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月 中共中央法律研究委员会起草照顾到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对宪草问题协议原则的新宪草，即所谓后甘泉初期宪草初稿。[39]
7月12日 作时事报告。[40]
7月13日 毛泽东给王明复信，内容是：“王明同志：大示敬悉。你们都好，法律工作日起正规，指导方针亦正确，甚以为慰。我们在此甚好，我身体较在延安时有进步，无以为念。问小孟同志好。”[41]
8月14日夜 于山西临县前甘泉村作七律《病苦（闻续范亭同志病苦严重而作）》，留交续范亭病榻上。诗曰：
病中情景我深知，苦到难言不自恃。
心硬成钢超百炼，事关革命倍三思。
待驱科学消仇菌，誓抵狂澜壮怒狮。
回首延安初聚日，秋风瑟瑟雨丝丝。[42]
8月21日 在中共中央法律研究委员会讲宪草说明书大意。[43]
8月～10月半 中共中央法律研究委员会根据中央指示，丢开政协宪草协议原则，试图起草内容与形式皆为新民主主义的宪草，即所谓后甘泉后期宪草初稿。因中央当时无暇讨论及毛泽东指示宪草要待全国胜利后使用，于是法律研究委员会决定以后再来继续研究及修改这一初稿。[44]
《传记与回忆》说：“此件为中共中央宪法小组起草，主要内容均为组长王明同志所写。”“到北京后，毛泽东又叫刘少奇、陈伯达、廖鲁言等起草——整个是陈伯达起草的，经济部分写得不成话，很零乱，看来只有发展资本主义。王明同志提出：要写清楚有几种经济，发展前途是什么。廖鲁言说：‘不要把资产阶级吓跑了。’但因刘少奇同意王明的意见，所以后来政协纲领上才写了几种经济。毛泽东主张的政体是民主集中制，王明说‘这是党和政府的组织原则，而不是政体，政体应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写作要目》说：《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宪法草案》“为中共中央宪法小组起草，主要内容均为小组组长王明同志所写”。
9月2日 对宪法草案作大修改。[45]
9月3日 谢觉哉赋诗赠王明：
握手相惊鬓上秋，艰难愉悦几生修。
法悬众魏民心喜，业定金瓯正气收。
周览山河追马史（戏言天下定后将游历全国），
盘桓松菊访羊求（木老[46]诗有待时清还山意），
即今笔墨为干橹，一字之严快斩仇。[47]
9月12日 于山西临县后甘泉村作七律《真人》，悼续范亭。[48]
9月15日 拟致电刘少奇，提出几个关于土地的问题。[49]
9月16日 在积极分子会上作传达。[50]
秋 于山西临县后甘泉作七律《土改工作纪实》。诗曰：
只看摊摊查祖宗，剥削关系影无踪。
狂呼莫理马恩列，乱斗哪分地富中。
上级推行下级效，一区示范百区同。
坚持真理诚何易，党幸有人能大公。[51]
10月20日 与谢觉哉赴河西，到陕西葭县（今佳县）神泉堡，向驻于此地的中央领导同志请求对宪法草案及法委今后工作的指示。[52]
据《谢觉哉日记》记载：他们当天走40多里，宿清凉寺中央医院第三所；21日走50里，宿兔板镇；22日走40里，至黑虎寨，过河宿葭县城县委处；23日至中央驻地神泉堡。毛泽东游山外出，他们会晤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夜谈至12时。[53]
10月28日 与谢觉哉往白云山会见毛泽东，夜谈颇久。[54]
10月29日 与谢觉哉游白云山，仍返神泉堡，毛泽东要他们参加下月中共中央召集的会议。[55]
《传记与回忆》说：康生、陈伯达在后甘泉、前甘泉村搞土改时犯了极左的错误，被打成地主富农成分的至少有90%左右定错了，他们不仅被斗得倾家荡产，而且有些人弄得家破人亡（死七人，卖妻者二人，卖儿女者四人）。“为了使中央知道土改工作团的错误，王明同志和谢老觉哉同志于1947年十月渡黄河到河西去中共中央所在地找毛泽东，想把山西临县土改工作中错误的严重情况告诉他。但毛不愿听（毛当时住在河边上一个庙里），而且借题骂了博古一顿，说博古在江西时爱干涉地方党的工作是不对的，暗示王、谢不要干涉晋绥工作。谢老向王明说：‘他（毛）不愿听哪，不能谈呀！’两天后，毛回到中央书记处所在地的一个小村庄……王明和谢老又去找他，他装病仍不愿听。毛说：‘等中央搬到马家沟去后，你们再来。’王明和谢老只好找任弼时、周恩来谈了一点。”
11月15日 与谢觉哉返回后甘泉。17日去三交，25日下午后返甘泉。[56]
在渡过黄河时作七律《渡黄河》，[57]并于赴河西途中作五绝《忆芳儿》，诗曰：
一别十年久，时艰音问希。
双亲常梦女，多半诉离思。[58]
芳儿是王明的长女，叫王芳妮，王明于1937年从苏联回国时送给季米特洛夫作养女。据说她后来成为一名苏联飞行员。1985年1月27日去世，死后与生母孟庆树合葬在一起，时年53岁。[59]
11月28日上午 中共中央法律研究委员会支委与机关首长开会讨论冬季学习，成立学委会，成员有谢觉哉、王明、吴玉章等。[60]
12月6日 与谢觉哉再次赴河西，到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向中央汇报工作。[61]据《谢觉哉日记》说：他们下午三时抵中央所在地杨家沟。[62]
《传记与回忆》说：
1947年12月，王（明）、谢（觉哉）二次过河去□□（中央搬完家后，来电叫王、谢去谈）。王、谢去后，始知毛第一次不愿谈是他没准备好。在王、谢回去期间，他通知贺龙和李井泉等准备材料和王、谢斗争。同时，一面去电叫王、谢过河，一面叫江青、胡乔木过河东去“了解情况”。——到西柏坡后，当王明和毛泽东谈话时，毛说：“土改错误是江青和胡乔木发现的。”
