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是“第一个时期——‘整风运动’的准备”，说毛泽东在这个时期作了下列具体的布置：（一）用阴谋和强迫办法把延安出版的党的报刊全部停刊；（二）停办学校；（三）提出毛泽东主义反对列宁主义；（四）伪造遵义会议历史；（五）毒害和危害王明；（六）毛泽东篡夺总书记职务；（七）拼凑“整风运动”领导班子。
第二部分是“第二个时期——‘整风时期’”，其内容是：（一）“整风运动委员会”与“整风”单位；（二）“整风”的方法和对象；（三）有关“整风运动”同毛泽东的三次谈话；（四）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第三部分是“第三个时期——所谓‘抢救时期’”，其内容是：（一）为“抢救运动”伪造借口；（二）名为“抢救失足者”，实为迫害党的大多数领导人、干部和党员；（三）打击的主要对象仍是列宁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四）给党的大多数领导人加以“反革命嫌疑分子”的罪名。
第四部分是“第四个时期——‘平反’时期”，其内容是：（一）实行“平反运动”的原因；（二）所谓“宽大政策”。
第五部分是“第五个时期——‘总结’时期”，其内容是：（一）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总结；（二）“组织结论”；（三）“作风”问题的总结。[191]
总之，王明在这篇文章中全盘地歪曲和攻击延安整风运动，继续诬蔑和攻击毛泽东，千方百计为自己的错误翻案。
8～9月 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中说：“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他还说：“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192]
秋 写完《“文化革命”与毛帝合作》—文，后收入《中共半世纪》一书。王明在“作者的话”中说，此文是“为揭露所谓毛美关系‘突然变化’的真相而写的”。[193]
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一、名为“文化革命”，实为反革命政变；二、毛帝合作是反革命政变的组成部分；三、当前毛帝合作的史源；四、毛泽东堕落的各种根源。
文章在第一部分中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革命”，“是对内反共反人民、对外反苏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反革命政变”，“这个反革命政变的首要目的，就是用反革命的‘毛泽东思想’代替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决定对内对外路线和政策的唯一依据”。“在对内政策方面，毛泽东用武力摧毁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用武力镇压勤劳智慧和革命的中国人民”，并说“从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起毛泽东制造他御用的以反共反苏为主旨的假共产党代替真共产党，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的空前灾难中”。“在对外方面，毛泽东疯狂地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竭力破坏和分裂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直到向苏联提出领土要求和向苏联边境实行武装进攻，还企图侵吞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他还利用反苏反共的行动作为勾结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手段”。[194]
文章第四部分认为，毛泽东“堕落”的“思想根源是：反革命的封建帝王思想，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军阀主义，以及反动的实用主义”。理论根源是“毛泽东不仅是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者’外衣的假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敌人”；历史根源是他“不仅有长期反党、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和反苏的历史，不仅有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都犯了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并在许多时候犯下严重罪行的历史，而且有长期身在共产党内，心向帝国主义的历史”；社会根源是“毛泽东在反帝革命、反封建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方面的立场，主要地都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他在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方面带着浓厚的破产失业非阶级化的小有产者和流氓无产者的习气，甚至在某些问题方面他的行动还含有封建地主的臭味”。[195]
11月19日 作七绝《梨苹冬话》。[196]
本年 撰写《揭穿毛泽东对中共历史的伪造》，并作“关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与实现经过”、“关于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的路线与抗战时期中共两条路线斗争”的谈话等。[197]
本年 作七绝《祝宋庆龄80大寿》及《题何老香凝画集》、五律《冬至》。[198]
1972年 68岁
1月6日 陈毅在北京逝世。王明撰联讽刺毛泽东对陈毅的哀悼，联语为：
猪鼻子插大葱，真装象；
猫咀儿哭老鼠，假伤心。[199]
4月8日 作七绝《电母见闻录（下午7时半目击庆树扭台灯灯泡几乎触电受难随感）》3首。[200]
4月8日 作七律《天叫苦》。[201]
5月4日 作七律《大公无私之人（悼念谢老觉哉同志）》。[202]
6月10～12日 周恩来连用三个晚上在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依次就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瞿秋白盲动主义、李立三冒险主义、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历史过程、错误危害等详加论述和说明。在谈到王明“左”、右倾错误问题时，结合个人亲身经历，对自己作了严厉的剖析乃至过分的检讨。[203]
夏秋 作七律《夏怀（二）》。[204]
8月9日 作七律《病豪》。诗曰：
卅载受灾毒未尽，遍身皆病药难良。
两遗一饭强廉颇，千荡犹生傲武王。
已见叛徒永遗臭，弥彰真理更留芳。
还期华夏妖气靖，年近古稀还故乡。[205]
8月24日 于病中作自由体诗《生活与生存》，说活着“还要参加斗倒毛集团”，全诗内容是：
生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生存——少一天不如多一天。
为什么生活求简单？
浑身全被病纠缠，
饮食起居样样难。
为什么生存要续延？
好多事儿未干完；
尤其是还要参加斗倒毛集团。
这对矛盾真可笑，
现在解决办不到。
凑合凑合活下去，
存到几时天知道。[206]
10月6日 作七律《患情》。[207]
10月16日晨5时 作七绝《志仲尼暮年》。[208]
10月24日 作七绝《卧龙》，自比“卧龙”，诗曰：
过劳久困易朦胧，非梦也常似梦中。
雷雨大兴天地变，卧龙展翅变飞龙。[209]
秋 作七绝《美帝败退越南》，又作七绝《破伞孤僧（毛泽东自道也）》，攻击毛泽东。后一首是：
亲离众叛老孤僧，破伞遮颜一浪人；
常梦摘星楼上去，妖狐九尾共哀鸣。[210]
12月2日 试对成都望江楼绝对。王明在说明中说：“1938年12月，路过成都时，罗世文告我：成都望江楼有绝对一联，系明（或清）某名流所出，至今仍挂一联在楼上无人能对。当时事忙，未及试对，今忽忆及，试对如下：
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流千古，江楼千古；
观日峰头观日出，日出万年，日峰万年。”[211]
冬 作《评毛泽东悼陈毅一联》，继续攻击毛泽东。
本年 作七绝《越南抗美救国必胜》。[212]
1973年 69岁
7月29日 作自由诗《非不为也，是不能！》，哀叹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非不为也，是不能！”全诗共四段，其第二、三段是：
（二）
我
而今
只剩下个
有翅难展的
多病之身；
但还留有
腾空奋斗的
战士之心。
不过，
我只能：
在好久时间里，
吟咏出若干首述怀诗句，
在好长岁月里，
倾吐出几篇反毛论文。
而且这
我还只能
躺在床上口讲，
写和译
还要靠
全家人。
知我者说，
我确是在战斗到最后的呼吸。
不知我者说，
我真是个天下少有的懒人。
（三）
我
不管人家说长道短，
不管自家茹苦含辛，
为党，为革命，
为祖国，为人民，
为马列主义，
为反对毛泽东反动统治的斗争；
为中苏友好，
为世界和平，
