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越干越起劲。眼下他在组织人折磨王明的妻子。
康生的打算，简单说就是，如果不能毒死王明，也要把他迫害致死。王明没有一天不受到“关注”。
我立刻把王明的电报发出。王明要求前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告诉中共领导，说他是遵循共产国际的路线的，是遵照其决议去做的，这是他的任务和职责。他坚持认为，毛的新路线违背了反法西斯斗争的利益，因而实质上是一条分裂的路线。
1937年12月会议的决议和六中全会的部分决议已被看成是机会主义的了。这对中共的国际主义派又是一个打击。[704]
王明还曾经想给斯大林写信。据一份题为《王明和小孟的材料》，孟庆树曾对别人说，“王明是病人，病人躺在床上好欺负，王明又一次病重，问我要纸，要给史大林写信，我难过极了”。
10月 中共中央编辑的《两条路线》一书在延安出版。
根据这部书中收录的毛泽东和王明的文章，有的人编写了《抗战时期两条政治路线的对比（根据文件所作的对比）》。这个材料共四个部分。
第一，抗战前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两条路线的分歧（1935年）（王明投降路线的萌芽）：1935年11月王明《新形势与新政策》一文有严重的右倾投降思想。
第二，两条路线对立的第二个时期（1937.5～12）（王明投降路线的形成）：1937年5月毛主席在苏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同时期王明的《救中国人民的关键》，其立场、观点、政策完全背道而驰；七七抗战后毛主席在7月23日发布《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同期内王明发表了《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王明回国后一反中央与毛主席既定方针，最后形成其右倾投降主义的全部纲领。12月9日在政治局报告大纲是一个完整的投降纲领。
第三，两条路线对立的第三个时期（1938.1～10）（王明投降路线的发展）：在六中全会上毛主席的报告和总结，与王明的发言是极端的两种立场，王明处处都站在国民党的立场提出问题，解释问题。
第四，两条路线对立的余波（六中全会以后，王明投降路线的坚持）：六中全会以后，投降路线基本已被克服，但王明1939年9月20日在《新华日报》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报告，仍然是坚持他的投降主义路线。
11月1日 曾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过的李国华在会上揭发王明在共产国际所犯的错误。
有的论著说：“1943年11月，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热闹非凡，为了配合正在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中央总学委在康生、李富春的指挥下，正在这里连续举行包括中央机关所有工作人员和来延安参加七大的代表参加的批判王明、博古的‘反右大会’。1943年11月1日，大会勒令曾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过的李国华在会上揭发王明在共产国际所犯的错误，李国华在‘抢救’运动中已被打成‘特务’，让李在会上揭发王明是给其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705]
11月2日 王明妻子孟庆树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的大会上发言。
有的论著说：“11月2日，王明妻子孟庆树在大会发言，坚认《八一宣言》由王明起草，她说，今天有人在会上肯定，《八一宣言》是康生写的，我要问一问康生，他敢不敢承认这是他写的？孟庆树继续说：我想问问大家，共产党员应不应该知羞耻？在孟庆树的追问下，康生一言不发，当场并有高自立（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化名周和森）站起来作证，但他的发言被会场上的口号打断。孟庆树情绪激动，泪流满面，直扑坐在台下的毛泽东，要毛主持公道。毛表情严肃，‘一动不动’，坐在毛身边的张闻天夫人刘英立即判断，毛泽东对批判王明已下定决心。这一天的大会因孟庆树的发言，造成与会者思想的极大混乱，完全离开了会议揭发、批判王明的主题，遭致毛泽东的震怒，他当众斥责大会主席李富春，指责大会充满低级趣味，毫无教育意义，下令停止召开这类大会。从此，王明、孟庆树再也没有在大会申辩的机会了。”“杨家岭‘反右大会’上出现的曲折，对毛泽东执意批判王明、博古丝毫不发生影响，对毛而言，需作改变的仅是不开大会，不给王明等有在公众面前声辩的机会，小范围的揭批会则照开不误。”[706]
11月7日 作七绝《神圣的列宁城》。[707]
11月11日 中央卫生处处长兼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和中央医院党支部书记兼副院长石昌杰，写出《关于王明同志住院的经过情形的报告》。其中说王明在1941年10月下旬到1942年8月13日住院期间，正式会诊七次，小会诊有三四次。在正式会诊方面，第一次大约在11月初，第二次大约在一、二月间，第三次大约在二、三月间，第四次大约在4月底，第五次大约在5月间，第六次大约在吃“所罗非丁”以后，第七次在在8月间出院时：“因用汞的事件过久，分量过多，配合不宜，以致慢性中毒。”[708]