谢老和王明二次过河去见毛时，幸而有任弼时同志主持正义，否则毛要定王、谢犯富农路线的错误！说也好笑，王、谢走前没想到这点，也没带任何书面材料（因谢说不能太正式，怕毛接受不了），而毛叫晋绥准备了材料，赵林带了书面材料——主要是关于孙敬祖的，要证明孙为富农有剥削。但从孙全家自己耕种没雇用工人上说，不是富农，只好从孙的儿子参加工厂（合作社性质的）这点找他们的剥削。谢老把赵林的材料看看，算了一下说：“就照你们的材料，不能说孙是富农。因为孙家虽然有股本，但他儿子在那做工，不拿工资，为农民合作分红性的工厂，不剥削任何人。既不能说成富农，也不能说成资本家。”当时弼时同志问赵林：“怎么样？照你们的材料也是你们输了呀！王明、谢觉哉、孟庆树是对的吧？”赵林把头低下没作声。
回忆录还说，王明和谢觉哉这次过河，除报告宪法小组（王明为组长）起草工作总结外，还参加了土改工作座谈会。“在座谈会上王明同志就土地改革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作了重要的发言，会后任弼时同志在报上发表关于纠正土改工作错误的文章，从此使全国各地土改工作错误得以初步纠正”。
回忆录还说，当谢老、王明二次过河去中央时，一些犯土改错误的青年人，要求把孟庆树交给所谓群众处理——即交给流氓打死，说我犯了保护富农的错误，幸而当时的总支书记张老（曙时）不同意，提议把问题交给后方党委去处理，后方党委也不同意他们的意见。王明和谢老回来后，王明又一次有系统地从理论上和实际上说明了这些青年人的错误及其危害性。
12月25日 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在阐述各项政策时，毛泽东批评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所推行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如报告中说：“地主富农应得的土地和财产，不能超过农民群众。但是，曾经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间实行过的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的错误的政策，也不应重复。”“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经济成分采取过左的错误的政策，如像我们党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间所犯过的那样（过高的劳动条件，过高的所得税率，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业者，不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目标，而以近视的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福利为目标），是绝对不许重复的。这些错误如果重犯，必然要损害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利益。”[63]对于王明在抗日战争时期所犯的右倾错误，报告也作了精辟的分析，“即是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的军队，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这是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这些历史教训，全党同志都要牢记”。[64]
12月26日 在杨家沟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毛泽东的报告时发言，说毛泽东的报告“恰恰回答了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完全正确”。他主要讲了以下几个问题。
统一战线问题。他说：“统一战线问题现在也非常需要解决，过去我们的确孤立了蒋介石，但现在也要防止苏维埃时期‘左’的错误，否则客观上帮助敌人孤立自己的危险不是没有的。总结历史，指出历史上的错误，我都同意。现在只讲几个问题：打击与消灭之不同，不但过去苏维埃时期没有弄清楚，以后也有许多人没有弄清楚。我就是这样。大革命时期对农民问题是右的，但城市政策是‘左’的。内战时期福建事变恐怕也是在这个问题上的糊涂。打击当然包含准备消灭在内，但不是现在就消灭。中农问题过去常常是：第一，注意了领导方面，而忽视了被领导方面；第二，不知道如何去领导，除了做先锋队还要注意被领导者的物质福利，佃中农可以得地，在必要时拿他的东西可以在农民内部解决，政治教育也要采取说服解释方法。对中农联盟与对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性质上不同，这是劳〈动〉人民内部的、带永久性的统一战线。中国没有农民党，没有在农民中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政党，这帮助了我们团结中农。”
