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 周恩来在接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代表团和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斯大林的功劳有世界意义，他的错误也是世界性的，影响到各国的党。当我们党犯错误的时候，也受到他的错误的影响。在1931～1934年王明路线时就是如此。抗战初期，他要我们一切支持蒋介石，王明是执行这个意见的，但我们中央有不同的意见。[26]
9月27日 中共八大闭幕。王明仍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说：“到了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陈绍禹及其支持者再次被谴责为右倾机会主义者，直到这时，种种迹象表明，陈才是彻底被打败了。八大后，他从政治局刷下来，只在中央委员会保留一个最低的职位。”[27]
秋 于莫斯科郊区作七绝《无尽宝藏（择读内经随笔）》、七绝《望云》。[28]
冬 作民歌《铲雪（就明亮两儿铲雪事与亮儿谈民歌习作）》。[29]
本年 作七绝《记苏伊士运河事变》。[30]
本年到1963年 据孟庆树整理的《传记与回忆》附录文章说，王明虽常犯病，但经常和苏联同志们谈到毛泽东的错误。[31]
1957年 53岁
1月9日 陈云在中共商业部党组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王明是“反面教员”，他说：“毛主席如果没有王明、张国焘，这些反面教员，未必能那样的成熟。对于各种意见要进行比较。所有正确的分析，都是经过比较的。这是‘试金石’的方法。通过比较，可以弄清楚事物的本质。”[32]
5月 作《闻父死》古体诗二首。诗下注曰：“得电父于1957年5月11日1时在北京医院逝世。我父曾作鄂豫皖苏区合作社主任，为红军采办给养。革命成功前，曾被敌人捕去5次，受过严刑讯问，始终坚决不移。”第一首诗曰：
何必陟岵兮，处处见我父。
何必陟屺兮，处处见我母。
哀我父母兮，先后已作古。
恸我此生兮，再不见父母。[33]
10月4日 于莫斯科郊区作五绝《第一颗人造卫星（记苏联10月4日放卫星成功）》。[34]
11月6～21日 毛泽东率代表团访苏期间，曾派代表团成员、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赖祖烈与黄树则去看望王明。据黄树则回忆说：“1957年，毛主席、杨尚昆一起去苏联。杨尚昆让我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赖祖烈去看望王明。我们去看他时，他住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别墅里。我去时，他只有点神经官能症，别的已没有什么病。他谈笑风生，还留我们吃一顿饭，吃的是包子。王明去苏联，好多年党中央都给他送东西，他自己也要东西。后来接到苏联专家给中央写的病情报告，说他只剩下神经官能症，可以回国了。但他自己不愿回来。”[35]
冬 于莫斯科郊区作七绝《雪林》、七律《久雪》。[36]
本年 作七律《太史公（见报载司马迁诞辰随笔）》，诗曰：
凶残宫腐尚存头，史记辉煌万古留。
汉室匈奴难一理，李陵苏武各千秋。
忠言逆耳遭横祸，赎罪无人敢代筹。
封帝淫威虽已去，望书怀想不甚愁。[37]
本年 作七律《所谓反右运动的真相》，指责反右派运动，并攻击毛泽东。内容是：
并无右派大联盟，惟有一心要害人。
千样阴谋千道诏，百花齐放百家鸣。
指毛差错都成罪，说列高明便处刑。
迫使九州喑万马，独夫神化更横行。[38]
本年 作七绝《秦汉兴亡（亮儿读故事诗出题试作）》4首、七绝《三镇两山跨一桥》。[39]
本年 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陈独秀、王明……都不能实事求是，独立思考，都盲目地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所以他们只能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40]
1958年 54岁
1月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说：“‘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我党在历史上吃过这种方法的大亏，这就是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立三路线也是如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也用这种方法。陈独秀路线和抗日时期的王明路线，就是如此。”[41]
3月4日 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致电毛泽东，报告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库西宁所谈的王明的一些情况。内容是：
