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你再抽时间来和我谈一次……
3月2日 周恩来将王明2月27日给他的信送交中央各领导同志阅，并说明：“本星期一与王明同志谈了一次，他还是站在个人利害上了解问题，我劝他反省，他要求再谈。现将他的来信送阅。”[750]
3月5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去年党的路线学习中，有部分同志对王明、博古同志的错误怀疑是党外问题，现在确定是党内问题。”“四中全会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承认，这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政治内容是不好的。”“中国社会最基本特点是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党对这个问题要慎重处理。反映到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及由于这种思想而产生的错误，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现象，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现象。”“在四中全会后到中央工作的同志，有一些没有参加过大革命，却认为自己似乎是很高明的。这也是他们犯错误的原因之一。”“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问题，因此我们的组织结论可以宽大些。这个方针现在就要宣传解释，使同志们了解实行这个方针的必要。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对党才有利。我们反对四中全会后党内斗争的错误方针，因此要采用宽大政策，否则便成了四中全会的学生，便不能弄清思想问题，吸取经验教训。”他还说：“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一切否定。当时我和博古、洛甫同志在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分歧点是如何打蒋介石，是策略上的分歧。在土地问题上，对六大决议中关于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政纲，是没有争论的。争论是在没收后博、洛等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而我是不同意的。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定，那就是一种倾向。我们对问题要分析，不要笼统地一概否定。”[751]
3月7日 季米特洛夫收到王明从延安发来的密电，其中说：“12月～1月期间转给了我两份您的电报。谢谢您对中共和对我的关心。我对毛泽东的态度一如既往，因为我把他作为党的领袖而全心全意地予以支持，尽管过去我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和最近就党内生活问题针对我展开的重大运动中的一些个别问题上有个人之间的分歧。［一位］同志告诉我，他系统地向您通报了有关所有这些问题的情况。”“我不了解在这方面您对哪些事件感兴趣和对哪些问题不清楚。请给予指示，我将作复。最近一年，在党内开展了以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为基础重新审视党的全部历史的活动。他被宣布为中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和中国化马列主义的主要代表。”“我意识到您能提高我们党的威信，这在没有共产国际的条件下是特别重要的；在强调中共是全国性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下，我完全支持这场运动。因此我已经既在口头上，也在书面上向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声明，反对李立三路线的斗争和确定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都是毛泽东的贡献，而不是我的，如同我以前认为的那样。我还声明，我放弃一切有关政治分歧的争论。”[752]
4月1日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下午4时毛泽东与他谈话，“解答了他实行‘整风运动’的原因和目的，‘整风运动’为什么受到干部很大的反抗等问题。”[753]
《写作要目》说：王明曾写“关于毛泽东的‘肺腑之言’的谈话笔记”，主要内容是：“毛谈他反对列宁主义，反对共产国际，反对列宁、斯大林、和苏联，同反对王明的原因都是一样的，就是要把中共党史写成他一个人的历史，同时，请求王明同志‘把反对李立三路线和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大历史功劳’让给他。”
4月12日、5月20日 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和中央党校第一部，就党内高级干部对历史问题的讨论作了《学习与时局》的讲演，批评了王明等“左”的和右的错误，并指明了讨论历史问题应采取的态度。讲演指出：“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在谈到王明右倾的错误时说：在抗战初期，“我党一部分同志，犯了一种错误，这种错误就是轻视日本帝国主义（因此不注意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主张以大兵团的运动战为主，而轻视游击战争），依赖国民党，缺乏清醒的头脑和缺乏独立的政策（因此产生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对于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大量扩大我党领导的军队等项政策，发生了动摇）”。[754]
根据上述精神，中共中央书记处成立了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这标志着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已进入最后的总结阶段。委员会由任弼时召集，成员有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755]
5月21日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开幕，根据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六项意见，对于党的历史问题通过了如下决议：
1.中央某些个别同志曾被其他一些同志怀疑为有党外问题，根据所有材料研究，认为他们不是党外问题，而是党风错误问题。
2.四中全会后一九三一年的上海临时中央及其后它所召集的五中全会是合法的，因为当时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但选举手续不完备，应作历史的教训。