群众路线问题。他说：“偏向是尾巴主义（只要是几个非党员的意见，不论是代表多少人什么人什么意见，都是对的），包办代替，与尾巴主义的外衣，包办代替的内容。”
学习思想方法问题。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就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党内要提倡学毛主席的方法论”。
关于宪法草案。他说：“因为用的时间没有看清楚，以为三五个月就要用，故带临时政策性宣传性。各同志的意见兼容并收，以供中央采择，故内容形式都有毛病。宪草的事实出发点：解放区现存的事实。领导思想：新民主主义。参考：苏联社会主义宪法，英美资产阶级宪法与法国新宪法。基本内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作风。政治上：国体与政体。国体表现于第一条，政体则为宪法的主体。总纲中讲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经济除总纲外在人民权利义务与政策等部分也讲到了。作风是这个草案的特点，其他各国没有。政体中的几个问题：两院制。为了照顾小省、小民族、非农民阶级、华侨，为了考虑问题更慎重，主席团制还是总统制、联合政府。民族问题。聚居、杂居、散居。政府、军队、法庭。民族自治与民族联邦问题。司法：越级、选举、人民法庭、检查制度。”
王明的这个发言，很多内容虽然是正确的，但大道理多，联系实际少，特别是联系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少。正如李维汉在回忆中所说的：“讨论报告时，王明和我在一个小组，他讲了不少的话，根本不接触报告中的批评。”[65]
本年 据《写作要目》说：这年王明曾给卢化蓬写信，谈“关于土改问题”。《传记与回忆》的《书后》还说，在后甘泉，王明除起草宪法，参加土改，还时常阅读黑格尔的哲学著作，用中文和俄文作笔记，并写有《象棋游戏漫谈——象棋辩证法要点试拟》。
本年底至明年2月 撰写《关于山西临县前甘泉村和后甘泉村土改工作的基本总结》。
《写作要目》说：“报告及谈话整理成两村土改工作总结各一份”；“从这两份总结和给卢化蓬同志信，可以看出当时土改关于划分阶级、没收和分配土地及斗争方法——乱打、乱杀等错误情况，这些错误在各地区，都是大同小异的，是带有普遍性的”。
1948年 44岁
1月2日 从陕北米脂返回后甘泉。路上走了四天后到达。[66]
孟庆树根据王明回忆谈话作的回忆录说，王明领导了后甘泉的土改复查工作。书中说：
王明同志亲自领导后甘泉土改复查工作组进行复查工作，为复查工作组拟定了复查工作计划为：
（一）改定阶级和阶层成份；
（二）召开年关团结大会；
（三）重新解决土地问题；
（四）解决口粮、种子、农具、肥料、劳力（包括人力、畜力及调剂互助）问题，以动员春耕生产，同时设法恢复商业；
（五）完成财务退还赔偿问题；
（六）改造组织与干部问题。
复查工作组很快地完成了工作计划，改正了错误，写了新的土改复查工作总结。
因此，农民热情地称王明同志为自己人。王明同志给他们上课，从猿人讲起直到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因为王明同志讲得很通俗，听课人个个精神焕发，积极地准备春耕生产。[67]
2月7日 与谢觉哉至三交会见陈毅，9日（旧历除夕）返回，冒雪走50里，午后二时到达。[68]
2月10日（春节） 于山西临县后甘泉作仿杜妮调《土改新年歌》。[69]
3月7日 写信给任弼时说：“关于各解放区来人带有关法律材料来的问题，因不知发哪些地区及有些什么代表来，故不能起草电文，现只将法律委员会所需要之各项材料类别列出，请你费神代为拟一中央名义之电文发出为感。”信后附了中央法律委员会需要各解放区提供材料问题六条。
4月5日 本来准备离开后甘泉，因病不能行。[70]
4月7日 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刘少奇，说：“微电息。吴老、王明等四十余同志可缓一时期东进，他们安全请贺龙同志负责。”[71]
4月12日～5月3日 随中央机关开始向河北转移，作七绝《别后甘泉》。诗曰：
甘泉水暖柳枝青，告别村农齐送行；
互泣分离舍不得，共期有幸再来临。[72]
《传记与回忆》说：“我们于1948年4月离开后甘泉时，该村男女老少都来给我们送行。几位年轻人自动地给王明同志抬担架，大家都难舍难分地流着眼泪。”
东移途中，4月12日抵兴县蔡家崖，[73]20日坐吉普车过神池[74]、广武、雁门关、代县，于21日至聂营，候晋察冀来接之汽车，28日动身，5月3日抵阜平县城南庄。[75]经过五台山时，于塔院寺作七律《过五台山》。诗曰：
驰驱环上日方东，青霭紫烟绕万峰。
银幕接天台顶雪，寒流动地夏初风。
朝辉虚蹑冰源草，征梦频惊塔院钟。
难到名山何遽别？袍侪戎马正倥偬。[76]
5月 到达河北建屏（今平山）县，病发，住朱豪村治疗休养，化名王仲石。[77]
《传记与回忆》说：“由后甘泉出发，经过五台山等处到了河北省阜平县的李家口。在这里王明同志第一次发结石性胆囊炎，痛得厉害。又搬到朱壕[78]医院附近……”回忆录还说：到西柏坡不久，王明去看毛泽东，谈到后甘泉土改工作时，王明告诉毛泽东：“我们收集了许多土改工作材料，还写了总结初稿。”但毛不理睬。他还让王明代他起草一封回信给贺龙，“实则毛泽东想借回信再次挑拨贺龙反对王明，他曾几次地挑拨过彭德怀、陈毅等反王明”。
6月16日 去疗养。[79]
