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 写信给杨尚昆并请转报毛泽东，说：“经过黄树则、沈谦两位医师轮流注射几天葡萄糖后，心脏衰弱情况已有好转，唯肠炎腹泻未好，每日只能吃少许流汁，故仍不能起来工作，因而不仅党的三中全会会议未能参加，恐政协全国委员会头几天的会议，也很少可能参加，非常着急。除续请假几天外，特将情况报告，请释念。”[163]
7月5日 致信江滨并请转戴老、传颐先生及商委各同志，说商委会起草“公司法大纲草案”时作了一些刑法式的规定，“推其用意，大概是意图以刑罚强制手段来达到控制私营公司的目的。这种想法和作法，是做不得和行不通的，对于一种不是应立即消灭或很快消灭的经济制度，企图用强迫、惩罚的政策来解决与其有关的经济财政方面的问题，会与主观愿望相反而引起坏事的”。接着分析了发生这种偏向的原因，认为第一个原因“似乎是从实际出发的观点不够”。当前“实际”的基本内容是：1.新民主主义国家根据经济情况好转的需要和共同纲领的规定，需要设法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原有私营企业正常进行和引导私人资本作新的投资，以使之在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方面起其一定的作用；2.私人资本家由于对人民政府的经济政策还不够了解，因而对于维持旧企业和进行新投资还有很多顾虑。这就是显明的矛盾——显明的对立关系。颁布一个切合实际的公司法，将对解决这一矛盾有相当的帮助。因此，新公司法大纲主要地需要恰当地解决以下三种矛盾或三种对立关系，即：（1）公私关系；（2）劳资关系；（3）资资关系。第二个原因“似乎是对国家当前经济状况和经济政策研究得不够”，因此应多多地注意研究一下我们当前经济情况的材料和共同纲领及其他有关文件中所显示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
7月26日～8月11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会议讨论了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刑法大纲、诉讼程序通则、犯人改造暂行条例和公司法草案。
7月27日 在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司法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主要内容是：1.关于司法工作的重要性问题；2.关于认识法律本质的问题；3.关于建立人民司法制度问题；4.关于刑法、民法政策中几个观点问题；5.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此报告后于10月10～19日修改定稿。
在这个报告中，王明在谈到关于犯人劳动性质问题时说：犯人的劳动同一般公民的劳动具有性质的不同。公民（包括广大群众）的劳动，是谋生的手段，在共产主义阶段是生活的第一乐趣。而犯人的劳动则不同。它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体现对他们在改造中的惩罚，即劳动惩罚论是犯人劳动区别于一般公民劳动的性质所在（大意）。有的学者评论说：“这样说来，劳动因人而异的具有两重属性，即对公民是谋手生段，对犯人是劳动惩罚。这是不对的。”“是主观教条主义认识论的反映，是离开马克思《资本主义》的科学论断所产生的主观歪曲。”[164]
在这个报告中，王明还谈到学习苏联的检察制度、工作方法和作风。他说：“人民检察机关，不仅在任务和组织制度方面，应当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学习苏联检察制度的经验；而且要在检察工作方法、作风和方式上，也学习苏联检察人员的精神。《日日夜夜》小说里所叙述的一个苏联军事检察员在斯大林格勒前线上艰苦地进行工作的情形，应该成为我们检察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学习的范例。”[165]
王明后来还写了一个《“关于目前司法工作几个问题”报告提出意见之解答》，主要内容是：1.有关法律问题；2.关于司法制度问题；3.关于创造新的司法制度问题；4.关于反对旧法律问题；5.关于审判问题。后面还谈了如下几个观点：（1）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问题；（2）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问题；（3）成份问题；（4）公私兼顾、劳资两利问题；（5）婚姻法的执行问题。
7月30日 接到中央办公厅27日发出的七届三中全会关于他的决定。[166]
夏 与苏联顾问苏打里柯夫、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等到天津市和唐山视察夏季人民法院工作，改正了很多不正确的判决案件。[167]
8月17日 致信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说：
三中全会“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于七月底收到。由于从天津视察回来，又病了一天左右；刚起床，又适逢司法会议召开在即，催着要我赶写报告和突击几个司法法规草案初稿，因而从八月初又病到现在。昨今两日腹泻较轻，特将有关写声明书问题请示：
（1）三中全会决定要我把在内战时期及抗日时期所写的各种文章、小册子及其他文件，均作出检讨来写声明书，这需要相当久的时间。因为我身体常病（由于心脏和肠胃交互影响），加之还有法委会一批司法法规及公司法草案等，照政务院决定，应于秋季完稿；同时，要研究这么多的文章小册子和其他文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请示要我在好多时间以内写成声明书？以便我好来计划支配时间（但害病时间，请除外，如目前，照医生意见，至少还需要半个月时间左右，才可能开始工作，因肠肿未消）。
（2）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散会时，主席叫王首道同志把各同志笔记本放下，不准带出去。我们的笔记本也被收下去了，请要人查出来还我，以便研究。其他如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和延安的新中华报，由于疏散时送瓦窑堡都遗失了，如中央存有，均请允准借我一用。[168]
