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所发表的决议，表示新的“左”倾路线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和发展……
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间临时中央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止，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时期……
一九三四年一月，由临时中央召集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
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区……
以上这些，就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以教条主义为领导的、错误的“左”倾路线的主要内容。
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这个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很长时期内，却在所谓“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等武断词句下，竭力吹嘘同事实相反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及其所谓“不朽的成绩”，完全歪曲了党的历史。[786]
接着，《决议》分析了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的错误，以及它产生的社会根源。
4月21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全会就任弼时的报告，通过了一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文件大部分是诽谤博古和王明的，特别是诽谤共产国际的观点的。”[787]
4月23日 中共七大开幕，王明被抬到会场。
有的论著说：“王明本属应予检讨的头号人物，但因患重病未能参加全程的会议。王明本来要向大会请假，毛泽东亲自上门劝说，请王明务必参加大会的开幕式。于是，王明被抬着担架送入会场。”[788]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在七大正式开幕前半小时左右，毛泽东走到他的床前客气地请他参加开幕式，说“你到那里躺十五分钟就行了”，以显示全党在毛泽东领导下的空前团结。“我和稼祥坐担架先后到达会场后，毛泽东立即登台致简短的开幕词，宣布大会开幕。然后通过主席团名单和议事日程。这一切一共花了的确约十五分钟的时间。当刘少奇宣布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时，我就叫人把我抬出会场了。”[789]
《传记与回忆》说：“毛泽东知道，王明不出席大会，对他是很难看的。他自己去请王明到会。大会开幕日，他派担架把王明抬到会场。但是，王明到会不过几分钟，就离开了会场，因为他不愿意听毛泽东的伪造。”
同日 国民政府公布国民参政会第四届参政员290人名单，内中仍有中共参政员陈绍禹等7人。
4月30日 周恩来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论统一战线》中，全面总结了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经验，批评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同时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抗战初期“在武汉，我们自己也有错误。就是说，当时在武汉作领导工作的同志，我也在内，着重在相信国民党的力量可以打胜仗，而轻视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在战争上强调运动战，轻视游击战。所以在武汉时期，我们在长江流域的工作，没有能象华北一样，利用国民党军队撤退的时候，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广泛发展游击战争”。还说：“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会议上，又有人主张不要分什么左、中、右，只要抗日与不抗日之分，抗日与亲日之分，除了亲日派之外，剩下的就是铁板一块，都是坚决抗日的。这是受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影响。所以第二个武汉时期，就把国民党蒋介石的军阀性、法西斯性都抹杀了，认为站在一起，一般高、一般美、一般漂亮”；武汉时期还有人说我们和国民党“是‘求同而非异’，就是说只有同而没有异”，不懂得领导权问题，“说只要抗战就是统一，说蒋介石的政府已经开始民主化，人民已经得到充分自由。这就是说，大资产阶级很好，很民主，很统一，也就是承认大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因而在政策上也就不要民主改革，不要改善民生”，同时“不重视敌后的发展，不主张建立敌后政权，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实际上就是一切经过国民党的军令、政令”。[790]
弗拉基米洛夫在当天的《延安日记》中说：“在毛泽东和康生的压力下，周恩来不仅脱离了王明派，而且谴责了共产国际的活动。”“于是，他就从毛的对手变成了毛最积极的支持者。到1943年底，他已开始执行毛的最微妙的任务，诸如调解毛与王明的冲突等等了。”[791]
同日 博古在中共七大讨论政治报告时发言，检讨了自己的教条主义错误，实际上，也分析了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他说，在革命阶段问题上，他们在内战时期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在抗战时期则将新民主主义革命回返到旧民主主义革命；在农民是革命的主干问题上，不了解与轻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在内战时期过度地强调城市与工人的作用，坚持城市观点，在抗战时期则牺牲农民的迫切要求以迁就大资产阶级；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在内战时期是在教条地空喊，在打倒一切之下把同盟者缩小到只有贫农中农的地步，在抗战时期则从空喊转变为公开否定，提出所谓“共同领导”的口号；在政权问题上，在内战时期死啃所谓工农民主专政的旧公式，在组织形式上完全因袭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苏维埃形式，在抗战时期则把本质上、组织形式上并未改变、只有施政政策有若干改变的国民党政府，认为是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政治制度彻底民主化的开始，强调要时时、处处、事事帮助这种类型的政府，反对建立敌后的抗日民主政府；在革命发展前途上，是民粹式的企图跳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总之，在革命根本问题上，战略问题上，教条主义者由于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底个别结论与词句，无视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就曲解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上走‘左’右倾机会主义”；在策略基本原则上，则根本忽视和违背了策略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团结中有斗争，斗争为着团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原则。
