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1]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说这篇文章是在起草《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结论草案》之前写的，而《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结论草案》是10月22日开始起草的，故可以判定这篇文章是10月22日之前写的。见该书第734页。
[542]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734～735页。
[54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51～52页。
[544] 《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45页。
[545]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32页。
[54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0页。
[547]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15～217页。但据杨奎松考证，毛泽东《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文章中批判王明的很多内容，是毛泽东在1943年修改时加进去的。他说：毛泽东在1941年9月会议后写这些笔记时，“他的矛头还是指向博古的，情绪还较为平和。这时，毛泽东显然带着极大的愤怒重读了这些文件，因而大大修改了原来的笔记，不仅加上了王明，而且转而把王明视为那条‘左’倾路线的头号罪人了”。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49页。
[54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44页。
[54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45页。
[550] 以上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24～226页。
[551]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第733～734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96～397页；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
[552]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69页。
[553]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26页。
[554] 叶铭葆：《“王明路线”命名考辨》，“中华网论坛”（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5688138/277/26/50/1_1.html）2009年3月25日。
[555]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7页。
[556]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36页。
[557]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248页。
[55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46页。
[55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47、151页。
[56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55～160页。
[56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61页。
[562]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82页。
[563]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83～384页。
[564] 胡大牛主编《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史论》，第199页。
[56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62页。
[566]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173页。
[56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63页。
[568] 仲侃：《康生评传》，第79页。
[569] 师秋朗整理《峰与谷——师哲回忆录》，第213～214页。
[570] 《莫斯科秘档中的中共秘史——潘佐夫（A.Pantsov）2004年6月2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演讲（摘要）》，载仲石、公孙树主编《陈独秀与中国》第47期（2004年12月1日）。
[571] 此文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整顿党的作风》，这段文字也全部删去，转引自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249～250页。
[572]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38页。
[573]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252页。
[57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65页。
[575] 黄允升：《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创新》，第396页。
[576] 《毛泽东年谱（1893～1939）》中册，第412页。
[577]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37页。
[57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64页。
[579] 〔日〕田中仁：《王明著作目录》，第122页。
[58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68页。
[581] 王明：《中共半世纪》，第33页。
[582] 该刊资料室编《关于王明治病和出国的材料》，《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3期。