有的文章分析说：毛泽东“之所以再三再四逼着王明写出认错的书面声明，目的就是为了拿王明的认错书来堵住他人之口。王明对此也看得非常清楚，采取拖延周旋战术，就是不让毛泽东如愿”。[169]
8月18日 毛泽东在王明8月17日信上批示：“王明的声明书应在十一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开会以前写好，并送交政治局。王明的笔记本及武汉时期的报纸，请尚昆查清是否有保存。以上两点，由尚昆口头通知王明。”[170]杨尚昆随后通知了孟庆树，让他代转王明。
8月19日 毛泽东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拟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编入毛选第二卷作为附录，须作若干小的修改，并加上陈（绍禹）秦（邦宪）同志”。政治局委员都圈阅同意。[171]
9月前 批示对其叔父陈云溪“依法处理”。
陈云溪是王明的四叔，曾参加红军，后来变节当上了国民党保安团团长，并在解放战争中成为土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王明父亲陈聘之劝降后投降，在1950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因私藏两支手枪被捕。因他是王明的叔叔，当地政府将此事报道北京，王明批复要“依法处理”。1951年，陈云溪被判处死刑。此案一下子轰动了金寨，百姓称颂王明大义灭亲。[172]
9月上旬 提出“请求到苏联医治”，中共中央当即同意，并向苏联交涉。[173]
9月12日 刘少奇代毛泽东起草致斯大林电，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传阅后，交师哲译好送苏联大使馆罗申，电报全文如下：“中共中央委员王明同志患肠胃心脏诸病，经长期医治，效果甚少，中共中央同意他的请求到苏联治病。是否可行望复。”[174]
9月18日午后 毛泽东收到斯大林18日复电：“你关于王明同志赴苏联医病的报告，已获悉。王明同志随时都可以来莫斯科，为王明的医疗和休息将会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毛泽东看后即批交刘少奇。[175]
9月19日 刘少奇给王明复信说：苏共中央已复电，同意你去苏联治病，并已为你准备治病及休养所必需的各种条件。[176]
10月前 于北京作七律《寄柳亚子先生》，并说明是“续毛贺其诗后书此慰之”，未发。诗曰：
南国诗人北国侠，山为游伴水为家。
豺狼当道挥刀笔，城府满胸弄钓槎。
壮志飞腾鸣老马，热情奔放咏奇花。
而今华夏新兴日，海羡巨鳌湖羡虾。[177]
10月23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将中央意见及同苏联交涉结果通知王明后，王明致信刘少奇、毛泽东说：“得中央办公厅通知，一切已准备好了，我可于日内起行。如主席和刘少奇同志对我有须当面吩咐之事，请于今明两日内通知我，以便前往联系。否则我即不去辞行了，因您们忙得夜以继日，我不愿去耽搁您们宝贵的时间，专此致礼，并祝健康。”[178]
10月25日 与孟庆树、两个孩子以及北京医院保健医师陈锋禹、保姆陈启珍，在秘书田苏元的护送下，乘火车去苏联治病。[179]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到我家来通知说”，“少奇同志今天上午九点钟把我叫去说：昨夜主席告诉他，决定王明今天下午乘到满洲里去的班车到苏联去，要我马上把一切手续办好。”为的是让他“遇上”美国空军从山海关到满洲里铁路沿线的集中轰炸，以便把他炸死。[180]
王明临行前还于北京孟公府住所作五绝《值得冒险行》。诗曰：
申请赴苏久，今天突命行。
明知轰炸险，为党决登程。[181]
但从上述交涉情况来看，王明赴苏启程的日期根本不是“毛泽东突然决定”的，通知他启程也不是10月25日，说为了使王明“遇上”“集中轰炸”更是无稽之谈。[182]
赴苏途中，他还作了一首五律《我国志愿军抗美援朝》。[183]
10月28日 于满洲里候车时闻任弼时去世消息后作七律《悼任弼时同志》。诗曰：
若问弼时何许人？党之正气国之精。
愤将义檄触家长，敢作真言忤至尊。
一片丹心蒙不白，千秋青史自留馨。
突然死去群惊动，况我萦绵故友情。[184]
11月7日 到达莫斯科。[185]
11月12日 刘少奇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各同志，报告中国人民大学筹建情况：“即以原华北大学、革命大学及王明、谢（觉哉）老之政法大学三校合并为基础来成立人民大学。另由人民大学附设一部政治训练班，即保留原革命大学一部分（约收学生三四千人）机构，照过去一样继续招收学生进行四个月的政治教育，以继续改造知识分子，但这个任务不久即可完结。人民大学拟由中央人民政府设立，任命中国人作校长，聘苏联同志为顾问。”[186]
11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条例》公布。
据李光灿回忆，在制定这个条例的过程中，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明曾示知专职法委委员兼编译室主任王之相，组织翻译人员赶译了一个四万多字的关于犯人改造和监狱政策的小册子，供大家学习参考。[187]
秋 到苏联后曾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会见王稼祥。据朱仲丽《黎明与晚霞》一书说，王明在谈话中表示自己愿意留在国内多做工作，只因为肝脏、心脏都有毛病才出国治疗的。就在王明到苏联以后的一次酒会上，有两个东欧国家的外交人员，用俄语问王稼祥：“听说贵国将出现又一个铁托？”王稼祥立即进行了反驳，并将此事向国内作了报告。他认为此事可能与王明有关，因为王明到苏联后到处活动，很快出现了一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不利的流言蜚语，引起了外界对我们的不信任和误解。
冬 去看望一位原共产国际领导人。
王明在《“两张嘴”和“很多嘴”》的回忆谈话中说：1950年冬，我们从北京来到莫斯科后，去看原共产国际的一位领导人，当我们告诉他一些关于延安“整风运动”是什么一回事时，她说：“王明！因为毛泽东非常地怕你，所以他才首先打击你！”
年底 于苏联巴尔维哈疗养院作七律《雪夜散步（与树遵医嘱睡前散步）》，诗曰：
隐约闻声汽笛遥，夜深缓步风萧萧。
十年多病由三毒，百折存心足一豪。
不向九重呼负负，唯从万象见荦荦。
同看此地风光好，柏壮松青大雪飘。[188]
