象，反掉这两个东西，党就统一了。关于教条主义宗派，毛主席认为，要作具体分析，有犯路线错误的，也有只犯个别错误的；有屡次犯错误的，也有后来改正了错误的。他说，教条主义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四中全会后是博古，这个宗派是相当有计划地派出干部到各苏区之中央局，到各地去改组，只有几十个人。我说的‘钦差大臣满天飞’，就是指此而言。他们利用四中全会来夺取中央权力，打击许多老干部，拉拢一些老干部，凭着‘国际’的招牌，使许多实际工作者不是盲从就是跟着他们走。他们统治中央计三年又四个月，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无处不被其毒害，结果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损失十分之九。教条宗派只有罪恶无功劳，超过了李立三、陈独秀。王明有何功劳？四中全会已被揭穿，八一宣言还能考虑……遵义会议以后、抗战以后，原来教条宗派有的同志还有宗派活动。从1937年‘十二月会议’至1938年六中全会，在武汉时期形成两个中央，造成党内危机。”“这个发言实际上为1943年9月政治局会议的整风定下了基调。这以后，犯错误的同志都按照这个思路进行检讨，其他同志也按照这个思路展开批评。”[690]
9月15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毛泽东“从‘思想上打败’‘教条主义分子’和‘莫斯科派’，这个首要目的已经达到。”“毛已经得到他所追求的东西。在政治局工作会议的最后几天，大家要王明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治路线负全部责任。几乎所有发言的主要内容都说，王明以其与党不相容的小资产阶级投降主义思想，一直在瓦解党。每个人都发言好几次，诽谤共产国际（不直接提到这个国际组织），同时证明他们自己是正确的。按博古和任弼时告诉我的情况判断，王明遭到了粗暴无情的打击。”[691]
9月19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康生继续使中央委员们反对王明。”[692]
9月21日 刘少奇在读完了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以后，写下了如下的阅后感：1.王明等人与李立三的争论，在路线上说来，是没有严格的原则区别的。王明在许多地方的谈话，比李立三更“左”些。2.王明等人与维它同志[693]等争论，更少原则上的区别。维它同志的错误绝不比王明更多。3.王明等人在四中全会前所进行的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完全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纪律所不能容许的小组织的派别斗争，它起了极大瓦解党破坏党的作用。这是一种标本的无原则的派别斗争。4.因为立三路线的错误，又因为王明等人派别斗争的错误，如是使得另一个派别得以组织起来，这就是罗章龙的捣乱派，并使许多同志甚至不坏的和很好的同志也一时参加了罗章龙派。5.四中全会上斗争主要表现为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并且是王明一派人所准备和操纵主持的。它完全批准了王明一派人那些非纪律的行动，而穿上国际路线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外衣来进行欺骗，从此开始了党的危机以至使党使革命受到空前的损失。如果完全照事实和真理来说，四中全会对党是不独无功，而且有莫大的罪恶。6.这个罪恶的小册子记载着党内斗争材料不少。然而它使我们能从这些材料中窥见四中全会及其前后党内斗争的黑幕，使我们对于党内这段历史有完全新的了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利用这本材料将党内这段历史重新写过，并作出结论说：王明这一派人在其所谓“反立三路线”斗争中，不独没有真正反对立三路线，不独没有任何功绩，而且有莫大的罪过。
在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上，刘少奇还作了很多批语，甚至说王明是“托洛斯基主义”。例如在第36页“中国革命的动力”一节左旁批有：“李立三是对的，而王明倒是托洛斯基主义”；在第37页“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一节左旁批有：“强调反对资产阶级，恰是托洛斯基主义”；在第38页“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一节后半部分左旁批有：“难道因为富农是资产阶级所以反对富农吗？托派！”
写完以上批语和阅后感之后，刘少奇又写了一段话，批评了周恩来、瞿秋白在对待王明一派人问题上的错误：“在三中全会之后，国际来信后，当时党的比较健全的转变，应该是仍由恩来秋白等同志主持，在打击王明一派人之后，再召集会议来从事转变，秩序当较好一些。恩来秋白诸同志的错误，就在于他们首先投降立三路线，其后又投降了王明一派人，因而造成了极大的罪恶。”