二月四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库西宁通知我关于王明的一些情况。他说，根据医生的诊断，王明目前健康情况尚满意，已不需再进行其他专门治疗，可回到中国继续休养，库西宁说，最近王明主动同苏共中央联络部一位工作人员谈话，对苏方把他的病况和诊断通知我中央一事表示不满，苏方是根据杨尚昆同志的询问这样作的。此外，王明主动对这一工作人员谈到，他同我中央领导的某些分歧，他同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党内某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王明认为他一九三八年在武汉工作时期，虽然犯了个别错误，但不能认为是左倾或右倾的错误，他不同意毛主席对这些错误的批评和估价；一九四二——四三年中央要求他检讨自己的右倾错误，目的是为了要逮捕他。王明说，我中央认为他在共产国际中的全部工作是错误的，估价是不正确的；他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国内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中共中央批评他犯了右倾错误，也是不正确的。在一九四二——四三年整风时，中央毫无根据地强迫百分之八十的党员进行自我检查，也强迫他检查自己，但他拒绝这样作。王明认为那次整风运动助长了党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个人崇拜的流行。王明说中共中央对他在反立三同志的错误后，所作的批评是不公正的，不正确的，因为他是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在谈话中，王明还夸大了他自己在争取苏联援助我们抗日方面的作用。库西宁说，王明对我中央依然抱着集团宗派主义的观点和情绪，他的政治病尚未医好。由于王明对这一工作人员谈及一些与共产国际的工作有关的问题，库西宁因当时在共产国际中工作，故认为有说明以下三点情况的必要：
（一）王明谈到，毛主席怀疑共产国际方针路线的正确性问题。库西宁说，如果过去或现在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对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某些指示的正确性表示怀疑是有权利这样作的，也是有根据的，不能认为共产国际的所有指示都是正确的，难道共产国际会比中共中央更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吗？执委会当时同中共的联系较少，基本上是通过王明联系的，而王明往往以个人的主观意见代替中共中央的意见。
（二）王明在共产国际期间，曾企图使执委会通过一些极其主观片面的决议，一般地都表现出左倾和官僚主义的趋势。为此，领导机构经常批评他。他常常强调自己是享有中共中央的支持和完全信任的，他提出的建议如库西宁（当〈时〉的东方部部长）不同意，他就向执委会书记处甚至向斯大林提出。
（三）王明为了辩护自己在中国工作期间的错误，认为是盲目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这也是错误的。库西宁说，共产国际没有过任何让他反对毛主席，违背中共中央的指示而活动的指示，相反的，当共产国际领导机构从来信中得知（约在一九四零年）王明的宗派活动情况时，季米特洛夫同志曾责备过他，并将此事向库西宁谈过。
最后库西宁说，这一工作人员是口头向党报告的，词句上可能有出入，但所说的问题是不会有错误的。同时表示，王明不必要继续在苏治疗，他在苏联也超出了病人活动的范围，这个问题由我中央决定，希望知道我中央的意见。
根据以上情况，我认为王明仍在坚持自己的错误，并用两面手法进行挑拨性的活动，值得严重注意。此人已无改过认错的希望，我建议王明的错误要考虑作进一步严肃的处理，首先应令其回国。
王明在1969年冬谈的《和古西宁的争论》的回忆中说：“1959年我和国际部某同志谈了一些中共内的情况，尤其是谈了毛泽东反共反共产国际反苏的情况。不料古西宁把我谈的材料送给当时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刘晓去了！刘晓又送给毛泽东。但是毛泽东以为苏联不愿帮他建立原子能研究所，所以毛泽东叫刘晓告诉古西宁说：‘不要用王明来作交换！因为王明已是个政治僵尸，随他愿意在苏联住多久都可以！’”
3月9日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说：“八年的教条主义，没有吸取王明教条主义的教训。”[42]