6月19日 写信给周恩来说：“承中央和您的关注，我已移来朱豪治疗休养，此地环境及水较好，饮食有增进，请勿为念。”“法委会想买一批法律书籍（书单附上），请设法派人去北平购买如何？”
6月20日 周恩来在王明6月19日信上批示，“请尚昆同志办”。
6月25日 在中央医院治病时再次中毒。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这是毛泽东“又采取措施企图加速”他的“死亡”。书中说：“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在朱濠[80]中央医院时，主治医生黄树则开了来苏代替药用石碱给我灌肠，而这种做法是能使人中毒致死的。”[81]
黄树则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当时的问题是司药对药物不熟悉，把他开的药物石碱错拿成了石碳酸，他说：
我是一九四八年三、四月间和中央一起到的朱豪。王明那时已经在朱豪那了，但不是在医院里边，而是在医院附近的一个村子，由朱豪医院负责，我们去给他看病。当时发病的经过是这样，那时王明经常的便秘，有时吃泄药，有时灌肠，灌肠的药也是经常换。那次我给他开的是药物肥皂。药物肥皂是日本的，日本的名称叫药物石碱，瓶子上也是这样写的，所以我当时开的方子写的就是药物石碱。当时药品的排放位置也不合理，把药统放在药架上，而有些药，外国的或者属于哪类药应分别排放。司药看方子，仅看了一个“石”字，就把石碳酸拿出来配成了水发了出去。当时孟庆树是护理王明的，包括灌肠都是她亲自动手，当她正动手给王明灌肠，手刚伸到肛门里边，我正好去看望，我一进门，孟就说了一句“原来药物石碱就是石碳酸呀”。我赶紧说“不是！”所以就赶紧把药管拔了出来。我们赶紧拿食盐水洗。这件事王明很有意见。孟就写了一份报告，当时就把情况报告上去了。卫生部认为这是很不应该的，给司药一个处分。我做了检查，说明并检讨自己。如果当时把药物石碱写成药物肥皂，这件事可能就不会发生了，因为司药对药物石碱不太熟悉。周副主席也很重视，在孟的报告上做了批语，批语的大意是：将药取错，就像理发员给别人理发用刀子，不是理了头发，而是把别人的脸给弄了，因此必须严肃处理。当时朱豪医院院长叫周泽昭，现在是广西卫生厅的顾问。这件事就这么处理了，也把情况向王明解释清楚了，以后他照常在那里治病，我们几位大夫也还都给他看病。这件事是确实存在的。但联系到什么毛主席对他的陷害以及政治上的一些内容完全是胡说。[82]
但据《1948年于朱豪时黄树则医生的记录》（6月25日），给王明用的不是石碳酸，而是来苏，而且已经灌肠了，并说发现用错药的是傅连暲，而不是黄树则。这份记录说：
25/6 会诊检查后，予讨论前，大家同意先用药物石碱加水浣肠排便。取药用石碱时，药房（临时由黄敬同志发药）误取为Lysol（来苏），依吩咐浓度浣肠后，病人随即觉全身不快，头部发晕，并觉异常转动，无力，不安。当时未即发觉为浣肠药物之误，以为病人两日来未进食，肠下端突然受浣肠作用，致起无力状态（病人曾下床排便，但无力排出）……
26/6 夜间患者整夜不安，仍觉头晕，并有转动感……
白天检查：病人精神委顿，不愿睁眼，心音频数（104～108），腹部仍膨胀，右□肋下及左右□骨窝均有疼痛，左侧并向左后腰部发散……
下午由傅部长发觉浣肠误浣为“来苏”。周泽明同志并带回当时所取药物，检视确为来苏。
27/6 较昨日好转。脉搏数及□□均恢复。腹部仍胀痛……
当时“工校第五科”7月7日发出的给司药黄敬处分的《通知》，也说用的是“来苏”，其内容是：“朱豪医院女司药黄敬同志，在配药工作中，屡犯错误，尤其在最近给某一负责同志发药中，将‘药用石碱’发成‘来苏’致病加剧，更为严重。除由该院召集四次会议予以严格批评教育外，兹决定给以撤职处分，以严肃纪律。”
7月1日 到毛泽东住处，说自己“对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是想不通，有些意见我还要向中央陈述，要跟你谈谈……”后来两个人的谈话变成了争吵，争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仅牵扯到共产国际，还牵扯到苏联和国内许多人、许多具体事，毛泽东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大声吼道：“到现在了你还想不通啊？现在快胜利了，你还没有一个反省？”王明板着一副很不高兴的面孔离开。[83]
7月8日 谢觉哉往朱豪看王明。[84]
8月3日 《谢觉哉日记》记载：“晨自西柏坡同陈、董行，过朱豪、王明、连暲处。”[85]
9月26日 谢觉哉接王明信。[86]
10月上旬 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宪草纲领起草委员会，并在两周内草拟一个临时宪法草稿。中央法律研究委员会根据这一指示，将后甘泉后期宪草初稿改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宪法草稿，供宪草纲领起草委员会及中央书记处讨论参考之用。[87]
10月26日 致谢觉哉信说：“华北政府组织大纲上没有劳动局，而政府组织下有；大纲上高级人民法院，而分工中称华北人民法院，在法言法似一致为好。”谢觉哉第二天即复信给王明。[88]
10月 起草《给中共中央关于宪法草案起草工作总结报告》。[89]
10月～11月 撰写“二中全会前同毛泽东五次谈话的记录”。[90]