3.对过去党的历史上的错误应该在思想上弄清楚，但其结论应力求宽大，以便团结全党共同奋斗。
4.自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但尚有正确的部分，应该进行适当的分析，不要否认一切。
5.六次大会虽有其缺点与错误，但其基本路线是正确的。
6.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但自遵义会议以来，经过各种变化，作为政治纲领与组织形态的这两个宗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党内严重存在的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应当进行切实的教育，克服此种倾向。
上述各项全体表决通过。[756]
杨尚昆在谈到这个决议时说：“这项决议，书记处原来讨论确定的只有前五项，后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除对前五项作了说明外，又增加了第六项。他说两个宗派已经没有了，‘历史上的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的东西了。丢掉这个包袱，才符合事实，利于团结’。并提请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正式作出了决议。”[757]
5月28日 中共中央在给华中局的指示中指出：由于我党长期处在农村分割的游击战争环境及农民小资产阶级成分之广大，在党的历史上不但曾经存在过带全党性的教条宗派（以王明、博古为首）与经验宗派，而且还相当普遍严重的存在盲目的山头主义倾向。
5月 任弼时起草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报告，标题为《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758]
由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写的《党的历史决议》稿说：比较《历史草案》，弼时同志起草的稿子的新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修改了《历史草案》关于四中全会的评价。根据1943年“九月会议”的精神，弼时同志写道：“四中全会的补选和中央政治局的改组，使教条主义宗派分子能够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获得重要地位，他们与经验主义者相结合，篡夺党的领导，重犯左倾路线错误，使苏维埃运动和白区斗争受到重大的损失。”“七大认为四中全会是没有在党内起积极作用的，而且有许多的缺点与错误。不但没有表示党的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且是障碍党的进步的。因此七大认为四中全会的决议应加以否定。”[759]
6月25日 中共中央给晋察冀分局发出指示，指出分局扩大干部会关于党内两条路线问题，可依中央去年12月28日指示作一个通知，但不必展开讨论，王明、博古名字也不要写在任何文件上。
6月至年底 任弼时继续主持起草党的历史决议，对胡乔木起草的稿子作了三次修改。[760]
在任弼时修改的第三次稿上，对王明路线的错误内容和政治教训从理论上提纲挈领地概括为七点：
（一）不了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离开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社会条件，在城市斗争与乡村斗争、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的策略上发生一系列的错误，坚持革命可以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
（二）背离中国的国情，混淆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内容；
（三）在革命的动力上，不承认除工农外其他阶级有成为同盟者的可能，不能正确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四）不承认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夸大革命主观力量，把局部现象看成全体；
（五）不了解游击战争和农村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性，城市中心论；以北伐战争和苏联的经验作教条否定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六）不懂得利用矛盾，团结多数打击少数，不能灵活地组织进攻和必要时的防卫和退却；
（七）以打倒一切、否定一切来抬高自己的威风，实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强制推行错误的政治路线。[761]
7月16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再也没有人提王明了。对毛泽东来说，反对‘莫斯科派’的斗争已是过去的事了——这个阶段虽然不很顺利，但总是过去了。”“我现在已深知毛泽东的为人了，我认为，他与王明的冲突还有另一个原因（当然不像主要原因那么重要和有影响）：王明在战前被看作是中国共产党的著名理论家之一，毛对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当然，这不是主要的，但是这是毛的性格。”[762]
7月24日 邹韬奋于上海逝世。王明作《政苛虎猛（悼邹韬奋同志）》七律二首。[763]
8月31日 由傅连暲主持，继续给王明会诊，《会诊记录》标明参加者有苏联医生阿洛夫、李润诗、李志中、王斌、鲁之俊、陈应谦、何穆，记录陈仲武。会诊主要是根据孟庆树有关王明当时病症的汇报。针对王明的拔牙问题、腹部按摩问题和肠胃问题等作了简单的讨论，建议王明把坏的牙拔掉，并不要长期卧床，应该起床适当地做腰部运动。[764]
8月 作诗《巴黎解放》。[765]
11月16日 郭沫若五十大寿，很多人题写、寄赠贺寿诗，王明也步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的七律原韵写了一首贺寿诗，但当时并未寄出，直到1945年12月因事给谢觉哉写信时，才将这首诗附上，并托谢转交郭沫若。诗的内容是：
那觉已过半百时，高歌酣斗鬓无丝。
汨罗江上留征影，富士山期树战旗。
司马才华子房知，迅翁骨气拜伦诗。
任他扰攘风云变，万岁峨眉一布衣。[766]
12月25日 《新华日报》刊登陈绍禹题字。
本年 还于延安杨家岭作五律《题鲁迅全集（忆鲁迅先生）》。[767]
1945年1～8月 41岁
2月26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
召开党的七大的决定，使人们的感情激动起来了。大家又围着王明、杨尚昆、王稼祥和洛甫闹腾开了。照例是在会上公开谴责一番，或在背地里骂上一通。