3月10日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从内战开始到遵义会议这一时期，即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我们党发生了三次‘左’倾路线，而以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王明路线最为厉害。当时苏联反托派胜利了，斯大林的地位开始巩固，在理论上又战胜了德波林学派，而共产国际远东部实际上又是米夫在负责，他的作用太大了。这些条件使教条主义得以形成。中国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差不多都是在苏联受到影响的，当然也不是所有去莫斯科的人都是教条主义者。当时去苏联的许多人当中，有些人是教条主义者，有些人不是；有些人联系实际，有些人不联系实际，只看外国。当时王明等人搞了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几百人在苏联学习，为什么只有二十八个半呢？就是他们‘左’得要命，自己整自己，使自己孤立。”他还说：“抗日时期我们同王明的争论，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为止，我们提十大纲领，王明提六大纲领。按照王明的做法，即斯大林的做法，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43]
3月18日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陈伯达谈话时的插话中几次批判王明，他说：
（抗日战争时期）“他从国际回来，搞了‘六大纲领’、两个‘优秀青年的总汇’那一套，把我们那个十大纲领推翻了，长江局成为中央，中央成为留守处，我是留守处主任，我是管城内，连城墙上都不能管。因为忽然一天早上标语由十大纲领改为‘六大纲领’，你有什么法子管？所有那个时候的中央局以及白区的工作，统统听长江局，并不听中央，什么人听中央呀？！有文件可查，有事实可查。他在那里分裂党，他自己实际上成立了中央。办了一个报纸，叫‘党报’，叫‘新华日报’，我说，叫‘派报’比较妥当。因为我的一篇文章（就是‘论持久战’）他不登，说太长，但是陈克寒关于晋察冀的那个报道比我那个还要长，可以登，我这个就是以太长为理由，出个小册子解决。打电报来，我回了电报，我说要登，决不让步！他也是决不让步，决不登！你看，中央在哪里？你是党报，还是派报？我说是‘派报’，宗派主义之报，是没有登，你们现在去查武汉时期那个‘新华日报’，就不登我的文章。而延安的报纸小得多，叫‘新中华报’，三日刊，给我全文登了。我是要出卖我这一套的，我是想在武汉推销我这个货物的，但是那个地方他不买，你有什么法子？”
“同是第三国际回来的人，他是十二月回来的，王稼祥是第二年四月还是五月回来的，隔那么四、五个月。王明没有圣旨的，没有什么圣旨到，要我们接旨，他是口喊‘天谳’，说是斯大林怎么讲怎么讲。但是隔四、五个月，王稼祥回来，那是有圣旨的，有个决议案，对于中国有八条，还是几条，那个我们是赞成的，因为它要发动群众，要讲民主。而王明他就是不要发动群众，不要讲民主，照蒋介石那一套搞，就是不要触动蒋介石。究竟谁反共产国际？王稼祥一个共产国际，你王明一个共产国际，你也没有旨，你究竟还是朝廷旨意，还是六部公文？既无六部公文，二无朝廷旨意，你又要收鱼税银子。（笑声）隔五个月，朝廷旨意来了，你说谁反共产国际呀？”
（当陈伯达说到“新华日报”不断登王明的像片，“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王明”时）“他那个像片送得多了。贺龙也接到像片了，关向应也接到像片了，我们这些将军都接到他的像片。可是这一条我没有他厉害，我没有送像片。”
（当陈伯达说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代有许多新语言时）“这要感谢王明，这是他逼出来的。第一个逼是蒋介石，还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第二就是教条主义，把我们教会了一点。还有陈独秀主义。有了陈独秀，有了王明，我们这个事就好办了。因为他们讲，我们搞的是一点什么主义都没有了，什么国际主义都没有了，共产主义都没有了，叫做‘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叫做‘狭隘经验论’。我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篇文章中回答了这些问题。凡是有机会，我都射箭，一切明箭、暗箭我都回的……那个时候我是个多产作家，出卖我这一套。总而言之，是他逼出来的。”
（当陈伯达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时）“就是违背王明的意志才成立这个共和国，照他那个搞法，就是不准备胜利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六大纲领’，两个‘优秀青年的总汇’，国民党等于共产党，共产党等于国民党，那为什么打倒国民党呢？”
毛泽东在插话中还说了一段话，大意如下：“王明如何处理？开除不利，调回来他就没有□了，没有市场了。不如让他在莫斯科，还可以有对象说说自己的话。不必调回来。可以让他翻案，拖二十年再说，等到我们超过英国再说。”
春 作口语体七绝《戒行反言者》、民歌体《麻雀问》、七绝《广州城南凤凰树（阅报随笔）》。[44]