[583] 《给王明治病始末（金茂岳同志谈话记录）》，该刊资料室编《关于王明治病和出国的材料》，《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3期。
[584] 《给王明治病始末（金茂岳同志谈话记录）》，该刊资料室编《关于王明治病和出国的材料》，《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3期。
[585] 孟庆树所写关于王明中毒的《补充说明和材料（附中医李鼎铭的处方两页）》，1974年10～11月。
[586] 孟庆树所写关于王明中毒的《补充说明和材料（附中医李鼎铭的处方两页）》，1974年10～11月。
[58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69、170页。
[58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71页。
[589] 《延安日记》，第19页。
[590] 《延安日记》，第27页。
[591] 金茂岳在回忆中说阿洛夫是1943年5、6月间到延安，见《给王明治病始末（金茂岳同志谈话记录）》，本刊资料室编《关于王明治病和出国的材料》，《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3期。但3〈？〉年7月20日延安医生所作的《关于王明同志病过去诊断与治疗的总结（自一九四一年九月到一九四三年六月）》说，在1942年6月29日～8月13日这个阶段，阿洛夫已经在为王明治病，所以可以断定金茂岳的回忆是不准确的。
[592] 《给王明治病始末（金茂岳同志谈话记录）》，本刊资料室编《关于王明治病和出国的材料》，《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3期。
[593] 李东朗：《王明向共产国际状告毛泽东始末》，《党史博览》2004年第6期。
[594] 《延安日记》，第41页。
[595] 《延安日记》，第43页。
[596] 《延安日记》，第73页。
[597] 丁晓平：《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第284页。
[598] 《延安日记》，第61页。
[599]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59～460页。
[600] 参见《陈云年谱》上卷，第366页。
[601] 在延安的苏联医生。
[602] 指毛泽东。他当时还不是中共中央主席。
[603] 《延安日记》，第77页。
[604] 《延安日记》，第78页。
[605] 《延安日记》，第78页。
[606] 《延安日记》，第82页。
[607] 尚定：《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第31页。
[608] 《延安日记》，第89页。
[609] 《延安日记》，第91页。
[610] 《延安日记》，第94页。
[611] 《延安日记》，第95页。
[61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66页。
[61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72页。
[61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67页。
[615] 中央档案馆资料党史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
[616] 《中共半世纪》，第109页。
[617] 《中共半世纪》，第33页。
[618] 《中共半世纪》，第33页。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说这不是1943年1月，而是10月，是他让苏联派驻延安的外科医生奥尔洛夫去看望生病的王明，王明、奥尔洛夫口述了电报稿，然后经他发给季米特洛夫，见第349页。
[619] 《延安日记》，第100页。
[620] 李东朗：《王明向共产国际状告毛泽东始末》，《党史博览》2004年第6期。
[621] 《延安日记》，第102页。
[622] 《延安日记》，第102页。
[623] 李东朗：《王明向共产国际状告毛泽东始末》，《党史博览》2004年第6期。
[624] 《中共半世纪》，第33～34页。
[625] 《延安日记》，第110页。
[626] 《延安日记》，第113页。
[627] 《延安日记》，第115页。
[628] 李东朗：《王明向共产国际状告毛泽东始末》，《党史博览》2004年第6期。
[629] 《延安日记》，第115～116页。
[630] 指康生，下同。
[631] 《延安日记》，第116～117页。
[632] 《延安日记》，第118页。
[633] 徐则浩：《王稼祥年谱》，第334页。
[634]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68～274页。
[635]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第698页；中央档案馆资料党史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
[636] 《中共六十年纪念文选》，第442页。
[637] 《延安日记》，第120页。
[638] 《延安日记》，第120～121页。
[639] 《延安日记》，第123页。
[64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73页。
[641] 《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电》，1943年5月21日。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46页。
[642]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47页。
[643] 《延安日记》，第126～127页。
[644] 徐则浩：《王稼祥年谱》，第334页。
[645] 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48页。
[646] 《延安日记》，第131页。
[647] 丁晓平：《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第239页。
[648] 丁晓平：《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第241～246页。
[64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74页。
[650] 丁晓平：《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第241页。
[651] 丁晓平：《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第247页。
[652]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2～283页。