4月 作七绝《毛泽东伪造党史（评六届七中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内容是：
整风四反四无兴，以是作非伪代真；
党史写成假历史，早迟真理定翻身！[792]
同月 作诗《所谓六届七中决议》，攻击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内容是：
一手刀沾一手血，浑身金贴浑身泥。
刀将党史变毛史，金作神衣当外衣。
马列丰功成大敌，毛刘合计扮先知。
教条经验绝虚构，抬己打人尽出奇。[793]
同月 作口语体七绝《论联合政府（驳斥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与〈战时合作决定战后合作〉）》。[794]
5月2日 苏军攻克柏林。王明得知后作七绝《苏军攻克柏林》。[795]
5月3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洛甫在大会上的发言中，“为毛泽东（从富田到整风）的所有镇压措施辩护！毛泽东想从这位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过去著名的国际主义者和王明的战友身上得到的东西，几乎都得到了”。“洛甫给他自己的朋友当头一棒，存心不良的、不公平的一棒。他不仅自己谴责王明和他以前的朋友，而且让整个党来对付他们。（‘像我这样的一些人对领袖、对中国革命问题有着共同的观点。宗派主义就是这么产生的……他们想要分裂我们党，干出国民党特务干不了的事情来。我们党内有一种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倾向，这有文件可以为证。’洛甫指的是王明和王稼祥致中共七大的信件。）”[796]
5月11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中共中央主席并不把王明看作党内同志，而把他看成是一个威胁到他毛泽东的名望的深孚众望的领袖。这虽不是迫害王明的主要理由，但至少是理由之一。”[797]
5月24日 毛泽东在七大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中，针对很多同志提出的不选王明、博古等人的意见说：“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但是他已经承认错误并且决心改正错误，王明还可以选他。”中央委员会“要包含一批过去犯过路线错误但今天表示放弃错误路线接受正确路线的同志”。并说：“从遵义会议到六中全会，这时第三次‘左’倾路线已被清算，但没有彻底。凡是一个东西不搞彻底，就总是不能最后解决问题，因此又出了一些乱子。第二段，从六中全会到七大，这时逐步地比较彻底地清算了‘左’倾路线。”[798]
5月25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毛泽东这天在大会上讲话，对于选举的原则、候选人的挑选以及选那些犯过错误的同志的必要性讲了两个小时。为了说服大会，毛泽东甚至说犯过错误的人更加可贵，因为他们想起所得到的惨痛教训就不会再重复错误（就是说，他们现在已经经过锻炼了），而那些没犯过错误的却可能出于自信而容易犯错误。“毛讲这番话，看来是强调了选洛甫、王明、博古和王稼祥的必要性，他们都包括在候选人名单里了。”[799]
5月31日 毛泽东在《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中说：“过去的历史错误主要是一个社会现象，由于党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错误的同志是因为不自觉，以为自己是对的才要在党内党外打倒一切。现在大家都觉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王明同志最近写信给我，也赞成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与团结全党两点，这是很好的。”[800]
5月 写题为《所谓七大》的诗，内容是：
四载整风七大开，毛丢马列独登台。
不知国共战争迫，反要联合政府来。
矛盾战时异战后，方针东倒又西歪。
延河嘉岭烟尘暗，一马横行万马哀。[801]
6月9日 经过毛泽东的动员，中共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王明得321票，仍然当选。
6月11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王明得321票，博古275票。”“博古和王明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王明和王稼祥没有在大会上讲话，但是写了书面检讨，承认他们在党内犯了所谓的错误。”[802]
6月12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说：“由于发生了争论，原定在5月20日前后进行的选举，到6月9～10日才举行。代表们要求列入名单的每个人要有个小传，有些问题要作出解释，等等，等等。”“因此，选举就具有清算的性质（应该记得，这些干部都是在整风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对洛甫、博古、王明等人的问题，又从头讨论一次，他们又在各小组会上受到恶毒的诽谤。”[803]
6月 毛泽东在同师哲谈话时指出王明错误的实质。
师哲回忆说：“王明错误的实质到底在哪里呢？1945年6月的一天，我跟毛主席从枣园出来，赶赴杨家岭参加‘七大’会议。在延河岸边，我们边走边谈大会上的种种情况，随之谈及王明错误的实质。相互议论间，涉及到他的这点或那点错误性质，然而仍未超过我对各项文件所谈及的那几点。”“毛主席从我的话里揣摩出了什么，摸准了我的思想不明亮的关节所在，于是只用一句话就打开了天窗。他说：‘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革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我一听这话，茅塞顿开，思想豁然开朗。觉得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这就是毛主席同王明的根本区别。王明对共产国际采取盲从、教条主义式的、生吞活剥的态度，盲目接受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他是到斯大林那里领钦令、接圣旨，硬套到中国问题上。如果说斯大林对中国许多问题没有弄清楚的话，倒不如说王明从未介绍、解释清楚；反而将斯大林的指示不加分析地生搬硬套，不问情况照搬。而毛主席则不是这样。”[804]
7月初 黄炎培等六参政员访问延安。随后在他的《延安五日》中说：他曾“走访若干老友，陈绍禹，吴玉章……绍禹在养病中”。[805]
7月24日 根据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提出的修改意见，又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了修改。其中和王明有关的几个重要改动是：第一，对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左”右倾向的叙述，增写了八七会议，并对第一次“左”倾盲动路线、六大、立三路线、三中全会、新“左”倾路线的形成、四中全会及其向苏区白区派遣中央代表、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五中全会、反五次“围剿”的失败与长征等重大事件讲得更为充实和全面。第二，对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内容的分析，把军事方面独立出来，增写了关于军事方面的长段文字，从而使之成为政治、军事、组织、思想四个方面。这是这一稿最大的修改。对政治方面的三个主要错误的概括和叙述也作了一些修改。第三，在论述“左”倾路线产生的社会根源时，首次指出“左倾路线反映中国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思想”，“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一面“在将来也可能与无产阶级共同走向社会主义”，其落后的一面则是在失去无产阶级领导时有可能变成自由资产阶级以至大资产阶级的“俘虏”；“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在本质上是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不相同的”，“带着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员，虽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却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这些思想的提出及论述使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分析深刻了许多。[806]