5月17日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谈到斯大林的错误时批评王明说：“斯大林欠我们几笔账，主要是两笔账：一个是王明路线，一个是不许革命。王明路线整得我们好苦。王明路线实际是斯大林路线。第二次王明路线（抗日时期）也是奉他那个圣旨。”
5月20日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讨论时，有的代表在发言中批评了王明的错误。例如军队代表团谭友林提出，中央委员会中有屡犯错误、屡教不改的，如王明同志，仍作中央委员是不妥当的。莫文骅提出，王明同志非但不检讨，还在进行挑拨。甘泗淇建议，对王明同志的问题应作处理。四川组有的提出：要求中央把王明调回来。因为王明现已不是在国外养病，而实际上是在进行反党活动。中央对王明的处理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而王明至今尚无悔改的表现。
6月12日 一夜写成诗32首，起名《梦吟》，记述他同孟庆树从1927年冬初次见面到此时31年的主要经过。他当时注解说：“近来心脏、肝、胆、肠、胃病连续并发，情势危殆。是夜似睡非睡，似梦非梦，竟于朦胧中成诗卅二首。醒后自觉惊奇，乃决抄存念。”并说：
病重来奇梦，诗成如有神。
连绵卅二首，汗雨到天明。[45]
其中的《长存》一诗曰：
海可浅枯山可平，日常出没月升沉。
形躯纵死精神在，地老天荒挚爱存。[46]
7月7日 作七律《消灭血吸虫的第一面红旗》。[47]
7月22日 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中说：“在我们的关系中，也有过问题，主要与斯大林有关。有三件事：第一，两次王明路线。王明是斯大林的后代”；“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线，使我们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48]
8月16日 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不久前我曾往访库西宁同志，向他转告了毛主席对苏共中央关于王明情况通知的答复。他表示对毛主席能充分地理解苏共中央非常高兴，至于王明是否应该在苏继续治病的问题，应完全由中共中央决定。既然毛主席认为他可以留下，这对苏方来说也不会成为负担。[49]
8月30日 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王明时说：“王明也是个右派。为什么又选他作中央委员？这种右派跟章伯钧不同，因为他是共产党，名气很大，那你得当中央委员，你不当不行！（笑声）就是说，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容易不当中央委员。因为当中央委员，大家有个印象，他不当了，什么事都没有了。当中央委员有这么一个道理……王明没有自我批评，他写了一个信来，想不当了，我的意思还要当。他的原则是要开会（中央全会或者党大会）就得病。但是我看还得当一下，当了有益处。”
秋 作自由体诗《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七律《如此“主脑”》、七律《寓秋月之夜》、五绝《学诗（答亮儿问学诗难易）》、七绝《病危梦母忆父》。[50]
11月4日 收到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通知后，在这天写了一个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并请报转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很长的电文，请中国驻苏大使刘晓发电或交人带交中共中央。电文中说：“因病长期不能参加工作，八大二次会议前，病情又一再恶化，感到身体没有再工作的可能，曾先后托刘晓同志带信和致电中央并主席，请求解除我的中央委员职务，迄今未得中央复示，也未见到刘晓同志。现又接到外交部转来中央决定召开六中全会给我的通知，真是不知如何是好。因身体状况仍很不好。”“如我能为党多少做点工作，不仅可以尽到一点党员的责任，而且可以享受到参加劳动的幸福。可是我的身体不仅还不能劳动，辗转床褥，一切尚需别人照顾。因而又不得不向中央请假，请求批准。实在不胜遗憾。”
这封电文后面附了他对“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两个口号译文的意见，供中央参考。部分内容如下。
附：（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个口号的前一句说的是每个社会成员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关系，是以个人为主词的，原译文是没有问题的。后一句说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对每个成员的待遇关系，是以社会为主体的。原译文“各取”二字不仅以个人为主体，而且原文中没有“取”的意思，照原译文可能被了解为个人可以任意取其所需。
