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 《文汇报》1969年10月3日。
[16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29页。
[16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34～437页。
[16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30页。
[16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31页。
[17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32页。
[171] 《同意印发批判王明投降主义的讲话大纲的批语》及注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78～79页。
[17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33页。
[173] 孟庆树1975年1月整理。
[17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41页。
[17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38页。
[17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39页。
[17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40页。
[17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42页。
[17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76页。
[18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93页。
[181] 《传记与回忆》附录Ⅰ《王明同志反毛斗争的经过（提要）》。
[182] 上海市出版革命组编《彻底批判孔孟之道》，第28页。
[183] 国际历史学会议日本国内委员会编《战后日本的中国现代史研究综述》，第42页。
[18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43页。
[18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46页。
[18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48页。
[18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44页。
[18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49页。
[189] 《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7日。
[190] 《中共半世纪》，第9～10页。
[191] 《中共半世纪》，第11～140页。
[19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43、246页。
[193] 《中共半世纪》，第3页。
[194] 《中共半世纪》，第140～141页。
[195] 《中共半世纪》，第167～168页。
[19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52页。
[197] 《传记与回忆》附录Ⅰ《王明同志的反毛斗争经过（提要）》。
[19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50、451、453页。
[19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79页。
[20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54页。
[20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55页。
[20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56页。
[20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29页。
[20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58页。
[20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59页。
[20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61页。
[207]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62页。
[208]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63页。
[209]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64页。
[210]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66页。
[211]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79～480页。
[212]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67页。
[213]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68～471页。
[21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72～474页。
[215]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75页。
[216]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476页。
[217] 王明：《中共半世纪》，第169～220页。
谱后
1975年 河北师大政治课教研室在《河北师大》第6期发表《投靠苏修的叛徒王明是百分之百的投降派》，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一度篡夺了领导权的叛徒王明，是搞修正主义的，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是百分之百的投降派，十恶不赦的卖国贼”。
1975年 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以俄文出版了王明的《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一书。1981年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将此书译成中文内部出版，改名为《中共五十年》。
陆定一在回忆中说：“这本书从头至尾对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造谣，为他自己的罪恶狡辩。”[1]