7月29日 延安医生王斌、史书翰、鲁之俊、陈应谦、黄树则、李志中、马海德、苏井观、曲正继续为王明会诊，针对王明的全身方面、食物方面、外用治疗、洗肠用药、内服药物等提出了具体的治疗方案，最后形成《王明同志检查结果》，由周泽昭和陈仲武抄存。[807]
8月5日 为了提交1945年8月9日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讨论，这天又排出了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草案最后稿”。这次改稿虽然基本上是文字的最后修饰和润色，但对一些历史问题的分析和叙述还是有一些较重要的修改。如在讲四中全会时增加了对于《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小册子的批判；在分析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政治错误时指出他们“否认中间营垒与第三派的存在”，“把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在分析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作战问题上的错误时，强调了他们“要求阵地战与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808]
* * *
[1] 见王明《中共半世纪》，第31页。
[2] 《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和博古当总书记问题》（未刊稿）。
[3] 参见余一苗《拭去覆盖在历史上的尘土——俞秀松反对王明斗争的内幕纪实》，《上海党史与党建》1994年第3期；邵余文《同王明斗争到底的人——我党早期共产党员俞秀松》，《党史纵横》1995年第3期。
[4] 原名江克明。
[5] 《江泽民谈俞秀松》，《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辑，第244页。
[6] 《吴亮平谈俞秀松和王明、康生斗争的情况》，1980年9月18日，《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集，第217页。
[7] 《我所知道的俞秀松》，《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集，第270～272页。
[8] 见王明《中共半世纪》，第31页。
[9] 刘俊民：《试论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形成》，《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10] 戴茂林等：《访问鲜克德谈话记录》，见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287页。
[11] 曹仲彬等：《访问陈永录谈话记录》，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287页。
[12] 戴茂林等：《访问李光灿谈话记录》，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287页。
[13] 李德：《中国纪事》，第298页。
[14]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15]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15页。
[1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16页。
[18] 《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王明同志在政治局会议报告大纲）》，原载《六大以来》上册，第888～895页，引自《王明言论选辑》，第537～538、537页。
[19] 《王明言论选辑》，第540～543页。
[20] 《传记与回忆》附录Ⅲ。
[21]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424、419、421页。
[22]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转引自田子渝《1938年毛泽东与王明政治关系评析》，《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3期。
[23]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69～70页。
[24]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125页。
[25] 王明：《中共半世纪》，第148页。
[26] 朱洪：《王明为何反对陈独秀回延安？》，《报刊荟萃》2009第5期。
[27] 载《解放》周刊第1卷第29、30期，1938年1月28日、2月8日出版。
[28] 《血路》周刊1938年第12期，转见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第475～476页。
[29]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三），见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1辑，第120页。
[30] 载1938年3月18日《新华日报》。
[31] 载汉口《正报》1938年4月24日、25日。
[32]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第584～585页。
[33]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第586页。
[34]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5页。
[35] 瞿超：《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讨论观点综述》，《社科信息》1988年第9期。
[36]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529页。
[37] 即康生。
[38]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424～425页。
[39] 即季米特洛夫。
[40] 《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资料丛书》第17册，第517页。
[4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406页。
[42] 关于王明作报告的决定，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67页。
[43]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529页。