（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两句都是以社会为主体，所以中文可以简译为“按各所能，按各所劳”。原译“各尽所能”与俄文原意由社会要求每个成员按其所能来劳动的意思是有差别的；原译“按劳取酬”与俄文原意由社会按每个成员的劳动给以待遇是不同的，而且原文中也没有“取”的意思，照原译“按劳取酬”，就使以社会为主或以个人为主问题含糊不清。
《传记与回忆》说：“1958年，王明同志虽多次严重犯病，但他仍经常关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时，也就是在毛泽东提出‘三面红旗’政策（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自吹要在短期内建成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思想时，王明同志向中共中央提出改正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口号的翻译错误，以便使中共中央懂得：社会主义阶段不能跳过，而科学的共产主义社会绝不是一朝一夕即能建成的。”
《写作要目》说：这个请假电“主要内容除请假外，提醒中央注意不能把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混为一谈，关于两个阶段原中文译法错误，和应当如何改正及其改进。”
12月 作口语体七律《第四面毛旗（毛泽东决定缩减全国粮地三分之二）》。[51]
冬 作七律《艾烟芝影》、七律《病榻对雪》、自由体《不知之谈》、口语体五律《保资跨灶》。[52]
本年 还于莫斯科郊区作七绝《病重梦中忆母》5首。
本年 开始作一些回忆性的谈话，由夫人孟庆树加以记录和整理。
从这年开始至1974年去世前，王明谈了《关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路线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王明同志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关于顾顺章和向忠发的材料》、《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和博古同志当总书记问题》等，后来孟庆树根据他的回忆整理成了《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未刊）。
孟庆树1970年7月16日写的《我的说明和希望》说：“自1958年，王明同志又曾一度病重，情况危极，我开始感觉到要利用他身体稍好些时，写点‘王明同志回忆谈话’记录。目的是想把他知道的一些有关中共和其他国际问题的重要历史事实，写出来记下来，留给中共中央作将来推翻毛泽东伪造的党史，重写合乎历史事实的，合乎马列主义历史学原则的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参考。”
本年 开始学习中医。
《传记与回忆》说：1958年，王明因屡次病重，除服西药外，又服中药，并从北京中医研究院请来两位中医为王明治疗。“王明同志自己也经常学习中医，他想把中医的理论与实践写成一本书，可惜体力不够，他只写了中医的理论和实践的提纲”。下面，就是这个提纲的内容：
中医理论与实践问题概要（提纲）
（一）阴阳论（根本的出发点）
（二）三才论（或天人合一论——阴阳论之第一步发展）
（三）五行论（阴阳论之第二步发展）
（四）经络论（十二经络，十四经络，奇经八脉——阴阳论之第三步发展）
（五）气、血、水论（阴阳论之第四步发展）
（六）营卫论（阴阳论之第五步发展）
（以上为阴阳论在生理方面的运用）
（七）三因论（阴阳论在病理方面之应用）
（八）四诊论（阴阳论在诊断学方面之应用一）
（九）八纲论（阴阳论在诊断学方面之应用二）
（十）八法论（阴阳论在治疗方面之应用）
（十一）辨症论治（阴阳论在诊断和治疗方面之联合应用）
（十二）中医治疗方法类别（阴阳论在治疗方法上之应用）
（十三）中医之分科
回忆录中还说：“王明同志认为《内经》不仅是古典的医学著作，而且是古典的哲学著作。他认为《内经》里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各个对立面及其相互关系，写得最好的是《内经》的‘阴阳应象大论’内篇：‘夫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也，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而神仙之府也。故治病必求其本。’”“王明同志不仅研究《内经》等古典医书，而且研究和实践了经络气功”，并写有《经络气功法概要》（提纲）。
1959年 55岁
2月2日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中批评王明说：