11月13～27日 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一期间举行的会议，继续批评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毛泽东在发言中说：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和遵义会议以前的路线，是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的区别。遵义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但这个码头仍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这是一个矛盾，已经忍耐了多少年，从前年九月会议到现在又忍耐了两年，我还要求同志们再忍耐一下，不忙解决这个问题。遵义会议只集中解决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1937年十二月会议时，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六届六中全会，我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是作了否定的结论的，但当时没有发表。六中全会的很好的条件是王稼祥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前年九月会议，提到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王明坚绝不承认路线错误。我说不说路线错误也可以，但有四个原则错误，即（一）速胜论，（二）运动战，（三）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四）组织上闹独立性。但王明仍不承认，不久来了反攻，说他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央路线是错误的。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是马列主义的灵魂。[709]
由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写的《整风运动：1943年“九月会议”前后》稿说：“在11月13日的会上，毛主席首先讲话。他严厉地批评了王明宗派，指出：现在的中央并不是六大选的，而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的。王明宗派控制了中央码头。王明宗派中最主要的人物，在政治上以‘左’倾为外衣，用‘国际’旗号，用马列招牌，欺骗了党十多年，现在要揭破这个大欺骗。遵义会议为什么不能提出路线问题？就是要分化他们这个宗派。这是我打祝家庄实行内部分化的一幕。当时仅仅反对军事上的机会主义，实际上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因为领导军队的权拿过来了便是解决政治路线。如果当时提出政治路线，三人团便会分化。在前年‘九月会议’前没有在党内讲王明路线错误，也是大多数人还不觉悟，等待一些同志是需要的。”[710]
毛泽东讲完后，博古作第二次检查，说在教条宗派中，除王明外，他是第一名；在内战时期，他在国内是第一名；抗战时的投降主义，以王明为首，他是执行者和赞助者。然后，他检讨了教条宗派形成的历史和个人的错误。[711]
11月15日 孟庆树给任弼时、李富春写信并请转毛泽东及中央各位同志，否认他曾向李国华说过“王明之中毒是中央或中央某某人所为的问题”。她承认“虽然由于我自己心地狭隘，脾气不好及党性不强，和由于我对王明病重的焦急情绪，以及由于有时药品异常困难——尤其是去年肝胆病重时，连一点葡萄糖的注射剂开始时也找不到——等原因，我承认我有些牢骚，这点，我在那天的大会上也已向中央和大家同志承认过错误，现在，我愿再一次地向中央承认我的这个错误，愿意受到党的处罚和教育”。但她接着“声明：第一，我从来也未对中央对党不满，第二，我从来也未样样不满和经常不满，相反地，有时感觉到为了王明同志的病，党化了很多钱，尤其是在生活各方面，要什么给什么，只要是延安有的，而且富春同志还常去电重庆西安等地为王明同志买药买东西。这些是王明同志和我都常感不安的。假使说我有时还有些牢骚，王明同志确连牢骚也未有过——在治病方面”。最后，她“再一次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感谢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为了给王明同志治病，想尽了许多办法……只要是延安办得到的都办了。过去如果没有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之关照，王明同志恐早已不在人间了。将来在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的爱获［护］之下，王明还有恢复健康重新为党工作之可能。并将在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的领导与帮助之下在实际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712]
同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王明被划在托派分子之列，根据中共中央主席过去的讲话来看，托派一直在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由于忠于共产国际、忠于抗日统一战线而正遭到严厉批评的王明，倒成了个托派分子了！”[713]