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
为反帝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
为民主进步和社会主义事业，
一定
用尽一切力量，
挤出我的一点一滴血汗，
吐出我一丝一毫的肝心，
直到我一息尚存，
直到我一息尚存！[213]
8月1日 作五律《读曹操〈宣示孔融罪状令〉（随笔）》、自由体诗《读曹操〈短歌行〉（随笔）》。[214]
8月29日 作七绝《顾此失彼（怜沫若）》。诗曰：
泥牛入海还登陆，智比猪来胜几筹？
追捧当今毛大圣，诗如李杜也鞭头。[215]
8月29日夜 作七绝《指桑骂槐（难沫若）》。诗曰：
白甫诗篇牛斗高，也同若著应该烧？
泽东思想评人物，古往今来余一毛。[216]
秋 王稼祥致信周恩来说：“总理：在我有生的日子里，希望及早安排我的工作……王明现在国外仍然猖狂已极，我愿意写些文章批判他。如果可以的话，只要一二个助手就可以了。你的意见怎样？是否合时宜？望告之。”
1974年 70岁
年初 写完《“孤僧”命运与毛家十大》，后作为第四编收入《中共半世纪》一书。
文章共分三个部分：一、毛泽东为什么成了“孤僧”？二、毛家十大的内外政策；三、毛泽东与秦始皇。
第一部分认为：“毛泽东之成为‘孤僧’，决不是偶然的。这首先是他的思想错误和政治路线错误演变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次，“是他阴谋诡计毫无人性不断迫害最亲信的同僚的结果”；再次，“是他实行‘整风运动’和‘文化革命’的必然结果，是他公开走上联帝联反而反苏反共的叛徒道路的必然结果”。
第二部分认为：“十大通过的毛泽东的政策更加反动，其所追求的目的更加露骨”，“十大决定的对内政策和采取的组织措施的目的，都是围绕着维持其个人的反动统治和准备江青作继承人这个中心环节”；“毛泽东的对外政策的目的，都是围绕着加紧准备反苏战争和企图挑动世界大战这个中心环节的”。
第三部分认为：“毛泽东之所以吹捧秦始皇，首先就是由于他具有浓厚的封建帝王思想”，其次，“是因为他与秦始皇有许多共同之点”，“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之所以吹捧秦始皇，并把自己比做秦始皇，是有他的政治阴谋的”，“其目的是为了把自己吹捧成‘坚决打击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家’”。并说，“毛泽东吹捧秦始皇并把自己比作秦始皇的主要目的，不只在于禁止人们再控诉秦始皇和他自己所干的‘焚书坑儒’之类的罪行，而且为了把秦始皇美化起来，作为他抬高自己、打击别人的新工具”。
文章还说，毛泽东在吹捧秦始皇的同时，攻击孔子，“这首先是因为秦始皇和他自己都犯了同样的‘焚书坑儒’罪行”；“其次，是由于毛泽东和秦始皇同孔子之间存在着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原则分歧”；“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之所以攻击孔子，也是有他的政治目的的”，“把他要打击的人加上个‘孔子信徒’罪名，然后诬蔑之为所谓‘坚持资产阶级专政的顽固派’而加以迫害”。
文章还指责“毛泽东把鲁迅的名字变成他手中玩弄的傀儡，把鲁迅著作变成他手中的御用的工具”。[217]
3月 把1971年夏写的长文的两部分和同年秋及1974年初写的两篇文章拼凑在一起，分别作为第一、二、三、四编，定名为《中共半世纪》。
3月23日 为《中共半世纪》写“写在前面”，其内容是：
本书的第一部分《中共半世纪》和第二部分《“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预演》是一九七一年为纪念中共五十周年而写的长篇论文的两个部分。第三部分《“文化革命”与毛帝合作》是同年秋季为揭露所谓毛美关系“突然变化”的真相而写的。可惜，因病情恶化都未能完稿。以后这段时间，遇健康情况有可能时，随时继续将这些稿件加以整理和补充。第四部分《“孤僧命运”和毛家十大》是一九七四年初写成的。
这四部分合起来一齐发表，是合乎事变发展进程的逻辑的。
大家现在都知道，毛泽东之所以成为共产主义和革命事业的叛徒，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他长期不断地干坏事发展的结果。而他使自己蜕变成叛徒的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事变，正是他在四十年代前半期实行的反动的“整风运动”和他在六十年代下半期开始实行，至今仍在变相继续的所谓“文化革命”。同时，毛泽东正是由于实行反革命政变而成为最反动的帝国主义集团和一切反动派的宠信；所以他才在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中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帝运动面前成为众所唾弃的叛徒。因而连他自己也感到了，他是处在众叛亲离形单影只的独夫惨境。因此在一九七一年春斯诺同他告别时，他不得不沉痛地向其老友说：“我现在是一个夹着破伞到处流浪的孤零零的老和尚了。”
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里，作者探讨了中国最近事变的一些问题：毛泽东为什么成了“孤僧”，毛家十大的内外政策，毛泽东为什么和怎样吹捧秦始皇，为什么和怎样攻击孔夫子，为什么和怎样利用鲁迅，以及毛泽东在“批林批孔”借口下实行第二次“文化革命”等等。
在结尾表示坚决相信，“孤僧”的命运最后只有如他自己常说的“彻底、干净、全部”的失败。这是不卜可知的。这是历史注定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一定能摆脱毛泽东反动统治的枷锁，创造自己光明和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把中国的命运永远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是完全合乎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的。
3月27日 病逝于莫斯科，被安葬于新圣母公墓。
孟庆树整理完《传记与回忆》一书后，在《书后》中说：
王明同志的一生是为马列主义的纯洁性和原则性而斗争的一生，在中国革命的五个时期里，王明同志都有正确的贡献：不仅都是拥护列宁主义、拥护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并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作了斗争，而且是三个革命时期的正确路线的制定人。那就是：
在中国革命的第三个时期，制定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战胜了毛泽东联日联汪反蒋的汉奸路线。
在中国革命的第四个时期，提出“战时矛盾不同于战后矛盾，因而战时合作不决定战后合作”，“这条路线使党和人民认识到要准备进行新的国内战争，打倒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祸国殃民的蒋介石反革命统治，以便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详见王明著《列宁、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一文），反对和克服了毛泽东的“战时合作决定战后合作”和“论联合政府”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
……
在中国革命的第五个时期，王明同志把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转变问题的路线具体化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取得决定意义的胜利时，就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虽然毛泽东的不要社会主义而要新民主主义的路线，在党和国家生活中占了上风达四年，但由于苏共中央的帮助和全党同志全国人民的愿望，王明同志在1934年具体化了的这条共产国际路线，终于胜利了。
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1927年（王明同志才二十三岁）就写了《中国革命前途与革命领导权问题》一文，论证共产国际路线的正确，反对陈独秀、彭述之等的右倾投降主义。
在中国革命的第二个时期，1930年（王明同志才二十六岁），他是反立三路线的第一人，在1930年写了《两条路线——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1932年编入《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内），在共产国际帮助下，纠正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李立三路线。
从以上事实证明：王明同志是真正善于把马列主义的理论、苏联共产党的经验运用于中国实际的人。连刘少奇也不能不说：“你（王明）不管做什么工作，都会做好，因为你掌握了一件东西——马列主义。”
王明同志善于把高深的理论问题用条理清楚和普通易懂的语言说出（或写出）。他时常把非常复杂的问题讲得清楚易懂，所以他的演说和文章是很受欢迎的。
王明同志虽然知识丰富，但还是经常学习。例如1947年在后甘泉，王明同志除起草宪法，参加土改，还时常阅读黑格尔的哲学著作，用中文和俄文作笔记。和同志们下象棋，十有几次他是得胜者，并写有《象棋游戏漫谈——象棋辩证法要点试拟》一篇。