“王明路线，教条主义，叫做‘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那么多，自己的报纸上吹，总是百分之百，而把别的人讲成‘一贯的机会主义’，在世界观同方法论上，叫做‘狭隘经验论’。经验论就是经验论，还有什么狭隘的经验论，宽广的经验论？他要把我们这种经验论讲成比历史上的经验论还坏些，所以叫‘狭隘经验论’。这不是王明，而是别的人，在那个时期就是这个风。”
“第二次王明路线，根本否定我们这条路线，另提出‘六大纲领’。这是在抗战时期，他回来，那个声势浩大，迷惑了很多人。这个王明路线一次不行，还要搞两次。这个路线不是个别人的问题，是代表许多人，代表许多机会主义者，混入党里头的中产阶级分子，小资产阶级中间的极不稳定的那一部分。现在这个王明路线的领导者还有没有呢？这一次六中全会来一封信，这封信比过去的信比较好。可能是因为这样：王明告了我三条洋状：一是反国际路线（就是第三国际）；二是强迫百分之八十的人作检讨（就是我们整风）；还有一条叫搞个人崇拜。苏共中央通过库西宁同志（这个同志是个好同志，过去在共产国际负责任）告诉我们刘晓同志，说王明反对中央，就是反对我。苏联想把他送回来，说这个人，现在要讲他有病，只有那么多，要讲他无病，又是有病，他拿了不好办，怕跟我们党搞坏关系，想送回来。这是个瘟神。（笑声）刘晓同志打电报来，说这个事，后头刘晓同志回来的时候，我就说，这个人在中国这个空气里难活，问题就是没有鬼上门，谁也不去跟他吹吹谈谈。这个问题，他在西柏坡跟我谈过，他说，没有鬼上门啦！我说，别的犯错误的人为什么有鬼上门？我就举罗迈为例，我说，此人犯过几次错误，犯过路线错误，现在因为他改了，鬼就上了门了，问题是你就不改，你又不放一点空气出去，口边又没有一句话，说是我也犯过一些错误，人家那个敢惹你？他说，我这个人处之不公，对别人那么宽大为怀，对他这么刻薄。还说什么鬼不上门，都是我布置的，都是招呼了的。（笑声）我说，我就没有招呼，那一些鬼上别人的门，所有的鬼都不上你的门，我就没有下过这个命令。他不信，他说一定是你招呼了的。我说，这个人还是让他在莫斯科生活，我们负责他的生活费，我们不怪你们，你们把这个消息通知我们很好，不会妨碍我们两党的关系。可能是因为我们把这个消息告诉苏共中央，这回开六中全会又去信让他来，他看到在这种情况之下还要他，他这回不讲辞职了，而积极建议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个翻译有所改正。”
2月8日（春节） 作七绝《欢度春节》。[53]
3月1日 作七绝《史水流光（题〈人民画报〉载安徽金寨县梅山水库彩色照片）》。[54]
春 读杨济洲著《针灸大成》后作七绝《扁鹊——秦越人先生墓》、七绝《第一颗人造卫星》6首。[55]
8月11日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第二次讲话中批评王明说：
“第一次王明路线的人，除了王明，现在都参加工作，洛甫同志现在又发生动摇，而王明呢？他也没有跑到香港去。所以，我对王明还是寄予希望，今年，还是去年，他来一封信，这一封信我看了很高兴。（刘少奇同志：谁晓得他怎么样啊？）那是呀。”
“第一次王明路线也是个分裂的斗争，他不是取得统治地位，他把党分裂为两部分：一部分叫‘机会主义者’，他们叫‘布尔什维克’。我听了张鼎丞同志讲了一篇，把你们福建的党权、政权、军权，都夺取去，把你们封为罗明路线什么东西，你看，这事实上是分裂嘛。还有什么邓、毛、谢、古。给我封了两个称号：一个叫做‘狭隘经验论’……那是任弼时同志给我封的，封得很好，因此我就切实研究了一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究竟什么叫经验论，什么叫马克思主义……至于政治上，叫做‘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还有什么‘游击主义’、‘山上主义’。这对我很大的帮助。”
“第二次王明路线，实际上两个中央：武汉一个，延安一个，真正掌握实权的是武汉那个，而延安不过是个留守处。”
“王明，我们现在还是希望他转来。他有一封信表示好，我们就感觉到很高兴。我想同志们也会感觉到高兴。不过，我们满腔热情帮助，对王明帮助不上，他都不回来，他告洋状。联共中央把他告的三条罪状告诉我们，他们实在想把这个瘟神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不愿意招待这个瘟神了，恐怕搞坏两党关系。后头我们经过刘晓跟苏共中央讲：不要紧，这个人活在那个地方比较好，那个气候比较适合，活到北京中国这个地方反倒不好。我们出钱，出饭费、房费，不过是麻烦你们招待一下。洋状已经告过了，无非再告，三告，凡告洋状我都不怕的。我们常委也议过洋状、土状都不要怕，告得对，那还不是告得对，你倒楣〈霉〉，告得不对呢？横直是你不对嘛。”
8月16日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第三次讲话中批评王明说：
“中央苏区那些是‘左’的，王明路线是‘左’的。”
“第二次王明路线是右的，这个右的，当然形式上团结的不少，因为除了陕甘宁边区以外，统统团结到长江局周围去了。但是因为那个路线是错误的，对革命有损失，就是一九三八年那一年有损失。有些地方一九三九、一九四○年才纠正，大概受那个危害有两年多。如果不受那个危害，那个力量发展得更要大些。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一个新四军在项英手里，一个八路军在彭德怀同志手里。那个时候，一个北方局，一个东南局，还有一个山东分局，甚至于陕西省委，都不听我们的话了。”