11月下旬 任弼时在中央学习组的会上，总结了他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的经验教训，剖析了认识发展的过程。[714]
11月27日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整风检查。其中谈到：王明路线的本质是：党外步步投降，党内处处独立。在形势估计上，是速胜论、外援论；战略思想是外援论、唯武器论；在统战工作上是投降主义，中心是放弃领导权，取消阶级教育和党的独立宣传；在党的关系上是把党作为私人工具，取消党的正确领导，与延安中央闹独立性，准备使“武汉中央化”。归纳起来，这就是“抗战中的机会主义，统战中的投降主义，党的问题上的取消主义，故本质上是较老陈独秀主义坏得多了”。[715]
由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写的《整风运动：1943年“九月会议”前后》稿说：“在会上，一些同志对洛甫、恩来等同志的整风检查提意见，有一些偏激之词。有的说：王、博、洛、稼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这样的发言，无疑加剧了会议的紧张气氛。”[716]
11月27日[717] 给毛泽东写信说：“我请求你最近几天内来我处谈谈，并请抽出较久点的时间，我迫切地期待着，如何？”
11月29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李富春前往与王明谈话，说很快就要召开党的七大，所以组织了七大代表和高级干部700余人一起学习，中央政治局正在开会，讨论六大以来的党的路线问题，特别是检讨教条宗派主义的错误问题，其中也讨论到王明的问题，希望他认真作出检讨。[718]
同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
王明卧病在床，而康生又竭力使他同外界完全隔绝。在这种情形下，局势的发展对以他所代表的整个政治路线，越来越不利了。
政治局一次次地召集会议。现在的这次扩大会议在分析“莫斯科派”的错误。
王明被指责为犯有种种滔天大罪：使“机会主义倾向”在中共党内扎根的，是他；（伙同博古、周恩来、洛甫等人）向国民党采取妥协而阻碍了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据说也是他。要知道，那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而非其他任何地方，他被戴上了“国民党帮凶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他们用最卑鄙的借口，来证明王明的“反革命行为”——他在上海被捕后获释，这里面有鬼。就以这作理由证明他“背叛”了。
此外，他们还指责王明忽视共产党开展斗争的民族条件，因而散布了一系列反党观点。一些受到中央委员会谴责，说他们在王明任中共领导人时期犯了错误的人，污蔑起王明来最为恶毒。
叶剑英、洛甫和周恩来毫不迟疑地承认他们的观点是有害的，极其错误的，他们的发言都肯定了“王明路线”的破产。
为了巩固斗争的成果，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迫不及待地出版了题为《两条路线》的书。只需对该书略加浏览，便足以看出，它是专门为毛泽东对王明的“有害”政策（“机会主义”）进行斗争服务的。[719]
11月底至12月初 周恩来在中央学习小组会多次作整风发言。对参加革命二十多年来的斗争实践和思想认识，进行了检查，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抗战时期，他认为在区别对待各种政治力量、执行党的隐蔽方针、开展统一战线等方面都有显著的成绩。缺点是在初期对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和对王明的机会主义有容忍和退让的地方。[720]
12月1日 让孟庆树代笔并经他签名，给毛泽东并中央政治局诸位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前天富春同志来，谈到关于很快要开七次大会，所以组织了七大代表和高级干部七百余人一起学习，中央政治局也正在开会，讨论六大以来党的路线问题，特别是检讨教条宗派主义的错误问题，其中也讨论了我的问题。但关于我的问题，孟庆树同志虽然也曾告诉过我，在学习讨论会上，曾有人提到我的个别错误问题，但无论富春同志和庆树同志，都只谈到有些同志提出的一些个别问题。所以中央所讨论的关于我的主要的是那些问题，我还不知道。等我得到中央的正式通知后，我将尽可能的加以检讨。我现在因病不能参加会议和学习，很觉难过。但关于过去已经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同志指示出我的错误和缺点问题，虽然我现在没有精力详加检讨和说明，但我认为我有向此次政治局会议作原则上明确承认之必要。
1.一九四一年九月底十月初时，因为有同志提出一些关于有否改善国共关系可能的问题，我曾向毛主席提过关于国共关系问题中一些政策问题的意见，当时我只是想把这些意见提供给毛主席作研究问题时的参考，我不愿把这些意见提到会议上去讨论，故后来毛主席在书记处会上提出并指示出我的意见是不对的时候，我只略为谈到关于上述问题的部分意见，但会后我又向毛主席声明过，既然毛主席认为我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不愿再谈这些意见。可是我自己后来未能经常把握住这一点，是个很大的错误。如今年春季少奇同志回延后……主要的由于我有教条主义的错误和爱表现自己的意见，组织观念不够等小资产阶级意识，其次是由于我病后神经容易兴奋，不能自主，因而又向少奇同志谈了起来……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因为早经毛主席指示出那些意见都是错的，一切问题都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