[44]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69页。
[45] 〔苏〕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第447页。
[46] 《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册，第105、104页。
[47] 《彭德怀自述》，第224～226页。
[48]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63～264页。
[49]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126、129、130、131页。
[50] 〔苏〕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第447页。
[51] 《关于王稼祥的评价》，载《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4期；《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231页。
[52] 《传记与回忆》附录Ⅲ。
[53]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114页。
[54] 范小方、毛磊《国共谈判史纲》认为这次接触是在12月19日，第109页。
[55]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86页。
[56] 即延安。
[57] 《陈绍禹、周恩来等关于与蒋介石谈判情况向中央的报告》，《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册，第61～62页。
[58] 范小方、毛磊《国共谈判史纲》认为这次接触是在12月20日，第110页。
[59] 《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长江中央局第一次联席会议》记录，1937年12月23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修订本）下册，第484页。王明在延安写的简历说“37年底至38年8月，中央长江局书记及国共两党委员会我党代表”。
[60]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第588页。
[61]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117页。
[62]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95页。
[6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411～412页。
[64] 《传记与回忆》附录Ⅲ。
[65] 《论新阶段》，新华日报馆，1939，第3页。
[66] 《王明言论选辑》，第649页。
[67]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95页。
[68]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121页。
[69]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96页。
[70] 《王明言论选辑》，第550～552页。
[71]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88页。
[72] 《陈绍禹救国言论选集》，第234页。书中说王明去作报告是12月17日，疑为27日之误，因王明18日到武汉，不可能17日作报告。
[73] 北上抗日史料征集办公室编《烈火青春：广西学生军北上抗日史料专辑》，第228页。
[74]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第4册，第36页。
[75]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89页。
[76]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95页。
[77] 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第260页。
[78]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96页。
[79] 《对日军进攻形势的判断与我之部署的建议》、《使敌攻武汉处于我战略包围之中》，《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34～137页。
[80] 原件无日期，此日期是中共中央档案中注明的。
[81]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132页。
[82]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89页。
[83]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534页。
[84]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83页。
[85]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97页。
[86]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97～398页。
[87]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98页。
[88]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134页。
[89]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98页。有的著作说党报委员会由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何伟、潘梓年组成，见戴逸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1840～1949）·抗日战争卷》，第85页。
[90] 杨效之、徐迈进：《从南京到武汉——记〈新华日报〉创办时期的几个片断》，四川人民出版社编《〈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第153页。
[91] 石西民：《峥嵘岁月——〈新华日报〉生活的回忆》，《〈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第99页。
[92] 这个批评是不符合实际的。《新华日报》是在国民党地区办的带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不能要求它像在延安一样办成“共产党的机关报”。
[93]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99页。
[94]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99页。
[95]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99页。
[96]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第475～476页。
[97] 《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第20集《史料索引》，第783页。
[98]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141页。
[99] 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00页。