胡乔木1985、1986年在《关于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的谈话中说：“王明后来在七十年代还出了一个很坏的小册子——《中共五十年》。这个小册子在国际上影响较大，在苏联印过，在越南也印过。在这个小册子中，王明说毛主席要毒死他，这是胡说八道。‘文革’那么残酷，毛主席也没有下过这种命令，‘文革’中很多事情是江青他们搞的，毛主席并不知道。”[2]
1976年 苏斯洛夫在苏共第二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曾为王明默哀。
同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史锋写的《反对王明投降主义的斗争》小册子。
同年 日本将《中共半世纪》改名为《王明回想录》出版。
1977年10月9日 罗瑞卿在《长征路上一场严重的路线斗争——纪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一周年》一文中称王明是“叛徒”。[3]
1977年10月12日 孟庆树为《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撰写前言，说：“王明同志自幼即爱好诗歌，爱好写诗，可惜他童年时代的作品只收存了一部分，但从这一部分诗歌中已可以看到他自幼即热爱光明和正义，向往光明，控诉黑暗与非正义，控诉反动派”；“王明同志从九岁开始写诗，到十五岁时，诗的内容已颇丰富优美”。她还说：“王明同志写诗歌时，尽力避免用古典和生冷字眼，不得已要用时，也多加以注释。”她说这个选集里有很多诗是为追悼革命烈士而写的，还有给她写的55首，另外还有“数十首反毛的诗歌”，在“文化革命”后，“王明同志不仅多次著文反击，而且写了不少反毛诗篇”。在注释中，她还说王明一生共写了600余首诗。[4]
1978年12月10日 陈云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中谈到交换、比较、反复的工作方法时说：“弄清‘实事’并不容易。为了弄清‘实事’，我把它概括为六个字，就是：交换，比较，反复。所谓交换，就是通过交换意见，使认识比较全面。交换意见，不仅要听正面意见，更要听反面意见。所谓比较，一是左右的比较，例如毛主席论持久战，比较了中国和日本的情况，既反对速胜论，又反对亡国论，正确的结论是持久战；二是前后的比较，例如毛主席讲统一战线，就比较了陈独秀和王明，或者是只团结不斗争，或者是只斗争不团结，正确的结论是既团结又斗争。所谓反复，就是事情初步定了以后还要摆一摆，想一想，听一听不同意见。即使没有不同意见，还要自己设想出可能有的反对意见。我们反复进行研究，目的是弄清情况，把事情办好。”[5]
1979年 莫斯科进步出版社出版王明的《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中文版。
孟庆树在这年1月5日写的《书后》中说：“王明（陈绍禹）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本书给读者指出批判毛泽东的反动理论和伪造的历史的根据。俄文和其他外文早已出版，现将中文出版，使广大中文读者得有机会阅读。”“王明同志本来打算在写完这本书后，接着再写一本书批判‘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错误——尤其是在哲学方面的错误。因为近三十多年来，由于毛泽东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苏、反共的罪恶活动，使中共的干部和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而在名为‘文化革命’实为反革命政变时，毛泽东及其小集团更公开宣布要‘把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插遍全世界’，但他们至今在国内和国外还是不得不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来掩饰自己干的坏事。因而必须以理论分析和实际证明使人们看清：毛泽东是怎样曲解、诬蔑和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怎样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幌子下用偷天换日的方法以其反革命的毛泽东主义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王明同志最近几年在这方面已作了许多准备工作。但可惜他因为健康早在四十和五十年代就被摧残，终于未能完成下一步的工作计划而与世长辞了。”“王明同志的逝世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很重大的损失。”[6]
《写作要目》说，此书除俄文和中文版外，日本、捷克、保加利亚等国也曾出版。
同年 莫斯科进步出版社出版《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的俄文版和中文版。中文版的封套上介绍说：王明“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领导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王明同志不仅是政治活动家，而且是诗人”。
韩三洲在《作为诗人的王明》一文中说：“如果不以人废诗的话，王明也应该算是一个诗人。”“从诗中可以读出，虽说王明少小聪慧，诗才尚可，但也不论平仄，也就是不太讲究合辙押韵，不受旧体诗格律的束缚。自幼及壮，直至逝世前一年，诗人一直在写着他自己的诗，所以，70年的平生事业、社会交际以及所见所闻、所感所悟，书中均有记载。更重要的是，内中除了王明个人的政治态度之外，也包含有大量的党史资料，有很多第一手记载是《中共五十年》（即香港新出版的《王明回忆录》）与其它王明传记中所阙如的。”[7]
1980年8月18日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中说：“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8]
1981年3月 陈云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几点意见》中，谈到毛泽东的理论和政策的提出时说：“毛泽东同志的一整套理论和政策，是总结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的错误教训得出来的，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9]
同年 现代史料编刊社将《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俄文版翻译成中文，以《中共五十年》为名内部出版，东方出版社2004年内部再版。
出版社在“出版说明”中说：“本书（原名《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徒行径》），是叛徒王明把他自己从1971年至1974年所写的几篇东西拼凑而成的。在这本书中，王明坚持反动立场，颠倒是非，造谣诬蔑，对我党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加以歪曲和篡改，对我党一些领导人恶毒地进行攻击，千方百计地为他过去所犯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狡辩，充分暴露出他的丑恶嘴脸。现在把它翻译出来，供研究者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考。通过本书，人们可以认识真正的王明。”