2.一九四一年夏秋之间，毛主席曾和我谈过几次话，后来并约任弼时、康生、陈云、洛甫等同志共同谈过，在谈话当中曾指示出我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和武汉时期的工作，都有错误，就是在政治上有带原则性的错误，组织上有闹独立性的错误，同时指出我的个性和工作方法上有很多缺点。在这以前还指示出我在妇委和女大的工作中也有一些错误。我很感谢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指示出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使我有可能和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作斗争。
我请求毛主席将此次中央政治局所讨论的有关我的其他错误和缺点给我以指示和教育，同时我也请中央各位同志都能抽出时间来给我以指导和教育。我愿意尽我力之所能，对自己过去的思想言行加以深刻的检讨，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与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12月7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两条路线》“文集供高中级的政治工作者阅读，其主线是吹捧毛泽东的政策，激烈攻击王明的‘捣乱’”。[721]
12月13日 季米特洛夫通过苏联红军情报部门的电台，发给王明如何处理党内分歧的电报。[722]
12月14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主席[723]说王明是党里‘十足的霸王’！他多么恨王明！”[724]
12月16日 张闻天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每个参加整风的高级干部要写一份“自传”的要求，写出一篇“反省笔记”（后被称为《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其中写到：王明回国推行右倾投降主义时，个人在“肯定过去做的统一战线方针基本正确”这一点上“并未放弃防线”，但开始时一度有所“迷惑”，不够“清醒”。[725]
12月22日 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要他亲启的关于中共党内问题的信，说像王明这样的人物，最好不要让他们离开党，而要保留下来并尽量为党的事业利用他们。信中说：“不言而喻，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它过去的任何领导人都不得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情考虑，我又不能不告诉您我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担忧……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应该把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排除在党之外，而应该把他们保留在党内，千方百计利用他们为党工作。”[726]
12月23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揭露博古、王明、洛甫、杨尚昆和“莫斯科反对派”其他成员的投降主义的孟什维克路线的成果。他们的政策被斥为是反党的政策。在思想意识上受“莫斯科派”指引的“教条主义者”，被诬蔑为革命利益的叛徒，他们“对国民党卑躬屈膝”，并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传播到中国革命的思想意识中来。
原来只在中共上层进行的党内斗争，现在通知到了全党。这样，又一股污浊的泥流涌进了整风运动，其任务就是“帮助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党员采取更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
在党组织内，在毛泽东和康生旨意的忠实执行者所操纵的党组织内，就王明的“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和中共中央主席的路线展开了非常详细的讨论。
在整风的第一阶段，只是教育群众。对一般党员没有公开中共领导的内部斗争，对“教条主义者”只笼统地进行了批评。王明等人的名字只是偶尔含糊地被提到，但是王明本人是被严密隔离起来的。
现在，洛甫、博古和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一连串发言中，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观点。毛泽东在党的面前“一一列举”了王明的罪证。
洛甫、博古和周恩来在上呈中共中央主席的专门材料中，承认了他们的“有害的错误观点”。