王明同志是平易近人的人。他和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者交朋友，学习他们的语言……
3月28日 苏联《真理报》刊登王明去世消息，并登一照片和《追悼王明同志》的文章。文章称王明为“国际共运老战士，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说“在筹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以及在大会以后，王明对制定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纲领作出了重大贡献”。并说“王明是苏联的老朋友，苏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和合作的积极捍卫者”，他的“形象将铭记苏联人民的心中”。
4～6月 苏联《远东问题》杂志（季刊）第2期刊登《悼念王明同志》一文，较详细地介绍了王明的一生。
文章说王明是“国际共运老战士，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进行英勇斗争的积极参加者”，“王明直到临终一直是具有原则性和国际主义精神的共产党人，杰出的革命家和为争取本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反人民的冒险主义方针的坚决反对者。他始终不渝地为马列主义的纯洁性、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在中国革命的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而斗争”，王明“一贯主张中苏两国人民和两国之间的友好和密切合作，主张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改善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王明“杰出的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将永远铭记在伟大的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苏联人民的心里”。
在介绍王明生平时，文章说他1929年回到中国后，“在处于地下状态和国民党残酷镇压的条件下完成党中央交给的重大任务”；“1930年，王明在中国共产党内率先起来批评当时实际上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李立三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半托洛茨基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纲领”，从1931年底到1937年11月，“在同季米特洛夫和其他国际工运及国际共运活动家共同从事创造性活动的过程中，王明参与了共产国际的集体理论工作和政治工作，参与了革命经验，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的经验的科学总结工作”，“他和他们一起根据中国的情况制定、发展并具体阐发了列宁关于反帝统一战线的思想”，并“对从理论上提出和具体实施对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具有重要意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出了特别重大的贡献”。文章充分肯定了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等作品。
这篇文章大肆攻击毛泽东，赞扬王明反对毛泽东的一系列言论。说王明1935～1937年发表的一些关于统一战线的文章，“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共干部在新形势下不致迷失方向，对于克服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所坚持的扩大内战的左倾宗派主义路线，有着极端重要的意义”，当毛泽东企图把王明拉到自己一边来的行动没有成功时，“毛泽东就把王明选为他反对党内拥护共产国际的人和共产国际的主要打击对象”。“为了诽谤和污蔑王明和其他拥护共产国际的中共党员，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炮制了‘王明的两条路线’——所谓‘左倾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说在此幌子下“毛泽东及其拥护者同时对共产国际以及共产国际制定的中共在30年代的总路线进行了攻击，以此来掩盖自己的民族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倾向，并把共产国际和拥护共产国际的中共党员在制定和实施马列主义战略和策略方面的全部功劳据为己有”。并说“他相信，由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给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带来的目前的悲剧和灾难，也同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一样，是暂时的现象”。
7～9月 苏联《远东问题》杂志（季刊）第3期发表王明的《毛泽东与秦始皇》，即《“孤僧”的命运和毛的十大》一文的部分内容。
7月7日 孟庆树为王明的《中共半世纪》一书写“跋”。
晚年 曾写《关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路线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回忆。
* * *
[1] 王明：《中共半世纪》，第125～126页。
[2]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397～398页。
[3] 《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435页。
[4] 叶铭葆：《“王明路线”命名考辨》，“中华网论坛”（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5688138/277/26/50/1_1.html）2009年3月25日。
[5] 尚定：《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第150～151页。
[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61页。
[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62～265页。
[8] 《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4页。
[9]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2、39页。
[10]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52页。
[11]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65页。
[1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66页。
[1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67～268页。
[14]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0页。
[15]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2页。
[16] 《通知陈绍禹出席八大的电报》，《党的文献》2006年第5期。
[17] 《关于通知陈绍禹出席八大事给李富春的电报》，《党的文献》2006年第5期。
[18]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91页。
[19]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93～97页。
[20] 《对陈绍禹不能参加党的八大的电报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198页。
[21]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00～101页。
[22]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66～267页。
[23] 指王明1937年12月25日在武汉擅自发表的《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中提出的抗日战争必须实现的六项任务，也被称作“六大纲领”。
[24]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0、121页。