但是，有的学者认为，此书的内容“并不是都是错误的，也有正确的部分”，例如信仰马列主义的，拥护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斯大林；拥护和支持土地革命，创建苏区根据地和创造红军，以及毛泽东对红军的战略战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联蒋抗日在内的贡献方面是首屈一指的；对反右派斗争、三面红旗及其困难时期和对“文化大革命”有些批评是对的，认为毛泽东受封建的影响很深，独断专行，不民主，这种看法和批评也是对的。[10]
1981年6月27日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的”；“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失败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失，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三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三十万人减到四万人左右”。“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在本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11]
1981年8月3日 胡耀邦《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自我批评要认真，不要敷衍。一九四五年，我们当时在延安的同志可能记得，王明的自我批评是敷衍的，博古同志的自我批评是认真的。”[12]
1982年 陆定一在《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中说：“王明是个阴谋家野心家，是苏联当时的大国主义者用来控制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走狗。他依靠外国（苏联的大国主义者）势力，篡夺了中国党的领导四年之久（1931～1935）。他们当时结成一个集团（即所谓‘二十八个半’），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国际路线’。王明路线统治中国党四年，排斥和杀害了许多同志，使中国革命几乎失败。”并说王明“死前当了赫鲁晓夫的反华特务”。[13]
同年 人民出版社内部出版《王明言论选辑》。
1983年9月5日 王明的妻子孟庆树因病于莫斯科去世，也葬于莫斯科新圣母公墓。
1984～1985年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在莫斯科内部出版《王明全集》第一、二、三卷。因经费困难，原计划出版的第四卷未能印出。
1987年5月12日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的谈话中说：“三十年代前期有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那个错误导致我们多数革命根据地受挫折，使三十万革命军队减少到三万。我们为什么长征？长征是被迫进行的。”[14]
1987年10月13日 邓小平在《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的谈话中谈到遵义会议时说：“从历史上看，我们的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在纠正‘左’的错误之后才走上胜利的道路的，标志就是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15]
1988年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曹仲彬、戴茂林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一书。
1989年6月16日 邓小平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的谈话中说：“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16]
同年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写的《王明评传》。
1991年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周国全、郭德宏写的《王明年谱》。
同年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曹仲彬、戴茂林的《王明传》。
1992年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周国全、郭德宏写的《王明其人》。
1993年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钟君、龙夫的《红色帷幕下的较量：毛泽东与王明》。
1994年 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金立人等写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上海》。
1996年 日本东京汲古书院出版田中仁编著的《王明著作目录》。
同年 天地出版社出版徐旭初的《红都风云毛泽东与王明决定中国命运的十年争执》。
1998年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周国全、郭德宏的《王明传》。
1999年 杨奎松在《50年来的中共党史研究》一文中，指出了王明研究中的弊病，即先认定王明是“坏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然后在王明的文章中找出几句可以归结为“右倾”言论的词句来，最后得出王明美化、抬高蒋介石国民党，要共产党向国民党妥协投降，把政权和军队让给蒋介石这样一个吓人的结论。其实，哪怕稍微客观一点，我们就不可能从王明当时的文章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来。更何况，在当时统战的条件下，共产党领导人公开讲的是一回事，心里则往往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这些考虑有时只有在一些内部的高层会议讲话里才能看到。奇怪的是，当人们主观上认定某某人是“坏人”以后，经常是连读他的讲话的感觉也变味了，眼里只剩下那些可以被视为问题的词句了。很显然，有些研究者是读过王明这时在内部会议上的发言的，但却只是注意到他讲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了，而且内容也改变了，没有注意到他紧接着所讲的：因此，现在尤其要注意保存红军的独立性，第一要保障党的领导；第二要保障自己干部的领导；第三要建立自己的教育与政治工作；第四要使之成为打胜仗的模范。要将我们的军队扩大到30万。他们只注意到他说我们不应当说谁领导谁，而应当提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却视而不见他紧接着强调的在政治局以外不能说的话，即“对于革命前途问题，我们对外说中国抗战胜利是民主共和国，而我们自己要明白，中国将来是由民族阵线转到人民阵线最后到社会主义的胜利”。“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但“我们应认识到，我们是中国的主人，中国是我们的，国民党是过渡的”。加强国共合作是争取将来不是国共关系破裂，而是革命与反革命完全分裂，使国民党内革命的分子到我们领导下来，“使右派最后滚出去”。很显然，如果我们不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王明的文章和讲话，是不可能得出那些吓人的政治结论的。[17]