整风在性质上起了变化。现在，中共领导中，每一个国际主义者都被弄得名誉扫地，从而，整个“共产国际的主张投降的路线”和“苏联教条主义”，也就统统被弄得名誉扫地。
现在，整风成了一场指名道姓的实际运动。
还想把王明蒙在鼓里是不可能了。罗莎·弗拉基米洛夫娜[727]把事情的全部真相都告诉了她丈夫。王明对全部事实一清二楚了。
但是，毛泽东的目的并不只是使王明名誉扫地，他还要使王明在精神上垮下来。重要的是使王明亲口承认“毛的路线正确”。
开始做王明的工作了。中共中央的一位官员李富春已被挑选出来跟王明谈话。
当罗莎·弗拉基米洛夫娜把正在发生的全部事实告诉王明时，他意识到实际上他在思想意识方面已处于孤立地位。这段时期，毛泽东和康生把一大堆谎言加到了他的身上，他甚至连知道都不知道。[728]
12月24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我去看望了王明。”“前些日子，中共中央主席借口应王明的要求去看了他，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并答应挑选一批党的工作人员听取他的意见。”“王明身心交瘁。他答应向毛泽东投降。他认为我们在他的请求下发往莫斯科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是错误的，对一个党员来说，这样做是不合适的。据他看，同前共产国际的人员保持联系，会破坏他同毛泽东现在开始形成的和解。”[729]
12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致电饶漱石、罗荣桓、黄敬、邓小平、程子华、林枫，指出：“政治局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电，日内即可发给你们。你们应很慎重地组织这一研究。参加研究的高级干部范围目前不宜太多，每一分局所属地域内约在一百人至二百人左右为适宜，名单应由中央局或分局决定。”“在干部研究前，中央局及分局委员须作讨论，在思想上酝酿成熟，然后领导干部研究。此种研究的性质是整风的深入与高级阶段，其目的是使干部提高认识与增进统一团结，并为将来讨论七大决议作思想准备。”[730]
由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写的《整风运动：1943年“九月会议”前后》稿说：“这是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名义发出这样的指示。”[731]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中央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指出了王明“左”的及右的错误及传达、讨论、批判的步骤、方法、目的，《指示》说：
最近经过新华社广播的《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是集合前共产国际各领导者（季米特洛夫、曼努依尔斯基、爱尔科里）关于反对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文章而成的。我党七次大会时，即将总结我们22年的经验……同时也将批判我党在过去某些历史时期中曾经严重地危害过党与革命的反布尔塞维克主义的“左”倾及右倾的机会主义，批判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四中全会的篡党，五中全会的达到顶点，以及遵义会议的开始克服，但在1937年12月会议至1938年9月六中全会期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其活动，并且王明本人长期地坚持其错误路线，反而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是违背前共产国际方针的。现在共产国际虽已解散，但共产国际领导者们的指导原则依然适用，这些原则完全与王、博路线的机会主义相反，而对于我党中央的布尔塞维克路线则是完全符合的。各地在我党七次大会决议发表以前，可以在中央局及区委的领导机关中及在这些领导机关周围已被历史证明无特务嫌疑的高级干部中初步传达初步讨论内战时期王、博宗派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及严重损失，抗战时期（1938年）这个反党宗派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错误及严重损失（项英的失败，华中、华北在受其影响时期的损失）。这后一个时期，王明的主要错误是：1.主张速胜论，反对持久战。2.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3.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4.在武汉形成事实上的第二中央，并提倡党内闹独立性，破坏党纪军纪。
在一般干部中目前不要传达这些，应研究前共产国际领导者们《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并继续深入整风。要使干部及党员明白，自遵义会议以来，6年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一切对于这个路线的污蔑都是错误的，现在除了王明、博古以外一切领导同志都是团结一致的，现在我党已成了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核心力量，全党同志均应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为中央的路线而奋斗……[732]