[25]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33页。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620页。
[27]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65页。王明从中共七大就不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处不确。
[2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69～270页。
[2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72页。
[3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71页。
[31] 《传记与回忆》附录Ⅰ《王明同志的反毛斗争经过（提要）》。
[32] 《为什么要对资本主义商业实行赎买政策》，《陈云文选》第3卷，第47页。
[3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76页。
[3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78页。
[35] 曹仲彬等：《访问黄树则谈话记录》，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399页。
[3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79、282页。
[3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73页。
[3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81页。
[3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74～275、280页。
[40] 转引自方铭《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回忆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一次亲切谈话》，1979年1月2日《人民日报》。
[41]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8页。
[4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08页。
[43]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67页。
[4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83～286页。
[4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287页。
[4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04页。
[4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05页。
[48]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88、393页。
[49] 毛泽东《关于印发刘晓给中央电报的批语》注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50页。
[5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06～313页。
[5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15页。
[5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14～320页。
[5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21页。
[5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23页。
[5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22、324页。
[5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25页。
[5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26、328页。
[5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30页。
[5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29页。
[60] 转引自孟庆树1977年10月12日为《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写的前言，见《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8页。
[6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31页。
[62]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31～333页。
[6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33页。
[6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37～341页。
[6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46页。
[6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34、335、342～345页。
[6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49页。
[6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47页。
[6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51页。
[7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50页。
[7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52、353、355页。
[7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54页。
[7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56页。
[7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57页。
[7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48页。
[76] 转引自萧延中《毛泽东研究在台湾：一个初步的描述》，全国“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学术研讨会组委会编《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下册，第1081页。
[7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58页。
[7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59页。
[79] 《朱德选集》，第388页。
[8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60页。
[8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61页。
[8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62页。
[8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63页。
[8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64页。
[8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65、366页。
[8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67页。
[8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68页。
[8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69页。
[8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70页。
[9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71～372页。
[9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73页。