2002年春 渔隐布衣于莫斯科的新圣女公墓中见到王明墓后，作《过王明墓》七律一首志感，诗如下：
孤臣海外愧其才，何苦他乡土一堆。
太息名高功未得，尤怜地老事堪哀。
争持谪见能尊祖，圭臬形名却穉孩。
过客知人诚不易，任凭指点费伊猜。[18]
2006年 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施巨流的《王明问题研究》。
2008年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戴茂林、曹仲彬著《王明传》，即曹仲彬、戴茂林著《王明传》的增订版。
2009年1月 香港哈耶出版社将《中共五十年》更名为《王明回忆录》出版。[19]
2009年5月18日 muduli在《我党历史上的叛徒之最》中说王明是“最不思悔改的叛徒”，其中说：“自60年代起，王明在苏联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等，先后撰写、发表多篇文章，攻击毛泽东、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王明抱着一个目的，那就是贬低搞臭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自己的错误路线翻案。”[20]
本年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熊廷华的《王明的这一生》。
2010年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黄允升的《毛泽东与王明》。
2012年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丁晓平的《王明中毒事件调查》。
* * *
[1] 《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江汉论坛》1982年第6期。
[2]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6页。
[3] 1977年10月9日《人民日报》。
[4] 《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第5～8页。
[5] 《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五点意见》，《陈云文选（1956～1985）》，第235～236页。
[6] 王明：《中共半世纪》，第236、237页。
[7] 原载《南方都市报》，见“共识网”（http：//www.xn-b6q513il2h.com/articles/rwcq/article_201004298681.html）2010年4月29日。
[8]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0页。
[9] 《陈云文选（1956～1985）》，第285页。
[10] 施巨流：《王明问题研究》，第343页。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第5、47页。
[12] 中央宣传部办公厅编《党的宣传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1951～1992》，第495页。
[13] 《江汉论坛》1982年第6期。后收入《陆定一文集》时，这段文字被删去。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4页。
[1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3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9页。
[17] 《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18] 《闲话王明诗》，渔隐布衣的博客“关东情结“（http：//phaell.blogcn.com/diary，16007470. shtml）2008年5月20日。
[19] 《王明回忆录》，“豆瓣读书”（http：//book.douban.com/subject/4037023）。
[20] 《我党历史上的叛徒之最》，“百度知道”（http：//zhishi.baidu.com/zhishi/192065.html）2009年5月18日。
附录
一 王明著作目录
（诗歌除外）
1925年
4月29日 《革新运动中所得之经验》（陈绍禹），《商大周刊》第3卷第5期
《三种不同的面目》（陈绍禹），同上
《革新运动后之最近简单希望》（陈绍禹），同上
5月1日 《安徽的学生》（陈绍禹），《皖光》第1卷第1期
《反对和免除贵族专利的现代学校教育》（陈绍禹），同上
《恋爱真谛》（陈绍禹），同上
5月27日 《社会、社会学、社会科学、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底浅释》（陈绍禹），武昌商科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第1集（12月出版）
1927年
5月26日 《中国革命前途与革命领导权问题》（绍禹），《向导》第198期，6月15日
6月1日 《英俄断绝国交问题》（绍禹），《向导》第197期，6月8日
1928年
1月13日 《旅莫支部面面观》（陈绍禹），莫斯科中山大学墙报
4月18日 《武装暴动》（俄文，与张闻天等合译）
4月中旬 《关于处理“江浙同乡会”问题决议》（为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起草）
5月16日 《武装暴动》序言
7月 《关于江浙同乡会问题》的报告（给未离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代表作）
7月14日 关于江浙同乡会的发言（在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会议上）
7月30日 致中共代表团苏兆征、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周恩来的信
11月1日 《广州暴动纪实——广州起义一周年纪念》（韶玉），收入《广州公社》文集，1930年12月25日出版
本年 《关于〈中国革命之现状〉报告的发言》，收入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1984～1985年版《王明全集》俄文版第1卷
1929年