[653] 丁晓平：《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第293页；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3页；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51～152页；李东朗：《王明向共产国际状告毛泽东始末》，《党史博览》2004年第6期。
[654] 丁晓平：《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第249页。
[655] 孟庆树1942年11月15日给任弼时、李富春转毛主席及中央各位同志的信。
[656] 中央档案馆资料党史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
[657] 该刊资料室编《关于王明治病和出国的材料》，《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3期。
[658] 该刊资料室编《关于王明治病和出国的材料》，《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3期。
[659] 《中共半世纪》，第114、117、118页。
[660] 《延安日记》，第143页。
[661] 丁晓平：《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第249页。
[662] 《延安日记》，第144～145页。
[663] 《延安日记》，第147页。
[664] 《延安日记》，第147～148页。
[665] 丁晓平：《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第269～271页。
[666]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第703页。
[667] 丁晓平：《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第272～273页。
[668] 《延安日记》，第157～159页。
[669]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527～528页。
[670]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62～563页。
[671] 《延安日记》，第157～159页。
[672] 《延安日记》，第159、160页。
[673] 丁晓平：《尘封66年的“王明中毒事件”调查材料惊现民间》，《党史博览》2009年第12期。
[674] 《中共半世纪》，第35～36页。
[675] 曹仲彬：《访问巴方廷谈话记录》，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345页。
[676] 丁晓平：《尘封66年的“王明中毒事件”调查材料惊现民间》，《党史博览》2009年第12期。
[677]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86页。
[678]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第763～764页。
[679]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4～285页。
[680] 指《六大以来》。
[681]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529～530页。
[682]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90～297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69～470页。
[683] 中央档案馆资料党史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
[684] 《延安日记》，第162页。
[685] 《延安日记》，第162～164页。
[68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5～286页。
[687]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第703～704页。
[688] 《杨尚昆回忆录》，第211～212页。
[689]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6页。
[690]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6～287、288页。
[691] 《延安日记》，第165页。
[692] 《延安日记》，第165页。
[693] 即瞿秋白，下同。
[694] 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修订本）》下册，第687～688页。
[695] 《延安日记》，第168～169页。
[69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9～290页。
[697]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90～292页。
[698]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536页。
[699] 《切实执行十大政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73页。
[700]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94页。
[701]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67页。
[702] 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上卷，第499～500页。
[70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433页。
[704] 《延安日记》，第175～177页。
[705]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506～507页。
[706]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507页。
[70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75页。
[708] 丁晓平：《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第278～281页。
[709]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542页。
[710]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94～295页。
[711]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95页。