[92]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25页。
[9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74页。
[9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75页。
[95]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第2369页。
[9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76页。
[97] 《红旗飘飘》第18集，第60页。
[9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77页。
[9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78页。
[10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79页。
[10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80页。
[10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82页。
[103] 刘德有：《时光之旅：我经历的中日关系》，第301页。
[10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83页。
[10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84页。
[106] 《为反对毛泽东的反革命军事政变告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书》应为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所写。
[10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85页。
[10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86页。
[10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87页。
[110] 《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38、345、347页。
[11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88、389页。
[11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90页。
[11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78～479页。
[114] 指王明的《为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11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92～393页。
[116]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45页。
[117] 《传记与回忆》附录Ⅰ《王明同志的反毛斗争经过（提要）》。
[11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94页。
[11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95页。
[120] 《中共半世纪》，第138页。
[12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96页。
[122] 《传记与回忆》。
[123]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402～407页。其中田书元的回忆见曹仲彬《访问田书元谈话记录》，见该书第407页；何立波《王明落寞的后半生》，《文史月刊》2004年第12期。
[12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97页。
[12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00页。
[12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398页。
[12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02～403页。
[12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01页。
[129] 《传记与回忆》。
[13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04页。
[13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05页。
[13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06页。
[13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07页。
[13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86页。
[135] 毛泽东《关于〈毛选〉正文中的一些人名在翻译时不宜删改的批语》注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93页。
[136] 《传记与回忆》。
[13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08页。
[138] 《传记与回忆》附录Ⅱ。此文因病未能写完。
[139] 仲石、公孙树主编《陈独秀与中国》第47期，2004年12月1日。
[14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09页。
[14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10页。
[14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11页。
[14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12页。
[14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13页。
[14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14页。
[14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15页。
[14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17页。
[14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18页。
[14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16页。
[150]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3集，第51页。
[151]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3集，第152页。
[152]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5～6页。
[15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19页。
[15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4页。
[15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20页。
[15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5页。
[15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21页。
[15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22页。
[15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23页。
[16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24页。
[16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25页。
[16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26页。
[16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27页。
[16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