本年到1953年回国前 据孟庆树根据王明谈话整理的回忆录说：王明曾多次向苏联同志们说明毛泽东思想和行动的反动实质等。[189]
1951年 47岁
6月 胡乔木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30周年而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点名批判王明，文章说：
“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以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两同志为首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一个新的‘左’倾派别，又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外衣，起来攻击三中全会没有纠正‘立三路线’的‘右倾’，并经过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而取得了中央的领导地位。以王明、博古为首的新的‘左’倾派别，完全否认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认为国民党各派和各中间派别都是一样的反革命，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的进攻都是一致的，要求党向他们一律进行‘决死斗争’。这个‘左’倾派别在红军战争的问题上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游击战运动战的思想，继续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又在国民党区城市工作的问题上，反对刘少奇同志所坚持的关于利用合法、积蓄力量的思想，继续实行脱离多数群众的冒险政策。在这个错误的领导下，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差不多是全部受到了破坏……”
“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的争论，在党内也有了严重的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犯过严重的‘左’倾错误的一些同志，以王明（陈绍禹）同志为代表，这时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上来批评和反对党的路线，并且违反党的纪律，在他们所负责的工作中擅自执行了他们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看到了共产党及其军事力量的暂时的弱小和国民党的表面上的强大，就错误地断定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依靠国民党，而且必然是国民党的胜利而不能是人民的胜利，断定国民党可以成为抗日战争的领导者，而否认共产党可以成为抗日战争的领导者。他们低估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而幻想倚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他们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群众。他们抹煞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原则分歧，要求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实行让步，主张共产党人的行动一切经过国民党政府，八路军新四军完全统一于国民党军队，实行‘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他们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否认‘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革命方针。他们反对放手发动群众斗争，反对在日本占领地区放手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武装，他们害怕这样就要从抗日阵线中‘吓跑’了蒋介石国民党，而主张把自己的行动限制在国民党蒋介石所允许的范围以内，去迁就国民党蒋介石。他们不经中央同意擅自发表了很多表示错误意见的宣言、决议和文章，拒绝中央正确的指示。他们这种错误思想和行动，在一九三八年由王明同志在武汉负责的活动中，和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以前项英同志在新四军的工作中，曾经发生影响，因而妨碍了当时长江流域人民抗日战争的发展，并在皖南事变中造成了新四军部队的失败。很明显，右倾分子的意见是适合于蒋介石的利益而危害无产阶级和抗日人民的利益的。这是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陈独秀右倾主义在新的情况下的复活。”[190]
7月 陈伯达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而写的《论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中点名批评了王明等“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急性病”。书中说：“这种‘左’倾冒险主义有过三次曾经在党内取得了暂时的优势，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因而使革命遭受了损失。特别是继李立三同志所代表的冒险主义之后，以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两位同志为代表的第三次冒险主义给革命的损失最大。”
12月 作七绝《王昭君（读李白、杜甫等有关昭君诗随笔）》二首。[191]
冬 作七绝《白公堤（见西湖白公堤织锦画随笔）》。诗曰：
倘若长安为宰相，西湖哪有白公堤？
人民怀念香山老，不在官阶而在诗。[192]
1952年 48岁
春 于莫斯科郊区别墅作口语体五言诗《捉放鹂》一首。[193]
8月10日 张闻天探望在莫斯科治病的王明。[194]