[712] 中央档案馆资料党史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该刊资料室编《关于王明治病和出国的材料》，《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3期。
[713] 《延安日记》，第195页。
[714] 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第509页。
[715]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97页。
[71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97页。
[717] 原无日期，此据内容判断。
[718]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55页。
[719] 《延安日记》，第197～198页。
[720]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68～569页。
[721] 《延安日记》，第200页。
[722] 李东朗：《王明到底有什么国际背景》，《百年潮》2008年第12期。
[723] 指毛泽东。
[724] 《延安日记》，第200页。
[725]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第705页。
[726] 郑厚安译《季米特洛夫就中共党内状况致毛泽东的信》，《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3辑，第2～3页。
[727] 即孟庆树。
[728] 《延安日记》，第202～203页。
[729] 《延安日记》，第203～204页。
[730]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551页。
[731]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99页。
[732] 该书选编组编《延安整风运动（资料选辑）》，第124～125页。
[733]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509～510页。
[734] 李东朗：《王明向共产国际状告毛泽东始末》，《党史博览》2004年第6期.
[735] 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49～151页。
[736]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51页。
[737] 刘明钢：《季米特洛夫与王明》，《福建党史月刊》2002年第5期；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60～161页。
[738]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61页。
[739] 《延安日记》，第210页。
[740] 《延安日记》，第210、211页。
[741] 刘明钢：《季米特洛夫与王明》，《福建党史月刊》2002年第5期；《伏（符）拉基米洛夫转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电及情况说明》，1944年1月7日，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62页。
[742] 《延安日记》，第213～214页。
[743] 《延安日记》，第215～216页。
[744] 《延安日记》，第217页。
[745] 李东朗：《王明到底有什么国际背景》，《百年潮》2008年第12期。
[746] 王明女儿，王明回国时留在季米特洛夫家，作为季米特洛夫的养女。
[747] 《延安日记》，第219～220页。
[748]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第707页。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第416页，丁晓平《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第306页说是24日。
[749]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56页。《周恩来年谱（1898～1949）》说是2月27日。见该书第571页。
[750] 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71页。
[751] 《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92～95页。
[752] 转引自刘明钢《季米特洛夫与王明》，《福建党史月刊》2002年第5期。
[753] 《中共半世纪》，第51页。
[754] 《毛泽东选集》第3卷，1991，第938～939、942页。
[755] 尚定：《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第51页。
[75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03～304页。
[757] 《杨尚昆回忆录》，第213～214页。
[758] 《任弼时日记》，第464页。
[759]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07页。
[760] 《任弼时日记》，第473页。
[761] 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第539页。
[762] 《延安日记》，第258页。
[76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76页。
[764] 丁晓平：《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第286页。
[76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77页。
[766] 黎萌：《王明其人其诗》，《党史博采》1996年第6期；又见《谢觉哉日记》下册，第882页。此诗在《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中标题是《祝沫若同志五十寿辰》，内容是：“谁道已过半百时？高歌酣斗鬓无丝。汨罗江尚留征影，富士山期树战旗。司马才华子房智，迅翁骨气拜伦诗。任他扰攘风云变，万岁峨眉一布衣。”词句略有不同，见该书第179页。
[76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78页。
[768] 《延安日记》，第401页。
[769]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586页。
[770] 《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72～273、276页。
[771]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12～316页。
[77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81页。