王明被直截了当地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种看法已成定论。大家都确信毛挽救了党，使党没有采取王明的“投降国民党”的路线。“王明是舔蒋介石的靴子的”，人们绕着弯用这样的话来说他。
国际主义者（洛甫、博古、王明等人）的格言——“忠于民族统一战线，就是忠于党的利益”——横遭诽谤，这个格言现在已被遗忘！毛泽东的领导阶层逐渐使大家相信，王明“从1931～1934年以来一直在党内培植异己分子”。据说，远在1931年王明出现在上海时，他就像个大官僚那样，武断地决定与党的命运有关的问题。愚蠢而又可笑，但谁都不能反对，也不会反对！
整风有效地完成了它的任务。甚至王明过去的合作者也开始诋毁他了。例如，杨尚昆说王明对蒋总司令“推行”了阶级投降路线。这话竟出之于杨的口，而杨又岂只是王明过去的一个同志而已。[768]
3月29日 毛泽东函告李富春，说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修改本要给陈绍禹等各发一本。[769]
3月31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讨论为七大准备的政治报告草案时说：1937年12月会议到六中全会时期的错误倾向是“主张依靠国民党，不要民主、民生，不要三民主义的”。并说：“过去的历史错误主要是一个社会现象，由于党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错误的同志是因为不自觉，以为自己是对的才要在党内党外打倒一切。现在大家都觉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王明同志最近写信给我，也赞成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与团结全党两点，这是很好的。”[770]
春 毛泽东对《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作了多次修改。
由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写的《党的历史决议》稿说，这几次修改与王明有关的内容有以下几处。
第一次修改，毛主席把“抄清件”上的题目《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改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
第二次修改主要对第二个问题涉及党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上增加了一些有分量的话。对于六届四中全会打击所谓“右派”的严重错误加以进一步的强调，指出：四中全会除了过分地打击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及错误地打击了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以外，还很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的全体同志。毛主席还写道：其实，当时的反党的右派，是以罗章龙为首的极少数几个人。至于所谓右派大多数同志，如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十余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与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虽然他们对于三中全会的中央采取了错误的态度。接着不久，这十余个同志就被敌人逮捕。但是这些同志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表现了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他们的这种可歌可泣的事迹，长留在全党同志的心中。这段话在以后的决议改稿中基本保留下来了，并不断地得到了充实和完善。
第三次修改比较重要的修改有这样几处：（1）强调《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提出了新的左倾路线的全部纲领。从此就在党内产生了一条错误的新的左倾路线”。与此相联系，改稿指出了新的“左”倾路线的特点是不但不批评立三路线的“左”，却反而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右”，以强调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来掩护它自身的“左”倾路线。改稿还增加了不少文字来叙述从四中全会到五中全会期间“左”倾路线的发展过程及各方面的“左”倾政策所带来的恶果，基本上形成了后来历史决议关于这段历史叙述的大体格局。（2）加写了关于抗战时期党史路线问题不作结论的一段极为重要的话，明确提出，“扩大的七中全会认为：关于抗战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因为抗战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当的”。这个意思，毛主席在3月31日的会上作了进一步发挥，指出七大的方针是只解决已经成熟的历史问题，没有成熟的问题都不必急于做结论。这样，以后稿上涉及抗战时期历史问题的内容统统删去了。（3）对于“左”倾路线的8条基本错误内容增改得更为充实，同时进一步强调了在“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的英勇斗争。（4）在分析“左”倾路线产生的社会根源时，指出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左右摇摆、动摇不定、华而不实、投机取巧”等特点，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所处的不稳定地位在思想上的反映”。[771]
春 作五绝《延安春兴》：
延河岸草绿，嘉岭山花红。
春色空依旧，人心感不同。[772]
4月1～2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还说：“在四月一日至二日的第一次谈话中，王明承认一九三七年回国后，在十二月会议上的讲话‘没有调查研究’，后来在武汉工作时‘组织上对中央尊重不够，这是不对的，但主观上不知有何原则错误’。他主管的《新华日报》不发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恐发表后又有不同意见，反而更不好，但另方面对毛尊重不够’等等。他抛开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原则分歧，而就一些事实的过程为自己开脱、辩解，仿佛他的错误是别人对他的‘误解’。”[773]
据《任弼时日记》记载，他们征求了王明对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的意见，听取对党史上一些问题的看法。王明对党的历史决议草案的“内容和写法都同意”。认为“有两点对他是新的：（一）以前只以为五中全会后是路线错误，现在是三年半，可同意‘九一八’后即路线错误，也可以说是战略错误，因同盟军已改变了”。“（二）连四中全会也是路线错误那更是新的。”[774]