9月21日到27日 周恩来对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也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批判，写出了《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的长篇笔记。他明确指出王明小册子中表现的严重错误：在国际形势上，王明是急于证明中国能首先胜利；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王明是急于要实行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在时局估计与任务上，王明是强调高潮，急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在党的任务上，王明是急于实行进攻路线；对占领长沙的估计上，王明认为是一省数省能首先胜利的证明，怪李立三没有采取正确而有力的措施，所以不能坚持。
周恩来也透彻地分析了王明小册子对李立三错误的批评。他认为王明的批评有三种情况。第一，李立三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而王明“站在‘左’倾观点来反对”。如关于革命对象问题，王明在反对李立三中强调反富农、反资产阶级、反对中间营垒，这“反而更错了”。第二，李立三的观点是“左”的、错误的，王明在他的小册子中把这些观点保留了下来。例如，李立三急于实行革命转变，王明和李立三一样，他“自己也是急于转变论者”。第三，李立三的观点确实错了，而王明的观点也错了，他同李立三“只有程度之差”。如对革命形势的估计上，李立三是估计得过高了，王明的估计虽和李立三略有不同，但也超过了当时的客观现实。总之，“王明对当时立三路线之批判，完全是站在‘左’倾之不正确的观点上去发表意见”，“不仅未击中要害”，“还暗藏了许多托洛茨基的观点”，“这就给了新立三路线以全部思想根据与理论根据”。
对王明小册子中《关于三中全会与调和态度》一节，周恩来作为三中全会主要主持人之一，明确地指出它有许多地方不符合事实。如说国际指示以后，仍然命令进攻长沙并举行武汉、南京、镇江、上海暴动。周恩来针对王明全盘否定三中全会的错误观点，对三中全会给予客观的评价。他认为，三中全会是按共产国际指示工作的，基本上取消了李立三指示下的全国暴动、攻长沙、兵暴、总行委、总罢工的方针。他说，三中全会“说立三错误是个别的‘左’倾的策略上的错误，‘个别’两字很不对，但‘左’倾并未错，而王明却说立三路线是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乃是大错”。
周恩来还深刻地分析了王明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指出：“这些小资产阶级不能忍受民族战争亦即农民战争的长期性。他们企望一下子就进入社会主义，以避免破产痛苦。从这一点就产生政治上的冒险主义与发狂性。如果这样没有可能的话，就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作不惜任何代价的让步。从这一点就产生了在政策上的投降性。”他认为，由于前一种情况，就产生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王明“左”倾错误；由于后一种情况，就产生了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694]
9月24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
今天，在我们例行的碰头会上，康生意味深长地说起王明来。他说，王明在汉口时的所作所为，不像一个党员应该做的，他和他的一伙在那里好像另立了一个党中央，而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于不顾。实际上，王明并没把以中共中央主席为首的延安的整个领导放在眼里。王明不服从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甚至拒绝翻印他许多很重要的文章，这是有案可查的。
康生还说，王明作为中共驻国民党区的代表，违背他所得到的指示，他未经毛泽东同志许可，就直接跟蒋介石通信。他瞒着中共中央主席进行的这种通信联系，是令人吃惊的，因为至今还一点也不知道给蒋介石的这些信件的内容。
很明显，康生是要在各方面给王明抹黑。他所举的一些事情并不能看成是什么严重问题，这一点他很清楚。在某些情况下，王明不按惯例，而是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命令，作了相应决定，这是形势的需要。对王明与蒋介石通信的未知部分，对他在这方面的活动加以怀疑，显然是找岔［茬］儿。这是胡说八道，但这种胡说八道大家立刻就会信以为真。这是加于王明的又一罪状。
说完这些以后，康生说，在1941年9月，政治局着手处理这个问题，结果产生尖锐的分歧，从此，中共中央主席和王明的关系就变得十分紧张。（据我了解，毛泽东想要由他来裁决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是否合理，就是说，他要凌驾于共产国际这个工作机构之上。）
情报局局长还说，政治局对周恩来的报告及一些“有关问题”的讨论结果是，除王明以外，所有有关的人都这样那样承认了错误，只有王明把自己“摆到了与党对立的地位”（毛泽东正好是要把王明逼到这个境地）。[695]
10月6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王明宗派“在实行篡党”。