9月1日 《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韶玉），《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0期
9月前后 《为啥个米贵了？——中共沪东区委为要求加米贴告沪东工人书》（传单，用中共沪东区委名义印发）
10月12日 《英美联合和平宣言与第二次世界大战》（韶玉），《红旗》报第48期
10月15日 《最近政局与拥护苏联》（慕石），《红旗》报第49期，10月17日
11月7日 《准备着应战》（慕石），《红旗》报第51期
《太平洋会议的内幕——赛狗会》（慕石），同上
11月7日 《六万劳苦群众的武装斗争》（慕石），《红旗》报第52期，11月10日
11月13日 《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慕石），《红旗》报第53期
《与一个工人同志的谈话》的第一部分（慕石），同上
11月16日 《与一个工人同志的谈话》的第二部分（慕石），《红旗》报第54期
《太平洋会议的总结》（慕石），同上
《笨郭同的话》（情淑），同上
11月20日 《第二次太平洋劳动会议的总结》（慕石），《红旗》报第55期
《反对派还是反动派？》（慕石），同上
《收回租界的两种方式》（情淑），同上
《“建设与民意不能兼顾”！？》（膺时），同上
11月23日 《两个策略与两个政纲》（慕石），《红旗》报第56期
《党的主要实际政治危险，究竟是什么？》（慕石），同上
《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情淑），同上
《反军阀战争周与广暴二周年纪念》（膺时），同上
11月27日 《论陈独秀》（慕石），《红旗》报第57期
11月30日 《以革命联合回答反革命联合》（慕石），《红旗》报第58期、《烈火》第2卷第1期
《第三次暴动与“第四次暴动”》（慕石），同上
《调和倾向与调和派》（慕石），同上
《取消派的政纲快要实现了！——召集国民会议》（膺时），同上
《伟大英勇的青岛工人》（膺时），同上
12月4日 《“西北问题解决”后》（慕石），《红旗》报第59期
《哈尔滨群众反日拥俄大示威的意义》（慕石），同上，《烈火》第2卷第1期
《检阅我们的工作》（石），同上
《词穷理尽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膺时），同上
《青岛复工与“治安”问题》（膺时），同上
12月5日 《广州暴动二周年纪念》（慕石），《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1期
12月7日 《极可注意的两个农民意识问题》的第一部分（慕石），《红旗》报第60期
12月11日 《“中俄和平交涉”与进攻苏联的战争》（慕石），《红旗》报第61期
《广州暴动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慕石），同上
《纪念广暴的战士》（膺时），同上
12月18日 《“中俄和平交涉”的现状与前途》（慕石），《红旗》报第62期
《军阀战争与取消派》（慕石），同上
12月20日 《没有一个好东西！》（慕石），《红旗》第63期
《唐山五矿工友的斗争》（慕石），同上
12月22日 《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工作——苏联的五年经济计划的研究》（慕石），《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1期
12月25日 《为哪一种“民主政治”而战？》（慕石），《红旗》报第64期
《欢迎朝鲜的五卅》（慕石），同上
《贫民生活问题》（膺时），同上
12月28日 《阎张通电后的政局》（慕石），《红旗》报第65期
1930年
1月1日 《一九二九年的中国》（慕石），《红旗》报第66期
《欢迎苏维埃的印度》（膺时），同上
《短评》六则（应时），同上
1月4日 《极可注意的两个农民意识问题》的第一部分（慕石），《红旗》报第67期
《狐狸的尾巴都露出来了！》（慕石），同上
《短评》五则（膺时），同上
1月8日 《反对两个严重错误的倾向》（慕石），《红旗》报第68期
1月11日 《军阀战争的“成绩”》（慕石），《红旗》报第69期
《为什么反对派要自称“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慕石），同上
2月18日后 致米夫信
2月21日 致中共中央信
3月26日 《再论富农问题》（韶玉），《红旗》报第87期
3月28日 致中共中央组织局信
4月10日 《南京四三惨案的意义与教训》（兆雨），《劳动》第28期
《“四一二”与蒋介石》（石），同上
《汉口蛋厂的同盟罢工》（慕），同上
《加紧准备“红色的五一”！》（玉），同上
5月上旬前后 《什么是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小册子，未署名，是为1930年5月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代表们用的）
5月1日 《要饭吃！要工作！要土地！》（石），《劳动》第30期
《援助英日同盟罢工的兄弟们》（石），同上
5月14日 《上海水电工人的同盟罢工》（兆雨），《劳动》第31期
《“赤俄”与“白俄”》（石），同上
《坚决地反对黄色倾向》（雨），《红旗》报第101期
5月15日 《目前军阀战争与党的任务》（韶玉），《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4、5期合刊
5月17日 《为什么不组织雇农工会？》前半部分（韶玉），《红旗》报第102期
5月21日 《为什么不组织雇农工会？》续（韶玉），《红旗》报第103期
5月23日 《上海水电工人同盟罢工胜利的意义与教训》（兆雨），《劳动》第32期
《一个笑里藏刀的危险口号》（兆雨），同上
《怎样准备五卅工作？》（玉），同上
《国际劳工局与国民党》（石），同上
5月24日 《为什么不组织雇农工会？》后半部分（韶玉），《红旗》报第104期
5月27日 《上海水电工人同盟罢工的胜利》（韶玉），《红旗》报第105期
6月7日 《与印度安南兄弟们共同行动起来！》（石），《劳动》第34期
6月21日 《什么是“流氓”与“匪”？》（韶玉），《红旗》报第112期
6月26日 致米夫信。
7月2日 《“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还是“没收一切土地”》（韶玉），《红旗》第115期
7月9日 在中共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的发言
7月10日 致中共中央信（韶玉）
7月22日 致米夫信（与王稼祥合写）
7月24日 致米夫信
8月1日 致米夫信
8月6日 致米夫信
8月31日 致米夫信
9月24日 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信
10月17日 致米夫和马耶尔信
10月23日 致米夫信
11月13日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信（陈韶玉、秦邦宪）
11月17日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信（陈韶玉、秦邦宪）
11月底 《两条路线》（小册子，1931年2月在上海出版）
12月14日 《立三路线与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韶玉），载《实话》报
12月17日 致萨发罗夫、米夫、马季亚尔和马耶尔信
1931年