[100]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00页。
[101]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99页。
[102]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修订本）下册，第491页。
[103]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147～148页。
[104]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00～401页。
[105] 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01页。
[106]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01页。
[107]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01页。
[108]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01页。
[109] 《周恩来书信选集》，第138页。
[110] 《写作要目》。原文未说明时间，似乎应该是此日。
[111] 萧军致楼适夷信，见萧耘、王建中主编《萧军全集》第16册《致家人友人 读者 公函（续）》，第220页。
[112] 《王明言论选辑》，第565、563、564页。
[113] 叶笃初、宋德慈主编《勤政为民鉴览》，第127页。
[114]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92页。
[115] 《佩剑将军张克侠军中日记》（第二版），第58页。
[116] 《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长江中央局第九次联席会议》记录，1938年2月6日，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修订本）》下册，第488页。
[117]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03页。
[118]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729～730页。
[119] 《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册，第128页。
[120] 《王明的文章为何被编入〈毛选〉》，原载《展望》1993年10月4日，转自《江淮文史》1994年第1期。
[121]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第589页。
[122] 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第279页。
[123] 原件无日期，此日期是中共中央档案中注明的。
[124]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156页。
[125] 原件无日期，此日期是中共中央档案中注明的。
[126]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158页。
[127] 《佩剑将军张克侠军中日记》（第二版），第67页。
[128]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04页。
[129] 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130]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133、135页。
[131] 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132]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534页。
[133] 原件无日期，此日期是编者判定的。
[134]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162页。
[135]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93页。
[136]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04页。
[137]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05页。
[138]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05页。
[139] 《在日军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63页。
[140] 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参见田子渝《1938年毛泽东与王明政治关系评析》，《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3期。
[141]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第591页。
[142]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135～136、137页。
[143]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94页。
[144] 仲石、公孙树主编《陈独秀与中国》第47期，2004年12月1日。
[145]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193页。
[146] 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第72页。
[147]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90、91～92页。
[148] 《周恩来年谱（1898～1949）》说他们于3月上旬回到武汉（第406页）。但3月6日洛甫、毛泽东即致电项英并告周恩来、王明，说明周、王这是已离延安，故应6日前回到武汉。
[149] 详见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548页。
[150] 《王明言论选辑》，第568页。
[151] 《王明言论选辑》，第583页。
[152] 《王明言论选辑》，第578、579页。
[153] 《王明言论选辑》，第588页。
[154] 张培森整理《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
[155] 施巨流：《王明问题研究》，第107、270页。
[156] 李东朗：《关于王明右倾错误的几点思考》，《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5期。
[157]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95页。
[158]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549页。
[159]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86～88页。
[160] 王务新、程鹏：《论发展的方针——兼述抗战初期南中国党的工作》，《武汉党史通讯》1985年第5期。
[161] 胡传章、哈经雄：《董必武传》，第147～148页。
[162]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101～103页。
[163] 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山西新军概况》第1卷，第128页。