同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人人都相信这样的话：‘王明卑鄙地想当党的统治者。他向蒋介石卑躬屈膝，他是个机会主义者’，等等。这就是说，王明所主张的一切都已被弄得名誉扫地。这不是‘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另一副嘴脸又是什么呢？”“共产党内对王明及其支持者的鄙视，首先就是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拒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理——全世界劳动人民要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延安与这个原理背道而驰，事事都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775]
4月10日 王明在晚年写的《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一书中说，苏联记者弗拉基米洛夫在这天来看他，拿来季米特罗夫给他的电报，并念给他听，他凭记忆记得电报的内容是：“王明！根据获得的情报，您的生命政治上和肉体上都处于非常的危险中，应当做出暂时让步——声明承认中共七中全会决议，以便拯救自己和赢得时间，时间在我们这方面。由于苏联对法西斯德国的伟大胜利，欧洲和世界的形势在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的形势也将会变化的。”[776]
4月12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本届中共中央全体会议正在讨论任弼时和康生的报告（草稿）。代表大会本来应该已经开起来了，但是对这两个报告的不满，已经发展成激烈的争吵。特区党组织的代表们，在小组会上辩论得特别激烈。高岗是这个代表小组的组长。代表们的心情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整风对特区的打击最大，想使他们平静下来是不可能的。他们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陈独秀、李立三、博古、王明、‘莫斯科派’，还有康生及其一伙，统统受到猛烈的抨击。”[777]
4月13日 任弼时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到王明住处与其谈话，再次听取他对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的意见。[77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说：在这次谈话中，王明说：最近他“稍看了一些毛的旧著，考虑一个基本问题，才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王明表示：对中国的革命‘毛有自己的思想系统’，从《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到遵义会议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地总结军事的经验，提出最高斗争方式手段——最大的优点是用武装斗争决定一切”，“在这些基本思想上产生建党——一方与资联合，一方在农村斗争；一方反‘左’的拼命，也要反右的逃跑；一方反不要资〈产〉阶级，一方反迁就资〈产〉阶级；一方领导农民，一方又不要受农民意识的影响’等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王明认为毛对中国革命性质与斯大林估计不同，‘如保留过去的看法则会想不通的’，因为毛泽东有自己的道路，将新旧三民主义加以区别，使国际经验和民族传统结合，所以是‘马恩列斯毛，毛在中国发展了马列主义’。他赞成在决议中‘将毛正面多讲点’。至于他的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而斗争》，王明说：从现在观点与毛的思想看，则是‘有错的’，但它‘不仅起消极作用，也起了些积极作用’，决议稿‘现在是过了些，把国际的错误都说〈成〉我的。如以我的小册子做代表我可以接受的”。[779]任弼时对王明的讲话作了详细的记录。
4月14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毛泽东把王明变成他政治棋局中的一个卒子了。把这个原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委员选进中共中央，能消除莫斯科的怀疑（整‘教条主义者’，想用金医生的药剂毒死王明，季米特洛夫的揭发电报，毛同美国人会谈的某些方面）。毛泽东已经给代表们施加了压力，力图使他们相信，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把王明选进新的党中央委员会是必要的。”“由于长期对王明进行诽谤和对舆论施加压力，他成了不受代表们欢迎的人。这也是代表大会推迟召开的另一个原因。要把王明重新选进中共中央是条妙计，这会带来许多政治上的好处。因此，毛泽东并不急于召开大会。”“这些年来，毛泽东一直在攻击国际主义者，煽起人们憎恨‘莫斯科派’和‘教条主义者’的感情，换句话说，他一直在煽起党内斗争的火焰，或者不如说，煽起一场旨在消灭他的政敌的大火。但是，现在他力图扑灭这场火灾，以达到他的策略目的。毛如此固执己见，令人不胜惊讶。”[780]
4月20日 写信给任弼时，请他阅转毛泽东并扩大的七中全会各位同志，表示赞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赞扬了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与功绩，并检查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信中说：
在阅读这次决议的三次草案过程中，七中全会的5位主席团同志均先后来和我谈过话，对决议内容作了很多的解释，对我应如何反省自己的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问题，给了许多宝贵的指示。我在谈话中，说了我对决议草案的基本认识，根据毛主席的思想和作风作了初步的自我思想反省，说了许多重要历史事实的经过。中央要我写一个我对这个决议的基本认识和态度的文件，我认为这是必要的……
首先，我对这个决议草案的第一个基本认识，就是这个决议草案在党的历史问题思想问题和党的建设方面，有重大的积极建设性的意义……
同时，这个决议草案，在党内斗争的立场和方法方面，也表示出与过去某些时期党内斗争的不同点……