有的论著说：“1943年12月28日，毛泽东决定正式向全党高级干部公布有关王明、博古的‘错误’，将对王、博‘错误’的几个判断传达下去，以统一全党的认识……在政治局整风会议期间，毛泽东发出此电报，就是指望通过上下夹攻，逼使中央层的领导干部全部缴械投降。”书中还说：“1943年11～12月，毛泽东等对王明、博古的进攻达到最高点。在这个时候，已经出现王明等是国民党‘内奸’，王明是执行国民党‘破坏’中共政策的代理人，以及王明在历史上曾被国民党逮捕，以后又被放出，其历史有疑点等各种论调。”[733]
12月 在给其女儿（寄养在季米特洛夫家）的信里，再一次向季米特洛夫反映了他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分歧，要求季米特洛夫干预。[734]
本年 毛泽东重读了他于1941年写的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即《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觉得原来的认识不够了。于是作了修改，不仅加上了王明，而且把王明视为那条“左”倾路线的祸首。这份修改过的笔记，第一篇就是评论王明起草的、1931年9月2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文件。毛泽东改变了1942年上半年的估计，否定了六届四中全会，并肯定王明是这个时期“左”倾路线的始作俑者。笔记写道：
“这个决议是中国共产党第六届全党代表大会第四次中央全会以后王明同志（即陈绍禹）为首的中央发出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从此形成，并由博古（即秦邦宪）、洛甫（即张闻天）继续发展，到后来成了一条比较立三路线还更完备的极端反马列主义的路线。对于这条路线，王明是创始与支持者，博、洛等人则是发展者与执行者。”
“当时的四中全会是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目标的。这种批判是错误的，因为在三中全会上已经基本将立三路线从基本上批判过了……王明等人重新挑起这个问题来批判，是别有用心的，其证据就是在其后出现的王明路线比立三路线更左，比立三时期的结果更坏……因此四中全会是完全错了，从此种了以后的恶果。”
“王明反对立三路线夺取中央权力以来还不到九个月，就又恢复了立三路线，可见他反时立三路线是假的，不过借着反立三路线之名，行夺取党权之实。至其思想，完全和立三一模一样，都是反马列主义的小资产阶级野心家。”
“王明诸人不但没有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就连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知识也都没有，所以他们写起文章来，就特别显得幼稚可笑。可是世上偏有这一类人。真是天地之大，无奇不有，连共产党内也不能免……如果他们掌了权就会要做出许多坏事来。这一点应当引起一切革命者的警戒……”
“我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全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这批人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家里有成堆的马克思主义出卖，装潢美丽，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并无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认……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镜，才发现其宝号里面尽是些假马克思，或死马克思，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也没有，可是受骗的人已不知有几千几万，其亦可谓惨也已矣！”
“我们老爷是一条最可怜的小虫，任何世事一窍不通，只知牛头不对马嘴地搬运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搬运共产国际，欺负我党与中国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与对于中国革命实践的认识水平的暂时落后而加以剥削，而对于许多聪明的勇敢的同志，例如所有白区、苏区、红军的主要负责人，则加以流氓式的武断与威胁，把他们放在托洛茨基及陈独秀取消派的范畴内，这真是所谓不识人间有羞耻事！”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中央与地方的领导者们，当他们实行篡党、篡军、篡政之时，照例都是有这一手的。为了建设他们的威信就一定要把原有的领导者们的威信下死劲地给以破坏，而且破坏得异常彻底，使用的手段是异常毒辣的。任何地方都有这一手，不独中央苏区为然。我党在这一时期领导方面所犯的错误，以事业说，党、政、军、民、学，以地域说，东、西、南、北、中，无往而不被其荼毒，实属我党的空前大劫，全党均应引为鉴戒，再不要重复此类错误。”[735]
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写下如此激烈的批判王明的笔记，除了发泄其内心的激愤和郁闷之气以外，当然还有别的目的。他需要政治局主要成员在他发动批判王明问题上给予理解和支持。因此，他特地将这篇笔记送给新成立的书记处的另外两位书记刘少奇和任弼时去看。然后，毛泽东越来越激烈地把斗争矛头对准了王明。”[736]