由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写的《整风运动：1943年“九月会议”前后》稿说：“10月6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主席首先通报了书记处会议关于整风检查暂停，高级干部先行学习的决定。在讲话中，毛主席肯定了9月的会有收获，许多以前未注意的问题引起了注意。他回顾错误路线发展的历史，指出：过去错误路线有一个大宗派在实行篡党，至遵义会议受到打击。遵义会议后这个集团分化了，但至六中全会前仍有些同志未改变立场……斗争的性质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错误路线以米夫、王明、博古为首。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教条宗派是经验宗派的灵魂，故克服前者，后者再加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这些宗派也可以说无组织系统，但有思想方法、政治路线为纲领。我们打碎的方法，是改造思想，以马列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别人。书记处提议，在整风期间，凡参加学习者，人人有批评自由；对任何人、任何文件、任何问题都可以批评。我们希望各人扩大自己头脑中的马列根据地，缩小宗派的地盘，以灵魂与人相见，把一切不可告人之隐都坦白出来，不要像《西游记》中的鲤鱼精，吃了唐僧的经，打一下，吐一字。只有内力、外力合作，整风才会有成效。”[696]
接着，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相继发言。刘少奇主要讲党内斗争的传统问题。他说：“四中全会上王明领导的党内斗争搞了许多非法活动，学了莫斯科米夫与支部局斗争的最坏的东西；四中全会后中央苏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也是不好的。”朱德发言主要谈自己的学习体会，他说王明的教条主义、投降主义现在看来很明显，他们只知道外国，不知道中国。现在看清楚了，我们也要外国，也要中国，从实际出发都对，从教条出发都错。周恩来在发言中回顾党的历史说：中国党的教条宗派最早是彭述之的洋教条与陈独秀的土教条。王明的教条，马列主义的外衣更完备，还有“国际”的帽子，又有米夫作后台，这样才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697]
10月10日 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整风运动进入总结提高阶段。
10月14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报告。其中说：我们党已有22年三次革命的经验，不能再容许王明路线占领导地位了。王明路线曾企图占党的统治地位，1938年时曾危害过党，直到六中全会才在政治上克服了。王明路线的特点是：（一）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二）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三）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四）在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闹宗派主义。[698]其中还说：“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要运用到四个范畴。第一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要从斗争中把资产阶级提高到赞同抗日纲领的地位，无产阶级是可以领导资产阶级的。我们要按实际办事，不是按书本办事，而王明则反对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说列宁没有讲过。”[699]
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写的《整风运动：1943年“九月会议”前后》稿说：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比较大的范围公开点名批评王明路线”，他说“这是一条投降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在1938年时曾危害过党，全党各地差不多都受了影响，直到六中全会才在政治上克服了。毛主席还揭露说，王明最近两年，一面养病，一面还做破坏活动，向一些同志讲怪话，批评中央不对。我们要有对付党可能发生破裂的准备”。[700]
10月22日 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学习小组会。[701]
10月24日 刘少奇在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报告中，系统地回顾了抗战以来党内的路线问题，说“抗战后党内存在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主义路线，另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王明1937年12月回国后，在对于抗战形势的估计问题（中日关系问题）、统一战线问题（国共关系问题）和战略问题这三个问题上同中央对立，此外又有一个党内关系——闹独立性问题。王明在长江局时期的“中心错误是没有利用当时最好的时机在长江流域搞游击战争”，他说：“长江局的路线不论什么都是统一战线的，军队、政权、民运、党报等都是统一战线的，不是党的。这是和蒋介石共产，王明向蒋介石说：‘我的是你的，你的也给我一点。’但蒋介石是‘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结果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条路线如果在全中国贯彻实行起来，那在全国各地都要发生‘皖南事变’，我们要亡党亡国亡头。”他最后说：在政治上反对投降路线，在组织上要打散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在思想上要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702]