11月12日晚 于西柏坡写《今古奇闻（评毛泽东“人民血染伟大”论）》，内容是：
谁是人中最伟人？全心全力为人民。
染成“伟大”人民血，党性人心两不存！[91]
诗下注说：“毛泽东这天和我谈话说：‘什么人的伟大都是血染成的。人民血流的越多，就染的越伟大。列宁的伟大是800万俄国人的血染成的。就是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了400万人，在十月革命和革命战争中又死了400万人，就是这800万俄国人的血染成的。斯大林的伟大，是700万俄国人的血染成的。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的700万俄国人的血染成的。我呢，是两千万中国人的血染成的。就是中国在此前10年国共内战，双方死了共100万人；日本占领中国8年，杀死1500万中国人，这次国共内战，双方各有400万军队，打算双方各死一半，就死400万人——就是这两千万中国人的血染成的！从这看我和列宁、斯大林哪个伟大呢？’”王明说：“你这个人民血染伟大论，可叫作今古奇闻！”毛泽东说：“这有什么奇闻？这是事实，这是常识！”王明评论说：“他的这个怪论，在那时和事后，也是随时向人宣传，意在证明他的‘伟大’。事实证明，毛泽东的确是一个杀人魔王，现在他已经下令杀死几千万中国人，还要继续杀更多的中国人。所以他就越来越无耻地妄称自己‘最伟大’！”
11月22日晚 于西柏坡写《“到北京做皇帝”（毛泽东自己宣传的）》，诗是这样的：
皇帝从来是独夫，人民头上坐称孤。
北京一到做皇帝，蜕化满腔党性无。[92]
诗下注说：“毛泽东这天和我谈话又说：‘年青时候看小说，常想做皇帝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呀！可是不晓得怎么才能做皇帝。现在懂得了。我们不久就要进北京了，一到北京，我不就要做皇帝了吗？”“他说：‘既然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本质上不就是皇帝吗？’”王明说：“那时他对许多中央委员都宣传他是皇帝。到北京后，刘少奇同志时常奉命代他宣传：‘毛主席是新条件下的皇帝！’此外毛泽东并下令在军队中正式做报告，宣传‘毛主席是皇帝’这个思想。意在使人们承认他是唯我独尊的‘天子’。现在事实证明：毛泽东的确是一个中外古今空前未有的最大的专制暴君！”
11月24日 《谢觉哉日记》记载：“前接王明信，约去讨论法委报告，复信拟于12月2日去。”[93]
11月～1949年3月 作《西柏坡大事记（有关河北平山西柏坡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事件实录）》七绝四首，攻击毛泽东。[94]
12月12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将中央法律研究委员会改组为中央法律委员会，为协助中央研究与处理全国有关立法与司法问题之工作机关，并作出关于中央法律委员会任务与组织的决定，决定委员会由九人组成，王明为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谢觉哉为副主任。[95]
《谢觉哉日记》12月14日记载：“法委改组，王明为主任，委员谢、李、张、郭、何、陈、杨、孟。”[96]
12月18日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毛泽东在西柏坡住所与他谈话，并说这是“从当年十月份起的第五次谈话”，找他“谈谈整风运动中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列宁主义问题，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的路线问题等等”。并说从谈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野心家和极端狭隘民族主义者；他不能把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而总是把他个人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所以他从来不能真正承认和改正自己的错误。相反，他总是加深和扩大自己的错误。结果错上加错，越错越大，越错越多，越错越远，一直错到完全不可救药的地步，最后走上共产主义叛徒和帝国主义仆从的道路”。[97]
《传记与回忆》说：1948年冬，在七届二中全会前，毛泽东和王明曾进行过五次谈话，主要内容是：第一次，交换谈话的原则；第二次，关于形势的估计；第三次，毛泽东叙述他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阶段还须延长几十年和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论点；第四次，王明解释他在1934年写的《中国苏维埃是工农民主专政的特殊形式》那篇报告中，关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有决定意义地区胜利后，必然即将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论点，并说明现在在国际国内条件比起30年代更加无比地有利于这种转变的看法。第五次，毛泽东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可以修改，请王明提出对所谓“左”倾和右倾路线、毛王两人关系问题意见。