1944年 40岁
1月2日 毛泽东通过彼得·符拉基米洛夫电复季米特洛夫，其中说：“王明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反党活动。这一切都已通报给全党干部。但是我们不想把此事向全体党员群众公开，更不准备向所有非党群众公布。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对王明所犯错误进行批判的结果，则是这些干部更加团结一致。”“我的看法是，王明是个不可靠的人。王明早期曾在上海被捕。有几个人说他在狱中承认了自己的共产党员的身份，之后被释放。还有人说他同米夫有可疑的关系。王明进行了很多的反党活动。”[737]
1月3日 据有的学者说，毛泽东在这天急忙找弗拉基米洛夫，有些不安地询问弗拉基米洛夫，那封回电是否发出去。他告诉弗拉基米洛夫说，他对季老的电报想了很多，前面的复电可能不十分妥当。他最担心会引起不满的显然是上封电报中他在国共关系和对王明态度问题上的说法。谈到党内王明的问题时，他虽然仍旧强调王明的错误，但没有提到王明的“反党”和政治上可疑的问题。[738]
同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博古证实了我的猜测：莫斯科来了电报。”“季米特洛夫在电报中表示关心中共同国民党的关系和中共领导对‘莫斯科派’的政策，并且对康生在延安事务中所扮演的极其凶恶的角色作出了评价。”[739]
1月4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我出乎意料地接到毛泽东的邀请，让我晚上跟他一起看平剧。”“周围无人的时候，毛说，他收到了季米特洛夫同志关于共产国际政策的电报。他仔细考虑了这份使他激动的电报，他对其中表示的担心和关注铭记在心。他理解季米特洛夫同志帮助中共领导的深切而又真诚的愿望，感谢他那种一向考虑得很周到的援助。”“分手时，毛泽东说他一定要找我谈谈电报中所提出的问题。”[740]
1月7日 毛泽东再次给季米特洛夫复电，其中说：“关于党内问题，我们的方针旨在团结。这一方针也同样适用于王明。由于在1943年下半年所做工作的结果，党内的形势，党的团结都很大程度地得到改善。”[741]
1月8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昨天上午九点钟，毛泽东突然来访。”“中共中央主席几乎在每句话的结尾都要重复一下，他对斯大林同志、季米特洛夫同志的丰富经验是极为尊重的。”“突然，中共中央主席谈起王明来了——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几乎是友好的语调！开头我真不知道他是在谈王明。”“这次会见结束得颇为出乎意外。中共中央主席要了几张纸。他在桌旁坐下，写了一份给季米特洛夫同志的电报稿，要我立即发往莫斯科。”“他写道，从1943年7月至今，他一直都在采取有力措施来加强党的团结。结果，党内形势大为改善。这一党内政策的实质是统一和团结。至于对王明，也完全是按党内统一和团结政策这个主要原则来对待的。”[742]
1月9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王明不知道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人们不可能把来电的事告诉他。情况变化了，毛泽东正力图对王明施加压力，以便不仅彻底搞臭他的政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季米特洛夫的电报没有事实根据。”“王明屈服了，说他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毛泽东使王明继续处于隔离状态，而且开始施展阴谋，根据答复季米特洛夫电报的需要向王明索取坦白材料。的确，假如连王明本人都认为他的政策错了，那么对中共领导的行动的正确性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1月6日，毛泽东同王明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从毛泽东自己所说的话来判断，在那次谈话中，他的态度相当温和，跟他以前那种绝不妥协的态度迥然不同……而且，毛还明白表示，如果王明有进步，认了错，和解是可能的，将来共事也是可能的。”“这种做法奏效了。王明不知道季米特洛夫来了电报，把中共中央主席态度的改变，当作是要结束冲突的愿望。随着这种看法坚定起来，他就开始放弃自己的立场。王明把毛的翻云覆雨当作真心诚意，把他们之间关系的变化按表面现象接受下来。毛迅速地朝自己的目标前进。”[743]
1月10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这里的一些人继续背诵‘二十二个文件’，批评‘教条主义者’，否定王明。大家积极地学习上述文件，好像它们是福音书。”[744]
1月19日 季米特洛夫通过苏联红军情报部门的电台，将他与毛泽东就有关王明问题的相互来往的电报发给王明。[745]
王明1965年秋谈的《由宣传毛泽东到提毛泽东做中共总书记》的回忆录说，季米特洛夫曾多次给王明来信。其中说：1953年冬，王明夫妇回国前去看一位曾在共产国际工作过的俄国同志，那位同志说：“季米特洛夫1943年得知毛泽东反共产国际，反中共内国际主义者的消息后，非常不安！但可惜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了。他想：用什么方法压一下毛泽东，支持一下王明？他想到用个人写信的方法，他于1943年冬用芳妮[746]的名义写信给你们，又用毛泽东儿子的名义写信给你和康生，信内说季米特洛夫问候你。后来他想到这还不够。1944年春他又用个人名义给你写过一封信，我只见到信封，未见内容。但是季米特洛夫未得到你的回信。因此，1944年秋回保加利亚前又写了一封信给你，是经过苏共中央转的。但是，仍未得到你的回信。他到保加利亚后，于1945年德国快失败前，又从保加利亚经苏共中央发给你一封信，可惜还是没有得到你的回信！至此，季米特洛夫才相信：写信给你，你是收不到的。这些信可能都在你们的中央？你回去向毛泽东要这些信。”