[773] 《任弼时传》，第544～545页。
[774] 《任弼时日记》，第478页。
[775] 《延安日记》，第426页。
[776] 《传记与回忆》中说这段话在《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一书出版时被删去。
[777] 《延安日记》，第435页。
[778] 《任弼时日记》，第479页。
[779] 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第545页。
[780] 《延安日记》，第438～439页。
[781] 《中共半世纪》，第124页。
[782] 《传记与回忆》。
[783]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20页。
[784] 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第546页。
[785]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3页。
[786]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稿。
[787] 《延安日记》，第443页。
[788]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525页。
[789] 《中共半世纪》，第134页。
[790]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7、214、215、219页。
[791] 《延安日记》，第457页。
[79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82页。
[79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83页。
[79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86页。
[79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89页。
[796] 《延安日记》，第461、462页。
[797] 《延安日记》，第478页。
[798]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64、171、173～174页。
[799] 《延安日记》，第522～523页。
[800]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02页。
[80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87页。
[802] 《延安日记》，第519～520页。
[803] 《延安日记》，第523页。
[804]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263～264页。
[805] 该书编委会编《延安文艺丛书》第6卷《报告文学卷》，第511页。
[80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24～326页。
[807] 丁晓平：《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第286～287页。
[808]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26～327页。
六 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
1945年8月 41岁
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8月20日 作七绝《苏中红军会师东北》诗一首。[1]
8月 作七绝《日寇投降》。[2]
同月 还作七律《光辉胜利念英雄》。诗前有小序：“闻苏军进入东北讨日，抗日联军配合作战，取得光辉胜利，念及抗日联军司令杨靖宇，副司令赵尚志，第五军军长柴世荣等同志和其他抗联艰苦战斗英勇牺牲的民族英雄们。”
9月9日 于延安杨家岭作五绝《患难见朋友（谢冈野进同志）》。[3]这天，冈野进（即野坂参三）离开延安，临别留给王明信和罐头。
秋 在延安作七绝《生死光辉（悼台尔曼同志）》和七绝《寤寐难忘（悼冼星海同志）》。[4]
12月中旬 中共中央安排王明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孟庆树在根据王明回忆谈话整理的《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经过》中说：1945年“12月中，毛泽东要王明同志做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5]王明的警卫员田书元回忆说：“中央政治研究室成立，王明担任主任六七个月……上班在杨家岭。”[6]
12月20日 致谢觉哉信，附去年为郭沫若祝寿诗。[7]
12月25日 在中央直属党委、中共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党委全体干部1000多人出席的会上作《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党委联合召开的一千多人的干部大会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中提出的政策方针的内容与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报告《论联合政府》完全相反。我作报告后，几位同志来向我致贺时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呀！’”[8]
《传记与回忆》说：这个报告是因中央机要科科长兼中央机关直属党委书记曾三的要求，并经毛泽东同意后作的。王明开始不同意，后来又想：利用这个机会讲讲自己对国际国内问题的意见也好。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看他怎么办？！就来一个和毛泽东在七大作的估计完全相反的意见。因为毛泽东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七次大会上的报告《论联合政府》的主要出发点是“战时合作决定战后合作”。毛泽东认为，国际上战后仍是英美法苏的合作，国内仍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因此，他决定的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建立各党派合作的联合政府。王明决定从另一种观点出发，就是：战后矛盾不同于战时矛盾，因而战时合作不决定战后合作。因为战后没有共同敌人。所以在国际上不再是英美法苏等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联合战线，而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首先是美苏矛盾的尖锐对立；在国内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没有了，所以不能再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而也不会再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各党派的联合政府。而且不可免的要发生国共内战。所以党的当前主要任务就是要用全力准备和蒋介石打内战。当然，从现在到公开爆发国共内战还可能有一个暂时和平时期，因为双方都没有准备好，无论是国民党统治区或是解放区，老百姓都希望和平，所以我们现在是处在过渡期间。一方面要全力准备战争；另一方面要争取和平。这样才能博得全国大多数人民的拥护。但必须看清，蒋介石正在极力准备打内战。报告中有几次听众鼓掌表示赞同。1946年1月1日到任弼时同志家里拜年时，任弼时同志说：“你没有想到毛主席要你做这样的报告；而毛主席没有想到你的报告内容和他在七大的报告内容完全相反。所以你们俩人都没有料想到，双方料想不到！”