12月25日上午 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召开会议，参加的有王明、孟庆树等5人。会议通过了关于法委会总结报告文件问题的决议，关于训练司法干部的准备工作的决议，决定按照刘少奇指示，把原拟之中央训练司法干部问题的决议草案改写为中央给华北局的建议（由王明负责），立即进行训练司法干部之教材准备工作，并拟准备五种教材，其中可编写一个马列主义的社会观、国家观与法律观的教学提纲供参考之用（由王明负责）。
12月26日 给刘少奇写信说：“关于训练干部及准备教材问题您所给的指示，已在法委会传达，并对准备教材问题做出了决议。现将会议记录送上，请抽时间看看，并给予指示”。
1949年 45岁
1月2日 谢觉哉致王明信。[98]
1月15日 代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对国民党司法人员之处理的指示，主要内容是：“（甲）国民党的推事监察官书记官，原则上不能留用，其中进步分子愿为我司法机关工作者，必须进行思想改造和作风改造，并在初期不能给以独立负责的工作。（乙）只要政府机关有人免费为人民书写诉讼文件，即为公设代书人制，无必要时，不必专设代书人。（丙）在解放大城市后诉讼亦应全部免费。”
1月24日 谢觉哉接王明信，说准备到他那里，谢即复。[99]
1月31日 与李木庵、何思敬、杨绍萱到谢觉哉处开会，2月6日返回。[100]
1月底2月初 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来到西柏坡。毛泽东在同米高扬的会谈中，谈到王明的错误及其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据米高扬1960年9月22日提交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书面报告说，毛泽东谈到了以下内容：
前两天，毛泽东讲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和中共党内发生的派别斗争。在后来的会面中，他还回到中共历史中的这些问题上。他讲了很多。讲他同“左”、右倾作斗争如何之艰难。讲由于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的活动，党如何遭破坏，军队如何被歼灭，然后如何得以纠正错误。讲宗派分子如何消灭中共的干部。他本人好不容易才活下来，他们把他抓起来，开除出党，想干掉他。王明和李立三的问题被揭露后，按他自己的话说，他同同志们工作的很好，他制止了消灭党的干部的做法。他过去和现在都主张党内应表现出耐心。他认为，不需要因发生意见分歧而把人开除出中央，不需要进行迫害。
毛泽东说，这个王明起了很坏的作用，但我们把他留在中央内，在中央的掌握之中，虽然实际上他不主持任何工作。毛泽东很详细地讲了王明的错误。看来，他想检验我们如何对待王明，我们是否想依靠王明或听取他的意见。我知道毛泽东与王明之间有分歧，我没有支持关于王明的谈话。在莫斯科时就已商定，我不见王明。在毛泽东那里的会谈，他一次也未参加，也未想见我。[101]
2月12日 写信给周恩来说：“送上法委会工作总结两份，一为一般工作总结（至去年十二月中），一为宪法工作总结。（同时分送了主席和少奇同志）请您抽时阅看，并给予批评指示。”
2月22日 代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教育与改造司法人员问题给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并转政府党组的指示，刘少奇、毛泽东、周恩来审阅并作了修改。主要内容是：1.对六法全书的认识，在我们好些司法干部中是错误的，或是模糊的。2.国民党的全部法律只能是保护地主与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工具，是镇压与束缚广大人民群众的武器。因此，六法全书决不能是蒋管区与解放区均能适用的法律。3.不能因国民党六法全书有某些似是而非的所谓保护全体人民利益的条款，便把它看作只是一部分而不是基本上不合乎广大人民利益的法律。4.我们在抗日时期在各根据地曾经个别地利用过国民党法律中有利于人民的条件来保护或实现人民的利益，在反动统治下我们也常常利用反动法律中个别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条件来保护与争取群众的利益，并向群众揭露反动法律的本质上的反动性。但不能把这种一时的策略上的行动，解释为我们基本上承认国民党的反动法律。5.在人民的新的法律还没有系统地发布以前，应该以共产党的政策以及人民政府与人民解放军所已发布的各种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作依据。
《传记与回忆》说，这个文件曾得到刘少奇的称赞。但有的文章说：“王明起草的这个文件中，把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初由于政治需要对‘六法全书’的批判和否定，用比较情绪化的言辞，发挥得更加左倾和偏激。”[102]