11月10日晚 据王明《中共半世纪》一书说，当时去参加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刘少奇邀他谈话，说毛泽东在朝鲜形势危急时，怎么也下不了决心派中国志愿军去抗美援朝，当他得知杜鲁门不允许麦克阿瑟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满洲地区，并把麦克阿瑟撤职时非常后悔。[195]
11月 作七律《白宫与华尔街》一首。[196]
这年 于莫斯科郊区别墅作七律《成渝铁路通车》、七律《黄河探源胜利》、七绝《玉门油矿》各一首。[197]
1953年 49岁
3月5日 于莫斯科郊区作七绝《大星顿陨（悼斯大林同志）》二首。其第一首是：
普天顿觉大星沉，忆兆同悲斯大林。
世界工农全解放，众将以此慰英灵。[198]
4月 《毛泽东选集》第3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附录编入书中。根据毛泽东1950年8月19日信的精神，在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路线处，点了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的名字。修改后的决议说：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一部分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在陈绍禹（王明）同志的领导之下，却又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之下，以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的立场，起来反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了。他们的斗争，并不是在帮助当时的中央彻底清算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以及党内从“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就存在着而没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当时发表的陈绍禹同志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的小册子中，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势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这样，“左”倾思想在党内就获得了新的滋长，而形成为新的“左”倾路线。
陈绍禹同志领导的新的“左”倾路线虽然也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但是它的特点，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右”，是它指责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指责第九十六号通告没有看出“右倾依然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新的“左”倾路线在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的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它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认为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很快地即将包括一个或几个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它并从“左”的观点污蔑中国当时还没有“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特别强调地宣称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在组织上，这条新的“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违反组织纪律，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错误地结合一部分同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地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这一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等，因而造成了当时党内的严重危机。这样，虽然新的“左”倾路线并没有主张在中心城市组织起义，在一个时期内也没有主张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但是整个地说来，它却比立三路线的“左”倾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的情势之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六届四中全会直接实现了新的“左”倾路线的两项互相联系的错误纲领：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尽管六届四中全会在形式上还是打着反立三路线、反“调和路线”的旗帜，它的主要政治纲领实质上却是“反右倾”。六届四中全会虽然在它自己的决议上没有作出关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和党的具体政治任务的规定，而只是笼统地反对所谓“右倾”和所谓“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但是在实际上，它是批准了那个代表着当时党内“左”倾思想，即在当时及其以后十多年内还继续被人们认为起过“正确的”“纲领作用”的陈绍禹同志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而这个小册子，如前面所分析的，基本上乃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反右倾”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总纲领。