“第二次王明路线爬在蒋介石身上，依靠蒋介石的力量打日本。马克思主义忽然几个月就垮了，阶级分析就不要了，不要分左中右了，不要‘壮大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像我们所提的口号，说共产党跟国民党没有差别了，两个党都是‘优秀青年的总汇’（这是王明的口号），国民党也是优秀青年，老年（董老你们这些人）大概不在内，青年就都在内了。总汇者，就是合在两处地方，毫无差别了。这有什么马克思主义呢？而居然那个时候有许多同志相信。”
“王明现在还在莫斯科，他还没有到外国，没有到资本主义国家去，我对王明还是有一点好感。他告我三条状：一条叫做反对共产国际。第二条叫做强迫百分之八十的同志整风，做检讨。这一条有点不大确实，少了百分之二十，其实我们是强迫百分之百的人整风……第三条是我搞个人独裁。我的意见就是这样：如果要讲个人独裁的话，那么，如果要在王明和毛泽东两个人中选一个的话，我是投我的票的，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笑声）……因为我看清楚王明那一套，第一次王明路线是冒险主义，第二次王明路线是投降主义。你独裁，无非是冒险主义或者投降主义。”
“我们还要争取王明，不管他告几条洋状，我看还是要争取他。他去年一封信写得比较好。他从前要辞中央委员，我们没有回答，等到开中央全会的时候，就是武昌会议，去了一封信，要他来，他来了一封请假的信，那个信是有热情的。天不绝人之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把人的路绝了是不好的，要留有余地，要有保护、关怀、帮助的意思。其所以要如此，因为他们过去历史上不只作过坏事，而且作过好事，他们有两面性，有革命的一面。”
夏 作《读〈革命烈士诗抄〉书后》诗一首。最后四句是：
一读仰天一长哨，歌乎泣乎难为别。
窗外春雨又春风，苍苍翠翠满松柏。[56]
秋 作七绝《飞进月宫（记苏联向月球发送国徽模型）》3首、七绝《怀谢老觉哉同志》、七绝《秋夜怀友》。[57]
10月1日 于莫斯科郊区别墅作七律《建国十年》。[58]
10月 作七绝《飞绕月球绕地球（揭露月空之谜）》3首。[59]
12月～1960年2月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中说：“赫鲁晓夫和王明一样，自己擦脂抹粉，送上门去，结果被人家一个巴掌打了出来。”
50年代末 在谈到诗歌时说：“诗是精密提炼、高度概括、艺术形象和富有韵律节奏的语言。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文艺作品。诗是绘画，又是音乐；是舞蹈，又是雕塑；是戏剧，又是数学；是科学，又是哲学。”他又写道：“诗是一曲纯真而优美的音乐。它能一下子打动听众的心，使其共鸣同感。诗是一把准确而锋利的匕首，它能一下子刺入敌人的要害，使之落马翻身。”[60]
1960年 56岁
4月25日 作七绝《梦游青山李白墓》4首。[61]
7月14～15日 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常委会委托，在中共中央于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其中谈到在共产国际的初期（1919年3月～1927年），其工作对于中国革命，还是有益的多。当然，也有个别的原则问题的错误。在共产国际的中期（1927年7月～1935年7月），基本上是错误的，对中国党的影响最大。在共产国际的后期（1935～1943年），中国党与共产国际联系少了，但对中国党还有影响，主要的问题是第二次王明路线。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内部事务还是有些干涉，甚至在组织上也还有些干涉，但比共产国际初期对中国党的干涉少，比中期就更少。后来战争打起来，干涉就很少了，我们中国党这时已经成熟，和共产国际的来往不多了。[62]
10月21日 于雪林寓中作七绝《寄一松老人》。[63]
10月 作《诗情画意（欣赏徐悲鸿先生画集中〈田横五百士〉油画后随笔）》五绝、七律各一首。
冬 于莫斯科郊区作自由体长诗《古巴人民的话（向英勇革命的古巴人民致敬）》。[64]
年底 作七律《如此“统帅”》，批评“三面红旗”和毛泽东，内容是：
自捧自吹无不能，闹来闹去一无成。
全民大炼钢何在，“一大二公”社不行。
四面帅旗皆倒伏，九州人口尽呻吟。
不遵马列违规律，慌极［报］天灾乱骂人。[65]
本年 作七绝《友谊》2首、七绝《神清气爽（观赏郑板桥先生所画兰竹并题诗影印版后随笔）》一首、七绝《得心应手（欣赏于非先生工笔花鸟选集随笔）》2首、自由体长诗《无题》、七绝《勾践幸成（听人读新卧薪尝胆故事戏作）》2首。[66]
1961年 57岁
2月12日 作七绝《苏联代表探金星（苏联由重型地球卫星向金星发射自动控制行星际站成功志庆）》。[67]