2月27日 谢觉哉托董必武带信给王明。[103]
3月5～13日 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举行七届二中全会。
3月7日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上发言，其主要内容是：
1.“完全同意毛的报告，这是中国革命在新的关头的新任务，首先他对目前的形势估计很对，说已消灭了敌人主力，中国革命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这胜利有国际意义，这话虽短，意义很大，内容丰富……毛主席以马列主义的方法提出问题，在胜利时应当向前看，不要停留在已得的胜利上……中国革命是曲折的，当中被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所压倒，党内机会主义的领导所误，但此后毛泽东的思想出现了，这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毛说的乡村包围城市，并提出旧的民主革命或新的民主革命，虽然工农专政式的民主革命在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中原则上提出了，而且斯大林说了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带着反封建反帝性质的革命，但在真正的完整的体系化的文献上，只是毛才完成了的。这是毛以马列主义的学说根据东方具体的条件而造成了新的马列主义的学说，现在不但东方民族，连日本也在内，还有其他的民族，也都在研究新民主主义论。现在我们有了革命的性质、动力，乡村包围城市等办法，甚至斯大林在1926年说过中国革命的特点是革命的武力反对反革命的武力，但如何把这变为系统的理论，在此以前是不可能的，只有毛主席才做到的……为什么我们走的路最多，搞的时间最长，而得到了今天的胜利，这是因为毛将中国的特点和马列主义结合起来了，而且在军事上说，他将马列主义的和中国历史上的先进的军事科学的先进部分总合起来，总结起来，写成了马列主义的文献。就是现在的越南、印尼未尝不是学习毛的战略战术，但是要达到这个，如果没有坚决的、恒心的、与群众联系的这样的人，像毛主席，是做不出这样的成果来的。”
2.“六大曾经说的一省或数省胜利，也还是以广州和汉口的例子作基础的；那时总以为要有城市才行，只有红军退出中央苏区时，才知道掌握中心城市很困难，但思想上仍模糊，只有毛提出以乡村包围城市的理论，这才明白了，但如果没有毛的指导思想，就不会有今天的胜利。”
3.“但毛也指出：以乡村包围城市的阶段已过去了，现在已到了新的阶段。现在要劳动人民建设新国家，就是说，要以城市领导乡村……今后应以经济建设为主。过去为了支援长期战争，没有经济建设不可能，这样就有了经验，而现在毛主席更明确的定出了具体步骤，这就保证了我们在建设中一定要胜利……新民主主义就是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在此期间，要教育群众，要进行斗争，就是要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
4.“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的情况比当时的苏联要好……所以，我们可以大踏步的前进。”
5.“总之，毛的学说，不仅是政治的、军事的，而且是经济学说的科学，现在不仅一般的人说愿跟毛走，连国民党的人，来进行谈判的人也表示愿跟毛走，因毛领导的正确。”
6.“可以介绍1933年的划分阶级的办法，那里指出对地主、富农，确定剥削的百分数，这很对，并且这在法国在俄国也不会发生，因为中国的中小地主富农的标准不以这样办法，就不能弄清楚，其次，关于查田运动一书，也是值得注意研究的。”
7.“毛指示了我们写各种法律大纲，而以批评过去旧的错的，但不一定一下子完全搞一套新的，因为这不可能，这样［就］解决了问题。”
8.“毛的指导思想，指出虽然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大，但它是走向没落的，而无产阶级虽小，10%，但它有前途，他很正确地运用了哲学的原则，他有丰富的历史知识、科学知识，并且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所以他才成为中国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我们应当向他学习。”
但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我在发言中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同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主要观点作了对比，证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性质、阶段、动力、领导权和前途这些问题的观点，都与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的观点不同。实际上这就揭露了‘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因而也就否定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唯一指导思想’的说法。我在发言里特别说明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主要条件（无产阶级领导和苏联帮助）；证明毛泽东所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四点理由’（‘帝国主义存在，土地革命尚未完成，资本主义不发达，民族资产阶级还参加革命’）完全不能成立。”[104]