在这个纲领下面，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接着就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六届四中全会这种对于中央机关的“改造”，同样被推广于各个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组织。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比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更着重地更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或新的领导干部，以此来贯彻其“反右倾”的斗争。
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所发表的决议，表示新的“左”倾路线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和发展……
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间以秦邦宪（博古）同志为首的临时中央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止，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继续发展的时期……
一九三四年一月，由临时中央召集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
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区……
以上这些，就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以教条主义分子陈绍禹秦邦宪二同志为首的、错误的“左”倾路线的主要内容。
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这个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很长时期内，却在所谓“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等武断词句下，竭力吹嘘同事实相反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及其所谓“不朽的成绩”，完全歪曲了党的历史。[199]
由编写组帮助胡乔木写的《党的历史决议》稿说：“当时点名，没有特别严重的意义。犯路线错误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都已在文件中点了名。王明、博古的‘左’倾错误比瞿、李要严重得多，不点名，对这些历史问题摆不平。”[200]
8月12日 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过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犯过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右的也有‘左’的。陈独秀、张国焘是右的，王明是先‘左’后右。”[201]
夏 于莫斯科郊区作七律《白宫心胆寒（对美国政府闻苏联优先拥有氢弹消息而惊惶失措丑态之述评）》一首。[202]
秋 于莫斯科郊区青松疗养所作七绝《寄明儿（时年十四岁，住莫郊“青松”疗养所）》，后两句为：“我把慈心寄明月，托它夜夜照青松。”[203]
同期 于郊区别墅作七律《莫郊即事》、七绝《寄新中国科学工作者（见莫斯科大学世界科学名人浮雕像行列中有我国祖冲之、李时珍在内随感）》。[204]
10月25日 张闻天偕中国驻苏大使馆一等秘书李汇川探望病中的王明。[205]
11月前 于莫斯科郊区作七绝《战斗英雄》三首，分别歌颂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注中说：“这三首诗是亮儿从他的认字本中回忆起来的。那本还有十几首战斗英雄诗以及《小飞机》，《小桔树》等语体童话诗。”[206]
11月 于莫斯科郊区作五律《武汉长江大桥》及七律《莫郊夕照》。[207]
11月28、29日 离莫斯科返北京前夕作七律《东归晚别红场》一首。诗曰：
五角星红场更红，先师寝旁克林宫。
关山东送千秋月，午夜西听万里钟。
仰探珠穆朗玛顶，俯思沧海大洋中。
峰巅水底有涯极，别意绵绵无始终。[208]
11月29日下午4时 与孟庆树和中国妇女代表团一起离开莫斯科回国。[209]
12月9日 与孟庆树从苏联回到北京。[210]
12月12日 中共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傅连暲看望王明，说王明回来是“吉人天相”。[211]
12月14日 致信毛泽东，说“九日晨抵京，一路尚好，请释念”；“听说主席身体健康，至为欣慰”；“三年未见，很想有机会见到主席和江青，如主席什么时候能抽出时间见我，请便中示知，以便遵示前往”。
《传记与回忆》说：“毛泽东指使他的军委会卫生部长傅连暲发给各负责同志通知（12月14日），以王明从苏联回来身体尚未恢复为借口，禁止各负责同志来看王明同志。”
12月15日 林伯渠致信王明：“昨晚读手书知归途健适，甚慰。今日午前打电话给孟公府二号[212]，说你出去了。同时得傅连暲同志通知，说你回京后应休养一时期，暂以少接洽谈话为宜。究竟健康如何，盼告我。”[213]
12月 董必武传达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各位同志要王明继续治疗休养的意见。
本年 王稼祥有一次陪同日共总书记会见斯大林，晚宴后斯大林对王稼祥说：“王明在莫斯科养病，你应该去看看他。”而王稼祥当场拒绝去看王明。[214]
本年 写关于毛泽东从□□□□年秋到1953年这一阶段反对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富农苏联、反党的基本事实的简要信息。[215]
1954年 50岁
1月28日 致信中共中央说：（一）“‘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我完全同意”。（二）“我因病不能出席四中全会，特请假”。