1月7日 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
1月18日 《六届四中全会的总结与上海工作》（在中共江南省委召开的上海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
1月25日 《江苏省委常委会议对中央第四次扩大会议总结及目前党的任务的决议》（由王明撰写，后作为附录收入《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
2月10日 《几点必要的声明》（收入《两条路线》）
2月 《两条路线》（绍禹），上海出版，同年7月以《两条战线》为名再版
3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王明撰写）
8月30日 《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关于中央苏区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中心任务》（王明起草）
9月下旬～10月中旬 致中共中央信，载《南针》杂志
11月15日 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秘书处会议上的讲话
11月 《中国反帝运动的高潮》（王明），《共产国际》俄文版第36期，后收入1935年苏联出版的《中国民族革命战争问题》
11～12月间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12月27日 致普其尼茨基信
冬 《关于中国的革命工会运动——在赤色职工国际中央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的补充发言》（王明），《国际工人运动》俄文版第36期，又以《中国的革命危机和革命工会运动的任务》的题目发表于《赤色职工国际》俄文版1932年第1～2期合刊
1932年
1月8日 给红色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书记处和东方殖民地部的信
1月28日 关于“中国共产党纲领大纲草案”的报告（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三人小组会议上报告）
2月19日 《中国革命形势与中共当前的任务》（在列宁学院中国部民族组作的报告）
2月29日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
2月 《苏维埃中国——开展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战争的根据地》，《共产国际》中文版第3卷第2期、俄文版第23期
3月31日 《中国革命危机的加深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王明），《布尔塞维克》杂志俄文版第5、6期合刊，后以《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与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为名于6月由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并收入伯力远东国家出版社1932年出版的《在中国的战争与共产党员底任务》，以及《中国民族革命战争问题》一书
3月 《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即《两条路线》，包含新写的《再版书后》、《写在前面的几点声明》），莫斯科初版，1934年再版，1940年在延安出版第3版
4月7日 关于中共的一般组织情况的报告
4月18日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委员会的信（关于丘古洛夫发言问题）
4月 《反对中共党内李立三主义的斗争》，《革命的东方》俄文版第3～4期
5月19日 致米夫信
同日 致萨发洛夫和米夫信
6月7日 关于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概要的报告
6月17日 中国共产党的一般组织情况
6月23日 致皮亚尼茨基信
9月2日、12日 《中国革命的苏维埃阶段——王明同志在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上的报告节录》，《中国问题》俄文版1933年第11期，后收入莫斯科9月出版的王明著《中国民族革命战争问题》。苏联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1984～1985年版《王明全集》俄文版第2卷收入两篇王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上的讲话，分别注明是“根据古斯涅恩报告《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的目前任务》而发表的演讲”、“根据阿加诺《远东战争与共产党在反帝和反对苏联军事干涉中的任务》而发表的演讲”
9月20日 《国民党组织中国反革命的新策略》，《共产国际》俄文版第25～26期，中文版第3卷第12期
9月 《中国民族革命战争问题》（王明），莫斯科出版
10月26日 中共中央给日共中央的贺词
同日 致革命作家国际同盟书记处信
同日 关于中共组织及党员人数的情况报告（王明、康生）
10月 《第一次全苏大会的总结和民族革命战争问题》（在列宁学院的政治报告）
秋 中共中央致满洲省委信
11月2日 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
11月28日 关于满洲形势的报告（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作）
12月30日 《广州公社五周年和中国现状》，俄文版《中国问题》杂志及《共产国际》1932年第35～36期、中文版《共产国际》杂志1933年第4卷第1期
同年 《苏维埃中国是开展土地革命和民族革命战争的根据地》，《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第23期
1933年
1月7日 致库西宁的信
1月17日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
1月26日 《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
1月 《东北情形与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王明，又名《东三省情形与日本对中国的新进攻》），《共产国际》中文版第4卷第2期，俄文版第4～5期；《太平洋工人》第5期；并收入1935年在莫斯科出版的王明著《中国民族革命战争问题》、1938年中国出版社在武汉出版的《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
同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祝词，《共产国际》第4卷第1期
3月14日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在苏联共产主义学院举行的马克思逝世50周年纪念会上作的讲演），载于共产主义学院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汇刊及《共产国际》第4卷第3期