《传记与回忆》说：“在王明同志走上讲台之前，当毛泽东宣布王明同志发言时，会场上的探照灯和照像机都收了，表示给王明以难看和精神上的打击，但是全场，连毛泽东自己在内，都静静地听着。王明同志的发言实际上是等于公开对毛泽东报告中的原则错误作了严厉的批判。”这天下午毛泽东“看见王明时，很生气地说：‘你必须作第二次发言，因为你这次发言里有毒素，既不承认毛泽东思想，又不作自我反省！’同时，他又作了适当的安排”。“据说，毛泽东叫陈伯达等出来发言大骂王明，展开了反王明的斗争。但可惜王明同志因疟疾病犯，发高烧，一连三天未能出席全会，所以不知道陈伯达等人说了些什么。”
杨尚昆在当天日记中写道：“王明发言，空泛已极，从三皇五帝说到如今，说到新民主主义，说到毛泽东思想。‘口若悬河，离题万里’。而对于自己过去的错误，则轻轻放过。默察会场情绪，大家对此实均不满！此人‘进步’可知！”[105]
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在《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中说，王明的这次发言是在3月8日，其主要内容是：一、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报告”。二、讲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意义。三、讲“胜利的获得是由于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具体运用和发展。”四、从武装斗争、乡村包围城市、新民主主义论等方面介绍毛泽东思想，说“如果没有毛主席之理论思想体系，则是否有今天的胜利是很可怀疑的。我们过去不懂得毛泽东的思想，对中国革命是很危险的”。五、“毛主席的领导定能建设成功新民主主义的社会，而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六、“跟毛主席走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口号，这是历史证明了的”。七、“从自己参加土改、搞宪法、法律的工作中，亲身体验到，不管大小问题，有了毛主席的指示都能解决，不照毛主席的指示做，一定失败”。八、“毛主席的头脑好象百宝箱”，“所以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的代表。我们的任务是好好向毛主席学习，才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才能纠正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106]
3月9日 康生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中批评王明，对王明的发言提出三点：1.没有从自我批评出发，检讨自己所犯的严重路线错误。2.对毛主席思想的宣传，是教条主义的；不是从理论与实践出发。3.似乎自己是正确的，一贯是毛泽东思想，而犯了的错误是由六大决议和共产国际来的。因此，其发言完全不能令人满意，也证明本人无进步。[107]
3月11日 杨尚昆在日记中记载：“大家对王明发言有意见。”“伯达说：王明同志的发言，其精神是以天才和领袖的姿态出现的，而不是小学生的态度。即是个人主义的。用了许多农民战争的例子来类比毛泽东思想，而缺乏无产阶级领导的观点，是问题的中心。”[108]
3月12日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第二次发言，说“同志们对我的批评有三点：1.对毛主席思想作教条主义的了解；2.自我批评不够；3.落后。这些批评是正确的”。随后他对这三个问题作了说明，不得不作了一点自我批评，说“我的错误：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分析很对”，“我全部同意，拥护若干历史的决议，并承认自己的错”，“我过去曾不知道我有右倾投降主义”，“我过去有严重的无组织无政府主义的现象，特别在武［汉］时期，发表文章、声明等，那是严重的闹独立性，由于我的错误，使红军、人民、党受了很大损失，当然痛心”。关于犯错误的原因，他说了三条：1.心中无数，对经济问题向无研究。发号施令，是靠教条、教条主义，其思想即主观主义也。2.知识缺乏，党的锻炼很差，工作经验也差，不懂中国历史。3.小资产阶级的自高自大，既骄又躁，盛气凌人。过去以为自己有功，目空一切。并说自己“多年心中有牢骚、不满”，“有包袱”，“怕责任”，“怕引起误会说我搞宗派”，怕“承认了，人家更不理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