2月6日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在全国财经会议和全国组织会议及其前后暴露出来的分裂活动，一致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王明与这年作诗《所谓高饶反党联盟》，否定高饶联盟的存在，说这是毛泽东的“阴谋”，其内容是：
毛家一箭射二雕，以邓代刘罗代高。
殃及饶潘为灭口，联盟反党只空谣。[216]
春 于北京作七绝《小院春光》一首、民歌体《成都似北京》三首、七绝《颐和园石舫》一首，并作五律《登北海白塔》一首。[217]
4月8日 胆囊炎和肝炎急性发作。在此之前他参加了法制委员会的部分工作，此后至9月份法委会取消未再工作。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从一九五四年四月到一九五六年一月，我连续发了七次急性胆囊炎和肝炎。第一次是在一九五四年四月到五月。黄树则和傅连暲等从来怕承认我有肝胆病，因为这样会联系到中毒的历史。我发病后在家躺了五天，第六天不得不搬到北京医院去。医生们诊断是急性胆囊炎，而黄树则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说：‘除此以外，还有腹膜炎。’”[218]
《传记与回忆》说：“从1954年到1956年，两年内发生了七次胆囊炎，其中四次在家里治疗，三次在北京医院治疗。这三次都是因为呕吐厉害，必须输液（葡萄糖和生理盐水）才住院的。”
9月下旬 杨尚昆与王明谈话，说法制委员会机关取消了，关于他的工作，等病好一些的时候中央再作决定。[219]
12月14日 致信刘少奇并请转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转述了9月下旬杨尚昆同他的谈话，并追述了回国后各同志去看他及他的病情，最后说：“像我现在身体这样的情况，当然不能担负任何比较紧张吃力和经常系统性的工作，但有时身体比较好一些的时候，若不多少参加一点工作，感到自己完全成了不能劳动的废人，精神上是异常痛苦的……因此，我要求中央考虑分配给我某些轻轻的工作试试看。”
12月22日 读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后，说深受“感动，为我国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兴奋愉快”，提出了两点文字修改意见。其第二点是可否考虑在绪言或第九章“同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一句后，加上“使广大劳动人民更加提高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觉悟和兴趣”。[220]
12月25日 致信杨尚昆，说现将我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几点意见送上，请代为转交现在负责修改这一草案工作的同志参考为感。
本年 毛泽东在给贺子珍的信中说：我身边绝无王明之流那样的人，我已经把他们下放的下放，送去学习的学习。请你放心……[221]
本年到1956年 孟庆树整理的《传记与回忆》附录Ⅰ《王明同志的反毛斗争经过（提要）》说：此间王明“又和毛泽东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对抗”。
1955年 51岁
1月～2月底 连发肝胆、肠胃、心脏等病三四次，至4月初仍未起床。
2月7日（阴历正月十五日） 作七律《病中忆金寨元宵》。[222]
3月 作七绝《春梦还乡仍少年》，诗曰：
柳翠莺黄桃杏红，故乡无处不春风，
纸鸢竹马牧歌乐……好景何堪似梦中？[223]
3月30日 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吉林省委副书记富振声给毛泽东并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主席团写信说，这次会议在党的建设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陈绍禹身为中央委员，应该参加这次会议，但陈绍禹不到会，对党的会议采取如此轻视的态度，说明他和党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他的错误“是一笔既重且多的债，至今尚未还”。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印发给各代表，并送一份给王明。”[224]
4月1日 致信毛泽东并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主席团说：
富振声同志的信收到了。我因病不能出席这次全国党代表会议，只能在床上听读一部分文件，未能听到许多同志的发言，因而未能得到很多的教益，对我确实是莫大的损失。虽然这次中央又允许我请病假，但我经常因自己不能为党更多地工作和参加会议而痛苦万分！同时也为五年计划取得的每一个成绩而欢欣——在去年接到五年计划初稿时，我虽有病仍在秘书同志帮助下读了两遍并提了一点修改意见，为我党完全战胜高饶联盟而喜悦——去年当讨论高饶问题时，我曾带病参加党组小组会议，表明过自己的态度；因此，我自觉并未因病而和党疏远，更未因病而不重视党的代表会议。但是所以使富同志有此感觉，可能如富同志所说由于他不了解我的情况。我现在的体力不可能给富同志写详细的说明。因此，我请求主席和主席团同志指示：我有无必要把我的有关病历和现在身体情况的材料给富同志看看？或者请主席和少奇同志为我向富同志解释一下，因为我这十几年的工作和身体情况，都曾经常向你们二位作过报告，想你们都是了解的。
关于我在七大前根据六届七中全会决议所作的很长的检查错误的声明书（中央曾印发七大代表）；二中全会上我也曾作过检讨性的发言；请考虑是否可向富同志说明，以免他误会我从来未向党交代。至于七届三中全会要我把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十几年来我所写的每一篇文章和每一个文件都重新检讨和作出自我批评来，因为这非我的身体所能，曾经中央允许暂且不作并送我去苏联治病。可惜我的身体越来越坏，正如富同志所说的这是一笔既重且多的债，至今尚未还！我自己比任何同志都更不满这一点，而这也是经常使我痛苦不安的。
信中还说希望这次手术能除去胆石，“使我不经常犯病，使我有力量能向党补课，主席和同志们是否同意我的这个计划，请指示”。毛泽东阅后批示：“刘少奇同志阅后，交邓小平同志印发各代表，并告王明可以继续请假治病。”[225]