10月25日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学习小组会上发言，回顾了抗战爆发后党内在游击战争、国共关系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指出：抗战爆发后存在两条路线，一条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孟什维克路线，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另一条是毛主席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路线。[703]
10月28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
延安的形势令人沮丧。最近的事态发展，使人们不敢与朋友往来，避免在公事以外进行接触，彼此之间互不信任。人们露出紧张和恐惧的神情。
……
在这种情况下，王明不可能指望得到谅解，甚至不可能指望按照公认的党的准则对他进行客观的批评。他处境非常困难。疾病和卑鄙的影射攻击，把他的身体和精神都搞垮了。
王明被指控为犯有十恶不赦的罪行。据说，他跟人民的敌人、汉奸以及蒋介石有来往。他妄图把投降主义路线强加给党（就是坚持共产国际的路线），从而“暴露”了自己的面目。他“迷恋机会主义”（也是他支持共产国际路线和主张同联共（布）友好）。
康生干得最起劲。所有的会议、集会和其他事情，可以说都是由他的人来组织的。使国际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丢脸的恶言秽语，都是从他的办公室放出来的。他使整风高速进行。刘少奇是整风的理论家，康生是整风的实际组织者，而中共中央主席则是整个运动的教父。
康生对王明特别冷酷无情。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他个人对王明抱有强烈的恶感。他死抓住他的政敌不放（过去在莫斯科，康对王明在若干问题上对他态度不诚恳，怀恨在心）。我跟他谈话时提到王明，刑官的脸色就变了，显露出敌意来。不断激怒康生的，是他不能干脆杀掉王明，是他对王明的政治斗争进行得不顺当，因为王明在党内有身居高位的支持者，而且直到最近他还代表了一个强有力的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路线。康生以公开蔑视的态度来谈王明。
反对共产国际的运动是以开除王明出党为前提的。听康生的口气，我感到王明有被开除的危险，而且实际上这是毛的一伙人策划的。
王明处于绝境。他难以相信，由于他忠于共产国际及其所制定的政策，由于同这个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杰出的工作人员接触，政治生命就要被毁掉。他确信共产国际的政治方针是十分正确的。他认为，抗日统一战线是打垮军国主义的日本、解放祖国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捷径。不能见到王明了，刑官采取一切警戒措施把他隔离起来。我设法得到毛泽东的准许，让奥尔洛夫去探望王明。对康生派去的医生的工作情况加以监督，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康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奥尔洛夫去的时候，王明跟他的妻子在一起。他一看到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不禁潸然泪下。
王明的体重大大减轻了；他很衰弱，还不能走动。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给他查病时，王明要求他发一份电报给季米特洛夫同志。
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说，他把满足这个要求看成是他的义务。王明口述了电稿。奥尔洛夫答应立即通过我们的电台把电报发出。王明叫他不要把发电报的事告诉任何人，因为他这样做是不会受到宽恕的。
王明看来精神沮丧，疲惫不堪。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问题不在于他有病，而在于他处境特别困难。王明的朋友抛弃了他，谁也不去看他。总之，他是完全孤立了。更有甚者，他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他的妻子不敢告诉他反共产国际的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反王明的运动）的真正规模。他不知道他即将被开除出党，不知道党的工作人员都厌恶他，不知道其他许多事情。过去跟他一起工作过的人，一些确信共产国际的政治指导正确的人，都声明与他脱离关系。他不知道他的追随者中，绝大部分人抛弃了他，甚至站出来反对他，给他加上一些新的罪名（为了讨得中共中央主席的欢心），在党的面前贬损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