[164]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77页。
[165]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140～141页。
[166] 以上均见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第437～440页。
[167] 《我们党的管家人——回忆任弼时同志》，《中共六十年纪念文选》，第369页。
[168] 王务新、程鹏：《论发展的方针——兼述抗战初期南中国党的工作》，《武汉党史通讯》1985年第5期；胡传章、哈经雄：《董必武传记》。
[169] 《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的最后胜利——在中共六中全会上的发言提纲》，1938年10月20日，《王明言论选辑》，第619页。
[17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17页。
[17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18页。
[17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19页。
[17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20页。
[174] 原件无日期，此日期是档案编辑者根据内容判定的。
[175] 晓农：《张国焘延安叛逃的两个原因》，《党史文汇》2005年第7期。
[176]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426、428页。
[177] 姚金果、苏杭：《张国焘传》，第564页。
[178] 指1938年3月28日该报发表的记者洛基采访录《张闻天论当前抗战诸问题》。
[179]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554～555页。此声明在4月12～14日《新华日报》连续刊登。
[180] 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第282～283页。
[181] 原件无日期，此日期是编者判定的。
[182] 张国焘的妻子。
[183]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209页。
[184]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210页。
[185] 《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有的学者评论说：“任弼时的这份大纲巧妙地揉和了毛泽东和王明的观点，既迎合了斯大林，又不失时机，为毛泽东在共产国际打下了楔子，‘挂上号’。”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141页。
[186]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77～78页。
[187]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10页。
[188] 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答复子键的一封信》，李志英主编《秦邦宪（博古）文集》，第380页；参见张海《张国焘从延安到武汉叛逃的经过》，湖北人民出版社编辑《楚晖》丛书第3辑，第63～64页。
[189] 《我的回忆》第3册，第432页。
[190] 《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何克全关于我方参政员名单的提议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215页。
[191] 《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关于张国焘脱党情形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211页。
[192]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修订本）》下册，第545页。
[193] 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第285～286页。
[194]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560～561页；《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223～224页。
[195] 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一书认为是4月26日，有误，见该书第286页。
[196] 李志英主编《秦邦宪（博古）文集》，第381页。
[197]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97页。
[198] 晓风主编《我与胡风》，第25页。
[199] 南新宙：《周恩来一生》，第240页。原书未说明具体时间，因说者期间发生了张国焘叛逃事件，故判定是春天。
[200]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11页。
[201] 《毛泽东关于敌后游击战争致项英电》，《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228页。
[202] 《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何克全关于三青团问题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原件无日期，此日期是中央档案注明的，见《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230页。
[203] 姚金果、苏杭：《张国焘传》，第578页。
[204] 详见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563～564页；《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232～233页。
[205] 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第270页。
[206] 《〈大公报〉提倡准决战的论调是不对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222页。
[207]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565页。
[208] 原载1938年5月18日《每日译报》，转引自《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752页。
[209] 《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册，第123、128页。有的学者认为：“任弼时在这份‘补充说明’中，虽然对王明及其思想观点作出进一步的肯定，但这只是策略手段，任弼时的目的是要尽量消除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怀疑，力争共产国际尽早批准4月14日提交的报告大纲。”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143页。
[210] 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第270页。
[211] 《准备向豫皖苏鲁敌后发展》，《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2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