1月23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
在季米特洛夫同志的电报影响之下，我同中共领导人的关系改进了。由于电报上有对康生的直率的政治评价，情报局长便设法对我（并通过我对莫斯科）表示忠诚。他和我说话一直是非常谨慎的，我们上次见面时，他突然谈起王明来了，过去是忌讳谈这个话题的。虽然并没有下过禁令，但是没有谁敢谈。我也回避这个话题。
康生幸灾乐祸地告诉我，王明已经当面向中共中央主席承认了错误。他说，王明要求毛泽东不要在即将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着重提他的错误，至少讨论起他的错误来也要缓和点。
康生说，主要是王明已经承认了政治上的错误，因此中共中央主席向他保证，在即将召开的大会上，他要采取一切措施，来防止发生一场反王明的斗争。
康生对我曲意奉承，但也藏不住他内心的胜利的喜悦。他想打动我，使我觉得我们即使不是朋友，也是同志，我们之间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什么误解。
康生说王明的身体好多了，脱离了危险期，因此不必再为他担心了。他说：“王明比王稼祥的身体要强得多。”
我问他何以如此肯定。
康生作了解释。原来，元旦期间，中共中央主席看望过王明两次，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因而确信王明身体还不错。而且这还不算，在毛泽东看望之后，周又去看了王明，他们谈了足足五个小时。
康生说，这是王明身体健康的最使人信服的证据。
康说：“他的病几乎好了！”
对康生来说这特别重要，因为他有蓄谋毒害王明之嫌。季米特洛夫的来电，说明莫斯科是知道底细的。因此，康生需要找证据来释嫌。现在事情简单了：王明只是有点病！人们干嘛还要老谈论这件事呢？[747]
2月20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统一了对五个重要问题的认识：（一）陈绍禹、秦邦宪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二）临时中央与五中全会因为有“国际”承认，应该是合法的，但必须指出合法手续不完备；（三）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对结论必须力求宽大，目前是应该强调团结，以便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四）在学习路线时，须指出六大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六大是起了进步作用的；（五）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是做得对的，也应该承认它。[748]
2月26日 周恩来受中央委托与王明谈话，系统地指出他应该反省些什么问题，希望他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这时他刚刚了解到中共中央关于他的错误的结论，感到颇难理解。[749]
2月27日 写信给周恩来，感谢周昨天的谈话，表面上虽感谢周恩来给了他“如何反省问题的宝贵的启示”，但又很不服气地提出一系列问题，“以供为你下次来我处谈话时更便于给我以指示”：
（一）关于四中全会至9月20日决议期间的路线错误问题，我有下列两点，请你考虑给我解释：
（1）为什么四中全会决议及9月20日决议是路线错误？其具体内容如何？
（2）既假定为路线错误，为什么这是所谓王明路线？因为我总不是此时期重要决议的起草人（四中决议为米夫起草的，冲破二次围剿后的决议，是博古写的，九月二十日决议也是博古（或李竹声）起草的，绝非我起草的，因你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俩早已不参加任何会议，并且临时中央局已经成立了，我绝不会和不能起草决议（这决议是由当时中央局各同志及我和你大家看过改过的则是事实），同时，也不是这一时期的党的主要负责人（四中前后至顾顺章被捕前，我作江苏省委书记，向忠发被捕，你和我即不能参加任何会议，我两个月住在医院，两月住在陈云同志处前楼上，我和你每月接头一次，我未担任中央任何部门工作。）
当然，我并非推卸责任。我认为从四中全会我当选为中委和政治局委员后，我对中央通过的任何决议，都有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而那些由我看过和同意通过的文件，如其中有错误缺点，更应负一个政治局委员应负的责任。
（二）关于在莫斯科做代表时期的工作——我自信虽在个别问题上有错误缺点，但决无大过……此部分问题，虽中央不准备作结论，但我必须反省和说明清楚。
（三）关于12月会议及武汉时期问题——中央虽暂不作结论，但我认为和中央谈清楚，弄清是非，使我了解真实而具体的错误何在，对党的政策了解，对我的教育只有好处。
我深信在毛主席所坚持的调查研究事实事求是的作风及现在强调的全党团结精神领导下，党会弄清楚一切问题的是非真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