2月 作七律《此仇必报恨必雪（悼卢蒙巴及其战友孟坡罗和阿基陀）》。[68]
3月21日 作五律《知友（悼陈赓同志）》。诗曰：
把晤尼庵日，倾谈旅舍时……
衷情深自幸，卫党有先知。
百战身心壮，多年云树思。
忽闻讣永诀，那禁泪如丝。[69]
3月 于莫斯科郊区作七律《今岁春来早》。[70]
4月 作双七律《人到宇宙》、口语体双五律《宇宙英豪》、七律《飞行宇宙》，记加加林乘“东方”号卫星式宇宙飞船作第一次宇宙飞行等事。[71]
6月21日 毛泽东在同外宾的谈话中说：原来犯错误的同志大多数改好了，“只有王明，虽然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但是不承认错误。他现在住在莫斯科”。
8月16～18日 作七律《梦游海洋》2首。[72]
10月31日 为苏共二十二大这天通过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新纲领作双七律《行将到来的新任务》，[73]并发出《为苏共二十二大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信》，赞扬苏共新纲领的世界历史意义和它的价值。
11月7日 于莫斯科作七律《十月共勉（庆树同志50岁生日志感）》。诗曰：
人生难得是知音；万变风云不变心。
事业崇高竟万苦；精神豪迈度千辛。
至诚自古生奇迹；真理从来有化身。
十月光辉当共勉，前程无限一青春。[74]
本年 看到《人民画报》第2期刊载的李琦画、郭沫若题词的《主席走遍全国》后，作六言口语体诗《主席走遍全国》5首，攻击、讽刺毛泽东。其第二、三、四首内容是：
（二）
主席走遍全国，到处指手画脚；
人人炼钢胡闹，处处办社乱说。
（三）
主席走遍全国，全国人民不乐；
“苦干硬干快干”，缺吃缺穿缺药。
（四）
主席走遍全国，自吹自唱自说：
“粮山棉山钢河，山乐水乐人乐。”[75]
本年 叶青在台湾帕米尔书店出版的《毛泽东批判》一书中说：“中共内部，没有称得上有‘理论’的人，陈绍禹只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身后的‘一个黄口小儿’。”[76]
1962年 58岁
1月24日 作口语体七绝《梦返金寨思亲怀友》。诗曰：
先是有家归不得，而今归里已无家。
慈亲战友今何在？天上赤云水上霞。[77]
1月31日 作七绝《悲欢泪（记梦返金寨游梅山水库）》。[78]
2月3日 朱德在《纠正“左”的倾向，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讲话中说：“王明‘左’倾路线对干部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是开除就是处分。那个坏作风，使革命遭受很大损失。”[79]
3月13日 作七律《此生》，纪念延安首次汞中毒20周年。内容是：
壮岁竟成多病身，伤由暗箭岂无因？！
人民幸福千秋业；马列精诚一片心。
过去犹如前夜梦，未来方属万年春。
党员天责无旁贷；尽瘁鞠躬度此生。[80]
6月24～27日 于莫斯科郊区作七律《气候》。[81]
8月3日 作七绝《银汉》。[82]
9月 作七律《秋兴》。诗曰：
旷观宇宙析精微，细审言行理是非。
久病知逢良药少，索居惜与故人违。
出峰月镜流光照，寄雁乡心入梦飞。
万里关山何路阻？一天风雨又秋归。[83]
11月 作口语体七律《反苏迷——核战狂》。[84]
12月 作七绝《其父其子（见影印陈济人先生诗画忆及其子——留苏中大同学，被陈济棠杀害之陈复同志）》，七绝《难兄难弟（见〈人民画报〉介绍岭南画派随笔）》。[85]
本年 还作七律《昆仑雨后（题高剑父先生画）》。[86]
1963年 59岁
1月6日 作自由体诗《“大家改造作新人”（题目为八十四岁的黄任之先生在政协为七十岁以上老人祝寿宴会上即席赋诗之末句）》，讽刺当时的学《毛选》运动。其前半首是：
活到老，学到老；
学到胡子拖鸡屎，总说未学好。
躺在那棺材里，向五殿报到，
还必须死用功，用死功，
把《毛选》背掉。[87]
1月22日 作七绝《独路》，讽刺当时的国内形势。内容是：
“万马齐喑实可哀”，“于无声处听惊雷”；
势如清室情如蒋，哪禁风波动地来。[88]
春初 作七律《居之安》。诗曰：
浩浩巨鹏飞在天；飘飘细鲤跃于渊。
星繁广宇环球小；日浴龙游大海宽。
安若所安安得所？是其然是是超然？
三春行届花开杏；五岳归来客爱山。[89]
3月20日 作自由诗《起来！中国人民！（用聂耳作义勇军进行曲——国歌曲）》。[90]
5月13日 作七绝《林下夕阳》。[91]
5月29日 周恩来在《过好“五关”》的报告中谈到过政治关时说：“过政治关不是简单的事，不能认为只要参加了革命，打了多少年的仗，过去有过功绩，立场就可以保险了。没有这样的事。为什么陈独秀、王明的立场不保险，高岗的立场也不保险？在陈独秀身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就极少，更没有成为他的指导思想。王明直到现在对自己的错误还不认帐。所以，我们要认真对待立场问题，过好政治关。”[92]
夏 作口语体七律《第一个女宇宙英雄（瓦莲·捷列什科娃同志）》。[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