其次，我对这个决议草案的第二个基本认识，就是它将党内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过的各种“左”倾思想和“左”倾路线，都作了明确的批评，而对于决议所指出的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时期的中央领导“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尤其作了最彻底的清算。我对于七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正确路线以及近年来全党同志在整风运动与党史学习中的认识，而作出的对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所犯严重的错误的内容实质与其重大的危害以及产生此种错误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根源底分析和估计完全同意和拥护。这条路线的错误和危害，早已由历史实践所充分证明，又由此次会议所译〈阐〉明总结。我在此就不去重复决议所说的一切了，我不仅以一个党员的资格，站在组织观点的立场上，完全服从这个决议；而且要如中央所指示者，以一个第三次“左”倾路线开始形成的主要代表的地位，站在思想政治观点的立场上，认真研究和接受这个决议，作为今天自己改正政治、组织、思想各方面严重错误的指南……
在这封信的下面，王明便从各个方面赞扬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与功绩。之后，信中接着说：“把这个决议的立场和方法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路线作为检讨的武器，立即就可以发现我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错误及其根源来”，并以他1930年10月到11月写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为例，作了检讨，说：“所有这一切，就证明了这一决议所指出的在我的反立三路线小册子中存在有‘左’倾路线的各项主要纲领，因而小册子有‘左’倾路线的错误，是正确的。”信中还检讨说：“我在小册子中所提出的对当时中国革命运动的许多意见，是从何而来呢？是从分析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和根据当时中国人民的具体要求而来的吗？绝不是的。它是从抄袭各种决议而来的。”在列举了许多事例说明这一点之后，信中接着说：“我之所以犯教条主义的‘左’倾路线的错误，也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丝毫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基础，完全不懂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全不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经验，以及简直不懂国际经验和民族传统的结果。尤其是由于没有群众工作经验和没有群众观点，以及小资产阶级社会出身的劣根性作祟的结果。”
信中还说：“再次，我对这个决议草案的第三个基本认识，就是它把许多历史问题作了新的认识和估计。”接着说，过去认为三中全会没有解决“立三路线”的问题，现在认为三中全会已正确地纠正了“立三路线”的主要错误，“因而认为三中全会的继续反对‘立三路线’和把三中全会决议当作调和路线来反对，是反中央的宗派活动，并造成了当时党与团的严重危机”。并声明说：“在1930年11月20日～12月20日左右期间，在国际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到上海后，我和其他教条主义的同志们，的确未能认识到中央已接受国际来信而应对中央加以帮助和掩护，而仍提出要求中央召集紧急会议，以便改造党的领导机关的错误主张，并进行了为实现此主张的一些活动。这从今天正确的眼光看来，是不对的，是不足为法的与党不利的活动。”当谈到六届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错误时，信中说：
过去由于以为四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并反对了罗章龙右派，实行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办法，尤其是以为四中全会后中央苏区红军冲破了敌人的四次“围剿”，因而认为四中全会是对党有很大功绩的会议（如我在国际十三次全会演讲中就是这样吹嘘四中全会的）。现在认识三中全会已纠正了立三路线错误，认识了四中全会既过分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如停止了立三同志的政治局委员，罗迈、贺昌同志中央委员等），和完全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如停止秋白同志的政治局委员），又很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的大多数同志（如不久后英勇牺牲的何梦〈孟〉雄同志等），而中央苏区红军冲破敌人的四次“围剿”胜利，现在知道了不是执行四中全会错误路线的结果，而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实行其正确路线的结果。同时，知道了四中全会后派去各苏区的中央代表或中央代表机关不仅未能起加强苏区领导和有利苏区工作的作用，相反的，闯下了许多滔天大祸！尤其重要的，由于四中全会选举的结果，使我这个带有教条主义的“左”倾错误的人，走进中央领导机关中去，构成一个严重的错误。而我自己在四中全会上未能如在四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上一样要求不要把我选入中央及其政治局作委员，更是莫大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因此，四中全会的确不仅是对党毫无功绩，而且是并对党造成严重错误的会议，是使“左”倾路线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成为“左”倾路线第三次统治全党的开始的会议！我对于七中全会对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这些新的认识和估计，表示完全服从和同意。同时，我应该声明，虽然四中全会前后我主要的是作江苏省委书记和代表中央管理江苏工作；虽然四中全会决议及其后的中央5月9日决议和9月20日决议等，以及对四中全会本身（如选举及处分问题）及其以后的组织问题（如派中央代表和中央代表机关到各地等）都没有提出过任何具体的意见；但是，我是反立三路线及反三中全会领导同志的所谓调和路线的有“左”倾路线错误的小册子底主要写作者；是在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及政治局的委员，对四中全会后的中央领导在政治思想上有很大的影响；对四中全会本身及1931年9月底以前的中央一切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的决定都曾经同意；所以同意中央的指示，我对四中全会至9月底以前这一时期（9月25日我即动身赴苏联了）的中央错误，应负主要的责任。