冬 于延安作七律《弥天风雷（悼朱老宝庭同志）》。[9]
1946年 42岁
3月 遇访问延安的梁漱溟。
梁漱溟在《忆往谈旧录》中说：1946年3月我第二次造访延安时，“陈忽来招待处看我，面容消瘦，意兴不佳，自云一场大病初愈。据传说陈遭受党内群众大会斗争也。陈在党内不得群众好感，但毛主席不主张开除其中央委员，从而其中委职名保留很久”。[10]
4月8日 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黄齐生、李少华、黄晓庄等乘飞机由重庆回延安途中，在晋西北兴县黑茶山遇难，俗称“四八烈士”。王明为悼念“四八烈士”题词曰：“悼念死者应加强战斗——王秦邓叶黄等十三烈士遇难”。[11]
4月20日 与谢觉哉、陈伯达、徐特立、廖鲁言在延安杨家岭参加宪法起草。[12]
4月 于杨家岭作五绝《云天在望（悼博古、邓发、王若飞，叶挺并黄齐生等“四八”烈士）》及七律《生死离别（忆邓发同志）》，第一首诗曰：
翘首云天望，噩音伤众心。
捐躯为革命，留念在人民。[13]
5月29日 找谢觉哉谈组织法律研究委员会事。[14]
6月17日 与徐特立找谢觉哉说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成立中央法律研究委员会，以谢觉哉、林伯渠、李木庵、张曙时、刘景范、马锡五、徐特立、陈伯达、鲁宜、松龄、王明、觉民为委员，嘱早召开成立会。[15]
6月22日 中共中央法律研究委员会在延安交际处成立。[16]以林伯渠、徐特立、陈绍禹、谢觉哉、陈伯达等12人为委员，谢觉哉为主任委员。此外，当时中央政治研究室内还设有法律研究组。当时的任务都是研究各种法律问题及试拟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17]
7月1日 周恩来、李维汉致电陈伯达、王明、谢觉哉、胡乔木：不论时局变化如何，制宪一事终会正式提出，我们的发言权必须充分使用。甚盼延安宪法委员会继续其工作，有计划地写些文章广播。[18]
夏 于杨家岭作七律《平民（悼陶行知先生）》。[19]
10月3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写的《三个月总结》，确定对蒋介石“和平攻势”的对策。[20]
11月18日 因国民党军队准备进攻延安，王明全家随中央机关撤退到绥德。[21]他先在王家山住了几天，后搬到绥德师范，并作了一次报告。
据孟庆树根据王明回忆谈话整理的《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经过》说：那里的负责同志向王明同志说：“此间干部听说你在延安作了报告，他们说：请王明同志也给我们报告一次吧！……”于是王明又给他们作了一次报告，“这次报告的题目还和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做的一样，而讲得更生动了。因为客观形势比1945年12月更清楚了”。报告后，一位干部同志把听众的意见告诉王明同志说：“我们大家都一致认为你的报告是很正确很有条理的报告。”
12月 于绥德作口语体七律《绥德王家山农友谈话记》。[22]
冬 于绥德师范作七律《祝朱德同志六十寿辰》，从绥德寄延安。诗曰：
借箸寿筵共运筹，军民与我尽同仇。
倘教振臂开金锁，终令降幡出石头。
戎马半生天下定，欢声遍地万家庥。
延安预饮成功酒，遥向南星一唱酬。[23]
年底 全家返回延安，朱德到杨家岭来接送致谢，缓步间两人谈起中国诗来。晚间王明忆及朱德的评论，作口语体五律《中国诗小赞（与朱总谈中国诗后随笔）》。[24]
1947年 43岁
1月6日 与徐特立、柳湜、谢觉哉谈话约三小时。[25]
1月25日 致谢觉哉信，谈法律研究委员会有关事项。[26]
1月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召集了一次会议，要法律研究委员会起草一个全国性的宪法草案，供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之用，并限定于5月1日前交稿。[27]
1月28日～3月上旬 中共中央法律研究委员会开始研究及草拟全国性宪法草案，参加的有徐特立、谢觉哉等，指定王明为宪法组长，陈瑾昆为法律组长。[28]
2月3日 中共中央法律研究委员会决定分为宪法组和法制组，宪法组组长王明，法制组组长陈谨昆，由委员会三个主任和王明、陈谨昆组成常委会。[29]
2月5日 因王明与徐特立均病，中共中央法律研究委员会工作不能进行。[30]
2月6日 病稍愈，谢觉哉来谈。[31]
3月上旬 因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中央法律研究委员会人员疏散至晋绥。离延安前，王明向毛泽东、刘少奇口头请示过起草宪法草案的原则。
3月28日 撤到晋绥解放区临县后甘泉村，以后即长居于此。[32]
《传记与回忆》说：“1947年3月14日，因国民党进攻延安，我们第二次，也就是最后一次离开延安。这次是坐的骡窝子（两个骡子抬一个轿窝），刚走到离延安四十里处，敌机即开始轰炸。夜间在朱家川过黄河，真是波涛翻澜，拥挤不堪。幸而吴堡县长帮忙，否则就过不了河。大约走了七八天，才到前甘泉后面的后甘泉。后甘泉属山西临县，是山高泉甜的小村庄。”“我们在后甘泉共住了一年多。”
当晚，王明与孟庆树拜访谢觉哉。《谢觉哉日记》3月29日记载：“昨夜王明同志夫妇来。”[33]
春 于山西临县后甘泉村作五绝《悼中医李老鼎铭》。注中说：1942年王明被毒害时，幸由李老医治才转危为安，“不料1947年他被毛泽东迫害而死”。诗曰：
岐黄真妙手，着手竟回春。
感类再生德，闻噩泪满襟。[34]
4月17日 中共中央法律研究委员会讨论宪法，王明报告总纲草案。[35]
4月27日 与孟庆树同谢觉哉夫妇往前村访霍维德夫妇。[36]
4月底 中共中央法律研究委员会在晋绥正式开始工作，参加的有王明、谢觉哉、吴玉章等，这一时期的任务是起草全国宪法及创立新民主主义的法律理论工作。[37]
5月5日 对下列问题提出怎样建立人民的司法制度的意见：（一）法官之选举与罢免；（二）人民法庭之建立；（三）陪审制之建立；（四）公开审判；（五）公律师制；（六）诉讼免费；（七）口头诉讼之合法；（八）简化程序与形式；（九）巡回法庭；（十）公断（讲理）委员会之组织；（十一）监狱之彻底改革（废除暴政，实行教育）；（十二）严惩违法徇私与确认冤狱赔偿；（十三）废止□刑，慎重死刑；（十四）干部之改造与培养。[38]
5月 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报告中央法律研究委员会又开始起草宪草工作，以及准备参加地方土改工作等，请求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