春夏之间 由于病情恶化，再度住进北京医院。[226]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一九五五年夏我又病重入北京医院。外科医生邵大夫给我滴注生理盐水和葡萄糖液，每分钟滴六十滴；这是邵大夫事后承认的，但他说是外科王主任吩咐的。滴注开始数分钟后邵大夫走了。而我浑身冷得发抖，很厉害，用六个热水袋和盖三床棉被也毫无用处。我面色苍白，头上豆大的冷汗直流，心脏颤动，浑身难受。庆树请护士立即拔掉针头，但护士说：‘邵大夫吩咐没有他不准停止滴注。我去找他。’护士走后，庆树立即拔掉针头停止滴注，并马上注射樟脑剂强心，我才慢慢平静下来，但心脏仍然衰弱。过了许久，护士才把邵大夫找来。他见已停注，很不高兴，说应当等他来决定如何处理。”“当时在北京医院外科工作的苏联专家雅·莫·沃罗申教授，听到这个消息后告诉我们：‘象王明同志这样的身体，最好是每分钟注二三十滴，哪能每分钟六十滴！以后再遇到滴注时，要密切注视玻璃管显示的速度。’他认为孟庆树同志做的对，否则王明同志的心脏会支持不住的。”[227]
10月1日 中共中央通知王明参加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228]
10月2日 由孟庆树代笔致信刘少奇，请转中央并主席，信中说：
今天下午孟庆树同志告诉我关于中央通知七届六中全会明日开会的消息……我听了这个消息非常难过，现在我要她用我的名义再给中央写这封信，除再次向中央请假外，并提出下列意见，请中央考虑。
七大以来的10年期间，我只有约一半时间曾带病工作，另外一半时间则因病不能工作，从去年4月，我的肝胆病急性发作……尤其是今年1月以来，肝胆炎连续不断发作，使身体健康情况更加恶化，心脏也极度衰弱，右手已10个月不能动……
由于病的关系，我不能出席中央的几次会议和全党代表会议，也不能参加党的工作，这就是说，我的身体情况使我不能对党尽一个中央委员起码责任，因而我认为：我继续担任中央委员的职务是不适宜的，因此，我请求中央解除我的中央委员的职务，等我的病好到可以工作时，再由组织另行分配工作。
秋 作五绝《伤脑筋的愉快（重新翻阅黑格尔哲学著作随笔）》。[229]
12月 又因肝胆炎急性发作住进北京医院。[230]
本年 试对一绝对。王明在说明中说：“儿时在家乡，55年在北京，均听人谈几乎百年无人能对之绝对，其联文云”；
鸡犬过霜桥，一路梅花竹叶。
试对（一）
日月照沧海，双悬玉兔金乌。
试对（二）
海山列关口，四时虎啸龙吟。[231]
1956年1月 52岁
1月 于北京医院作七律《学气功》。[232]
* * *
[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91页。
[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93页。
[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95页。
[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90、194页。
[5] 又见《传记与回忆》。
[6] 曹仲彬：《访问田书元谈话记录》，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359～360页。
[7]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882页。
[8] 《中共半世纪》，第124～125页。
[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96页。
[10] 《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435页。
[11] 中共代表团编《四八被难烈士纪念册》。
[12]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915页。
[1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97、198页。
[14]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929页。
[15]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932页。
[16]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933页。
[17] 《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1948年12月。
[18] 《周恩来书信选集》，第317页。
[1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199页。
[20] 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第608～609页。
[21] 田为本1987年10月30日复郭德宏信。
[2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00页。
[2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01页。
[2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02页。
[25]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1053页。
[26]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1062页。原文是“催杨家岭搞法委”。
[27] 《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1948年12月。
[28] 《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1948年12月；《中央法委会关于起草宪法草案工作底报告》，1948年12月。
[29]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1064页。原文为陈谨琨。
[30]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1064页。
[31] 《谢觉哉日记》下册，第10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