在1932～1935年期间，虽然在共产国际领导的教育和帮助之下……在有些政策问题方面与当时当权的其他教条主义同志有些原则的分歧……在遵义会议前我并未能经过国际去帮助中央改变其错误的路线；所以我对这一时期中央领导所犯的各种错误，仍负有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中央驻国际代表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应负的责任。至于我在武汉时期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问题，因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此时来不及自我学习和自我反省，此后当遵循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尽可能地去学习和研究抗战时期的一切思想和策略问题，以便改造自己的思想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最后，我郑重声明：中央根据七中全会这一决议的立场和精神与根据对我在各个历史时期中所犯各种错误的性质和程度的认识，对我作出任何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我都服从接受。首先，我认为中央应立即撤销我在党内的一切领导职务（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长）和党外代表党的职务（向国民党交涉在选聘新届参政员时，不应把我再当作我党的代表之一而加以选聘）。我应该作最接近广大群众的下层群众工作，这不仅是由于我犯了严重错误而应得的处分，而且对于我的思想改造、意识锻炼及工作作风转变，是非常必要的。我决心在党所指定的任何下层工作岗位上，向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学习，向全体干部和党员同志学习，向劳动人民群众学习，一切从头学起，一切从新做起，以便在长期群众工作中，使自己成为一个好的于党有用的党员，为党的事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尽一个小勤务员的能力和责任，以多少补偿由于自己错误缺点而造成的党的工作底重大损失于万一！
在这封长信中，虽然有些问题检查得不够全面、不够深刻，但这是王明一生中对土地革命战争期间所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一次最全面、系统的检查。在一些问题上，检查得还是比较深刻的，似乎也是诚恳的。
但是，王明后来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他这次检讨是被迫的，并不是真心真意的。书中说：
毛泽东想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召开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所以四月二十日召开了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还在四月初他就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送给我看，并派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四人两次来和我谈话，他自己也来和我谈了一次，都是要我写声明书承认七中全会决议正确和作“自我检讨”，我都没有同意。
同时，我也和许多来看我的同志们商量，怎么办更好。我当时考虑到苏联最后战胜法西斯德国的日子已为期不远，因此，即使我不承认七中全会决议，毛泽东也未必敢开除我的党籍。但同志们举出下列几项理由：第一，“共产国际解散了，没有一个能够去申诉意见的机关了。按照党章，少数应服从多数。现在要开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是毛泽东一手准备的。你现在既没有可能，也没有体力向大会说明自己的意见。而大会也不可能改变七中全会的决议”；第二，“目前国内国外都还不十分了解毛泽东搞的‘整风运动’的反动本质。还要进行长时期的反毛斗争。把你保存下来，就是保存了党的真理和反毛斗争的主要领导者……要是不承认七中全会决议，那七次大会还可能再‘通过’一个类似的决议；如果你还是不服从，就可能被开除党籍，那时进行斗争就更困难了……”
这样，我就向七中全会声明：我服从中央决定。[781]
孟庆树根据王明回忆谈话整理的回忆录也说：“在六届七中全会前，毛泽东派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朱德两次，毛泽东自己一次来找王明谈话（当时王明在中毒后还不能起床），要求王明接受六届七中全会的决议。经过几次争吵，王明为了避免开除党籍，又听了同志们‘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劝告，不得已声明组织上服从决议。”[782]
《写作要目》说：王明曾写“关于‘七中全会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两次谈话综合笔记”（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谈过两次，同毛谈过一次）。
同日 在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开始时，李富春宣读了王明给七中全会的信。[783]
同日 任弼时向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报告《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和修改过程。他说：起草决议的方针是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分析错误的内容和犯错误的根源，而不着重个人的责任。《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印发给代表们讨论的共有三次。第二次修改（四月八日印出）主要是确认王明的小册子与四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起点。稿中是把八点概括性意见集中写的，后来根据代表们的意见，从政治、组织、思想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和分析，再提交代表们讨论。第三次是将前两稿中的八点作了修改，把毛泽东的思想从正面加以强调说明。各代表团还有些意见，都准备将来修改时考虑采纳。王明写的声明，也对决议表示拥护，我们欢迎他的态度，希望他以后行动中加以实现，不断进步。[784]
同日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中，肯定了王明的态度，他说：“四中全会是否根本错了？现在弄清楚了，四中全会在根本上是错误的。”“治病救人的方针证明是有效的，要看什么时候需要强调哪一个方面。前年十二月以后治病太多，救人差一点，所以去年就多加些‘甘草’。最近的情形也是如此。一九四○年不许提路线，一九四一年谈了路线，以后就发生了王明同志的问题。他养病的时候，我们整了风，讨论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是确实的，但‘沛公’很多，连‘项庄’自己也包括在内。发展的过程就是如此。到了现在，这个决议就比较好，把治病救人两方面统一起来了。王明同志写了这封信，内容有无缺点错误还可以研究，但其态度是好的，应该欢迎的。其他许多同志的意见都很好。错误不是少数人的问题，写几个名字很容易，但问题不在他们几个人。如果简单地处理几个人，不总结历史经验，就会像过去陈独秀犯了错误以后党还继续犯错误一样。”[785]
同日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严厉地批判了王明的“左”倾错误，指出：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一部分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却又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之下，以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的立场，起来反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了。他们的斗争，并不是在帮助当时的中央彻底清算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以及党内从“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就存在着而没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当时发表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的小册子中，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势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这样，“左”倾思想在党内就获得了新的滋长，而形成为新的“左”倾路线。
新的“左”倾路线虽然也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但是它的特点，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右”，是它指责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指责第九十六号通告没有看出“右倾依然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新的“左”倾路线在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的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它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认为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很快地即将包括一个或几个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它并从“左”的观点污蔑中国当时还没有“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特别强调地宣称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在组织上，这条新的“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违反组织纪律，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错误地结合一部分同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地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这一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等，因而造成了当时党内的严重危机。这样，虽然新的“左”倾路线并没有主张在中心城市组织起义，在一个时期内也没有主张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但是整个地说来，它却比立三路线的“左”倾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党在这些“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同志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的情势之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六届四中全会直接实现了新的“左”倾路线的两项互相联系的错误纲领：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尽管六届四中全会在形式上还是打着反立三路线、反“调和路线”的旗帜，它的主要政治纲领实质上却是“反右倾”。六届四中全会虽然在它自己的决议上没有作出关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和党的具体政治任务的规定，而只是笼统地反对所谓“右倾”和所谓“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但是在实际上，它是批准了那个代表着当时党内“左”倾思想，即在当时及其以后十多年内还继续被人们认为起过“正确的”“纲领作用”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而这个小册子，如前面所分析的，基本上乃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反右倾”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总纲领。在这个纲领下面，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接着就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六届四中全会这种对于中央机关的“改造”，同样被推广于各个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组织。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比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更着重地更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或新的领导干部，以此来贯彻其“反右倾”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